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与宝石》读后感摘抄

　　《狮子与宝石》是一本由[尼日利亚] 沃莱·索因卡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5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狮子与宝石》读后感(一)：随记

　　“我们晓得你会让它如此，艾雷辛我们晓得，你是一个重视荣誉的人这世界在你的掌握之中。“

　　灵魂在此时已然升华，展开飞往彼岸的航翔，但你们怎么能一面歌颂我，一面却不感愧疚地见着我仍在人间的躯体彷佛臭皮囊似地，把它当作一个即将作废的空壳对待？你们不也知道，我非常重视荣誉，那么，现在我提出要一套称头的华服盖身，也该没有人会认为这小小的要求是过分或者虚荣了，比起今天我所身负的重任──实是在维系我们全族人的荣誉啊。

　　“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害怕，我们的双手扭曲了世界往虚空之境漂流。

　　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害怕，我们的双手扭曲了世界……”

　　满足了活在世间的欲望，此时的我终能无牵无挂地撒手离去。鼓声已然奏鸣，吉时良辰已到，让我再最后望一眼我的市场、我的新娘吧。风儿已在后头缓缓吹送，风筝却能够不说──“麻烦你，越快越好”吗？风筝忽地感觉自己有些迫于无奈，只能随风飞起，舞起了一段庄严而慎重的舞蹈，但尽管天上的月光热熠，却怎么“找不到何处是我必须通过的天门”，我的步伐因为彷徨而异常地越来越沉重，“欲望的重量（对尘世的百般眷恋）落在我附着于大地的四肢之上”，双足深陷入新娘体内的生命之泉里难以自拔。不绝于耳的鼓声如雷声轰鸣，使意识陷入一阵恍惚，隐隐约约彷佛听见了“他们透过神圣的鼓声传话给我，要我准备妥当”。好啊，灵魂已经准备好了，可我尚滞留在人间的视线，却为何一再流连──瞧见了自己忧郁的新郎躯体，与生命被主宰之不可逆转？

　　“他必须，必须向前航行这世界不会向后转动就是他，必须以睥睨之姿超越这个世界。”

　　今年台北国际书展另一个焦点人物是，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渥雷·索因卡（Akin-wandeOluwoleSoyinka）。六十九岁的索因卡首次到台北，他身着非洲图腾服饰，坦言赴台之前，下了工夫关注台湾政权交替和两岸关系。他说，让他惊讶的是，没有想象中的紧张气氛。

　　索因卡的文学创作受到他的出生地约鲁巴（Yoruba）神话仪式和生活文化影响，也和他曾经是新闻记者、建筑工人、小店雇员、酒吧间打手、广播员的生活经验有关，他的一生除了文学创作，更以反独裁闻名，他曾说：“能动摇的唯一宗教，是人权。”

　　索因卡持枪逼出真相

　　索因卡目前在美国大西洋城爱莫瑞大学执教，仍常返回非洲，评论时事，但坚拒从政。他曾在课堂里介绍中国古典诗和小说，他认为，中国诗常在小地方见大意境，在潺潺小河里见大江的澎湃。索因卡与刚卸任的捷克文人总统哈维尔相熟，索因卡说：“一个作家要在文学创作与政治工作上选择是相当困难的，以往哈维尔从政，象征着所有从事文学的人这一族，不得不跳进狮子笼的这一族。”

　　转自

　　《狮子与宝石》读后感(三)：全非洲的荣誉——索因卡

　　索因卡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他的得奖因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少人觉得长期以来非洲文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而索因卡获奖显然代表了世界文学界对非洲文学的承认，正因为这样，索因卡获奖被看作整个非洲的荣誉。

　　英国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凯森在1986年时还是加纳的一名年轻大学生。他清楚地记得索因卡得奖的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消息宣布时整个大学都沸腾起来。我们走到街上欢呼雀跃，闹了一个半小时。那以后几天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即使那些根本不知道索因卡是谁的人也是一样。

　　全非洲的荣誉

　　因为他是尼日利亚人，是非洲作家而且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人们才会如此激动。事实上非洲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激动和欢庆场面。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都会看到人们庆祝索因卡得奖。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人认为这是整个非洲的胜利，这也让其他的非洲作家感到非洲能够对世界文学做出贡献。因此所有与跟文化沾一点边的非洲人都感到欢欣鼓舞。

　　几个星期之后索因卡在瑞典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说：

　　北欧和非洲，特别是西非尼日尔河下游的约鲁巴人在瑞典这个十字路上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我之所以能够对这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相遇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的创作灵感来自奥贡。奥贡是创造之神、破坏之神、诗歌之神。

　　这出剧生动、深刻而且幽默。这从索因卡为演员们写的舞台指示中就看得出来：巴洛卡躺在床上，全身只穿着一条长及腿肚的宽松裤子。房间装饰华丽，到处铺满了兽皮和毯子，墙上挂着武器。还有一台很奇怪的机器。机器上有一根很长的杠杆伸出来。巴洛卡目前最受宠的小老婆正跪在床边，给丈夫拔腋窝里的毛。她先用食指在要拔掉的那根毛周围轻轻地按摩，然后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它往后猛地一扯，把它拔出来。每拔一根，巴洛卡都会轻轻地抽搐一下，"啊"地叫一声，脸上浮现出极度享受的表情。

　　不过，索因卡并非喜剧作家。他的作品具有严肃的道德目的，以及强烈的政治性。他公开批评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专制政权。伦敦亚非学院的非洲文学讲师威尔森-塔戈说：对索因卡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非政治的。他刚刚开始写作时，可以选择与权利阶层统一立场，但他却决定与他们保持距离。比如他的剧本《森林的舞蹈》本来是受委托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而写的，但事实上他却通过这出剧提醒人们在庆祝时也不应该忘记批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航标和地标统统消失。现实缓慢而无情地消散。自信心荡然无存。

　　国际人物

　　被出售的刀剑并不锋利，

　　骑师最后风度十足地收回他的马厩

　　索因卡不只是一位剧作家。他的三卷本自传《在阿凯的童年时光》被公认为是经典著作。他同时还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的政治信念和活动导致他长期流亡国外。

　　他多年旅居英国和美国，在美国大学担任过教授。他的意见不但在非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受到尊重。凯森说：

　　索因卡绝不止是一个尼日利亚人或是非洲人，他是一个国际人物。他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有着惊人的充沛精力。他仍然关注尼日利亚，关注尼日利亚政治，但他更是一位国际人物。比如他也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过文章。不管他在那里发现不公正，都要发表意见。

　　《狮子与宝石》读后感(四)：《老虎 索因卡》

　　－－ 美国，纳丁•戈迪默

　　在我看来，沃•索因卡的眼光和生活介于他自己这两句话之间：

　　1.一只老虎不需要宣布他的老虎特质。

　　第一句很生动，既有诗人的风趣又有一个本身是青年译员的人的耐性，很好地阐述了黑人特质的概念，该概念被让-保罗•萨特以一个法国哲学家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界定为“辩证发展的低潮。对白人优越性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评估是其主题；黑人特质作为反武断价值的角色是消极的舞台。但是这个消极的舞台难以满足使用它的黑人，而他们也很清楚这点。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在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实现人类的综合体或整体。黑人持质注定要自我毁灭；它是道路而不是目标，是手段不是目的。”

　　这位老虎作家赶在理论家之前抛弃黑人天性，他是一位老于世故者，他不受欧洲文学的技巧和技术的约束被某些人视为很矛盾。我曾听见他遭到黑人抨击，指他太艰涩，一般黑人读不懂；你要知道，在非洲，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很麻烦的冲突，既真诚地决心要把文学那种敞开心扉的快乐给予千百万必须把这些东西视为精英的特权的人，但又深知如果你要求作家限制思想的复杂性、缩减词汇量、把引经据典的标准修剪至假设大家可以接触到的普通尺度，那你就是在阻止和消除那种文学，最终剥夺那千百万人阅读的权利。

　　当索因卡在他一部小说中把一名美人看成一幅莫迪里阿尼作品，把她比拟为他所知道的画作时，谁可否认他在某个尼日利亚村子、在哈拉雷、在内罗毕或索韦托的读者就不会感到好奇，想发现该幅面作是什么样子，从而到图书馆里找出那些长颈女士画像的复制品来看看？难道降低复杂性、词汇量、引经据典本身不也是维持精英的一种形式吗？我想到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非洲(虽说是白人)读者的时候，我家并没有很多书。我总是要借助当地图书馆的入门书来理解那些文字的上下文意义；也许不能不接受这点，即漫画书读者和迪克•弗兰西斯（南非流行小说家）的白人祟拜者不会去读索因卡的小说和诗。

　　在自由缺席的地方，政治即是命运。（引自欧文•豪）自由在非洲仍是缺席的：被劫持在腐败政府的剥削、新殖民主义、内战的苦难和经济混乱的手中。而命运——无论历史以任何形式构造它——自讲故事者开始根据人类生活来记录时间、发明叙述的艺术以来就一直是他们的题材。对社会状况持冷漠态度的地点被称为“象牙塔”不是没有意义的。难道象牙不是被偷猎的象的长牙、不是剥削非洲一种资源的利润、不是以掠夺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人的生命来获得安宁和舒适的绝妙象征吗？

　　难怪非洲作家不居住到象牙塔里去。承担乃是我们的习俗。一如无树草原、森林、沙漠、棚屋，充塞着瘦弱失业者的城市、贫民窟和一度是白人的郊区。但是承担不能创造艺术；我们的作家必须避免滥用这种幻想。非洲作家必须在承担中创造艺术。索因卡是这种作家的样本。这位来自北部的高个子男人把他的身影投在非洲，南部、东部和西部，追求一种文学，它要向社会作出很多牺牲，但不牺牲艺术的正直，即想象力、美、启示、生命的庆典。

　　黄灿然译

　　《狮子与宝石》读后感(五)：沃莱·索因卡——非洲社会经验与道德风尚的代言者

　　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是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用英语创作，在尼日利亚被誉为“英语非洲现代剧之父”，他也是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非洲剧作家。一九八六年，因为“他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非洲黑人作家。

　　一

　　沃莱·索因卡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的一个约鲁巴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圣公会教徒，父亲是教会小学督学，母亲既是商贩又是妇女运动活跃分子；周围邻居沉浸于浓郁的约鲁巴传统宗教信仰之中；而索因卡却是一个无神论者。

　　一九五○年，索因卡进入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希腊语和西方历史，两年后，进入英国的利兹大学继续学习英国文学。利兹大学毕业后，索因卡活跃于伦敦戏剧界，从事教学和剧本创作，担任过演员和导演。一九五八年，他的第一个剧本《沼泽地居民》被搬上伦敦舞台，他在剧中扮演伊格韦祖一角。

　　一九六○年回国后，索因卡在各地旅行，研究尼日利亚的民间文学艺术。与此同时，他担任伊巴丹大学、拉各斯大学和伊费大学的学术职务，还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组建业余演出的“一九六○假面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一九六一年他帮助创建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为尼日利亚的文艺事业，特别是戏剧的发展做了杰出的贡献。有评论家说，就凭这一点，即使他不是剧作家，尼日利亚戏剧史上也该有他的名字。

　　近年，索因卡关注政治的热情依然不减，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世界范围内的暴政，也经常批评尼日利亚的行政部门。二○一○年九月，索因卡参加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的“人民联盟民主前线”正式成立活动，并宣布成立新政党“人民联盟民主前线”。这个政党号称“零资产”，以此来讽刺政府的腐败。

　　二○一二年十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共同邀请，索因卡来华访问。访问期间，索因卡与中国作家、学者座谈交流，再次展现了一个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作家的情怀。

　　二○一四年，在国际人道和伦理联盟与英国人文主义协会主办的“世界人文主义大会”上，索因卡被授予“国际人道奖”。目前，已逾八十的索因卡，依然为改善尼日利亚国内政治、文化、教育环境不遗余力，也为国际事务奔走呼吁不息。

　　二

　　沃莱·索因卡是一位多才多艺而又高产的作家。自一九五四年发表第一个剧本以来，先后发表了近三十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五部回忆录、七本诗集、十二本论文集、两部翻译小说及大量散文作品，还有三部电影作品。

　　一九六○年之后，在欧美现代剧的影响下，索因卡的戏剧风格有了较大变化。他放弃了原来的写实手法，而采取象征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种种抽象的哲理，同时也注意吸收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创作出一批既有现代色彩又富于非洲本土气息的新颖戏剧。为尼日利亚独立而创作、演出的《森林之舞》（1960），被称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戏剧场景设在非洲丛林里，那里活跃着树精、鬼魂以及各式各样的神或半人半神，其情节是非现实的。剧中主要人物都意味深长地担负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色，作者通过他们让历史的罪恶和不幸以惊人的相似在现实中重演。例如：作为宫廷史学家的阿德奈比曾收受贿赂，致使六十名奴隶被装在“指头大的船”中运走；而作为议员演说家的阿德奈比又接受贿赂，批准只能乘坐四十人的汽车坐七十人，以致造成惨重的车祸。这部作品文笔犀利，既有对历史弊病的批判，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虽然索因卡因这个倾向受到激进派的批评，但他在自己的忧伤中确立了两个方向：常常用神话作为间接批评当代尼日利亚政治的手段；也以此作为教学工具，教育外国读者让他们了解约鲁巴世界，从而为非洲作家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意识到丰富的非洲传统和对世界的现代贡献。

　　索因卡是拿来主义者。一九七○年代，他把几个欧洲剧本改编，使之适用于非洲舞台，既保留原有的基本结构，突出道德伦理，又把它们同当地现实结合起来。《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情侣》（1973）则包含以当代尼日利亚事件为模式的场面。《旺尧西歌剧》是在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和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的基础上创作的，其背景就是阿明和博卡萨等专制者统治的世界，但作者巧妙地动用外国媒介让人们明白这一点。

　　后来，尼日利亚社会和政治问题变得严峻，非洲又接连出现不断的政变和一些国家的独裁统治。于是，索因卡开始转向时事讽刺剧的创作。他写了讽刺政治投机家的《回家做窝》（1978）、反映经济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和《重点工程》（1983）、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的《巨头们》（1984）以及讽刺星占术的《未来学家的安魂曲》（1983）等，它们充分地体现了索因卡的讽刺才华。

　　索因卡被瑞典文学院称赞为“最富有诗意的英语剧作家之一”，他的戏剧深深地植根于非洲的土地和非洲的文化，善于取其菁华、弃其糟粕；他谙熟欧洲文学，从不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索因卡既是现代非洲文学的重要作家，又是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展现了现代非洲人生活变化万千的场景，从始至终贯穿着他坚守的信念：非洲艺术家的作用应当是“记录他所在社会的经验与道德风尚，充当他所在时代的先见的代言人”。

　　李永彩

　　李永彩，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为国际非洲学会会员，曾经在美国、尼日利亚和英国研究非洲文学和文化，在国内外发表40多篇论文，出版译著多部。

　　《狮子与宝石》读后感(六)：非洲文坛之星索因卡

　　沃尔·索因卡是尼日利亚著名文学家，在戏剧、小说、诗歌等方面都有杰出造诣，尤其在戏剧方面，更是为他赢得了国际赞誉。1986年，索因卡“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笔触构建了当代戏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文学家。同时，索因卡也被誉为“关注政治的艺术家”，他以其敏锐的时事洞察力、才华横溢的文学创造力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义，取得了文学创作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看到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索因卡最近的照片，一撮雪白髭须，满头皤然银发，令人不由愕然：“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随即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他78岁，年近耄耋，但仍活跃在文苑政坛。记得这位尼日利亚作家1994年逃脱军政府迫害流亡国外后，有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反对军人专制、争取民权的政治斗争，很少再有文学作品问世。岂料，经过近七年的“文学休眠”，他又激情勃发，接连发表剧作、诗作和回忆录，被誉为“历经政治风雨而不衰的非洲文艺园地里的常青树”。

　　传统与现代造就戏剧英才

　　索因卡于1934年7月出生在尼日利亚西南部阿贝奥库塔市的一个约鲁巴族家庭。父亲是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小学的校长，母亲是既善于商业经营也深谙民间文化的小店主。约鲁巴族是尼日利亚第二大民族，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索因卡从小就受母亲的启示喜欢约鲁巴的哑剧、音乐和舞蹈。上学之后，他接受的是宗主国英国教会文化的教育。因此，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很早就在索因卡的心中扎根。1946年，他离开家乡到文化名城伊巴丹上中学。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伊巴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希腊文学和西方历史，课余从事演剧活动。1954年，他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求学，师从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乔治·威尔逊·奈特,专攻戏剧。

　　1957年大学毕业后，索因卡留在利兹，沉迷于当地的戏剧活动，并笔锋初试，创作剧本《发明》。剧本描述南非有人突发奇想，消溶所有黑人皮肤中的黑色素，使得黑人与白人难以区分。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南非政府发现从此无人可以驱使，就组织科学家又恢复黑人的肤色。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反种族歧视色彩的讽刺剧，但上演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随后，索因卡前往伦敦，在皇家宫廷剧院当剧本审校、演员和导演。他逐渐拓展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运用所学的欧洲戏剧知识，结合约鲁巴民族传说和尼日利亚现实生活开始新的创作尝试。他以诗剧形式创作悲剧《沼泽地居民》(1958)，描写贫穷而愚昧的沼泽地农民遭受贪婪的宗教领袖的欺压。他还创作喜剧《雄狮和宝石》(1959)，谴责有的非洲人盲目追求现代化，摈弃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两个剧本先后在伦敦和伊巴丹演出，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一位才华横溢的非洲年轻剧作家就这样崭露头角。

　　索因卡没有理会这些批评，继续进行探索。他坚信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的正确，矢志改造非洲古老的部族文化传统，同时将非洲从几百年来欧洲殖民主义文化遗产中解放出来。改造与解救的方法就是将欧洲的现代艺术形式同非洲的现实内容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为非洲人接受，也能为欧洲人理解的新型戏剧艺术。

　　戏剧创作高潮迭起

　　索因卡一边在伊费、伊巴丹、拉各斯等尼日利亚大学教书，一边继续戏剧创作和演出。1964年，他将业余的面具剧团解散，创建专业的奥利逊剧团。他既创作和演出舞台剧，也创作和演出活报剧、广播剧、电视剧。他像当时的许多非洲知识分子一样，原以为国家独立后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问题却不断出现，他不免心生希望破灭之感。这种感受化为强烈的激愤之情，并总是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反映出来。《强种》(1964)抨击非人道的迷信习俗。《孔其的收获》(1964)讥讽非洲新生的独裁者。《道路》(1965)表面上描写尼日利亚的道路崎岖，车祸横生，实际上暗示这个非洲国家社会动荡，政治生活险峻无常。《疯子与专家》(1970)则描写一个年轻医生在战时接受行刑训练，战后就将所学的残酷的行刑手法用到自己精神失常的父亲身上。一般认为，他总是借用盛行于欧洲的荒诞派戏剧手法，“以远离现实的方式来处理贴近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从而“取得传统现实主义手法难以取得的强烈而可怖的效果”。他的大多数剧作是愤怒中带有强烈的讥讽，清新中带有浓重的沉郁。剧中有诗，诗中有戏，他被称为“技艺高超的戏剧诗人”。

　　索因卡并未就此止步。从1991年起，他又连续创作《天罚雅辛托斯》、《携爱从齐亚出发》等政治讽刺剧，猛烈抨击不久前发生在尼日利亚的政治丑闻。他在1994年创作的《赐福地区少年》，描述一天中发生在拉各斯街头小摊贩周围的诸多事件，揭示军人当政给下层民众带来的灾难，慨叹这些民众为生存而挣扎的悲苦。此后，他再次被迫流亡国外，戏剧创作遂又中断。直到近7年后的2001年，他连续创作《巴阿布国王》等几部剧作，显示他的文思仍非常敏锐，激情仍回荡在胸间。

　　多方面文艺才能展现

　　索因卡的主要成就虽然在戏剧创作，但他多才多艺，在文学的其他领域也身手不凡，成就斐然。

　　索因卡还是国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他既能激情满怀地纵笔挥洒，也能冷静下来对艺术和人生作理性的思考。作为这种思考的产物，他在学校和社会上作了很多演讲，对媒体发表了很多谈话，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阐发自己的艺术主张，追溯这些主张的民族根源，论述自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吸纳和发挥。同时，他也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美学原则同英美作家和其他非洲作家作比较研究。他提出对“欧洲中心思想”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他认为，欧洲长期以来总是威逼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国家，接受对欧洲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基本价值体系。现在，已实现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也应该实现文化独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评判非洲丰富多彩的文学和艺术。他坚持，非洲文学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西方必须倾听记录这种特点的多种声音。所有这些看法都结集在《神话、文学和非洲世界》(1976)及《艺术、对话和暴行》(1988)这两部学术著作中。后来，他又出版《一个大陆的公开创痛：尼日利亚危机的个人诉说》(1996)、《记忆的重负》(1998)和《宽恕的缪斯》(1999)，进一步阐释非洲文学产生、发展以及受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迈克弗伦认为，这些著作是了解和研究索因卡文化艺术观的“不可或缺的导读文本”。

　　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士

　　索因卡不但在文学创作上“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还直接介入尼日利亚的政治活动，并遭到种种磨难。

　　内战结束前夕的1969年10月，索因卡获释，到伊巴丹大学任教。他认为，虽然国家保持了统一，但内战中双方伤亡近百万人，社会与民族矛盾有增无减，“国家已病入膏肓”。他感到极度失望，就于1971年自行流亡国外。1975年，政府更迭，他回到国内，在伊费大学任教。但是，他很快发现，军人当政，任何事情都难以办成。要改变现状，只有靠“内部的群众运动”。他团结一批知识分子，展开反对军人统治、要求还政于民的斗争。 1993年6月，尼日利亚举行大选。索因卡又喜又忧，先喜后忧。喜的是，超越地区和部族的界限进行民主选举，军政权允诺“还政于民”。忧的是，投票结果尚未正式公布，军政权看到大势已去，就宣布大选无效。结果，另一位军人萨尼·阿巴查上台执政，宣布解散政府和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和群众集会。全国各地随即爆发抗议活动，索因卡积极参加。为此，军政府下令，不准他的剧作上演，不准他的新书出版，不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1994年11月，阿巴查亲自下达对他的逮捕令。他被迫连夜出逃，再次亡命国外。

　　1998年6月，阿巴查病亡。以阿布杜勒-萨拉姆·阿布巴卡尔为首的军政府宣布实行民族和解，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取消对索因卡和其他反对派人士的“叛国罪”指控。同年9月，阿布巴卡尔在纽约会见索因卡，劝说他回国。10月14日，流亡国外近四年的索因卡回到尼日利亚，受到同胞的热烈欢迎。他发表讲话说：“我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的使命就是在尼日利亚实现稳定的民主。”

　　年近耄耋笔锋犹健

　　1999年2月，尼日利亚通过大选恢复民治。总统奥卢桑贡·奥桑巴乔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军政府时期破坏人权的行为。索因卡对此表示支持，经常到该委员会作证，要求政府向受害者或其家属道歉。就在听证的过程中，他搜集到大量创作素材，于2001年写出他的第19个舞台剧本《巴阿布国王》。

　　“巴阿布”一词来自尼日利亚北方流行的豪萨语，意谓“草包”。故事发生在某个虚构的非洲国家“谷阿图”。当政的军人珀提普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招致国人强烈不满。阴险狡诈的军队参谋长巴什见此，就在诡计多端的妻子鼓动下发动政变，取而代之。巴什宣称，他决不作军事独裁者，而是要“还政于民”。于是，他脱下军装，自封为国王，改名巴阿布。这位草包国王同样胡作非为，登基不久就招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下属军官趁他同妓女厮混之机，让他把毒药当春药吞下，当即暴亡。

　　索因卡亲自执导排演了这部政治讽刺剧，首场演出于这年的8月在拉各斯举行，获得成功。此后，他率团到尼日利亚其他城市和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演出。戏剧的现实政治内容和极度夸张的表现手法，引起人们极大的观赏兴趣，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他说，此剧是对昔日军政府欺压百姓的控诉，“也是对当今和今后统治者的警告”。剧评家一致认为，索因卡毕竟是一位剧作高手，年逾古稀仍宝刀不老。《巴阿布国王》成为他半个多世纪戏剧创作的高峰。

　　索因卡面对一片赞词则坦言，《巴阿布国王》实际上是套用19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开荒诞派戏剧先河”的讽刺剧《乌布国王》的框架编写。乌布是一个自负又凶残的小学校长，在权欲的驱遣下居然爬上国王宝座，干尽各种无耻勾当。索因卡认为，尼日利亚独立后也出现过像法国那样的乌布，需要揭露他们，从而“使人们激愤起来，再也不能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人间恶行”，“再也不能让那种可笑的政治闹剧重演”。

　　继《巴阿布国王》之后，索因卡又出版诗集《撒马尔罕及其他我所知的市场》(2002)和回忆录《黎明必须出发》。同时，他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时评、杂感和文论。因此，“非洲文坛常青树”的赞词在各种媒体上频频出现。

　　目前，索因卡仍在尼日利亚和美国多所大学教授非洲文学和戏剧课程。同时，他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反对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也反对美国武装入侵伊拉克。他谴责伦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同时指责英国“在把英伦三岛变成培育宗教极端势力的温床”。他谴责卡扎菲长期掌控国家权柄不松手，但坚决反对北约轰炸利比亚。他积极调解尼日利亚政府同一些少数部族的矛盾，也批评政府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从事现代化，谴责某些政治精英掠夺国家的石油财富，使广大民众日益贫困化。他于2010年9月发起建立“人民联邦民主阵线”，并自任主席。他表示，此举的目的不是想当政，而是建立一个平台，进行“一种政治试验”，以便唤醒民众，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建立一个真正为民众办事的政府。因此，有人称他为尼日利亚的“政治良知”，有人则认为他的举动“带有虚幻色彩”，难以产生实际效果。

　　索因卡虽然有时被称为“具有相当能量的政治活动家”，但他本质上是一介文人。他的主要成就在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不少评论家称赞他“在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约鲁巴人的信仰、典仪、格言和历史的时候，他实际上已成为整个非洲文化的代言人”。他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则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在传达某种信息，但我确实在通过自己的笔墨，尽力改变那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经常被人称为“关注政治的艺术家”。

　　高秋福

　　(作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