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介子推传说的质疑

　　不少人把清明节和寒食节混为一谈，例如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的清明诗，里面有一些却是写寒食的。其实这是两个节日。清明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后来演成节日，而寒食节的来源是因为一个有故事的历史人物，这个人叫介子推。寒食节是后人为纪念介之推而设，因为一个人而产生一个传统节日，介子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寒食节和清明节并不在同一天，因为介子推的故事发生时偶然遇到了清明节，于是两节产生了联系，且两节只相隔一两天，所以后人常把两节作为一节过了。

　　介子推是春秋晋文公时代的人，介子推的故事是历史悠久的传说。这个故事在《东周列国志》中有比较完整的叙述。《东周列国志》中关于介子推的故事以及寒食节的来历梗概是：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国内遭变被迫流亡列国，颠沛流离十九年最终回国即位为君。重耳流亡过程中，有一群忠实的臣仆保驾护航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之一就是介子推。介子推见于书中的英雄事迹是“割股啖君”一事，说的是在君臣忍饥挨饿的时候，介子推竟偷偷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和着野菜熬成汤奉给重耳，重耳深受感动。后来重耳即位后封赏功臣，却把介子推给遗忘了。而此时的介子推并无意功名，而且竟以居功邀赏为耻，对封赏之事避之犹恐不及。介子推料到晋文公以后会想起自己并行赏赐，于是高风亮节的他和其深明大义的老母一番商议后，决定母子二人一起隐居绵山，以终其身。果然，在他人的提醒下，晋文公知道自己遗忘了介子推并得知其已隐居绵山，即日亲往绵山以访子推，在数日不得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办法：“吾闻子推甚孝，若举火焚林，必当负其母而出矣。”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周围放火，延烧数里，三日方息，子推终不肯出，子母相抱，死于枯柳之下。子推死日，正是清明，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于是以清明节前一日为寒食节。

　　《东周列国志》成书于明代，距介子推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去两千多年，关于该故事的记述一定是综合了有关史实记载和经过长期流传的民间传说。但《东周列国志》重子史，轻传说，正像蔡元放所点评的，虽然“是小说样子”，但“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所以，从《东周列国志》的严肃性来看，关于介子推的故事一定有其史实依据，即便有传说的成份，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笃信不疑的准史实，这和一些流传过程中附会演义的东西自然不同。

　　那么正史的记载是什么样的呢。在《左传》中有关介子推的故事，现代人给起了个名字叫《介子推不言禄》，只是记载了介子推母子的对话及隐居绵山、晋文公为之封田之事，关于介子推的结局只是说“遂隐而死”，亦即终老于山中自然死亡。“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左传》并没有明确介子推隐居的地点，封给介子推的祭田绵上也似乎并非绵山。《左传》原文如下：

　　据说，这应是见于正史的关于介子推的最完整的记载。

　　《史记》中，并未对介子推专门立传，其故事只见于《晋世家》。在《晋世家》中，晋文公的故事是重头戏，介子推的故事只是主旋律中的一个小插曲。《史记》中关于介子推的记载基本照搬了《左传》。只是在故事结尾部分，将封田明确为绵山：

　　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都没有“割股啖君”、“火烧绵山”的相关记载。这两件事或许当时已有传说，只是司马迁觉得不可信而未采用。

　　现在再来读有关介子推的故事，总是觉得匪夷所思，甚至谎诞不经。对于“割股啖君”，虽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但在小“孝”与大“忠”之间，介子推之取舍可理解为正确选择，可是，“火烧绵山”一事，无论是晋文公，还是介子推，其做法都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晋文公，“山前山后，周围放火”，且不说这种以焚毁山林及山中生灵为成本代价是否合算，我看他的动机或许根本不是逼介子推出山，而是根本就没给介子推预留出路，欲把介子推烧死在山中。这时的介子推不顾人伦大义，不奉国君之诏是谓不忠，临死拉上母亲垫背更是大不孝。在司马迁之后的封建王朝主张以“孝”治天下，却演绎出了介子推“割股啖君”、“火烧绵山”两个与孝悌价值观截然相悖的故事。不知后人从中津津乐道的到底是什么，更难以想象介子推何以成为享受后世烟火的精神偶像。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往往在极力推崇某一价值观时，就会在另外的一些道德伦理上做出牺牲，自相矛盾，形成一个充满悖论的怪圈，在自身无法调和时，就用“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论调自圆其说。如果“火烧绵山”是历史事实，那么介子推既不忠，也不孝，而是用老母的生命来成全自已所谓“高士”的清名，以表面上的与世无争而求扬名于天下，正如蔡元放所点评的，“已欲高不仕之节，而累母不得其死，推乃名教之罪人耳。”我想起了郭德刚相声中的一句台词：“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