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不慌

　　天上掉馅饼，有时也发生，还真不是陷阱。

　　周瑜打黄盖，馅饼还是陷阱，有时候也是难说。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中国与阿富汗开展合作，从不开空头支票，这从阿富汗松子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阿富汗，是全体阿富汗人民的期盼，也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风物长宜放眼量。

　　道德在于自律，自律在于自觉，自觉在于自省，自省在于诚实不自欺。善于自省的人自然会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仅仅为了避免受人责难而律己，则近于伪。然而，是否就应该“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了呢？如果都能像杨朱那样，人人做到独善其身，也不失为一种理想世界。但人是社会动物，不可能孤立生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直道而行，对己对人都要诚实，既严于律己，也不惮于责人；而受到指责者，也应勇于认错，而不是反唇相讥。

　　唯有德才兼备，才是真正有用的人才！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未来5年加快中医药开放发展。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我们的药方也被不同国家借鉴使用，助力全球抗疫，这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契机。

　　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但其接受度和影响力目前远不如西医，在全球范围内未建立起中医药话语体系。其中原因有很多，但翻译与传播受限是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说，充分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并对其进行准确翻译，向全世界传播好中医药文化，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部分。

　　中医药学承载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和深邃的哲学智慧，如天人合一的统一性、全息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以象之谓”为基础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只有全面梳理、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深厚的哲学与文化内涵，才能恰当、准确地进行翻译，推动中医药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只有准确认识中医药文化内涵，才能进行准确的思想传达和语言转换。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涵，整理语料，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分析，是中医药文化发展和翻译传播的当务之急。这需要多学科的跨界研究和整合，呼唤中医文化学、中医药学、中医学、哲学、翻译学、术语学、认知语言学等专业人士的通力合作与研究，通览整个中医药体系，确立核心概念的深刻内涵，比如精、气、神、阴、阳等关键性概念的哲学和文化内涵。

　　中医药文化的准确传播、中医药海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医药文化(包括各种中医典籍)的翻译，都必须尊重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模拟中国文化的隐喻路径，实施对等、等效的对译，并在此前提下统一中医药术语概念的翻译标准，真正把中医药的国际形象树立起来。

　　中医药是适用于全世界人民的。但由于各国地域不同，文化差异巨大，在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和形式的选择上，既要兼顾传播受众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也要避免“削足适履”。

　　中医药文化内涵挖掘、翻译与传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能割裂。译者在翻译时，使用的概念既要准确传达中医药文化的本真内涵，又要兼顾西方受众的联想潜能。理想的译者应同时具备中医药文化专家和语言翻译家的知识广度和深度，掌握不同语言的思维规律。

　　在向欧美或亚非国家传播中医药文化时，中医药文化的对外翻译应在中医药海外传播话语体系下进行，不能想当然地随意翻译——既要遵循中医药文化自身特色，也要考虑传播受众国家的文化语境。但总的原则是，不能因为传播地域不同而改变中医药本身所具有的特质。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世界各国因地域不同，文化习俗千差万别；但也有“隔山隔水不隔音”的同类归属感。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应尽量从中国与他国的关联文化入手，增进相互交流和理解，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

　　“迂回”这个表达其实是“借”过来的。法国学者、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研究古希腊时指出，如果要研究好希腊，需要“迂回”中国；只有“迂回”中国才能明白希腊乃至西方文明所特别的东西。这套方法对我们更为适用，但运用起来却更难。

　　“中国哲学”的学科在起点上，就把西方看成一种“普遍”的，以西方为标准来理解自己，把源自“汉语世界”的很多哲学智慧遮蔽了。“迂回”就在于把西方理解为“他者”而非“普遍”，重新确立中国的主体性。

　　当我们深切理解并研究西方哲学的机理与历程，然后回过头来“观照”自己，就会发现大量完全和“他者”(西方)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对自己“再发现”的过程非常重要。

　　当然，这不是要拒斥西方，而是需以“迂回”的眼光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平视“他者”，与“他者”对话、互鉴。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道路，与西方相比不敢说截然不同，但的确存在很多差异。比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上下齐心的抗疫模式，在西方就是行不通的。

　　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缺点譬如：重道不重器，不看重技术发展，不善于理论构建，不精于抽象思维锻炼。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就要接受文明冲突论；或者因为有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就要自我抹杀文明之间的差异。

　　事实证明，西方理论并不能阐释好中国经验。西方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当代中国的不适应，既反映在自身进行表述时的“言不及义”，也反映在他者观察时产生的误解乃至曲解。

　　新时代召唤第三次学术大转型。我们不应当再沉湎于用中国的实践去验证西方学界理论的正确性，或者让西方学界在中国学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化工作，将这些理论输回到国内来指导实践。这些理论并不契合也不能阐释好中国经验。

　　当代中国基本完成了从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转型，用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两三百年的路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条道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崭新的东西？颠覆了哪些基于以往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结论？蕴含着哪些中国道路的特质与奥秘？这实际就是一个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

　　准确地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这也就意味着，诸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面临着本土化转型。转型的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遍规则的若干预设。

　　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处于这个过程的初始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大转型已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统治地位的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用西方化的现代化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

　　当前，中国经验已经十分雄厚，中国材料已经汗牛充栋，中国案例已经无法穷尽，形形色色的具体微观研究成果也如恒河沙数，但是，当代学术界并未从这些东西中高度抽象出应有的中国理论、中国法则、中国定理、中国范式。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关键时刻、重大时刻，第三次学术大转型要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思想、出模型、出概念、出方法论、出话语体系转变。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是要回归到乾嘉学派，不是聚焦碎片化，不是奉某一学科的治学手段为圭臬，而是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研究现实问题，少做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研究，最终形成带有“出世”气质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真正将学问写在中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