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20世纪读后感1000字
《漫长的20世纪》是一本由[意]杰奥瓦尼·阿瑞基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4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漫长的20世纪》精选点评：
●翻译……语句读起来有点奇怪。我恨死这个翻译了！
●此书=布罗代尔+马克思+沃勒斯坦+其他
●用长循环来分析金融资本的历史，把20世纪的源头一直回溯到威尼斯热那亚时代，由此看来历史其实一直是在做双向运动。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和市场的三层结构的阐释很深刻。不过20世纪这一极端的年代在阿瑞基笔下不过是体系变动所引起的混乱，对70年代以来的特征也只是描述为新一轮金融扩张，其中的断裂性被淡化了，可能是问题所在。
●因为保研事宜中断阅读长达一年之久，今天终于完成。「世界历史的总规律」这种话题是如此吸引人，本书用一以贯之的范畴和逻辑加上广泛的细节，把国家兴衰时代变迁勾勒得条理分明，所有物质生活层面的内容都点缀在资本主义逻辑上，一切都联系起来了。所援引熊彼特、马克思、波拉尼、希克斯、凡勃伦、希法亭、钱德勒的观点恰当地镶嵌在其中，既有时代之音,也有通古今之言。几对概念的辨析非常有趣，无政府与混乱、国家垄断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逻辑、松散型与密集型体制、技术理性与金钱理性等等。全书开始讨论了混乱体系与无政府状态，末尾给出了对应的两种预言，形成一个恐怖的首尾呼应。
●看不懂的资本主义世纪...
●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杰作
●真是难读得令人吐血！但是鉴于学术要求，我忍了。
●就对当今世界的理解甚至预测而言，的确完全不输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富有洞察力。
●略读
《漫长的20世纪》读后感(一)：物极必反
成功到顶峰后必然迎来拐点，而之前成功的原因立即变成包袱，变成失败的原因。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依靠的是英国金融资本发展了北美大陆经济，所以美国人的记忆中深深印刻了这样一个“成功经验”：尽量利用别人的钱，发展并保护好自己的产业。因此美国国会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经常变成华尔街的对头，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要把钱投到回报最高的地方，并非一定是本国产业。
如果中国扩大内需，成为最大市场，走英国式全球自由贸易的路，就一定能吸引华尔街资本，让贸易保护主义变成美国捆死自己的绳子。
《漫长的20世纪》读后感(二)：《漫长的20世纪》读书报告
选读的是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所著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杰奥瓦尼•阿瑞基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主要兴趣在对比和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分析和经济社会学的领域。
《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的主要论点，作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虽然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诸理论的明确主张或者不言而喻的见解。
第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
第三，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改组，其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都比以往的综合体强大。
第四，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
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很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货币资本（M）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C）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M’代表扩大了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
但是，作者没有囿于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主义投资逻辑的描述，而是将其引申到多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作者认为：“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此外，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作者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论调。他不认可马克思单线式前进发展的模式（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它是普世性的）。他提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既前进又后退的发展模式。
作者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周期：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中，热那亚和英国周期属于松散型的“世界帝国”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外部化”（Protection Cost Externalized）。而荷兰和美国周期属于密集型的“公司—国家”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内部化”（Protection Cost Internalized）。而随着每一次周期的摆动，周期的时间递减，而规模、组织复杂度和功能范围都相应地扩大。整个周期运动，就类似于钟摆的运动。
当然，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一种相对悲观的态度，而不像保守派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样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
另外，作者也受到了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除了认同布罗代尔关于金融扩张阶段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迹象” 的形容之外，作者还指出：“关于体系积累周期的观点，来自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世界贸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的观点” ，并指出本书的创作目的：“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对底层作了广泛的探索” ，“当世界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更深地扎根于作为下面两层的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从里面拔出根来，而且似乎繁荣昌盛的时候——正是应该接受布罗代尔的邀请，对位于贸易大厦顶层的资本主义老家作一番探索的时候了”。
又按本书的标题借鉴了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的观点，这种长期段分期的方法，作者也曾有“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的表述。当然，对于20世纪的表述，不少学者不认可阿瑞基的定语。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认为应该是“短促的20世纪”（1914—1911），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延长的19世纪”。
然而，尽管作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每个时代都难以脱离其范式的影响，或许现代世界体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或许并没有答案。关于世界体系，有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伏尔泰的文明进化体系；汤因比、斯宾格勒、麦克尼尔的文明兴衰周期循环体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作者的体系等等。但是，正如英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言，“从很多窗户看同一个世界，没有观点是正确的。”了解世界体系，不应该只囿于一扇窗户。了解不同学者间观点的碰撞，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
又按本书在材料的解读上，更加类似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著作，而非历史学的。本书从第393页到第407页附录了一系列的统计图表，是作者结合对材料的解读推断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兴盛一时的年鉴学派影响下的计量史学的影响余波未尽，但是也应该反思这种过度科学化而忽视人的心理影响的倾向是否恰当。当然，另一方面，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又按本书的参考书目，译者并没有翻译过来。西方学界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些列问题的讨论，有太多的著作，以至于译者很难将其全部了解，可见这些问题是有不少的思考价值的。
又按作者本书的创作，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本书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
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我们不再相信70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阿拉伯产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而对其的大幅度提高油价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当中，二战后的“黄金的年代”不再，经济开始呈现“滞涨”的状态。从前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中东、拉美等，开始向“中心”叫板了。
后来，虽然西方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且“边缘”国家发现它们的钱又重新被“中心”给吸走了，它们从前门庭若市的银行不再有客人的到来；但是，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欧美国家的政府大都陷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当中；北欧原先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边缘”国家随着“中心”的不景气而更多地沦为了“失败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也对这种情况流露出一种稍逊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的悲观情绪。作者在猜测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提出：“旧的中心有可能成功地中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 ，“人类在地狱般的（或天堂般的）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或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冷战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
本书初版于1994年。而如今，世界确实出现了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的趋势。当时，作者在冷战胜利的背后，已经看到了暴力恐怖的阴影，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洞察力的。关于这点，作者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将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
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发的“中国模式”开始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这些都意味着，今天，我们思考作者提出的疑问，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到底走向何方，是继续无限期的周期循环，还是如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目前还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似乎没有学者提出过比较好的解释。但是，做一个准确的未来学家很难，不能把哪本书当作米歇尔德•诺查丹玛斯（Michel de Nostredame）的《百诗集》(Les Propheties)。
同时，资本主义的阐释，面对着符号化，“镜像”化的困境。然而，“镜中花”的“花”究竟是客观实在，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应该是存在的。资本主义可能无法用普世的、单一的范式去统合，但是却可能是一种多元的复合体的实在。
《漫长的20世纪》读后感(三)：《漫长的20世纪》与《资本论》方法论的比较
《漫长的20世纪》是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锐基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从历史资本主义的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聚焦于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周期，即所谓“体系积累周期”。阿锐基将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分为四个体系周期，分别是热那亚周期（14世纪末至17世纪初）、联省共和国（荷兰）周期（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联合王国（英国）积累周期（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和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每个周期都包括一个物质扩张阶段和一个金融扩张阶段，并且将金融扩张阶段“看作是世界范围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机构和结构发生根本性转移的漫长时期”。由此，阿锐基将当今世纪出现的以美国为主体的金融化作为第四次积累周期即美国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来看待，是历史已经出现过的三次金融化过程的又一次重现和演变，但同样带有某些反常现象。阿锐基将体系积累周期中各个阶段演进的动力归于资本所具有的灵活性，即资本家从盈利减少的行业向利益丰厚的行业的转移，并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来解释。《漫长的20世纪》无疑是一部研究资本主义的杰作，“它结合了精湛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对现代世界的理论解释尤为发人深思”。同样是以资本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阿锐基所使用的方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方法存在着诸多差别和联系，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将两人的方法论进行一定的比较分析。
一、研究对象的区别
马克思与阿锐基都是将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一些差别。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以及生产关系，并在其中寻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主导乃至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阶段的规律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之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种法则（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法则）的本身，是这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彻底的作用之趋势”，并将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为“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联动法则”。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通过引述哈维所提出的问题来说明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陈述当前的体制，……抓住一点似乎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的可能进程和含义”。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关注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存在并演进至今，阿锐基关注的则是当今世界出现的金融化进程何以出现以及有何规律。
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两人的着眼点与研究路径的差异。两人都试图诉诸更加一般化的解释，将当前的现象作为一系列过程的一个阶段进行解释。马克思试图寻找人类社会演进的动力和规律，从而解释作为人类社会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种必然趋势和规律；阿锐基则是“对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重现和演变的模式，并分析当前这个金融扩张阶段的反常现象”。
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两人理论中叙述主体的不同，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马克思着眼的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自然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在每个阶段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而阿锐基的研究主体是资本主义，着眼的是资本主义这一主体的演进过程和规律，因此阿锐基的关注点始终聚焦在资本主义或者说持有流动资本的资本家之上，而与资本主义是否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无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也存在以商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民族，例如迦太基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阿拉伯人等，马克思并非看不到这一点。但占欧洲社会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仍旧是封建农庄，封建的农业生产方式“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所考察的主体——这里是人类社会——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是以封建社会的面目示人的，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此时只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是舞台的主角。因此在马克思的叙述中，这个时期的主体是封建社会。在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热那亚周期）内，以热那亚、佛罗伦萨人为代表的流动资本扮演的是一个像封建王公提供货币的高利贷者以及货币管理者的角色，更像是中世纪末期与近代初期社会的一个“挂件”。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是逐渐形成的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决定社会形态的则仍旧是以封建农庄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阿锐基的着眼点却未落在历史的主角上，而是关注在这个时期力量还很弱小的资本主义或者讲货币资本的持有者之上，这一点是阿锐基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作为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热那亚人是依靠与哈布斯堡西班牙的结盟才能在历史舞台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在同时期的其他商业民族中脱颖而出，进入阿锐基的视线。
研究对象的不同还决定了两人对资本主义与工业生产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认为，以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出现和扩大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最终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确立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阿锐基则将进行工业生产看作是资本的“专业化”的许多形式之一，而并非“给予资本主义真正身份的最后繁荣”，“它们这样做，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达到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的目的”。这种区别代表着两人对各自研究对象的演进动力来源的认识的差异。马克思研究现在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个既与主体何以出现，或者说人类社会是如何演进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他将人类演进的动力归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而以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业生产方式，则被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改变了所有制关系、导致了资本的积累与积聚、创造出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最终推动社会革命的产生。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以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存在的。而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作为产业资本的来源之一，转向工业生产，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转向使得资本在最重要的领域——生产领域建立起统治地位，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现成为可能。而在阿锐基看来，资本自身作为主体，始终面对流动性与具体化、灵活性与僵硬化、选择自由与选择的缩小和丧失之间的选择，资本的选择推动了体系积累周期从物质扩张阶段转向金融扩张阶段。这种选择在历史上表现为第一次积累周期中热那亚人在从事贸易与成为哈布斯堡西班牙政府的银行家之间的选择，也表现为第三次积累后期英国资本在工业革命这一宏伟事业中的撤离，而在当前则表现为美国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在这一点上，阿锐基继承了布罗代尔的论点，布罗代尔认为“历史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而不是后者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呈现的具体形式”。这样，投入于工业生产就仅仅是货币资本所面临的诸多选择之一，是资本的“专业性”的具体形式，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特征，更不是主体本身。
二、研究方法的区别
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阿锐基将自己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的研究方法总结为“通过对当前趋势的调查来寻求的，并参照了持续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整个生命过程的重现和演变的模式”，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的比较分析。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原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林岗，张宇，200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做过经典性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两人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阿锐基与马克思在使用抽象法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差异。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与马克思在《资本论》都使用了抽象法，但抽象法并不是马克思或阿锐基所独有的方法，也不是经济学所独有的方法，而实际上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有意无意一直在使用的方法。人们在以概念和范畴形成语言，并借助语言对物质世界进行描述以完成互相交流时，就已经在使用抽象法。当然，这种抽象方法是语言和概念体系整体的抽象，体现在语言体系和概念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而不体现在每个人使用语言和概念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基于范畴和逻辑，以人类社会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对抽象法的使用有着更高的要求，更加依赖于人类自身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这样描述政治经济学中抽象法的使用：“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强调了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抽象法的必要性，以及使用抽象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需要从最基本的范畴即商品出发，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于基础性范畴的逻辑演绎，构建理论体系大厦，并运用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现象，并在对实践的解释中对理论进行修正。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无疑同样使用了抽象法，但在使用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差别，更注重从现象到规律的总结性抽象。例如阿锐基在比较体系积累周期时，提出了“保护成本的内部化”、“生产成本的内部化”、“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的范畴来解释荷兰体制相较于热那亚体制、英国体制相较于荷兰体制、美国体制相较于英国体制的进步。这些范畴并非像马克思那样从最基本的范畴演绎得来，而是“按照世界市场经济与世界物质文明层面上的法则进行的活动中抽象出来的”。
阿锐基也认识到由于这一点，其理论不是完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限的，需要与其他理论联系在一起才能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阿锐基认识到：“以这种方法来重新论述资本主义历史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本书的解释过程中，起初看起来只是历史上偶发的事件，骤然看起来像是反映一种结构逻辑”。阿锐基将其归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阿锐基继承了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设想为一个三层结构中的最高层面的观点，在这样的结构中，最上层代表了商人与政治组织相结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产生于“货币占有者与权力占有者相会”；中间一层，则是市场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展开；最下层则是“物质生活”。阿锐基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是最下层，世界体系的理论家则关注的是中层，而他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出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则关注的是顶层，试图从中发现资本主义的“长期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