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是什么的读后感大全
《全球史是什么》是一本由[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史是什么》精选点评：
●全球史研究领域翘楚、德国知名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代表作，深刻阐述全球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价值；全球史研究经典入门读物；杜赞奇、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夏德明等多位历史学家联袂推荐。
●是关联，联系。
●比较浅显，启发很多，但估计很难用得上
●比预想的有意思一点
●方法论指导
●全球史攻击的靶心主要两个，一是作为实体或概念层面的“民族”和“国家”造成的学术壁垒，二是“欧洲中心论”。具体来看，全球史大致有三个，一是“万物史”，侧重特定时段内全球情况的大规模综合研究；二是联系史，侧重历史上的交换（exchange）与联系(connection)；三是整合史，即基于“整合”（integration）这个概念的历史，侧重历史上的交流（exchange）模式。
●比起叫做“全球史是什么”，可能叫“全球史不是什么”更合适。打破我们对全球史原有的一些固定印象与误解，也告诉我们不要神圣化或妖魔化全球史。全球史其实只是一种视角，要注意其中的限度问题。
●全球史到底是为谁而写？作者没有实际说明。而全球史是全球化时代强权的政治工具，这句话是对上面这一问题的具体回答，全球史的内涵实质是与“西欧中心论”一样的。写得好，翻译更好，有必要购入。副主席的总序，真是言近旨远，高屋建瓴。
●我读过之后，感觉作者写得很好，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角还是一种方法论，译者也很优秀，我看到英文原版的，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这样译才更像是中国话。
●把图书馆借的搞丢了。自己掏钱买了一本。印象深刻。
《全球史是什么》读后感(一)：本书前三章总结
第一章 导语
面对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现状，全球史超越了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两个“先天缺陷”（与民族国家捆绑，具有浓重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在近十年中发展迅速。作者将全球史分为三类:作为万物的全球史（as the history of everything）; 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as the history of connections ）和以整合概念为基础的历史（ as histo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全球史是众多视角中的一种，它已经给历史学带来了一些显著变化，有着光明的前景。
第二章 全球性思考简史
从有历史记录开始就有了人们对已知世界之外的思考，早期的文明将外界视为无知与野蛮，了解外界更多是为了自身文明的扩张；16-18世纪随着跨地区交流的加强，人们对其他世界的认知更加主动；19世纪是欧洲霸权时代，世界其他地区被迫采纳欧洲人的宇宙观以及解释过去的方式；1945年后”study of history“出版，世界被划分成21个文明，马克思主义也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下层史";20世纪末世界史变的高度多元化。
第三章 百家争鸣
本章介绍了研究世界史的五种方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 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 多元现代性（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modernities）.它们拥有一致的目标，即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这五种方法的利弊在本章被依次讨论。
《全球史是什么》读后感(二)：复旦大学历史系欧阳晓莉老师评《全球史是什么》
以下转发自澎湃新闻，原标题为“ 年度书单︱欧阳晓莉：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崩塌 ”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现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兴趣涉及全球史、殖民史、帝国史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本书源于作者在2013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全球史导论》，其汉译由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陈浩博士主笔，201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后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邀，将上述著作中的两章用英文进行改写，同时大幅增加其他内容，遂成本书的英文原版，在2016年初付梓。 本书共分十章，除导论外，其余各章探讨了全球史的学术脉络、与其他研究取径的关联以及自身的独到之处、全球史中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和“全球”概念的建构和全球史的政治内涵。第二章“全球性思考简史”和第三章“百家争鸣”源自作者更早出版的《全球史导论》。 在笔者读来，《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最富洞见的当属最后三章。作者敏锐地捕捉到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对全球史研究的影响和冲击。在第八章“位置性与中心论取径”中，作者剖析了“欧洲中心论”的两种主要表征模式——认为欧洲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欧洲原动力说和概念使用上的欧洲中心论。后者指历史学家即使在研究与欧洲无关的历史时，使用的诸多术语、概念和范式也带有以欧洲为中心的取向。 为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藩篱，全球史研究者势必要确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或地域空间作为考察历史的视角，诸多新型中心论也应运而生。这类新型中心论往往使用关乎文明的话语来表述其新视角，代表学说有“非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前者力图展示非洲文明在道义与文化上都领先于欧洲，后者受中国大国崛起的国情推动，试图通过追溯历史以说明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同时，“欧洲中心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9·11事件”之后，由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冲突的刺激，卷土重来，成为诸多中心论中的一种。 在第九章“世界的建构与全球史的概念”中，作者强调“世界”和“全球”这两个基本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的天然范畴，而是研究者构建的结果。有的构建认为世界是扁平的，且把全球化等同于聚合；有的则把全球碎化成若干文明；还有的主张以“帝国”或“共同体”等概念来替代全球。 作者指出，通过描述世界的概念来建构世界是历史学家建构世界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这些概念包括贸易、移民、帝国、民族国家、宗教等等。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作为对该理论困境的回应，1997年世界银行通过决议资助本土知识体系研究，从此与本土范畴相关的研究蓬勃发展。“国学”在21世纪中国的强势回归就是力证。然而，回归原生传统的做法有把文化多样性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嫌疑。不仅如此，这类披着本土认识论外衣的替代性视角也与全球史的普世性取向和对话特征背道而驰。作者主张，历史研究者应该致力于发展诸如“早期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工具，使之既保有全球史的普世性，又能够展现不同历史间的差异和多样性。 在最后一章“为谁而做？全球史的政治意涵”中，作者确认了全球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当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批判性评估。作者还提醒全球史研究者，不要过度推崇“互动”与“转移”，切忌盲目迷恋“流动性”，不应忽视现代社会的权力体系和等级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本著作的翻译质量实属上乘。译者文笔流畅，术语表达准确到位，体现了译者的全球史研究专长和扎实的中英文功底。
《全球史是什么》读后感(三)：全球史的学术脉络，本书前三章的一个摘抄
第二章 “世界”这一概念如何因时而变，全球史书写的前史学史
古代历史书写的观念，普遍从自身文明的视角来建构“世界”，即希罗多德笔下的文明与野蛮，波斯与雅典；司马迁及儒家的华夷观；宗教的普世观，基督教的三个王国等。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地理观受到了冲击，尽管他们仍普遍以自身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但主要目的已不再是建构差异，而倾向于民族志式的考察。
近代在欧洲霸权，民族国家崛起，历史学科建制化，启蒙理性，进步主义的背景下，早期多数世界历史书写的主要特征，即以欧洲为中心的时空观念，视为全球等级秩序和非对称的地缘政治结构带来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以社会发展阶段的高低之分为架构，并技术性地指向欧洲。
欧洲中心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明观；新的史学范式带来的冲击；第三世界的觉醒
第三章 全球史的路径
比较史
优点：超越个案，进而在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历程之间开展对话；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策略；要求做出严谨的分析。最后，对于那些鲜有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情形来说，比较方法是一套尤为适用的工具。
局限性：
比较方法易于将不同的研究对象均质化，消除它们的内在差异
“独特性叙事”（narrative of uniqueness）与“例外论叙事”（narrative of exceptionalism）
跨国史
“跨国”框架主要关注历史进程中流动的、相互交织的内容，在相互缠结的脉络中研究社会。这些缠结现象形塑了各个社会，而这些社会也转而推动了缠结现象的发生。探索一个国家如何融入世界，以及世界如何转而深刻地渗入个体社会。
即超越“容器式思维”（container thinking）和“将历史现实区隔化”的做法，摆脱本质上的内在分析方法。拓展国别史，进而实现国别史的“跨国化”（transnationalize）
世界体系理论 波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依附理论
批评：过于教条，缺乏实证
经济还原论，其他高于区域层面之上的因素以及与全球整合进程有关的因素，如政治统治、社会动态、文化阐释和宇宙观等，都被视为无关紧要，顶多居于次要地位。
实质上预设了体系脉络，而不是以真实世界中的事例为基础来找寻这种脉络，更别说证实它的存在了。最后并未扬弃欧洲中心论的元素。
后殖民研究 萨义德 法农 庶民研究
现代世界建立在殖民秩序之上，在某些地区，这种秩序甚至可以回溯至16世纪，是欧洲征服美洲所产生的结果。殖民力量对世界的格式化，不仅体现于政治统治方式和经济剥削手段，而且反映在知识分类、对过去的认知与对未来的想象上。
特点：我们用以解释历史变迁的许多分类方式，都源自对殖民遭遇自身的回应；强调现代世界的关联机制，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学，突破后者的内在；将全球整合进程置于不平等的（殖民）权力结构之中
批评：往往罔顾政治和经济结构；二元结构导致抹杀各种统治形式、社会分歧和文化形态的时空特色。
多元现代性
将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视为与西化截然不同的过程，一方面关注转移与传播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还关注不同文化内部传统的作用，最终意图，在于将对非西方社会的分析从诸如“模仿”（imitation）或曰“原型”（original）和“复制”（copy）等概念中解放出来，从原则上认可不同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平等性。
批评：与结构的互动，文化本质论，忽略文明内部的异质和文明之间的交流
《全球史是什么》读后感(四)：中国近些年为何越来越关注全球史？
前一段时间读王晴佳教授著作或参与著作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相关书籍，有《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全球史学史》，还有一本新书尚未来得及看，叫《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与焦点》。王晴佳教授文笔流畅、思路清晰的文章，让我重新捡起大学期间学习过的史学理论知识，毕竟中学历史教学甚少涉及史学理论，毕业这些年，知识上没多少长进，甚至可以说退步。重读这类书，逐渐提起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兴趣，又因为最近中学历史教学界提出历史学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涉及到一些史学理论，要准确把握乃至突破和丰富“历史学核心素养”，只能取法乎上，多读一些学术界的研究了。除了王晴佳教授的书之外，最近还收入了几本这一领域的书，其中有《全球史是什么》。
《全球史是什么》作者是一位德国学者，叫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这本书大概是了解“全球史”的教科书了，做这本书的笔记对我而言显得有些困难，因为作者逻辑严密，文笔简洁，译者的译文也流畅，每一段话似乎都不能缺失，而每一个大问题及延伸出来的小问题，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知识和不同的视野。这里且记下几个引起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都是关于中国的。
第一，全球史当然最先是在欧美学术界兴起的，但亚洲出人意料地成为全球史中一个很受青昧的书写对象。当然亚洲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成为关注重点，比如西亚的阿富汗和伊朗就少有关注，东亚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少人问津，最受关注的国家目前是中国，除此之外还有日韩与新加坡。这些最受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国家，它们自己的学者和学术结构机构也比较关注全球史，都有一批学者在从事全球史的研究比如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就有北外和首都师大都建立了全球史的研究中心，相关的学术会议与著作的翻译也比较多。为什么这几个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全球史会受到关注并蓬勃发展起来呢？根据本书作者的观察，某一领域学术的发展必然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的需要，推动了全球史的发展”。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中国很多大学都有成立“周边国家研究中心”，比如我的母校华东师大前几年就成立了“周边国家研究院”，复旦大学也有一个中国与周边国家研究中心，如何解释好几个类似的研究中国周边国家的学术结构的兴起呢？那依然可以从中国崛起从而引发地缘政治变化这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欧美的关系都不好，特别是与美国，似乎要进入“新冷战”，如何应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政策的制定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持，全球史在中国受到关注，中国周边国家研究得到政府的支持，我想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第二， 既然中国崛起推动了全球史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那么全球史能给中国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提供什么样新的思路与视角呢？作为一个中学历史老师，我想先讲一下中学教育里是否有全球史的方法与视野。估计读书稍多的高中生刚接触到“全球史”这个概念会想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本书，因为这是目前在国内最流行的与“全球史”有关的书，常年霸榜各种图书馆的榜单。这本书是区别于国别史的宏观的历史，属于全球史，但只属于三类全球史中的一类，即“作为万物的全球史”，还有两类是“作为联系的全球史”、“以整合概念为基础的全球史”。这本书虽然很多高中老师会推荐，但毕竟不是教科书，读过的学生也并不多。初高中必修历史教材里，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开的，并且世界史里基本不涉及中国。高中选修教材有专题史，虽有中外历史混合，但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与整合度要么没有，要么很低，很难说有全球史的方法与视野。
如果不是那么苛刻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能看到全球史视野在慢慢进入教科书中，特别是“作为联系的全球史”，这类全球史关注交换与联系，这也是近年来全球史研究实践中最常见的研究取径。我想很多人会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社会、国家与文明都无法孤立地存在，自远古以来，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就以流动和互动为特点。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历史是一本互相缠结与关联的历史，而全球史就是要呈现这种缠结与关联。而任何国家与文明都无法孤立存在这种观点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当西方冲破我们的国门，世界主义的思想才慢慢进入中国，“大同说”也维新而生。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极度封闭后，我们最近四十年特别强调要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总的来说任何国家与文明都无法孤立存在这一观念在今日已经深入人心的，似无疑问。这也会体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比如中国史教科书里，从初中开始讲到汉朝我们必会浓墨重彩的讲那时候的国际交往即丝绸之路，讲物种与文化的交流，讲到唐宋时期的历史时也会继续讲当时的国际交往，讲到明清历史也必然会涉及到地理大发现后物种交流对中国的影响，至少我们今天应该比较了解食物的交流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饮食结构，这类论题是典型的全球史论题，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对此应该不会陌生。
全球史有一个乌托邦的愿景，那就是塑造一种世界性，通过呈现万物缠结交错的历史让我们跳出狭隘的民族国家边界，让我们成为世界公民。但吊诡的是，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对全球史的重视成为强化自身国家的一种手段，比如本书作者敏锐的观察到，在中国，历史学家近来重新唤醒人们对郑和远洋航行及历史上其他跨区域交流壮举的记忆（最明显的是丝绸之路的历史），以此来激发中国人的主动性，鼓励中国成为世界领袖，这种行为更具有民族主义的嫌疑，而不是世界主义。与全球史在中国最近的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是“国学”在近一二十年的强势回归。一方面是本土认识论的重新崛起，一方面是全球史日益受到关注，看似矛盾的一对现象，却是互相支持的，那就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全球史本来是尽可能要抛弃“西方中心论”的，从策略上说是要寻找一些替代西方视角的视角，而这则鼓励了非西方各地的本土主义，中国的国学的复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运动。但是这些本土的认识论很有可能沦为另一种“中心论”，比如“中国中心论”。我们披着全球化的外衣，做的却是一系列有关国家认同的事，这则与全球史普世性取向与对话性特征背道而驰。诚如作者所说，虽然我们承认不同生活世界与不同宇宙观都具有自身的正当性，但让他们保有对话的可能，并坚信不同的人类皆有普遍的共同性，显然还是有所裨益的。
所以，我对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有个忧虑在于，全球史给我们的智慧应该是让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更好地融入普世的价值观念之中，而不是走向反面。如果坚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就可以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危机，那么我们便用不着去那么关注全球史了。
第三，全球史不是要为全球化推波助澜。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倒退的时代，“英国脱欧”、“美国优先”，新冠病毒更是几乎让整个地球停摆。全球史是不是就此要衰落下去呢？作者的的回答是否定的。作者举出当下流行的民粹主义的例子，说民粹主义呈现跨国之势，已经成为全球现象，所以即使在民族主义回潮的今天，为了认清这个时代，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史的视野。因为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内容而已，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视野与取径，不会因为全球化的倒退而倒退。本质上，全球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持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做出批判。我们经常被告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全球化最过去二三十年的高歌猛进，对不同国家及不同人群，带来的不一定的积极的收益。全球史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评估全球整合的成本与收益，给各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全球化提供一个思路。
这里举个例子说明。流行病是全球史很关注的课题，流行病毒是一种让世界各地缠结与关联的东西，因为流行病通常会跨区域流行，比如新冠病毒这种流行病在全球的大爆发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系列影响，这必然会是未来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流行病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关联，我们当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与世界其它地方发生关联，如果有关联了那绝大可能是意味着病毒的入侵。但是为了阻止病毒，我们是不是放弃已有的全球整合，要闭关自守，放弃国际分工，主动走向必需品必须自给自足的状态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让已有的全球化倒退一大步呢？那样收益会更大吗？这些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我们需要全球史的视野去研究新冠病毒带来的系列问题，从而在全球化是继续高歌猛进还是大步倒退这个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决策。
Knight
2020年8月24日
《全球史是什么》读后感(五)：十字路口的全球史和身首异处的文化精英——评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
一、全球史的内容：新瓶装旧酒的帝国争霸史
“全球史”这个词自流行之日起就显得形迹可疑。被该领域的许多专家认为是第一本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史”著作，书名居然是“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文化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它总是跟在军事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后面来俘获人心，以更“高级”、更“先进”、更“强大”因而也更有魅力的宗教、艺术、科学、风俗、制度、价值观等形式来使当地的人民和精英失去反抗的意愿，从而巩固帝国主义宗主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霸权。
从本书对于当代全球史研究和著述的记叙中可以看到，学术界正在流行的这股“全球史”风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当前世界形势类似于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争霸的情况下，改头换面之后名正言顺地重新复活的帝国史。
在作者列出的全球史五大主要来源中，地区比较研究、跨国主题、后殖民理论、多元现代性都很明显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而世界体系方法也含有浓重的帝国史痕迹。这些领域的作品和传统的政治史一样都是眼光向上的，过度关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和主导大势的帝王将相，注重为现政权合法性进行辩护并提出巩固统治的政策建议，而把黎民百姓的生活放在次要的位置，并几乎完全不考虑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人类虽然在同一个地球上，但不同的人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因此，了解全球的大势，并不意味着理解具体的个人，更不意味着能够给处于弱势地位和不利境况的人们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
新瓶装旧酒的帝国史的幕后推手是一些有帝国野心的国家。老大帝国英吉利、灯塔帝国美利坚、残余帝国俄罗斯、苏醒帝国大中华，以及在最近的几百年中曾经有过帝国扩张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日本等等，各有各的帝国梦想，因此也各有各的“全球”观念。比如，在中国最早被作为全球史著作而翻译引进的不是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而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原因之一当然和书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更加关注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艰难命运，他的另一本在中国名气稍逊的著作就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这显然更能契合中国普通人对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民族自尊心和中国统治者向外国营造的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又如，日本的全球史学者（杉山正明、冈田英弘）非常喜欢研究亚洲内陆的干旱草原地带，强调蒙古帝国（元朝）和清朝的亚洲意义，这显然有利于削弱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华帝国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性。德国最近兴起的全球史研究中传播最广的一部作品仅仅是关于十九世纪的（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而书中所定义的十九世纪恰恰正是欧美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并突出强调了德国崛起后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纪末”时期。英国近来的全球史作品中较有影响力的一部直接就叫做“全球帝国史”（约翰·达尔文，《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全球史”的背后笼罩着国家争霸的阴影。
二、全球史的价值立场：世界公民或世界大同，精英的还是平民的？
然而，正如“全球”一词所内含的意向，当前的全球史潮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宣称要突破民族国家的研究视野和叙述框架，突破狭隘的部落情感和自我中心倾向。这一口号落实在实际研究中，就是注重跨国界、跨地区的人员、物资、知识的流动所产生的影响。除了全球史之外，还有一些强调其他主题的历史学潮流也在努力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狭隘视野，如人类演化史、地球生态环境史、大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深度历史（Daniel Lord Smail, 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等等。之所以要在“历史”一词的前面加上一些限定词，是因为这些学者一致批评以往的“世界史”叙述是“剪刀加浆糊”般地由各个国家的历史拼凑起来的，因而缺乏整体性，既不能充分理解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更不用说理解整个世界了。
因此，本书反复强调了国家和区域之间在经济功能方面的“（全球）整合”（integration，也可译为一体化）和在地位等级方面的“（全球）结构”，并强调了全球应该成为所有历史研究的大背景。这里，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全球史：一是以全球为背景的关于某个地方或某个专题的历史，二是关于某个全球性主题或涵盖全球所有重大事件的历史。本书所指的全球史，无论是从作者列举的七个特征还是作者所赞赏的具体研究案例来看，主要是指前者，也就是带有全球视野的地方史或专题史。
那么，这种全球视野究竟如何才能达到？本书反复强调了构成这一全球视角的若干重要概念，如：流动flow、关联connection、缠结entanglement、偶合conjuncture、整合integration、结构structure、等级hierarchy。在正面的论述之外，作者还依据后殖民理论和世界体系方法，着重批评了以往的世界史研究和著述中存在的两种片面的思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典型的各种自我中心主义和以文明论为典型的民族文化特殊论。作者认为，全球史的方法通过时刻反思自己所处的位置（positionality，也可译为立场），从而不断接近一个全球的视角。
作者所描述的全球视角其实很容易被熟知儒家人际关系学、道教泛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国人所接受，因为这种视角其实就是这三种思想所共有的普遍联系的思想。而在崇尚一神论、出世宗教和柏拉图主义理念论的社会里，人们更倾向于历史的单线发展论和先定目的论，重视历史的时间序列更甚于地理的空间结构。
个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仅仅是影响到观察角度和叙述方式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个人所持的价值立场：全球史应该服务于谁的利益、何种利益？作者提出，全球公民（cosmopolitan，也可译为普世主义、世界大同、世界主义）是全球史内在固有的一种价值立场，因为诸如气候、环境、工作条件、市场运行、文化交流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社会的人们都有一种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存和共享其资源的意识，这样，人们即使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未来设想，也能弥合分裂、进行合作来应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然而，这样的全球公民仅仅符合一小部分人的兴趣。作者指出，全球史能够吸引的读者除了想要争夺世界霸权的民族国家的统治精英之外，主要是高度集中地掌握了大量金融资本、文化知识和社会关系的“国际中产阶级”人士，他们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日益全球化，他们的切身感受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是平的。实际上，这些信奉全球公民理念、喜欢了解全球史的“国际中产阶级”同样植根于并服务于一个或少数几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他们和民族主义精英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的个人利益中来自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比重比后者更大一些，或者说，他们是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而后者则受益不多、或甚至是利益受损者。
因此，当前主流的全球史的真正立场，仍然是少数精英的，而不是广大平民的。作者对于不平等的全球秩序的批判，只不过反映了左翼文化精英对弱者和失败者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同情、或炫耀式的怜悯，而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平民立场。这些左翼文化精英自以为并声称自己服务于广泛公众的利益，但他们舒适地生活在学院体制和政府赞助的庇护之下，早已脱离了与本地民众的日常交往和利益关联，因此他们的物质利益和他们身边普通民众的命运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而主要是在学院体制内自产自销、用于争夺学院主导权的象征符号上维持着象征性的联系。左翼文化精英对弱者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右翼文化精英对凡人的不思进取的批判，就像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往往互相补充，甚至会互相转化，共同构成了文化精英对于普通民众的总体态度：伪善。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疏离于广大平民的精英位置和缺乏反思的精英立场，导致了全球史（以及当代学术界）的最严重的弊病：手段代替目的，工具代替价值。
三、全球史的局限：没有行动的空洞思想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对近年来的全球史作品的归纳，自然也不可能超越这些作品本身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最后一章对于当前的全球史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批评。这五个方面可以归纳为由于过度运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大尺度而导致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由于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减轻了人对于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二是容易忽视某一区域社会内部和不同区域社会之间的等级结构。对这两种不良倾向的批评都是合理的，但作为对全球史的整体反思，这些批评并不充分，因为从现有的全球史研究内部，无法充分触及到其根本性的局限。
为此，可以提几个超出本书思考范围的问题：为了“理解全球”，仅仅“放眼全球”、注重“整合”和“结构”就够了吗？也就是说：“理解全球”的目的是什么？
回答是：如果不想去“改变全球”，就不能真正做到“理解全球”。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学者总是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行动是思想的先导和动力。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目的，而没有行动的思想则是空洞的。一个人对于行动的设想，已经预先决定了他认识和理解的方式。目前为止的这些全球史研究主要是出于学者的个人好奇心、学院体制内的地位竞争、统治精英的内政外交策略，这不可避免地给这些研究设下了根本的局限性，即：研究者既然没有超越现存的主导性社会秩序（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父权主义）和主流价值观（世俗个人主义）的明确目的，当然就不可能找到超越现存的主流知识范型（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方法。
正是在这里，暴露出了作者所倡导的全球史方法的最大盲点所在：这种理论反思只触及到认识论（如何认识和叙述历史），而缺乏本体论（历史本身是否有规律和意义）和价值论（认识历史有什么用处和目的）的支持，因而是浮于表面和残缺不全的。历史材料就像是浩如烟海的碎片，只有精心挑选、精心组合，才能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画面。如果对挑选的过程不加反思和控制，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组合出来的结果只可能是反映了挑选时的下意识偏见，即符合统治精英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便是片面注重认识论的恶果。
四、全球史的出路：整个人类世界的根本变革
“全球”意味着从地球之外的视角所做的观察和反思，也就是把地球当作一个整体，发现整体上的变化趋势，并提出从整体上进行改变的可能性。由此出发，可以得到判断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的两个标准。
第一，“全球”必然指向全人类。如果不是站在无权无声的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思考全人类的兴衰存亡，全球史最多就只是没有魂灵的空壳（全球史研究者则成为没有灵魂的专家），或者更差，在有意无意间成为助长少数统治者的帝国野心的假面具和情报官。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明白自己的发达有赖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或甚至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剥削，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统治者会加强原先的统治。
第二，全球史必然指向革命性的改变，促使人们进行整体的、根本的、彻底的思考和行动。如果没有世界公民、世界大同、世界革命的理想，全球史也是没有意义的空话，同样很可能会沦为帝国野心的帮凶。一个拥有全球视野的民族主义者在解决本国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时往往会采取最自私、最排外的方法，例如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和统治欧亚大陆的计划是为了解决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给德国带来的经济萧条问题。因此，全球史真正需要超越的，不应只是认识方法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更应是价值观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社会学者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用什么办法去开拓视野、加深理解，而是为了谁的利益去开拓视野、加深理解：个人、弱者、族群、资本、国家，还是全人类？答案当然是全人类，只是这里的“全人类”并不等于每一个人的简单加总，而是在排除了一切狭隘自私的情感、观念、制度和行为之后的人类总体，排除在外的人类个体包括：为了本国利益而不惜侵犯别国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了租金和利润而不惜压低劳动报酬和损害劳动者健康的资本主义者、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的利己主义者，等等。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当前大多数被冠以“全球史”称号的作品都是不合格的。尤其是，这些作品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的局限性的时候，却并没有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和世俗个人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三个功能不同的领域维持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再生和发展，仅仅从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突破是不可能成功的，最终还是会落入到当前世界主导秩序的圈套。因此，就像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研究陷入“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无意义的精妙论证一样，当代的全球史研究也常常陷入各种无意义的精妙细节。
以一些流行的全球史作品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几乎都犯了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错误。例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因果推理时混淆了时空的尺度，在历史叙事中则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片面强调地理因素和技术的作用。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则以作者自己的价值观（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去衡量其他种类的价值观，从而得出了严重偏误的观点。
因此，全球史要真正达到它所期望的目标，必须挣脱学院体制在自己身上打下的甜蜜枷锁，不顾一切地投身到人类自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否则，全球史研究和其他的学术研究一样都是缺乏精神内核的，学者也只能沦为自说自话、失魂落魄、随波逐流、辅佐权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