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形成读后感锦集

　　《革命的形成》是一本由罗志田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的形成》读后感(一)：革命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开篇引严复“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展开相当惊艳，革暴君不过革一家一姓之命，于道统却是保守，无暴君而革命，乃革道统，无暴君也已丧失合法。 但是下面却歪到“小政府vs大政府”上去了，这什么啊，作者可能觉得从隔壁经济学科捡个概念，挺新潮挺酷，对于我从经管跨到历史，这根本就是个塑料伪概念。我裤子都脱了，给我看这个？用金盘子端上来，好期待，掀开是盘小龙虾，还是放在簋街也小只。 大小是相对的，就前现代，清廷对于欧洲中世纪绝对是巨无霸了，但是对于现代西方政府就小了，西方比本朝又小。然而未来由互联网加成，还可以更上层楼，千里万里，一家一人。 工具取决目的，大行政必有大政治。作者无意中揭示了清末十年目的的缺失：用山寨立宪，用激进的行动掩盖不知道真正的问题，自己的需求。速成而必败。 不要说清末十年，时至今日，中国革命已然成功七十余年，做到了，对于做了什么，仍然语焉不详。当然也不能苛求，周克商诸君，谁又能料到成就三代了呢？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革命的形成》读后感(二)：新政——清廷送给革命党人的“礼物”

　　此书为罗大师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新作(这个篇幅还水到了近200页也真是厉害哈哈哈)，但实际上并未从正面探讨辛亥革命，而是以革命的对象——晚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政治作为为切入点，考察辛亥革命前十年国内的政治走向和舆论形势，亦即革命形成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相较于中国以往的政权，晚清政府最后十年并无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的作为(其最大的失道行为是借“异端”——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八国联军，这使士人对清政府大失所望甚至绝望)，因而并未激起大规模的民变，而辛亥革命和稍早的立宪运动则是一种士变，按作者言，即谓“士为民代言”。

　　晚清政府的改革目的在于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无论是改善外国对中国的观感，还是因应国内变革政治的诉求，都表明新政确非清廷内部因素促成，这是清末新政最重要的特征。然而，无论晚清政府的改革动作如何主动，终挡不住稍后革命风潮的举国席卷，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场改革行动反而成为了革命爆发的加速度。简言之，清政府更多地是亡于自己，而非革命派。新政，尤其是立宪，给了革命党人很大的危机感，显然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立宪的成功，否则革命就将不再有合理性和迫切性。但新政和立宪推行的失败给了革命党最大的助力。

　　以往传统的小政府况且没有能力行使“大政府”的权力(王莽和王安石的失败即是例证)，晚清政府财政拮据，且于中央缺乏能办事的人才，又有借用异端力量的失道行为，统治力量和威信已经大打折扣，因此在推行大规模的改革前的阻力之大便不言而喻，且政府只靠几个留日“少年”推行徒有形式而不能有效联系国情的新政，“纸张天下”，而不知轻重缓急，并把实际责任下放给与中央关系紧张的督抚。督抚无钱无人，又不敢随意加税而激起民愤，因此便无法落实新政的“清单”，只得敷衍行事或干脆抵制。到了1910年，多数督抚终于彻底放弃了对清廷的信心，转而支持“开国会”这种自下而上的立宪倾向，少数督抚甚至在革命爆发时摇身一变成了新政权的都督，这表明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已进一步加剧自己与地方和民间关系的紧张态势，其结局可想而知。

　　虽然辛亥前夕革命派内部分歧不绝(比如，光复会成员倒孙动作不断，孙中山与宋教仁等人关于起事地点即经营地域的意见也不一致)，革命意志也较消沉(尤其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则在进退失据中，把失败的新政作为“礼物”送给了革命党人，给了他们最大的助力。于是，革命派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自此，革命又成为了一个被接受的用以挽救危局的选项之一，且接受程度随新政的一步步推行而越来越高，直至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骤然爆发。然而，革命的速成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中国仍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可见，近代中国人想要以一个简单的方案根本解决一个庞大的古老国家复杂的问题，无可避免地都遭到了失败，即使如此，后继者仍无法吸取教训，以一个主义拯救一个国家的声音即将覆盖整个民族。

　　《革命的形成》读后感(三)：是新政终结了大清吗？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

　　罗志田著 商务印书馆 2021-10

　　页数: 201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110年后回头看，因为“共和”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我们往往强调清末的危机如何深重，清廷的崩盘如何迅捷。问题是：真的如此吗？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尽管是导论性质，诸多论证藏身于作者的众多论文著述，但无伤于本书结论的成立与力度。比如：

　　（1） 清末的财政危机并没有比此前严重，更不如革命之后；

　　（2） 立宪与革命的动力很多是“想象与焦虑”产物：“中国的立宪主要并非某些社会群体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感觉受到压制，而更多的基于想要实现富强的国家目标，以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

　　（3） 清末十年中出现的变革，很多是“千年不遇”的大动作，比如废除科举，比如筹备立宪——用时之急，与意义之重大，其实是不成比例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社会主流意识相当急迫，只争朝夕；

　　（4） 新政并未获得比百日维新（就是戊戌变法）那种“纸上谈兵”更好的效果，大量行政资源被用于填表、改制与文件来往；

　　（5） 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尽管已经比以往的帝国政府更强势，但清廷仍然是“小政府”，它的资源在大国大变的过程中迅速耗尽（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大清立宪抄不了日本和英国的作业），使立宪运动从自上而下的和平推行，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抗议与倒逼。其结果，是立宪停留于纸面，不满延烧于朝野，一旦有一颗火星，熊熊大火就被点燃了。

　　所以，说“新政终结了大清”亦不为过——当然这是太过简单的结论，欲知详情，请读本书，以及书背后的众多著述文章，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