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冷战读后感10篇

　　《全球冷战》是一本由[挪威] 文安立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43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冷战》读后感(一)：意识形态与干涉主义

　　在冷战结束后的大多数年份里，全球经济繁荣，消费主义盛行，意识形态这个词语几乎被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已经职业化、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也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正是根植于美苏两国各自政治理念和实践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形塑了两国的冷战外交政策，并为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干涉行为提供了道义上冠冕堂皇的借口。与大多数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欧洲的冷战研究相比，挪威教授文安力的著作《全球冷战》着眼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在后殖民地国家的或隐或显的对抗交锋，以及这些干涉带来的政治动荡、长期内战、经济倒退如何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与其他大陆的地理分隔和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美国一向被认为有着“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美国人自认为老欧洲代表的旧世界是衰落、腐朽和尔虞我诈的，美国人只需在新大陆上经营好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自由和民主，而不需要去费力改变旧世界。然而在其两百多年的政治实践中，美国从未放弃打着各种意识形态旗号的干涉主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西部拓荒中，美国人相信获得北美的土地是“天定命运”，为了满足其对土地和资源的贪欲，就可以控制甚至屠杀居住在美国大部分土地上的“未开化的、不配享有自由”的原住民族，这是一种最野蛮和残忍的干涉主义。

　　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人开始认为认欧洲的帝国主义没有开化和提升其殖民的民族，反而是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即便是被认为殖民治理典范的印度。用什么来取代殖民主义就成为美国人日后的使命。二战中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损失惨重，殖民地国家在战后纷纷走向独立。一向反对殖民主义的美国在二战后顺手解体了他的盟友英国的殖民体系。彼时美国已经是世界的领袖，其干涉行动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推广和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在更多的国家实现民主和自由，既能保护美国，也是引导落后国家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

　　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对抗性世界体系里，前殖民地国家通常只有两种发展模式可以选择：要么接受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要么是苏联模式，国家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同时脱离国际市场。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和殖民国家的联系，以及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发展的冷漠（相对于援助欧洲盟友的马歇尔计划），再加之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仍处于上升期，它的价值取向也得到欧美知识分子在道义上甚至智识上的普遍支持，在冷战前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拥有更多的追随者。第三世界的广泛左倾也迫使美国更多承担起捍卫全球资本主义安全和发展空间的领导责任，美国所谓的防御性对外干涉也越来越频繁。

　　美苏在选择第三世界盟友时，很多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大体认同，比如美国与土耳其、韩国和菲律宾等国，苏联和中国、古巴、越南等，也有的盟友是基于战略和经济考量，比如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国人是很反感的，但南非的战略位置和矿产资源也是美国不能忽视的。还有一种选择盟友纯粹是依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逻辑，即使这个超级大国支持的国家遭受独裁统治。危地马拉的独裁军政府就得到美国的长期支持，导致该国的内战持续了四十多年。

　　与美国近五十年的冷战过程中，巨大军事开支抑制了苏联民用经济的发展，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阿富汗战争开始的内部腐败和纪律废弛也让军队不能为国家所用，苏联终于被拖垮了。冷战后意识形态口号不再流行，是因为意识形态不重要了嘛？某种程度上是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享受让人们不再关心其自己生活之外的不幸与不公，然而美国的全面胜利让意识形态对抗不再凸显，它的价值观更多隐藏在背景和幕后，意识形态的幽灵更多通过美国的影视作品、体育赛事和生活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在全球扩张和渗透。

　　与冷战相伴相生的干涉主义呢？美国成为了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甚至是“顶级大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地干涉，然而它的对手不再像冷战时那么明确，潜伏在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让美国头疼不已。08年之后的经济危机、国内的强烈反对以及对外干涉的高成本，令美国开始全面收缩战线，最近两三年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缩手缩脚的表现都是这种战略收缩的明证，这会是一种长期趋势吗？或许美国的政策改变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它在东亚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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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冷战》读后感(二)：北京青年报：第三世界的冷战

　　张晓波

　　尽管冷战只过去了二十余年，但以全球化时代的视角来回望这段历史，却像是一段痛苦的远古遗迹：北半球被分割成两个紧张对立的世界，在1962年古巴危机中，只要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客一语不合或一念之差，甚至一个军官的命令失误，就能爆发毁灭性的全球大战。这是冷战的基本背景：国家联盟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中心大国对联盟的强力控制（或者操控）；双方都在向冷战的边缘地带无限制地渗透或者干涉。

　　毫无疑问，任何一位冷战史作者，都需要介入到对冷战产生、大国及联盟之间的内外政策分析之中。就“冷战”这一题目来看，这是冷战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决定了五十年间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向。文安立《全球冷战》一书独辟蹊径，它并没有陷入到繁复的冷战发生史之中，他将冷战这一命题，延伸到更为长远的欧洲思想史脉络。文安立认为，从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来看，它的命题，来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造就的核心思想：自由与公正。

　　由此，文安立在本书中专门开辟两个篇章，讲述“自由的帝国”（美国）与“公正的帝国”（苏联）的政策倾向与其立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欧洲现代性的延续：冷战采用的意识形态，是旧欧洲赋予的；两个霸权对联盟的控制，尽管比传统欧洲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温和得多，但其渗透性却加强了，非但生产被组织到了国家体系之中，思想文化也被组织起来，为冷战双方所用。同时，文安立也认为，这种新形态的霸权，它在表面上，都在尽力扮演传授先进文明的角色，或多或少，它也按照意识形态做了一些正面的事情，如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现代史上国家间最大规模的援助。

　　比起以美苏对抗为中心的冷战来说，冷战还有一个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就是第三世界，这是文安立本书的重心。在今天，第三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同样也消失了。因为第三世界的联盟及其政治涵义，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世界的出现，始于“二战”之后的反殖民运动，以1955年万隆会议与60年代的77国不结盟运动为标志。第三世界在词义上，源自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第三等级，它表示在国际事务中的最大多数，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权力金字塔的底部。在冷战政治结构中，第三世界国家扮演了相当尴尬的角色，它们必须在两大霸权体系中站队，从而接受霸权一方的“友谊”与宰制。由此，冷战越过了美苏联盟，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也是它的战场。非洲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中亚的伊朗、阿富汗，南亚的越南，甚至在拉美的古巴，战场无处不在。

　　1991年，冷战结束了。在今天，即便冷战这个词看起来似乎已很古老，终究，冷战也为世界留下了一幅新的地图。但是冷战及之前欧洲殖民主义所塑造的世界格局，并没有大改观，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二十年间并不是缩短了，而是拉大了。

　　与大多数描述两大帝国对抗的冷战史不同，《全球冷战》一书的着眼点，是展示冷战的边缘的热战。本书作者文安立早年曾在亚非两大洲学习考察，积累了相当宏富的资料，这也使得本书的视野相当广阔。在序言中，文安立一再表示，他对第三世界“那些试图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的人们和那些反对外国干涉捍卫自己的共同体的人们”怀有深切同情。本书的写作视角及作者立场，也兑现了作者的承诺。

　　《全球冷战》读后感(三)：冷战与中国的现代化

　　一、冷战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

　　冷战，首先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地点主要在欧洲。所以，即使想在冷战研究的领域另辟蹊径，也难以脱离美苏之争的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冷战的学术著作大抵如此，但颇令人感到不足的是，多数著作尽管极尽客观，但难以脱离褒美贬苏的成见，倘若再没有什么史实的猛料，这类冷战史就会很乏味。文安立这本《全球冷战》，并不是对褒贬美苏唱反调，而是跳出诛绝褒贬，甚至跳出国际关系视角，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冷战，再加上翔实的历史猛料，就令《全球冷战》一书显得很有意思了。

　　在文安立看来，冷战绝不仅仅是姓社姓资之争，也不是东方的邪恶帝国与西方的正义帝国之争，而是别有意义。《全球冷战》一书的前三章犹如全书纲领，集中论述了他对冷战的全新概括：第一，冷战表面上是美苏之间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但从更长期的历史阶段看，冷战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浪潮的延续，是从欧洲殖民者对第三世界领土、资源的瓜分，到美苏两大帝国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对第三世界制度、伦理等“现代化理想”的瓜分；第二，据此，文安立对冷战史的叙述重点在第三世界，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来展现第三世界在面对美苏提供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时，进行应对的做法。据此两论断，我们能发现文安立论述的冷战本质：冷战的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之路遇上的问题。

　　《全球冷战》的前两章分别阐述了美国与苏联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特征，在他看来，美国与苏联各自拥有一套走向现代化的理想、路径和精神力量，包括如何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正义、幸福、富裕和尊严等。文安立把美苏分别概括成“自由帝国”和“正义帝国”，像是有意切合现代政治哲学中矛盾重重却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论题：“自由与平等”。所以，文安立认为不论美苏在越南或阿富汗各自犯下怎样的滔天暴行，他们在冷战期间对各自意识形态持有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并不全然虚伪。因为，两大集团在顾及自身与盟友利益的同时，也的确都在奋不顾身的为第三世界指出现代化道路。

　　而论述苏联也大抵如此。苏联不仅在国家利益上与美国处处作对，更深刻的是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美国，但在当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且貌似更“平等”的现代化道路。于是，苏联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已挑战了美国的上帝使命。文安立分析指出，其实苏联在对外干涉的层次、强度、频率方面比美国差远，但因意识形态的力量上却咄咄逼人，冷战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两个国家与集团之争，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之争。

　　世人皆晓尼克松预言的“不战而胜”提前十年到来，这标志着苏联道路显然不是走向现代化的近路，而俄罗斯恐怕至今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同样尚未完成政治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但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苏之外的国家来说，美苏冷战的胜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看出了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复杂性，冷战并非不堪回首的过去，而是人类通往未来的宝贵经验。第三世界国家从冷战中找出隐藏在善与恶、进步与倒退、自由与平等、暴力与和平等表面现象之下的经验教训，才是更为实际的做法。

　　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或中华帝国摹仿史

　　《全球冷战》并未太多涉及中国，文安立撰写的《动荡不休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即将有中文版面世，也早就写过一本《冷战与革命》（广西师范大学2002年版）讨论美苏之争与中国内战，所以，在《全球冷战》中，被讨论的中国并不是作为第三世界的案例，而是作为美苏博弈中的其他大国角色。但这不妨碍我们仍然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因为中国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基本是相同的。

　　毫无疑问，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近两百年来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即现代化问题，想象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对皇帝陈词日本、俄国、土耳其等国“变革”以兴，而印度等国不变革以亡的时候，他们指向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当代史，正是一个不断实验各种现代化途径的历史。

　　三、未来中国的现代化

　　在文安立看来，既然冷战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延续，那么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明显表现出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也同时具有了“反现代性”的倾向。当第三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美苏两条路会带来灾难，从而反思自身传统时，最初意义上的“第三世界”也即宣告解体。

　　今日国际，最典型的现象当属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从伊朗与阿富汗看，伊斯兰主义是冷战的必然结果。文安立敏锐的发现，一方面，很多伊斯兰主义者在早期会被左翼主张吸引，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精英分子逐渐走上了既反美又反苏，并利用美苏矛盾的道路。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者在拒绝美苏的现代化指路牌之后，选择了来自自身宗教与历史传统的道路，在拒绝美苏的同时几乎也就拒绝了现代化本身。亨廷顿曾说：“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文明的冲突，第114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是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非今日媒体简单呈现出的那种暴力表象，例如塔利班最初是温和的学生组织。亨廷顿更准确的说：“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第118页）

　　于是，这给中国未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美苏之外的又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尽管中国不能移植美苏任何一条道路，但也绝不能拒绝现代化，尤其不能走向激进的民族主义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而言，激进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分裂与战争。此外，严格来说，中国两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白走的，到现在至少已经在工业化、教育普及等方面较为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如果政治的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其他现代化成果包括多年积累的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很有可能失去。而到那时，无论是哪一派、无论主张的多么宏大的理想、多么高尚的主张、多么美好的愿景，一旦出现杀戮与死亡，就意味着永恒的失败。有句话说的好：战争总有胜负，而母亲永远是失败者。

　　所以，冷战之后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首先，一定要避免“进口”或“移植”他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文安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冷战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分子们往往乐于引入超级大国来开拓自己主张的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一特征仍然非常显著。如今朝野虽都在以美国为标准，但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出国，随着对各项具体制度的思考，大家会发现：美国（各国）自有制度，非纯用自由民主也。于是会发现，对他国了解的越深，对“移植”的成功的胜算就越小。这种微妙的态度或许能成为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无论怎样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反思现代性带来的虚无主义，也必须接受现代性的命运。走向个体的自由、群体的平等，这是人类社会无法控制的走向。就算是合理的统治仍然需要高贵的谎言，也要做到能让人真心相信你的谎言。李泽厚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我多年提倡要重视英美那种看来浅薄平庸却非常合乎理性的经验论和尝试哲学，而不是高玄深邃颇具吸引力的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第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至少，在一个现代城邦里，哲人的“微言大义”要真的做到“隐微书写”，这是节操，也是自保。大众要的无非是物质丰富、自由民主，那么哲人不妨把这些提供给大众，把高贵留给自己。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一向不介意“拿来主义”的中国人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走的如此艰辛？这恐怕是因为，中国自己仍然是一个“汉家自有制度”的“帝国”；仍然有一个呼之欲出，但却至今仍未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仍然需要一个由传统塑造的共同伦理来作为政治改革得以和平进行的共同基础与前提。而只有将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伦理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改革之路也才能顺理成章的进行。

　　未来的中国不应该也不会提供像苏联那样挑战美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必然只适用于自已，但这也要基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及巨大的生产消费能力，基于公平而自由的经济贸易，基于儒家提供的人道主义。因为中国的目的不是输出现代化道路，而是完成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呵护传统带来的共同伦理，让每个人活的富足、仁义且彬彬有礼。这才是冷战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使命。

　　《全球冷战》读后感(四)：冷战中的南非与古巴

　　去岁末，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尽管这是一个世界舆论早有心理预期的新闻，其在去年上半年便已多次传出病危的消息，6月更有媒体爆出其孙已将葬礼的转播权高价卖给南非国家广播公司，颇引起了一些非议。但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乎没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离世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悼念，据报道有91个国家和组织的元首及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在NBA比赛现场也用大屏幕插播了曼德拉影像，以示敬意与哀悼。曼德拉本人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出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特别是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平等公开地调查种族隔离时期黑、白双方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和解，完成了南非政治的和平转型，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与尊敬，这一历史功绩在其身后的诸多报道中早广为人知，自无需笔者赘言。

　　但在曼德拉的葬礼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片段，不免让人想起非国大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一段已被淡忘但却重要的历史。南非自1948-1991年间实行了长达43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几乎和整个冷战的历史相始终，因而，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为了废除或维系这一制度所展开漫长的斗争，其战场绝不仅局限于南非内部，而是与冷战中美苏争衡、南部非洲的独立运动、古巴的革命输出等外部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读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作者一反传统冷战史聚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位于铁幕两侧东、西欧诸国的研究路数，转而关注美苏双方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输出和势力范围的竞争如何与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诉求与民族主义相杂糅，而正是在这一争夺的过程中，第三世界作为世界政治版图中的重要一翼逐步形成。此外，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世界历史文库》系列，这是自文革中组织翻译 “国别史”丛书以来，最大规模的各国通史翻译计划，虽然在选目与翻译质量上稍有参差，但亦为国人更新关于亚非拉的认知提供了便利。其中《古巴史》一册的作者理查德•戈特虽有古巴人民老朋友的嫌疑，但书中对卡斯特罗输出革命的种种举措倒也着墨甚多。

　　在之前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都多少有意无意地将曼德拉塑造为一个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这点大约距历史真相稍远。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先后出现过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除了1993年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获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外，之前的两位分别是1960年获奖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约翰•卢图利（Albert John Lutuli）和1984年获奖的图图主教（Desmond Tutu），这两位都因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获奖，相反曼德拉最初代表了南非黑人运动中激进的一翼，他和奥利佛•坦博（Oliver Tambo）、姆贝基等人皆是更为激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中的核心人物。1960年是南非黑人运动史上的转折之年，虽然当年卢图利成为第一位获得和平奖的非洲人，显示南非黑人的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承认，但就在同年南非当局在沙佩维尔事件后宣布取缔非国大，直接导致次年非国大转向武装斗争，曼德拉本人则亲自组建了非国大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但曼德拉1962年便因从事武装斗争而遭到逮捕，传言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南非当局的行动提供了情报。而1967年接替去世的卢图利出任非国大主席长达24年之久的坦博，在此之后长期领导了非国大及南非黑人的斗争，当然不乏运用暴力手段展开的斗争。因而后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中，已经逝世的坦博被认为需要对1983年造成17死197伤的教堂街爆炸案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曼德拉担任总统后之所以能放手推动这一调查，甚至其发妻温妮也难逃指控，乃是与其坐牢27年，没有沾染其中任何一方鲜血的便利有关。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末，卡斯特罗式的道路一直是南非黑人运动中的重要选项。

　　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废除恐怕既非缘于非暴力的和平斗争，而以民族之矛、波戈为代表黑人武装组织由于实力薄弱，并不能真正撼动号称拥有南部非洲最强大军队的白人政权，特别是1960年非国大被取缔后，其主要的领导人或被投入监狱，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局势的影响力受到限制，而民族之矛主要的训练营地更位于遥远的坦桑尼亚。而1960年代以后，南非黑人的解放运动在更广阔的的范围内与南部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战争及冷战中美苏在这一地区的争衡裹挟在一起，其中尤以南非周边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等国的局势对南非国内局势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津巴布韦原为英属南罗德西亚，1965年宣布独立，但独立之初建立的是一个与南非类似的土著白人政权，这一政权遭到了遭到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反对，并广泛开展了反抗白人统治的游击战争。与冷战中所有常见的戏码一样，南非、葡属莫桑比克、罗德西亚三个南部非洲的白人政权以及美国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而津巴布韦游击队后面站着的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和苏联。随着1974年葡萄牙内部发生左翼的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进而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另可一提的是此举奠定了澳门回归和东帝汶独立的法律基础。借此东风，1975年莫桑比克黑人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津巴布韦的白人政权渐亦无力支撑，1979年通过兰开斯特大厦会议达成和解，并于次年选举产生了以穆加贝为首的黑人政权。至此，南非白人政权失去了非洲大陆上唯二的盟友，而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盟友的存在，南非政权才能把非国大的力量隔绝在与其本土不接壤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新独立的黑人国家，特别是建国后宣布宗奉社会主义的莫桑比克，对南非境内黑人兄弟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同情，成为非国大政治、军事力量向南非国内渗透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南非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的行动还属于暗战的话，那么其对于纳米比亚的占领及大规模卷入安哥拉内战，这样热战成为压垮白人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纳米比亚原称西南非洲，原为德国殖民地，南非1915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占领其地，国联1920年决议将西南非洲暂时交予南非托管，1946年联合国要求南非将其转交联合国托管，遭到南非拒绝，于1949年正式将其吞并，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崛起，发生了反抗南非殖民统治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突然撤退，在安哥拉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随即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美国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展开了持续27年之久的惨烈内战，而南非为了消灭以安哥拉南部为基地的SWAPO游击队，与安盟结成同盟，大规模地卷入安哥拉内战。

　　而在安哥拉内战中扮演另一个关键角色的则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卡斯特罗便将输出革命的目光投向了非洲。由于古巴黑人主要是早年被非洲贩卖而来的黑奴后裔，因此古巴革命者觉得其对非洲黑人的解放事业具有天然的道义责任，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格瓦拉率领至刚果百人分队全部由古巴黑人组成。古巴人为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的左翼游击队提供军事训练与援助，而正是这些游击队摧毁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国。正如几内亚比绍革命者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Amilcar Cabral）所言：“我不相信死后还有来生，但如果有的话，我们的那些被抓到美洲做奴隶的祖先们的灵魂现在一定会欢欣不已，因为他们看到子孙们重新团聚，并为争取我们的独立和自由而精诚合作。

　　而曼德拉在出狱之后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之中便有古巴，其在1991年7月在古巴参与纪念攻打蒙卡塔兵营38周年的集会上曾热情的赞颂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使得安哥拉享受和平、并建立自己的主权成为可能；击溃种族主义的军队，使得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成为可能；对侵略的种族隔离主义军队的决定性胜利，打破了白人压迫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对种族隔离主义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对处于斗争中的南非人民是一个鼓舞。如果没有奎托夸纳瓦莱战役的胜利，我们的组织将不会取得合法的地位”。

　　必须要承认，曼德拉政治生涯最成功之处，便是带领非国大顺应了冷战之后的国际潮流，以放弃社会革命的主张为代价，完成了与白人政权的政治和解，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而在历史的背面，古巴战士在南部非洲独立事业中牺牲与流血则被隐没，难怪《格拉玛报》要在曼德拉葬礼次日发表题为《曼德拉和菲特尔：什么未被陈述》（Mandela and Fidel: What is not being said）的评论，指出“在1975年至1991年，有45万古巴冒着生命危险在安哥拉工作和战斗，其中有超过2600人战死沙场，伟大的曼德拉的逝世为表彰这些战斗以及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国际英雄主义提供了契机”，但这些在国际主流媒体之外的声音又有谁会听到呢？只有邀请劳尔•卡斯特罗在葬礼发言，才稍许透露些古巴与南非间的旧谊。

　　高亢的革命史诗剧的结尾却伴随着荒谬，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中古巴人的英雄奥乔亚将军（Arnaldo Ochoa），这位曾经先后在委瑞内拉、刚果、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安哥拉作战，甚至1973-1974年一度指挥古巴坦克部队驻守戈兰高地准备迎击以色列的古巴将军，在回到古巴之后不久便因卷入贩毒而遭到审判，并于1989年7月被判处死刑。有人怀疑，对于奥乔亚的审判具有政治目的，他曾支持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引进古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乔亚贩毒所依赖的情报与运输网络，则是古巴为了向哥伦比亚及中美洲的游击运动输送武器而建立起来，而这一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是巴拿马的独裁者诺列加将军，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涉嫌贩毒为名，发动闪电式的入侵，将其逮捕。

　　文安立在书的前言中写到：“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援助朋友或者反抗敌人的美苏双方顾问们都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但冷冰冰的事实是则如冷战中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所断言那样：“70年代期间超级大国们在非洲的大举扩张活动大多数是徒劳无益的，20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能够记起它们”。冷战中美苏之间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得美国“牺牲民主的价值观，以在大多数第三世界支持右翼独裁统治的方式来阻止左翼独裁统治的出现”（加迪斯语），南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然苏联方面也是一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最终葬送这个国家。这使得任何一个独裁者无论多么愚蠢与腐败，都不难找到一个超级大国作为盟友，这种荒诞局面的存在使得当时所有怀抱理想主义的牺牲者，在现在看来都显得暗淡与模糊，但须知这些牺牲者中并不乏中国人的身影。

　　原刊《东方早报》2014年6月8日

　　《全球冷战》读后感(五)：“冷战”的悲剧与第三世界的怨恨

　　对第三世界的争夺

　　文安立在书中将“冷战”一词界定为“标示美国人对他们和苏联之间战争状态的概念：没有宣战的进攻性的遏制”。我们一般认为“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控制上的竞争，且主要集中在欧洲”。而作者观点则与此相反，“主张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非军事亦非战略，而且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它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方面。”冷战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主义态度往往是意识形态优先而非国家利益优先。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元气大伤，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却越来越强，终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迎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而随着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冷战状态的持续和深化，第三世界的精英寻求外援往往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选择，他们的国内政治方案也往往是他们对冷战两大对手——美国和苏联——的国际政策有意识的反应。“许多情况下，第三世界领导人对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经常意味着他们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密切勾结，导致他们采行后来经常对他们的人民带来灾难的发展模式。”由此，作者提出“冷战干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意识形态内战的延续，其残忍惨烈也只有内战才能制造出来”。

　　美国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度，美利坚合众国最初两百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如何避免强大的政府这一主题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长期奉行不干涉主义，直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但是“二战”结束以后，这个原则被抛在一边，其中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意识形态的挑战，还有美国主张自由贸易的精神，“美国精英自始至终主张，增进自由的市场交换是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的核心。”

　　美国在战后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难道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是为了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作者否定了这种观点：“尽管获得更多收益的期望总是驱使美国资本前往第三世界，但这些对第三世界的投资很少能真正获得丰厚利润。在冷战期间，政府总是希望私人公司增加其在海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投资，以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并增进当地发展，但鲜有成功案例。”

　　美国政府担心苏联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胜利，对自由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在私人企业家不愿意去做的领域，只有动用美国国家力量去做抵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扩张。“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已经担当起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保护者的角色，也因而将其对苏联模式的全面意识形态对抗扩展到全球战略领域。”在冷战意识形态的胶着对立中，美国对任何宣誓效忠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与美国结盟的第三世界政权的抵抗，都一意孤行地将其划为苏联盟友。这一点与苏联十分相似，“原则上”支持民族自决，但前提是该项权利的使用不能超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偏好。

　　主义输给了利益

　　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苏联模式而非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第三世界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越南革命青年胡志明“曾经在巴黎和会上吁请美国支持越南实现民主自由和政治自治，但毫无所获，他因此对威尔逊的外交政策感到非常失望，并转向马克思主义，视其为一种疗救祖国疾病的良方”。

　　全球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影响力却依然延续到今天。文安立总结道：“对于第三世界以及超级大国们来说，冷战历史的悲剧在于：其起始阶段真诚地反对殖民主义的两大历史性工程，却由于其互相冲突的紧张激烈，其自以为落到他们头上的责任和风险、对一旦对方胜利则自身就将面临世界末日般的后果的恐惧，而演变成了旧式支配模式的延续。”

　　《法治周末》见报链接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1485

　　《全球冷战》读后感(六)：历史如此下蛋

　　关于冷战史，著作多多。一般来说，越是靠近的历史，争议就会越大，这是历史学的遗憾所在：面对同一史料，总会有不同的解读，史料越丰富，共识的空间就越小。

　　历史总在寻找一个解释，但严格来说，历史不可解释。

　　文安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他选择了独特的进路：与其为冷战盖棺论定，不如反思它对今天的影响。众所周知，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但为什么要这样延续？哪些部分在延续，而哪些部分没有？延续的后果是什么？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好回答的问题。

　　冷战的直接后果，是第三世界的诞生，在此之前，列强横冲直撞，后发国家几乎没有发言权，现代性将一个个不同的文明吸入，改造成自己想象的样式。然而，冷战则不同，强者世界出现了均势抗衡，第三世界的价值凸显了出来。

　　选择革命，还是选择现代性，这是上世纪太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考量，两极世界暂缓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危机，但前提是，它们必须迅速做出选择，并承担选择的结果。

　　文安立的睿智，在于他并没有预置谁代表了正确与先进，谁代表了错误与落后，在他看来，事实就是两大集团的政治斗争，成与败更多是技术上的差别，而非价值观的优劣，根据结果推导出来的所谓必然性，往往是想象力的产物，而非事实。从结果看，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然而，这个胜利并不永恒，美国未必能更好地应对明天的挑战。

　　然而，更无奈的是曾经被裹挟在其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没有冷战，它们也许会去走一条更自我、更符合其特质的发展之路，然而，卷入冷战这个大棋盘中，一切逻辑都被改变了，可明天总要继续，它们仍将负担起历史的包袱。

　　我们都是历史下的蛋，本书最妙的地方，是写出了历史如何下蛋。

　　历史给了我们路径依赖，为我们缔造了传统，将我们绑架到习惯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哪些是历史的，哪些是我们自己的，事实是，当我们觉得从来如此时，历史的伤痕正悄然绽裂，因为历史，我们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自由。

　　认识过去，未必就能看清未来，但确实能看清自己。本书资料丰富，议论高屋建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当下息息相关的冷战，文安立告诉我们：它并没过去，我们还在为它付出代价。

　　《全球冷战》读后感(七)：美苏区别

　　美国的干涉起源于其建国的经验：赶走当地土著，强制植入意识形态。于是种族歧视的存在，也为美国以后认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人民的落后打下了基础。同时美国强调洛克的个人财产代表个人权利的观点，以及居于美国意

　　识形态中心的反集体主义。这也是美国出产的替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美国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革命。因为欧洲人在文明开化方面屡战屡败，美国就承担起这样的角色。同时在角色实施的方法方

　　苏联的干涉起源于俄罗斯族对其国内其他部族的同化。俄罗斯族的做法更直接，企图一下就把其他部族教化完毕。由于马克思理论，苏联干涉的方式主要是使得各国社会的阶层迅速分开。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认为在各国内部有那么一批无产者，是可以和自己真正联盟的。而美国认为，各国民族都是需要开化的，所以美国可以不断转换同一国内不同的支持对象。

　　但是拉美人，需要独裁，需要军事化，需要狂热和英雄。非洲人则是变幻无常，种族观念深重。

　　《全球冷战》读后感(八)：（转）第三世界的冷战、历史悲剧和当代世界

　　第三世界的冷战、历史悲剧和当代世界

　　——读文安立《全球冷战》

　　作者：牛可

　　美国必胜论的冷战史vs.悲剧的冷战史

　　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爵士曾指出，对现代国际冲突的认识和研究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往往被置于善恶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历史学家采取一种站在“正义”一方的“英雄史式”的撰述模式，去描写“好人”对“恶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这种清晰明快的历史撰述不免对历史的复杂性、深层机理和悲剧性情境缺乏体认和发见。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情绪性因素逐渐退去，历史学家会看到作为国际冲突根源的结构性因素和“可怕的人类困境”，看到并不与某一方的邪恶必然联系、但却使冲突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历史情境。巴氏的教导是：历史学家应尽可能超越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直线式的和目的论的观念，并避免事后仍站在国际冲突中某一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或者至少对冲突各方，要比历史时局中当事各方对敌方的认知怀有多一点的理解甚至同情。这当然要求历史学家站得更高——本着更高远、更多元的价值关怀，建立自觉和强健的价值反思能力，看得更远——超越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立场，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境遇和思想逻辑怀抱深切的了解和关怀，摆脱把本国的目标和事业与“正义”和“正当性”不假思索地联系起来的本能倾向。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学家的智力工作无往而不在自身所承袭的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框架（或者说枷锁）之中；特别是对涉及国际政治的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工作来说，采取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和视野，仍然是最自然、最方便，也最“得体”的。

　　在后冷战时代“新国际冷战史”取代冷战时代的旧冷战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巴氏所说的第二种取向彻底取代第一种取向的情况。如果把巴氏所划分的后先相继的两个“阶段”看成是两种同时并存“取向”，可能更符合冷战学术史的实际情况。尽管更长的时间距离总是能够给人以更多的客观和清醒，尽管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史研究的确产生了很多符合第二种取向的著述，但是，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冷战的结局带给美国人欣快自满的“冷战必胜论”和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高扬的信心，冷战史研究的中心和最大产地仍然在美国，这些事实使得巴氏所说的第一种取向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美国是“站在历史一边”的力量，美国的意图和目标是正当的和道德的，美国的手段和策略是明智的和有效的，所以美国胜利了，而美国的胜利就是人类的胜利。包括冷战史大家加迪斯在内的许多冷战史新著，都或明显或含蓄地透出这么个意思。而在专业学术界以外，这种观念的相对影响力自然更大，它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公共政治气氛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冷战与第三世界

　　迄今为止，对美国中心的冷战必胜论构成挑战，也对第三世界在冷战史中的总体缺位状况做出弥补的最为成功和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许当推国际冷战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挪威裔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的时代的形成》（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文安立曾在2000年一篇讨论冷战史研究状况的重要文章中提出，意识形态、技术和第三世界是改造冷战史研究的三个最有潜力的“可能的”“范式”。在这本书中，通过将对意识形态和对第三世界的研究整合起来，他亲自实践了他的预言和主张。关于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状的影响，关于第三世界对冷战的总体格局和进程的影响，关于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冷战对20世纪后半叶和当代“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关于当今仍困扰着人类的许多冲突和灾难的由来和性质，这本书所提出的题旨和论说是各相关领域里的学者乃至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经纶事务的人们所不应回避的。

　　这也是一部符合巴特菲尔德所说的第二种取向的著作：它饱含着对各方历史行为主体（首先是第三世界人民及其领导者）的境遇和动机的“同情的理解”，包纳了对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特别是驱动两个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影响第三世界冷战的当地因素）的深入分析，也浸润着对历史悖论以及人性的和社会性的悲剧的敏锐洞察。当然，作为历史学著作，文安立书的这些优点又是以对多国档案资料的广泛收集和精当利用为基础的。这部书必定会作为冷战史经典而流传久远。

　　作为后冷战时代的“当代史”的冷战史

　　文安立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继续，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全球扩张的巨大历史运动的最后阶段。只不过与以往欧洲殖民扩张所不同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目标和核心话语不是剥削和征服，而是控制和进步。植根于美国和苏联自身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驱动着它们去干涉第三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执着于在第三世界推行它们各自版本的现代性工程，坚信由此必然推动世界历史，也使自身安全获得最终保障。文安立指出，认为冷战不属于第三世界的看法是错误的，冷战不仅涉及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在欧洲的盟友；冷战之所以成其为“全球冷战”，正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把第三世界拖进冷战，甚至使之成为冷战的决定性战场。而冷战又塑造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乃至于拉美，都将完全不同与其今日之状况。第三世界精英分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他们对美国和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直接的、有意识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第三世界领导人是在与某一超级大国的密切关系之下选择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而这经常意味着他们采行对其人民构成灾难的发展模式。

　　本书集中关注的时段是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冲突达到顶峰，而第三世界对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也变得空前重要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该书首先讨论了美苏对第三世界的认知和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问题，指出：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然存在的关于自由、进步和公民权的话语，苏联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在自身历史经验中重塑的一整套国际政治理论，为它们各自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制定了意识形态的框架，提供了基本动力。作者还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并对反殖民主义运动与早期冷战冲突之间的互动做出解释，说明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是如何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做出选择，而还有一些领导人又是如何选择了同时反对两种意识形态的立场的。

　　在作为主体部分的个案研究中，作者考察了发生在古巴、越南及印度支那、安哥拉和南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伊朗和阿富汗，以及尼加拉瓜等国家或地区的美苏干涉和对抗。作者不仅对这许多复杂而紧张的故事篇章予以清晰而精彩的讲述；更难得的是，他对第三世界当地因素的深入了解，使得这些故事超越了大国对外政策史的撰述模式，而与这些国家的本国史有机地融通起来。阅读这些人们知之不详的、往往是血淋淋的历史，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的是：第一，灾难就是灾难，这些灾难中同时有华盛顿、莫斯科和当地的政治领袖都必须承担的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第二，这些冷战时代的故事与后冷战时代的关系是那么实在而密切，以至于的确如作者所言，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时代。

　　最后两章对冷战终结时期的讨论及结论部分更紧密地扣合了“历史塑造当代”的主题。其中一章论述了里根政府在第三世界发起的新攻势，另一章则以显著的同情讲述了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的努力、困境和他最终的失败。在结论中，作者概括性地分析了冷战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有力地显示了美国的干涉主义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根本连续性，以及这种干涉主义对第三世界和美国自身的伤害。对于当今困扰美国和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作者的分析和评断尤其发人深思。

　　的确，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维度、一种方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在一开篇就宣布，这不是一部那种仅仅基于历史学家对既往所发生的事的好奇心而做的书，而是一部历史学家写的关于当今世界的书。

　　该文曾载于《世界知识》，2009年第17期，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