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经典读后感有感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是一本由唐仕春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一)：观会馆而知春秋-读《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
在很多地方，旅游景点中大多有各种地域特色的会馆。会馆汇聚了中国建筑文化、祀神文化、戏曲文化，以多种文化活动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内涵，展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特色，吸引着无数游人。虽然现今的会馆大多人去楼空，只有来自各地的游客、管理者穿梭于其中，但是以会馆为载体传承着的浓厚地域特色的文化与精神，仍然富有魅力，并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在参观了各个规模和形制不一的会馆之后，每个人都会有很多问题：会馆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由谁兴建？在当时起到了什么社会功能？它们又是如何最终变成了旅游景点？这些疑问都可以在唐仕春的《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之中找到答案。
唐仕春，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有深入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是他硕士论文与后期研究的集成。《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以会馆的演变为主角回顾历史,充分贴近会馆的本来面目,揭示了会馆如何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政治变动的力量。
如作者所说，乡土是中国人的重要情感支撑。在人情社会的中国，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畅的古代，建立在乡土基础上的“同乡”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建立“同乡”关系，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的人们不仅能够减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同时在异乡的官场或者商界中形成一个复杂的血脉相连、经络交织的人际关系网。而会馆就是发挥“乡谊”，联系同乡的重要场所之一。
在诞生初期，会馆基本秉承敦睦乡谊、促进工商、服务社会、兴学育才、扶贫救灾的宗旨和功能,表现出了社会、经济的双重属性和功能。从社会角度来看，会馆初期扮演了一个从家族到国家之间的过渡角色，为客居外地的同乡提供关怀与帮助；组织同乡商业精英,使他们的商业行动能力获得拓展；同时也承担一定社会管理职能，对同乡进行管教与约束。在近代以来社会变动及转型时期，会馆在成为凝聚同乡的核心、联络同乡的纽带，沟通家乡与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商业中心的桥梁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会馆不仅仅是同乡俱乐部，会馆其实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复杂多面体。正如唐仕春在《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所指出的，会馆不是一个简单的同乡会基地，而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的组织，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运作方式，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房产、地产,甚至政治资本。唐仕春将会馆作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的新视角，通过将会馆放到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存在的合法性、内部治理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在不同时期的状况与特点,为我们揭示了会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会馆社会和政治功能的发展变迁规律。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士向商靠拢、商向士看齐，士商合流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 会馆与政治之间建立关系具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在会馆的主导建立者上，仕宦或者仕宦与商人等具有政治资本的权力者出于为地方上的同乡在仕途、考职上提供帮助（主要表现为同乡京官印结）的目的而建立会馆。这一最初的政治需求进一步变为关照，将具有血缘、地缘的家族乡里关系逐渐延伸、渗透到政府官僚中枢系统，逐渐开始影响政治。在会馆的成员构成上,虽然同乡会馆以地缘吸纳成员，但社会身份来源其实才是成员吸纳的主要依据，只有具备政治潜力或者商业潜力的同乡才能真正进入会馆，借助会馆的力量。在管理模式上,会馆作为公共团体，其权力、决策机构主要由政治制度运作者承担，并推动和影响乡谊流动，而乡谊流动网络的拓展也离不开政治运作。同时，会馆还需要会馆禀请和衙门给示晓谕对其进行管理和约束。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指出会馆这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其实是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是制度化沟通渠道的补充,它完善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二)：李长莉老师序言
同乡关系是中国人自古及今一直看重的一种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离开家乡到外地闯荡的人，同乡关系往往是他们在异地他乡立足谋生、寻求帮助和感情慰藉的主要渠道和纽带。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同乡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有所不同。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社会变动及转型时期，同乡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往往或隐或显地参与社会变动并发挥用，因此这是我们考察近代社会变动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馆，是明清直至近代长期存在并兴盛一时的一种同乡兼同业的民间组织，在近代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往往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所以是历史学者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二十年前唐仕春考入近代史所跟我读硕士研究生，他到北京市档案馆查阅资料，看到不少有关北京会馆的档案，萌生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想法。我们经过讨论，觉得由会馆考察同乡关系的实际运作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便确定了以此作为他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他最后完成了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学位，这个课题也成为他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第一个台阶。迄今二十年间，他虽然研究专题有所变动，如研究近代基层司法等问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会馆同乡关系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现在他把这一延续二十年的研究成果集结书，作为对这一问题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可喜可贺。由于我与他因这项研究而结下师生缘，故而他在书稿完成后，询我为序。实则我对会馆问题没有下过专门研究的功夫，只能就阅读书稿所引发的一些思考提出来以为呼应。
会馆的兴起，源于跨地域从事商贸行业活动的同乡人，在异地他乡为了互相保护及互相帮助，设立互助性设施，名之为会馆或公所。一般为商人或行业性同乡会馆，大多由当地经商或客居的同乡人员集资建造馆舍，作为聚会议事、年节祭祀、联络乡谊、提供互助的设施，有的也为来往暂住的同乡商旅、士绅学子等提供食宿服务。这种商人同乡会馆，往往设立在同乡商帮的主要商路或交通要道的城镇，且随着该商帮商务活动的兴衰而存废。我们今天在全国各地城镇，还可以看到不少明清以来留存下来的会馆旧迹，诸如山陕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安徽会馆之类，由于这些地域商帮较为发达，商路通达各地，故在各地最为多见。这类商人同乡会馆的功能，主要是为同乡商人的商务和生活服务，他们在这里交流商务行业信息，介绍生意用工机会，商议行业保护措施，解决内部商事纠纷，以及年节祭祀聚会、传达家乡信息、接待家乡人员，等等。这是在中国重农轻商传统下，既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官府保护，在异地他乡又缺乏社会资源的外来商人们，依靠故乡的地缘乡谊而自保互助的民间组织。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会馆等同乡组织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上述这类比较单纯的商人会馆的商务活动不是其关注重点，其所聚焦的是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会馆及这方面的活动与运作，这一视角确乎是以往会馆的研究者所较少关注的。同乡会馆除了上述这类比较单纯的商人会馆之外，在一些较大的省城直至京城，若来自某地域客居的同乡仕宦较多，他们也往往参与会馆事务，有的与商人合作，有的就是由仕宦主导而建。特别是在明清都城北京，由于朝廷衙署聚集，官吏员职众多，加之地方官员考职、任官、谋差以及举子会试，等等，各类人员或客居、或流动，围绕官场仕途，俨然也成为一种“行业”。这些来自各地会集京城寻求仕途上进的仕宦人员，也往往需要借助同乡关系以求得帮助与关照。本书所述北京会馆即多属此类，由书中可见这些仕宦人等是如何通过会馆，利用乡谊关系，用担保、请托等方式寻求同乡的帮助或与官府打交道，这些活动有些是依制度规则合法进行，有些则是按约定俗成的做法或暗中利益交换而操作。总之，会馆所承载的同乡关系，是仕宦人员求得在仕途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而且得到“行业”内从制度到习俗的认可。由北京会馆与官场人员的这些关系及其运作，我们可窥见血缘地缘的家族乡里关系，如何延伸、渗透到政府官僚中枢系统，反映了政治制度与家族乡里制度的连接与互渗。到了近代，城市发展，商贸兴旺，新兴商人阶层兴起，加之轮船、铁路使交通更便利，邮政、电报使通讯更迅捷，报刊舆论使信息交流更活跃，人们跨地域流动增多，各方面社会流动都大为增强，会馆的活动与功能也更加多元且活跃。特别是清末民国以后，政治变动剧烈，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不已，同乡会馆及其聚集的商人或仕宦势力也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重要社会资源。本书所述的一些政治势力争斗中，各派政治力量与外地同乡会馆的联系与互动，争取其支持以及这些会馆的反应，都可看到会馆这一民间组织与政治变动的深层联系，其中又往往纠结着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
从本书所述的这些会馆、同乡会等同乡组织与明清至民国政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的中心，无论是京城的官场，还是政治势力的中心，与山川远隔的家乡，通过会馆这个纽带织成的同乡网络，形成血脉相连、经络交织的人际关系网，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政治变动的一种无形而强固的力量。于此，我们对同乡关系在中国人际关系和社会运作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人所称之“家国”的情感，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同乡关系，确乎是影响中国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人际关系。上述只是由阅读这本书的实证研究所引发的一些非实证的遐想，提出聊供参考，谨以为序。
2019年5月27日于京北书斋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三)：《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乡谊流动与政治的协作与冲突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唐仕春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0-4 /
文｜云海
中国自古以来是人情社会。在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请托和受托是关系运用的常见手段，这种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老百姓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乡”，说的就是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互帮互助的作用。
但在政治领域，这种请托和受托行为往往又是讳莫如深的。正如《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一书指出，乡谊流动是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个敏感的存在，治国过程对乡谊流动既刻意防范，甚至贬抑，事实上又默许其或隐或现起作用。
该书由唐仕春博士就读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时的硕士毕业论文，时隔二十年后集结相关研究成果而成。书中以明清社会的会馆、同乡会等同乡群体为载体，研究了中国人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同乡关系，重点考察了基于桑梓之情的同乡群体与近代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唐仕春指出，近代中国在中西碰撞下，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治国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乡谊流动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从乡谊流动与政治的互动可以观察到近代历史的律动。传统的乡谊研究，以静态的同乡群体为主要视角。唐仕春则将研究视角从同乡群体转向同乡网络，并更加关注动态的同乡网络。因为有的同乡网络虽然建立起来，但是没有乡谊流动，这样的同乡网络是了无生机的。乡谊流动使同乡网络“活”了起来，会馆等同乡群体因此得以卷入到政治之中，政治也进入同乡网络。因此，该书从资源流动、资源利用的意义上使用请托与受托。
乡谊流动与近代政治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明清时期的同乡京官印结。同乡京官印结是同乡京官（同省京官）出具的钤有官印的保证文书，类似于今天的介绍信、证书、证明等。通过同乡京官印结，乡谊流动在京城与国家官僚人事制度运作勾连在一起，对治国、京官生计、同乡出仕施加种种影响，也塑造了乡谊。
对于同乡京官印结，明清朝廷的态度是既接纳又防范。朝廷接纳同乡京官印结，目的是以同乡京官保证出仕人员籍贯、家庭状况和经历的真实、无误。最晚在明嘉靖年间，审查顺天府乡试儒士的籍贯、改调和推升官员、办理捐纳和封典等环节陆续正式使用同乡京官印结。清代延续了这种做法，到雍正朝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同乡京官印结制度。出仕人员在办理入学、科举考试、请假、告病、起复、更名、改籍、代奏、回避、封赠、捐纳等，都需要取具同乡京官印结。但是同乡京官印结与官僚制度结合之后，出现了诸多的漏洞和弊端，比如情托和贿嘱。对此，朝廷也出台了限制出结同乡京官的品级和部门、管理出结过程、惩罚出结失误者等措施加以防范。
京官出具印结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还因为它通常是收费的。明清时期的低俸制度造成京官清苦，印结费是部分京官生活的重要支柱，因此它也是国家默许存在的陋规。以刘光第为例，1888年入京后，刘光第曾在家信中描述了在京生活费用：“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印结闲时长扯不过百余金……”可以看出，印结费在刘光第的开支中所占比例约为六分之一，实际上对他的生活影响巨大，如1889年的6、7、9、10月因为没有印结费，刘光第连厨师都请不起，只能由婢女与其妻一起做饭。
同乡之间频繁地、源源不断地取结与出结，加强了出结官与取结者之间的交往与关联，不少取结者来自故乡、缘于出结，京官与家乡的联系增多，从而凝聚了同乡群体，增强了同乡观念。
除了同乡京官印结，乡谊流动还介入了其它多种多样的政治活动。比如，会馆等同乡群体为政治活动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以补充行政经费的不足，改善地方市政建设，实施慈善救济等，还可以协助地方政府的司法、维护地方治安、办理地方自治、支持政府镇压反叛者等。不过，两者的互动不总是保持一致的，有时候也会出现冲突。比如乡谊流动对政治活动中的筹款请求常常持消极态度，对于政府及其行政人员霸占馆产、敲诈勒索、收取苛捐杂税等也常提出反对意见。作者指出，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乡谊流动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多是临时性的，还没有形成一个经常性的作用机制。
书中考察了近代以来会馆等同乡群体参与政治互动的诸多案例后发现，乡谊流动有助于同乡资源的利用，但其与政治互动是有一定限度的。部分个人和团体能够请托于北京、上海等地同乡群体，会馆等同乡群体从请托中选择一部分内容予以受托，并有可能使受托按照请托者的愿望方向发展，说明人们利用同乡群体的资源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处理请托过程中，会馆等同乡群体只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合力中的一种，有时候发挥很大作用，有时候则显得微不足道，脱出会馆等同乡群体的控制，与其愿望相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四)：随书谈谈—小角度切入的扎实著作
这两年最忙的一段时间中，抽空拜读了唐仕春老师的《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
本书结构明晰，由乡谊流动发端，到乡谊与政治的互动结束。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将近代乡谊与政治互动中的这些事情，讲的相当清楚。从选题上来说，作者整个视角限定的很小，就如标题所写，不会把太多笔墨花费在乡谊起源形成上的叙述，也不会深入去研究乡谊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关系。所以能看出作者对于题材、所写内容的掌控相当强，论述十分完善。
如果将视角放长远，乡谊历史十分长远，存在于各行各业。这种情谊植根土地，源于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情”是中国式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官场中能够以乡党结派，商人以乡族结为商帮，同乡同族之情，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会显得尤为珍贵。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共同设立的馆舍，也是同乡或同业的人在各城市设立的联络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舍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作者是以自己所熟悉的会馆作为切入，勾画了一个近代转型时的人情网络现状。近代中国的乡谊流动频繁，且遍布全国，其活动也越发“名正言顺”介入官府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乡谊流动是因为政治的保障，得以延续存在；政府掌控着乡谊流动与政治互动的命运，会馆等同乡群体面对强势的政府常无能为力；会馆的管理也多为同乡官员担任。同时，国家政权也会借助乡谊流动解决司法、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并帮助应对不少临时性的事件。
乡谊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是能影响政治走向的，不论是“任人唯亲”中对于同乡人的照顾，还是“结党营私”霍乱朝政，这都是一种官场常态，是封建政治与乡土观念相结合在官场上的反映。考其历史，可以溯至古远的时代。如曹魏时的谯沛集团，宋代的洛党、蜀党，明代的淮西集团、浙东集团。这些政治集团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首领或成员之间大都有同乡关系，明代浙党以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为首，骨干大都是在京的浙江籍官僚，“楚党”的几个首领宫应震、吴亮嗣、黄彦士都是湖广籍。乡谊，在这些政治集团的形成和凝聚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以乡谊为基础的地方性军阀的形成，可以说是乡谊与政治互动的一种极端。以近代的湘军为例，曾国藩在政界、军界靠乡谊纠集了大量私党。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他任用的湘军将领，主要是湘籍人。据史学家罗尔纲《湘军人物表》统计，在可考的156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达130人，占83％，其他省的只有26人，仅占17％。由此可见，“任人唯乡” 是曾国藩任用将领的主要方针。湘军将领主要用湖南籍人，范围尚比较宽，而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时所任用的水手，则全是他的湘乡籍小同乡，范围很窄。为什么有如此做法？曾国藩解释说，水手“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曾文正公书札》)他认为同县人之间最容易结伙抱团，形成利害一致的团体。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全用湘乡籍水手，便于他控制这支水师，使之成为自己的铁杆“私军”。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 在“用人唯乡” 方面，一点也不亚于老师。晚清入胡思敬在历史笔记《国闻备乘》里专门写了“李文忠滥用乡人” 的条目，记述了李鸿章在淮军中“用人唯乡” 的行迹。
后来蒋介石也深受曾国藩影响，也学会以乡谊结党的手段，大力培植浙江籍亲信，来维护其的党统、军统。可以说蒋先生身边的重要职位，除了亲戚外，基本都由浙江人把控。阎锡山在长于乡谊结党，而且他的封建乡土性更浓。他所利用的乡谊，范围很窄，基本限于自己的家乡五台县，他最信任的高级将领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都是他的五台同乡。傅作义等虽然都是山西人，又是他手下职位很高的战将，但因不是五台人，便常遭他的歧视和排挤。阎锡山的用人策略，简单明了得很：你若是五台人，只要忠于我老阎，无论才能大小，都会得到重用；你若不是五台人，即便有才能，也不重用你。再看上海总商会一直存在的派系纷争，也是江浙帮商人做大，成功转型，并长期控制总商会的产物。
整书看来，不论是乡谊的启动，还是与政治的互动，最根本的是一种“私”，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圈层外散的，所以感情是有差别的。而在地缘关系上，则是以家、族、村、乡，形成差序的。而旧时大多人的社会圈子边缘，最多就是同乡之情了，所以一当脱离传统的社会圈层时，就一定格外珍惜原有交际关系的存留。此时以“私”为发端，桑梓乡情就显得如此珍贵。
最后的最后，这本书从所选视角来说是相当扎实的，当然会馆所反应这一主题必定有所疏漏，作者自己也后记脚注写到，如果能从湘军、淮军切入也是相当好的。整体论述虽然不够完整，但确实为我打开了一个思考角度，感恩！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五)：作者后记
步入学术之路第一个研究题目是关于会馆的。此后，由于研究有所转向及各种拖延症影响，直到如今，“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才成小书，弹指间，春去秋来已20载。
硕士论文选题时曾和导师李长莉先生讨论了好几个题目。在社科院、中华书局、北师大等机构的图书馆查询、翻阅了一些劝善书、教科书……最后停留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会馆档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外开放影响到中国学界，各种理论蜂拥而至。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界仍有不少人热衷理论，那个年代的我对各种理论也充满了好奇之心。华中师范大学本科四年，耳濡目染，略知中国大陆史学界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理论。工作两年后北上求学，始接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理论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已崭露头角。彼时，会馆研究引入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似亦不算落伍。不过，如果陷入“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之中，常常预设前提，忽视会馆等同乡群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套用“公共领域”理论时容易忽视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与西方世界的迥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老师倡导社会文化史研究。1998年，我入近代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即获赠出版不久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我体会到老师们倡导的社会文化史强调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注意揭示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当时以此理念为指导的专题论著尚不多见，作为初入这个团队的年轻人，我希望以自己的研究为探索社会文化史贡献力量。
请托与受托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中国人耳熟能详。北京广东会馆档案中恰巧保存了很多请托与受托的电报。以会馆为载体，分析请托与受托，探究生活方式与同乡意识的互动，岂不正是实践了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于是，我的硕士论文试图把北洋时期北京同乡会馆纳入请托与受托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彼时，我刚刚接触互联网，会馆档案中的往来函电呈现了一个个同乡网络。现实与档案的交汇，同乡网络、同乡资源便成了论文的关键词。为此，我开始查阅社会学中的网络、社会资源等文献。黄光国等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研究了请托与受托，这种研究视角引起了我的兴趣。
近年，我欲修改书稿，抬眼望去，中国大陆史学研究中各种社会文化“网络”已经目不暇接，甚至有点泛滥。苦于难以超越社会网络的论述，几次动手又停顿。不过，目力所及，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内讨论网络与资源流动的专著仍有一席之地，20年前硕士论文的一些想法似未完全失去价值。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因此对同乡网络及乡谊流动有了一些新理解，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请托与受托过程存在多主体，应该多向度观察乡谊流动，而不仅仅是单向或双向。如果说请托与受托是将视角从同乡组织内部转向外部，可以更多讨论同乡会馆与个人、其他团体、政府的互动关系，而乡谊流动则是在请托与受托的基础上实现从双向互动转为多向联动，可以分析同乡网络中的多主体同时参与乡谊流动。以会馆为视点到请托与受托，再到乡谊流动，实现了研究视角从个体、双边到网络，从单向流动、双向互动到多向联动的转换。乡谊流动唤醒了同乡意识，激活了同乡网络，可以展现历史更为丰富，更为“活”的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几乎主导了近一二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以社团切入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著比比皆是。社会治理、中国政权建设视野下的社团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具体研究和理论视野可以碰撞出火花，从而丰富、深化具体研究与理论。不过，过度醉心理论，具体研究易沦为理论的注脚，如此，则有违初心。我们关注理论，更关注褪去理论的外衣之后，历史学能呈现什么。史学在社会科学化之路愈行愈远，历史终归还是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
我的硕士论文注意到，浓厚的政治性是在京同乡会馆请托与受托的重要特点。数年前，与茅海建老师讨论书稿时，他提示京师的会馆研究要注意政治性。何止京师的会馆，各商业繁盛之地会馆与政治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多数会馆史研究以会馆本身为视点来探讨其起源、分布、发展变化的过程及会馆的性质与事功等。本书力图跳出会馆本身，侧重分析乡谊流动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同乡因素介入制度的构建与运作。如果说我最初接触的社会文化史强调社会与文化的互动，那么本书则将同乡观念、同乡群体、乡谊流动与治国理政纳入同一框架中予以探讨，凸显了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亦在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所谓的观念史、社会史、政治史……不过是研究中人为划分的领域，历史本身常常没有泾渭分明的条条框框。明晰学科、研究领域界线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历史研究还应回归本真，而不是画地为牢。
一位老师和我说，如果他来写会馆史，会写成一部比较有趣的著作。至今，我还没想明白，如何才能把这本书写得有趣。成千上万有名的、无名的主角与配角，演绎了无数个或平凡或惊心的大大小小的故事，试图将这些人、这些事镶嵌进一本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之中，勾勒出一幅形形色色的同乡奔走于政治之间的画面，展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反思政治对同乡的容纳与排拒。有趣的、清晰的画卷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在书中展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正是在家人、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同事、编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出版，冰天雪地里特别感怀你们的温暖。
黄兴涛老师是我硕士论文的评阅人。黄老师非常关心我的会馆史研究，多次和我聊起如何修改我的硕士论文。他甚至还在《文化史研究的省思》一文中提及了我的硕士论文，并提示了很好的修改方向。主题和精力所限，这次修改并没有完全吸纳黄老师的建议，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
写硕士论文时初识唐立宗兄。至今犹记他回信告诉我，他和几位台湾学者讨论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最近，我就书稿的部分内容向他请教，他一如既往的热心。每念及此，感动不已。
师弟谭君徐锋素重乡谊和同学之谊。我们同为川人，又先后同学于华中师大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多亏了他的不断敦促，以至约稿、催稿，我才有了修改的动力。
2018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派遣和资助，再次踏上俄罗斯这片热土。俄罗斯老师和朋友们的友谊、热情和帮助让我感觉特别温暖。玉树琼花，故友新交，学习之余修改书稿倍觉神清气爽，身心舒畅。
1998年，我成为李长莉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我的论文《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的请托与受托——以广东会馆为中心之考察》是她指导的第一篇硕士论文。本书以硕士论文为基础，扩展、修改而成，在她荣休之际，谨以此书献给她。虽不能报20年培育之恩，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
唐仕春
2018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