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及其小说创作的“阐释”意义

　　《李自成》作为姚雪垠最重要的作品，作家本人表明《长夜》是打开其创作问题的钥匙，还说《长夜》中的陶菊生就是自己。

　　从阐释学意义上来说，通过文本重建作者当时的生活，从而达到对作者、以及过往历史的认知和理解，狄尔泰的这种以追求作者本意为目标的阐释学理论，被美国批评家赫斯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形成所谓的“客观批评”。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总是立足于“当代”的社会审美需求，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这一社会性艺术活动过程的主体，重视他的时代、社会的代言人，显然，如果批评家只是作者原意的解说者，那么，文学批评也就成了文学创作的附庸，批评文本也就只能是文学文本的“产品说明书”，而且只能是一份低劣的说明书。[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p601——p603]

　　这样看来，好像完全是悖论，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从探究作者的本意出发，从而进行阐释与理解。这也是一种认识的深化过程，避免不了，否定之否定，从而达到赫斯所谓的对文本“意义”与“意思”的区分。《长夜》是一部描写民国土匪的小说，作品旨在还原真实的土匪世相。小说中菊生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与作者经历土匪绑票的年纪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21岁时曾希望通过自学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学家。而一些评论者恰恰认为，姚雪垠正是使用唯物史观来创作《李自成》这一鸿篇巨制的。如此说来，从《长夜》到《李自成》，个人的经验、审美的自觉，成就了姚雪垠小说中悲剧人物思想情感的核心。

　　作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小说，《长夜》第一次以写实手法描写绿林人物的真实生活。作家将故事放置在二十世纪20年代豫西山区，饱受军阀混战和强人盛行的农村生活图景上。通过描写一个被绑票的少年误入土匪生活的离奇经历和塑造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小说深刻有力地揭示了处在饥饿和破产边缘的农民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作家依据自身的真实经历，从还原为十几岁孩子的视角，在小说中展现了自己十四岁那年那场经历的真实感受。在土匪队伍中作为旁观者，小菊生不仅目睹了土匪败类的烧杀掳掠，也看到了像其义父土匪头目之一薛正礼的讲仁义、为人正直、忠厚。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集体无意识研究成果，个人往往被群体裹挟着，在群体之中老实人也可能变为罪犯。我们不难理解心智尚未成熟的小菊生，在耳濡目染土匪的暴力行径后，为何会极力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以达到土匪们崇尚的那种所谓“有种”的强悍。

　　作家姚雪垠的真诚正是在《长夜》忠实的书写中表露出来的。在十四岁那次绑票经历过去很多年以后，在《长夜》的后记中，他带着无限同情的说道：我的这些朋友虽然不顾一切的要做叛徒，却只能走那条在两千年中被尸首堆满的，被鲜血浸红的，为大家熟悉的古旧道路，这条路只能够带向毁灭。但这是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够错怪他们！当作为作家的姚雪垠，反思土匪们反抗自身命运的历史局限的时候，十四岁那年，少年姚雪垠带入的真情实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超越。从人性上，小菊生理解了那一群人格变异的人们的苦难，所以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将他们当做朋友。从作家的审美意义上，姚雪垠不得不造一个梦的理想，来诠释他胸腔中饱含着的对土匪们——低级形态的农民武装叛逆者的感情。这个梦的理想就是唯物史观。经由这个理想，支撑着姚雪垠创作了后来的《李自成》。称叛逆者为英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它特别的价值，正是在生命核心中找到了某种相似性，鼓舞着作家从《长夜》出发，不辞千辛万苦创作了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李自成》。

　　从个人视界来看，阐释者从自身的成见出发，在阐释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作品预想和前判断，然后针对我们现在关心的现实问题向文本发问，并根据自我的理解进行针对性的解答，从而印证之前的预想和前判断，完成个人视界和文本的融合——文学批评审美理想的建构。

　　在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的融合过程中的阐释与理解，姚雪垠小说审美艺术世界具有重要的阐释学意义。西方学者伽达默尔认为，对于所有历史流传物的阐释都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面对一个过去的文本，一方面我们聆听它们就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发问；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自身需要和已有构成出发向文本提出问题。这样一种双向交流，构成了全部解释的基础。这里存在着两个视界，一个是有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预想和前判断，也称个人视界；一个则是作品本身置于其中的历史视界，它是文本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做的一系列阐释。理解也就是发生在这两个视界融合的过程中。[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p603]

　　注疏之学曾经在中国广泛流传，对古典文献譬如六经、《论语》、《楚辞》、《史记》等的理解、认知均基于此，由此形成了“阐释”的传统。中国儒学历经汉代经学、宋代理学、魏晋玄学和清代的朴学、新儒学……也说明了学术的不断发展变化，追溯起来亦算得上一种显学，长期的注释讲经，代“圣贤立言”，弘“道”思想，形成了道统、正统和学统三者紧密的结合。

　　在西方，现代阐释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学说。阐释学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源于古希腊神话赫尔墨斯神（Hermes）之名，也翻译成解释学、解经学、诠释学、释义学等，传达宙斯神谕并进行解释。中世纪以后，演化为揭示经典《圣经》和考证股资料文献的释义学和文献学，具有学科形态的古典阐释学由此发端，施莱尔马赫从语法和心理学方面将之系统化。而狄尔泰推进了阐释学向现代的演进过程，并把它纳入到他生命哲学中，沟通了原初作品文本所表征的精神世界和理解者个体的精神世界，由此作为生命的符号形式，才能在文化的传承中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