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读后感100字

　　《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本由潘一禾著作，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页数：200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读后感(一)：后记（2011年）

后记

过去听专家学者说“投石问路”和“抛砖引工”，认为他们不过是说一种客气话，现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则让我深感要找到一块能投的石也是不容易的，况且不知投出去的方向是否有路。抛砖的人总得先确定那砖里含玉，否则也没东西可抛。我希望自己终于抛出了一块含玉的石或砖，并愿意铺在前进的路上。

我自数年前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一门“政治文化研究”硕士生课程以来。一直为了对学生负责和这个学科对我的日益吸引而努力写作此书，书稿整体地讲已经三易其稿，局部的则差不多是每个星期都在改。我深深地体会到政治文化研究在最近一两年的中国学术界是怎样迅速发展和成为“显学”的，因为总有那么多新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在刊物、学报和网上，虽然我一直想收集、归纳、整理，但事实是力不能逮。所以我也一直被这个学科的巨大潜力和自己的诸多遗憾左右夹击。书中如有许多缪误和臆想之处，还恳请众多方家批评和指教。

与许多学科一样，政治文化研究也是一门首先出自西方的学科，但却完全可能帮助我们的政治现代化建设。除了许多信息和已有知识需要认真传递之外，如何使那些丰富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的问题发生有机的联系的确是我的努力目标之一。本着质疑问难的学术研究精神，我不断设法在理解消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或发现问题，同时也努力做一些重新梳理的整合工作。外交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这在当前的国内学术界基本还是空缺，我的一些尝试是因为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个福特基金课题《中国与国际组织》从而得到课题组成员的各种启示和鼓励。事实上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大大加强本书的构思曾得到教研室同仁的诸多关心和扶助，使我对白己所属的小团队更加珍惜。本书的写作还分别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对他们的支持和信任，在此我深表谢意。 2011年12月。杭州求是村。

　　《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读后感(二)：后记（2006年3月）

　　后记

　　这个专题的写作已经酝酿了多年。最后动笔时放弃了最初设想的题目“中外文学中的政治”，而集中写“西方文学中的政治”，或者说更侧重英美文学中的政治小说传统，因为发现各国的相关写作传统有较大差异，不能简单地放到一起讨论。

　　因为自己平时的教学和科研一直在政治学和外国文学之间有频繁的“跨界”行为，所以对两个学科的差别和联系有较多的体认，并愿与同行和读者们分享这种“跨学科”和“跨国界”研究的特殊乐趣和探索甘苦。

　　选择对这个专题进行关注和思考，首先得到的是家人对我的强力支撑和首肯。没有这种始终的理解和鼓励，我很可能选择中途放弃这次写作计划。正如日本学者加藤节先生在他的名著《政治与人》（中译本，唐士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一开场所说：“学问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快乐的和不那么让人感到快乐的。……作为一名政治学家，至今为止对于政治学的研究从来就没有让我感受到任何的愉悦或者快乐。……恐怕我无法从政治学研究中感到快乐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灰暗的特性中去寻找。”与文学作品的强烈主体意识、自由想象腾飞和美学佳艺追求相比，人类文明史上的政治现象更显得杂驳、阴暗、残酷和沉重；政治学的理论也总是以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流，长时间集中阅读这些真实而又坚硬的“灰暗”生活画面，常常让我觉得思绪苦涩和情绪被困。所以等到自己决定“就此打住”的时候，心里确有一种暂时释重之感。由于文学家谈论政治问题的精妙透彻，常能产生一般理论写作所无法实现的公共影响，所以自己也很想将这次主题阅读的成果写得清晰、细致、深入而不“灰暗”，从而证明人类政治治理方式的发展毕竟是越来越文明和更加重视人文和人性。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申请得到了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2005年度的“强所计划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支持，这也意味着研究室同事们的协力支持。写作的过程中，也曾请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政治学理论专业直博生徐伟同学通读初稿和参与讨论，他对《一九八四》的理解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兆宁女士做了大量辛苦的编辑工作。

　　对所有这些支持和鼓励，我想表达自己真诚的谢意。

　　2006年3月。杭州求是村。

　　《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读后感(三)：该书的目录

　　观念与体制

　　――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

　　目录

　　第一章 文化与政治文化

　　第一节 几种经典的文化概念

　　第二节 三种文化观与政治文化

　　第三节 政治文化：研究政治性的观念取向、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

　　第二章 政治文化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畴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学科建立和定义探讨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研究范畴

　　第三章 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背景及思想资源

　　第一节 政治学的自身发展：行为主义革命

　　第二节 比较政治学研究和重新认识“现代化”

　　第三节 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模式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和三大关系处理

　　第二节 一些主要的研究模式

　　第五章 政治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差异与同一

　　第二节 政治文化差异的根源

　　第三节 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

　　第六章 影响政治文化的各种因素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外在影响因素

　　第二节 影响政治文化的非政治性因素

　　第三节 社会态度的共同特征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第七章 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建设

　　第一节 公民文化的输出与接受

　　第二节 公民文化的类型与比较

　　第三节 公民教育与公民文化建设

　　第八章 政治文化与政体稳定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第三节 公民文化与民主制的稳定

　　第九章 政治社会化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的一般描述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的诸多途径

　　第十章 政治舆论的形铸与影响

　　第一节 公众舆论与政治舆论

　　第二节 政治舆论发展脉向的确定

　　第三节 政府决策与民众期待

　　第十一章 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

　　第一节 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内涵

　　第二节 中西社会组织文化比较

　　第三节 作为现代国际秩序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政治文化

　　第十二章 中国外交的隐含原则

　　第一节 中国对现代国际社会的认识特点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建设的文化分析

　　第三节 中国参与当代国际事务的文化策略探寻

　　第十三章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第一节 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学者的看法

　　第二节 中国政治文化：外国学者的观察

　　附录：参考书目

　　《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读后感(四)：第四章第五节 探寻反映中国政治文化特色的研究模式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

　　五、探寻反映中国政治文化特色的研究模式

　　应该说，如果我们打开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库，里而堆放的大都是由西方学者原创或首创的各种分析方法和模式，中国学者可以将其中的一些直接引借过来用，可以将其中的另一些拿来凑合着用，但还是有许多是不能套用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有意创设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方面是比较弱的，虽然深人的专题研究和零星的问题研究已经相当出色，但整合、创建、塑模的工作却常常无人问津。笔者仅在此做一些追寻搜索工作，以期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1. 冲突/协调/混合型政治文化分析模式

　　王沪宁先生在《比较政治分析》（参见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第170一1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比较早地注意到要建立分析模式，他总结道:根据各种政治文化中亚文化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者们将各种政治文化纳入一些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 冲突型政治文化。在这类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可以由多种因素引出，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的阶级之间不同的政治观念，多民族社会中不同民族之间关系不协调引出的冲突，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信仰的冲突，大众政治文化与统治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一般说来，在阶级对抗高度发展、社会政治体系仅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文化多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协调型政治文化。在这类政治文化中，各种亚政治文化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融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各个民族、民众与政治领导之间不存在政治观念和政治信仰上的基本冲突，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别和不同可以通过政治体系或相互适应来协调，从而促进整个政治共同休政治生活的协调。

　　第三，混合型政治文化。在这类政治文化中，各种亚政治文化的界限尚不分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大众与领导之间的分野也不明显。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交织在一起，社会冲突和人际冲突尚不能明确表现为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亚政治文化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多见。

　　王沪宁先生认为:在整个人类具备了高度全球意识的今天，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文化都夹杂着其他政治文化的成分，因此，一般说来均为异质政治文化。西方各个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东西方政治文化的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并存，都是政治时代的基本趋向。

　　2．集体式政治剧场化行为模式

　　张博树的《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一书注意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剧场化行为”模式，虽然他并没有有意创设一个研究模式，但他对此类现象做了一些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挖掘的解说及分析:

　　剧场化行为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人的动作、讲话等等并非出于自然，而是做出来给人看，就如同剧场里演员的表演只是给观众看的、出于某种目的而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掩饰乃是所有剧场化行为的共同点。

　　政治性的剧场化行为，不仅可以是个体的，而且可能在集体水平上发生。集体式剧场化行为大都是政府权力机构有意操纵使然，从而达到当局制造形象、欺骗视听的目的。比如2()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民因“9.18”事件而群起抵制日货，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把这种自发的、真实的群众运动迅速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以获得当局需要的“抗议度”。1931年9月25日国民党行政院致各省市政府的备忘录，就要求“所有的党部都要以群众团体的形式组织一个‘抗日救国会‘”。这种做法甚至给日本人以口实，断言中国并无真的抗日浪潮。（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8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张博树的《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一书还注意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剧场化行为”的延续，他回忆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之后，“上边”曾要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一律“‘人人表态”，拥护对“反革命事件”的镇压。当时他只是北京一家国营工厂的青年工人，亲历了这个“人人表态”的过程，对口不对心、言不由衷的人人说假话的集体表演场面，至今记忆犹新。“这一切何以可能？”他在发出这样的疑问之后，还感到: ’‘在专制条件下，当局对公众的控制，往注发展为一种精巧的艺术。然而它对真正的大众动员、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对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诚实的个性人格的培养造成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一个人人说假话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张博树《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第190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应该看到，集体式政治剧场化行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里，仍然是继续传承的。许多政府机构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时候，习惯性地重复以往定期搞政治思想运动的方式，以“‘人人表态”、“逐一通过”的集体表演形式自欺和欺人，不仅对‘“人人走过场”的实际效果视而不见，而且根本不考虑社会将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更令人深思的是，长期以来，由于除了类似延安整风运动的政治运动是一些老百姓记忆中唯一能够表明政府“反击”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所以这些部分民众也往往会对“集体式剧场化政治行为”抱有幻想，整一整总比不整好，从而使得那些只熟悉政治性集体表演行为的部分领导还常常以为自己的工作反映的正是民众的期望和要求，适应了“新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政治文化研究者不仅要解读和破译政治性剧场化行为不断重演的内在机制，而且要探究大众政治心理取向、与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制度导向的复杂互动关系。

　　3.“机构存而人才亡”的制度模式

　　如上所述，“政治文化小说”也是我们研究政治文化的重要对象。再如本书“附录一”所体现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都有大量鞭辟人里的分析，并总结出许多被普遍接受的中国概念，如:“子民一臣民”政治文化，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崇官一畏官一清官的政治心理，单位一围城的社会管理方式，还有政教合一和政伦不分，内儒外法和内圣外王，民本而君主，等等。在本书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里，笔者也就中国式的社会组织习惯和国际政治思维模式作了一些清理归纳的努力。但自从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人WTO之后，各界舆论都提到了“加快政体改革”以适应新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那么中国将被改革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什么模式呢？在此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个刊登在《收获》1999年第5期上的中篇《有你有我》，作者严平讲述了一个中国式机构的故事:

　　故事集中在一个历史室三个副研究员争夺一个研究员的名额上。顾世炎资格老，工作勤恳，业务不强，很会走门路。眼下退休在即，面临评“正高”这趟末班车，连嫌他“窝囊”的妻一子都翘首指望。乔公越有才华有成果有名气，风流艳遇又自视共高，以为稳操胜券，非他莫属。高伟年轻新潮，有一辆桑塔纳，除了写书还善于揽学术外活挣钱。他自忖排在第三，又伺机而动，希求渔利。人物并不全美，但决非全恶。从填表、述职、初评到终审投票，一系列的争夺活动就或明或暗地展开了。问题在于机构体制，就他们的竞争活动而言，像高伟说的“和社会一样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僧多粥少”，“开始还是狗咬骨头，到了后来就是狗咬狗”。只要存在竞争就可能那么温文尔雅。

　　值得注意、令人三思的是，顾世炎采取了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巴结和争取领导。他知道，这唯一的名额“最终落到谁头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室主任黄安的支待，他硬是登门表忠.言听计从，软磨硬泡，得到主任“一定投你的票”的表态。第二步，23个评委，逐一走访、他知道这23票的作用，决定踩着“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晚饭后出门，半夜始归，完成这道工序。第三步，老婆放出“评不上职称、顾世炎要跳楼”的风声，弄得研究院上下紧张，人心惶惶，“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事”。第四步，关键时候老专家传话;顾世炎带着营养品和水果看望童老这位史学界的老汉威，换来了终审会议期间关于夸奖他、支持他的“说是童老表态了”的传闻。表而来看，这四步巧妙而又周全，然而从社会登龙术来看，也只是寻常之举。特别是第二条，明显出于无奈，有伤风雅。顾世炎这个人并非十分阴险狡诈，业务能力虽不强智商却也足够作这种支付。但我们（读者），却可以从他身上看出一切庸人、庸士、庸官的基本面目，看出他们的基本履历和手段。（此处故事梗概转引自《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2月20日第2版，贺兴芳文:’‘机构存而人才亡：评严平的《有你有我》“）。

　　由于体制陈旧、旗帜不鲜明、原则性不强带来的作风不正，一个机构的人才培养、人才积累就必然出现种种积重难返的问题，或者，作进一步设想，由于类似作品描写的职称评定、人才晋升，就必然酿成现有学术机构的干部结构和人员状况。这些弊病症状在作品中都得到了较好的描摹: 你看，黄安这个室主任八面玲拢，当面都说我支持你，临到评委会一再表示室里不能上两个，要求他就乔公越和顾世炎排一个名次，’‘他好像没有听懂，仍然又一次重复”他那个“两个都应该上”的废话“弯弯绕”。评委们当然掌握评审的“生杀大权”，他们坚守对被评人只说好话不说坏话，“而他们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只能在好话多说、少说和不说以及说好话的重点侧重、语调轻重、是否再三强调、甚至是站起来说的还是坐着说的等等”。本室的申报人是一定要投票的，其余的票投给谁，依据什么标准，就难说了，各种关系的“利益交换”自然是暗中进行的。知识分子堆里积存一些怪现象，就连顾世炎也觉察到，’‘其中微笑就是最不能让人相信的，就是有天大的问题人们也照样会对你微笑，真正的动作都在背后，等你明白了，也就晚了”。这样，如果你是被评人，无论你有多大学问、多少成果，面对评委，“你就是一个小学生，你就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处处赔着小心”，“连说话的表情、声调，甚至连走路的姿态都要特别小心谨慎”。看来，学术机构的改革，也同样存在一个系统工程问题。

　　历史室这场评定职称的拼杀结果如何呢？作品写到，终审投票第一轮，高伟被淘汰; 第二轮乔公越和顾世炎获同票，但排在最后; 投第二轮票，他们又获同票而且都以差一票不过、二分之二落选。看来，研究院将有一个正高名额在历史室作废。经请示，最后同意单就乔顾二人投一次票，结果，这位多少被认为“到研究所工作本来就是个错误“的顾世炎，以一票领先乔公越成为研究员。如此戏剧性结果，让人发愣发笑; 这之后，历史室还有一个结果:顾世炎因“兴奋过度”，心脏病发作急救送进医院; 高伟走向海关，即将出国; 乔公越离开研究院，调往深圳大学。假如说一个学术机构的权威就在于培养人才、拥有人才、留住人才，这个还会存在下去的历史室落得的后果是:人才流，人才废，人才空，人才亡，对此，读者是会深长思之的。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一个学术机构而非政治机构的选拔人才事宜，但中国读者很容易在这个故事里看出一些借题发挥的暗示，因为目前中国的所有“单位”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具有类似行政机关式的管理体制; 选拔培养科研人才‘与选拔培养各类干部的程序，也具有“同构”的特征。所以这个学术机构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与经济学家讨论的“源于制度的结构性腐败”应该说是同条共贯的。

　　文学故事是用“结构“来讲解问题的。如果参照一下美国学者艾伦·维尔达斯基的“‘政治偏爱”研究模式，不难发现，所谓“‘模式”就是要有结构分析的意识，寻找一些研究综合性问题的关键变数，如维尔达斯基的“个人主义文化、等级制的集体主义文化、平等主义的文化、冷漠主义的文化”四大模式就是四种变数，了解每一种变数自身的差异如某国、某社团成员的生活文化倾向于什么，与另外变数的结合方式如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结合还是集体主义与平等主义结合等，就会使被分析的对象呈现出一种可与其他政治文化相比较的特征。在“历史所”的故事里，成员的年龄、资历、实际水平和竞争意识是一个变数，直接领导(熟人)和学术评委会(半熟人)的排座次方式是第二个变数，制度设计（评级方法和程序)是第三个变数，所有这个机构的管理行为所追求的管理目标和价值观(如维护机构还是保护人才、锐意进取还是稳定压倒一切等)也是一个重要变数。任何一个变数的更改或有两个变数发生冲撞。故事的内容和结局就会出现有一定规津的变化:。

　　这个故事的结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个有关中国政体改革的老问题‘，一个政治学硕士生曾这样问笔者: 为什么听了《中国政治体制》课后，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理论构思和实际设计上都是相当谨慎和严密的，但为什么现实中的政体却显示出另一副结构性腐败、集体腐败的危险面孔？ 其实，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之理论表述与实际存在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易劳逸先生的《南京时期的国民党中国》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国民政府的结构上，或者诸如行政院和立法院之间的形式的关系上，将是一个错误。因为不管蒋介石在党、政府和军队里的正式位置怎样，他在总体上具有凌驾于这个政权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①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可以亲眼看到，那些浑身上下都充满“官本位”意识的政府官员也不仅是在他们的个人道德上出了“放松学习”的问题，而且是由于时时处处都有那么一些“被管理者”出于自己的各种“私利”，假装心甘情愿地去哄抬他们，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以为应该是这样的了。 （易劳逸;《南京时期的国民党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150一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传统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

　　在刘泽华、葛荃先生的近作《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虽然强调他们采用的是狭义的政治文化观，即研究政治中的主观因素，但他们的研究在笔者看来却兼顾政治心理意识、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的综合研究。他们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王权主义为核心，以宗法观念为社会组织的心理基础、以清官思想为政治理想、以平均主义为不断调解各种阶级矛盾的基本理念:此四者皆白成体系，又严密交融、相互作用和影响，呈现出“多层次结构中有一条主线”的政治结构。

　　以“王权主义”为主线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具有刚柔二元结构，“刚”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柔”指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由此形成一种政治管理的固定思维方式: 一是认为王是沟通天人的中枢，二是王拥有统属社会一切的巨大权力，三是王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级裁决者。这是指王权主义的刚的、即绝对性一面；从柔的、调节性一面讲，则有相对上述三项予以制约的“替天行道说”、“圣人和尊师说”、“社稷和尚公说”、“纳谏说”来进行体系内部的自我调节

　　在这本书中，他们还对中国古代国民的政治意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类别的划分，特别具有新意。在笔者看来，他们实际是区别了王权主义统治下，中国人的四种参政行为模式:

　　1，一般顺民的“非参与”(崇拜又畏惧王权);

　　2，政权内部从政人员的“无主体参与”（完全依附于王权)，

　　3，知识分了的“有限主体参与”(直言劝谏以维护王权)，

　　4，官逼民反时的“特殊参与”（即革命和重建王权体系)。

　　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探讨这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知识分子的“有限主体参与”被相对“开明”的君主更大范围地容纳时，非参与的国民是否会感到更多的社会满足感，特殊参与方式就会被有效制止？ 绝对的王权主义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容忍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进行“直言劝谏”？ “无主体参与”的政府官员会怎样以同样绝对的地方王权主义方式严格强制人民成为“顺民”？ 乱世“暴民”的揭竿起义一般会怎样影响体制内“无主体参与”官员的自我认识？ 等等。

　　5、“长城与空城计”的外交策略模式

　　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和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罗斯在《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地理环境，目前中国国内经济、科技、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和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外交虚实结合的谋略特征，并用“长城与空城计”两个典型的中国象征来说明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解释这种沿用至今的外交思路的基本策略模式。

　　他们认为:“长城”既是一个力量的象征，也是一个软弱的象征。因为它既表明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的优越感，而且有能力创造工作奇迹和保持警惕、阻挡外敌的人侵; 也表明中国易遭人侵，长城内文明富裕、人口稠密，长城外贫穷落后而又崇尚暴力: 长城战略吸取了中国围棋的思想，以包围对方棋子的办法控制地盘，造长城也是为了以持久的防御抵抗对付长城之外随时可能爆发的军事进攻。

　　历史和地理决定了新中国目前仍是既强又弱的，中国外交的第一关注重心仍是恢复和保持领上完整; 第二则是防止亚洲地区受外界控制、扩大中国与邻国的合作; 第三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强国梦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国的文化既是和平的，又是崇武的; 既有道义主义的因素，也有现实主义的成分; 既有朝贡制度和中国中心沦意识，又有讲实用的平等主义策略。中国外交重视给面子和顾面子，相互给面子不仅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也是双方讨价还价的有用手段:中国特殊的战略处境使得中国的外交常常是既有始终一贯的原则，又十分机动和灵活，而对一些西方国家领睁人来说，则会误以为是神秘和随意的。

　　“空城计”是古代中国强弱兼备的又一个象征。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会用类似诸葛亮的计谋，使对方过高估计自己实际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而不敢贸然实行军事进攻和意识形态颠覆。易受攻击的中国地理和环境特点，使得中国古代出现厂孙子兵法和许多谋略家，“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策略强调了敌得过时就打，敌不过时就避开，暂不及敌人强时就走掉。毛泽东曾说中国能承受巨大的损失，并坚持“自力更生”，目的之一是以“空城汁”阻吓强大的敌人，之二则是以“人民战争”和“持久战”避免无法打赢的仗。

　　这两位美国学者还指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自信的“天定命运沦”，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则是近代国耻感和当代民族自豪感的结合。中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其本身并不会对世界有什么“威胁“，但如果美国、日本、俄国、欧洲等强国不能处理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比如在领土问题、和一平对话、互惠合作等问题上，不能让中国得到中国人民期望的尊重、协作和照顾的话，如果中国感到自己是受到遏制和歧视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是既受别人威胁，又威胁别人的。

　　笔者认为这两位“中国通”的分析是很中肯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由他们分析的中国行为逻辑虽然不一定合中国人的口味，但却十分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别人的观察和理解。在中美之间和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许多理解和误解，正如这两位教授所说:“误解对朋友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对竞争对手来说可能更加危险。” 事实上，中国人不是对自己的策略“秘而不宣”以保证安全，而是在理论上缺乏对类似分析模式的建立和检验。相信中国外交的策略水平完全可能借助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格局建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新景观、新气度，超越传统外交决策模式，增强理论创新意识和建设自己的研究方法库，使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融人世界的进程变得更加富有战略眼光和现代理性。总之，中闰政治文化研究有自己的研究模式，无论是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还是自己原创另创，我们都应该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学林出版社2002年。）

　　《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读后感(五)：中国政治文化：外国学者的观察

　　第十三章 第二节 中国政治文化：外国学者的观察

　　国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与国内学者在视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相比之下，国外学者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横向比较和当代趋势分析，更关心政治结构的不同设计和操作特征归纳，更希望了解如何可能与当代中国领导人进行有成效的政治对话和国际合作。由于外国学者的生活和研究都与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氛围有一定距离，所以他们的研究禁区少、肯定性评价更鲜明、批评性总结更尖锐，但同时也因此而有盲区和诸多不明真相之辞。

　　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或政治制度

　　白瑞琪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士绅统治”为表征，体现了权力通吃的特点。

　　统治阶级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由文人士子、政府官吏和地主乡绅形成的关系牢固的社会阶层：士绅阶层。地主拥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佃农，不管理或监督，更不参与耕作。他们的土地面积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因而土地普查只能是通过人工方法进行。在二十世纪40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中，有44％的耕地得到了重新分配，可见地主占有的土地数量很大。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仍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是佃农，他们耕种的土地中大约有85％属于地主，其余的租赁于富农和无力耕种的孤寡老人或残疾人。由于地区差，地租的多少各不相同，从山东和河北的10％到四川和广东的50％，不一而足。地主还控制着农村的信贷，在欠收之年，在每年庄稼尚未成熟之而食品短缺时，多数农民就向地主借贷而且往往是高利贷。地主还掌握着基层的政权。古代中国政府未在县以下设立正式的行政机构，农村里的收税和维持秩序一类的事务就由地主负责。他们通过受其控制的宗族、民间组织和地方武装来行使权力。他们在为国家收税时一定总是向农民多收以便为自己留下一部份。

　　地主也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的强权所隐含的镇慑力量使地主对佃农的租佃制度更加巩固。在古代中国，皇帝的军队一直被用来镇压农民的暴动。地主还依靠政府建设庞大的水利灌溉系统，他们的土地离不开这个系统，他们需要政府的影响力，使自己免受地方官吏在经济上的敲榨和骚扰。

　　更重要的是，与土地相比，政府的权力是更大的财富源泉。官员的俸禄与公费开支、额外津贴和公开贪污纳贿的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十九世纪末各级文官的俸禄从33两到180两银子不等，但后者加起来每年可收入3万到18万两银子。这时候中国农民的收入大约是每年10两银子。政府官员的收入远高于地主的平均收入，士绅阶层的收入大约有一半来自他们担任政府官职时得到的各类进项，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地租。

　　为了得到政治影响力并分享官场上能够得到的巨额财富，地主们千方百计让家庭成员进入官场。政府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参加科考的士子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是考试成败的关键。文士们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地主们需要他们，聘他们担任教师，培养自己的儿子、侄子甚至养子应付严格的科举考试。有些文士需要地主聘请，以便养家糊口，有些本身就是地主和退休的政府官员。让孩子参加科考需要相当的家底，这样也就把普通农民和子弟多数排除在外。

　　地主的儿子或养子一旦通过考试，进入官场，他与地主阶层的联系就进一步得到加强，他会用自己的巨额收入购置土地，或扩充已有的财产。为加强中央集权，“回避制度”禁止官吏们到家乡任职，但他们可以通过家乡的地方官间接地为家人和亲戚谋求好处。地方官则需要其任职地方的地主们的支持和合作，以便在基层行使政府的职权。于是地主、官吏和文人士子就结成了复杂而密切的网，互为应援，共谋私利。他们控制了土地、财富、政权和官方规定的知识，他们还通过发展儒家文化、掌握宗亲组织和主导地方各类文化活动来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士绅阶层对农民拥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

　　他们还通过限制商人的发展，在社会和文化上贬低商人以及把商人吸收到士绅权力体系等方法，使商人阶层始终处于弱小地位。中国资产阶级弱小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的特点和政府与城市的关系。在欧洲，封建政府比较虚弱，土地分散，政权多掌握在军事贵族手中。在皇族统治的缝隙中，城市和市民（资产阶级的字面原意）形成和发展起来。市民在君主和当地贵族的权力所不及的范围进行贸易和生产活动，资产阶级在封建体制内的发展和政治空间和人身自由。但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占据着城市，修建了衙门，对城市中任何经济或政治势力的崛起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极为先进，同时中国也拥有大量的生产原料，但中国没有创造出近代工业，因为中国青年一般都研读儒家经典，以进入官场，同时儒家世界强调发乎自然顺乎自然的美德，也不鼓励人们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活动。[1]总之，“士绅阶层有效地遏制了能与其分庭抗争的任何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势力的发展壮大。”[2]这个由古代政治官僚、经济力量和知识阶层结合而成的“士绅权力体系”规定着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方式，规定着国民道德等精神生活方式，也规定着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社会组织的基本方式。

　　白瑞琪认为：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和巨大影响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削弱，加剧了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冲突，迫使它进行改革或者说把矛盾暴露出来。士绅阶层对于政治和经济改革是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以地方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为主的抗议活动和以农民为主的群众运动，对清政府产生了渐进的破坏作用。[3]但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更谈不上推翻）保守的士绅阶层；在财政实力、道德观念（政治影响）、权力范围（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自分割的势力范围相匹配）等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左右政府的力量。

　　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曾在阿尔蒙德等主编的《比较政治学》一书中撰写了“中国政治”的部分，后来他在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合著的《中国政治》一书中，对中国政治的传统体制作了如下三个特征的总结，对这个体系的自我维护方法和内在张力有深入的透视：

　　1，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传统的权威结构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它为某些平等关系留下了余地，并且不能总是阻止犯规行为；它包含相冲突的义务：忠与孝的矛盾。政治权威为了避免冲突，就尽可能让家族义务合法化，并使之成为帝国政令的一部分。如准许官员回乡祭祖，对侵犯族人的犯罪以严厉制裁，官僚体制定期转换官员，并分派他们到远离故土的地方任职，以免利害冲突。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与地方精英一起合作，通过地方权威的中介（而不是与之竞争）来将指令传达给地方。

　　2，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即不承认外部对其行为的任何合法影响。有适应于自身的法律，进行自我维持和调整，只有在承认其自我感觉的优越性的前提下才与国内外实体发生关系。这个制度的自治还表现在它有自己录用官员和推进政治的方式。私利和特殊利益理论上讲是不可以的，但实际可能隐藏于官僚框架之内；寻求官僚体制之外的团体也是不可以的（宗派主义），于是官阶和个人影响成了最重要的问题，秘密和耳语，友情与敌意，通过人事更迭表现的，以及为竞争优势而结成的小同盟，成了官僚政治的实质内容。

　　3，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力量。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文字记载并受到广泛研习的思想体系，它被规定为最高道德标准，因而深刻地影响一切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儒家伦理是确定精英地位资格的标准，并可用来控制官员的行为。可以用来论证政治统治，确定国家目标，提出共同价值观，调和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是帝国制度运作的一个根本因素，它使中国传统政治寄希望于好人而不是规则和制度。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政治家都不说道德上人是平等的，儒家伦理认为真正具有美德的人是那些掌权的人，因而必须：由最高组的权威来持续地考察和监督他们的下属，希望他们继续学习和自我修养；惩治叛逆和落伍者；并且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强制执行“正确的”决定。所以中国的领导人一向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和思想灌溉。[4]

　　关于中国传统体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

　　白瑞琪说：中国农民缺乏组织、协调，内部极易不和，缺乏对士绅的有计划的进攻。在意识形态上也倾向于太平盛世和理想、半宗教的和多宗教综合而成的理念。他们没有阶级冲突的斗争观念（后来由毛泽东路线灌输了阶级意识之后也不能很好地运用）。许多士绅成为他们政治上的领袖，通过血缘关系和会党组织把农民吸收到反叛的起义军中，但一旦被清廷军队击败，这些士绅领袖就很快恢复原来面目，成为清廷的坚强后盾。[5]

　　罗素先生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出，西方文明主要有三大构成：1，古希腊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和纯数学、社交上的优雅礼仪等；2，犹太宗教和伦理：狂热的信念、道德的热情、宗教不宽容和民族主义等；3，现代科学及产物L现代工业主义，权力和权力感，像神一样控制管理未科学化的其他人种的信念等。对比之中他认为，中国自己有第一部分，没有宗教传统对中国来说也减少了许多纠纷，但近代中国（主要指1920年左右）落后的主权原因是两个：1，缺乏科学；2，缺乏公共精神。[6]罗素这里所说的“公共精神”缺乏，就是中国政治文化有缺陷的一种说法。他谈到孔子不同意“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从而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族制有碍于公共文明秩序的建立，这种习惯也将会是中国人仿效西方的障碍。在把“中国”作为西方人的“他者”、以中国的诸多优点提醒西方人之后，罗素还说，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是“贪婪、怯懦和冷漠”。[7]他以一种理解的口气解释说，“贪婪”是因为旧中国“诚实的生活难以为计”，“怯懦”并不一定是缺乏勇气，“冷漠”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许多问题错综复杂、规模太大，无从着手。

　　美国学者明恩博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说，人类品德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确定：与自己、与他人和与崇拜者。从前二者可见人们的诚意和是否有利他主义，后者则可见人们是信仰一神、多神、泛神还是不可知论者。他从自己在中国生活50年的观察中得出结论：中国人缺的不是智慧，也非耐性、诚实和乐观……缺的就是独立人格和良知。[8]

　　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大政治变革

　　白瑞琪先生说：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但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地开始反对本国的伟大传统和众多的外国列强。中国比其他国家经历了更彻底的变革，国体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更，由帝王专制，到短暂的共和制，然后是虚弱且分散的准法西斯独裁统治，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到结构性的社会革命。[9]他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归结为三件事：帝国主义的入侵，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现代化的进程。后者包括大规模的城市化、人口流动、技术革新以及价值观的两次转变：第一次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价值观，第二次则是与资本主义更密切相关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由此他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容为正在进行第二次“文化革命”或者说正经历一场“文化危机”。[10]

　　白瑞琪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造成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变革总是处于诸多矛盾观念和内在紧张冲突之中，如中国古代的君臣、君民关系理解使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曲线。他说：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最曲折，最反复无常。中国对于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的争论和斗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认真和热烈，中国内部的不同集团间的政治冲突，在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政治生活方面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矛盾。在经济发展上，一方面是追求平等和平衡，另一方面是动员政府的强大权力调动社会的一切力量和经济资源发展经济。[11]

　　在他看来，国民党的跨台是由其阶级基础决定的，它力图在农村地主和城市资的支持下行使统治权，所以得不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地主们想维持现状，但税制改革和工业发展都会威胁他们原有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更为复杂并充满矛盾，他们既需要强权政府帮助实现稳定市场、货币和交通运输，政府具有权威以保证劳动纪律、合同执行等，又无力提供政府需要的资金（地主不肯投），而地主们能够提供的财物都被政府用于军费开支了。相比之下，共产党有更完善的领导、更适当的战略，尤其是更适合建立能够应付各种危机的强大政府的阶级基础。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以后毛泽东的坚持阶级斗争思想。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时期，为在在敌对区站稳，与当地的逃犯、土匪和秘密会社联合，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种策略选择体现了：1，极端实用主义，2，阶级基础问题上的灵活性。3，在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中为农民在组织和政治上摆脱当地地主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方法，即从宗亲关系、师徒关系、佃农关系、儒家道德的圈子之外围团体中（如土匪之类不守规则者）寻找早期同盟者。[12]

　　白瑞琪在历史追逆中强调，“阶级基础”是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也因此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解放后坚持的基本路线。这种扎了根的“阶级”意识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和习得的。1930年在江西进行的一系列土地改革，还没有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他们必须参与土地的重新分配，所得份额与“群众”一样多。这说明当时“阶级”的观念还没有运用。但在随后江西苏区的工作中，地主富农被强行没收一切土地和财产。这个过程的狂风暴雨，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认识到把上级领导和群众参与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进行有效的土改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工作。江西的经验对延安时期的群众工作的鲜明特点形成和确立有很大影响。延安时期的土地政策改变了江西对地主富农的强硬方式，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财产的政策被减租减息所取代。地主虽然被课以重税，但都保住了原有的土地。农民借的债可以延期还，但债务并不一笔勾销。毛主席在1943年说：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的“群众”概念很大，并希望把革命队伍的主要成员都改造成党领导的基本群众和新社会的“主人”。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建立的“群众路线”形成了几种具体形式：

　　一是政府机关精简，权力分散。长达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新近产生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以纵向的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为基础运行的。下级主要对上级负责。民主集中制就是下级执行上级指示。但这对旧中国而言，是一种国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直接民主。当然，从政治角度看，民主集中制的做法并不利于群众发表意见和发挥作用。所以毛泽东就主张让县级和县级以下基层干部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协调权，坚决反对本本主义。

　　二是派干部“下乡”，让被精简的高级干部到基层去，充实地方领导队伍。

　　三是党政分开和吸收一定比例的党外人士参与政府工作等。

　　四是扩大群众发表政治意见和方式和渠道。自然村里的互助组和合作社都是干群共同管理的。延安的“壁报”初次有了重要用途。

　　五是军队继续在非军事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白瑞琪在研究中提出，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主席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两大法宝，拥有阶级基础使共产党的领导打败了国民党的统治，群众路线则帮助共产党避免内部的腐败。他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党群关系（相当于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相当于君臣和臣民关系）的不断改善，维护党的绝对权威、杜绝破坏党的形象的一切行动。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建党原则，并决定让这种方式以“整风运动”的形式经常展开。这种主动让自我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的原则方法，仍是一种中国传统人治、情治与法制三管齐下的领导方法，但它又确实体现了顺应时代发展的重大革新，这种革新有选择地采纳和整合了苏联列宁主义、中国人的习惯势力和现实的底层需求。

　　毛泽东总结延安时期共产党干部们违背群众路线的问题常常是：尾巴主义（跟在群众后面，只尊从他们的眼前愿望，不引导群众分析他们自己的观点），“主观主义”（不经过充分调查就做决定），“精英主义”（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官僚主义”（只知道执行命令，拘泥于官场的繁文缛节），“地方主义”（无视中央指示，不顾政治大局）。[13]为此，毛提出了“整风”治病救人，帮助干部完善以群众路线为指针的领导艺术。整风的核心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干部都接受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直接民主，但也是按党中央主要是毛本人的指示进行的。这种运动强化了干部对革命的忠诚，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毛泽东本人树立成了模范领导人。整风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一大特点，它也是区分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标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历史和阶级力量的胜利，也是人的意志的胜利。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以极大的责任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了毛和他的同志们的政策。[14]

　　正是从这样的政治体制“连续性”分析出发，白瑞琪认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地方政治，在结构和特点上与帝王时代的结构特点颇多相似之处。基层行政机关、基层官员甚至普通百姓都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灵活性；下有政治基础、上有政府关系的地方干部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白瑞琪承认，特有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有重要影响：首先，中国辽阔的地域、复杂的情况对极权政府统治整个社会造成了真正的限制。其次，1949年前革命中的民粹主义和唯意志论对毛泽东领导建设和发展的方式方法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毛泽东仍相信有组织的、意志坚定的人民的力量。“大跃进”、“文革”等重大政治运动。再次，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精英统治的特点。党创建的群众路线中缺乏有关个人权力的任何观念。精英与极权，帝王政治与列宁主义，这都使群众路线不可能发展成为既能保护公民权利又能融合阶级利益和民主政治。随后，民族主义、国家地位需要工业化来保证主权不再被侵犯。但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工业化制造出了一个与毛的平民理想截然不同的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两种政治形式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中国既未形成官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也未在邓小平时期形成公众参与政治的局面。最后，农业商业化失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现代化的要求，也使毛泽东主义的许多方法受到了后人的质疑。[15]

　　中国目前的国家政治结构表明革命时期的组织结构依然沿用不变，依然是人治、情治（德治）和法制的三重奏、强权和群众路线的两结合。白瑞琪总结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有五个特征：1，整个体系呈格栅状，代表着职位高低的垂直线条与标志着对应机构的水平（地区）线条相互交叉。2，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存在于各个政府和立法机构，通过对人事权的控制，对它们施加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许多政府官员是共产党员，而所有机构中的最高领导则更无例外。因此，他们必须服从垂直方向的政治和思想纪律的紧紧制约，而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纪律正是列宁主义党组织的标志。3，立法机构相对较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法律和[决定通常都反映党的意志。此外，人大的立法和公告也常常被迫改变其本意，或被削弱、或被忽视。4，当然，中国的法院系统也比较弱，缺少独立性，大多数法官和律师也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党的纪委。法院不是一个独立的、受保护的国家分支机构，故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权。5，在西方的代议制政治中，人民至少可以在选举和罢免政治精英人物时扮演重要角色，并可以影响这些人的执政方式；在中国，这些角色是由共产党独自完成的。它宣称其行动代表人民，实际上是作为某些阶级的政治组织来掌握权力，而不是代表整个阶级或全体人民来进行统治的。[16]

　　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所以既面临改革，因为这个体制自1956年以来就一直有一种基本矛盾：广泛参与和集权不和谐地共存，党试图用群众路线来加强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份。毛对正统列宁主义的背离主要体现在：党要在思想意识和人事安排上不断表现出新的活力，要通过革命委员会这种形式与政府和群众组织共享权力。通过对党的阶级性质提出疑问，以及试图在处理与非党政治制度的关系时，使党处于一种不那么高高在上的做法。换言之，一方面在最高权威的支持下，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即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要唤起公众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关注，并保持公众参与反对精英政治；另一方面却无法找到某种方式使党可以接受和容忍社会或领导层中激烈的批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他的反对者都没有试图建立过这类机构并授权其保护批评的权利。这个无解的难题还将困扰中国的政治，使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这样的特征：广泛参与的激进运动重复出现，这些运动总是提出有关社会主义最基本问题、并不断推进直至超出这个范围，从而导致争论不休、难以控制的政治局面，使整个国家充满了许多无法预料的矛盾倾向，最终不止一次地被迫采取武力强制解决。[17]“毛泽东主义向国家开放了社会，从而也给了社会毁灭国家的机会。”[18]

　　关于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及其他模式的差异

　　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中提出，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一般有三种经常应用的分析模式：

　　1，集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即西方中心论地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归为一类。这个模式原是分析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因为中国曾经效仿过苏联模式，故被归为一类。表现为四个基本特征：意识形态的划一性，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其典型特征是由一人独断领导；通过技术垄断了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权，通过官僚来实现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19]但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一模式系统不能运用于中国体制的所有方面。因为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主义更依靠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警察的恐怖手段；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央的计划和控制没有苏联那么突出。集权主义理论把集权看成是对现代国家的反动，现代国家是“大众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历史条件中产生的”，而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条件中产生的，故而不能把它与集权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类型联系在一起。在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中，中苏冲突也表明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缺乏相似性。

　　2，发展中国家模式：中国过去有与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关系，有前工业化的农业经济，经历了反殖反传统后的权威危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不发达，有与发展中国家相似的许多难题。当然，没有单一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但发展中国家仍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激进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等。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称中国模式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为“渗透性激进的权威主义”体制，试图把中国与其他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归为一类。

　　3，中国模式：独一无二的类型，或毛泽东主义模式，强调中国走的是独一无二之路，只有用中国自身的术语去理解：目标是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不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其他任何国家；寻求全面发展，强调农业部门，提倡中央集权化，以刺激地方增长和积极性，并指导资源（人力、服务、设施和资金）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强调大众动员和参与，以此作为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伴随这种群众运动做法的神圣化而来的知识和技能的贬值；坚持继续革命，通过斗争反复辟，认为正确的意识形态――绝对地献身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享的社会――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及行为、社会和文化表现的首要标准。[20]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问题是毛泽东在一生中采取了不同立场，中国政治中有多样性和变革，中国文化、社会和地区有多样性。以亲缘关系、民族和其他社会纽带为基础的地方社区之间有可能存在尖锐的差别和冲突，从历史上说，这些地方社团通常比中央政府更赢得中国人强烈的忠心，面对官方渗透或遣散它们的行动，这些社团表现出维护自身团结的很大韧性。这种旧的联合或习惯有可能在官方宣布变革之后仍然维持下来，或是反过来影响取代它们的社会类型。[21]

　　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毛泽东主义模式是对西方和苏联模式的直接挑战，它强调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高于对外国援助、贸易和技术的依赖，提出了两条腿走路（中外古今同时采用）方针，用以弥补完全规模的现代主义的缺陷。它强调全面发展高于重工业和城市发展，其发展设想是自下而上地推动，推动落后的方面，让地方力量发挥作用，而不是从上面强拉，使率先的部门径直发展，然后再把收益慢慢地传给社会其他部门；检查工作实绩的标准是看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服务更广泛的分配，而不是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它强调人口动员，以运动来解决国家的问题，通过分权鼓励地方积极性，这些均优先于官僚控制和机构的稳定性。它号召“政治挂帅”，坚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继续革命先于技术或纯粹经济的考虑。这一模式并没有在文革中被证明是失败的，毛主义是中国在确立自己对苏联的经验、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时维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战略。[22]

　　还有许多国外评论家都提到，毛泽东主席一直对官僚主义、集中化和精英政治这些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特征十分怀疑。解放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矛盾的心情采用了苏联模式迅速工业化，同时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表示了对多方面不平衡关系的关注，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批评。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在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和政治工作者之间引起严重争论，从而导致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决定。合作化在国家的基层和中层唤起了巨大的能量，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白瑞琪的分析是：1，许多人怀有与社会主义信念联系的理想，这一理想曾鼓舞他们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年代，合作化运动是这一理想的延续；2，另一些人想向主席表示他们的个人忠诚；3，合作社创造了许多新的机构和权力4，还有不少人只是响应其邻人的热情。[23]后来的人民公社更是一段充满真诚热情和巨大希望的岁月。由于许多农民经历了农作之外或他们出生的村庄的狭小范围之外的生活体验，因此纷纷耳目一新。正如一位农民所回忆的那样：“那是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日子！……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我的心就都充满幸福。”[24]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

　　白瑞琪认为：“阶级”使第一代领导人改变了儒家学说。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则停止了这种阶级概念的广泛使用，重新理解贫穷和落后。但历史和现实，又使这第二代人不能没有过去领导人一向信奉的一整套目标、一致的看法、一种相同的理解方式和一整套看待世界的眼光，因而邓小平采取了与毛泽东使用阶级斗争概念的同样方式，利用意识形态的信条，给党的绝对领导以合法性、重组政治和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仍是正式目标，在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理论中，现在，经济现代化被看作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并要求全国上下继续防止资本主义因素的入侵。由于不再有明确的敌人和盟友，所以，社会意识便转向单纯地自己为自己，对长期的、整体的附属感淡化了，社会责任、义务、政治和为人的道德、价值观也淡化了。许多人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目标、忠诚、希望、理想制度等都不得不承认失败或放弃。许多人感到迷惘、感到与国家和社会的疏离，感到建立在共同价值观、感和认同性基础上的文化基础已经连根拔掉。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危机。[25]

　　第二代领导人试图把国家与社会的距离拉大，一种方法是使社会和经济生活非政治化，也就是缩小政治范围，国家不再对意识形态上的是非曲直以过多的关注，允许一个广泛得多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的存在。二是抓经济发展，分散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并使社会生活分裂和个体化，使消费品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市场化和个人主义迫使人们只关心获取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三是在工厂和地方政府中建立代表大会这类制度，用来引导、吸收和控制政治参与。四是偶尔也使用一次无情的镇压――在一个混合药方里，这种手段是对那些基础日益扩大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和他们搞起的抗议活动。[26]但是国家与社会的裂痕并没有能转化为政治稳定或沉寂。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程度、社会的共同目标、处理不满情绪的制度建立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中国政治组织的常量依然是：1，等级制中的级别：中央决策，地方执行；每个官员都是他上司的铁砧和他下级的锤子。2，民主集中制：决策前民主，执行中集中。集中是党的权力，民主是它提倡的作风。决策前文山会海，决策后不存在任何反对的权力。集中最终比民主强大。3，权力和程序的模糊性。领导的游击队作风和政治、经济、军事功能结合为一体，这一经验强化了中国人传统上对万能儒生的尊重，也造成了特别的扭曲。由于党的作风是实用和非专业化，不采取把问题分散到专家和职业人员的手中的组织形式。不仅党和中央在觉得合适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无拘束地进行干预，而且那些有权的人也不觉得自己要受所分配的现行角色的限制。重要人物的关系往往代替了组织规章所指明的指导路线。而且，组织作用的重要性看起来常常是由居于这个职位上的个人重要性来衡量的。党对决策的垄断以及它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控制性影响力削弱了政府选举部分的重要性。权力的模糊性降低了组织规章和宪法的突出地位，民主集中制使组织内部的协商性极为有限，并助长了从中央和党出发的权威路线。等级制级别使任何组织安排都具有复杂结构，中央制定的政策在下达的过程中将被钝化或修改。[27]

　　关于能否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中国政治的问题

　　白瑞琪提出：政治文化研究需要我们当心一些误区。1，从文化上解释会使我们远离所要研究的主体，不能象对待其他国家政体一样地对待中国，以为中国很怪。2，文化很少是十分清晰和完美无缺的，它通常包含矛盾的价值观和想法，也使它们的政治含义十分模糊。3，多数国家都有不只一种文化。4，把精英文化仅仅当作抽象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是很危险的。文化也是统治精英用来灌输其统治观念并使其统治合法化与正当化的权力准则。文化不仅塑造政治，也被政治塑造和利用。5，领袖和制度也在影响和塑造政治文化。6，政治文化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以民族主义的成见感。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司令威兼·威斯特摩兰公开宣称“越南人对人类生命的价值看得远没有美国人那样重――他用这种对越南文化的捏造为其野蛮地轰炸和使用凝固汽油弹开脱。[28]

　　我们不要把文化看作是关于整个民族价值观的一套确切的说明――否则将是简单化的和危险的――而应该看作是一种观察世界并对其提出问题的方式。托马斯·梅茨格说过：“文化可以定义为是历史留下来的各种意思的范式，……是一种继承下来的观念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人民）使他们关于生活的知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得到交流和传播，永久存在下去，并不断发展。”[29]它并没有象提出问题和政治议事日程那么多的答案，也没有提供用以进行争论的范畴和术语。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政治文化时，可以通过对政治事件发生的前提进行思考而避免很多问题。

　　当各社会阶层的成员都用被精英集团所偏爱的社会文化矛盾来解释政治和选择参与战略时，文化统治就已经确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群体或阶级，当它能够迫使其他阶级接受它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前提时，就可以说明它对它们拥有了统治权。但统治并不包括对思想或行为的决定性的极权式的控制。以游戏来比喻，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玩什么和完成了什么，而在于游戏的规则。因此，中国革命可以被看作是要努力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非改变人们思想的一种努力。毛和邓都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但他们搞了两个不同的工程。[30]

　　派伊的《官僚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

　　路辛·派伊在长期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官僚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一书，他首先认为中国有两种政治文化，也即中国人同时有两种生活方式偏好：等级论和平等主义。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性的两极，一方面是上等精英的儒家文化，它推崇既定的权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执掌，谁拥有专门智慧，便有权高居于他人之上，这就是合理；另一方面是情感式的、大众型异质文化，它推崇反叛精神、信任神秘的天道，借此改变社会与经济现实。

　　在等级论的文化里，中国人直觉地以为：所有权威应该近按照单一的长幼尊卑秩序加以安排，对权威加以划分的唯一合理方式，是在公认的在上者与在下者之间分配的。中国的等级制不仅是一个指挥命令结构，更是地位结构，它的规则不仅要求个人履行其规定的义务，而且容许其成员通过名份获得特权，由于中国人非常害怕乱、无序和和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诉诸儒家文化的经典假说，就是每个人自觉做好规定的事情，便会各得其所。

　　在平等主义文化里，中国人也推崇反叛精神，鼓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这种中国式平民文化将平等主义价值观理想化，蔑视正规教育，蔑视有的人自命不凡和高人一等。等级论肯定圆熟的技能，平等主义更强调信念的纯洁及行动的执着；等级论重视制度在塑造行为与交流情感中的作用，平等主义则强调有必要释放人的无限潜能和天赋德性。

　　这两种政治文化的共同点是都强调集体高于个人之上的重要性。它们都重视有力的团体约束力。它们都高度评价为集体而献身的精神，如等级论倡导牺牲小我、实现大我的美德，平等主义的反叛文化同样赞美那些为了事业而高尚牺牲的人们。

　　派伊认为：中国人还具有宿命论倾向。中国人相信控制自己的情感、听天由命地接受现实是得体和聪明的。这种宿命论倾向使中国人不可能对权力的运作方式提出质疑：一方面是对权势者发起挑战往往不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是个人引起无道当局注意是危险的。中国人经常被反复告知，低人一等是生活的自然状态。生活就像是赌注，一个人如果不接受自己的命运，而希望有朝一日好运突然降临，那是愚蠢的。

　　新中国的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秘诀，中国干部的特点既不是列宁主义的纪律，也不是僵强的权力统治集团，而是富有献身精神的个别成员。鼓舞这些优秀干部的是自觉献身集体事业的理想。他们为了晋升而工作，他们承认自己是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个制度承认高职位，也准备了晋升的阶梯。他们工作主要是为了名位而不是谋取物质收益，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彻底的“组织人”，所以他们随时准备为组织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他们的牺牲会得到组织的承认和晋升机会。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都有限制个人自主性的倾向，但中国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倡导个人价值。中国上层和民间的两种政治文化都特别尊重那些前途无量的名人，他们被描述成良好运气、敏捷才思和勤奋工作结合一身的人，他们能够不断提升自我，从而成为比其他人地位更高的成功人士。

　　A·维尔达夫斯基借助派伊等学者的研究，也认为在中国至少能发现他所说的四种生活方式：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宿命论、等级制。换言之，中国政治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内部存在着相互冲突和不同偏好。[31]

　　[1]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24－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Marc Jeremy Blecher： China Against the Tides: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volution, radicalism and reform.

　　[2]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3]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2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4]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

　　[5]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2页。 Marc Jeremy Blecher： China Against the Tides: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volution, radicalism and refor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6] 罗素《中国问题》，第47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7] 罗素《中国问题》，第165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8]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第285，29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9]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Marc Jeremy Blecher： China Against the Tides: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volution, radicalism and reform.

　　[10]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12，3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1]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2]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9－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3]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4]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5]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60－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6]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181－1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7]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10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8]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9] C·弗里德里希和Z·布热津斯基《集权主义专政与独裁》，纽约，普莱格1961版，P9－10。

　　[20]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

　　[21]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

　　[22]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337，34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

　　[23]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9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4]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10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5]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6]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22－32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7]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

　　[28]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02－30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9]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30]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第3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31] 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第69－87，189－1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