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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危机》读后感摘抄

2022-03-14 15:17:0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光棍危机》读后感摘抄

  《光棍危机》是一本由瓦莱丽•M.赫德森 / 安德莉亚•M.邓波尔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9.00,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光棍危机》精选点评:

  ●前面引用了,历史和印度的例子来展开,分析了高性别比例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于现在中国实际所处的高性别比例的环境来说,这本书肯定还是会有实际意义的。对于男女双方来说,大环境是潜在影响,个人情况是内部的原因,而自身条件较差的话,的确会遭到更加严峻的困难。

  ●印度的数据很全,国内数据太少,中国部分写的不全面,可能是出版前被河蟹了?。。(-ι_- )

  ●单身社会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光棍危机

  ●本来是以为会以大量篇幅研究男女比例失调造成的各种社会危机的爆发,但事实仅仅是调查得出的一些数据,更像是一种调查报告吧

  ●快速在书店看完了。推理和预测基本都是知道的事情,不过看看历史整个演变还是挺有意思的。

  ●女人多了,世界会变好

  ●非常认同作者“女性社会地位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但其在本书中的论证及各种分论点均显得极为浅薄。诚如作者所言,他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还需相关学者继续深入研究。

  ●正因为性别比例差区太大,形成太多的光棍。因为光棍无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关联,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及安全。但如果是“剩女”时代呢?她们会不会比光棍的命运更悲惨呢?

  ●前半部分写印度和中国的杀女婴传统,后半部分写光棍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并提出了一些不太可行的解决办法。作者把光棍视作底层游民,又把中国不能发展西式民主、反而走上更加威权的道路归因于男青年过剩,简直莫名其妙。作者认为亚洲的高性别比例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光棍危机》读后感(一):社会竞争和冲突源于稀缺性

  国庆节在北京的 PAGE ONE 书店,偶遇这本书,书名非常有趣,切近最近很热的单身话题, 但是翻开书,里面的理性客观的各种数据,关于光棍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对未来我们的平常生 活的种种深远影响的这个独特视角,又深深吸引了我。

  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通常会认为社会竞争和冲突的主要诱因,源于稀缺性(不论自 然产生或人为制造)。具体可以表现为稀缺的水源,或者抽象的表现为人的社会地位。

  在冷战以后,形成了安全研究领域的新分支: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分为宏观层面的国家安 全,和微观层面的个人安全。但是任何一个层面发生变动,都会引起另一层面的深刻变动), 所以从人类安全学者角度看,稀缺性和不平等性的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安全。

  性别不平等,最开始是源于人们对环境压力的无奈之举,后来逐渐被宗教和其他社会规范所允许。

  比如

  *军事侵略

  *长期不利的生存环境(会导致女性体脂率偏低而降低出生率,以及男性为中心的食物获取体系)

  *宗教

  *女性“择优而嫁”的必要性(作为女性家庭财产和权利的继承,比如在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出现 的高等阶层的女儿的家长让女儿独身一辈子)。

  本书分为五大部分来阐述

  第二章:历史上的后代性别选择

  第三章和第四章:印度和中国的性别选择

  第五章:“光棍越多,社会越不安”

  第六章:中印现在的光棍和古代光棍的相似之处 第七章:高性别比例和正常性别比例社会有不同的安全系数(影响社会民主及和平进程)

  重点对第五、六、七章进行展开:

  1)光棍的特征:

  从生物演化的角度讲:雌性稀少时,无法传宗接代的,都是条件不佳的雄性(多为社会底层、 失业游民、与工作地点多无地缘关系,并且彼此影响,形成独特亚文化的人群,比如缺乏住家 男人的责任感,容易及时行乐)。这样的人群若在边疆地区、劳工聚集地、游民区域中,女性 比例仅仅占 3-5%。

  2)光棍的行为倾向:

  更容易投入淫乱暴力活动(比如身体侵害、吸毒酗酒、抢劫、性犯罪),因为这样的人群得不 到社会认可,享乐时容易发生暴力行为。

  3)社会性别比例居高的后果:会产生更多的暴力和冲突。比如一夫多妻制度的社会犯罪率。 “通常极端的一夫多妻制和极端的政治等级制度相伴相生,并在最专职的体制下达到顶点”

  结论:

  *若存在多元化的民族,政府倾向于鼓励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冲突(比如印度)

  4)对女性的影响:

  *原本很低的社会地位会变得更低

  *被绑架或买卖的可能性增强

  *年长男性都想娶年轻女性,导致新娘的年龄变小

  *人口生育率不一定低(因为男性强迫女性生更多孩子,导致女性自杀率增加)。例如全世界 56%自杀女性都来自于中国,并且多在生育年龄,是男性数量的 2 倍。而在美国,男性自杀 率是女性的 4 倍。

  *女性做娼妓多。

  结论: *光棍用来改善自身命运的策略常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社会暴力,进一步降低女性的地位。 *政府了解潜在暴力机制问题以后,花很大代价来处理。比如吸收光棍从军,但会引起更多的 不安。

  5)政策建议:

  * 中国的流动人口众多

  在 1997 年有 50%为背井离乡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总失业率达到了 12-15%,这 与告诉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关(农业化社会转型到工业化社会)。同时,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社 保福利的差异很大。

  *流动人口 81%为男性,学历不高,导致在城市外围的计划外住房大量增加。治安和仿冒品及色情业产生问题。

  *中国官方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安定流动务工人员的心,至少对现状满意。

  *政府的对策会有:

  - 鼓励外国女性向境内流动

  - 开垦边疆

  - 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

  (例如失业保险的福利开放给流动劳工; 社会福利保险给老年人:中国在浙江省政府试点发放老年津贴,可以改善老年人重男轻女的心 态,从而最终导致新生儿性别比逐渐正常,避免养儿防老的惯性思维)

  - 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 提供优惠政策(生二胎)

  以上的高性别差异的比例,需要几十年才可以改变现状。但是若在这期间,一旦经济长期萎 靡,失业率增加,犯罪率增加,国家的本质决定是否可以安全度过危机。所以通常这一期间, 只能专制制度进行国家统治。

  Tips:

  本书三分之一以数据的方式严谨的说明了高性别比例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预测。

  但是所取数据多源于 2002 年前,而由于最近 15 年中国经济继续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所以对于最近的现状仅做参考。

  相关推荐书目:《天空的另一半》:从女性视角,以走访的形式,真实案例的分享,来看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实际地位

  相关文化背景:

  亚洲的女性:嫁妆是唯一将家庭资产留给女儿的方式(女性社会低)。

  而在很多国家,女儿从法律体系可以有资产继承权,所以非一定需要结婚来继承财产。

  以上内容为7分钟乐读会成员小麦的读书分享,如果你也对读书分享感兴趣,欢迎来参加(杭州地区)

  《光棍危机》读后感(二):单身狗到底有多危险?看完赶紧去恋爱

  中国性别比例失调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最新出版的《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主要观点就是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尤其男性过多,会严重威胁是的安全与稳定。

  首先很多女性读者可能要说光棍太多是男性的事,不管女性的事,说不定还有对女性有好处,女性择偶的选择面更宽,择偶标准可以更高。但是光棍对于女性的威胁性,是很多人都没看到的,这才是可怕之处。

  一、那么光棍太多对会对女性造成什么威胁?

  1、让女性的额地位变得更低

  《光棍危机》一书的原话是“ 虽说物以稀为贵,,但这对于中国女性并不适用。女性的稀少反而让她们变成变成被当作财产而占有的对象,无论她是少女、妻子或寡妇。”甚至“会把她们看成商品进行买卖,对她们的监控反而更严。”

  2、女性被绑架、买卖、侵犯的可能性增加?

  这点相比不用过多解释。

  3、新娘的年龄持续走低

  因为供给不足,大龄男性只能不断找年龄较小的女性,甚至出现童养媳。

  4、女性的自杀率升高

  女性的稀缺性导致被控制更严,无法掌控自己命运,导致自杀。

  5、失足女性的数量增加

  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于,有需求就会通过不断提升价格来刺激供给,一旦光棍太多,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拿出更多利益诱惑女性失足。

  二、光棍产生的原因?

  光棍产生的根源性原因当然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造成这种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性别选择,哪为什么要进行选择呢?

  我们先来看看原始社会

  主要是因为军事侵略和环境不利因素(主要是食物资源匮乏)会鼓励,增加男性减少女性。

  1、女性会降低部落群体的抵抗力,男性会增加战斗力。

  2、女性会成为其他部落侵略掠夺的目标。

  3、女性需要适婚对象,但是男性容易战死,女性如果外嫁,是对部落的损失。

  1、如果脂肪低于标准,女性会失去生育能力,女性的价值和地位会下降。

  2、男性的体力优势,使男性获取食物都比女性有优势。

  在脱离了原始社会进入农耕社会,人们远离了战争和温饱,为什么在生育选择上还是倾向于男性呢?

  1、宗教和祭祀仪式,只有男性有资格参加。

  2、男性比女性更适合保持家族财富和地位。

  3、在劳动密集型的社会,男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高于女性。

  4、养儿防老,农耕社会男性才有赡养责任和能力。

  5、女性的聘礼相比嫁妆和养育成本,是亏损的。

  现代中国为什么依然要生男孩?

  1、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加上传统观念会加剧性别选择。

  2、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养老、医疗等事情更多需要儿子来承担,社会默认女性是没有相关责任的。

  3、文化的惯性,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男性延续香火,女方嫁入男方依然是社会习俗。

  4、性别鉴定技术的发达,从B超技术,到后来的染色体控制技术,更容易在出生前进行性别选择,减少压力、罪恶感、法律风险,因为现代以前常常是采取杀婴、遗弃的方式。

  5、生育率降低,工作忙碌、缺乏照顾、养育成本、工作及生活压力都会导致主动或被动的低生育率,生得少加上传统观念,所以倾向生男性。

  以上原因并不是完全根据时间割裂的,很多因素依然遗毒至今。

  三、光棍的特征

  1、光棍多数处于社会底层

  2、光棍多为失业游民

  3、光棍多无固定工作和居所,流动人口居多

  4、光棍喜欢结群,生活在一起,彼此影响,甚至成为不稳定群体。

  四、那么光棍为什么危险?

  1、男性比女性暴力

  2、男性更容易做出反社会行为

  3、统计数据显示未婚男性犯罪比例高于已婚男性。

  4、底层社会男性犯罪更残暴,光棍多处于底层社会

  5、酒精或药物更容易使男性失控,变得更暴力,光棍男性更多沾染酒精和药物。

  6、男性流动人口最暴力,光棍多无业或流动人口。

  7、光棍更倾向于挺而走,少于顾忌。俗话说光脚的不怕传奇的。

  很多社会运动或革命光棍都是主力,比如捻军起义、葡萄牙收复失地运动、清朝台湾运动等。

  既然光棍这么这么危险,那么怎么办呢?

  五、那么光棍太多肿么破?

  1、鼓励男性向境外流动,出口光棍。

  2、鼓励女性向境内流动,进口老婆。

  3、开垦边疆,国家上马大型工程。

  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解决养儿防老,一方面解决光棍没法生活铤而走险。

  5、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典型的就是女性地位高了,可以从事各种高端职业,就不在意一定要生男孩了。

  6、政策支持,比如现在的开放二胎政策,甚至是鼓励生女儿的政策。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和染色体控制技术的使用。

  六、光棍多两个潜在危机

  1、由于光棍多威胁稳定,导致维稳需要威权政府,进而阻碍民主政治改革。

  2、光棍危机严重是,统治者有可能通过冲突(甚至是战争)转移危机,让光棍去了最好别回来了,当然吸收光棍当兵也可能引起内部不稳定。

  我自己补充几点希望:

  1、女性自己经济的独立,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加,地位也越来越高。

  2、高房价导致的养儿的聘礼成本高过嫁妆,甚至流传说,养个儿子赔套房子,还丢了儿子。

  3、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观念也越加开明。

  4、政府政治动员式的男女平等运动,当然结果也有负作用,我们下次再谈。

  没有秀恩爱,就没有伤害

  关爱单身狗,从你做起!

  《光棍危机》读后感(三):丧气的很,太丧气了

  Martin King Whyte 曾说:“中国的分析专家似乎更关心这群过多的男士将如何找到老婆,而不是关心这群‘消失的女孩’。”

  这就是我看这本书时几乎贯穿始终的感觉。这不是说这本书写得不好,或其侧重点有问题,毕竟这本书研究的是“光棍危机”。而是,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女孩的消失才是光棍危机的根源,但让我们现实一点儿吧,女性(以及性别比),在人口专家眼里,确实就是公共资源。这看着挺让人气馁的。

  另外,本书出版于2004年(中文版2016年),里面一些数据已经太旧了。不过作者当年对印度与中国未来性别比的预测依旧有用。

  本书的脉络大体上是:首先,研究杀婴,尤其是杀女婴在人类社会中的起源和传播;然后通过各种数据指出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存在的重男轻女和杀女婴现象;接着以例证说明高性别比,即光棍危机会带来高犯罪率和社会动荡;最后,提出预测和政策性建议。

  对于人类社会最初选择杀女婴(以及疏于照顾带来的女婴死亡)的原因,作者认为是源于生存压力,而造成生存压力的,有战争、侵略,也有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口超出环境承载量带来的后果。

  在这几种情况下,人类族群都更需要武力更强、更能掠夺、更能保护族群、不会带来更多的后代、也不会被其他族群侵犯的男性。于是杀女婴就成了被迫的选择。这种现象在几乎世界所有早期社会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当战争停止、当饥荒结束、当环境可以养育足够多的婴儿时,杀女婴的行为并没有随之停止,而是被保留了下来?

  作者认为原因之一是宗教信仰,宗教领袖或某些杰出人物通过杀女婴获得了好处,于是便将其作为规则保留下来。作者举例中国的儒家(认为女人比男人低劣),以及印度的《摩奴法典》(认为男人结婚的原因是为了生儿子)。

  原因之二是女性嫁入男性家庭的制度,即女性带着原家庭的资源(嫁妆)进入丈夫的家庭。家庭会担心女儿的出生让他们损失既有的资源。这也是女儿会被称为”赔钱货“的原因。于是为了保住既有财产,父母倾向于杀女婴,而保留会带来资源的男婴。而这也是女性倾向于择优而嫁的原因,因为嫁入更高的阶级不仅不会损失家庭资源,反而会带来好处。

  同时作者也举了反例,当社会财富较为平均,或财富难以在家族中延续,以及女性是主要财富制造者的情况下,杀女婴的情况就会比较罕见。例如中世纪德国乡村。

  中国的情况是我比较关心的。我觉得这部分也写得很好。(当然因为成书时间问题,数据都比较旧了)。

  作者先是回顾了中国历史中的女性问题。基本上,从最早期新石器时代经商朝,到周朝早期,母系社会尚遗存痕迹,女性基本上还是与男性地位相当的,女性尚可以自由选择丈夫、离婚和再婚。而在周朝后期,随着”宗族“制度的产生,女性开始被物化。

  作者特别提到了孔子。“孔子在战国时代后重塑了中国的道德体系,他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永远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女性地位。”我觉得作者抓得非常准了。(给作者比心)

  而之后的历史就是女性生存状况不断恶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初西方思想传入,以及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但作者也并未因此而乐观起来,他强调“传统是一股顽固的力量,它若敌视女性,比法律还有效”。现实告诉我们,作者说对了。

  之后作者主要例举了历史上的捻军之乱,印度的“蛮荒西部”,葡萄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清朝时期的台湾等等来说明,社会存在过多的光棍,会带来暴力犯罪和社会动荡。

  也列举了很多研究者的类似结论,比如阿玛蒂亚·森“在比较许多区域内的数据后,发现谋杀率与性别比例城正比”。

  而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大概就是最后作者的一些政策建议了。

  一、中国应重视年轻女性的自杀问题。(这条的确有了好转)

  二、把每个被遗弃的女婴视为珍贵的国家资源,好好呵护,抚养她们长大成人。(然后福利院的女孩们被卖给外国卖家,稳定了其他国家的性别比)

  三、根据男孩人数向父母征税。(这个可能吗?作者你说说可能吗?啊?)

  作者也提出了一些他觉得不怎么太有用的措施。比如征兵。比如教育。“中国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受过教育,但仍未降低性别比”。良好的教育加上财富也不怎么管用,例如印度受过教育的小康家庭性别比要比受教育最少的阶层还糟糕。教育,必须与财富,和政策互相配合,才能改变家庭对女孩的看法。

  此外,作者认为,“国家的本质将决定它是否能够安全读过高性别比所带来的危机。根据历史记录,高性别比例的社会只能用专制制度来统治。一旦开放,地方主义、军阀政治以及社会混乱就会趁机而起。”所以作者也对民主化进程表示了悲观态度。

  丧气得很。

  作者给出的高性别比危机临界值是成年人口比例120(男):100(女)。超过这个比例的社会将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正好写完之后看到这篇讲历史上黄泛区的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pITEO6CE2FcS6hjik569nw?

  猜想鲁西南、苏北地区是不是因为长期黄泛区而生存压力过大,导致重男轻女很普遍?以及儒家?

  《光棍危机》读后感(四):国内社会性别结构对国家安全的构成性影响

  不值得反复看,但是很有启发性,正好四分。

  2020.46.《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美】瓦莱丽·M.赫德森,【英】安德莉亚·M.邓波尔著;邱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8.

  这本书是在我搜索巴里·布赞和奥尔·维夫的安全理论时偶然看到的,正巧和我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有联系——于是用了一个下午时间把这个程咬金看完了。

  这本书英文版最早是2004年出版的。即便是现在来看,本书关注的问题也极其尖锐——“性别严重不平等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作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以人类安全为代表的环境安全在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个人安全成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一环;同时,个人根植于社会,个人对社会有着极其巨大的能动作用,个人安全对国家安全起着基础性影响;第三,人类社会的纷争来源于资源稀缺及其不平等分配,“资源稀缺性和获得这些稀缺资源的不平等性是不同层面各种纷争的最关键的原因”(p3)。

  于是,作者引入性别视角,认为,在人类安全的有机组成之中,性别资源的稀缺和不平等分配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将会继续作用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标志就是单纯因为性别而对女性实施的暴力”(p4),操作化后,性别不平等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是“后代性别选择”,典型行为是“杀女婴”和“堕女胎”;杀女婴和堕女胎的行为广泛存在于亚洲的一些落后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和印度的部分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光棍”的大量产生;与从体系层面来理解国家安全的视角不同,从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方面来说,性别比例失衡的国家与性别比例平衡的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并不相同,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性别失衡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方法隶属于后实证主义认识论,更倾向于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具体采用的是荷姆-狄克森(Homer-Dixon)的“验证过程追溯(process-tracing)”方法,并未得出性别比例与国际冲突的线性关系,但发现,“由于性别不平等和环境压力的双重因素,父母被迫选择后代的性别,继之又引发了更大的暴力及冲突”(p6)。

  先对后代性别选择作出定义,这种行为指的是一种现象级的社会行为,父母是否抚养一个婴儿纯粹由于这个婴儿的性别,若是男孩则养育成人,若是女孩则放弃她的生命。这与达尔文主义的物种选择并不是一回事,物种选择是自然行为,后代性别选择是社会行为;物种选择选择的是显性或隐性特征,影响种群整体的演化,后代性别选择选择的是种群中女性的数量,不影响种群整体的演化。人类社会经由几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现代化阶段,用动物间的物种选择为人类社会的后代性别选择辩护是一种前理性主义的、前现代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十分相似,甚至没有区别,荒谬至极。进而,后代性别选择的“盛行”,指的是“社会各个阶层为数甚多的家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采取这种手段控制后代性别,而且即使在违反当时法律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没有受到制裁。”(p6)这指的是后代性别选择作为个别现象向社会现象发展的广泛的动态过程。

  以制度规范变迁理论中“变异——选择——存续”(唐教授还是厉害)的视角来看,“变异”和“选择”是历史问题。从历史文献中梳理有关后代性别选择的起源和持续施行的原因,可以得知早期的父母是在被迫条件下作出后代性别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军事侵略,二是生存环境不利。

  军事侵略导致后代性别选择的原因主要有:1)减轻战争导致的男性战力的数量减少,族群鼓励生男孩;2)战斗能力有限,更多的女婴需要更多男性保护,造成更多男性伤亡,降低族群战斗力;3)其他族群的男性需要女性作为婚姻对象,本族群的女性作为性资源和生育资源更易导致侵略和男性伤亡,降低族群战斗力,战斗力降低直接影响族群的存续,因此在受到军事侵略或受到侵略威胁时,族群需要严格地控制女婴数量,以免影响族群的发展。作为反例的防御方法并非不存在,比如,犹太人认为,所有犹太女子所生的小孩都是犹太人,女子被掳掠并不会造成族群消亡。再比如,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流行“缠足”的原因是汉族阻止女儿被蒙古人劫掠——无法正常行走的女子对游牧民族来说是累赘。最为激烈的手段,是吧女性生殖器官的外阴唇缝合起来,防止女孩被抢走。

  生存环境不利主要表现为社会处于饥饿状态中,尤其在自然资源相对不丰富的地方,男性的劳动能力相对强于女性,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食物供给体系以及由此而生的“父居制度”(儿子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女儿婚后离家)。在这些制度基础上,女儿的价值相当低,需要用嫁妆才能抵出去,这又进一步矮化了女儿的社会地位。“嫁后从夫的习俗、以男性为中心的食物供给体系和嫁妆,这三重威胁使该文化中杀女婴的做法成为一种理性选择。”(p11)

  从“存续”的角度来看,即便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和饥荒很少存在,后代性别选择的行为仍然存在,这主要有两大理由——宗教信仰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男高女低的婚嫁制度对女性地位的影响。据考证,印度教、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都有关于杀女婴的描述(作为逻辑瑕疵,此处作者并未把杀女婴与杀男婴的文献作比较,如郭巨埋儿奉母(儒教)、亚伯拉罕杀儿奉上帝(犹太教?)),各大宗教对杀女婴的强硬态度非常有弹性,甚至多数情况下是容忍的。另一方面,后代性别选择是受到婚嫁制度和财产制度双重规定的,作者基于三个假设——1)以家庭为基础的资源积累和资源获取具有恒久价值;2)保有社会地位的欲望会促成财富积累和财富排他;3)生物学思考需要人们与外通婚——得出七个结论——1)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需要更严格地为儿子选择伴侣,这主要因为儿子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家族资源,更有力地为家族获取资源,更高效地为家族提供人口;2)女儿出嫁后不能参与家族(娘家)财产的分配;3)为防止家族的社会地位下滑,为家族获取更多的协助,女儿需要嫁给社会阶层更高或者平等的家庭;4)单方面提供相对于男性而言地位较低的新娘,娘家的面子较低,需要婆家提供彩礼;5)第三点引申出的三个小结论,社会地位最高的家庭难以把女儿嫁出去且家庭地位易受到威胁,中等阶层家庭的女儿容易嫁出去且家庭地位不易降低,最底阶层家庭的男性无法找到妻子;6)社会地位最高的家庭由于难以在女儿出嫁的过程中保障自己的社会地位,选择杀女婴或提倡妇女贞节以让女人终身不嫁;7)底层家庭相对更少地杀女儿,毕竟女儿可以帮助家庭改善社会地位,但是底层家庭男性找不到妻子的可能性最大。不过,作者也认识到了,这些结论没有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在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下,家庭财富无法长期拥有,家庭阶层可能发生巨变,父母没有必要杀害女婴;二是在女性可以有效参与财富创造的情况下,作为劳动力储备的女婴享有与男婴相似的待遇,这得到了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性别比例的支持。

  本书的结构逻辑分明,依次讨论了历史上的农业社会的后代性别选择、印度和中国的后代性别选择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光棍与社会稳定的复杂联系,描述出一个游离于家庭社会之外的光棍群体,通过整体相关性分析指出性别比例与犯罪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最后为国家的性别比例平衡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政策。

  通过历史比较,作者指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杀婴现象,而这种行为主要出于六个目的:婴儿畸形、生产状态异常(孪生、出生于不吉之日等等)、婚外诞生的婴儿(婚外情、强暴)、家庭负担太重、食物短缺、父母无法照顾。而“在所有出生性别选择的案例中,父母几乎都选择男婴。”(p28)控制胎儿性别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性交姿势的研究。父系社会的家庭都希望有一个及以上儿子,这取决于决定女性价值的三类因素:1)经济因素,如女性的劳动力、嫁妆;2)社会因素,如亲属关系、婚姻模式和宗教信仰;3)心理因素(文化因素或许更为恰当)。

  检验性别比例是否正常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新生儿的性别比例,大致在105-107:100;二是总人口性别比例,大致为100:100,其中,前者由于影响因素较为简单而更能够准确地衡量一个社会的性别平衡程度。

  作者分别分析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西亚北非(中东)地区、韩国和日本、台湾地区、南亚次大陆等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例。能够得出结论认为后代性别选择广泛存在于人类农业社会之中。比如,中世纪法国的一些农场中,男女人口性别比例高达400:100,儿童的性别比也高达200:100,这与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生产力)也有着极大的相关关系。全世界由于性别选择技术而“消失的女性”,早期估计接近一亿,作者整理数据后,认为应该在9300万左右。

  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是历史问题,儒家学说认为社会具有“三纲五常”,女子应该“三从四德”,经典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作者认为,中国的唐朝相对先前的朝代更为开放,因为儒家伦理纲常思想的影响受到佛教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的性别比例渐趋正常,然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陷入恶化。一系列8、90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受到民族(ethnicgroup)、宗教和文化、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出生顺序(后几胎明显男性高于女性)、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数据也有力地表明,社会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极大减少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伤害。大量“消失的女性”引出了另一个眼中的社会问题——光棍。作者预测,“到2020年,在15—34岁的群体中,将有2900万至3300万过剩男性”(p172),高性别比例社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高性别比例的社会中,过剩男性有很多共同特征:1)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谈婚论嫁的资本,孤独终老;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光棍多为失业游民,从事低层次、危险、重劳力、季节性的工作,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光棍或居无定所缺乏土地,或没有其他的资源来吸引女性,只能选择从军等能够提升道德水准的职业;3)光棍频繁地更换工作,隐匿性和流动性高,缺乏社区归属感,更倾向于放松对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约束;4)聚集在一起的光棍们形成了独特的亚文化圈子,甚至被其他人视作异类。“总之,大多数生活在高性别比例社会中的光棍,并非自愿当光棍。”(p181)

  (刻板印象认为,)光棍比其他男性更可能投入淫乱和暴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身体侵害、吸毒酗酒、抢劫、性犯罪。一些极具性别主义的观点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加暴力,更容易做出反社会行为,年轻男性(15-35岁)的反社会行为相较年长男性(40岁以上)而言更加多;相较已婚男性,未婚男性更易做出犯罪行为;底层男性的犯罪手段更加残酷,更具侵略性;年轻的未婚男性摄取酒精及药物的量更大、可能性更高,而且这些物质会降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成为暴力犯罪的催化剂(同时,某些毒品会降低暴力倾向,但是获取毒品的过程也可能充满暴力);男性的流动人口最为暴力也多受害于暴力;部分社会地位低下的、年轻未婚男性有时需要夸张暴力的表现来博取关注,俗称“人来疯”。基于此,作者认为,存在大量光棍的社会将会面临更多的暴力冲突——这与一夫多妻制的社会相似。通过对比分析,作者认为,高性别比例社会需要威权体制来有效治理,这主要归功于威权体制对于暴乱的有效压制和输出内乱的能力;政府可能会倾向于鼓励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冲突。

  在高性别比例社会中的女性也处于不利地位,首先,女性地位并未受到“看不见的手”的调整,这是由于在父权制社会中,拥有权力的男性会物化女性,将之看作商品进行买卖,进一步将女性“非人化”,不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地位越发低下;其次,妇女被拐卖的可能性大增;第三,幼女早嫁;第四,人口生育率甚至可能更高;第五,女性做娼妓者众,同性恋和共妻现象的比例也高,在论证这一点时,作者引用福建“契兄弟”的习俗,认为这是男性无法娶妻而被迫选择的同性恋行为,但事实上,大多数“契兄弟”不是同性恋,日后他们还可以分别娶妻生子。

  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大量光棍是社会动荡的助然因素之一。作者援引清朝捻乱(1851-1868)、中世纪西班牙、印度19世纪末、清朝统治时期台湾地区等地的案例,认为,一方面,光棍用来改善自身命运的策略(参军、激进行为)常常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社会暴力,进一步降低女性地位;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极高的成本来处理高性别比例的潜在问题,包括吸收光棍从军等——这样会引起更大的潜在动乱。

  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光棍问题依然严重,对社会稳定有着潜在的破坏效果。作者指出,至少有六种可行手段解决光棍问题:1)鼓励男性向境外流动,同时也需要解决季节性就业和经济萎缩条件下的问题;2)鼓励女性向境内流动,前提是她们中的大部分不会被逼良为娼;3)开垦边疆,鼓励移民,同时放开土地所有权(可能性不大);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父母不必担心由于没有儿子而难以养老;5)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6)改变对后代性别选择行为的激励措施,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至少有两种不可行的政策:1)对恶行征税,用这一部分财政收入处理光棍问题;2)征兵。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措施都需要在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才有效,“一旦出现经济的长期萎缩,光棍们更难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上述政策措施就都没用了。”(p241)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们引用福山(FrancisFukuyama)的提问,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高性别比文化中的安全逻辑使这些国家倾向于从国家间冲突中发现好处”(p246)。这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本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有着重大的逻辑缺陷,即“简单的历史对比”问题。作者引入捻军、西班牙、印度等地的历史,认为社会动荡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性别比例不平等。然而,当时的社会条件与如今的社会条件大相径庭,行政管理效能、社会治理能力等指标并不在同一层级,因此当今的现代化(特指吉登斯)条件下的性别比例不平等还会不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至少在中国,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要对社会有信心。

  其次,作者在描述光棍易导致危害行为的原因时,认为男女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别,比如男性倾向于暴力犯罪等,在后来的政策建议过程中并没有提到通过教育让这些光棍的危害行为减轻,我据此推断这是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立场。我个人长期所持的观点是性别建构主义,认为性别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认为女孩不是天生喜欢洋娃娃,男生也不是天生喜欢玩具车的。我认为,有效的社会教育可以避免大量光棍的社会危害——一些光棍的反社会行为极可能也是来源于他们所处的“全景敞视监狱”中,是同辈压力和身份同一性的体现,可以通过更为良好的(价值判断)社会化教育来规训。

  有一点没有好好展开,作者开篇着重阐述了性别平等对于人类安全的基础性作用,我于是想“在什么条件下国家会将性别不平等建构为重要的安全问题?”不得不承认,我本来是带着这个问题读下来的,但是作者没有展开讲这个问题,颇为遗憾。但是这是我在找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时的启动效应,怨不得本书作者。

  总结全书的观点,我认为作者还是有些西方中心论了,以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对不一定理性的问题提供解释,比如,尤其在描述杀婴习俗的时候选择性地忽略了基督教(犹太教)的古老文献——不过这对结论没有什么本质影响。再比如,在政策建议部分,提出国家应该放开移民管制,这对单一民族国家(姑且算是)来说,有些太不考虑现实情况了,读着有一股子鲍曼讲的大屠杀的感觉,不太舒服。但瑕不掩瑜,本书的研究问题足够新颖,论证逻辑清晰,叙述清楚,更值得一提的是,翻译通顺——这一点在很多引进中国国内的外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没能得到良好体现。总而言之,不值得反复看,但是很有启发性,正好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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