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经典读后感有感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是一本由石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精选点评：

　　●这本书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看。一是对甲午战争前后晚清政局研究本身的意义。大概算是一个先导者。二是对于理解陈寅恪晚清史观的意义。比如75页讲慈禧最恶清流，和《寒柳堂记梦》当中的标题完全一致。可以视为一个有力的补充。不过似乎也不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我的观感是，石泉此书总体上对李鸿章等人持同情态度，类似于前些年的翻案态度，但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当中表达的似乎并非如此，而是从一种传统的士大夫价值观、一种他所认同的文化理想出发，责备李鸿章何以明知不可战而战、何以不强谏阻止。这当中的区别似乎还是很大的。第三是作为当年燕京大学学位论文也有样本的意义。前阵子看到王笛的袍哥研究，也是利用燕大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不知道这批论文还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本书一大好处，似是既分辨帝后、北洋、权臣、清流的条块交错，又指向同光缺少安居四面之间、出入纷错有余者。战前淮系势大，李鸿藻、沈桂芬分庭中枢，作者盛赞恭亲王能“居间两用之”，却难逮甲申变故；战后淮系衰落，恭王复出，翁同龢联络刘坤一，似也能“用心调停于帝后之间”，然则恭王速死，翁以康替，戊戌之变于是远甚甲申；庆王精宦术而多推诿，刘坤一、荣禄身后，东南湘军与直隶新军相维相克之势不复，满亲贵胄内也再无能胜任者。以甲午战端为际，出疆吏清议之争，终入晚清政局无以以满制汉、调和大体之局。崩析之势，竟若无王导之东晋。石先生莫非独与恭亲王惺惺相惜？读罢惟于此意不知其可也。

　　●大量引用奏折和信札，参考书目部分有一些点评，可以照着找书看。【第一次看到李文忠公说“（我）就是康党”是在这本书里，那个激动啊……

　　●二读，学研治门径

　　●鸿章倒,清流起 帝后之争加剧

　　●石泉之作深受其师陈寅恪之影响，重在还原历史中之纷繁头绪，尤善于体察人事关系、分别党派，如区分帝党后党、主战派主和派，此确为研究中国史最重要之方法，但其视野亦为此所蒙蔽，不能见此战争之世界格局也。引用史料较为完整丰赡（惜多为日记、奏折，其他材料较少），故而对历史的还原度颇高。 此书极具眼光处，在于其重点（第四章）考察甲午战败后至李鸿章出使和谈期间的清廷内部纷纭的形势，认为这一时期的具有承上启下之特点，乃帝党后党公开矛盾之由，又为小站新军创建之始（同时也为淮军失势沦落之始）。 总体而言，甲午战争之意义，在于暴露了中国军事、政治方面存在的极大问题，而后数年的发展，实为吸取此一教训之后的产物，可惜戊戌之后，大多仍归失败，惟袁世凯终成气候。此亦可见中国欲为制度改革之难。后人每将罪责归于慈禧太后，然无大

　　●老大帝國在蕞爾小國的一擊中轟然倒塌，不自知丶不自省丶唯自大丶唯內爭，不敗也難。歷史本不可以重塑但常可重演，行走在歷史三峽之中的我們仍需時時警醒，勿倒覆轍。（閱讀時間：2016年8月28日－9月10日；自評：8.1；推薦指數：★★★★）

　　●发时人所未发。几个关键问题，如满清朝廷内部变化，如满汉问题，时人不是不屑于讲，就是不愿意讲，总之是不怎么讲。作者成书早，顾忌少，加之陈先生深悉内情，写的很靠谱，问题写清楚了。做到了我只能梦想的事情。

　　●读的是石泉文集本。已列入三联当代学术第二辑出版计划，静等再版

　　●这本书是在陈寅恪指导下写的，所以很大程度反应陈的观点，读的时候要注意这点。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一)：1948年陈寅恪先生指导的硕论

　　石泉之作深受其师陈寅恪之影响，重在还原历史中之纷繁头绪，尤善于体察人事关系、分别党派，如区分帝党后党、主战派主和派，此确为研究中国史最重要之方法，但其视野亦为此所蒙蔽，不能见此战争之世界格局也。引用史料较为完整丰赡（惜多为日记、奏折，其他材料较少），故而对历史的还原度颇高。

　　此书极具眼光处，在于其重点（第四章）考察甲午战败后至李鸿章出使和谈期间的清廷内部纷纭的形势，认为这一时期的具有承上启下之特点，乃帝党后党公开矛盾之由，又为小站新军创建之始（同时也为淮军失势沦落之始）。

　　总体而言，甲午战争之意义，在于暴露了中国军事、政治方面存在的极大问题，而后数年的发展，实为吸取此一教训之后的产物，可惜戊戌之后，大多仍归失败，惟袁世凯终成气候。此亦可见中国欲为制度改革之难。后人每将罪责归于慈禧太后，然无大部分大臣之支持，慈禧可立于不败乎？故传统之士大夫官僚制度，实亦为晚清改革艰难之一大祸首（如甲午期间主战派徒有战心而无有力带兵者，此正传统文人官僚之病）。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二)：谋国者的悲凉

　　我对历史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大概是幼年时听评书所养成的习惯。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晚清的历史是沉痛的，却又为今天的中国提供了很多镜鉴。这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本书，都写得很早，却犹有余香。

　　与另外两本书的显赫不同，石先生这本失而复得的小书，并不算有名，却极见见地——作者并不过多主观论断，而是通过史料盘整这段历史，让我们能够看到谋国者的悲凉与做事者的无奈，也为我们铺陈出晚清至民国这段政局变迁的线索。

　　石泉是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所带的研究生，本书即是他的研究生论文，全书用文言写就，成于兵荒马乱的解放战争时期——管中窥豹，亦可见当时学术之盛景。这本书曾让我萌生写一本名为《甲午辛丑》的近代史著作之野心，可惜书还没写人就老了。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三)：牢骚

　　陈寅恪的历史学生，建国后因在武汉大学，从事湘楚地区历史地理研究，顺手还翻译了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此文即陈指导所做的研究生论文，在建国前，因而文风笔法从旧。陈虽专治中古隋唐史，但是因为其判断道咸往来事与隋唐史可相映照，己之所以不治近代史的原因在于他本身家室渊源即是晚清士林中人，虽然对于朝廷故旧隐晦洞若观火，但自觉投入会失其客观，因而采取春秋笔法，敬意再进一格。本文治史风格相当典朴，今所鲜见。有许多清流朝臣的议论奏牍材料，以其文字观之，清流决非闭塞狭隘之辈，相反他们对于国际局势与形势的判断甚至要强于03年出访外国的皇族子弟，对于远东均势与维护的认识要高于李鸿章，李鸿章一人怎么比得过日本诸番统合起来的外事人才，是英国放弃了李鸿章，选择了日本，在这种存心较量的蛊局里出于本能与常识的反应反而能做的更好，而李鸿章的外交判断已经陈旧了，不止他一个人认清了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他并没有应对这一变局的能力。当然是整个满汉共治的朝廷没有这个能力，作为这种相互限制的权力机制的缩小版的北洋系问题就更加突出，北洋首先是失去信心，其次才是能力不足的问题。

　　晚清士林是比末代皇族与民间自发的革命力量更加值得研究的对象，但这一群体在近代史与革命史的叙述中是缺失的，当然这与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不掌握也不愿掌握）军事暴力有关。但很多材料表明他们是那个时候看的最清楚的人，接受最全面的旧学教化的人在接受西潮洗礼后达到的是我们如今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陈寅恪王国维那辈人就像谢林黑格尔一样，“能读懂他们的人已经死绝了”。真正的腐儒恰恰是从地方民间野蛮成长起来的自居为文人的人，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这些半通不通的人。没有革新的勇气，甘愿受制于一个长于深宫之中的妇人，以入京吃一顿酸臭腐硬的满汉全席为荣。

　　对于朝廷重臣往来书函密语的解读，只有陈寅恪如此驾轻就熟，局外人根本无法正确解读。且甲午战争中，陆军重于海军，双方海军仅作为运送士兵及装备的作用，黄海、威海战斗实际上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是影响朝鲜战争的因素之一。而被现在吹嘘的刘步蟾等人在当时人看来自私怯懦，只是惯于掩饰虚报而已，从太平军以来的淮军传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些把戏会被经验丰富的上层一眼看穿，刘步蟾最后在威海与舰同裁，显然就是逃不过。

　　后期战事无法挽回，调湘军诸部北上接连失败，颓势既成，杯水车薪。一开始战事失利，整个军事机器又停留在中世纪的封建统制中，自然比不过现代化的军事机器。失败无法挽回。

　　清流士林原为中华各省之菁华荟萃，视野、格局、判断都为当时之顶峰，会同满洲统治集团形成中央，内部互动消弭着外部的压力（国内、国外），俟太平军起，湘淮军等地方势力兴起，取代了满洲贵族掌握的八旗绿营军事，原先的文武（满汉）均势被打破，然而同治稳定局面的形成还是源于专制统治下的文武对立，清流成为压制地方军人的主要角色，满洲人继续维持中庸的局面。因而所谓的自强求富、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语皆出自此时的地方实力派，主体即为湘淮及其各地练军、防军。湘淮原本就不是作为一支纯粹的军队，而是作为一支权力集团出现的，在满人看来，他们和太平军的区别只是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因而其编制训练都只有皮毛，淮军包办北洋京畿防卫，只能守成，已无出战之能。这一点李鸿章看的很清楚，他只是将和执政王一起坐在铁甲舰上观炮赋诗作为人生巅峰来享受而已，没有要用他们打仗的思想。如果北洋一开始就把朝鲜作为重点的防卫区来准备，甲午不一定如此被动，但传统的秩序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在面对日本的现代军队时，一群仍旧保持着封建秩序组织的暴力集团，再加上装备后勤的失败，必输无疑。这个时候在计较什么已经奋力着实没有意义，因为满洲人肯定不会相信聂士成、刘步蟾会比僧格林沁更忠心。相反，他们和清流们配合着，削去了早就忌惮很久的掌权过重的李鸿章集团的势力。但看他们这一时期相互往来的书信就可以看出来，士大夫们完全不通军事，使用的仍旧是根本看不出战法战略战术的修饰性文辞，他们只是在像以前的权力中枢们一样 干着借机削人的事情。但甲午战败确实使他们认识到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所以编练新军的计划，一开始就是清流和外国武官们制定的全国性的计划，主持者正是被光绪请走的翁同龢。但是甲午战后的影响除了淮军集团被清理，就是满洲集团内部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帝后矛盾，恭亲王作为国政的实际主持者只能夹在中间无有作为。满洲集团最终的衰落，事实上根源于此，正因为内部的对立如此之大，才使后来连虚君的地位都保留不住。这一对立消耗了当时朝廷的大部分精力，以至于很多计划来不及完成，只能作为种子。而在当时，各地的势力以及士绅军事集团都被卷入其中，封建性的东西被加强的同时也被大幅度的消耗。

　　且考量当时甲午战败后乙未合约中朝廷及大臣的作为，就可以想到当时世界各国对于清国的失望与鄙薄，他们仍旧寄希望于通过阴谋、秘密的协定、搅浑水、不遵守协约的方式来达到不失寸土的目的。但在各国眼中，这是非常不讲道义的流氓行为，这种行为如果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还有秩序规则冲突的性质，因而可以被理解，但在各大臣已经熟知国际规则，驻各国公使都相当熟悉风俗的时候还搞这一套，就显得非常幼稚且猥琐，西方随便一个记者都比他们更加懂得如何有尊严的体面的做好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不是上下相互欺瞒，相互打着为对方考虑的幌子作出事实上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的做法，这种上下都不懂得为自己考虑才是真正为这个整体考虑的社会，相反都摆出一副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一心为民、负重前行的姿态，做着破坏共同利益的事，这就是败坏德性。

　　但是直到今天，上下仍旧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把可鄙的狡黠当作智慧，把实质上是自卑的不坦诚称作水深的玄奥，将懦弱的后退吹嘘为顾大局，把不顾他人的争夺赞为勇武……如此下去，迟早会栽大跟头。

　　恭亲王在同光时期事实上就是总理、国王之手的地位，皇权居于最高，而实际处事交由亲王与清流代表和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们，他们才是决定国家社会趋向的人，历史的推动决不只是因一时一人一集团，而是这些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其之中，哪怕是像董福祥、宋庆这些应该被归为偶然性因素的地方封建势力代表，也会使历史发生巨大的改变，最起码，我们现在对于甲午时事的反思和宣传教育是很不够的，在现在得到大力宣传的反而是在真正的历史里完全不重要的东西，例如定远的哑弹。它相比于日本买到本来给中国订做的吉野号，更像是一个必然。而历史要做的就是发现更多的偶然，这样才能使后人有所镜鉴，毕竟，必然的东西，是每个身处洪流中的人都自然而然能感觉得到的，甚至不需要被意识到。而创造偶然性反而是更难得的事情。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四)：清流当中一许浊

　　一个晚字无奈的道出了清廷最后的风雨飘摇，而其中承前启后的先驱者却广为后人诟病。李鸿章作为洋务的出头鸟，每一杆明枪暗箭都指向了他，历史的罪责卖国的骂名到底是全部扣在了他的头上。《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更加全面的为我们展现了中堂先生倾其一生血汗为他所效忠的大清铸造的最后一根救命索断裂的政治因素。他的远见绝非“清议”之徒高谈时所能企及。当此一“浊水”混入“清流”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成为别人牟取权柄的棋子，又是如此的凄惨悲凉。

　　早在同治十三年，李文忠公李鸿章就有上书痛切再申明洋务之重要，“…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之变局；…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除外交上立总理衙门，陆军上执掌淮军，兴办洋务，造军工，求自强，添建海防要塞，兴国力以成海师外，又操民生，在交通事业、人才培养上颇有建树。遂于外务看的比任何一个饱读圣贤诗书的老夫子都明白得多“夷事骎骎内向。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考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一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故而一再上书请再拨银饷以壮我海军添我船炮。可惜中国式的政治终不许一家独大，随遇而长治久安的内道家外儒的传统令太后敷衍其事，朝臣们更是撅着腚子哄骗颐颜圣悦之心，等待自己分一杯羹水。自强之运动自然就搞不大搞不活，只是一潭死水，僵固在左、李、曾、张四位的根据地上，再无扩展生根本之意。本想自的论甲午之政坛败殇，但先生论的顶好就借来用用。

　　推究甲午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可有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见识之不足，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大夫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以致不可能形成以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内部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随时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有此三端，甲午一战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乃迥异于前。

　　甲午开战以来，自褚成博首请饬令北洋增兵而后请战折如雪片纷飞。清流的牢不可破的风气，就是好为高论以品评时政，却偏偏都是些未经一战的士大夫，不顾十载未添一舰之情，执意要见识耗资千万的铁家伙；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对蕞尔小邦的恃强凌弱之心尽显，对法小捷之傲慢自踞之态极力鼓吹。这股力量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制洋务之一重要武器也。故而李鸿章之洋务诸事皆受掣肘，本就是有以学习西方器物以制夷的先天不足，拳脚施展不开收效之微特为尤甚。

　　同治之后湘淮地方军队异军突起，代替早已疲软的满蒙八旗绿营兵丁，取得了兵权，持重在握，成为皇家倚靠。虽后来在慈禧主持，恭、醇、庆诸王及荣禄等先后辅弼下尝试组建神机营、洋枪队、同文馆等立，但满人早年之朝气早已丧失，不足以应对合肥所谓之“千年变局”。势必要倚重汉人实力派如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之辈打击太平军匪徒。而就当是满清统治集团之立场而言，对其威胁至重的除外患外，甚且过之的是这些卖力的汉人，不可使任一之汉人力量独盛，故李鸿章既不可能进入满清统治集团核心，而又不得不和守旧势力李鸿藻、翁同酥纠葛以使朝政平衡共为太后所用。中枢实权此时虽旁落而不得不倚重“外人”，但汉人诸派既不能团结，于是中枢乃益得因便操纵抑扬其间。种族猜疑，以致政权分化，中国之自强不能合力为一股，终不得大展宏图，终食甲午之果，可慨可叹也，而亦无足怪也。

　　此外，宫廷之变，朝堂之争，外廷领袖由恭而醇，由醇而礼庆，每况愈下，遂使太后日益得以随心所欲。独操大权，骄奢享受，颐和园之建立挪拨北洋海军购舰之款项，又是政治、经济上对甲午之败的重要责因。纵李大人再神通，也翻不出君上争权这笼罩千年的佛掌。

　　石泉先生在书中讲，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大彼得变法，固皆尝面临此问题，而终能克服之。此无他，要在主持国运之首长有认识，有决心，能集当时之先觉英彦，形成一核心力量，以统筹全局，逐步改进，更假以时日，然后有济。至守旧势力在局势日新之后终将分化，以别谋出路，故无由起大作用也。然中国形式则有不同：咸丰庚申以后，自强运动虽起而领导全局之核心力量无由形成。当轴认识不足，不能力促其成。

　　在此大环境背景下，李鸿章独自成一惨淡经营着他的事业维系着他的地位。这让我想起《晚清有个李鸿章》一书中对李氏的评价——大清朝的裱糊匠。他，以及他做带领的一杆谋士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势的伊藤博文、俾斯麦亦不退让半分，竭力维护着飘摇的大清。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你不能要求洋务派有着过高的、超越时代背景的觉悟，诚然器物之学问远落后于制度思想之深刻，但一个刚刚嗅到新世界气息的大清朝还没学会站起来走路就要求他奔跑，未免是架个空中楼阁般强人所难，又不切实际。早年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到后来的李鸿章等再到王涛、郑观应，而后才有康梁维新、庚子变法，遂有帝国宪法、辛亥事业。所以，洋务派作为一支在清流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浊水，实在是为垂死的清国注入了新气象。但是他们也存在固有的弊端。过于相信传统，在外交上稚嫩天真，过分乐观的估计了英日俄三国关系，轻信英国会出兵援助，俄国会以中国为重；天朝上国的思想亦根深蒂固，想着占有事理而使各国信服，最终造成了议和不成，贻误战机，一败涂地；北洋内部人事方面之倾轧军中暮气沉沉皆是主和的洋务派的致命问题。最终，我肯定的是李派所持的《易经》中的观点，穷则变，变则通，概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局势看得懂是不易，在夹缝中生存之余还要控制朝堂，一个汉人，也就这样吧。在最终朝臣们终于相信口舌之辩不如坚船利炮来的干净利索，而那已经是戊戌六君子就义之后的事了。中国人总是在一再的惨痛教训之后才会稍稍有些许觉悟，这就是浊流存在之不易的原因吧，固守着老祖宗的智慧而不前进，坚信着祖辈传下来的最好，僵化的体质，臃肿的机构，一件件沉重的枷锁桎梏着企图冲破牢笼的思想，拼命地撕扯着生在脸上眼罩，带着血泪一同迎接光明。每一代浊流在被清水冲淡之前都在如此顽固的挣扎。

　　其实后来呢，在石泉的书中，清流虽处处阻碍李鸿章的北洋海防建设，在甲午海战中更是捣乱无数，但是甲午战败，浊流背负全部责任，清流却得势高攀，激进分子清流帝党伙同康梁百日维新，六君子弃市，以至新风气一时全泯，反动势力弥漫内外。慷慨高歌社会主义好时回头望望历史尘埃中的王莽新权，介辅变法，李贽焚书，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建国大业，哪一个不是新旧意识交汇碰撞中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在前人打下的江山上前行。在读罢《北京法源寺》之后深深为谭嗣同所震撼，他说“复生愿以一死来加强这救助的力量”他说他带头走的这改良的道路，他就该为这条路生也改为这条路死，如今这条道错了，走不通了，他最该做的就是死在这条路上，证明它是多么不通，警告别人找新路子。他念百姓在黑暗时代看着他们流血看着他们失败却不知道这失败的终点其实亦是成功的起点。他们的失败终究会奠起他人的成功，刑场之上那声喊便像从浮云中划破的一条长空，震动了法场震穿了耳膜——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快哉！快哉… 浊流亦可激荡出澄澈清明的浪花，变得清丽动人，每一缕浊流都是下一代清流的积蓄。江山代代无穷已。

　　就像李白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时间，可以洗涤一切污尘。在时间的历练下，浊流终会修成正果。虽然一个人的觉醒不能成为时代的舵手，但是他们总是会引领着社会向前。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任人宰割与践踏的中国了。今日的社会也不再是一片黑暗与专制，重温这段历史，让我们，甚至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历史激荡中敢于为人先多一份坚强，多一份凝重，多一份责任。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五)：鲁西奇：石泉先生与《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鲁西奇：石泉先生与《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泉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二是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是荆楚历史地理领域。

　　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探索，集中体现在《甲午》一文中，所以《文集》据原貌收录了此文之全部。先生曾谈过此文写作之缘起与写作过程，谓：

　　本文写成于1948年夏，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在先师陈寅恪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亦当时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形成此一特例之原委，可追溯至1944年冬季。时先师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顾。作为入室弟子，我经常去值夜班。每当先师中夜失眠，则陪侍闲叙，兴之所至，几于无所不谈。某夜，先师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我率尔答称：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当时虽有此愿望，实未敢信其必能实现，因先师当时之主要研究领域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不料先师竟予首肯，认为此题可作，并告知：“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聆听之下，不禁喜出望外。此后即逐步搜集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直到1947年春，始正式撰写。历时年余，终于完成。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想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定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之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谨严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1-2页。）

　　此篇论文之目的，乃以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折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观》，追溯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十年的晚清政局，综论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人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及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指出此乃导致中国自强运动之失败、甲午战争必败的根源之所在。第二、三、四、五章则详述战争期间（1894－1895）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战争期间虽短，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乘机加强活动，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及中枢之孙毓汶等）之政治目的，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故以四章篇幅，论述其迅速递嬗之迹，与夫转折之焦点所在。第六章《战后政局新形势》则从北洋局面、中枢政况及当时新兴势力之崛起三个方面综合论析甲午战争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与辛亥革命相呼应。

　　此篇学位论文颇历沧桑。当年清缮方毕，未及最后校阅，即逢国民常政府之“8·19”点名拘捕，先生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清缮本虽得上交学校，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久已不知下落。而先生身边之底稿，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至1991年始获悉，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存有此篇，先生遂于1993年前往复印全文，后略事整理，于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文亦是迄今所见先生惟一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论文，故弥足珍贵。先生虽自谦“文中之观点与见解，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与自身思想认识之局限，衡以现今标准，必有疏失之处……私忖此文恐只能作为（20世纪）四十年代、建国以前之产品看待，自不能与当前科研成果已达到之水平相提并论也。”（前揭《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第4页。）但我总以为这是先生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学术论文，先生年轻时之识见、功力、才学以及忧国忧民、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赤子之情于此显露无遗。刘桂生先生尝谓：

　　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所以，要懂得当代中国，不可不于此着手。简言之，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寻究其前因后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通解通识，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况，而又明其发展趋势……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正是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与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职责。这种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家风，远承屈子“忧国向天”、史迁“疾世著述”的优良传统，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其迹十分明显。（前揭《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刘桂生先生“序”，第1-2页。）

　　刘先生所示，正是先生此文之精髓，亦为先生治学之大要，其中之识见、功力与才学反而居其次了。相较之下，先生解放以后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所撰之论著，虽亦不无对现实之关怀，然字里行间，却较少或竟不再见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非无此种情怀，实不能亦无以表述也）。此虽时势之使然，亦所治领域之限制，然就学理、文章而论，毕竟是少了一份浩然之气。简言之，治荆楚历史地理的石泉先生更是一位温煦霭然的“沉静学者”，而当年活跃在燕园的“热血志士”刘適（石泉先生的原名）则已化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了。当然，先生并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只是转换了方式。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的很多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民主党派与政协工作上。这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先生的学术成就，但先生曾说：学问固然是名山事业，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对社会和国家的前途不加关注，那么他只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学问也只是“为己”的学问；一个学者惟有胸怀天下，抱济世之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不愧“知识分子”的称号。先生所从事的这些社会政治工作，效果与意义如何，我一直心存疑惑；但我理解这是先生的一腔热血在新形势下的抛洒方式，只是我更心仪那位在燕园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CreativeTeam（创社）领导人，更仰慕那位与陈寅恪先生共话同（治）光（绪）、纵论时事的青年学子罢了——前些年时常在电视中看到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总觉得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先生更是一个政治符号，而与我可敬可爱的恩师隔得很远。

　　我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对先生文中的观点、水平均无力也不宜做出判断，也不想引述学界前辈的褒扬之辞而徒事虚饰——弟子们的赞扬，即便完全发自真心，于先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读过好几遍《甲午》，每读一次，总能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当年心脏的跳动，感受到先生当年对国患日亟、世事日非的痛切忧思；而其于细微处见真知的卓识，更每每令我拍案而起，长叹息而无言：这样的著作，即便一生只有一种，大约也就不枉此生了吧？而先生甫一出手，即成绝响，是先生之憾，抑学界之失？宁世事之使然耶？今日我辈下笔动辄万言，学生如我，著述之字数已快赶得上先生一生公开发表之著述的总数，是我等之才智远逾先生耶，抑用功之勤奋远逾先生耶？非也，非也，为稻粱计，不得不然耳。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偶忆及先生之《甲午》，竟颇羡先生之生当乱世：吾等今日生逢盛世，既无外患，更无内忧，悲天悯人等同于杞人忧天，夫复何言？惟拾缀国学旧典，推演西学新知，即可坐致教授、专家乃至“大师”，成果还可远销欧美，弘扬中华文明，拯救世界文化，何需忧国忧民，糜费“思想”？

　　摘自鲁西奇：《石泉教授的道德文章——《石泉文集》编后感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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