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接纳命运的年轻人
采访 | 也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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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学校
我叫黄灯，湖南汨罗人。2005 年，我从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博士。
我没想着一定要去重点大学教书，只是想找个地方工作，拿份工资就行了。2004 年，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去世了，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有一些影响。我当时觉得，在普通学校教书可能还轻松一点，学术压力没那么大，说不定还有时间去搞点创作。带着这种想法，我只投了一两个学校，找工作还是挺轻率的。
我入职的这所学校广东 F 学院，曾经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是一所专科学校，刚刚升本科一年多的时间，正处在上升期。
■ 黄灯
它虽然算二本学校，但因为是财经类的院校，近年是特别热门的专业，又在广州。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录取分数线普遍要比内地同类型的大学高不少。我们学校也是全国招生，以广东省的生源为主，外省招生大部分要一本线以上才能录取。广东本省的招生，如果是金融专业，也有百分之六七十要上一本线才能录取。
我以前没当过老师。到了广东 F 学院，走向课堂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职业。刚刚上大学的孩子，眼神特别单纯，特别热情，我经常会被打动。学生是新的，我也是个新人，所以我特别珍惜每一堂课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我入职的前两年是上课效果最好的时候，有时都舍不得下课。每次下班坐在校车上面，总会回味教室里那些孩子的表情。教室外的玉兰花开了以后，有的孩子用手在阳台上够那些花，那个场景特别有青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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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以《风》为题的作文
我刚入职的那一年接了两门课，一门是大学语文，还有一门是应用文写作。学校会提供一本教材，也会大致规定课上要讲哪些内容。但还是有发挥余地，我其实有大把的时间讲点别的东西。
2006 年 5 月，广州是台风天气。按教学计划，那天要写一篇作文。布置文艺类的作文也算是过一下自己的文学瘾，我会私下给他们批改。那天的风很大，我就让他们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有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的习作让我印象很深。这篇课堂习作中有这么几句话：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
「高中的时候多么向往大学的生活，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对有钱人家的子女来说是天堂，而对自己却是更多的痛苦。」
「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俭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
那篇作文对我的改变挺大的，对她的改变也很大。那个女孩的爸爸妈妈很年轻，在她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到 45 岁。学校有规定，父母如果太年轻，就应该凭劳动养活自己的孩子，学生是得不到助学金的。但是她的弟弟妹妹特别多，父母的收入确实也很低。她就在作文里面写出来了。
我在课堂上看了这篇作文以后特别难受。我当时懵懵懂懂的，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当天晚上就把作文在全校的邮箱里面发了，讲了我的一些感受，希望老师们可以一起帮助她。结果很多老师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学院里面也马上给她寻找勤工俭学的岗位。
但是后来辅导员跟我说，那是我刚刚来学校，见的比较少，其实还有比她更被动，更艰难的学生。事实上也是如此。
■ 2006 级毕业生重返校园
后来，我发现写作文就成了我了解学生的一种通道。其实我是有私心在里面的，有时候要同时给七、八个班上课，一年就是七、八百个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跟学生一个一个单独去聊。作文成了非常好的方式，不管什么专业，哪怕是计算机系的孩子，一样可以说出特别真诚的话，我能够触摸到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到了后来 ，我在学校教书的时间长了，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会变得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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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受」命运的一群人
在更多的文字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这一群广东青年人普遍的面相，我也曾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些学生像「一捆打湿了的柴，怎么都点不燃」。
在我当班主任的第二年，班长王国伟的人生发展，让我清楚地了解到，这种「平和中正」性格背后的生命逻辑：有些人天生就有需要承受现实考验的自知。
王国伟是广东四会的孩子，我偶然得知他很会写武侠小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他说自己之前因为沉迷于写武侠小说，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大学。我也看过他的手写稿，真的蛮厉害的。他的语言功底和创作能力很不错，所以我对他期待挺高，特别希望他考研究生。但是他告诉我，爸爸妈妈特别辛苦，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他特别渴望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早点替父母分担。
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说，「老师，我可能会把考研暂时放下，先去工作。」我也理解他们，我觉得男孩子有这种想法也挺好的。
他毕业以后就到银行工作了，但是因为不太会喝酒，也特别讨厌银行的生活，后来他无法忍受了，自己考公务员，去当了狱警。
他结婚的时候还邀请了我，感觉他当时的状态挺好的。他爸爸特别开心，跟我说，「我的两个孩子都挺有出息，女儿结婚了，儿子考上了公务员，也在四会安家了。」我当时特别欣慰，我觉得国伟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孩子能够让自己的爸爸如此欣慰，我觉得是值得的。他在社会中安定下来，成家生子，也并不庸俗。我觉得他没有向现实低头，只是暂时妥协了。
那种属于年轻人的撕裂感在我的学生身上并不明显，我的身边没有特别激烈的孩子。我听学生说过一个词——顺受。我觉得这个词就是表达了他们的这种状态。
■ 黄灯教授（右三）与 2010 级学生
那些孩子的反抗意识不强，普遍没什么怨气，这让我很惊讶。我以前在内地读书，发现很多年轻人怨气很重，埋怨社会不好、家庭不好，或是老师不好。但这里的孩子很少有怨气，这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特点。
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人确实被梦想的彩色泡沫包裹着，幻觉更多一些。我在北京待过，一下高铁就觉得氛围不一样了，天上好像有个东西在引诱你。踏上广州的土地，氛围又变了，只会想着吃饱、穿暖。当然，这里不存在穿暖的问题，就是让你觉得活着也蛮怡然自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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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风暴
和孩子们相处多了，他们也更加信任我，会和我说很多心里话。
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她家在广州的郊区，她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但是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她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老家了，一直到她考上大学。她一直是隐瞒身份的，也不能管自己的父母叫爸爸妈妈。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特别大。她落户在乡下，户口本上既没有爸爸的名字，也没有妈妈的名字。那些老师问他，「你的户口本上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她特别茫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户口就是这样。」
她跟姐姐有种微妙的争夺关系。他姐姐就像个公主，什么事都不做。她从小没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家庭介入者，始终有一种愧疚心理，时时刻刻都保持着讨好的心态，所以她在家里干的家务是最多的。
二胎计划放开了以后，她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她们家三个孩子，姐姐和弟弟都是合法的，只有她的身份是被隐匿的，不合法的。她跟我说过很多次，「每次看到弟弟，一方面很喜欢，对他很亲。另外一方面，很多次都想把弟弟弄死，遏制不住心里罪恶的想法。」
我也没有太多解决办法，只能告诉她，「你偶尔萌发出伤害弟弟的想法不是你的错。这是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一种爱的争夺。」她给我讲自己内心最隐秘的一面，我能明显感受到她内心的挣扎和深深的负疚感。如果不是因为恰好跟她有交流，从外表上我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孩子在经受这么大的困难，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家庭特别圆满的孩子。
一个孩子的青春期是特别残酷的，但是大学里面没有人关注这些东西，好像那些孩子就是嘻嘻哈哈，戴着耳机，拿着手机，特别酷地长大了。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的内心都会经历很多挣扎。这些挣扎在大人看来可能没什么，但对孩子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
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其实特别隐秘，又特别残酷，他的内心要经历很多的风暴。
■ 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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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局外人
有的时候，老师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更像是命运的局外人。我执教十几年以来，有一个叫朱洁韵的女孩，就在我记忆的深处，没法忘记。
她是我们学校最后一届专科生。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性格特别要强，是一个典型的不服命运的孩子。她在宿舍里面也经常跟同学闹矛盾。因为家庭困难，作为独生女，她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特别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但偏偏是这么要强的孩子生病了。
就在临毕业之际，小朱在实习单位工作的时候查出了恶性脑瘤，已不久于人世。
我至今都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看她，师生见面的那个场景。夕阳余晖中，照着她苍白但依旧闪灼青春光泽的脸庞，她愉快地频频向我招手，仿佛往昔下课后例行地向我道别。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几个老师去看她的时候，她特别开心，头发都剃光了，戴个帽子。她给我一种，得病只是个假象的感觉，但后来还是没有熬过去。
2008 年 12 月 27 日，她去世了。连毕业照都没照。
我真的特别痛心。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太艰难了，他们都是下岗工人，这个孩子本来是改变家庭命运最大的希望。我总会想，命运怎么可以这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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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学生
时光飞逝，随着教室环境的更新换代，一块黑板、一盒粉笔、一节课的时代已不再回来。
我越来越难记住学生的名字。以前和学生交往得多，课还没上多久，我就能把全班同学的名字叫出来。但是到了后几届学生，我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够把他们的人和名字对上。
■ 黄灯教授（第三排左三）与 2010 级学生
我的第二代学生是 90 后，他们是特别真诚的一代。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上讨论课，学生在讲台上讲两性关系。有一个男孩子很坦然地说，「我们班大部分人的相关知识都不是来自于父母，而是通过看电影。我们班的男孩没有一个没看过 A 片。」当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偷偷瞄了一眼课堂的情况，发现孩子们的神态都特别坦然，没有表现得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这些孩子还蛮真实的。
随着网络的兴起，社交软件的活跃，后来的那几届学生更倾向于用短信或是微信跟我交流。有些语言虽然在网络上很流行，但不太适于用书面表达。我会跟他们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学生，你们在语言上应该对自己有点要求。」我会跟他们开玩笑，「你们如果没事，谈谈恋爱也挺好的。这样至少还能写写情书，锻炼一下文笔。」他们听到了就在那儿笑，估计现在他们谈恋爱也不太写情书了。
我也能明显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变化。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只要毕业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到新的这一届学生里 2/3 的人需要准备考研。
一个孩子进到什么样的大学，其实从他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相对确定了。北大的学生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从概率上面来说，出路大概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教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面对的是个体，是活生生的人。我一直有一种功利的想法，就是能改变一个算一个。
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不要求你们毕业赚多少钱，或者找到一个多好的工作。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内心充盈，明确自己价值坚守的学生，大学就算没有白上。」我相信那些走入过我课堂的学生，内心是有火光的。
我自己记录学生的花名册已经写满了 4500 多个名字，朋友圈里的几千个人，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我的学生。这些「二本学生」大部分都留在广东工作，按部就班地、悄无声息地加入到这个社会的运转中。
教了那么多学生，有些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跟我联系。但是我知道，学生不跟我联系的时候，就是他们过得好的时候。
然后突然在某一天，他会给我发个短信，讲到我以前上课时说的一句话，还会把上课的笔记发给我看。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当老师还是值得的。
学生其实是世界上最有情感，也是最单纯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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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老师的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已经出版面世，如果你对「二本学生」这个面目模糊的群体，还有他们经历的大时代裂变感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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