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反应批评”下的反省——以姚雪垠为例
1929年9月，姚雪垠以“雪痕”为笔名发表其处女作《两个孤坟》，刊载于9-10日的《河南民报·民报副刊》，随后，写于 1 9 3 8 年《差半车麦秸》，作为短篇小说，可谓姚雪垠的成名之作，距今已有82个年头了，作品成功塑造了一个小游击队员——“差半车麦秸”的形象。这种绰号在农村比比皆是，成为民间最为突出的民俗特色，“文学是人学”，就是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事物，最容易为民众所接受，也是文学最接近生活的地方，越是底层的生活，越反映出文学的成色和质地。这也是被文学是反复证明了的一种文学精神品质。赵树理塑造的“小二黑”，来自民间，回到民众中去，活在群众生活中，这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莫言的《娃》陈额、陈鼻、陈耳、陈眉、王脚、王肝、王胆、袁脸、袁腮、肖上唇、肖下唇、赫大手……等等，姚雪垠扎根乡土、完全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差半车麦秸的形象呼之欲出，生动传神，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新人形象。
兴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和德国以及欧洲的文学接受理论相比较，更加强调读者作用，注重对读者对阅读活动的考察，倡导以分析读者阅读过程的感受和反应为主的批评方法，被认为是文学接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p610]文学只存在于读者心中，一个文体事实就是一个反应事实，或者说“意义即事件”。这种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非悲剧的悲剧精神。严格来说，《李自成》不能算是真正的悲剧，故事的结尾李自成死后，高夫人和李来享等在茅庐山负隅顽抗与清兵战斗到最后一刻，接着交待了红娘子与红霞得知茅庐山上的情况后，埋了忠骨，两人一面云游，一面暗传白莲教，终于一百多年后的清嘉庆年间暴发了蔓延数省的白莲教起义。通过暗示农民起义的精神不灭，来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战斗做一个总结，昭示了一种美好的前景，预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姚雪垠在卷简介中提到整个《李自成》是一部大悲剧，他在其中完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悲剧性格的塑造。作家所称的悲剧是指《李自成》中穿插的悲剧故事和悲剧人物而言的。就主人公李自成来说，其悲剧性格是注定了的，因为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不具有先进性，最终没有夺得政权。我以为，贯穿全书的悲剧精神，才真正准确无误地将角色性格雕凿得入木三分，使整本书充斥着强烈的艺术张力，增添了吸引读者读下去的魅力。
悲剧人物。从小说第三卷开始，李自成的事业向高峰发展，他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逼死崇祯皇帝，俘掳包括太子在内的三位皇子，甚至匆匆完成了登极大典。在短短百余天的时间内，李自成在达到事业最高峰后，便开始急速下落。吴三桂拒绝李自成劝降，在李自成前来讨伐时，从山海关放入侵的清兵入关，此后清兵不断追击大顺军，直至李自成单人独骑在九宫山被乡勇杀害。关于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没有听从军师宋献策主张不去讨伐吴三桂的劝告，错用牛金星，错杀李岩兄弟等等，或者如果他不急于东征，稳打稳扎，将所得城池加以治理整饬，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当然，像李自成这样的悲剧人物的悲剧不仅仅是自身所能决定的这么简单，还与人物生活的真实历史氛围紧紧相依存。用唯物史观来审视，其悲剧的根源是其所处阶级的局限性。因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所以注定了它的失败。
既使进行着惨烈的战斗，李自成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一刻也不忘整个战局。战场上如此，战前更是如此，他总是全盘谋划，尽力考虑各个细节和意外情况，同时做好各种准备。他预先对将领们参加战斗后的各种可能做安排，如在北上潼关前歺，他叫高夫人把金银珠宝拿出一部分分给刘宗敏。其实是怕万一队伍打散，刘宗敏没有盘缠用。他还对突围后队伍的会合提前做出安排。如他对众将交待，突围出去若人马被打散，先各自潜藏，再想法互通声气，慢慢往一处汇合。除此之外，他心里总是装着全体将士，任何事都尽力做到周全。如突围战前夜，一些将士认为处境万分危险，为免眷属拖累，试图杀害眷属。高夫人阻止后，正叹气不知有几家眷属被杀，只听得李自成对她说，他已经派亲兵去传知全营，不许伤害一个眷属。
李自成几乎叫得出手下所有兵将的名字，而且“每逢打过仗宿营时候，李自成不管自己有多么疲倦，总要到受伤的将士中间，问问这个，看看那个，有时还亲自替彩号（伤员）敷药裹伤。”[ 姚雪垠：《李自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p64]他爱护兵将，也善于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潜伏在商洛山中，他隐姓埋名，每天农民打扮，有时和将士们一样操练，有时去刘宗敏的铁匠棚打造兵器，有时访问百姓疾苦，还有时同农民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但更重要的是他无时不刻为农民起义筹划计算，在商洛山中他常常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操心，一面往湖广派探子探听张献忠的情报，一面也打算亲劝张献忠重新起义，由此改观大半个中国的局面。由于掌握了确切的情报，也是从全国农民起义的大局出发，从不一意孤行的李自成，力排众义，决定亲自去谷城一趟。
也许叛逆者的道路未必如小说中的人物只有这一种，不管以何种方式何种道路，叛逆者的生命内核是相似，至少他们做到了一点，就是不认命。不管最后成功与否，他们的生命意志得到了某种意义的拓展，他们的价值就在于成为了敢于成为的那种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历史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李自成毕竟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只是他没想到清军会长驱直入，最终带着他的大顺政权走向泯灭。
叛逆者的生命内核。从《长夜》的人物到《李自成》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容忽视，就是他们都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揭竿而起的人。换言之，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抱着一种基于本能的美好愿望，而起来反抗统治者的。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君君、臣臣”思想截然不同，他们心里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追随自己的生存本能，他们利用自己的本事，联合起来对抗他们所不认同的势力。上文提到，尼采哲学认为，在现实中打破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洞察到永恒的世界真相，便使人满怀厌世的情绪。这种情绪或者在现实中找到出路，或者在艺术内化为表象，总之，这种激情的暴发才得以尽情宣泄。虽然如此说似有模糊文学创作与生活现实或历史之嫌，但不得不说两者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是在现实的悲剧（痛苦和矛盾）中孕育出来的有力情感。它从个人的意志和欲望中发端，在作家全然忘我的审美自觉中得到升华和提升，最终在作家诚实的创作下诞生出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艺术需要首先克服主观，从自我中解放出来，超越个人的意志与欲望，达到作品的客观性和纯粹性。并且书中认为，在现实中打破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洞察到永恒的世界真相，便使人满怀厌世的情绪，只有艺术（或者说悲剧）能将厌世思想化为表象，在这种缓冲作用下，激情暴发得以尽情宣泄。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曹文轩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的印象：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其基调是悲剧性的。他甚至称“悲剧精神的觉醒，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也是中国历史的觉醒。”[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p21
]根据《李自成》第四卷开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达到顶峰并逐渐走向失败，对其创作年代考证，也可看出这种时代赋予作家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