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帘读后感精选10篇
《绿帘》是一本由(美)尤多拉·韦尔蒂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绿帘》读后感(一)：韦尔蒂笔下的真实与虚幻
我见过人们对一本书的设计指指点点，原因出在封面上的一张照片，他们说：“为什么是傻乎乎的照片，而不是一幅画？”这里，“傻乎乎”倒不是对照片内容的贬损，而是对形式的质疑。因为比起线条简约的图画，照片不够朦胧，不够含蓄，相反，太过写实。当信息完全被视觉接收，想象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你将和“抽象的运笔带来的空灵和美感”失之交臂。小说也是如此。如果只是照搬生活，把现实中的每一天原封不动复制到文本里，读者会有什么反应？读者，也会像置身其中一样不为所动。所以小说尽管写的也是生活，但是这个“生活”需要有一点小小的失真。
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就是这样，它把真实和虚幻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在边界的处理上，何时从“真”过渡到“梦”，何时又从“梦”返回到“真”，尤多拉·韦尔蒂能稳得住自己——尽量做到不动声色。这是她的独特之处。
《绿帘》是尤多拉·韦尔蒂的短篇集。其中每一个短篇几乎都是一个普通场景的呈现，仿佛有一个隐形的摄像头时刻在她生活的密西西比州上空徘徊，然后在一个有趣的地方忽然定格住了，于是那一幕——没有背景的交代，也没有幕布拉拢后的结语——仅仅一个生活片段，要么三两个人的对话，要么两个聋哑人的肢体交流，哪怕一个情绪不定的人瞬间产生的幻觉，都被迅速抓拍。
“抓拍”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事件的真实度，而小说中同时弥漫的怪异气质，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小小的失真”，可能归功于尤多拉·韦尔蒂在写作对象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喜好(最起码是原因之一吧)。是的，在麦卡勒斯和福克纳的小说中，我们也能找到相同迹象。麦卡勒斯曾经让一个聋哑人站在一部小说的中心，由他掌握纵横交错的每一条线索，使得情节连贯，并在逻辑上经得起推理，需要补充的是，这位聋哑人爱上了一位无法接受他爱意的智障人士。没错，我说的是《心是孤独的猎手》。而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那个让爱密利亚小姐“先上天堂后下地狱”的家伙竟然是一个可怜的驼背。福克纳也试过从一个白痴的视角来叙述故事，结果小说在亦真亦幻的枝干上开出了最惊艳的花朵……当然，选一个“缺陷儿”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这样的喜好，在尤多拉·韦尔蒂身上尤其明显。
尤多拉·韦尔蒂笔下的人物，有的智力缺陷，有的身体缺陷，有的精神濒临崩溃，有的健康缺陷。比如《流动推销员之死》的主角是患了心脏病的鲍曼——说到这里，不能不感叹一下尤多拉·韦尔蒂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表达天赋，她对心脏病发时的一些症状描写简直精准到了神奇的地步。她笔下的人物，或者索性就是物质上的“缺陷儿”，穷人。穷到什么地步？当寒流来袭，家里唯一的被褥，身上的衣衫，都成了园里作物的遮盖物，与其让庄稼冻死，使将来的“吃”成为问题，不如单衣薄裳承受寒冷折磨——连农作物都比人重要，但是，冬夜终究难熬，只好烧掉饭桌和椅子用以取暖，遗憾的是火渐渐熄灭，家里却没有更多的物件可供燃烧。这是尤多拉·韦尔蒂的《警哨》。而另一位穷人，谦恭平和，腼腆羞涩，但是找不到工作，也害怕工作，在他这里，“吃”果然成了问题，妻子却不合时宜地怀了孕，即将诞下的孩子明摆着就是白雪上的严霜，焦虑、担忧、怨恨压抑着他，恍惚间，竟然拔刀杀死了妻子。这是《献给玛乔丽的花》。
总的来说，尤多拉·韦尔蒂笔下都是一群弱小的生命体，黑人居多，地位低下，即使上帝赐予了让他们引以为傲的白色皮肤，也一定穷得叮当作响。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是亲密无间的，存在的姿态也并不扎实稳健，望过去，就像攀援着一株小草才得以活命那样的岌岌可危，所以，一丝微风的吹动，对他们而言，都可能是致命的威胁。生命如发丝般脆弱，又像落叶一样廉价，倏忽飘落却不足惜。正因为这些人物的充入，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才得以被一种有违日常的神秘感笼罩。
“失真”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南方的那一块神奇土地。正如独特的地域风情常常造就了“那一带人”的个性，它同样可以让小说画上那块土地的符号。记得麦卡勒斯曾经在某篇文章中提过，美国南方人和俄罗斯人在民族性上的相似点：享乐主义，幻想家和情绪化。读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幻想家和情绪化的气质显而易见，比如《一则新闻》，女主人从包咖啡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个跟她有着相同名字的女人被丈夫开枪击中了大腿，随后，她把这个女人想象成了自己，并虚拟出一系列事实上并未发生的事件。《鲍尔豪斯》中的鲍尔豪斯更是异想天开，他跟伙伴们大谈“妻子离世”这档子虚乌有的事，又在“妻子离世”的幻觉中进行他的演奏。
有人可能会跳出来：幻觉，想象，谁没有啊，它时时伴着我，如影随形。我也承认，有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的有关某个人某件事的一段想象，栩栩如生的对话，真切的眼神和心理反应，无法控制的情节发展，在写到纸上之前，它肯定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小说。但是，谁能轻车熟路驾驭它呢？且让它跟现实天衣无缝地结合，还要呈现出“诗性”般的纯粹，即把想象时的精致灵动完整保留，我只能说，尤多拉·韦尔蒂做到了。
《绿帘》这本集子，一共十七个短篇，毫无疑问，我最喜欢里面的《搭车人》。它让我记住了尤多拉·韦尔蒂这个名字，并在合上书本之后，对她的其他小说(如果还有其他的话)充满了期待。（稿已用）
《绿帘》读后感(二)：韦尔蒂谈《绿帘》
摘自《美国作家访谈录》，(美)查尔斯.鲁亚斯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鲁： 保尔•狄罗认为，地方作家得离开出生地到别处去开阔眼界，才能进一步认识他所掌握的素材。我知道你在纽约念过书。你是怎么决定回到杰克逊去的？
韦：当时我就想当作家了。我进哥伦比亚商学院，就是因为我父亲非常讲究实际；他对我说:“当作家固然好，但还得挣钱过日子啊！”那时候，女孩子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教书，要么经商。我不想教书，因此就在纽约住了一年多，上学。我没有拿什么文凭，只读了几门商业课，好找工作。这时，大萧条来了，父亲得病，第二年去世，我的生活大变样。我原先以为可以在纽约广告界找个工作维持生活，顺带搞点戏剧之类的活动，同时写作——这当然是做梦。我自幸没有被这些想法捆住手脚。我确实也有过职业，那是在家乡，不占全部时间，而且可以借此走遍全州，进一步了解密西西比的情况——在此之前，除了杰克逊，我所知有限。
鲁：这是指你当时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担任的工作吗？
韦：我当时是区区一名公关人员。我在《一时一地》这本书的图片说明里谈到过这段往事。从那时起，我就写起小说来了，向各家杂志投稿，都用邮寄。我不知道，如果我一直在那儿待下去，会怎么发展。可是，我还是舍不得纽约。
鲁：你说你不知道会怎么发展，是不是说你想到过“另一条路”？
韦：这倒不。我肯定是怎么也要写小说的，但我不敢说会以哪儿做背景。我写过一篇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觉得不成功。我连家门口的事都不很清楚，更别说大城市了。当然，谁也说不准“也许”会如何如何。不过，我心里有数，小说，我是写定了的。
鲁：大萧条有没有影响你对事物的态度和表达方法？
韦：密西西比的大萧条，很难以正常情况来说清楚。这里原来已经够苦的，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有那么苦。你看看照片，就晓得我说的意思了，从内战的时候起，我们这儿一直很惨。房子从这头烧到那头，什么也不剩，没个下脚的地方；恢复得很慢很慢。沃克•帕西说过：“南方，没有马歇尔计划啊！”
鲁：看来，你对心理学也有兴趣，所以写了《我为什么住在邮局里？》，这是一个描写歇斯底里的喜剧。其中的幽默是一种病态表现。
韦：不对。我得告诉你，我根本不认为那是什么变态心理小说。我知道，凯瑟琳•安妮•波特在为《绿窗帘》写的序言里说，《邮局》里的女孩害了早发性痴呆症。她以为我是这样考虑的，其实绝对不是这样。我是要想写，在她们老家那种小地方，唯一的娱乐就是把家庭生活加以戏剧化。这一点她们自己心里明白，她们自得其乐，她们什么事也没有；不是什么变态。你说的不错，当然有内心活动，不过也只是求变的心态。尽管妹妹走了，住进邮局，周末还能回家，一切重新来过；她们无非走走过场罢了。我听到有些人尽爱说过头话，譬如，“我永远不跟你说话了。”这就是南方的夸张劲儿。不用说，话中有话；这正是它的特点。
鲁：但是，幽默骨子里是绝望。不是吗？
韦：我知道。在我那些早期的短篇小说里，有些人物身上显然有不正常的地方；他们是聋哑人。虽然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但那是一个开始写作的人在努力表达聋哑人的孤独。孤独的根源当然在人的内心深处，我把它挑明了。我选择了它作为直截了当、也许过于简单的方式。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在那么做——譬如说，关于那个弱智姑娘莉莉的故事。在世界的那块地方，几乎每一个小镇市都有这种人，要由全镇负起照顾的责任。除非情况紧急，他们通常是不会把她送到弱智病院去的；这次他们是万不得已。人人都在照顾别人，结果也就谈不上照顾了。显然，他们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产生效果。
《绿帘》读后感(三)：于冷漠的屏风后照见悸动的心
尤多拉·韦尔蒂可能是那种让人艳羡不已的“天生丽质”型作家。这不是说作家的禀赋是天生的，事实上韦尔蒂同大多数作家一样酷爱阅读和笔耕，勤奋是毋需赘言的。韦尔蒂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一生都在书写那些底层、落魄、残缺的人和事，而这与她的出身和教养是完全不搭调的。韦尔蒂1909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一个条件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么，她因何能写出深刻描摹大萧条世态人心的小说集《绿帘》呢？或许，我们可从集子中一篇颇具自传色彩的《回忆》找到答案：
“整个夏天我都躺在小湖边的沙滩上，指尖相抵，手指围成方形，透过它来观察一切……看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观察都让我认定，人生的秘密即将向我显露了——因为我对‘隐匿’这一概念是如此着迷，即便是陌生人最细微的举动，也会被我看成一种交流或者预兆。”
韦尔蒂对摄影的痴迷肇始于小时而全盛于大萧条。其时，她端着相机游走于美国南方，所见所闻使之深深震撼。韦尔蒂并非专业记者，亦非满脑子激进思想的左翼文人，事实上她对大萧条的机制兴味阙如，真正令她着迷的，是时代乱局中惊魂甫定、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的美国人。照片拉近了韦尔蒂与这些美国人的距离，而经由想象打磨的文字则使之走进了他们的心，“我的愿望，不是判决式地按下手指，而是拉开帷幕，那落在人们之间无形的阴霾，那遮盖住对彼此的存在、疑惑、人生的困窘表示冷漠的屏风。”
《绿帘》十七篇小说，充满了各种滑稽悲惨的小人物：智障、残疾、疯子、酒鬼、怪人、花痴，和更多心理残缺的人。他们生活于当下，却为当世所隔阂，或排斥或收容，端赖人们的偏见与宽容。韦尔蒂对之心怀悲悯，却并不以道德之类的金箔粉饰之（这样只能造成一种假惺惺的伪善），而是从他们的“残缺”、“怪异”入手，在小说开局制造一种让人极为不适的违和感。就如面对一幅不加任何阐释的照片，韦尔蒂切入日常生活的现场直击也因缺乏必要的过渡而让人无所适从，读者似一下子进入一个冲突迭起却难辨因果的莫名境地。而作者娴熟的摄影技巧同样杂糅进文字，如镜头感十足的白描手法、快门式的即时反应、口语化生活化而非书面化文学化的对话模式、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散漫方式展开的情节，都教人不易在事件、人物、情境和心理活动之间建立起直观联系。
这种陌生化的写作手法本应让人对书中各种畸人敬而远之，但韦尔蒂却有本事将他们写入读者肺腑，使之莫不心有戚戚。因“智障”（亦可隐喻为心伤）之故，韦尔蒂笔下的畸人常以天真烂漫的口吻讲述故事。这种“天真”造成一种邪门甚至悚人的味道，投射出周围人事的萧杀与机械，而人性则被消弭此中再难觅得一丝痕迹了。由此，我们也可理解畸人之“畸”既是生理之疾，也是一种心理防控机制。如《克莱蒂》中失恋日久的姊妹俩成为镇上首屈一指的母夜叉，《警哨》中因饥寒交迫烧家具取暖而不计后果的老夫妇，他们以扭曲自己真实本性的“怪异”、“滑稽”来对抗生活的残忍、无望，和掩盖自身夙愿的挫败。发疯，是他们拯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韦尔蒂还擅长制造一种微妙的错位感。《基拉，流离失所的印第安女郎》中早年目击黑人惨状而心怀愧疚的白人少年，带领另一白人拜访当年的受害黑人，后者不信其事而将之视为疯子，当年的受害黑人亦无法作证，因其早已崩溃发疯了。全篇即在这种精神错乱的失衡中展开，最终于既喜又悲的氛围中将叙述推衍至一个哲学式的命题：究竟谁是疯子？韦尔蒂由是揭示平淡无奇的生活所酝酿的重大危机，看似铁板一块的生活如何转换为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生活，孰是孰非，孰真孰假，通常不由人说了算，也不由人轻易察觉到的。
而这种模糊现实与虚幻、梦亦非梦的写作方式，也使叙事带来一种朦胧的美感和诗意。《马布霍尔老先生》中的老翁从自己的幼子（可能是他虚构的）视角出发，一路跟踪并偷窥自己的生活；《献给玛乔丽的花》中丈夫杀死妻子后神游大街小巷，归来对着身上的红色斑点发怔，不知其为血渍还是玫瑰；《绿帘》融和了夏日午后的窒闷与人心的淤塞，女主人公热病缠身痛下杀手之际，落下的第一滴雨使之神智复归……这些别致的灵魂上的小小出窍经常伴随着生命中的重大波澜，在风止浪息之前，我们总能窥测到为人世冷漠的屏风所隐匿的那颗孤独、破碎、悸动的心。韦尔蒂抚之慨叹，落笔成篇，原作速记之用，不料竟从那些批判味十足的“进步”作品中脱颖而出，而获致一种永恒的价值。
《绿帘》读后感(四)：崩塌的现实与失真的生活
在美国文学诸般流派中，南方文学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一支。溽热、潮湿的南方诸州以奇诡的传奇、独特的民风为作家们提供了丰饶的素材，造就了文学史上一个个显赫的名字：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杜鲁门•卡波特……他们在这方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之上不懈耕耘，最终结成一树丰硕的文学果实。尤多拉•韦尔蒂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她不以鸿篇巨制成就自我的威名，也无需以放浪形骸的“身体写作”消耗多余的荷尔蒙。她就这样静静地呆在原地，没有逃离，无意漂泊。地理上的局限并未使其陷入想象的枯竭，她的文学发轫于这丰盛的热土，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家乡的纬度。
韦尔蒂并未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因而，她无意将自己“异化”，无意从熟知的生活之中跳脱而出。摄影是她毕生所好，她更将摄影的理念融入写作，以手指比划成取景框观察世间，体悟世人迥异的心绪。茶会上某次无心的闲聊、旅途中内心的偶然所感，皆是其灵感源泉。她的镜头里流动着普通人生的丝丝情怀，不矫情，不做作，自有一种天真、纯粹的意趣。如此不急不缓、细细讲来，就像是在午后的阳光里化完精致的妆容、赴一次茶会般从容，而故事也就在这轻柔的节奏中徐徐拉开了大幕。
短篇小说集《绿帘》在一系列相似的生活场景中展开：房门打开又关上，灯灭了又亮起，一次聊天紧接着另一次聊天，似乎永无终局。韦尔蒂笔下都是一些“藏着秘密、透着诡异、变化无常”的小人物，下层的黑人、孤独的少妇、智障的少女、疲惫的男人，拖着各自残缺的身体，带着内心的隐痛齐集其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应有的位置，沉湎于逝去的回忆之中，迈着“慢吞吞、几乎是怯生生”的步子行走于过往的废墟之上，自觉地与周遭鲜活的世界保持着距离。外间的风吹草动并不曾为其带来必要的新鲜感，反而在倾斜的天平上加上一道危险的砝码；他人用真情投之以桃李，却换不回满园的绿意，充其量在荒芜的后院里增添一抹衰败的枯黄。在这种隔阂重重的人际中，想要追求幸福是多么徒劳无功的事。《钥匙》虽是幸福的象征，但就算牢牢抓住钥匙，也打不开彼此闭锁的心门。《爱心探视》里，好心的小姑娘玛丽安去老人院探视，却被素不相识的古怪阿婆吓得落荒而逃。
与现实的荒芜相映成趣的，是内心的富足。既然生存空间被外界侵蚀得所剩无几，可怜的人儿只有靠幻想延续未尽的生活、完善遍寻不着的自我。韦尔蒂的敏感与细腻造就了她笔下沉默的世界。在这片看似无所作为的静默之下，不期而至的幻想与时时涌动的激情几欲冲破房间里“经年的寂寞”，俨然成为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同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韦尔蒂没有奥康纳标志性的阴冷与黑暗。她的情绪更为隐忍，态度更为温润。即使讲到残酷的杀戮，她也格外小心，并无丝毫极端。出于天性的悲悯，韦尔蒂机敏地回避了与伤痛的正面交锋。她以轻盈、不乏幽默的笔触化解了存在之重，就算是被恶狗逼得落入山沟，《老路》里豁达的黑人老太太菲尼克斯也只是用一句调侃轻轻带过。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好人难寻》里具有侵略性的作恶，自感被世界抛弃因而将枪口对准无辜老妇的场景，在《绿帘》里为何会演变成一种梦游——那隐隐约约的疼痛与细水长流的悲伤缓缓地渗入文字的肌理，附着在人物的内心，随同他们一道在梦境中四处游历。《一则新闻》中，孤独的少妇从报纸上同名女性的死讯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就此发散开去、欲罢不能。《献给玛乔丽的花》一篇，失业的丈夫念念不忘于家乡的温暖，妻子“日渐丰满的身体”里怀有的仿佛不是未来的希望，而是现实的威胁。争吵中，他一时冲动捅死了“彼此疏远”、“深情不再”的妻子。死去的妻子如同沉睡一般安坐窗前，犯错的丈夫犹在梦中，不但没有急着掩饰罪行，反倒像没事人一样不紧不慢地东游西逛，直到玫瑰的甜香将其唤醒。《绿帘》里，丧夫的拉金太太在午后的迷乱之中，举起斧子对准花园里的帮工，但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生。
与其将《绿帘》称为“现实主义”，不如称为“反现实主义”。这当然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叠加。韦尔蒂虽然一再声称她“喜欢的人和事都活在真实的人类世界中”，但并不妨碍她为真实的素材加添上小小的失真。在她看来，完全忠实于现实的写作，就像“愚蠢的蜜蜂执着于没有意义的气味”。由此，她撩起生活的“绿帘”，把现实的冲突、逼人的疼痛与世间的疏离一并展示给我们看。随着真相的大白于天下，所有的故事在貌似平静的一声轻叹之后发生了实质上的转折：原来四平八稳的生活被暗里的洪流卷走，熟悉的一切也在周遭的静默之中悄悄发生了位移。于是，现实崩塌了，平衡被打破，失重由此产生。所谓的真实，也在一步步异化之中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大约就是韦尔蒂眼中那“失真”的生活吧。
《绿帘》读后感(五)：【Apple原创】尤多拉·韦尔蒂顺心而为的写作
尤多拉·韦尔蒂的短篇小说集《绿帘》蕴含着一种很精致的美，初读时觉得美得宁静，反复回味时心里便会泛起一圈接一圈的涟漪，很养眼，更养心。譬如收进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老路》， 应该说是韦尔蒂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曾于1941年荣获欧·亨利二等奖。
韦尔蒂在短篇小说《老路》的开头写道：“十二月的一个清晨，天气晴朗而冰冷。僻远的乡下，有位黑人老妇，头缠红布，沿着松林中的小径走来。”寥寥数笔，时间、地点、人物一起倏然跃于纸上。远景是冬日乡村，中景是林间小径，近景是黑人老妇。天空因晴朗而蔚蓝，松林因四季长青而墨绿，老妇系黑人所以皮肤黝黑，她头缠红巾是因天气冰冷，十二月的乡野和小径的颜色想必应该是土黄色。瞧，这就是韦尔蒂，即使用文字也能表现出色调如此优美和谐的景深画面。
《老路》中主人公的名字念作菲尼克斯，意思是凤凰。好美的名字哦。凤凰毕竟上了年纪了，虽然衣着打扮干净利落，却难以弯下腰去系好自己的鞋带。一个眼神不太好的独行老人，不系好鞋带很不安全啊。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悯情怀，看似不经意，其实却那么体贴入微的感人，读者的心弦不由得被轻轻拨动了一下。
韦尔蒂引领读者随着凤凰一路同行。经过林间的小动物，风中的灌木荆棘，人为的铁丝网，收获过的棉花田和玉米地，衣衫褴褛的稻草人，门窗都合上挡板的小木屋，山涧中汩汩流动的泉水，树阴浓暗的大路，小镇上红红绿绿的圣诞彩灯，最后她走进大楼的一扇门，“看见墙上钉着一份盖金印、镶金框的文件，这与萦绕在她心头的幻象对上了。”但是，凤凰走了大老远的路，到了目的地却一时失忆，竟想不起自己为何而来。在护士的提醒下，凤凰终于想起自己是给小孙子拿免费救济药品来了。
在美国南方文学作品中，对黑人形象的描写褒贬不一。韦尔蒂与其他南方文学作家不同，她并没有背负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这段沉重的历史，而是以平静柔和的眼光，甚至是欣赏的眼光,血肉丰满地塑造了以凤凰为代表的黑人妇女形象——虽然出生贫贱但不失尊严，尽管生活艰辛但依旧积极乐观，对生命充满了爱和敬畏。
韦尔蒂笔下的凤凰虽然又老又穷，却依然端庄美丽：“但她的肤色却是黑里透着金黄，连两颊的颧骨都因着这洋溢的黄色而焕发出了光彩。她的头发打着最为纤细的小卷儿，从红色头巾下滑落到脖颈间，头发仍是黑色的，带着点类似铜丝的质感。”凤凰就是凤凰，即使一个人坐在河边歇歇脚时，也不马虎，将“裙摆绕身在岸边铺开，双手叠放在膝头。”优秀是一种习惯，自律维护着尊严。凤凰坐在地上，会注意整理好裙摆；她坐在椅子上，腰背会挺得笔直。
韦尔蒂显然很喜欢凤凰这个人物形象，但主观上的喜好与客观上的存在并不能混为一谈。韦尔蒂写作时非常随性。她说自己“就是为写而写，为愉悦而写”。她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小地方、小人物、小事情，而且极少掺杂自己的私生活经历。韦尔蒂是幸运的，因为写作的过程给予她莫大的满足和享受。她的作品虽然获奖无数，但却有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没有多少政治意义，因而会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试想，韦尔蒂写作时连别人怎么想都不在乎，还会考虑诺贝尔奖那么遥远的荣光吗？再说，为了拿诺贝尔奖而写作的人，想必难以享受写作的快乐，也难以写出名副其实的不朽作品。韦尔蒂首先是为自己而写，顺应自己的本性而为，那些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灵感，像密西西比河一样随心所欲地流淌，与自己的视觉思维情投意合的感觉，如田野中的清风一样飞舞着自由的翅膀。
《绿帘》读后感(六)：尤多拉•韦尔蒂：观察者与梦中人
虽然尤多拉·韦尔蒂曾经说过，在密西西比到处都是作家。但是我们不能把这句话太当真，大部分的语境下，这句话只能算作一个玩笑或是嘲讽，好像写作是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作家是最无用的一个职业。就算她说的情况代表了一部分事实，迄今为止，我们熟悉的美国南方派系的女作家，也不过是经常穿堂入室的那几位：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凯瑟琳·安妮·波特以及哈珀·李，当然还有韦尔蒂。如果不考虑性别问题这个序列上就又会添加了很多大人物的名字，尤其是威廉·福克纳。
韦尔蒂讲过一个关于福克纳的小段子：一位女士决定写一部长篇，进展很顺利，可是写到爱情戏时却卡壳了。她想，找威廉·福克纳吧，他就住在奥克斯福。何不写封信给福克纳，问问他呢？于是她就给福克纳写了一封信，很长时间过去了，她没有听到福克纳的任何回音，就打电话给他。她说，“福克纳先生，你收到我寄给你的那篇描写爱情的东西了吗？”他说，是的，收到了。她说，“哦，你觉得怎么样呢？”福克纳说，“哦，亲爱的，我不会这样去写的，但你可以继续写下去。”
福克纳对很多人而言都是一座高山，他曾经开辟的写作领域对其他作家来说，意味着敬畏与尊重，但是不言自明的部分意味着更多影响的焦虑。他曾经写过的没有人再去轻易尝试，因为你知道不可能超越他的存在。这绝不是狂妄，如果没有福克纳，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瑰丽的拉美文学将不复存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会是另外一种面貌，那些受他影响的作家也将不复存在，他一个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影响的焦虑”的文学史。韦尔蒂就经常被问起，当她知道福克纳住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怎么还能写出一个字呢。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你无法解释内心对一个在世的伟大作家毗邻而居那种景仰与焦虑的矛盾心态。韦尔蒂的回答多少有些敬而远之：“这就像住在一座大山附近，它很雄伟——知道这座大山矗立在那里会让我感到很开心，包括他一生的所有作品。但是，这种存在既帮不了什么，也不妨碍什么。那种规模和尺度本身反而让他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显得十分遥远。当我想到福克纳的时候，那个福克纳只是我阅读时感觉到的福克纳。”
当你无法逃避的时候，只能直面他的存在，所以她只能写那些没有写过的，她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用相当艰难的方式写长篇的短篇小说作家”就是如此。她的长篇小说大都源自短篇小说的灵感与延伸，只有在短篇小说的篇幅内，她才能酝酿自己饱满而积极的情绪，尽力伸展敏锐的触觉，观察所能体验到的一切细微之处，控制所能发生的一切。再她看来，跟长篇相比，在短篇小说中，你可以尝试写更空灵、更飘忽不定的东西——你可以更多地随着灵感工作，也许更少意志的作用、更多灵感的启发。 而且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她只能写她熟悉的人与事，她毫不在意被称为地方作家或则南方作家，与卡波蒂那样的作家不同，南方对她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地点对她的作品具有本质的意义，在她看来：“时间和地点塑造着小说建立其上的框架。从我内心而言，小说家的诚恳始于此，即要忠实于时间和地点这两个事实。以此为起点，想像力才可能带他飞向任何地方。”
《绿帘》是韦尔蒂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她的成名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版时，邀请了凯瑟琳·安妮·波特作序，这是一种互相认同的象征，从地方性上划定了归属，从同类中间寻找着精神上的认同。这种写作的策略不言自明，当地方性暂时无法在外部世界获得证明，我们需要寻求那些同类，从他们身上寻找自我指涉的镜像。这本小书收录了韦尔蒂创作的十七篇作品，人物、环境、语言、风格都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故事中人物生活的地方都是南方小镇，故事发生的空间各异，但是大都是日常生活的低下层的小人物，或是残缺，或是畸形，或是痴呆，当然还有很多黑奴。但是在她的笔下，这些人物拥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我们喜欢用有色的眼睛去看待他们，他们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类，他们渴望的东西与我们一样多。《莉莉·道和三女士》中的莉莉，是个智障女孩，从小被小镇上的女士互相照顾着长大，仍然渴望着爱情。当我们以为三位好心的女士要把她们的意愿强加给莉莉时，她们却做到了遵从莉莉的内心美好的祈愿，帮她实现爱情。《石化人》中展现了人性的丑陋一面；《克莱蒂》中被永远困在家庭中的两姐妹，心灵的美好与扭曲让我们感叹；《警哨》中贫困的老夫妻用点燃火柴取暖的故事更像一则残酷的童话；《绿帘》里的拉金太太面对黑奴时内心涌动的暴力因子被不期而遇的一场雨化于无形之中……
小说中最好的一篇是《回忆》，与其说这是一篇小说，倒不如说这是作者对创作美好的描绘。通过暗恋一个人，我们的主人公对观察这种行为有了一种固执的痴迷：“我的爱情多少使我变本加厉地观察周围的事物。伴着几分紧张的心情，我几乎陷入了双重生活：既是观察者，又是梦中人。我觉得，有必要让我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和我的想法完全吻合。”这是对写作最好的隐喻，观察意味着从周围环境中找寻故事的起点，做梦意味着当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可以通过想象力解决这一困境，而与自己的想法吻合意味着主观意志掌控着故事的全局与走向。所以“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躺在沙滩上，心中念着我的朋友，回味着我的手擦过他手腕的‘意外’，以慢放、特写、定格的方式想啊想，将之变成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已经无所谓真实，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现实的缺憾，给我们即兴的美梦一个最好的结局。
小说是一种构思。进行小说创作时，一切选择都必须由小说自身来决定，而选择自身又要作出选择，这样推而广之，小说的领域也就无限扩大，具有一种繁复与简洁并存的张力。韦尔蒂的小说还具有短篇小说罕有的尊严与勇气，你能从中发现一种隐藏很深的道德感，就如同《警哨》中那对儿贫困的老夫妻一样，他们生活充满了倦怠，极度缺少交流，充斥在生活中的贫困困住了他们，“贫困如同一场严重的灾祸，叫人没法谈论，但这也让他们孑然依旧，且不奢望同情”。
思郁
2013-6-19书
绿帘，【美】尤多拉·韦尔蒂著，吴新云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for《周末画报》）
《绿帘》读后感(七)：古怪精致的尤多拉·韦尔蒂
尤多拉·韦尔蒂（1909-2001）与威廉·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弗兰西斯·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等同属于美国南方文学令人敬畏的作家群。大作家马克·吐温是美国南方文学之父，这一流派的文学风格意味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化。地域化这个词有时也暗示视野狭窄，但韦尔蒂并不介意这个称谓，而且对地域化有更深的认识。她认为正是故事发生地的特点驾驭了她的想象力，教给她必需的知识，激发她的灵感。
《金苹果》是韦尔蒂围绕虚构的摩根纳小镇而创作的作品，既像长篇小说又像短篇小说集。书里七篇小说六个发生在摩根纳，另一个讲流落在旧金山的摩根纳人。它生动地描写了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美国南方生活。摩根纳小镇的居民大多是三四代移民，社会结构还以家族为单位，小镇青年从小一起玩，长大则成为家族联姻的纽带，但是随着火车和剧院的到来，新一代们开始去寻找自己的金苹果或银苹果。《金苹果》就是韦尔蒂为美国南方小镇文化建造的优美废墟。也许是里面包含了她个人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所以也是她最喜爱的一本书。
韦尔蒂的家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这个美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南方小城与摩纳根有很多相似。男人霸占着稀少的社会职业，如律师、法官、治安官、医生、教士、店铺老板，以及所有的苦力。而女人大都满足于做个合格的家庭主妇，而且互相监督。偶尔有人兼职做做裁缝、家庭教师等，人们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聊。在一次访谈中，韦尔蒂说契诃夫笔下那种悠闲的生活与她心意相通，“人们总是聚在一起不停地说啊说，可是没有一个人真心在听。”其实韦尔蒂的南方与契诃夫的俄罗斯还有一处相似，就是都处于农奴（黑奴）解放之后的时期，很多人处在留恋旧社会的激情中。
对旧日生活的留恋有一种特殊的诗意，但与新兴的冒险精神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古怪的邪恶。这种邪恶的味道，读者们早在弗兰西斯·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和卡森·麦卡勒斯那些哥特小说中领略过了。在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里，这种邪恶还将小说引向一片神秘的未知领域。她语言简练清澈，但写出来的小说绝不是那种你看过结尾就明了一切的小说。韦尔蒂对古怪之物有种强烈的好奇心，特别关注人们心中那些悖谬的动机。她是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作家，灵感从心里源源流出，没有任何套路，古怪而且精致，浑然一体。
短篇小说《老路》有一个情节，这篇小说质朴古拙，带着一点黑暗童话味道：一个去镇上拿药的黑人老太婆，半路上被一只大狗给撞到沟里。一个路过的白人把她从沟里拉上来，而且兜里掉出来五分钱，黑人老太婆装作没看见，故意把白人支开，偷偷地把钱捏起来装进口袋。白人转回来拿猎枪瞄准她，逗她，她并不害怕，白人微微一笑，说：“我身上要是带了钱，一定会给你一点的。”然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如果仔细回味一下这个情节，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匪夷所思、捉摸不透的内涵，就像多种自然力的巧合才产生的偶然现象。
小说《鲍尔豪斯》是一篇神奇的即兴之作。鲍尔豪斯在某个巡演途中收到一封陌生人发来的电报：“你妻已逝”。他声色不动继续排练，但忍不住与最亲近的两个乐手讨论，他们知道她的妻子平时行事有点乖张。“她到底要干什么？”鲍尔豪斯发抖了，“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他奏响了几个三联音符，然后开始一段新的合奏。在去外面喝酒的路上，他就拿这个电报打趣，并在酒吧里用它吓唬女招待，大家哈哈大笑。但是故事终了，鲍尔豪斯从他弹奏的舞台上向外望去，“一副冷漠而又浓烈的苦相让他湿漉漉的脸庞变了样。”他仍没弄清电报真假，而小说早已结束。
尤多拉·韦尔蒂只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乐观者的女儿》曾获1973年普利策奖。法官之女劳雷尔在父亲的葬礼上，思念已死去多年的母亲，她试着用母亲的视角来审视父亲的第二段糟糕的婚姻，糟糕的继母、糟糕的葬礼，还有自己糟糕的处世能力。这在劳雷尔心里产生了一种古怪的、让人陶醉的悲情，仿佛她正经历一场穿越生死的旅行。劳雷尔的母亲刚强，有魄力，是全家的灵魂所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全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劳雷尔非常渴望母亲的慰藉，宁愿把以前的痛苦再重新经历一遍……这篇小说就像一个镜中之镜，层次分明且浩瀚无边，并且从中映射出尤多拉·韦尔蒂那双蓝色的慧眼。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大量有趣而古怪的人物，但是需要多读几遍，草草浏览只能感觉到眼花缭乱。（2013.7.27《新京报》）
《绿帘》读后感(八)：从“鲍尔豪斯”说开去
（发表于二〇一七年第四期《译林书评》）
出生于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的韦尔蒂一直被学界认为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评论韦尔蒂时说，“（她）利用普通的场景，闲话家常般地展现出生活的失真”，而我恰好是在江南小城的乡下开始认真阅读韦尔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绿帘》的。江南小城和美国南部小镇虽然说不上相似，但我总觉得它们有那么几分神秘的联系。在我们这里，人们并不常使用大名来相互称呼，而更习惯使用外号。这些外号有的表现出人的性格，比如“三刁”，有的刻画出人的外貌，比如“豪斌瘌子”，当然，还有许多外号的来由并不那么简单。外部的种种，再加上所学专业的影响，使我常常会去细细琢磨韦尔蒂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绿帘》中的《鲍尔豪斯》就是以主人公名字为题的一个短篇。
“鲍尔豪斯”是“powerhouse”的汉语音译。它不仅有“发电站”的意思，还能用来指代“有活力、精力充沛的人”，而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确实就是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黑人爵士乐手。他的表演带动了小说的节奏，他的节拍成为衡量小说中时间的标准。可以说整篇小说就是他的表演，行云流水又回环往复。他一直在运动中，看似夸张，实则充满意蕴。作为读者的我们，就像是鲍尔豪斯演出时台下的观众一般，使劲地盯着、听着，不错过一个动作、一个词语，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表演，有时甚至觉得他们像一个个“杂技演员”。
在演唱一首曲风忧伤的歌曲的时候，鲍尔豪斯突然向贝斯手瓦伦丁透露了自己的妻子去世的消息。让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鲍尔豪斯的妻子叫“吉普赛”，大概是因为她长得像吉普赛人吧。随着乐队成员和鲍尔豪斯的一问一答进一步展开，我们又知道了一个叫“尤拉诺斯·诺克伍德”的人。他除了发送电报之外，还被鲍尔豪斯怀疑为“第三者”、逼死吉普赛的人。不过，当我们细细推敲这个奇怪的名字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
“诺克伍德（Knockwood）”与“敲木头（knock on wood）”十分相近，后者是美国南部的俚语，用于讲了一句自大的冒失话、希望不要引来坏事的时候，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希望不要毒奶自己一口”。“诺克伍德”这个名字显然是有意选取的，也就是说，鲍尔豪斯从一开始就在暗示他所说的话的不真实性，要是吉普赛真的死了，他也就没必要再“敲木头”了。想必乐队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了解鲍尔豪斯的用意的，他们配合他开始了一次欢笑混杂着泪水的即兴表演。其实很多爵士乐的表演都充满了即兴成分，但鲍尔豪斯这次表演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因为它需要乐队中的成员你一句我一句将故事的细节勾勒出来，而且他们的叙述进行得断断续续，故事在舞厅里只讲述到了一半，再次开始时，乐队已经到了酒吧里。
从散漫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并不是太顺畅，毕竟这个“新题材”不是他们能够在舞台上即兴得了的。他们即兴表演展示的通常是别人的生活、情感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现状——“白人传统舞曲，工作日之夜，下着雨，密西西比州短吻鳄镇，远离家园”。他们不仅对于家乡、家人一无所知，而且在辛劳的演出中对于“自我”也变得麻木，所以找不到用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的词语，只好生造、硬造，不断地重复“一封电报”或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九卷中，奥德修斯开始叙述他的苦难时说：“真不知我该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只因乌拉诺斯众神裔赐我苦难无数”。这些黑人艺人在不断的迁移中所经历的苦难与奥德修斯一样，甚至更复杂、艰辛，因为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没有神助，只能靠自己。悲剧的主创者鲍尔豪斯在痛苦中变得孤独而麻木，反复描述着吉普赛的遭遇以及她撒了一地的脑浆和内脏。在引得台下的观众几声“呀”、“哈”的感叹之后，无尽的寂静和孤独又再次包围了鲍尔豪斯。这个处于悲剧中的人始终在表演“别人”的悲剧，自己的真实情感却无处抒发，即便抒发了也没人会真正感兴趣，更没人能够理解。尽管他的脑中充满了许多刺激性的、“喜闻乐见”的表述，而实际上他自己对真相是什么毫不了解——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妻子的现状。不过，长期在外奔波流离的他没有办法也无力去了解真相，只能留下一声“有人爱我，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的哀叹。
真正能够领会鲍尔豪斯的内心的，“也许就是你”，面对着这部小说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