《被遗忘的春天》经典观后感1000字
《被遗忘的春天》是一部由范俭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遗忘的春天》观后感(一)：《被遗忘的春天》有感
平实。扎实。有一个场景：4.4全国默哀日，鸣笛声后是救护车的声音，救护车后是环境街道和市井的嘈杂声（伴随稍移的镜头）那些沉重的，警觉的，囚禁的瞬间都会被时光冲淡又会默默融入生活之中。“有太多留恋的东西”一个癌症晚期病人说特别怕死，每一束光照射在我们身体上的光都值得我们去留恋，值得我们去前进，就像轻轨那样平滑的行驶。但注意主人公在说自己不想死有太多留恋这些话语时，在医院电梯门口这样一个公众场合，往来行色匆匆的路人病人都是自顾自，因为在新冠病毒面前大家已经无关关心他人，面对绝望大家也都习以为常，无心驻足观望摄影机加摄制组加拍摄对象这样一个突兀的组合，因为在全是突兀事件发生的医院，一切也变得平常了。摄影机和拍摄者的距离从景别反应，纵向上逐渐变紧是一个趋势；横向上与癌症晚期那组家庭比老公是新冠肺炎感染人群景别运用稍紧（尤其是拍摄室外几场戏时）。几处音乐的使用个人比较喜欢：1.重症病房2.环环和姐妹站在江边（两种风格和乐器的音乐交叠）
《被遗忘的春天》观后感(二)：在武汉短时间拍摄疫情相关纪录片，不容易产生佳片
大家都认为疫情期间去武汉拍纪录片是个好机会，但其实“风险”挺大的，不容易产生佳片：
1/首先是疫情本身对拍摄者生理和心理的风险和影响，这不用多说了
2/像这种题材，武汉有的地方根本不让个人去拍摄；如果拍摄者跟机构合作，一些拍到的东西估计不能放到成片里，因为机构大概会要求片子总体上要呈现“正能量”
3/如果去武汉拍摄，拍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或者更短，而且选题和拍摄角度中规中矩的话，那么成片不会太出彩。要想拍出佳片，除非另辟蹊径或者坚持在那跟随拍摄对象拍个一年半载。
范俭导演的《摇摇晃晃的人间》和《吾土》很不错的，推荐大家看看。
这里也顺便说说一个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好久不见，武汉》
竹内亮拍摄的这个纪录片口碑很好，用时也不长，我想有以下原因：
1/拍摄对象选得很好，竹内亮和其团队也跟拍摄对象交流得很融洽，让对方敞开心扉接受拍摄。这是导演和其团队的一种本事，当然，他们运气也不错。
2/构思和拍摄角度也很不错，从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货的日料店老板，到护士，到火神山（还是雷神山？记不清了）建筑工人……再到最后用作收尾的老年人渡江游泳，思路很清晰。
3/“左右逢源”：既拍出了这次疫情对老百姓的真实影响和心理创伤，不一味“正能量”；也以一个外国导演的眼光肯定了武汉抗疫和疫情恢复。所以这片总体上还是“正能量”的，官方机构也给予了推广。哈哈，也许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因素，如果国内导演自己带团队去拍，未必能拍到那样有代表性的拍摄对象，且拍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放到成片里。中国现在太需要外国人民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武汉抗疫和疫情的恢复了，所以即使竹内亮的《好久不见，武汉》成片里有些地方有点负能量（如果全片都要求正能量，一方面估计外国人不信，另一方面竹内亮也不愿意这样拍），但恰恰那些“负能量”为全片增加了真实可信度，因此只要成片总体上是“正能量”的，官方就配合拍摄并大力向中国和世界传播。
《被遗忘的春天》观后感(三)：被遗忘的春天，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那群人
疾病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前行。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给人类历史烙下了许许多多沉痛的印记。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传染性疾病也无时无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但是从古至今，人类疫战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对我们来说，这个春节是特别的，甚至今年都是十分特别的，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为战胜这场无硝烟的的战役，全国人民凝聚成一股绳，让全世界见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魄力与奉献精神。在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人能做到的就是是不外出，勤洗手，做好自己，相信国家，相信医生！这个丹水池社区疫情十分严重，或许普通人在那里面就感觉自己随时就会感染，这种风险是比别的地方大出很多倍的。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仔细回想，中华大地经历了无数天灾人祸，03年非典，08年汶川地震，13年雅安地震，13年的H7N9……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团结互助，让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渡过难关。
要说在疫情面前，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国家有难，八方支援，公益的歌曲一响起，老泪纵横……危难之际，见证了振东制药和修正药业等多家药企的企业价值观和无私的民族精神。看到员工没日没夜的生产疫情相关物品、药品，并将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全国各地，为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工作贡献中国人的力量，默默为他们竖一个大拇指！手机更是成为了我们连接外界的中药通道，大家在家的堡垒里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更是看到许多人发出野生动物保护的倡议，号召大家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相信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有人说：“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因此，不要把每次疫情当做单独事件处理，人类需要思考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命运与共”的担当。
“面对疫情，我们都是中国。”德国小伙在“爆款”视频中声援中国。“留下来！跟中国朋友一起奋战！”法国人朱利安用留在中国表达信心。这是“患难与共”的担当。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疫情突袭，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感谢中国，避免疫情进一步传播。”四面八方，感激之情，发乎内心。“全力支持”、“共同努力”，温暖之意，溢于言表。
这个世界，人与人命运相连，国与国命运相通。面对疫情，隔岸观火，要不得；恶意攻击，更是有悖人类良知。积极担当、共克时艰，才是正解。
《被遗忘的春天》观后感(四)：范俭谈新片《被遗忘的春天》| 亲历武汉失序与重构，为灾难留下历史档案
本文最早发表在： 凹凸镜DOC微信 ID：pjw-documentary
《被遗忘的春天》如同春日暖阳，人物细腻的情感、家庭绵密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疫情下的武汉日常，让大家在压抑中感受到温暖。
范俭谈新片《被遗忘的春天》
采访整理：沙丘，Lauren，谭惠
编辑：张劳动，Lauren
武汉，长江西北岸，百步亭附近的丹东社区，是疫情中武汉城区确诊病例最多的社区之一。人们在封锁中度过了一个哀戚与惊恐并存的严冬，肆虐的疫情让生活失序，让新年陷入泥沼。而当天地解冻、绿芽初绽，这个社区，连同千千万万的武汉人，跌跌撞撞地迈进春天。
今年3月中旬，范俭导演和《澎湃新闻》合作，以丹东社区的3个家庭为拍摄对象，完成新片《被遗忘的春天》。影片如同春日暖阳，人物细腻的情感、家庭绵密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疫情下的武汉日常，让大家在压抑中感受到温暖。
蔡大姐家因为老伴确诊新冠，一家人被当作“瘟神”，她在不解和委屈中迎接老伴归来，女儿做了一个蛋糕，为母亲补过生日，同时也庆祝父亲出院；黄冲患肾癌已经三年，遇到疫情去医院治疗变得困难重重，他留恋妻子，想好好活着，在镜头面前崩溃大哭；社区副书记陈琦临危受命成为负责人，她没日没夜地为社区服务，但居民还是不理解，深夜回家她把委屈转移到7岁儿子身上，控制不住地发火。
7月6日，该片已经在澎湃新闻上线，并即将在多个平台上映。凹凸镜DOC对范俭导演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他聊了很多关于影片拍摄的细节，分享了他为什么总是钟情拍摄家庭关系和人物情感，最后还以汶川地震和武汉疫情切入，谈了纪录片在灾难性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
纪录片不是去所谓的新闻现场，而是要去第二或第三现场。
凹凸镜DOC：疫情开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怎么决定去武汉拍摄？
范俭：我在重庆，哪也去不了。我看到武汉情况，一天天严重，其实有些想去。但是，随后去和不去一直交织着。想去是因为作为拍纪录片的人，我觉得应该去那拍一下那个现场。另外，因为我跟武汉有一定渊源，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对那个地方很深的个人情感。考虑不去主要是害怕，就真的是怕，怕对家人有很大影响。就这样，整个2月份都是在重庆，在社区半封闭状态的家里待着。
三月初，《澎湃新闻》的杨深来找到我，当时武汉形势比较稳定了，我就准备过去。我第一时间和团队商量，他们有的有小孩，但是大家都没有太多犹豫，就去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家人，他们如此支持我们，当时我给老婆说想去武汉，她就说了一句，你应该去。
凹凸镜DOC：提前有策划、讨论拍摄哪些内容吗？
范俭：其实，我在2月份就很想拍武汉社区了，但是没有机会去拍。我觉得社区才是我能够施展的地方，我不觉得医院是我最想拍的地方。对我而言，纪录片不是去所谓的新闻现场，而是要去第二或第三现场，因为纪录片要去的现场与新闻要去的现场肯定不太一样。
另外，我一直比较擅长拍人情世故、人物情感这一块，这个只有在社区才会真正的发生。医院主要是救治的现场，可施展的空间相对较小，很大程度我们会被救治与接受救治的场景抓住，不太可能太多延伸。社区中、家庭里如何应对疫情？他们的生活如何开展？我比较在意的是灾难下的日常，我觉得这是我最应该拍的。
而且，那时候已经3月份了，医院已经比较平稳了。当然，仍然有很多病人还在医院，但是医疗体系本身失序状态已经没有了。所以综合各种原因就很坚定地拍摄武汉社区。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
凹凸镜DOC：进入封城后的武汉，第一感受是怎样的？因为你在武汉上学和生活过，感受一定很强烈。
范俭：我们团队3个人先到上海会合，然后从上海坐高铁到武汉，到达武汉高铁站的时候是晚上。当火车慢慢靠近武汉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就感觉压抑的气氛已经开始了，能看到远处一点点的灯火，却看不到任何人影。虽然隔着玻璃，但我已经感觉这个城市和以前不一样了。
下火车，开车往城区走，真的感觉死寂一片。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熟悉的武汉全都消失了，那种死寂和荒凉，像被扔到另外一个星球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因为以前无论哪一次去，这个城市都是热火朝天的，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你会闻到各种臭干子、小龙虾或者烧烤的味道。后来，慢慢地适应一周左右，这个心理感受才有所缓解。
凹凸镜DOC：此前拍摄一般都有前期调研，这次你们进去怎样快速找到并确定这些拍摄对象的？
范俭：我们这次没有真正的调研过程，还好《澎湃新闻》他们早期有文字记者去过我们后来拍摄的这个丹东社区，他们做了文字采访，也形成了稿子。他们这个过程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调研材料。另外，其实我们也联系了另外三个小区进行备选，但是我到丹东社区看到小区空间、人群结构等都很丰富，很快就决定拍摄这个社区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社区刚好有一个临危受命的女性社区副书记，我当时就想拍一个女性社区工作者是怎么工作的，当然也想透过她去拍摄她的家庭和更多的层面。我跟她见第一面，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看她的工作状态，我就觉得她可以成为我的拍摄对象，因为她是个特别实干，没有任何“官气”的社区工作者。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陈琦副书记
巨大灾难后，修复和治愈需要漫长的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
凹凸镜DOC：你曾在微博上说因为能接近拍摄对象觉得很感动，那是对你们的极度信任。你们怎样取得对方信任的？
范俭：疫情期间，在武汉能够敞开家门，让陌生人进去，真的需要勇气，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几家人。还有就是运气和一定的沟通。沟通很重要，我刚开始被拒绝了很多次，就开始在社区里广撒网，先认识很多的人，再不断地去琢磨哪些人能靠近一些，哪些人能够让我继续深挖。
我还跟着社区工作人员去走访，在多次走访中，去认识更多新家庭，像影片中的蔡大姐就是走访时遇到的。我发现家里有老人、小孩，有确诊病人的基本会拒绝。最后接触的人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由此判断进行排除了，剩下的这几家人自然而然就可以拍摄了。
现在想想，他们这种善良真的特别珍贵。比如，蔡大姐她老伴确诊了，她家人被人嫌弃，她希望被倾听、被支持，这个是相互需要的心理。在拍摄的时候，刚开始她留我们吃饭，我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还是担心。然后她又递给我们水果、牛奶，我想饭不吃，牛奶必须喝，于是取开口罩开始喝。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包括我们去这些人家里拍摄都没穿防护服、戴手套，就只是戴了口罩。最后，其实我们也在她家吃了饭，那是在武汉为数不多真正意义上的堂食。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杜进黄冲夫妇
凹凸镜DOC：此次拍摄面对的是未知和危险的传染病毒，拍摄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范俭：对于我们而言，有时候可能不是创作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心里要不停地面对起起落落的东西。我们时常要去到一些危险区域，跟着拍摄对象进医院，和他们一起坐救护车等，我们也会担心自己不小心会中招。这种事情在拍摄期间经常会发生，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心情和心理状态。因为你所面对的危险，不只属于你，而是属于你的整个家庭。
凹凸镜DOC：汶川地震你拍摄了一系列影片，这次也同样是灾难性事件，你觉得武汉的拍摄和当时汶川的拍摄有什么不同感受？
范俭：这次我主动拍摄这种灾难下的社群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家庭内部关系，跟汶川地震以后通过拍摄受害者生育来进行自我创伤治疗和完成希望的延续，有明显不一样。正是因为有汶川地震的拍摄经历，这次我不是特别愿意去拍那种伤痛很重的家庭。因为我在《活着》中已经拍过那样的家庭。那种家庭的心理创伤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如果你要拍，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需要一个长期的交往、陪伴和观察。对我而言，太了解这样的家庭也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另外，我已经透过这样的家庭完成过一些表达了，所以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再选择同样的故事。但是这是值得去做的，在这样一个巨大灾难后，有很多人需要承受巨大伤痛，这种修复和治愈需要漫长的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
其实，在武汉我一直在思考纪录片的拍摄方法，除了跟着人物、家庭去深入故事，去观察记录，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更冷静地去拍。基于这些思考，我在武汉还拍了另外一个短片，没有叙事内容，大多是城市空间，是关乎于这个城市的一种自我感受。
我想用更为抽离的、冷静的方式去面对灾难这个主题，我不想总是用一种离得特别近的方式去看，因为那种方式太多人做了，包括我这次也做了。我甚至还想，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可能会再去武汉拍一部影片，再拉开一点距离，应该还是纪录片。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老潘一家
凹凸镜DOC：我从武汉回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再讲武汉经历的事情了。但是很抱歉，我还是想问问你在武汉最难忘的经历。
范俭：我在微博里讲过一个，我们在半夜看见一对父子，儿子用轮椅推着父亲去医院。我问：“你住哪儿？”他说：“我们住百步亭。”他说他父亲当天晚上必须要去医院做导尿管。那个时候社区封闭管理，他想办法从社区出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推着那个轮椅推了四五十分钟，推到一个医院。到医院已经接近十二点的时候，没有门诊，他就在门口和值班人员敞开一番对话。他们特别想进入医院，但是值班的人苦口婆心地劝：“我没法让你进去，因为我无法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病毒。”
那个场景，我感觉就像一个舞台，就像一幕戏在上演，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又有某种抽离感，让人感觉很无奈和难过。在武汉期间，有若干个这样代表性的偶遇，每一个都印象深刻。
凹凸镜DOC：我看到国家哀悼日那个镜头，太难过了。讲讲那天的拍摄吧。
范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哪儿拍。在我能调动的所有资源的情况之下，我选了三个点。首先要保留一个在社区，另外就是武汉的地标和街头。我们其实就想看在一个人来来往的街头，那一刻大家是什么反应。
除了薛明和我，那天还请了一个外援陈玮曦，我一开始让他去江汉关。因为江汉关是武汉地标，那里有个大钟，有时间，有车流，有行人，旁边还是长江，我想应该能拍一些东西。但是他一去发现根本不对，那里全是记者。幸好他提前到了，我就让他赶紧去旁边不远的江汉路步行街，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路口，拍了一组镜头，有停下来的路人，打扫卫生的保洁、还有有小狗。
最后我发现，薛明和陈玮曦拍摄的街头都不错，我自己在社区拍摄的不太好。我很遗憾，因为我当时把地点选在小区的一个公共空间，没有去拍摄对象家里。当然去了也有可能什么都拍不到，拍摄纪录片就是这样，我无法预料主人公到底会不会在那一刻注意这件事儿。
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
凹凸镜DOC：从此前的《活着》《吾土》到这部，你每次拍摄家庭关系和情感都特别动人。疫情中有太多东西可以表达，但是有些拍的就很空洞，这三个家庭如此普通又如此具有代表性。你是如何做到的？
范俭：我喜欢跟那种气场能契合的人不停地聊天，总是在沟通中就能获取信任。我觉得我跟普通人沟通比较容易，总体来说拍摄男性和女性都不难。这种沟通能力可能在拍摄余秀华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之后拍摄她又不断加强（笑）。这是我擅长的，我擅长的肯定就能够拍得特别细腻，特别好。
我也喜欢人情中细腻的日常和绵密的关系，喜欢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那种触动人心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不仅温暖，而且很有力量。我觉得影片中蔡大姐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我喜欢的家庭。你能在日常中感受到这个家庭体谅，相互关怀，彼此默默爱着对方。这种情感，我觉得特别好，特别难能可贵。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刘叔
凹凸镜DOC：在武汉时，你和薛明经常找周浩他们一起喝酒，当时聊得最多的是什么？
范俭：大家主要聊一些拍摄和日常生活，但其实主要是老周问我们，他自己把自己藏得比较深（笑）。
凹凸镜DOC：你觉得纪录片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中扮演什么样一种角色或作用？
范俭：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记录和在场，留下一个档案。这些档案必须是有作者态度的，必须是有独立性的，它不属于任何的媒体或者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想法，而是属于个人的。我觉得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越是个体，越有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而且又是多样的。比方，我拍摄的角度和周浩的角度，它会形成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提供不同的样本，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档案。
像汶川地震过了10年或者20年，我们一定是放纪录片去重新回忆那段历史。其实这些独立纪录片更能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相对而言，官方或媒体拍摄的关于汶川地震的东西，它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我们当下做的事情，到了10年以后， 20年以后可能会更有价值。所以我认为去做、去拍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剩下的就是你的观点、你的态度和你的方法是什么，这是第二位了。
在今年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形下，不只是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在拍这样的主题，全世界的纪录片工作者们都在拍一个大致相似的主题，只不过发生在不同地点。就像在全球进行一次“命题作文”考试，这种同题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创作者更要冷静思考：你要用什么方法拍？你要拍的主题是什么？
《被遗忘的春天》剧照
凹凸镜DOC：我发现拍摄武汉疫情的项目大多是与平台合作，独立拍摄的似乎没有多少。
范俭：当然我们的这部影片也不算独立制作。这可能和具体的条件和环境有关系。当时疫情防控很多人都无法去武汉，即使你去武汉也不一定能展开拍摄，甚至吃、住、行都很难解决。另外，很多时候你得依托平台或媒体才能进入具体的拍摄地点，不是任何人想拍就能进医院，进社区的。
凹凸镜DOC：这个版本是媒体版吗？之后会不会出一个其它版本？
范俭：这个不会有其它版本了。目前这个长度我觉得还好，67分钟，不长不短。其实只要充分完成想表达的内容，我就不会介意它的长短。我也想过长期拍摄这几个家庭，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太合适。我已经不太想做所谓长时间的人物跟踪了，像《活着》跟踪10年、20年，在这个题材上我不想这么做，我更愿意用不一样的视角和方法去拍摄。我正在做的短片会很特别，可能是我最好的电影短片。
《被遗忘的春天》现已上线
制作团队
导演/ 范俭 ·摄影/ 薛明 范俭 ·录音/ 程俊灵 ·剪辑/ 臧妮
澎湃新闻团队
出品人/ 刘永钢 ·总策划/ 李智刚 李云芳 ·制片人/ 杨深来 ·运营统筹/ 徐婉
《被遗忘的春天》观后感(五)：导筒× 导演 范俭：重回武汉，找寻这个春日被遗忘的影像
自今年年初以来，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冠疫情牵动着全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而来自于各类渠道和平台的疫情纪实作品从网络播出，向全世界展示发生在武汉一线的医疗和生活状况，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也举办“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论坛，邀请身处疫情一线的纪录片创作者分享这段特殊的拍摄经历，其中也包括知名纪录片导演范俭，他在武汉完成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导筒也带来范俭导演专访，一起重回武汉，找寻春日被遗忘的影像。
被遗忘的春天 (2020)The Lost Spring: Survival and Revival of the Wuhan People导演: 范俭类型: 纪录片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片长: 67分钟内容简介：丹水池社区是武汉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一，在封锁中度过一个严冬后，居民们颠颠撞撞迈进春天里。春色静美如常，但他们却无暇欣赏，面对病痛和创伤，他们竭力求生和重建。
范俭
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目前定居重庆。作品曾入选柏林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等。作品关注时代巨变下人性、家庭的故事。范俭导演的作品主要有《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寻爱》、《活着》、《的哥》等。《活着》曾获得2011广州纪录片节评审团奖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关于中国传奇女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及2017波兰WATCH DOCS电影节最佳长片奖，并提名2017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2018年，范俭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参与奥斯卡评审工作。
导筒：最初进入武汉拍摄前，会有大概设想会拍摄内容吗？
范俭：方向是有的，要拍“社群关系”，这个是我出发之前就想好了的，就是要在一个社区里面来拍他们的社群关系，这是大方向。但是，对于深入家庭内部后拍什么在那个时候并没什么概念。只有到了现场接触具体家庭之后，才慢慢确定了我要拍这个家庭的哪方面。
导筒：最终选择去社区和医院进行有不同情况家庭的拍摄以及成片中穿插对照的呈现，又是如何考虑的？
范俭：医院其实我去得很少，医院实际上只是杜进、黄冲他们去做透析或者去住院的时候才会去。因为他们这一家其实挺特殊的，也是我在拍摄中遇到的，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解决了住院的这个事情。但是总的来说，去医院的场景不是特别多。 其他的人物及其家庭都和医院没有关系，或者说，另外的人物及其家庭和医院这一现场没有关系。他们的现场主要是在小区里面。当然我在这个社区里也拍了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人和采集到了一些观点。这些在前期素材采集的时候出现的很多，但在后期剪辑的时候觉得没有必要把很多特别零碎的东西放到片子中去。
比方说，我也拍过小区在疫情之下专门去开展志愿者服务的人，帮大家去团购菜品以及各种所需物资。这些我都拍了，但剪辑师在素材的取舍中觉得这些东西如果都放进成片中会显得很杂乱。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是按照群像拍的，将小区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拍摄下来。但是在剪辑时，剪辑师着重刻画的是三个主人公及其各自的家庭。 所以前期的拍摄和后期的剪辑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导筒：那这三组主要的家庭是怎样选出来的？
范俭：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也是一定要做到的是选择一个有新冠患者的家庭。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疾病，是它导致了社群关系的变化，那么你肯定要先找到一个家中有患者的家庭才行。这其实还是有困难的，虽然这个小区被查出有22例。但是我们跟的这个社区副书记，他走访的家庭多半是拒绝我们的。有的人很害怕被人知道被人拍摄，哪怕被人采访都是很害怕的。 经过各种拜访后，只有这个蔡大姐的出现让我觉得可以。因为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正在跟副书记陈琦倾诉她自己的焦虑以及受到的歧视。我觉得她的倾诉欲很强，所以我想应该跟她深入地交流一下，她也是比较快地接受了我们的拍摄。
我们在那几天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个倾听者、陪伴者的状态。不仅她，还有她女儿环环也接受了我们的拍摄。当这两位女性都接受的时候，也代表这个家庭可以拍了。她还远程连线了仍在接受治疗的老公，老公表现的也很令人满意。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家庭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找到他们这家之后我又在小区里找到了认识蔡大姐一家并对他们家有一些看法和意见的居民。后来，我觉得需要找一个跟任何疾病都没有关系的家庭来表现日常生活，是充满日常烟火气息，不和疾病“挂钩”的家庭，也就很快找到了在楼顶种菜的刘舒一家人。
再后来，我与副书记的聊天中发现了小区中好几个每隔几日就需要去做透析的病人以及很多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在新冠疫情其间被耽误了治疗。通过副书记每天的电话沟通，我寻找到了一个妻子患有尿毒症，丈夫患有癌症的家庭。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情况，虽然没有感染新冠，却因其他事情陷入困境。 见到了杜进、黄冲一家人的第一面，非常打动我的是感受到了他们彼此在困境中的紧密的情感，就决定也拍摄他们家的生活，这给片子也添加了一种不同的色彩。
导筒：刚才提到因为新冠疫情而导致身患其他疾症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吗？
范俭：这个情况很普遍，这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三月中下旬时，湖北省内逐步开放后，有一个志愿组织专门把湖北省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周边县市的癌症患者带到武汉来接受治疗。因为只有在省会武汉，才有最好的治疗癌症的资源。 但实际上这些癌症患者进入武汉非常困难。另外，医院也很难收治他们，因为开放癌症门诊的医院本来就少。在新冠爆发期间，癌症的门诊和住院都是停止的。后来慢慢开放，但能够被收治的病人数量也非常有限，而床位更加有限。所以有一批志愿者就是专门解决这一大类难题的。还有部分志愿者负责的是把其中最特殊的人带到北京去接受治疗。这些被耽误的人群的数量其实是很庞大的。
导筒：杜进夫妇的遭遇令人印象深刻，杜进的尿毒症治疗被耽误，疫情对其他疾病就医造成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
范俭：总的来说不容乐观。前段时间他们是居家治疗，这两天又把黄冲带回到了医院治疗。因为他的癌细胞还是在转移，现在在用一种特别贵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除了语言上的鼓励支持，也转了一些钱款给了他们，并不是说这些钱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一针药可能就要一两千。虽然他老公的情况不好，但杜婧非常坚持，不愿意放弃她老公，我是想给她点心理支撑。
导筒：新冠患者及家庭遭受社区和社会的歧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年非典后遗症也有过这类情况纪录片的详细介绍，您觉得会有比较好的方法去解决或缓解这类遗留问题吗？
范俭：我提供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我既不是医疗也不是心理学相关专业的。但总的来说，对一个社区而言，他们是有自我治愈的可能性的。比方说，蔡大姐一家，他们家丈夫是患有脑瘫的，之前是物业的工人。在他四月份回到家后，物业公司的经理跟他说先不要上班，因为别人对他有意见。到了五月份他就试着去上班了。后来得到的反馈就是小区里的居民也开始慢慢接受了。
所以说，经过一个时间段，在社区内部是可以慢慢淡化这种偏见的，会有变化的。但另外来说，我觉得这种疾病在很多时候是破坏了人际关系的。我不确定在六月份或七月份小区中是否还会存在那种“气氛”，因为我人已经不在那个社区中了。 当人们复工的时候，这种偏见也慢慢蔓延到了职场。当影片里的主人公蔡大姐的女儿环环去上班时，在职场也遭受了歧视，所以她选择了辞职。当然，主人公在描述的时候会部分加重，因为这些遭遇对他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也许客观上去看没那么严重，但这种现象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就像我们片中的有一场，蔡大姐在小区走廊里就被一个大姐做了道德评判，就是带着一种眼光，说你们是“那样”一群人，才会染上了病情。我觉得还是要让知识更多的普及，让更多的人相信真正的科学以及理性，才能减少对他人的排斥。但实际上很难操作，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些人相信他们已经康复了。
导筒：这次拍摄过程中比较有难度的地方，或者说碰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在哪？
范俭：我到的第一天就发热了，内心还是很恐慌的。心里在思考“难道自己到的第一天就被感染了？”，特别是当你晚上一个人躺着的时候会胡思乱想。后来马上就冷静了一下，一到那里身体就直接出线反应不合理。应该不是，也好在第二天温度就降下来了。类似于这种的胡思乱想有个两三次。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在医院拍摄完，去消杀通道。因为我们对这个程序不太了解，在紫外线灯旁停留的时间过长了，回去之后，我和摄影师当晚同时眼睛就看不见了，无论如何都睁不开了，而且还很疼，以为是得了新冠以外的疾病，一晚上就没睡着。第二天去医院就医，后来经过医生分析才知道是紫外线灼伤，用药就可以治好。所以说，这类的事情就算是碰到了一回。 另外在日常交往中有时会需要去到一些很危险的区域，好比蔡大姐他们家毕竟是有过新冠病患的，我们去他们家拍摄时如何做防护，这是一个问题。但后来我们经过讨论还是决定即便我们有防护服，也尽量不要穿。因为穿了防护服就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会让对方觉得我们在防着他。所以也就只戴着口罩，偶尔会带手套。不过每次从他们出来之后，心里还是会略微忐忑。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月以后，也就习惯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执行一套我们自己制定的消毒计划和流程，给我们的设备、器材、载具消毒，大概半小时左右。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拍摄阶段，每天都这样。
导筒：这次拍摄的队伍大概是什么样的组成？是否就是你和摄影师两个人？
范俭：去的时候是三个人，摄影师、助理和我。因为我们用的是电影镜头，两套器材，都挺重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助理。一开始没有找录音师，因为我不想太多的人进入，来多一个人我就要多承担一个人的风险责任。但拍到中途后，我还是觉得声音需要录得更好，所以就从本地找了一个录音师来帮忙。然后团队就一直都四个人。
导筒：这个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特殊，而片名叫《被遗忘的春天》，这是如何考虑的？
范俭：首先是想到春天的意象，三四月份是武汉最烂漫的时间。对于我们拍摄者来说，可以四处游荡，能看到春光无限。我们住地旁边不远就是东湖。但是那些武汉人看不到，他们都被困在社区里。甚至我听到的好几个老人自我封闭50多天，都不下楼的。他们在阳台上能看到春天吗？我怀疑这一点。
小区里的玉兰花、桃花、樱花，这些花朵在怒放，开了一茬又一茬，但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看到。或者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多人并没有心思去留意春天的气息，更多是被其他的一些事情所笼罩。所以我觉得春天对于某些武汉人来说是一种被遗忘的状态。“被遗忘”这三个字也有点特指杜进、黄冲这样的癌症患者，他们这些非新冠的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其实这些人还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片名涵盖了多种意思。
导筒：这一次因为拍摄了不同的家庭，你是会选择同一天拍摄，还是会计划分开时间拍摄？
范俭：基本上随机应变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所以只要在微信中提前沟通，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家庭之间走动。当然有些场景是一定要按照时间点来拍摄的，比如说种菜的那位大叔，他需要在某一天去将秧苗栽在大棚当中，或某一天要处理他的鸽子。再比如蔡大姐一家，哪一天她的老公需要回来，回来之前的两天以及回来当天的生活，包括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是她丈夫的生日，这些都是我会重点拍摄的。
这些东西我都需要提前询问清楚。最困难的反倒是最开始的阶段，就是对方需要勇气敞开他们家的门让我们进入。因为在疫情期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信任。当然小区里也会有人不让我们进，所以这一家人允许我们进入，并愿意留我们吃饭。这种在疫情期间的温情、善意非常的难能可贵。
导筒：之前有在微博上看到你发布一些在武汉的图片、视频和动态。在你所主要拍摄的这个小区以外，你对武汉这座城市当时整体有什么样的感觉？
范俭：首先，前一周的感觉是落差极大的。因为我熟悉武汉，我是在武汉上的大学，并且每隔两三年都会来一趟。2019年我还来参加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热热闹闹的，刚办完。结果2020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原本特别烟火气的城市，走在街头巷尾能闻到很多气味的，后来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像是某种电影场景一般，很不真实，在街上开了半天就自己一辆车。尤其是半夜，整个街上就我们团队，仿佛是在游荡，这感觉有点恐怖、有点魔幻。 到了中后期，三月中下旬开始复工，路上慢慢有了一些车辆。 四月初的时候，人们开始慢慢出来了，烟火气也慢慢有了，饭馆，烧烤店都开门了。半夜我们拍完出来，就会去点一晚饭夜宵吃。 另外，《被遗忘的春天》并不是呈现这个城市的变化的，而是呈现这个社区的社群关系的变化的。我在这期间还拍了一部短片，专门是针对城市的，用我们拍的样态来呈现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一个更有趣的短片，现在还在剪辑之中。
导筒：你从事纪录片拍摄已经十余年了，这次拍摄疫情相比之前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受？
范俭：最直接的不同就是很不便利。吃了一个月的盒饭，以及不停地给自己消毒，这是现实层面的。内在层面的话，这次我主动地选择拍群像，因为我不爱拍群像，我过往的作品也没有拍群像的。 《吾土》、《摇摇晃晃的人间》以及正在进行的还没结束的《爱过》，乃至到《活着》，都不是群像。我不太喜欢拍太多人，这次是觉得疫情给社群关系造成了明显影响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想着选择更多的人。
范俭《活着》 (2011)
还有一个创作上的不同，我到武汉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在那样一些空间以及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我觉得可以拍一个非叙事的纪录片，这与我之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对我而言，这是一部用了纪录片手段的电影短片。只有置身于现场，我才有了这个想法，也才会刺激到我来做这样一个创作，或者说是尝试。
范俭《吾土》 (2015)
包括在短片中会用一些比较实验的方法，这都是在那段时间中产生的想法。当然也可能是我想致力于完成一个传统的表达，用非常个性化的方法。在那段时间里，当我们结束拍摄之后，在这个城市中开车回住处，我们在路上会遇到奇怪的场景以及奇怪的人。这些相遇是很奇特很微妙的，这也只能在这样一个城市以及这样一个特殊 时间才可能发生的某些场景、某些情绪。 这不是一个处于常态的城市会发生的。
范俭《摇摇晃晃的人间》 (2016)
导筒：这一次的拍摄有没有看到其他正在进行纪录片拍摄的人或团队吗？或者看到的已经做完的纪录片？ 范俭：我和周浩在去之前就有联系的。在武汉也聚了两次，他带了一个团队，主要拍摄大型的企业。在本地的我只见了程春霖，《生门》的摄影师，他也在拍摄一些东西。其他导演我也知道很多在武汉，但都没有见到。 还有一些我认识的相对年轻的创作者，陈玮曦——《武汉·重症区六层》的导演，他做出来的片子我觉得有些场景，有些人物是不错的。但是他短片的样态还是没有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我听说他还在做别的版本。 包括4月4日哀悼日那天，我的机位调度不过来我还请他来帮忙拍了某个地点。我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年轻人，但我认识的还没把片子做出来。另外，一些平台播放的我大概看了一些，跟我做的不一样。
范俭工作照
导筒：刚才提到还有一个短片正在剪辑，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有什么计划？
范俭：《爱过》这个项目我争取今年下半年收尾。本来是计划上半年做完的，结果因为处理武汉的这些事，再加上今年电影节也不开设了，所以今年要把这个项目给结了。《爱过》有可能最终会改名，现在我们还在讨论。 至于武汉还会不会去，我觉得有可能吧，但近几年不会了，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是很想去的，也许会在那再拍一部片子。
工作中的范俭
导筒：今年的疫情对于电影、纪录片行业的影响都很大，从个人的角度和感受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
范俭：对于剧情片创作者的影响自不用说，对于纪录片来说是“船小好调头“，纪录片毕竟一个项目的体量小，所以我们可以主攻线上的发行。例如这次《被遗忘的春天》全网播放，这是我跟澎湃沟通的，既然没有什么别的路子，那就走线上、走网络。我觉得纪录片的发型策略可以相对灵活一点。
范俭在idfa
2020年的这个春天，可能不是“来过”，只是“路过”。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与封锁，让我们与它之间，总隔着一扇窗的距离，有些遥远而冷清。在武汉，这个春天更易被遗忘，很多人的心，还埋在几个月前的那场严冬里，需要一点一点地往外挣脱——正如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所诉说的那样。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