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1000字
《中国文化精神》是一本由张岱年 / 程宜山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精神》精选点评：
●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一种学术风尚，但在普及的同时，也会陷入简单化、层面化的理解误区。但是这本《中国文化精神》却能将严谨学术与普及通俗两种写作风格相结合，易于理解，又不失深度。
●以为没内容，其实内容还是蛮多的；微言大义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要对自身进行彻底的认识，不仅仅是对红灯笼、旗袍等外在实体的象征物进行实践，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的文化精神入手以达到整体性的自我认同。在这一点上，就必须要对中国迄今为止仍在建构、发展中的文化精神进行厘清。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精神》这部论著以一种学术、严谨的方式为我们认识自身提供了整体的视角，在这里，我们认识中国，认知自己。
●不易读！有个疑问，P32，“程朱陆王在哲学上都有重要的建树，但他们在崇德，利用，厚生三方面，只讲了一个崇德，轻视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轻视了身体的锻炼，……不读书……”接受无能，求解答
●政治性太强，掩盖了部分闪亮光辉的思想。
● 文化精神是思想独有的“范畴”演进的表征。《中国文化精神》从一种宏观的视角，从古今中外文化的发展入手，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得失、争论以及发展主张，是一本极佳的可以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全面理解的学术科普性读物。
●本来想打五星，但是最后这100来页实在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看的人想睡觉，但总的来说还是颇有启发的，尤其是前面200多页，作为一款入门读物，算是上品，资料详实，格局眼光宏大
●看待历史的另一种视角，但政治性似乎有点重，只能说也不容易呀。
● 在当代世界背景下，经济竞争已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焦点。那么，在中西文化彼此相互渗透竞争的时代，价值中国是否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首先面对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气质倾向是什么？张岱年先生和程宜山先生以严谨、思辨的角度，以这本书为载体，对中国文化精神针砭时弊，并对中西文化进行系统的比较，也为我们读懂中国，构建价值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
●好老土的见解；还不如原来的书名《中国文化争论》；闲书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一)：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压缩版1500字的来一篇，哈哈~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弟子规》是否应该进校园一直很有争议。以笔者之见，围绕《弟子规》的争议其实是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中国文化精神”是个大命题。著名学者张岱年和他的弟子程宜山，倾力打造了《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以古今中外为参照，对中国文化的品格、得失与论争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通俗又专业的讲述。
在导论里，作者首先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我们的文化观”，这是全书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之“文化”，主要取“文治与教化”之意，此含义于今有所改变，特别是在近代吸取西学的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所以为的“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所扩大。作者认为，“文”是人类创造的成果，“化”则有传承、发展之意，因此我们要把文化当做一个动态的系统，文化发展有其客观自在的规律。
儒家提倡的孝、悌、信等思想在《弟子规》书中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对儿童的教育和熏陶有着独特的意义。但在现代崇尚个性自由的社会氛围里，很多人不以为然，更有人担忧《弟子规》会否造就新一代“顺民”。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前几年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引起了广泛争议，该书表面上讲复兴中国民族精神，却完全和中国文化讲究的“崇德利用”背道而驰，实际上充斥着早期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期的冲动、蛮横与无形。现在我们谈“文化重建”，常常把它简单化为“国学复兴”，具体就表现为搞各种读经、唱昆曲、穿汉服的活动，不是说这些活动不好，笔者以为如果不改变“中国不高兴”式的粗放型历史文化观，类似这些读经唱曲的活动，往往会沦为一种不接地气的充满荒谬感的行为。
我们应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弟子规》的问题，还涉及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如何接轨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当下辩证地传承经典。正如明朝大儒王阳明所说的：“责善朋友，须忠告善道。师虽尊严，亦可谏之，但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这样一种处世智慧，正是传统文化“中和”之道的充分体现。类似《弟子规》等传统经典，在当下的时代需求里，它们的话语和内涵精神在重新构建后应该是有价值的。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屡次撰文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阐明了何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要素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
张岱年先生历来关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一再强调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中国文化精神》依然贯彻坚持他所提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即在继承传统和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基础上进行价值观念的创新。《中国文化精神》是张岱年、程宜山等学人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姿态的深度探索，这是颇有见地的大家之言，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可资借鉴的思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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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二)：一支有关文化论争的镇静剂 ——读张岱年、程宜山合著《中国文化精神》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关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其实片面依据了英美传统对文化的理解，而忽略了文化研究中的德国传统。德国传统则“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生活的样态。”在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与其博士生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精神》中，给文化下了一个更加完备的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一定义，运用辩证法的观点，融合了英美传统及德国传统对文化的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以此定义为基础，对中国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刻剖析。
文化具有民族性，共同的文化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具有基本的精神，在本书中，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刚健有为”为纲领的四个思想要素。“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由《周易大传》提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周易》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晚年的张岱年对《周易》尤为推重，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写了很多有关《周易》的专著。“刚健有为”是对《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的概括。刚健有为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它发挥了巨大的精神能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无论是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是洋务派的“自强”口号……都体现了“刚健有为”的精神内涵。
世界是多民族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差异，在中西方文化接触之后，特别是西方诸国强势侵入中国之后，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在文化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且激发了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这种讨论事实上从16世纪末期的明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时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依然是热门的话题。在本书中，作者从世界观、伦理观等各个方面辨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体系进行梳理，通过比较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但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民主传统。在现当代的思想界，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祭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两大缺陷。胡适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文化精神》中对有关中国文化纷纭繁杂的论争也进行了总结。
作者排除了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华夏中心论”及胡适等 “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干扰，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即“综合创造论”。“综合创造论”是吸收了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鲁迅的“拿来主义”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运用辩证法思想而提出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原则。它强调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是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性的创造。这一主张不走极端，也不是无原则地调和折中，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指明了坦途。
张岱年是当代公认的哲学大师，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者，被称为“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其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书于1990年（初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再版于2006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文化论争》），如今又校订重印，足见这一著作有跨时代的价值，历久弥新。特别在是议论汹汹的当下新媒体上，左与右的纷争，“五毛”与“美分”的叫骂，体现了在文化认知上的分裂，其中多见感性的咆哮，少见理性的表达。在这样一个需要镇静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重温这本有关中西文化论争的名作，对弥合裂痕、达成共识一定大有裨益。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三)：在这里读懂“中国”
在这里读懂“中国”
文/斯索以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想读懂中国的人，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绕过去。张岱年、程宜山的《中国文化精神》则站在学术的角度，以严谨的文笔、清晰的思路，厘清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内核，为我们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当一个外国人发问时，它指向的是一个具有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的人。当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发问时，它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过去，即历史中那个与现在的我们隔着整个工业时代的五千年厚重传统。这样的精神是高度抽象的，但在具体的生活中又是清晰可辨、甚至是可以捕捉的。它以世界文明为参照系，更是立足于孕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深植于这个民族的特定话语中的，即使某个时期文化的传统断了，但精神的东西依然能凌驾于刻意摧毁它的那段时间或空间，表现得根深蒂固，在任何愿意重新提起它的记忆里再次复活。这也是我们阅读与记忆的重要前提。今天，我们对传统的热切呼唤与理性弘扬，也正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精神的继续奔流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河床。
中国是一个自古就十分重视精神延续的国度，中国文化精神在过去的多个时代能够盘根错节、不断生长，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觉诉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文献，即是这些文化精神的物质底本。今天，我们对传统的溯流与再解读，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路径。在张岱年看来，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这种创造在过程论上的意义上，指的“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同时，他也反对一些人单纯采用“共时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化，忽视文化具有个别的、零散的存在状态的事实，“文化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是他所持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文化是复杂的，要认识和追溯文化的基本精神，只停留在“何为文化？”“文化的特质是什么？”的层面还远远不够。关于文化的复杂性，张岱年则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其中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即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我们正是身处这三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并受其濡染，成为特定文化下特定的人，正因如此，“中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才成为一个个具有着浓郁文化符号的“人”。而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所主要指向的问题，则体现为三种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下所包裹着的种种问题，是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要直接面对的，在面对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强和深化了三种关系，衍生出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的内容。
虽然文化是复杂的，文化系统是多层次、多层面的动态系统，但作者并未否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自然的“自热而然的”生成不同，文化是“能动的人创造出来的，并且是在一定的意志和目的的驱使下、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并且“人类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受到历史上已有成就的规定，因而具有积累性和规则性”，这种规律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梳理、把握与继承文化成为了可能。此外，任何文化都是诞生于一定的时间，并在一定的地域、民族中发展、演变的，因此，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这是一般；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民族特点，这是特殊。同一时代同一民族有表现其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这是一般；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又有表现其不同阶级、不同党派的不同心理的两种文化，这是特殊。一般总是寓于特殊并通过特殊而存在。”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的交织，像那些生活中相互勾连的小路，为我们走进中国文化精神、在文化的内部畅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入口。
既然文化的复杂性并不代表文化精神的不可认知性，那么，作为中国文化思想中最基础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张岱年在分析《周易大传》时指出，它高度凝聚了并有机结合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等思想，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即形成了一个以刚健有为为中心的宏大生活原则体系，影响、塑造并推动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论及这一文化体系里最为核心的精神要素，他主要则归结为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在汉代以后的社会中，中国文化在各个时代的聚合与壮大，乃至分流、再聚合，千余年的演变也正体现了这四种核心要素的相互搡挤与推动，从哲学、宗教到市井生活观念，都可以看到具体而鲜明的印记。并且，他进一步强调，这四种文化要素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互为表里、彼此有所统摄。具体来说，“‘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华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这里暂且不去考据这种核心要素的提炼是否全面，以及与文化中的三种关系相对应的合理性，但这种系统的观念与研究思路无疑是颇具见地的，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内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并帮助我们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认知的顶端。《中国文化精神》充满了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又不乏学术激情，丰富的论据更在无形中充当了后来者认知的阶梯，给那些愿意在中国文化里深掘、探险的人以指示和烛照。
除了系统的论述，本书对中国文化精神发展、流变中的一些关键词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如中国文化“主静”论下的“动静之辩”，“天人合一”思想下的自然观，雅俗之分与华夷之争，儒文化的基本结构与现实基础，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核及其对中国文化走向的影响，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论争与价值选择，等等。作者善于抓住文化的源头以寻找文化的内核，并通过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考察来梳理文化的发展、演变，从时代、民族、地域、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本质特征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剖析，主张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的优势与弊端，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处理好批判、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因此，本书所呈现的中国文化精神，既有其内在的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一面，又可见某些异质性因素在不同时代所迸发出的鲜活生命力。在最后一章，作者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一方面继续弘扬民族主体精神，一方面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并特别强调，“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最后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及文化要素间的“可离性”和“可相容性”，则是实现这种“综合创造”的可能性前提和依据。这一观点，也正体现出文化常“演”常“新”的本质，呼应了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文化是一个不创造的过程，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2015.4.21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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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四)：中国文化的自觉和再创新
第一段是编者按：
《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张岱年打造的中国文化通俗读物，以古今中外为参照，对中国文化的品格、得失与论争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最通俗又极专业的讲述，阐明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蕴含着历史的智慧与哲理的启迪。它对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未来新文化有巨大的现实作用，是值得一读的国民常识书。
现在我们谈“文化重建”，常简单化为“国学复兴”，具体表现为搞各种读经、唱昆曲、穿汉服活动，不是说这些活动不好，笔者以为若不改变“中国不高兴”式的粗放型历史文化观，这些活动，往往会沦为一种不接地气的充满荒谬感的行为。
如何传承经典是个问题
前不久，《弟子规》进校园的讨论很激烈。以笔者之见，围绕《弟子规》的争议其实是因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何谓中国文化？何谓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当代哲学家、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张岱年和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精神》或许能提供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在导论里，作者首先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我们的文化观”，这是全书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之文化，主要取“文治与教化”之意，此含义于今有所改变，特别是在近代吸取西学的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所以为的“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所扩大。作者认为，“文”是人类创造的成果，“化”则有传承、发展之意，因此我们要把文化当做一个动态的系统，文化发展有其客观自在的规律。
可见，作者的文化观是动态且有其规律的。以此观察《弟子规》，儒家提倡的孝、悌、信等思想都在书中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对儿童的教育和熏陶有着独特的意义。但在现代崇尚个性自由的社会氛围里，很多人不以为然，更有人担忧《弟子规》会否造就新一代“顺民”。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应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弟子规》的问题，还涉及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如何接轨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当下辩证地传承经典。
重识中国文化的精神
在第一章，作者就阐明了何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要素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
书中，作者的视野非常宽阔，常以核心议题为点，思维辐射至古今中外，自如地穿梭于人文哲思的密林之中。他们采取的是既回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细致地讨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又以全球史观的视角探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对西方和世界的认识以及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避免了单一论述的不足，可以说是一种多重视角、高屋建瓴的系统论断，这种纵横开阔、交叉比较的研究方法在书中随处可见，很好地撑起了全书的框架。
比如，作者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动静之辨”，切入点却是近代李大钊的著作。笔者以为，作者这一做法有其深意。近代中国正是西学东渐、思想激荡的年代，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思想往往相当激进，反传统特别厉害。李大钊主张“竭力以受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作者认为李大钊的文化观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上的文化观。
上世纪全球史观逐渐兴起，学界普遍认为，环境史观强调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有利于打破空间隔绝来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但它容易错误地把许多原本属于同一种文化内部的不同倾向机械地分割开，忽视内部的发展规律。于是作者自先秦、魏晋、隋唐、宋、元、明至清初，重新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动静之辨”，这就不是简单的历史线性分析，而是旨在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这不是回归，更不是复旧，而是要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
文化重建不是复制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在现代又因为政治运动造成严重割裂，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非旦夕之功，任何简单粗暴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近几年，关于“文化重建”的呼声很高。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通过不断“破坏”文化来进行“重建”。
我所处的城镇是江南鱼米之乡，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颇具特色，但是最近在兴修园林景观时，本地有关部门却不惜斥巨资从徽州购买老房子、拆卸搬运回来重新搭建，打着“文化重建”的旗号，美其名曰“抢救民间文化”，这不是文化重建，而是对文化原生态的结构进行破坏。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历史悠久，但在社会更替的过程中，古老建筑的式样几乎完整保留，老房子门前、角落还到处露出青苔，近千年的时光，都好好地保留在那里。一种文化物品里所包含的文化精神，恰恰在于它生长在相对原生态的氛围里，只有在具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文化环境里，才能体现出它的传统含量和文化格调。
前几年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引起了广泛争议，该书表面上讲复兴中国民族精神，却完全和中国文化讲究的“崇德利用”背道而驰，实际上充斥着早期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期的冲动、蛮横与无形。现在我们谈“文化重建”，常常把它简单化为“国学复兴”，具体就表现为搞各种读经、唱昆曲、穿汉服的活动，不是说这些活动不好，笔者以为如果不改变“中国不高兴”式的粗放型历史文化观，类似这些读经唱曲的活动，往往会沦为一种不接地气的充满荒谬感的行为。
文化自觉是传承与创新的先决条件
作为儒家传统启蒙经典，《弟子规》对于儿童的教育和熏陶有着独特的意义。《弟子规》讲究尊长孝亲、兄友弟恭，值得传承和发扬，但在当今崇尚个性自由的社会氛围里，很多人不以为然。以笔者之见，我们固然要反对权威和专制，但这与中华传统提倡的尊师重道并不违背。正如明朝大儒王阳明所说的：“责善朋友，须忠告善道。师虽尊严，亦可谏之，但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这样一种处世智慧，正是传统文化“中和”之道的充分体现。类似《弟子规》等传统经典，在当下的时代需求里，它们的话语和内涵精神在重新构建后应该是有价值的。
这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旨所在。费孝通曾经屡次撰文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创造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
本书作者之一张岱年先生晚年非常关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新文化建设等，一再强调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程宜山作为其亲传弟子，早已与恩师合著《中国文化论争》等多部作品，如今这一本《中国文化精神》是两人的再次合作，依然贯彻坚持张岱年所提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即在继承传统和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基础上进行价值观念的创新。
很显然，《中国文化精神》是张岱年、程宜山等学人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姿态的深度探索，这是颇有见地的大家之言，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可资借鉴的思路之一。
延伸阅读：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费孝通 2002年《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论文
主要方向：历史、人文、社科、财经、科普、教育类书籍。喜爱具有知识深度、逻辑严谨、思维周密的书籍。出版社新书推介、报刊编辑约稿，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