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书简读后感摘抄

　　《狱中书简》是一本由(德)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0，页数：207 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狱中书简》精选点评：

　　●潘霍华的十架神学，现代版提摩太后书，给未婚妻写的信真是感人, 啊人生就是一个将临期.....

　　●只看了前三分之一。神学书真是不能忍....

　　●作者于1945年4月被纳粹以“叛國罪”的名目处以绞刑

　　●开篇十年对我吸引力很大，后面的书信则寥寥乏味。可能是还没有到那个信仰层面的缘故。但狱中书简与他的其他著作相比，多了一股苍然的味道。

　　●很有些感人的地方的。

　　●一本好书，值得再读。

　　●六年后，总也算是读完了。这并不是场轻松的阅读经历，因为想要抱着理性以跳出的姿态将关于宣讲的部分剔除，品味以上天的角度得来关于人生的思考，所以在亦步亦趋中保持独立。信仰，是对人生状态的选择。又有谁能保证不会在某一天以虔诚的心匍伏？毕竟我们的飘荡需要归属，我们的罪需要被原谅。

　　●尽管被囚，但他的文字充满着信心。第216人读过。

　　●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宁静的沉思，从技巧返回艺术……

　　●谦逊忍耐克制的，智慧坚毅的。我与世界的信仰与虔诚。

　　《狱中书简》读后感(一)：每天读一小段，汲取精神食粮

　　这么优雅的一个人，有这么美的文字，和这么崇高的精神。信仰的力量在他那里真实、神圣。每次读的时候都能受到鼓舞。只是书信体不适合于系统了解他的神学思想，不过在地铁上读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许多闪光之处，然后折起来，下次再看一遍。这本书绝对是可以给人以启发和在信仰路上重新振作启航的书。

　　不过得集中精力，像他讲政治和公民的那部分我就不太感兴趣，毕竟不在那个时代。

　　《狱中书简》读后感(二)：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

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

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狱中书简》读后感(三)：自由在行动中

　　自由在行动中

　　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珍惜自由的人来说，监狱是自由的坟墓。但正是在绝境中，人才会有对生命本身、人的存在的最内在、最超然的感受和思考，才会有对作为人之为人本质的自由的最真切的渴求和向往。对于即将失去的东西，人常常有更多的眷恋和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痛惜，何况这说的“东西”，乃是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海德格尔说：“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起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在监狱里，在寂寞的单人牢房里写成的著作，在对人生的本质和存在的揭示上，可以说是最接近极致和本相了。

　　朋霍费尔，这位反纳粹的德国神学家，参与地下抵抗运动密谋刺杀希特勒的失败者，他当然不会想到，在他囚禁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下的部分书信和诗歌、杂感断简会在他死后由友人整理出版，并在60年代后期引起神学思想的一次震动，这震动就是所谓“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狱中书简》里的这些书信、祈祷词和沉思录，向我们重现了一幅单人囚室里的生活图景，过着这种生活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敏感的人，他简直是谦逊、亲切、温和的化身，他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上（即便在囚禁之中），总散布着一种幸福、感恩的气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个人生活的隐秘细节，这种生活已融汇入了正在外面世界上发生的悲惨事件之中。他在牢房中阅读，思索，写作，踱步，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到圣经和路德所说的精神考验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由沉思中的大脑和敏感的心灵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狱中写下的文字，是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据以生活并承受苦难的精神的见证。

　　提到“上帝死了”，一般人就会想到尼采、萨特，他们不知道，把这句话扩展为一套理论甚至多套理论，乃是以这本残缺的小书为起点的。在这本小书里，朋霍费尔首次提出，“世界己经成年”，上帝正越来越被挤出这个世界，大约从13世纪以来的人类自律运动，在他那个时代已得到了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一个假设的上帝，他断言，甚至从康德时代以来，上帝就被放逐到了经验之外的领域。在1944年8月3日的一封长信中，朋霍费尔提到了他想写的一本书，并列出了详细纲要，在这本没有问世的书里，他决计要对基督教进行一次清理，并探讨基督徒信仰的真实意义，揭示现代宗教只为维护教会利益，几乎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仰，不愿为人类承担风险的弊端。最终到来的死亡中止了他不倦的思考。

　　这幅单人囚室里的生活图景—阅读，写作，思考，和规定了的散步—在1944年7月2 1日的短信和一些心智片语中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总结。在此之前，朋霍费尔一直向往着获释的可能。但从那时起，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怀着更新了的献身精神和承担一切附加痛苦的坚定决心，写下了一系列对自由和生命的思考的短简。其中最著名的，乃是《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在这篇箴言式的短章里，朋霍费尔说，如果你要找到自由，首先要磨炼你的感觉和灵魂，然后要去做，要敢于行动，做正义的事情。自由并不在奇想联翩中，而只是在行动之中。

　　朋霍费尔曾说，狱中生活，从任何一方面说，都使人回到最简单的事情上去（他因此拒绝在思想上同里尔克同道），他深深感到，他所需要的，不过是秋天的几枝花，阳光下可爱的栗树，微风断续吹送的唱诗声，和偶而想到的施多姆的一节诗：“虽然外面这个世界是疯狂的，然而美丽、美丽的世界，却绝对不可毁灭。”这让人想到卢森堡，这个波兰的革命者，在本世纪初叶寄自茨维考监狱的信中的一句话：“……我觉得全世界，凡是有云、鸟和人的眼泪的地方，都是我的家。”一个基督徒，一个革命家，在对生命的热爱和自由的向往有着惊人的一致。

　　人生而自由，却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这话大概是卢梭说的），人的生命有短有长，但终有一死，五十年与百年在一个人的主观时间里又有何短长？在这个意义上说，奄忽间去留两茫茫，人时时都在绝境之中。这本拷问灵魂的小书，应该说对每个思考着的生命都是一种参照。朋霍费尔临刑前的话是：“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他的著作在他死后还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倒应了他身体停滞灵魂前进的预言。

　　《狱中书简》读后感(四)：在没有上帝的时代信仰上帝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20世纪重要的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其满腹才华，年仅21岁便取得博士学位；其信仰坚定，于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从美国返回德国，试图拯救陷入危险思想的祖国；其生不逢时，在刺杀希特勒计划失败后于德国投降前夕于狱中被枪杀。此书为朋霍费尔的朋友所编，收录了朋霍费尔于狱中近两年时间内与父母、朋友的书信往来。信中包含了朋霍费尔对自身处境的思考，也提及了他正在形成的关于基督教神学的新思想，成为其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由于该书只编篡了朋霍费尔的来信，而没有囊括其家人、朋友的回信，因此全书看起来更像是朋霍费尔一个人的独白（类似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尽管身陷囹圄，朋霍费尔在书信中始终展现出其乐观的心态：他相信自己无罪，并很快会被释放——这一表述贯穿其入狱两年的书信之中。此外，他在信中只言其思考之事，而丝毫不提及他所受的牢狱惩罚。这与另一本同时期、同类型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一书中，犹太裔德国作家Friedrich Reck对纳粹极尽恶毒之评价，称纳粹所用的德语是“公共厕所墙壁上的德语，是男妓的德语”（《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Friedrich Reck著，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第88页）。与之相反的是，尽管一直被无故关在狱中，尽管外界时有轰炸，朋霍费尔在书中却显示出惊人的平和。这势必要归功于他的信仰。在1944年5月21日致朋友的信中，朋霍费尔如此解释战争：“如果在你看来，战争似乎仅仅意味着死亡的话，你实际上就没有恰当地看待上帝行事的多重方式。我们大家的死期都是定好了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它都会找到我们。我们必须为之作好准备。”（本书第141页）他将牢狱之灾、死亡视为是上帝的安排，并在信中多次宽慰好友，认为上帝安排他在狱中定有目的。然而，就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尚且会哀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朋霍费尔也曾在自己写的小诗《我是谁》中透露出其内心的痛苦：“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咽喉/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渴望着亲切的话语，有人来作伴/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疲倦空乏于祈祷、思索和行动/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本书第179页）朋霍费尔在小诗的最后选择相信上帝的安排与旨意，并对生活仍然保有期待。在侄子受洗之日，朋霍费尔在狱中给尚为婴孩的侄子修书一封，信中充满对侄子的成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徒的殷切期盼，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梵高为其刚出生的侄子所绘《杏花盛开》。画中，梵高一改往日的沉郁，显示出自然强大的生命力，这正与朋霍费尔的信相契合。也许新生命的诞生能使人忘却周遭的痛苦处境罢。至少对于朋霍费尔与梵高皆是如此。

　　在信中，朋霍费尔也提出了其最为重要的神学观点之一：无神论的基督教。这里的神，指的是一位功能性的上帝，即所谓Deus ex machina。这样的神有两种功能：其一，解释诸如世界的起源、死后世界等问题；其二，是人在恐惧无助时可以依靠的对象（这两种功能本质上可归为一种，只是本人粗浅的划分而已）。朋霍费尔指出，在“大约从13世纪开始的这场走向人类自律的运动”（本书第154页）中——我们可以偷懒地将其替换为“世俗化进程”——上帝的功能性越来越弱。原本人们“将上帝作为一个补缺的东西，用来弥补知识的不足”（本书第151页），然而“知识的边界不可避免要被往后越推越远”（同前），而世界给上帝留下的位置愈发减少。他认为，当今的这个世界（即其所处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龄（die mündig gewordene Welt），人们不再需要功能性的神祇，而基督教的上帝却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形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人类重新修合，这表明上帝在此世是苦弱无力的，而这也“正是他（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本书第177页）。朋霍费尔援引《圣经》中所言：“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太8：17），“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本书第178页）。

　　既然上帝选择在主动分担人的苦弱（Mitleid Gottes），那么基督徒所能做的，便是在现世效法基督，共担人类的苦弱。“人必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从而参与上帝的受难……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作为一名罪人或悔过者或圣徒），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是某种宗教行为，而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本书第180页）朋霍费尔反对此世与彼岸的对立，反对人将此世的生活看作是堕落有罪的存在，而将天国当作是获得永恒之道。他指出：“当耶稣祝福罪人时，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可是耶稣并没有先使每一个人成为罪人。他召唤他们脱离他们的罪，而不是召唤他们进入他们的罪。”（本书第168页）因此，人们并非藉由相信自身所承受的罪才能保持对上帝的虔信，“耶稣为自己和上帝之国所要求的，是完整的人生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本书第168页）。此外，朋霍费尔也在《旧约》之中找到了相关的例证：“以色列人被救离埃及，是为了在世间生活在上帝面前”（本书第164页）。其认为，《旧约》与一般的拯救神话的区别在于，后者关心的是人如何才能摆脱死亡，而基督教则“要人返回他在尘世的生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同前）。可惜的是，囿于自身学识，我并未把握这种“分担上帝苦难，以全新方式生活”的具体形式。

　　由此可见，朋霍费尔所持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神学观。基督徒需在现世分担上帝的苦弱，“通过参与上帝之存在，为着他人而活”（本书第193页）。在看完此书后，我甚至是无意识地想到了太虚大师的两句话：“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与朋霍费尔所谓“在现世效法基督”岂不共有“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之感吗？而将信仰单纯视作对受苦人生的超越、以宗教“事死”，又岂是基督教一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一话题姑且打住，待有能力时再作讨论。

　　最后，回到书本身。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悲剧。朋霍费尔于1945年被处刑，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每一封信成了其生命的倒计时。而作者在信中对于出狱的盼望、对日后生活的美好向往，在读者心中只能化为一声叹息。但谁的日记又不是如此？倘若能在阎王殿看见人生的重播，喝了孟婆汤的自己又将如何感叹屏幕中那个已然成了陌生人的一生？就此打住罢。

　　最后的最后，朋霍费尔的这些书信原以德语写就，但该书却是以英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实在是美中不足的一点；当然，鉴于该书第一版的年龄比我还大，想来也不能对其苛求过多。只能希望借着朋霍费尔全集从德语重新翻译的契机，该书也能有一个全新的译本吧。

　　《狱中书简》读后感(五)：“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

　　原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盲龟值浮孔”。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20世纪重要的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其满腹才华，年仅21岁便取得博士学位；其信仰坚定，于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从美国返回德国，试图拯救陷入危险思想的祖国；其生不逢时，在刺杀希特勒计划失败后于德国投降前夕于狱中被枪杀。可以说，朋霍费尔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此书为朋霍费尔的朋友所编，收录了朋霍费尔于狱中近两年时间内与父母、朋友的书信往来。信中包含了朋霍费尔对自身处境的思考，也提及了他正在形成的关于基督教神学的新思想，成为其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由于该书只编篡了朋霍费尔的来信，而没有囊括其家人、朋友的回信，因此全书看起来更像是朋霍费尔一个人的独白（类似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尽管身陷囹圄，朋霍费尔在书信中始终展现出其乐观的心态：他相信自己无罪，并很快会被释放——这一表述贯穿其入狱两年的书信之中。此外，他在信中只言其思考之事，而丝毫不提及他所受的牢狱惩罚。这与另一本同时期、同类型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一书中，犹太裔德国作家Friedrich Reck对纳粹极尽恶毒之评价，称纳粹所用的德语是“公共厕所墙壁上的德语，是男妓的德语”（《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第88页）。与之相反的是，尽管一直被无故关在狱中，尽管外界时有轰炸，朋霍费尔在书中却显示出惊人的平和。这势必要归功于他的信仰。在1944年5月21日致朋友的信中，朋霍费尔如此解释战争：“如果在你看来，战争似乎仅仅意味着死亡的话，你实际上就没有恰当地看待上帝行事的多重方式。我们大家的死期都是定好了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它都会找到我们。我们必须为之作好准备。”（本书第141页）他将牢狱之灾、死亡视为是上帝的安排，并在信中多次宽慰好友，认为上帝安排他在狱中定有目的。然而，就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尚且会哀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朋霍费尔也曾在自己写的小诗《我是谁》中透露出其内心的痛苦：“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咽喉/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渴望着亲切的话语，有人来作伴/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疲倦空乏于祈祷、思索和行动/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本书第179页）朋霍费尔在小诗的最后选择相信上帝的安排与旨意，并对生活仍然保有期待。在侄子受洗之日，朋霍费尔在狱中给尚为婴孩的侄子修书一封，信中充满对侄子的成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徒的殷切期盼，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梵高为其刚出生的侄子所绘《杏花盛开》。画中，梵高一改往日的沉郁，显示出自然强大的生命力，这正与朋霍费尔的信相契合。也许新生命的诞生能使人忘却周遭的痛苦处境罢。至少对于朋霍费尔与梵高皆是如此。

　　在信中，朋霍费尔也提出了其最为重要的神学观点之一：无神论的基督教。这里的神，指的是一位功能性的上帝，即所谓Deus ex machina。这样的神有两种功能：其一，解释诸如世界的起源、死后世界等问题；其二，是人在恐惧无助时可以依靠的对象（这两种功能本质上可归为一种，只是本人粗浅的划分而已）。朋霍费尔指出，在“大约从13世纪开始的这场走向人类自律的运动”（本书第154页）中——我们可以偷懒地将其替换为“世俗化进程”——上帝的功能性越来越弱。原本人们“将上帝作为一个补缺的东西，用来弥补知识的不足”（本书第151页），然而“知识的边界不可避免要被往后越推越远”（同前），世界给上帝留下的位置愈发减少。他认为，当今的这个世界（即其所处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龄（die mündig gewordene Welt），人们不再需要功能性的神祇，而基督教的上帝却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形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人类重新修合，这表明上帝在此世是苦弱无力的，而这也“正是他（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本书第177页）。朋霍费尔援引《圣经》中所言：“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太8：17），“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本书第178页）。

　　既然上帝选择在主动分担人的苦弱（Mitleid Gottes），那么基督徒所能做的，便是在现世效法基督，共担人类的苦弱。“人必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从而参与上帝的受难……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作为一名罪人或悔过者或圣徒），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是某种宗教行为，而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本书第180页）朋霍费尔反对此世与彼岸的对立，反对人将此世的生活看作是堕落有罪的存在，而将天国当作是获得永恒之道。他指出：“当耶稣祝福罪人时，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可是耶稣并没有先使每一个人成为罪人。他召唤他们脱离他们的罪，而不是召唤他们进入他们的罪。”（本书第168页）因此，人们并非藉由相信自身所承受的罪才能保持对上帝的虔信，“耶稣为自己和上帝之国所要求的，是完整的人生及其一切表现形式”（同前）。此外，朋霍费尔也在《旧约》之中找到了相关的例证：“以色列人被救离埃及，是为了在世间生活在上帝面前”（本书第164页）。其认为，《旧约》与一般的拯救神话的区别在于，后者关心的是人如何才能摆脱死亡，而基督徒则“要人返回他在尘世的生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同前）。可惜的是，囿于自身学识，我并未把握这种“分担上帝苦难，以全新方式生活”的具体形式。

　　由此可见，朋霍费尔所持的乃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神学观。基督徒需在现世分担上帝的苦弱，“通过参与上帝之存在，为着他人而活”（本书第193页）。在看完此书后，我甚至是无意识地想到了太虚大师的两句话：“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与朋霍费尔所谓“在现世效法基督”岂不共有“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之感吗？而将信仰单纯视作对受苦人生的超越、以宗教“事死”，又岂是基督教一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一话题姑且打住，待有能力时再作讨论。

　　最后，回到书本身。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悲剧。朋霍费尔于1945年被处刑，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每一封信成了其生命的倒计时。而作者在信中对于出狱的盼望、对日后生活的美好向往，在读者心中只能化为一声叹息。但谁的日记又不是如此？倘若能在阎王殿看见人生的重播，喝了孟婆汤的自己又将如何感叹屏幕中那个已然成了陌生人的一生？就此打住罢。

　　最后的最后，朋霍费尔的这些书信原以德语写就，但该书却是以英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实在是美中不足的一点；当然，鉴于该书第一版的年龄比我还大，想来也不能对其苛求过多。只能希望借着朋霍费尔全集从德语重新翻译的契机，该书也能有一个全新的译本吧。

　　参考文献

　　[1] 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 Friedrich Reck：《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第88页。

　　[3]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