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家读后感10篇

　　《飞行家》是一本由双雪涛著作，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0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飞行家》读后感(一)：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

　　一、

　　双雪涛与《收获》编辑走走对话时，谈及自己在写作方面的野心：“只要你足够好，足够耐心，足够期盼自己的不朽，就可能完成自己的伟业。” “伟业”与“不朽”是夸张、虚幻的大词和身后事，而“好”与“耐心”确实是目前触手可及的事物。

　　这个时代，很多作家的名字在期刊、报纸和新媒体上频频出现，人们却想不起他写过什么，而有的作家的名字一出现，唤醒的则是作品的名字及相关想象，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写作意义上的成功的区别，双雪涛的“好”很显然属于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将一直与《平原上的摩西》（《收获》2015年第2期，以下简称《摩西》）捆绑在一起。

　　2016年，双雪涛先后出版了三部小说集《天吾手记》（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聋哑时代》（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很显然，这三部小说集都是双雪涛因中篇小说《摩西》声名鹊起后的衍生品。在这个每天都有“好故事”产生的国度，恰恰缺少能把故事讲好的人，于是这个像“火球从空中落下” 一样闪闪发光的故事，让人家记住了这个冷峻、克制的讲故事的高手。所以，双雪涛的“写作前史”也被挖掘出来，那些在《平原上的摩西》之前的许多作品得以集束性的出版。作品的优劣可以暂时不论，这些作品的出现却呈现了他成长为一个故事高手前的磨炼历程，这里是双雪涛的“耐心”。

　　二、

　　“二姑夫拉了一下一个灯绳一样的东西，一团火在篮子上方闪动起来。气球升起来了，飞过打着红旗的红卫兵 ，飞过主席像的头顶，一直往高处飞，开始是笔直的，后来开始向着斜上方飞去，终于消失在夜空，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是双雪涛最新短篇小说《飞行家》的结尾。毛泽东时代的宠儿市场经济时期的弃儿、昔日的工人阶级如今的下岗工人及其同伴、后代，以一种荒诞而悲壮的方式与这个时代和世界进行了告别，至于是无可奈何地自我放逐还是以沉默的方式进行壮志未酬般地绝望反抗，其实都是了无生趣的庸常现实张开其血盆大口时刻。在这个时刻，现实与梦魇、真实与荒诞之间的界限消弭，历史怪兽显形。

　　前述片段无疑能够表明双雪涛个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人，而与历史纠缠的方式确实能体现出一个故事高手的智慧和耐心。所以，尽管历史的幽灵常常在双雪涛的故事中闪现，但事实上，双雪涛并不是那种直面大历史写作的人，相反，一些历史信息会及其简约的方式在文本中一闪而过，然后很快淹没在双雪涛精心编织的故事中。

　　“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是有时候回来，没有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活。”

　　这里有着双雪涛面对历史的自信，借用他评价自己另外一部小说时的话来说：“这一句话解决了故事背景、发生年代、幅员广度、个体认知的所有问题，最主要的人物也出现了。” 通读双雪涛现有的所有作品，不难发现，他对大历史变革与个体/群体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及其敏感的，只是他不愿意把这些故事变成关于历史进程的肤浅论证材料。所以，大部分时候，讲故事时的双雪涛是这幅样子：他只是在以从容、舒缓的反讽语调推进着故事，偶尔会暼向历史、投过去一两个漫不经心的眼神然后继续心无旁骛地讲述下去，哪怕是与历史正面相撞的时候，他也会视若无睹地穿行而过，似乎谁也不能阻挡他把故事讲完。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历史从未在他的故事中缺席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早已把历史与人的紧张对峙编织进故事的纹理中。很显然，这个挺立着一个由精湛技艺所支撑的鲜明的小说观和历史观，即只有在精心编制的好故事的天罗地网中，历史怪兽才能被以一种具体、丰富同时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被诱捕、显形。

　　三、

　　就“虚构”的常识来说，这里并不存在特别复杂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尊严、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为历史怪兽的养料，双雪涛心知肚明且有切身体会，只是他不相信历史只有一种抽象的表情，哪怕仅仅只是狰狞和吞噬，也会有具体的姿势和形态，更何况历史与时代的每一次狭路相逢，最终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所以，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故事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历史不只是背景，同时也是以各种形态渗入进故事的有机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相互对峙、提防和彼此引诱、成全，也就成为需要依靠技艺和智慧来成全的事情。这些年，大家在与“虚构”有关的问题上，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所以常常会忘记，在常识层面做到卓越，杰作亦能诞生。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双雪涛的小说呈现了若干值得反复讨论的精妙之处。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利用“诱饵”诱捕历史。抛开话语禁忌之类的制度性问题，当代作家不乏虚构历史的野心，只是这野心仅仅表现为大而无当、外强中干的史诗情结，以至于让“虚构”拖着孱弱的病体在空洞的历史抒情和价值判断后面气喘吁吁、步履蹒跚，甚至暴毙途中。事实上，未尝不可把与历史相关的“虚构”未尝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祛魅。史学研究的主流是把历史还原为事件、数据和规律（或者说趋势），以证明这个学科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祛魅工程，同时史学理论本身的意识形态问题又会让祛魅的合法性变得迷雾重重。因此，与其迷信所谓史实的真实性、价值的正确性，将“虚构”降低为依附性的技术因素，倒不如直面“虚构”本身之于历史的可能性，即把历史从抽象意义层面解放，使之重新获得可观、可感、可交流的“肉身性”，借用梅洛·庞蒂一个说法，便是“不可见之物的可见性” 。历史发生的时刻，最初必然表现为人的遭遇，即个体的言行，并最终物化为文字和器物，这是历史消散后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构”介入历史的方式，便是用器物和文字对人进行招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逐渐脱离抽象意义上的神秘性和匿名性，逐渐呈现出具体可感的形态，这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祛魅，即重建历史表情，或曰历史显形。所以，帕慕克坚持认为：“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visual）的文学虚构” 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他坚持的另外一个观念则为“虚构”如何介入历史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即“物品既是小说中无数离散时刻的本质部分，也是这些时刻的象征或符号。” 帕慕克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并未明确指向“虚构”与历史的关系，但这句话却能很贴切形容，双雪涛在设置历史的“诱饵”（物品或器物）时所体现出非凡的匠心和能力。

　　《摩西》无疑是一篇杰作，把它置于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发展态势中来考察，它的光芒依然令人瞩目。冷峻、简约的语言，步步推进而又沉稳的叙事节奏，鲜明但是克制的反讽，机巧但是极具说服力和平衡感的结构设计等等，这一切精湛而又不炫技的审美修辞为了一个好故事出现做足了物质铺垫，最终将这个多声部的悬疑故事以一种饱满多质的形态呈现出来。就故事本身而言，它不仅具有类型故事的感染力、流通性、可读性，又具有意义层次多维度解读的丰富形态。这里暂且只分析其中的一个细节，一种名为“平原”的香烟烟盒（或者说叫烟标）的作用。

　　“烟盒”最显而易见的功能，就是解决了情节设计的基本逻辑问题。故事里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条线索，众声喧哗，彼此纠缠，一直到烟标出现，错综复杂的线索才建立一种比较牢靠的逻辑关系，由此，故事冲出迷局开始进入令人期待的“解密”程序。与情节转折并行的是多种意义在其中逐渐生成、汇聚。首先，香烟的上市年份是1995年，这个年份指向了国企改制及其带来的工人下岗潮。当历史与现实在文本中狭路相逢时，故事的起源便与宏大历史建立起了关联，同时“历史的原罪”的意味在现实语境中弥漫开来，越来越浓；其次，烟标上的那幅画源于一个日常场景，它是叙述者之一的李斐在现实困境想起的“另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历史变动前日常的美好与当下的绝境彼此提醒，历史就这样明火执仗地闯进私人记忆和日常领域直白宣示自身不容质疑的权威和暴力；再者，烟盒最后一次出现是故事结尾的时候：

　　“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飘着，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

　　烟盒在这里不仅仅是连接了两个个体的私人记忆，它延展开来却是历史变动前同属一个阶层的共同记忆。如果说，烟盒在情节上制造了一种戏剧化的冲突，即昔日的发小如今却是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对峙，那么，冲突、对峙背后秘密也就再也无法隐藏。曾经为着某种目的被塑造起来的一个阶层如今又被同一种历史力量拆分不同阶层，并随着代际传递日益隔绝。所以，隔开两人那片水面在渺小烟盒反衬下，更像是历史的汪洋，表面上的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消除沟壑的“平原”永远只是停留在画面中的幻想。

　　我无意宣称《摩西》必将成为未来的经典，只是强调双雪涛在处理与历史有关的“虚构”时，将历史洞察力转化为创作实践的能力，这一点恰恰是当下许多作家所缺失的。无论如何，“诱饵”的精心设置让历史不断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中不断具象化，于是，历史表达便言之有物，现实描绘又有纵深感，历史、现实、私情血脉相连、彼此成全。做到这一点，一部充满意义张力的小说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

　　如果说，《平原》的篇幅给双雪涛诱捕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耐心，甚至可以将《摩西》视为一个作家的才华、灵感昙花一现的产物，那么稍后发表的短篇小说《跷跷板》 则让我们看到双雪涛在短兵相接迅速捕获历史的能力。同其他作品一样，双雪涛用他一贯的冷峻、克制的语言和出其不意而又恰到好处的反讽语调讲述着故事，医院陪护老人多少有点百无聊赖。然而，小说快结尾时，一具骸骨的出现，瞬间反转了小说的叙述基调，眩晕和惊悚的叙述氛围迅速回溯并统治了整部小说。这个眩晕和惊悚根植于对历史的深深恐惧，而“诱饵”正是压在骸骨上的跷跷板，移开跷跷板，便是打开了历史的潘多拉魔盒。

　　事实上，“跷跷板”只在小说里出现三次，除了最后一次，前两次都显得无声无息，事后想起却令人毛骨悚然。它首次出现于一场有些寡淡的相亲时的聊天中，“跷跷板”对相亲对象（后来成为女友）而言，意味着童年记忆和父爱的化身。另外一次则出现在女友父亲的聊天中，女友父亲说自己在国企改制时期曾经杀死了同事就埋在跷跷板下，但是“我”很快发现那个人依然在为女友父亲看守废旧的工厂，所以与其说这是临死前的忏悔，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濒死前出现严重幻觉的人的胡言乱语。但是，当骸骨真的出现的时候，上述场景便被重新赋予了意义。我们固然可以把骸骨视为人性罪恶的证据，甚至可以说被掩盖的历史罪恶重见天日。然而，如此浅显、直白的隐喻绝不是双雪涛的目的。事实上，“跷跷板”两端所承载的意义所形成的张力才是这篇小说深刻之处。很显然，亲情、血缘、成长记忆等私人伦理在其中的一端高高扬起、闪闪发光；而另一端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以亲情为名的犯下的命案在私人伦理面前既合理又荒诞，此刻的“跷跷板”大约是平衡的。然而命案发生的源头则是，历史变动所造成的人际关系、个体命运的变动和阶层分化所造成的对立和隔阂，并在人性层面表现出来。当历史变动所造成的种种沟壑需要真实的血肉之躯来填平的时候，跷跷板便严重失衡，甚至有把私人伦理抛出的危险。在这里，追究死者究竟是谁没有丝毫意义的，更为巨大的问号矗立在那里：在当今，我们竭尽全力保护的私人伦理和个体成长记忆，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历史暗中操作的结果？换句话，如果历史洋洋自得的狰狞表情才是一切真实的根源，而我们赖以凸显自我身份及其认同的私人领域只是幻象，我们将如何辨识自身和周围的景观？

　　前述提及的《飞行家》大概是双雪涛创作中相对来说比较直面历史的一部。一个壮志未酬的下岗工人，和他的以替别人讨债为生的儿子，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做了了断。历史创伤的代际遗传只是这个故事表层意蕴，“飞行梦”及其承载的历史反讽才是有意味的形式。1979年的初夏之夜，李明奇酒后在屋顶畅想飞行梦是这篇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让人觉得“世间伟大的事情，好像都是从李明奇目前这种手舞足蹈的醉态里开始的。” 事实上，这个国家刚刚摆脱一段梦魇般的历史，李明奇个人也正逐渐从因那段历史所导致的家庭变故的阴影中走出，所以说，此刻李明奇的亢奋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偶发抒情，而是正与国家共同分享某种同质化的激情。所以，李明奇所畅想的飞行梦也并非止步于个人兴趣，他的飞行器创意所展现的前景充满了浓郁的日常气息。因此，这样梦想更像是国家情绪感染下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设想，毕竟李明奇连飞行器普及后的交通信号灯设计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这很容易被理解为有关未来社会基本秩序想象的隐喻。只是时过境迁之后，先进工作者变成了社会弃儿，不变的只有个体的持续迷醉及其顽固的飞行梦，它矗立在那里醒目而刺眼，以一种极其尴尬的方式提醒，历史随心所欲而又极其功利地对人的角色和身份进行赋予和篡改。当飞行梦通过一种非常简陋的方式，即“热气球”，来实现的时候，历史的荒谬感便升腾而起。这里的“荒谬”并非是审美修辞，而是事实描述。因为，在这一刻“历史”、“虚构”、“现实”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三者完全实现了运行逻辑的同一性。马尔克斯与略萨的一段对话可能有助于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在谈及“虚构”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时，马尔克斯曾说：“在拉丁美洲，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现实……我们周围尽是这些稀罕、奇异的事情，而作家却执意要给我们讲诉一些鼻尖下面的、无足轻重的事情。” 在马尔克斯看来，拉丁美洲始终在以荒诞的历史逻辑在运行，现实中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对此，作家的态度只能是：“我以为我们必须做的就是直截了当地正视它，这是一种形态的现实。” 反过来说，直面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即“那些极其可怖、极为罕见的事情” ，其结果便是修辞效果和故事内容中呈现的“荒诞”和“魔幻”。略萨对此的评价是：这是“给人以某种幻觉之感的这种习以为常的现实存在” 。直言之，这不是“虚构”层面的技巧和想象力的问题，而是对现实真实性的洞察力和对具体经验中历史痕迹的敏感性的问题。

　　四、

　　双雪涛对历史的洞察力在他较早的创作中已经展现出来。《聋哑时代》里的每一章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精彩故事，因此这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更像是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故事集：

　　“这样按部就班的一对幸福工人阶级不会想到，到了我小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已经岌岌可危，我饭桌上听见他俩经常哀叹厂长们已经开始把国家的机器搬到自己的家里另起炉灶……

　　那个外面一切都在激变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却是一首悠长的朦胧诗，缓慢，无知，似乎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期盼，之后的每一个夏天都无法与那个夏天相比。”

　　于是，随后的中学生活便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体内容，然而这些故事无一不呈现出阴郁、压抑的扭曲形态。所以双雪涛对此评价道：“我初中的学校，在我看来，是中国社会的恰当隐喻。控制和权威，人的懦弱与欲望，人的变异和坚持。” 不难看出，双雪涛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成长轨迹与大历史的纠缠。所以，写作便成为对这种关系的辨识和清理，既是对自身经验的重新确认，也是展示历史对人的塑造过程。对此，双雪涛有着同龄人少有的清醒：“只有把初中的磨难写出来。而我一致认为，那个年龄对人生十分关键，是类似于进入隧道还是驶入旷野的区别。” 追溯青春记忆的历史起源，其实便是辨识、标记一代人与其他历史代际不同的历史经验、历史感受。如双雪涛自述的那样：“写出我们这代人有过的苦难，而苦难无法测量，上一辈和这一辈，苦难的方式不同，但不能说谁的更有分量。” 这段自述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些年的一个“伪命题”，即不断有人指责大历史在青年作家的创作中是缺席的，或者说“80后”作家不关心大历史。只是大部分讨论都是空洞无物的，显示了讨论者自身在常识层面的缺失：一是对历史经验、历史感知方式的代际差别视而不见；二是误把“虚构”中的“历史”理解为棱角分明、清晰可见的道具装置或舞台表演的幕布。事实上，双雪涛在《聋哑时代》这样的早期创作中就有力地反击了这样的指责，他不仅呈现了一代人的成长轨迹、生命历程如何被大历史塑造并区别于其他历史代际，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写作表明，大历史就生长在个人具体的经验中，只有通过对个人经验繁复而精细的描绘，大历史才会以具体、可感的形态现身。直言之，只要个体经验处理得足够有张力、饱满、充沛，书写个体经验便是书写大历史，甚至可以说，个人经验即是大历史。

　　或许是因为这些经验都过于沉重，以至于双雪涛在看清历史的表情之后，总是试图逃避。《跷跷板》的结尾，“我”想“痛快地喝点酒”。《飞行家》结尾处，“我非常想赶紧回家睡觉”。即便是《摩西》中貌似明媚的结尾，其实也是双雪涛对逃离意图的掩饰，因为这个想象过于自欺欺人。其实这不难理解，与历史缠斗是一个全神贯注斗智斗勇的过程，而当历史怪兽真的现身时，无能为力的挫败感便蔓延开来。努力地看清历史真相后，绝望的倦怠感总是会扑面而来，除了立刻逃离的冲动，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不是双雪涛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处在历史阴影中的这个国家的民众普遍的精神困境。如果现在还要求作家通过“虚构”去解决历史困境或描绘未来蓝图，无疑是迂腐而愚蠢的。只是当下很多作家，连描述这种困境的基本能力都是匮乏的。双雪涛不仅出色地描述了这种困境，或许还找到一个能带来些许安慰的方法，即通过不失时机却张弛有度的反讽，抓住历史尴尬的时刻：

　　“毛主席（笔者注：广场雕像）的大衣也开始掉毛，离远看去，好像患了牛皮癣，因为脸上的皮也掉了几块，所以原先和蔼可亲的笑容也看着诡异了，近于狞笑。”

　　事实上，“反讽”发生的时刻，也是文学自身虚妄显形的时刻。这样的时候，往往只是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面对历史时，“虚构”确实只是“无能的力量”。然而，片刻的逃离、短暂的慰藉后，还是要继续面对历史将西西弗斯式的缠斗进行下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所以，这也是“虚构”还在继续被我们需要的理由。

　　2017年1月25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晚上七时二十五分 梦都大街50号

　　【作者简介】方岩，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扬子江评论》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原刊《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飞行家》读后感(二)：帆少事件后对豆瓣读书的一点感慨

　　今天连续看到两个给该作品打分的广播。一个四星，一个五星。当然文盲加文化圈外人士的我找不到免费电子书资源来看这部作品。网上搜索了下，在卖书的链接下面找到了一段节选。

　　看完这一段，坦白说有点失望，至少和简介里说的“3. 当代中国最具大师潜质的青年小说家，创造新的美学原则”差距有点大吧？如果是豆瓣阅读里的免费作品，我大概会手痒在批注里重新整理成下面这样。

　　“高旭光被瓦片的声响弄醒了。他用余光看见坐在他身边的是李明奇。他心里有点奇怪，这房顶全家只有他一个人爱上，李明奇爬上来这是干什么呢？

　　他抬起头放眼看去，天上没有星星，也看不见月亮，只有一团无止无终的黑暗。夜晚比白天凉快得多，偶尔有风吹过，掀起他身上薄毯的一角，仿佛是这团黑暗对着他哈气。又或者是黑暗在与他交谈，只是他不懂它的话语。低下头，能看见几个房顶和几棵榆树。所有房子的窗户都是暗的，只有一盏路灯，在不知谁家的门口亮着。

　　这是高旭光熟悉的景象，或者说是他期待的。有时他很纳闷，家里这一团人，每天在忙着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值得争吵？坚持和妥协，为之喜悦，为之生气，还有少不了的哭泣和谅解。他也闹不清为什么上帝把高立宽赵素英高雅春高雅风和他现在还有李明奇，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放到一块来。为什么他每天需要面对的处处影响到他生活的是这几个人？而不是几个美国人苏联人爱斯基摩人或者是外星人。

　　他和他们心意不能相通，在乎的事情也不同。大部分时候他只觉得他们吵闹。他喜欢读书，但是不想考大学。全家人除了高立宽觉得没大所谓，其他人都跟他急过好几回。对他们而言，一个读书人变成大学生，就像是马儿钉掌一样。可是高旭光并不这么想，他有他的考虑，只是从来不说。

　　第二点是成为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刚刚过去的十年二十年，这些人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呢？他曾看着他的一个同学用刀挑豁了老师的鼻子。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刀接过来，在她脸颊上再划一刀。今天说一，明天说二，现在高考恢复了，谁担保不是另一次引蛇出洞呢？念来念去变成一个臭老九？臭老九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虽然高旭光喜欢知识，也还是不得不认为：臭老九就是臭老九。

　　第三点是与他同一个班组的一个女工，今年和他走得很近。那个姑娘很阳光很单纯，愿意接受他的沉默寡言和忧郁。他也觉得如果非得和一个人度过一生，这个女孩是可接受的一种方案。他觉得婚姻生活是这么一种东西，孤独当然是很好的，不过发疯是不好的。婚姻也许也会使人发疯，不过是一种社会意义的疯癫，类似于一种沮丧和失望，而不是灵魂本质的分崩离析。况且赵素英企盼着这件事，或者说是她唯一的企盼，期盼家里出现第三代人，最好是一个孙子。

　　还有一点，可能高旭光自己并未觉察又或者不愿意觉察——那便是一种麻木。脑中的某一块，过去的十几年被纷乱的现实像强光一样持续地照耀，以至于不再有太多的感觉：不愿意做太多的变动，即使是令自己的人生道路通向一个有希望的所在的小小冒险。”

　　砍掉些逗号，加些句号……把“视野的上部”让我忍不住想吐槽不是坐在MS的驾驶舱里的说法换成我们文盲小学生喜欢的俗句……把WD和WG的并列关系，改成从属关系……至少从我个人的文字美学来说，我不喜欢原本作者的那种语言。所以我就打个三星吧。（豆瓣阅读里那些文笔差不多的，不幸被一星狂魔的我撞进去，可能也就给个两星，三星是预支了内容有加分的一星。）

　　废话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

　　一是简介写低调一点。

　　二是少用点逗号。

　　三是前期拉来打分的人不要五星发得太凶。

　　如果仔细纠结，这部备受好评的作品我想吐槽的“逗号太多”“简介太浮夸”“前期分数虚高”跟前段热门事件的“帆少”有多大区别？五十步与百步？

　　《飞行家》读后感(三)：在者恒在，去者不回

　　从《平原上的摩西》到《飞行家》，在者恒在。 比如，艳粉街、刘一朵、借住车间的少年、在拖拉机厂工作的父亲。 比如，热爱“穿越”，让过去和当下分别出发，看它们会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于“虫洞”相逢，携手眺望不确定的未来。 比如，热爱“数学应用题”，甲从东边来，乙从西边来，他们以受不确定事件影响的速度向中部挺进，看他们会在何处以何种方式狭路相逢，没有勇者胜。 从《平原上的摩西》到《飞行家》，去者不回。 比如，《跷跷板》急刹车般的卡佛式结尾，《刺杀小说家》中“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的青年，《飞行家》荒诞又感伤的告别或曰放逐。 同样是豆瓣高分新书，对我而言，理想国的《飞行家》好过中信的《丙申故事集》许多。 既冷又暖，没在北方生活过的人，可以读双雪涛体验。 他真的有天分，还带着福克纳、卡佛、村上春树、麦克尤恩的密码。 眼前这本书收了九部中短篇，我最喜欢《光明堂》，无所有，无尽藏。 P.S. 唯一不满，指向编校，低级错误扎眼，比如“一双小手”变成“一手小双”。

　　《飞行家》读后感(四)：种胭脂的人

　　看《平原上的摩西》，应该是在一个冬天，大雪刚过，那时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北方干冽的空气味倒灌进鼻腔，只有一个想法——冷。

　　华北，东北，列车驶过去，满目萧索，这些年在北京见过许多东北人，我不太喜欢他们言语里的大碴子味，但我又十分清楚，在他们血液中，也流淌过和我一样的东西——在一座工业衰败的城市，作为下岗工人的后代，如何穿越那些贫穷苦难的少年岁月。

　　艳粉街一开始叫艳粉屯，属铁西工业区第二段，明末时，努尔哈赤分封八旗，此地为镶蓝旗属地，清朝时，艳粉屯是郑亲王领地，当地居民专为王府种植做胭脂的植物，这些植物的功用是给王府内眷化妆用。

　　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个民谣歌手，后来又出了个作家，他们创作的方式不同，但内核相似，都是为了纪录这个曾经被遗忘，也终将被遗忘的角落，这数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用“拆”字盖了戳，我再回到故乡时，既找不到童年居住的房屋，也找不到小学和中学，连高中都挪了地，那些砖瓦的实体已经粉碎、消失，只有精神上还存在我的颅内磁盘中。

　　大部分人都从童年写起，双雪涛也不例外，他用短句加东北往事，给大家端上了一盘硬菜，我在南方居住时从未听过“硬菜”这个说法，只有北方人在看到餐桌上上来大鱼大肉时会满心欢喜的喊“硬菜，来吃硬菜”。

　　这种“硬”首先体现在笔法上，双雪涛曾写过一篇自序，叫“我的师承”，言辞间不掩饰对王小波的喜爱，但较之王小波，双雪涛更爱使用短句。喜欢用短句的人像刀手，沉默、寡言，双眉一拧，就大开杀戒。短句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和节奏，口语化的短句更能做到滴水不漏（形容词，修辞越少越好，一般来说，比喻功力不行，不使用莫名其妙的比喻是对自己和读者的尊重。）。

　　应该说，在《飞行家》这本短篇小说集里，《跷跷板》、《光明堂》、《飞行家》这几篇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更像《聋哑时代》时期的双雪涛，行文上依旧是以短句口语对话来推动，中间穿插叙述，有人诟病双的小说有些啰嗦，问题也出在这里，要使气息与语意连贯，不出现废话不太可能，穿两句有点幽默的话，无伤大雅，又能连贯上下文气息，这也是无奈之举。

　　个人比较喜欢《刺杀小说家》和《北方化为乌有》，前者可以看出作家的企图心，后者有让人会心一笑的生活细节。在这本小说集里，双雪涛提到了博尔赫斯、村上春树、弗兰纳里奥康纳、麦克尤恩，这几位恰好也是我喜欢的。

　　之前看过《天吾手记》，当时双雪涛拿了台北政府的一个写作资助基金，写下了这本，因为开头试图模仿村上春树，后头又有他自己的语言质地，看起来有些割裂，到了《刺杀小说家》这篇，潜文本和明文本交织得更好，古代故事那部分让人想起余华的《鲜血梅花》。

　　在《飞行家》这本短篇集里，如果说有两个暗藏者，那么一个就是住在艳粉街的少年双雪涛，一个则是混迹于京城的小说家兼编剧双雪涛，作者的真诚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掩饰某部分的生活经验，但他同样能用想象力裁出另外一块布，覆盖在现实剧情之上。

　　工作枯燥无解时，我总想起那个还是银行职员的双雪涛，前一秒还在和客户领导点头哈腰周旋，下一秒就点开文档，沉浸于文学频道，人在这种双面生活中反复穿行，没有失去真心，还能坚持到底，本身就是一种可贵品质。

　　不知道专职写作的生涯给他带去了什么，想必，以村上春树为文学偶像的他，应该也是一个长跑型选手，每天闭门规定自己写多少字，写不完不出门，在上周的新书讲座及签售会上，双雪涛留了两撇小胡子，我不太明白胡子的寓意，究竟是忘了修剪，还是给自己一个年龄标志，或者纯粹是没时间……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我仍希望他能真诚写下去，写的更好。

　　当代文学固然让人失望，但总有人撩起星星之火，这便是好事，我记得双雪涛写过一句话，他说——“感谢在这个时代还在编辑小说和阅读小说的人，想起抗战时期日本人打进某城的时候，有一群伶人穿着戏服，扮成秦琼关公骑着战马去抵抗，真是滑稽的人。我希望我们都来做滑稽的人，那也许同时也是一件相当牛逼的事”

　　滑稽的伶人，也需要面子和里子，我想起数百年前的艳粉街，有一群人在家里种胭脂，种完后朝自己脸上抹上两抹，这算是自娱自乐的小众娱乐，无论如何，还有人惦记着这件事，就很好。

　　.S. 几个月前给另一位作者的书打了三星，说过誉，被人隔空骂了，现在觉得，那个打分不冤，我的分数是给真正写的好的人的，在这里，怜悯没有意义。

　　《飞行家》读后感(五)：天真的和感伤的“飞行家”

　　做小说编辑有一些好坏参半的特权，比如能跟活生生的文本创作者打交道。

　　关于这一点“好”的意义不必多说，但我应对它时往往谨小慎微、思虑重重。对于一个偏执的读者——顽固地将故事叙述者与文本创作者划等号，作者真切现身、与自己同属一个时空，这种事多少存在着导致文字建构的世界崩塌的危险。

　　但是见到双雪涛那天，有一幕让我觉得冒点风险，或许也是值得。

　　对于《飞行家》第一篇中一个角色的理解，我们两个早期的读者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结尾的看门人到底是谁？两种解释往台面上一放，似乎都有些道理又都缺点什么。那天下午见到作者，我们赶忙抓住他求个究竟（现在回想起来，向一个小说家寻求他故事的“确切性”，真是一件愚蠢又徒劳的事情）。

　　我很感激他当时的反应——将故事叙述者和作者分离开来。当时他往烟灰缸里迅速掸落烟灰，给了我们三秒钟诚恳的凝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啊。”

　　至今回忆起这句话，我还能感到后脖颈似有冷风一阵，心肝震颤又狂喜。这是一个双雪涛式的回答，对于整本书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而言，这是最完美的答案。

　　推理

　　第一次在《小说课》里读到毕飞宇分析海明威的《杀手》时，我被他从海面上的冰山一角看到海面下整座冰山的分析能力所折服。面对极简的叙述，我们大脑的自动完型功能就会处于活跃状态，我们从此类文本中获得的快感，绝不亚于面对那种能够打开我们所有感官的叙述。

　　对于作者的“动词崇拜”，以及我们为此需要做的阅读推理，《光明堂》里三姑对林牧师表达心意的一幕，可能是最佳范例。

　　第一步，三姑试探，问对方是否知道自己的愿望，得到“无法全知，知道一点”的回答后，二人进入“了解彼此心意但仍在揣测程度深浅”的阶段。有了这一步，双方关系才有推进下去的可能。

　　接下来，三姑简短却层次分明地铺垫，引林牧师布道时那句“当你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这本是上帝与信徒的对话，她用林牧师的话语方式传达自己追随他的心意，这句话本是布道，此时却变成两人的暗语，这俗世的感情里，是一抹神圣、笃定、克制和默契。

　　最后，林牧师点头说“知道了”，两个人心意的交接往复到此完成。此时，来了最动人的一句话，“有那么几秒，我感觉他的眼睛变成了金色”——这是整场暗流涌动的对话里唯一的一句形容。

　　一系列没有情绪、没有立场的动词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巨大的张力，当读者在情感无处安放、情绪无法定夺的边缘徘徊游荡时，这股拧着的力量通过一句稍带色彩的话迸发开来，猛然重击在你心上，你的心感应到这种力道，瞬间被它击碎、被它融化，在这种夹杂着疼痛和震撼的余韵里沉醉良久。

　　再来看下面一幕。听闻林牧师“让人捅了”的消息时，三姑正在擦窗户，从得知噩耗到站到尸体边，其间，三姑还做了三件事：拧干抹布、擦手、问死了没。我们看不到三姑的神情、听不见她的语气，但在三姑表白心意到听到噩耗之间有这么一段，至关重要。

　　“三姑哼着歌把讲堂扫了两遍”——分明心里有欣悦难掩；听到门外自行车声，她“从梯子上下来，抹布扔在水里”——分明是在焦急等人；看着门时她“一手拽着裙子边，一手放在胸口”——分明有焦虑有忐忑有期待。依旧没有一个形容词，但一个近似怀春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自然得出这样的推理结果：三姑意切情真，并非儿戏。

　　这一推理就使得她得知林牧师已死的反应变得意味深长。我们不得不再进行一次推理，从三姑这个人入手。

　　三姑张雅风的故事，大姑在信里只言片语交代过，我们也只能从片段里揣测她好强、倔强、坚韧的本性，出国、风光、又被抛弃的经历，不顾家人反对的爱情，独自抚养女儿的不易，一手打点光明堂的气魄，跟危险的追求者老高周旋的聪明……总而言之，三姑不是一般人。

　　死去的林牧师的衣兜里，左边是圣经，右边是一条崭新的春天戴的丝巾。三姑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又把丝巾戴上，消失在路灯的阴影里，没有回头看任何人。三姑的性格决定了她不形于色的悲恸方式，也决定了她对出走的选择。是信仰，是爱情，也是她敢爱敢憎、自我放逐的流浪者的天性。

　　一个个体的复杂性，在短篇小说里，要靠无数看似不经意的片语只言去铺垫、去累积，直到我们看到人物的某一次抉择、某一个行为，将先前所有细碎的信息点，汇聚成一波高高扬起的巨浪，这股浪出现得有力道、合情理、掷地有声。

　　这是属于双雪涛的语言，这就是他独有的文字美学。

　　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略萨有这么一段话：“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是渐进式的，通过暗示、蛛丝马迹、几乎没有留意的模糊脚印。只是后来到了追溯往事时，那一系列线索和大量令人怀疑的事实以及不连贯片段的积累，才让我们意识到……”

　　读双雪涛的故事，读者需要更多的推理与思考。作者已经把证据码在桌面上，我们需要从一个个看似冰冷、没有色彩的物件中，生发出一种联系，这是奇妙的智力游戏，但一旦“推理出”这种铺陈的奥秘，那么无限的快感就能生长出来。

　　旁支

　　在故事的写作里，偏离主叙事线的是旁支线索，它们的作用至少有三：交代背景、丰富细节、埋下伏笔，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主线服务的。但《飞行家》里有一些功能不明的旁支，让我困扰又着迷。来看《间距》。

　　《间距》的主线是“我”与外号“疯马”的朋友马峰合作写一部电视剧。开篇在一个酒局，“我”说北京的饭局充满故事，然后就来了一个故事。前一晚女助理被男编剧无缘无故暴揍一顿，作为补偿，编剧同意对方拿起酒瓶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其后二人离席包扎伤口，编剧的脑袋被包成棉签状后回来接着喝酒。

　　这是一个典型的意义模糊、面目不清的旁支。往小说的中间部分走，在交代“我”从老家沈阳来北京五年的境况时，小说里有如下这段话：

　　除了写东西，唯一的爱好是搭地铁末班车。几乎每次都会遇见酒鬼，各种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吐了一地，周围的人都躲远了，过了一会，她醒来一点，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跪在地上慢慢把呕吐物擦干净，好像在收拾自己家的地板，然后趔趄着走下去。还有一次看见一个老人，戴着体面的灰色围巾，双眼紧闭，突然站起来把围巾穿进头上的拉环里，把脑袋套进去，可惜拉环太矮了，他就这么把脑袋搁在围巾里，睡着了。

　　紧接着，《间距》里出现了整本小说集最触动我的一幕。疯马在梦里跟妈妈说，“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一瓣给你，照顾你，一半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就是在这一瞬间，我突然被一种自我分裂的痛苦、灵魂深处的压抑，击中了。

　　回溯到开篇那荒诞的一幕，旁支细节的魅力就在于意象的叠加、意义的积累，最终营造一种氛围，直到某个节点，量变终于引发质变——我们意识到，这些荒诞性里是一种现代性的生存困境，。一个令人信服又舒服的文本需要一种一以贯之的气场，这股气场的辐射力度取决于写作者意志力的强大和稳固。

　　今年是我在北京的第七年，很幸运，搭末班地铁的次数屈指可数，仅有的几次也没遇上过怪异的人事。但在《间距》里，我似乎能捕捉到自己的影子和这座城市的气质——我们以一种怪诞、疲惫、可悲的方式，维持着生而为人的那点可怜的、矛盾的、随时会崩塌的体面，这是一个巨兽般的现代都市对活于其中的每只蝼蚁的教化，也是支撑我们不被生存击溃的微渺的尊严或温情。

　　《飞行家》这部集子里有数不清的旁支，它们看似和主故事线若即若离，但玩味起来却乐趣无穷。《跷跷板》里“我”和刘一朵的感情线，《光明堂》里廖澄湖的泥像、柳丁的母亲、林牧师的过去，《飞行家》里李正道的自杀，《宽吻》里“我”的出轨，《刺杀小说家》里“我”无处可寻的女儿……

　　所有这些线索都没有展开的余地，没有清晰的开始和结束，没有充分的交代和准备。随着主线的突然结束，这些线索就这么没头没尾、没着没落地搁置在那里。

　　在对作者的告白里，我多次提及直到他我才开始读短篇小说。但直到写这篇文章我才意识到，这不仅是对一个文本类型的接受，更是对一种生存状态的接受。

　　我一度偏好长线叙事，喜欢每条线索都交代得清晰明朗、有始有终。往深了说，这符合我曾经对生活的理解，满足我对于“完整性”的期待：活很久，并在这期间将遇到的每件事、每个人都处理得明明白白。我拒绝其他的状态，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头观望时才惊觉生活里塞满的，全是偶然，全是碎片，全是遗憾。

　　感伤

　　帕慕克从席勒对人性的两种分类，延伸出这世上有两类小说家：天真的和感伤的。天真的小说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采用的技巧，率性地写作，仿佛在执行一个完全自然的行为，根本不关心写作的人为层面”，而感伤/反思的小说家则代表另一种心智，“明知文本的人为性，却一样沉溺其中，他们关注小说写作的方法”。

　　这种天真与感伤的分类，是帕慕克的理解，我没法强行安到双雪涛的头上。对于他的“天真”和“感伤”，我有自己的理解。

　　我记得自己以一个编辑的专注和一个读者的痴迷，逐字逐句读《飞行家》的感觉。

　　第一篇读的是《北方化为乌有》，觉得熟悉亲切，是我认识的那个写摩西的双雪涛；读到《跷跷板》时感到欣慰，无疑他对自己独特语言风格的把控，以及短篇小说最大魅力（我私以为是对偶然性和多线头的处理）的呈现，进阶了很多；读完《光明堂》后，我在欣喜若狂和不知所措之间挣扎了很久；读《间距》和《宽吻》时，我泪眼朦胧，几乎已经不太认得出他……

　　我好像至此才明白过来，他已经不是《聋哑时代》的他，也渐渐迈出了《平原上的摩西》。自此，他基本走完了他写作的青春期。写作的青春期和成长的青春期具有相似性：是本能而非技艺作为最主要的驱动力，是自我的、官能的和记忆的，是天真的。

　　他管《聋哑时代》里所写的这个阶段叫做“纯液体的阶段”：流动的，非常敏感，求知欲非常强，非常非常脆弱，对爱情的向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压抑的反抗，在那个时期非常非常明显。

　　对于一个二十七八岁才真正开始写作的人而言，书写这段“液态时光”太重要，他必须将自我的灵魂扒得干干净净，反复拷问本心和初衷，并最终紧握住它，才能睁眼看到世界，才能在这条路上长久地跋涉下去。

　　由此，我将他来自故土的、青春的记忆的写作，称作是“天真的”，而由新鲜经验促发的写作称作是“感伤的”，因为人对于新鲜事物的反应往往是防备的，技巧的，伴随着更显性的慎夺和反思。

　　这是个幼稚又呆板的划分，但又有点意思。在这个框架下，《聋哑时代》是绝对天真的，《平原上的摩西》不论其叙事多酷炫、笔法再老练仍旧是天真的，安德烈、大师都是天真的。但《飞行家》里无疑有太多的感伤。

　　《飞行家》里有几个来自东北、游居北京的角色，均以第一人称出现，这个“游”里没有闲适，只有漂泊。《间距》里的“我”和疯马，《飞行家》里的“我”，《北方化为乌有》里的“我”。第一次，我对双雪涛的故事，由对衰落北方、对奇人异事、对侦探悬疑，甚至是对校园青春的好奇，转向一种深刻的共鸣，并坚信，他能带着他独有的“天真”，去碰撞更有普遍意义的“感伤”。

　　作家曾在一次演讲里说，“人生只能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不可避免的，要不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飞行家》的“感伤”，将他心中的这种“不应该失去的”东西衬了出来。

　　天真

　　《飞行家》文案最难的部分，是敲定封面的一句话，它是对整本书的凝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作者最本质的呈现。最后，“凡人”、“自由”和“尊严”，这三个关键词现在咂摸起来，正是我所理解的双雪涛的“天真”。

　　这里的“凡人”，更是边缘人。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是整片北方的被边缘化，整座艳粉街的破败，整个的家庭窘迫。楼下修鞋师傅是个隐秘的杀人团伙成员，因上山下乡永久错过学习机会的父亲是个象棋大师，同学朋友里不乏惊世骇俗的反叛者……他的故事里有数不清的现实写照。

　　这些实在的经验和记忆决定了他书写对象的特征，决定了他看待人事的着眼点，甚至决定了他认知自我、理解世界的方式。如果这种边缘感足够深刻，它就不会随着身份的转变、地理位置的迁移而发生丝毫的改变，反而会扩大、进化、升华。

　　我无比理解他这种无法摆脱的边缘感。想起我走出故乡的那一步，绝非一步登天，而是我去更复杂的环境里应对我的边缘人身份。

　　作为一个残酷的读者，我希望我热爱的作家永远是边缘人，是被创作的极乐和绝望不断折磨的精神上的边缘人。我需要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需要他心里住着一个魔鬼，需要他永不落入俗世的快乐。就像《刺杀小说家》里那个潦倒、痛苦的小说家，“甘愿过井下的生活，其他事情都了无意义”，因为“我听见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你被选中了，别无选择了”。

　　双雪涛喜欢斯坦贝克那句“被蝴蝶引上山顶的少年”的比喻。

　　《翅鬼》获得“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之后的两年，双雪涛的银行职员生活更加难以平静，创作欲井喷，在工位电脑上看下载的一千本电子书没法满足，业余为《看电影》杂志写影评也没法满足，直到得知台北市文化局在资助作家写台北主题的长篇小说，而他的写作计划入选了。第二天，他把银行的铁饭碗砸了，要做职业小说家了。

　　不知道那一天，他是不是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你被选中了。从《翅鬼》到《飞行家》，这里头是小说家对庸常的抗争，逃离和飞行的梦想，对自由的追逐，是“蝴蝶的引诱”。

　　这种自由里天然包含着尊严。对于《飞行家》如何赋予平凡人尊严，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不赘述，是其中动物的尊严感让我眼前一亮。《宽吻》里，阮灵的海豚即将死去，是游泳池的狭隘破坏了它们声呐的功能，是失去方向感的痛苦，是不能在不自由的牢笼里苟活下去。

　　海豚这个意象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是这样的，“海水污染了，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杀，直挺挺地，一死一片”。海豚是无法苟活的生物，那我们人呢？

　　我是个南方人，除了因为看不懂而需核查文本里出现的每一个东北方言用字之外，还经常需要脑补“铁幕般的大雪”、“结冰的湖面像镜面”、“扯着衣领像要问些什么似的大风”。我羡慕他有他的北方，并坚信，他最深刻、最珍贵的天真都是北方给他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故事里总有股我无法言明的力量。“我”牵着姑鸟儿往家走，想着下上三碗面，每碗都有鸡蛋和葱花；李明奇的热气球还是升上了天，虽然不知去往哪里；小说家挽着他年迈的母亲，一齐跛着消失在黑暗里；或许，“我”会不顾一切将海豚放回大海里……

　　是它们让我的心里和眼眶里始终有股暖流，不任由我死在寒冷里。也许，这也是每个活过北方的严寒、活过北方的历史的个体，存活下来的原因。如今，每一个活下来的、书写北方的人，血脉里都流淌着对苦寒的记忆和这种穿越风雪的生命力。

　　《飞行家》读后感(六)：小飞行

　　坦白讲，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到这种类似的喜悦了，我是说，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纯然的喜悦。就像回到了少年时读到《幻城》、《夏至未至》时余音绕梁的喜悦。当然了，郭敬明对于我来说，又有另外一种复杂的情绪。两个作家的文学放在一起比较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光说作品带来的惊奇和快乐，二者对于我的惊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当时初中时候读书少，少年时候又很孤独，郭敬明擅长造梦，那些作品里的幻象很长一段时间让我沉迷回味。也是他让我开始感受到文学的妙处，虽然后来他的发展出乎意料，但对我个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更为重大。后来选择学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影响。

　　既然文学成了专业，那眼光就大了很多。本科时候读了很多作品，最喜欢的是一些充满我执的散文和诗，喜欢万里无云的海子；最爱的小说是《四世同堂》、《许三观卖血记》和《百年孤独》；张爱玲、三毛全集读得最多。可是怎么说呢，所有这些作品，再没有一部让我回到初二的那些晚上，阅读郭敬明时的快乐。大概是选择多了，文学批评理论也跟上了，自然纯粹的喜欢就变得少了。然后把目光转向古代文学，嵇康、李白、苏轼、曹雪芹，中国文字真是博大美妙，几千年来总有几个大师让人甘心沉沦，整个硕士期间徜徉在古代文学的灵与美中，忘乎所以，似乎现当代文学的这些作品只能望其项背了，索性看得就少了。

　　今年写完硕士论文，也是给自己的思想松松筋骨，看了些现当代和外国文学，当初喜欢的一些作家有人在退步，有的还是天赋异禀才华横溢，有的人你看得出他在钻研，但似乎跳也跳不出格子。最喜欢飞扬跋扈的王小波，只有看王小波的时候能够全然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但读他的时候还是有些理性的，毕竟批评关于他也看得多了，个人的情绪自然就轻了。

　　及至偶然的机会看了《聋哑时代》，双雪涛给人的是一种，清白的、简练的、没有大是大非的、纯然的文学喜悦，几个月里读了他出版的所有作品，看他对文字的拿捏，看他的观点。以前我不太相信文学中的天赋这回事，有些人是有天赋的，但是像流星一般，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回事。双雪涛不同，从《翅鬼》到《飞行家》，你可以看见他的天赋就放在那里，一点没有折损。还因为努力钻研，他的故事干净又老练。那种对人情世故的淡定，以及对一些超越吃喝的东西的深情，比如小说家对故事的偏执、飞行家对飞行的向往，让这个人和别的人都不一样。现在图书市场日新月异、外包装吸人眼球大同小异。一个作家去思考，去迷恋一些独特的东西，去感受，读者活着活着就能读出他的文学好不好。

　　《飞行家》读后感(七)：年少的馈赠及其他

　　读完双雪涛的《飞行家》（2017.8），最大感受是：怎么可以写的这么好，且一本比一本结实，我还写个屁啊。

　　读的第一本双雪涛是《聋哑时代》（2016.8），本质没有逃离青春写作，对校园生活的鞭挞和青春的回顾，加上幽默细胞丰富，能迅速看完，让人欢乐又长叹。不过，太机智的小说难免溜奸耍滑，让人警惕。到《飞行家》，已经剔除了油滑的机智，又让人心生敬畏。

　　读的第二本是《平原上的摩西》（2016.7），有一小部分校园生活内容和《聋哑时代》重复，除此之外，以艳粉街为背景的故事，流淌的诗意和底层人民生活的拥抱，格局似又开阔了一些。

　　从《平原上的摩西》到《飞行家》，都散发着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安德森《小镇畸人》的气息，双老师人设的悲悯大于怪异，人物自带光芒（《圣经》读的很顺溜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他喜欢村上春树，但几乎读不出来，在《刺杀小说家》和《宽吻》里，勉强有一点点向村上的靠拢。前者写了一个不得志的小说家，厌倦了写小说的生活，但又只能过这种生活。后者包含了大学老师和海豚驯养女孩想偷海洋馆的海豚放归大海而不得的愿望。

　　双老师虚与实结合的特别好，《平原上的摩西》这篇的结尾延展到了《飞行家》这篇中的笔架山，这种虚的搭建有种荡气回肠在里面。而实的那的部分，又特别干净利落有棱角，和双老师的长相一脉相承。

　　曾经看过双雪涛在一席视频中的演说，口音浓重、伶牙俐齿，符合东北人的气质，但身形瘦小，目光锐利，又显得不那么东北人。他说了半小时的艳粉街故事，一大部分在小说呈现过。年少在棚户区成长的经历，给了双老师莫大馈赠，这大概也是他对死亡和远方怀有执念的原因之一。在《飞行家》的几个大中篇里，都一览无余。

　　我不知道双雪涛是不是做编剧，从《间距》来看，他对编剧行业相当清楚。应该还爱看电影，所以他的很多篇目画面感极强，还常常披着悬疑外衣。但从小说创作的密集程度和质量来看，显然对小说保有野心，对读者来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