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上最牛的一榜

　　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六十四岁的身患重病的范仲淹在前往颍州上任的路上与世长辞。一个为了天下挣扎于政治、风霜于边疆，奔走不息的人走完了自己光辉一生，一颗忧患不已的心终于可以安静了。与此同时，担任常州知州不久的王安石正在准备向仁宗上万言书，陈述自己酝酿已久的主张，改革积弊已久的大宋。

　　也正是在这一年，看似平凡的例行的科考，因为一群不平凡的人的参与，使本就灿若星辰的北宋政坛和文坛上，又增加了数颗更加耀眼的明星，为大宋王朝承前启后留下了罕见的人才储备。其对后世的影响，横跨了文学、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多个领域，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却又埋下了北宋覆亡的根基，乃至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嘉祐二年的进士榜单可谓千年科举最牛的一榜。

　　首先，这一年科考的主考官就是一个牛人，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欧阳修发起了古文运动，要求写文章要向两汉学，言以载物，文以饰言，意在革除“太学体”之流弊。他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科场上，所有太学体的考生全部擢落，一个不取。于是，灿烂到让人炫目的嘉佑二年榜新鲜出炉了。

　　嘉祐二年丁酉科科举考试，从正月初六至三月初五，整整两个月。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登进士第388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但真正的牛人不是这前三名，让我们看看究竟有哪些牛人在这一榜上出现：

　　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占了三个。这一年，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年仅十八岁。有一个故事，说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当欧阳修阅卷时，读到一篇绝妙好文，醉翁先生以为能写出如此好文的，定是爱徒曾巩无疑，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徇私舞弊，不敢将此文点为魁首，将其列为第二。结果这考卷却正是苏轼的，于是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这个传说有误，因为本科的第二名上面已提到过，是窦卞。这次考试中，曾巩，与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门四人同科及第。苏轼、苏辙、曾巩我们都很熟悉，不用多说。

　　张载、程颢、程颐，他们是亲戚，程颢、程颐是兄弟俩，张载是表叔。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学思想家，甚至可以被后世读书人尊为准圣贤的人物。张载用四句话，说出了儒学的真谛，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流传千古的“横渠四句”，为后世无数心系生民的真儒们所推崇。对中华思想的影响力，程颢、程颐又超过了张载。程朱理学在南宋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并为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采用。

　　吕惠卿、曾布、章惇。我们可以将这三位称为改革家，因为他们都曾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手下的得力干将，堪称安石门下三走狗，也因此，三人都很荣幸的同列为《宋史》奸臣列传。这一科共有9人官至宰相，其中就包括这三位。尤其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协助王安石推行了很多新政，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实干家。曾布是新党内斗的积极参与者，先是和吕惠卿分道扬镳，后与章惇也爆发矛盾，在斗争中断失败，屡被贬谪。章惇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嘉佑二年中了进士，却因为不满自己仅为二甲，而其侄儿章衡却考取了状元，于是，干脆辞而不受，“复课”于嘉佑四年重考了一次进士，再次获中，名列头甲。章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证据之一竟然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显然应该是清官的标准。

　　王韶，是北宋名将，官至枢密副使，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被称为“三奇副使”。在开拓熙河的过程中，王韶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嘉祐二年的进士榜集中了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各种新秀都在这一榜中脱颖而出，立下了民族文化造极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