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1000字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是一本由程麟荪著作，79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一)：喜欢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

　　

现代银行业出现之前，票号、钱庄、外资银行基本均分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因盗匪活动、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京饷不能按时运到京城，票号逐步与官方合作而发展起来；钱庄更多的是起到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很适合中国的商业，仅是送“货”（钱）上门（收款人的住所或办公地方）这个服务就很是讨商家的喜爱；而外资银行则主导了进出口贸易的金融业务。从主营方向上，三者更多的是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

1897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及之后的“南三行”、“北四行”等近代华资银行逐步打破上述“三足鼎立”的局面。

通过对各中国重要银行记载的研究（各种统计数据分析），作者对学术界主流结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第一，学术界夸大了公债投机与华资银行扩张之间的因果；第二，近代华资银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主事的银行家。

这些银行家，首先，大多都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且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掌握商业经营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将之与本土的商业传统相结合，更能游刃有余。其次，注重将公众的钱转换成银行的“存款”，提高资金体量；针对贷款，为减少风险，以基于实物担保的方式逐步替换基于个人信誉的方式。最后，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努力提高员工忠诚度上，采取了和现在部分相同的措施。比如，提出“企业愿景”：对员工灌输儒家思想，使每位员工相信个人利益与银行的成功挂钩；比如，改善员工待遇：带薪休假、无薪休假，定期业界交流会以及类似现在的企业年金制度（作为员工的养老金）等。

一些银行家也认为效仿日本财阀的成功经验，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才能与外国相竞争。如果不是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或许，真可能出现日本三菱这样的财阀，那现在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或许可以从《财阀的时代：日本型企业的源流》及《三菱财阀的形成》中找到一丝踪迹。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二)：是过去也是现在

　　

这是一本讲述近代华资银行从清朝末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发展历史，虽然描写的是100年前的银行，现代银行中却处处都有近代银行的影子。华资银行通过短短十年（1927-1937），甩开外资银行和传统钱庄，成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领头羊也就不足为奇了。

隐私保护

早在1905年，清朝鼓励私营商业银行创建时，就规定“没有客户本人的授权，任何人都不得强迫银行公布客户的账户信息。”这真是令人意外，早在20世纪初，为了发展银行业，清政府也通过保护隐私来鼓励客户去银行存款。而现在，银行对于客户隐私保护更加严格，如果是在柜台查询账户信息，除本人持身份证外，其他人一律不可办理。

客户至上

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来银行开户并存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率先提出了“一元账户”的概念，只要客户有一元钱，就可以在银行开户并且获得全套服务。现在，如果想去银行办个人账户，只要存入几块钱激活账户即可享受银行所有服务。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员工在为客户服务时必须保持微笑，让客户如沐春风，尽量避免客户等待时间过长，而当时的外资银行与客户打交道却非常傲慢。

担保贷款

近代中国最普遍的贷款形式是无担保信用贷款，这是基于客户的信用和个人声誉发放的，传统的钱庄和票号在发放贷款时都倾向非常熟悉的商人，这种贷款方式严重限制了新兴商人获取资金。为了扩大贷款的范围并减少信用贷款的风险，华资商业银行开创了以商品本身为担保的贷款。这种抵押担保贷款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售担保物来弥补毁约的损失，而是为了使借款人遵守承诺减少违约的可能性。新型的贷款方式受到了大量商人的欢迎，银行也从贷款中获取大量的利息收入。通过这种担保贷款的方式，九家重要华资银行的贷款总额从1921年的3.68亿猛增至1931年的11.57亿元，它们收入的3/4来自于贷款利息。

人力资源

华资银行非常重视员工的培养，不仅有比较高的入职门槛，还有要求诚信的品质。比如中国银行的入职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笔试内容包括汉语、英语、数学、经济学和算盘计算，面试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沟通能力和行为举止。而在进入银行后，员工还需要继续学习各类课程，包括银行实务、商业法律、会计、保险、外汇、信托等。 除了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华资银行的员工薪酬福利也十分优渥。银行员工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其他行业，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最低月薪为50元，外加每年至少一个月工资的奖金，而当时上海人力车夫的人均月收入约为10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1块银元大约可以购买8.4斤大米。除了较高的收入外，华资银行每周工作6天，通常有17天的年假。除了正常周末和假期外，银行员工还有其他带薪和无薪休假，比如交通银行员工有60天的带病新假和30天的家庭紧急事假，女员工有40天产假。钱庄和票号每周营业7天，必要时还可以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为了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银行还有成熟的退休金制度，不难想象，那时候的银行员工被视为捧着“金饭碗”工作。

合作共赢

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私人银行分别为“南三行”和“北四行”，“南三行”间互相汇兑清算的协议，“北四行”要求互相帮助联合银行成员，共同发行纸币。1916年陈光甫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只有8万元的资金，而中国银行在该行开立的账户就存有5万元。同年中国银行抵制停兑令事件的成功，离不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全力支持。后来中国银行增加资本时，“南三行”和其他大型华资银行认购了大量股份。1932年，26家重要华资银行成立了“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以共同应对动荡时期的金融风险，比如现金挤兑。 其实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近代华资银行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机构——现代企业。银行从成立之初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互相分离，由职业经理人负责管理，有完善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财务体系、薪酬福利体系、晋升通道等制度。近代华资银行虽然是一个世纪前的公司，却处处令人意外和敬佩。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三)：序（柯伟林）

　　

如果在上海的外滩漫步，每一位游客都可以看到近代金融机构留下的宏伟建筑群。从南往北走，游客会经过有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汇丰银行总部、江海关大楼、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台湾银行、友邦保险大楼、麦加利银行等。外滩的北端是横滨正金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曾经的所在地。游客在到达北端之前，可以看见有着宏伟装饰的中国银行大楼。这栋大楼在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的监督下完工，既优雅又坚固，集现代和中国传统于一体，至今仍是上海城市天际线的骄傲。

如今，中国和国际上知名银行机构都在黄浦江对岸浦东的玻璃墙摩天大楼里设有分支机构。浦东还是中国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以及重要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所在地。国有银行总部已经北迁至北京——在那里，四家中国国有银行已成为全球营收金额最高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中国民间金融力量进入了民营银行和个人网贷（P2P）平台等新的信贷形式。中国已在移动支付、保险、加密货币等金融科技领域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在不同时代，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工具。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始于20世纪初期的故事。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让当代国有银行的前身纷纷建立。

程麟荪教授是研究中国企业史的著名历史学者。他回顾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以及它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消亡。程教授在书中再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银行家的创新和活力，他们的机构宣告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主导地位的终结。这本书还展示了外资银行在为中国同行制定标准和提供模范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由盛宣怀创立）获得了人们的信任，部分原因是它遵循了英国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的规章制度。然而，中国通商银行显然是一家中国银行，它是根据谕旨为了抵制外国控制而建立的。在清末最后十年，大清银行和很多其他银行纷纷建立。大清银行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中央银行取得了成功。

当我还是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的一名研究生时，中华民国作为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过渡时代，被普遍视为一个失败的政权。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陷入经济困境是促使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没有标志着民国时代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基础，人们将难以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国家、省和基层的政府新架构，指导刑事和商事的新法典，后来成为当今中国著名大学的新式教育机构，取代旧式不平等条约的新条约以及最重要的、新的创业精神和活力，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937年前夕处于经济和制度发展前景美好的时代。

中国现代银行的崛起和私有化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在程教授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1927～1937）”里，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达到高潮。在这十年里，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和地理范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甚至还影响了农村。最著名的银行家——叶揆初、陈光甫、周作民、张嘉璈等人的长期任职，增强了各自任职银行的影响力。这些人不是“强盗大亨”，而是真正的企业家或杰出的经理人，都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商业领袖。

这些银行家的努力虽然因1935年国民政府发动“银行业改组”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而中断，但他们的事迹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仍然很重要：爱国的中国企业家如何因应一个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先生在2010年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评价道：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是站在近代中国商业第一个黄金时代的那些先辈的肩膀上的。

程教授利用中国多家银行的历史档案做了详尽而卓越的研究，也广泛掌握了二手资料和理论文献。作为程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导师，虽然我希望能把这一研究成果归功于我对他的指导，但是对其影响更大的是他早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时的老师。1980年代，在张仲礼院长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当时程教授得到了郑友揆教授、丁日初教授，还有张院长的指导，他们都从档案和个人经验中获知了中国近代史的关键教训。我很荣幸能够指导程教授，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本书的雏形）提供建议。但事实上，我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我很高兴看到这本重要的书现在有了中译本，能被其最重要的读者读到。

2020年5月14日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四)：“现在随便就能去华资银行存钱”事件源流考

　　

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平头百姓，东奔西走手里好不容易攒了一点辛苦钱，放到枕头下怕丢，埋到树底下怕忘，应该去哪找一个靠谱的机构存放？以当时中国的金融环境来看，你可以有三种选择：票号、钱庄和外资银行。如果你是阿拉上海nin，可以选择去外滩的外资银行，汇丰，有利、道胜任君挑选；黄河流域的老乡可以选择票号；江南的才子佳人可奔向钱庄。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比例，尤其是票号和钱庄，并没有如此的南北泾渭分明，两者还互相渗透，取长补短。

三者在19世纪末的中国成鼎立之势。表面上承担了“银行”的所有业务，但实际上你去存的那点钱金融大佬们根本看不上眼，所以存款并不是重点，三家都各有胜场。其中票号更侧重于汇款业务，特别是省际汇款；钱庄多开在地方，主营业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额贷款“，且不用担保，24h营业，晚上突发急事也可砸门砸醒钱庄老板的好梦贷出钱来（啊这，贷款便利店吗？），填补了票号触及不到之处。

而现在我们知道，银行业的基石恰恰应该是其所轻视的个人存款业务。而外资银行虽然是货真价实的银行，但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不但承接存款汇款业务，干脆连货币发行也给你承接了。而且搞得还特别好，大家都爱用，中国的金融主权就这样被无奈地蚕食；除此之外，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也因外资银行的先天的优势而被其牢牢把控。所以这个银行不是很行。

本书就是从这样一种情况下开始叙述，展示中国近代银行业崛起之路的。其中特别驳斥了历来被学者不假思索引用的所谓“中国银行业兴起全靠政府公债帮忙”的观点，是全篇的核心所在。

这本书是由程麟荪教授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结构清晰，论点明确，论据扎实。得出的结论也颇令人信服。

第一章交待如前所述的三足鼎立之背景，说明中国未能有自己的银行业之原因在于市场份额的挤压而无容身之地。

第二章叙述中国银行开始崛起的条件所在，先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继而清朝的灭亡，主要承接国家业务的票号消失无踪，成为帝国制度的牺牲品；而钱庄又都由于起源于美国，继而席卷全球的橡胶业股票崩盘导致的“橡胶危机”而纷纷破产。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国际环境变化——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打破了外国银行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欧洲各国不但贸易紧缩，反而纷纷需要中国制造业提供各种日用品支持。外资银行相继关门走人。这些综合因素使整个产业重新洗牌，等于说场地已清理，就看下一个是谁上场了。民营银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有了趁势而上的机会。在经过扩张与集中的淘选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几家银行凸显出来，分别被称为“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

第三章主要叙述了公有银行逐渐转向私有化的过程。包括最早成立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前身）的股份，政府也都在社会变革中逐渐让出，最后只剩下象征性的百分之五六，直到完全私有化。

第四章之后便是“连消带打”的过程，驳斥银行靠公债起家的观点后，提出了现代银行兴起的真正原因。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

纵观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是短命银行。

这正是因为政府所发的债务总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收不回来，要么收益过低。如北洋政府说好的以40%面额出售一种公债，承诺最终可获超过60%的收益，结果支付了几期利息就开始拖欠，直到通货膨胀使面值只有原来的15%。所以银行的经理人都不买公债，或在政府的高压下象征性地买5000元了事。据书中一张图表统计，1973年七大最重要的华资银行的债券收益只占所有收益的8.5%，而其中又只有2/3是公债，可以想见靠这点钱怎么能够维持银行的运转，更别说是崛起的原因了。

那么促进银行发展的到底是什么呢。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银行之最基本业务：个人存款。为了鼓励个人存款，银行家们各显其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陈光甫更是首先推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元账户。有人不信邪，专门带了100元去开100个账户，柜员依然耐心地一一办理，最终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第二个重要的改革就是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一旦有了保障之后，贷款就变得更加容易，资金从而可以流动起来。正如陈光甫所说：

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再加上注重金融人才的培养、聘请专家对员工的培训、择优者出国留学、员工入股等激励措施的实施，以及对管理结构的改革（设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实施有限责任制）等一系列因素，中国近代银行终于在1930年代中期迎来了繁盛，拿回了市场份额，逐渐走向我们现在愈加方便和多样的银行业务体系。

文末吐槽：最后两章专门鼓吹中西合璧的企业家精神真的没必要啊，没必要啊。。。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五)：杨濯 | 资本与权力：民国银行业往事

　　

三足鼎立到一枝独秀：近代华资银行的兴起

“从（外白渡）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上海这个堆金积银的冒险家乐园形象，在茅盾小说《子夜》的开篇跃然纸上。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南京十年”、“黄金时代”里，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和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除了拥有完善活跃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云集——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而在其中，华资银行无疑是最耀眼的光焰。

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历史系程麟荪教授通过主要集中分析上海的商业和金融史料，发现中国金融市场以发钞、存款与资本合计的资本实力（资力）从1894年的8.63亿元增长了十多倍至1936年的89亿元，其中华资银行资本实力高达81%。伴随着华资银行数量上的扩张和质量上的提升，四十年来由票号、钱庄和外资银行构成的“三足鼎立”格局永远消失了。

曾经辉煌的票号拒绝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迅速做出调整，未能及时引进和进一步完善现代运输系统和电报业务，集中经营汇款的狭窄业务范围局限了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竞争，严重依赖清政府这一最大客户更是使“票号在清朝灭亡后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相比之下，虽然1894年时占中国金融总资力高达35%的钱庄与地方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经营方式和贷款服务更为灵活，但其在42年中资力增长不到两倍，到1936年时资力占比仅占为9%。仍然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诸多特权的外资银行，也经历了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和中国本土银行的激烈竞争，以至于外资银行拥有中国金融总资力的比例由1894年的32%大幅下跌至1936年的11%。

在民众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民族工业发展、政府建立完善银行体系的政策支持等因素助力下，华资银行的扩张最终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力量平衡。在此过程中，私有化、集中化两大趋势尤为明显。在总共160家华资银行中，28家重要银行积累了约3/4的资本，吸收了87%的存款，提供了85%的贷款，占了华资银行总资产的84%；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

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在近代华资银行的发展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虽然这九大银行的实收资本从1927年的6100万元增加到1935年的略低于9700万元，只增长了59%，但到1935年它们的存款、总资产、贷款占全部160家华资银行各项加总数据的一半以上”。

现代银行与现代工业：是催化剂，不是阻碍

不过，茅盾在《子夜》里借一家丝绸公司的老板抱怨：“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对近代华资银行的这种刻板成见，恰恰反映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业键在《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提出的观点：“近代中国银行业未能完成其推动工业化的历史使命……这些银行在二战以前中国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

在建国后的30年间出版的唯一一部银行史专著《中国银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原中南财经学院张郁兰教授认为华资银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破坏，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一时期的买办金融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反动政权的支柱，是屠杀人民刽子手的帮凶，是社会生产力的间接破坏者。”哪怕在近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国经济史丛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瑚研究员也依然认为中国银行业“从它诞生起,就不是按着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发展的。它不但没有和高利贷者作斗争，反而自身也成为高利贷者。它和政府财政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很少对于产业进行资助”。

相反地，托马斯·罗斯基在《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指出，从1912年至1936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两到三倍，极大地促进了区域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而中国现代银行在当中贡献至大，“货币和信贷的扩张为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刺激”，“银行和金融的发展增强了中国市场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只是对二战前华资银发展给予积极评价的西方学者同样为数较少。

在程教授看来，近代华资银行催化而不是损害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大多数学者对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中应该或能够发挥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日本和英国的例子表明，“在世界经济史上，在工业开始腾飞的时候，金融机构没有向工业企业提供大量贷款的情况并不少见。相反，从一开始就长期给予信贷是很少见的”。一些学者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最初半个世纪进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不足或至少是产业资本动员不足，使英国工业只能主要通过自筹资金和银行以外的长期信贷来增加投资。

近代华资银行将其大部分资源用于商业贷款而非工业贷款“或许并非因为那些贪婪的银行家故意给近代中国工业企业设置障碍。相反，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问”：考虑到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过时、税负沉重、内战仍频等诸多障碍，巨大的不确定导致“工业贷款的风险对于中国商业银行来说太高了”。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自己也曾抱怨：“不知银行家并不像慈善家一般，随便可以施放赈灾。”

程教授的估测表明，其他学者的研究或许低估了中国现代银行对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据王业键计算，1936年中国工业的总资本为57亿元，其中约2.56亿元来自华资银行的信贷。因此，近代华资银行“在中国近代工业资本构成中所占的份额不超过四到五个百分点”。但程教授指出此等计算应当排除占中国工业资本总额61.4%、主要向外资银行融资的外资企业，经调整后近代华资银行对近代中国工业资本构成的贡献率约为11.7%；相比之下，日本纺织业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的外部各类贷款仅占其总资产的11%。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银行家承认，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他们的业务就无法繁荣。”1934年，中国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工业贷款总额超过1.7亿元，是1926年的4.6倍。而且大多数华资银行将工业贷款集中在纺织业、面粉业、化学工业等中国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少数主要产业。

超前、乐观、早夭：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精神

学者对近代华资银行的另一处批评，集中在认为近代华资银行的扩张完全依赖于对政府债券的投机，例如“中国现代银行的快速发展与政府融资有关”（国民党财政顾问弗兰克·塔玛格纳），“华资银行将公债视为投资的唯一渠道”（千家驹），“损害了国民经济，阻碍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张郁兰），“它们将许多财政资源转移到基本上没有效益的政府支出上”（王业键）。

程教授通过对华资银行历史数据的梳理，令人信服地证明“政府的债券和债务并非解释近代华资银行发展迅速的最重要因素”。从资产占比来说，中国最成功的华资商业银行“南三行”和“北四行”所投资的公债从未超过其总资产的10%；从利润占比来说，1921年至1931年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大陆银行等四家银行的总盈利5249万元中，高达72.7%来自利息收入，仅有8.5%的盈利来自有价证券，而有价证券中仅有2/3是公债；从风险来说，“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信用受到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内债的价格和收益波动极大……高折扣发行和高利率绝对不能保证债券持有者的高收益”；从经营表现来说，“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是短命银行。在1925年以前倒闭的18家银行中，直接由于公债投机而倒闭停业的有6家”。

按照程教授的分析，政府债券和其他债务只是在数量上短时间促进了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扩张，而没有在质量上持续地支持银行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投机政府债券的做法实际上损害了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近代华资银行成功的原因应该在别处寻找”。

程教授认为，近代华资银行自身的业务创新（吸收公众小额存款、发放基于实物担保而非个人信用的贷款、发行纸币）和管理改革（坚持根据工作能力而非个人关系招聘和提拔员工、职工福利制度、准备金管理、银行间合作），才是其扩张和繁荣的根源所在。

但是，“为什么有些银行成功了，而有些却没有？为什么这些改革只在某些银行取得了成功？”在程教授看来，这主要应该归因于一群引领中国现代银行扩张的“中国式企业家”——张嘉璈、李铭、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胡筠、钱永铭等这时期主事的杰出银行家：他们都来自江浙地区，大多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教育背景，并都在从事银行业之前接受过扎实的中国传统教育；“这些银行家深谙中西方商业经营之道，在经营银行时能够巧妙地将现代银行技术与本土商业传统结合起来”，将西方企业家的特质与同乡关系、儒家教育、绅商意识等中国本土商业特结合起来；自身坚守诚信、正直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而且鼓励全体员工修身养性，但又提倡将每位员工的个人利益与银行的成功挂钩。

这群银行家的努力让华资银行开始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机构，一种类似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描述的“现代企业”——传统企业转变成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拥有，受薪职业经理人做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进行管理，其收入、职业和名声都依赖于企业本身的扩张和长期发展，足以更好地保障股东利益和引起“管理革命”。“与本质上是地方性或区域性集团的大多数中国企业不同，这些重要的华资银行通过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和代理机构，将业务拓展到全国乃至国外。它们不仅超越了地区限制，而且将活动范围扩展到金融以外的领域。这些银行通过向现代企业发放更多的工业贷款和投资渗透到许多其他行业”。

程教授强调，“近代中国重要华资银行的历史表明，企业家精神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虽然这些杰出的中国银行家被贴上了‘江浙财阀’的标签，但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这一观点，无疑与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主张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在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方面领先于其他行业，近代银行家在业务中运用新型公司治理架构和新技术上也领先于其他商业领军者。买办可能是19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先驱，而近代中国银行家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商业领军者。”

正因如此，时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李铭在1930年充满乐观与自信地宣称：“我看到了近代华资银行业的美好未来。”可惜的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演化路径，尤其是各大银行以集团化企业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被接下来的战争彻底扰乱、倾覆、断绝。

雨打风吹去：资本与权力的对立、依存、湮灭

追溯国民党的政治思想脉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换言之，“金融机构、主要交通线、重工业和基础产业及其他对公共事业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无论是实行国有还是国家管理，都应该由政府控制”。

国民政府一改北洋政府的软弱无为，对金融系统进行强力统制，全国性金融风潮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消失，连区域性金融风潮也很少发生；与此同时，废除厘金、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改组银行公会、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加强金融立法等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和强制性制度变迁都得以顺利推进，华资银行对此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历史证明，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极端的国家统制主义，都不能使金融、经济和社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在1928年分别于上海和南京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金融会议，邀请100多名中国商界领袖到会“批评”、“帮助”和“指导”新政权。程教授认为，此后国民政府与中国银行家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反复重申的国民党政权代表了中国资本家利益的“基础论”，也不是“南京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不断的对抗、紧张和敌意”的“对抗论”——“主导国民党当局与中国银行家关系的原因，既不是瞬间的对峙，也不是柱子与建筑的关系，而是基于相互需求、产生双方收益的商业合作”。

1928年11月，中央银行成为国家银行。按现代的中央银行的标准去衡量，民国时期的央行体制似乎做到了“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却完全未能做到“银行的银行”：没有集中的存款准备，没有放弃营利目的的一般银行业务，没有充当一般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曾先后任北京参议院秘书长、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诸多要职的张嘉璈在《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中慨叹，中国政府自民初以来常年赤字，这深远地影响和形塑了国民政府货币和银行政策。“政府将国家银行视为财政事务的附属，而不是经营‘支持和规范货币市场’业务的机构”，“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阀、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政府领导人很少放弃这种想法——仅仅通过印钱就可以解决支出大于收入的问题”。

张嘉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银行业的一些主要缺点——集中于上海、缺少独立的思想和视野——并非缘于其普遍的租界出身，而是因为中国政治不成熟，银行一直需要保护。”正因如此，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不像是一棵有干有枝的树，反而像一个树丛，不断地从间隙里长出新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同业态之间及同一业态内部的竞争，使得整合（外资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极其困难”。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等到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中国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银行体系和有效的中央银行系统。

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业中的“国进民退”趋势。程教授提出，在1935年前，“中国金融体系处于一个决策和绩效由市场力量而非政府指令驱动的框架中”——1934年底，私人权益占中国所有银行业务中实收资本的60%、存款的85%、贷款的87%和总资产的82%。但到1935年，伴随着白银风潮，国民政府“通过接管中国两大私人银行并创建其他官方银行”，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等“四行二局”。私人资本与官方资本之间的比例颠倒过来，私人资本不再主导中国银行业：1936年，中国所有银行总资产的70%由中央政府银行和25个省、市银行直接控制。只是“国民政府在现代银行业中的新地位未及充分显现，中日全面战争就爆发了”。

对一群有理想、有担当、有视野、有格局、有使命感的华资银行“中国式企业家”来说，他们的梦想和野心，或许就是本着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努力建立外部化的金融市场，并相应建立对发展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来说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资本扩张、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的12年间，国民政府对金融业实施更为严厉的管制和专制，中国金融业蜕变为各利益集团的敛财工具和聚富途径。最终，金融和经济在1949年全面崩溃，国民政府覆亡，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民国银行家群体也只能成为故纸堆里的陈年往事。但是对属于华资银行家群体的“黄金时代”和属于“黄金时代”的华资银行家群体来说，1935年就已经是与权力共舞的终结，以及历史的终结。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六)：被“强盗大亨”与“江浙财阀”遮蔽的近代中国银行业

　　

*此标题是用来cos某位大佬的专著的，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

盗图自启微官号，自己拍的实在太难看了

毫不夸张地说，银行恐怕是如今的我们最常接触的金融机构，在银行存款与贷款则是几乎所有人都会体验的金融活动。我们对银行及其业务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至于它的存在似乎是一种理所当然甚至“自古以来”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发现名为票号或钱庄的类似机构，从事着与银行相似的业务。然而同时，作为上海的保留景点，黄浦江左岸以租界银行旧址为主体的历史建筑群，却又以一种bank on the bank的独特景观，彰显着银行这一机构的“舶来品”属性。那么，如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银行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它与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作为舶来品的外国银行有着怎样的关联？程麟荪教授的历史专著《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便聚焦于20世纪初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发展及其留存于当代“遗产”，可以说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

外滩中外银行之分部密集，在这张1930年代拍摄外滩北段的照片中便可以窥见：由近及远囊括了汇丰银行、交通银行（原德华银行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台湾银行、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尚未完工）、横滨正金银行。

如作者在导论中所指出的，对既有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的补缺、深描和纠偏构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一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尤其第三点，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外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几种值得商榷的观点和论断（比较典型的，如将对政府债券的投机视为近代银行业发展扩张的主要动力，以及对于银行系统和银行负责人颇为负面的评价），程教授通过对银行档案资料的细致分析与合理估计，给予了观点鲜明的反驳性论述，重构了被阶级史观的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近代银行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构成了本书最为亮眼的一部分。

在具体内容方面，全书正文的七章可以具体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以时间为序概述了近代华资银行从1897年到1937年40年间的发展历程；后四章则对华资银行同政府的关系（第四章）、华资银行的经营活动和制度改革（第五、六章）、华资银行的管理者特征（第七章）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讨论——这种由历史叙事向历史分析由浅入深的章节安排，可以说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

初生与成长：近代中国银行业的40年史

如开头所述，虽然具有类似金融功能的传统机构票号与钱庄至迟在清初即已经出现，现代化的外资银行亦早已于1845年便登陆中国，但直到1897年，本书的“主角”——在近代中国由国人主导创办的现代银行，即所谓“华资银行”——方才正式亮相，并且在诞生伊始便不得不面对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三足鼎立”，垄断中国金融市场，挤压华资银行生存空间的险恶状况。

事实上，对“三足鼎立”的反垄断，以及“三足鼎立”局势的终结（1930年代），构成了本书叙述华资银行发展壮大历程的一条主线。除却华资银行自身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下文具体叙述），民族工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近代中国的新旧交替与政权更迭、“一战”导致的国际局势变动等外部因素同样影响巨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保护中国免受列强经济剥削和侵略”、“培养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民族企业”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构成了中国朝野上下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华资银行的动力与目标，也实质上成为了华资银行吸纳资金、扩展业务，以对抗外资银行并“驯服”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强大武器。

除与“三足鼎立”的作战之外，私有化与集中化构成了本书对近代中国华资银行发展叙事的另外两条主线。与晚清民族工业的发展类似，华资银行建立初期有赖于官方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大清银行（1905）、交通银行（1908）皆有着浓厚的中央政府色彩，各省亦纷纷仿效建立地方银行，使得官办银行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据了这一时期华资银行业的主导地位。直到1916年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由于中央与地方执政军阀的管理不善与过度压榨，终于导致了官办银行的衰落以及私营银行的崛起。1916年北京政府自杀式的“停兑令”导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命”，以及由此开启的中国、交通两大官办银行的私有化，在本书中即被叙述为这一“权势转移”过程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着私有化，私营银行的集中化也在同步进行，并在1935年形成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北四行”共计九家主要银行占据所有华资银行资产总额54%的行业格局。

为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兑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1916年5月14日（周日）继续营业，允许民众将纸币兑换为银元。此为当时中行在《申报》上发布的广告。

而华资银行也在40年间（1897—1936）由生存空间狭小的境况扩张为总资产70亿元、占中国金融总资力77.7%的庞然大物，其发展之迅猛令人咋舌。

筚路蓝缕：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时代困境

然而，尽管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发展成就，华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却也绝非一帆风顺，其面临的时代困境不可忽视——除上文所述华资银行发展初期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三足鼎立”态势对其生存空间所造成的的挤压之外，中国传统观念对于现代银行业务（储蓄和抵押贷款）的抵触情绪、混乱的货币结算体系、动荡的社会局势，皆对华资银行的业务开展和资产安全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可以注意到，上述九家主要银行全部将自己的总行设立在了作为首都的北京（三家），或拥有外国租界的上海（四家）与天津（两家），以寻求权贵、外部势力或舆论的庇佑。业内巨头尚且如此，那些体量较小或位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华资银行的生存境况也就不难想象了。

而作为现代银行业在中国发展之最初推动者的政府，实际上也在大多情况下扮演了华资银行发展阻碍者的角色。传统的学界观点认为：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当局的密切关系，并主要通过投机政府公债大发横财。然而程教授在本书第四章通过对银行档案资料的细致梳理与周密分析，提出“公债与近代华资银行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夸大了”。甚至更进一步地，通过比较中国银行（大量负责政府公债的代销工作）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尽量避免投资公债）的发展情况，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获取资金，都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因此其发行的大量公债不仅不会给华资银行带来利润，反而成为了华资银行避之不及的摊派任务与苦果。

同时，华资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似乎也并非如传统认识中那样呈现出一种全然的合作关系（即所谓的“江浙财阀”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配合）。在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初期，由于自身对资金的需求，以及对金融市场控制能力的不足，，确实在一段时期内与华资银行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然而随着自身地位的逐渐巩固，至1935年，南京政府便通过“银行业政变”的方式（作者以“臭名昭著”形容）启动了对主要华资银行的控制，加之随后的便爆发的抗日战争，最终使得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以启山林：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历史遗产

然而，尽管作者论证了现代银行业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以及政府公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非正面作用，但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华资银行在其40年的发展与扩张历程中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华资银行的发展？程教授将其主要归因于现代银行业自身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本书的第五、六两章，作者分别从其作为现代金融机构和现代企业的两重身份入手，分析了华资银行在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就前者而言，作为学习西方银行业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华资银行在吸纳存款与发放贷款方面采取了降低储蓄门槛、便利储蓄环节、推广抵押贷款、提升业务透明度与安全性等一系列全新的经营措施，以提升其业务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资银行在拓宽自己的经营渠道时，还采用了诸如提升服务质量、大量投放广告的方式吸引客户——这些手段同样为近代中国百货公司扩张业务时所采用（参见启微书系出版的另一部历史学专著，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2018），或许可以说是华资近代企业的一种共同营销策略了。

对于后者，在企业管理方面，华资银行在人才的培养与管理、行业内的合作与标准制定、利润分配制度方面都予以了相应的改革与保障，并较早建立起了经营-管理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同时，这些改革也并非单纯的引进或创新，华资银行同时也兼顾到了同传统的妥协于融合。例如在银行支柱性的贷款业务方面，面对中国在借贷活动中轻视抵押与票据贴现业务的传统管理，华资银行亦采取了变通策略，一方面对于不愿接受抵押贷款的客户，华资银行建立起了严密的个人征信调查系统，以降低个人信贷的风险；另一方面，银行也放弃了商业票据在抵押贷款中的应用，转而接受商品或原材料作为企业贷款的抵押品，并为此建立了大量银行仓库（如著名的四行仓库即“北四行”设立于上海的联合仓库）。也正是这种创新与融合交织的经营策略，推动了几家主要华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持续发展。

而这种颇为成功的经营策略，在作者看来首先应归功于叶揆初、陈光甫、吴鼎昌、周作民等一批杰出的银行家（作者对于银行家们的作用十分看重，这一点从本书英文副标题“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便可以窥见）。在本书的第七章，程教授对这一在传统观点中被斥之为“强盗大亨”和“江浙财阀”的群体进行了研究，并将之定义为“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这批银行家多有着传统与海外的双重教育背景，从而能够在作为职业经理人经营华资银行时“巧妙地将现代银行技术与本土商业传统（例如他们利用江浙同乡关系而建立起的银行业网路）结合起来”。

银行家们的合照。前排：左一宋汉章（中国银行）、左二张嘉璈（中国银行）、右一钱永铭（交通银行）；后排右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李铭（浙江实业银行）。

而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华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尽管困难重重，并最终夭折于政府统制和全面战争，却仍旧顽强地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化的金融和企业制度——现如今的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各类银行业务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某种意义上讲皆可视为这批被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遮蔽的“中国式企业家”所留下的历史遗产。相比之下，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曾经如何辉煌，又最终如何没落，反而显得有些无关紧要了。

作为结语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部初版于2003年的学术专著，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批判或接纳的既有研究全部为20世纪的产物；同时，由于时代所限，程教授在撰写此书时亦不得不面对档案资料不足的困境——在第四章分析华资银行的公债持有量及其对银行收入的影响时，由于缺乏大多数主要银行的公债持有量及其在证券总额中占比的统计数据，作者不得不通过对可以查阅到的少数银行的相关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银行持有的证券中有2/3是公债”的结论，估计其他主要银行的同类数据（这种估计同样涉及与政府关系密切且体量最大，因而在公债持有情况上可能更为特殊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事实上，这两家银行档案资料的开放情况较其他华资银行反而更为有限），不可避免地令其相关论证的力度与可靠性受到动摇。

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于近代中国银行业及所谓江浙财阀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近代银行等金融机构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沪上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在近些年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值得一提的是，保存近代中国银行业档案的上海档案馆如今也已经搬迁至外滩南端的原法国邮船公司大楼，历史档案与历史建筑时隔半个世纪后的重逢也可以说颇为有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对近代中国银行史的研究，或许已经超越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一书中所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并正朝着程教授所希望的研究路径前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当下已经不再值得阅读。本书的学术关怀或许已经在其出版后的十余年间得到呼应，但对于近代中国银行业、近代中国银行家的片面认识与刻板印象，可以说仍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与公众认识之中——作者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现代银行业扩张的经验”作为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借鉴的社会关怀，无疑仍处在一个“正在实现”的进行时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微书系将其作为面向国内大众的历史读物予以翻译和引进，可谓适逢其会。

ps.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封面与封底分别采用了当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主题图案，在此列出：

封面：中国银行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发行的一元纸币正面

封面纸币背面封底：交通银行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发行的五元纸币正面封底纸币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