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香港》是一本由强世功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37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香港》读后感(一)：爱国有何价值？
我本来并没有打算写几句评论的。刚看完强教授的书，觉得挺不错，就想在豆瓣上打个四星或者五星标示一下算了（严格来说，这本学术性并不十分强的书，五星有点高了，但我认为他触碰到“政治”这一严肃并且值得探讨的内核，值得引起注意，还是给五星吧）。没想到，一上来就看到最受欢迎的评论竟是三星，通篇下来，逻辑有些许混乱，除了政治上“不正确”，我没领悟到拿三星的确切理由。
无论你愿意拥抱“大陆的”政治正确性，还是“香港的”大陆正确性，此时此刻的我，都陷入了“中国人的“忧郁。首先，我感叹的是，以政治正确来评判一部相对严肃或者多少有学术意图的书，是多么轻率啊，就好像以一个人的出身来判断他的品格前途一样，然而，无论左还是右，大家都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理，难道不可悲吗？
其次，就算涉及到政治正确，其实也可以尝试抱着包容的心态去阅读聆听，因为，无论哪一种政治立场，他都需要逻辑推理来论证他的观点，从他推论的过程挑刺，不是一种更加严肃和负责的阅读态度吗？
再次，就是对政治的衰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感伤。学术界或者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立场往往跟官方的、”政治的“不一样，但窃以为，学术界追求的应该是真理，而不应该考虑其观点是否”官方的“、”保守的“。官方的也有可能是真理，是真理就应该拥护。但是，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想着辨别是非，追求真理，就算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量。因为，学术界也有自身的”正确性“啊，如果你的观点跟官方一样，那还要你研究干吗？研究不就是为了突破官方的意识形态说教么？于是乎，很多人在没有阅读之前，已经不自觉地做了政治审查，遑论客观评论某本书，某个观点了。
最后，作为一个在大陆成长，受传统儒家文化感染的普通人，我对爱国的价值在当代沦为一文不值感到难过乃至愤慨。当然罗，怎样才是爱国，爱国不一定爱某个政体（HK很多人都会这么说），这是可以有争议的。但是，在这些争议的背后，我或许有些神经错乱地感到，爱国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都是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成了经济动物，爱不爱国又有什么所谓？以前人家说笑贫不笑娼，同样道理，现在不爱国也不是什么过错。动不动就说爱国是政治审查或迫害，所谓的政治冷感，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爱钱、爱自己甚于爱国（我顶多能接受有些人爱灵魂高于爱国家）。爱国的贬值，背后其实就是政治作为崇高志业的衰亡。再也不会有什么伟大的政治家了，有的只是把政治当作语言游戏和舞台表演的政客而已——有钱齐齐稳，其他的东西太严肃沉重了，人活一辈子，还要图个啥呢？我想，强教授在书中引用尼采的那句格言，很多读者不是觉得担忧，就是觉得可笑。可笑的，太可笑的。
《中国香港》读后感(二)：强世功的转型之作
这是学者强世功的转型之作。与此前的《法律人的城邦》等作品中的自由主义色彩不同，强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表露出国家主义的政治观。这样的立场在随后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及关于中国宪制的一系列论文展现的更为明显。如今，强世功已经成为法学界左派的一员主将，他揭开覆盖在现实政治之上的法律外衣，直接诉诸文化主导、中国复兴、国家建构等宏大命题。这一观念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因何而起，至今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他进入体制之内，所以在政言政？
第一次了解香港问题的复杂纠葛，就是通过这本书。但读完之后，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它。它是学术论文？不像，毕竟格式规范都不是论文的讨论。它是政论文章？也不像，因为论辩的问题并不是当时的热点。看起来，这本书更像是读书笔记，作者从学院转到香港中联办，所以花力气研究一番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最终结集为这么一本小书。
文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述，显然带着作者的主观色彩。例如，“不同于欧洲海盗的追逐利益，中国的海盗依然保持了水泊梁山的侠义精神，保持了一种儒家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卓尔不凡的人生品格。”如此评价海盗，而且根据是单个海盗的故事，只能说作者对此情有独钟。又如，“这不能不让人感慨，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是一个盛产艺术家和诗人的地方，就连拿破仑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现代骑士，算不上政治家。”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
如果说以报刊专栏文章的标准来看，本书不失为一本精彩的系列专栏。作者纵横捭阖，不仅介绍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知识，而且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一把抓，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即使不认同作者的某些观点，也能读出作者的功夫。
《中国香港》读后感(三)：中国的抑郁
此书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他认为，研究香港问题，一般都是从西方看香港、从香港看香港、从香港看内地的视野，很少有人从内地看香港，而作者就选取了这个独特的角度，结合其在中联办的所见所闻所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大陆人、体制内的人对香港问题的感悟。
全文看下来，此书的基调有那么一点点偏官方的感觉，毕竟作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陆人，而且在官方的机构中工作，自然言语中会比较偏向一方，但是看过后，我觉得至少在某项方面是有说服我这个粪青的。年青人之所以会整天自由、民主、普选、三权分立挂于嘴边，不仅仅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但也是一种朴素的美好向往，这种向往体现在它的未经过深入论证性。我们这一代因为网络的关系而更加有可能对政府、对社会存在诸多的不满，但是有多少人会深入地研究过：为什么我们国家会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说普选在当下中国不能实现？为什么三权分立在中国不能实现？我们更多地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挑战权威和官方，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中国问题的复杂和博大，我们并没有深入对比过中西方各种制度的优劣，我们并没有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这几个在现在可能沦为笑谈的汉字，全球化下西方的话语霸权强奸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看法，而同时我们的领导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实用主义为主导，以数字为核心，忽视了这一代人价值观的引导。诚如书中作者所言，从古至今，先后存在了太多的文明古国、帝国等等，但是这些文明都在历史的车轮中烟消云散，而只有中华文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对于香港问题，我看到的是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如今我们的领导层和英国和香港的斗智斗勇，在貌似和谐的大环境下其实掩盖了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博弈和斗争，特别是彭定康总督的政改，的确为当下香港政治的不稳定带来了诸多变数，但是，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我们之幸。因为英国人在撤退之前播下了普选的种子，所以才有了香港2017年开始了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可能，这些看似不和谐的因素，却昭示了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方向。香港的成功抑或失败，将对于它身后的宽广土地上生活的千千万万的希冀民主的人们产生深厚的影响。
回顾香港回归的这些年，港人的认同感提升缓慢，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但细想后会觉得，这其实也是必然。这种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认同、对政治体制和制度的不认同，恰恰反映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殖民的疼痛、制度的不合、话语的缺失等等，都是摆在港人和国人之间的鸿沟。如何提升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对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认同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大问题。
最后，从香港问题跳出开去，作者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提到了“中国式的忧郁”作为本文的结尾。“从1982年香港回归谈判到2003年大游行这20年，恰恰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陷入最低谷的岁月。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于大陆的边缘，可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占据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话语的中心地带，使得经济和政治上用于巨大实力的中央多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样一种中心和边缘、主体和补充之间的错位和反差恰恰是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中国的忧郁就在于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却不得不沦为被支配的边缘地带，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由此产生难以释怀的忧郁，这恰恰是中国人生活越来越富裕，可是内心越来越不开心，幸福感越来越少的根源所在。这样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的民粹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这两种倾向又往往以极左和极右的方式展现出来，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而中国要从这种忧郁中解脱出来，摆脱全球政治和文化中被支配的边缘地位，恢复中华文明应有的尊严，无疑需要有比解决香港问题普选问题更长的时间，更长的耐心和更强的政治意志和文明信心；需要有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气魄和更大的包容；更需要有一份从容、一份淡定和一份超越。回过头来看，在中西意识形态较量中，我们在民主问题乃至整个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发觉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即没有探求背后的乳胶伦理，没有探究背后的民生观念，也没有以政治意志将经济的力量导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文明创造，反而在非政治化的社会科学轨道上，将改革导向了最低谷的对金钱的贪婪、物欲的膨胀、实力的炫耀，从而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沦丧。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治奠基在人心至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
这是作者的美好愿景，也是吾辈为之努力的方向！
《中国香港》读后感(四)：20140707 强世功《中国香港》
近日，因中央政府发布白皮书在香港引起的争议很多。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这种争议和纷争，而不仅仅局限于港怂这种流于愤怒的表述，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强世功的这本《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香港。正如作者所言，是从中国的视角看香港，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本书具有无可争议的大陆的政治正确性，因此文中的一些表述与中国官方话语几乎一脉相承。但，却又不乏学术的严谨性。
当然，超越政治叙述，本书对于历史考证和理性分析运用更为细致，这一我所认为的该书最出色的地方。从本书的梳理中，你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香港政治中，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如，港英政府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用开放政府管理体制 （行政）的方式来吸纳精英的民主参与（政治）；香港左派其实长期都支持中国，为何会发生转变；“一国两制”在长期的政治话语中是邓公的创举，但这套边疆治理思路实际发端于大清帝国，“边疆三万里，相安二百年，为历代所不及”；通过一国之迷的探讨，来分析香港人到底认同的是文化上的中国还是政治上的中国，是country还是state；还有关于基本法的分析…………，等等。其分析细致入微，既梳理了有关历史，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看待香港问题；又客观地分析了有关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提醒我们许多忽视的细节。
全书最后一章《中国的忧郁》，较为精彩，是对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一个反思。其实质也是对“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一个印证。作者认为，在民主平等原则的论战中，社会主义一开始是占据上风的，第三世界尤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它之下展开。而美国仍因为种族隔离，英国因为殖民统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从而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原则，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的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在全球政治中丧失了政治独立性和文化自主权，也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全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为随着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当我们不能从理论上解释我们自己的时候，只能被迫听从西方对我们的解释，因此，也就迷失了自己，带来的就是无尽的“中国的忧郁”…………。
总的来说，尽管本书，我是几年前看的，里面一些内容细节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但依然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中国香港》读后感(五)：港台作为历史的出口
与自由主义者相比，新左派一直在现实情境下研究具体的问题，寻找历史的出口。强世功此书主要从历史和法理角度审视香港对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香港能否成为国家转型的出口和津钥？这与黄仁宇所强调的港台问题对国家文明的重大机遇不谋而合。纵贯中国历史，边缘地区的制度创新往往能成为历史的出口，陈寅恪、田余庆、阎步克不遗余力反对南朝中心观点，他们认为，北朝的制度创新奠定了隋唐雄厚国家实力的基础，北朝才是中国历史的出口。香港处在中西文明的边缘地带，随着基本法和回归的临近，香港的制度又面临政治洗礼和自主探索，处理港台问题不仅仅是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它应该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契机。
柏克所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群渺小的心灵，是很不般配的……我们应当将自己的心灵，拔擢于崇高的境界，以无负上天命我们接受的委托。”柏克的此番话实乃“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中国香港》读后感(六)：从香港思考中国——简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文/银色子弹V5
除去个别具体枝节，在最深层次的政治哲学上，我非但不赞同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甚至与其完全对立。
但我仍认为这不失为一本好书，因为，第一，作者从近来流行于北大清华新左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研究出发，概括出了一套值得严肃对待的为中央对港政策辩护的完整理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且在“香港问题应思考为中国问题的中心”这一判断上独具只眼、目光敏锐。
第二，作者对香港问题的历史由来做了详细介绍，尤其为中英双方在香港回归前后围绕宪法、基本法的一系列法理问题上展开的斗争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使人惊叹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吊诡是怎样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从而更加意识到今天中国大陆在香港问题上的主流网络舆论(认为港人没有在英殖民时期争民主却偏要在回归后争民主是作和贱)是怎样一种因无知而造成的谬见。
对于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本书的上述两点功绩炸裂了它作为御用文人五毛作品的外壳，正如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内核炸裂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一样。
作者之属于汪晖、韩毓海、甘阳、刘小枫、赵汀阳那个知识阵营的明显证据，当然不能简单由本书收在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里而来。但其力图利用“通三统”的方式，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正名，从而达到为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政制重建合法性目的的企图却是昭彰的。这一企图，由作者在最后一章中的一句话明白无误地宣示了：“中国文明正是在古典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西方自由法治传统之上，孕育着新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本书既是香港问题的专著，亦可以视作从香港问题这个狭窄题目切入去作中国文化主体性和政制合法性这篇大论文的尝试。
那么这种尝试究竟成不成功呢？我以为，其中比较能够自圆其说之处在于，它雄辩地证明了如果按照西方政治哲学(宪政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概念和逻辑，“一国两制”根本不能成立，香港要么同化、要么独立；它只有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语境内才成立。这个判断是我可以同意的。正因此，若欲从学理上开展严肃批评，而免于急于意识形态事功而不顾智识真诚之讥，就得先暂停，然后思考如何从学理上发展批评方案。
然而，可以作为备选批判方案理论基石的还是无脱那两种：一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框架下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按照“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批评方案，如果中国要想保有香港，那么逻辑上推导出的唯一可行性是：大陆港台化。你跟人家一样了，人家就跟你统一。至于西藏和新疆，则干脆只有放弃。当然实际中为达此目的而使用的话语策略不会这么白，但这确实是西方政治理论的必然结论——不是针对中国一家，而是对一切具有类似结构的地缘政治情境都是如此。
而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案，则香港问题的解决只有参照五十年代西藏，即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平等、民主和民生保障的旗帜下解决边疆问题、维护统一的思路。这么做的前提是自己的正当性要够，有道义多数的充分代表性。这实际也就是苏联。
作者在书中曾这样吹捧道：“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概念和法律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的政治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不得不承认作者是比较高级的、学术的五毛。他的意思是，“中国”是一套规划政治秩序的方案，符合这个方案规定的都可以叫“中国”。然而作为一枚所谓“新左派”，他恰恰忘记提了，“苏联”也正是这样一种方案，符合它这套方案规定的也都可以称作“苏联”——工农兵苏维埃民主政权控制的各民族共和国在自决基础上的自愿联合。由此可见，新左派之所谓“左”，根本上是为当朝合法性辩护的“左”，而非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左”。
当然，苏联的方案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自身丧失了正当性的前提，失去了道义多数的代表性，那后果也正是苏联的下场——四分五裂并在这之后为漫长而持久的民族冲突所折磨。
第三种方案自然就是本书作者和他的同道们提出的“通三统”的方案，复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案。搞前两种方案，当朝都有各种不情愿，所以干脆分别斥之为邪路和老路。那么舍此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就只能是这第三条路。这是中央大兴儒风、重竖儒家旗帜背后的根本考虑。
以上三种方案都建基于维护统一的前提。如果说干脆就不要统一了，那么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总之，首先，要统一还是不要统一，先二选一；如果要统一，那么上述三种方案中再三选一。除此别无其他出路。就是这么个流程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走法，自己走一遍，你在当代中国政治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也就清楚了。
由此也可以回答，作者的这个尝试究竟成功不成功，根本还是取决于当朝“通三统”的努力能不能成功，归根到底也就是取决于读者你对“通三统”有没有信心、对“通三统”背后的逻辑认不认同。因为政治说到底就是人心向背的艺术，因为一切政治努力都是争取人心间地盘的努力。
《中国香港》读后感(七)：文化与民族的认同
读罢，思之良久，立场既已决定思路，因而作者从社会现状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的视野重新审视了香港回归中国的法理和心理沿革历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现状和群体心理的理性之门。作者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一针见血的指出造成目前香港困局的既有历史原因，更有现实原因。
当年英国当局与中央政府力量博弈之后，”以主权换治权“已然在法理上行不通，但在时间上却有操作空间。英国利用回归前夕的短暂空间，末代港督彭定康放手一搏，在有选择性的作为和不作为之后，极尽所能给我们留下一系列社会困境。他不仅一改过去的骄傲姿态，在与民同乐间大刀阔斧的推进民主化历程，进行民主改革实验。这种不计后果的改革试验持续五年之久，结果虽然香港最终复归中央，表面上英国的”光荣撤退“是英国的失败，但从侧面却播下了民主和分裂的种子，导致香港”恐共“，”惧共“思绪纷起。已然在体制化的香港公民在享受到切实的政治权益之后，已经很难再回到”中央集权“之中了。巨大的现实落差使得香港现行基本法的效用大打折扣，而英国已经培育起来的政治社会精英在掌握住社会群体心理之后，竭力反扑，不断敲击出不和谐的音符。因而，这种时间的突变和逆向回流使得中共已经在政治上输了一阵了。同时现行政策的保守性和改革的徊徨使得民主”普选之路“裹足不前，虽然终定”二十年“却也不可挽回已经失去的回归之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七一大游行“的层出不穷，大英帝国在战略撤退过程中又一次留下来”杰作“，宛如印巴问题，中巴问题，新马问题一样，这种惯用伎俩又一次在中国显现。
英国的灵活的政治手腕反映了其政治智慧的高明之处。但却也从侧面反映了英国的”岛国心态“，与大陆文明不一样的正是其”精打细算“的品性。没有责任与负担，通过商业管道汲取所能榨取的每一分利益，在获得巨大利益输送之后却无需承担治理和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同为帝国，但却缺乏罗马帝国的气度和政治使命感，当然更没有创造伟大文明的抱负。这就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所在。因而中国和英国所思所想的分歧所在。但就是在这种不对等过程中，中国却丧失了民主的话语权。对文革”大民主“的全盘否定，对毛周三个世界的不坚守使得中国在政治正当性和是非辩论中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一味的发展经济和对政治话语权的漠视使得中国知识精英在”告别革命“中投向了英美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中国所传承的”集体主义，团结奉献“则越发没落，在西方思潮下冲击下已经七零八落，生命力早已彻底凋零无足轻重了。所以西方在主导话语权之后才能更加的肆无忌惮，才能在大言不惭中变本加厉，在朝三暮四中四处逐利，而我们只是被动去应对，终至疲惫不堪。
当然如果回到过去，”六七“年间的香港左派失利也渐而造成如今之局面，左派立场的坚定性却被当局英国”当局“妖魔化，而右派的乘势而起却又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因而左右派的隔阂与认同终使一大部分人在观望，在徘徊，在怀疑与对抗。所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胜而不胜，英国败而不败，也唯有时间的累积和民族的自发觉醒，从文化根基上清楚思想遗毒，重构大的社会主体空间和自我认同。同时香港的特殊地位，在大陆地缘与政权的边缘和西方民主的前沿，这种错构和反差中，使得香港无力将民主政治导向于大陆，却已然在经济层面越发落寞。在双重因素下，政治失语，经济不振，大陆以经济作支撑的话语权在逐步强势过程中注定了香港对未来的担忧，但他们早已习惯了世界的焦点。这种不适应又一次造就了“怀旧思潮”，因而对自己定位的模糊从深层次上也注定了香港现状的不安。
香港未来任重而道远，前途漫漫。因而本质上的文明冲突和民族文化身份更需要历久才能消弭。在一场博弈中，不仅是政治较量，深层次更是文化的砥砺。如何合理处理好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值得每一个有识之士去深思。
《中国香港》读后感(八)：中华的未来
明天晚上就要举办《中国香港》一书的读书会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十六周年活动了，今晚忙到十点，才有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按照宋老师的要求，因故未能到场的理事需要撰写讲稿，因此虽然感觉疲惫，还是决定坚持写出讲稿之后再行休息。金陵读书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单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事业的一部分。
先从这本书的作者强世功说起。强出身人大，后又在北大学习，兼习法律和政治学，又有四年在中联办的工作经历，这样的背景使得他能够在中西结合的视角下对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判断。比起北大法学院的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贺卫方老师，强世功在半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让他能从一种更加现实和建设性的立场看待香港的变革，看待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这点来说，我觉得各级政府要取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支持，就应该主动把他们吸纳到政府公共事务中来，这对自由派和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自由派能够看待建设与变革的艰难，政府能够增加变革的动力和路径参考。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一点期盼。因为只有全社会形成进一步改革在各个具体方面的底线共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才有可能在一条稳健的道路上前行。
接下来就来谈香港。强世功的书名之所以叫“中国香港”，而不是叫“中国的香港”或者“中国与香港”，这点非常有讲究。如果叫“中国的香港”，就无法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髓，把香港的管理模式跟内地各个城市等同。事实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创。无论是唐朝的内地州县制与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制度并行，辽朝的南院与北院的两套体制并行，甚至到清朝的内地行省制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制并行，都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历史源头。“中国香港”强调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而又突出显示它与“中国的南京”、“中国的北京”的不同。用强世功书里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两制”乃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相结合的一种政治治理机制。在内地实施省市县管理体制的同时，在香港、澳门实施类似封建王国的治理机制，既是对中国历史上有效治理模式的参考，也是对香港长达一百五十多年殖民地历史的尊重。
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和“中国与香港”也不相同。因为中央政府毕竟在香港有驻军，外交权也统归中央；虽然香港政府享受法律终审权和独立财政权，但前两者的存在保证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应该看到，中央对香港的治理，不同于俄罗斯和美国的联邦制，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制，跟中国历史和美俄现今的体制相比，香港享受更大程度的自治权。这样开放的权力架构，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尊重。某种程度上，在香港、澳门一国两制也不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治理策略，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未来对政治体制模式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大陆与香港，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大陆可以向香港学习完备的法治理念和有效的反腐策略，而香港则可以向大陆学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更积极的角色等等。
未来的香港，既不可能完全赤化；而未来的大陆，也不可能完全香港化或者台湾化。邓小平当年之所以提出香港的政策50年不会变，并不是说50年之后就要变，而是预见到通过50年的融合与磨合，一国两制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国一制，或者所谓的单一制。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如果说深圳是经济特区和经济改革的试验田的话，那么香港就是中国的政治特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强世功在书中也指出，中央对于香港的普选改革进程是有诚意的，之所以要到2017年全面施行，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普选后产生的领导人不至于对中国产生离心倾向，另一方面也应该将此视为整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因为对开放、民主、富强社会的渴望不只是香港人的目标，也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目标。在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体制下，香港的今天或许就是大陆的明天，而香港的明天或者就是整个大中华的未来。
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顺利与否，不只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否，也会对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台湾的情况比较复杂，自甲午海战之后，它经历了五十年的日化历史，当香港工人1925年在参与中共组织的省港大罢工时，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风平浪静；而当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风港之时，台湾则作为日本的大后方，源源不断向派往大陆和香港的日军输送物资、能源，甚至战士。在台湾光复之后不到两年，就出现了“二二八事件”，这一事件对台湾本省人造成的伤害，至今还未彻底平息。1950年的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下，又成为美军的重要驻地。因此，与香港在英化与华化之间摇摆不同，台湾则有着日化、美化、中国化和台独等四种以上更复杂的倾向。这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比之香港更为复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以粤语文化为主，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英皇等公司的崛起，和BEYOND、四大天王等一批本土歌手的诞生，香港的粤语原创文化越发发达。由于香港与广东文化始终保持联系，连为一体，这样即使在中英谈判不顺利，香港精英阶层大批移民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香港人的中国意识仍然很强。
相比之下，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中，美国好莱坞电影和日本残留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出现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这样的原创歌手，和侯孝贤、杨德昌这样的本土电影导演。从文化这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要比香港艰难得多，因为在五十年日化和二十年美化之后，台湾人的孤岛意识越发强烈，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郑智化的《大国民》就是这样的代表作，这种孤岛意识发展到台面上，就是台独意识。而我们再看看香港，BEYOND同时代写出的歌曲是《长城》，刘德华高唱的则是《中国人》。文化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好反映。如何摆脱台湾的孤岛意识，一方面要依靠与国民党的沟通和理解，另一方面也要取得本省人为主的民进党的理解与支持。这一步的前行颇为不易，最好的方式，自然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现今，台湾的经济随着ECFA的实施已经与大陆连为一体，下一步就应该打破两岸文化交流上的种种人为障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台湾流行歌手杨乃文高唱大陆摇滚乐队便利商店的《电视机》，比如大陆前卫摇滚音乐人左小祖咒与台湾城市民谣天王陈升之间的频频合作，以及野火乐集、胡德夫等台湾资深音乐人频频来大陆演出，野孩子、周云蓬的中国巡演也开始有台北站。当然，这些文化交流还不够深入，要彻底改变台湾的孤岛意识，就应该把文化交流的触角从独立音乐、独立电影、独立出版合作上升到流行文化层面。在此之前，两岸流行文化交流中，台湾多为输出方，罗大佑、郑智化、周华健、张宇……台湾的流行歌手深深影响了大陆的两代青年；今后十年到二十年里，我们希望看到大陆在交流中更多作为输出方出现，比如什么时候，《非诚勿扰》的收视率在台湾也能排到前五，比如《邓小平时代》《看见》这样的书，《小时代》《致青春》这样的电影也能在台湾大卖……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比如我的那首寄托两岸血浓于水情怀的民谣歌曲《双城之恋》和同名小说也能在台湾得到一定程度的传唱、一定程度的阅读……
就此搁笔。晚安，诸位书友！
（本文是本人为7月3日晚金陵读书《中国香港》读书会暨香港回归祖国十六周年纪念活动而准备的讲稿。）
《中国香港》读后感(九)：香港问题的法理考察（一）
就在今年11月份，笔者在香港看到许多媒体对当时香港非法占中负责人欲搭乘飞机赴京请愿而被注销回乡证的评论文章，不乏对一个国家中公民为何存在一条人为阻隔的边境线、为何被区别对待而丧失国家（大陆）赋予的公民权利的拷问。当然，这些时评都很短，目的也在于吸引受众，简单地抛出了问题，更像在挑起事端、发泄情绪，而非以负责、公允的态度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对策。香港问题太复杂，不仅仅是一个政制改革的问题，里头牵扯着许多民族、文化、历史、经济的问题，甚至是国际关系上的问题。而香港人本身对这些问题带着太多的情绪，尽管他们有不错的学者，却缺乏一个研究自身问题的客观和高度。而大陆学者一直都在漠视香港问题，因为相较于大陆泱泱国土，香港巴掌大的地方的事情，算不上什么重要的话题。因此才有了大陆与香港认识上的阻隔。
强世功用四年在香港的时间，对香港现在所遭遇的困境、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收集、分析和解读，把眼光拓得更宽，不仅从由西而东、由古至今地进行历史对比考察，更从政治、文化、哲学的法理上来条分缕析香港问题的前世今生，把香港问题凸显到一个国家治理、宪政发展、文明复兴的重要高度来，香港的独特性就随着这些问题的暴露、明朗、走向而变得更为强烈。
了解香港的现在，必然要了解香港的过去；而了解香港的过去，就必须了解英国的历史。尤其是香港目前的政制问题，不仅与香港自身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更与大英帝国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可以说，大英帝国在发展历史中归纳出来的殖民地统治理念、统治技艺，极大影响了香港的政制设计与实践，也是所有香港问题的根本起源。强世功从政治与文化的视野来研究香港一系列政治及社会问题，在研究大英帝国与罗马帝国发展史上下了不少功夫，得出了大英帝国统治殖民地所持立场、所抱理念及所达目标，指出了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意图、思路、落脚地，为解开当前香港许多社会、政治问题理清了历史背景脉络。
例如港督制度、行政吸纳政治、民主代议制发展等等香港最为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英国人一首推动的。强世功的分析总是鞭辟入里，看问题直达本质核心。他说，“总督制真正精妙的地方并不不是总督的绝对权力，而在于以一中类似民主的方法吧这种绝对权力掩盖起来。这就是设立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政治功能。” “立法局中议案的提出要经过港督批准，立法议程和立法活动也由港督决定。港督拥有两票表决权。更重要的是，港督还拥有紧急立法权和解散立法局的权力。” （P9）而设立隶属于港督的两局，是大英帝国汲取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教训，防止殖民地再度出现独立的倾向，由此，我们便知道香港目前的立法局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一个咨询机构发展为代议机构的变种，因为它在港英殖民统治的135年历史中，根本就没有承担过任何的代议功能，仅仅是附属港督的咨询机构。但这种港督体制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是因为英国人深谙“权力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使用”，用变种的两局表面掩盖港督的绝对权力，并多少通过咨询功能是这种绝对权力变得灵活而富有弹性，能够巧妙地回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但经济的成功，显然不能掩盖“港督对立法和行政的绝对控制权”的真实政治面目，更不能成为歌颂英国人精明统治的理由。
关于“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按照刘曼容的观点，行政只政策的执行、政务的落实，政治指组建政党、参与竞选等），也只不过是殖民者的统治策略而已，是港英政府重建政治正当性的手段和一种制度化的、体制化的精英整合机制和政治参与模式，一旦港英统治策略转变，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实，中西许多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一直都奇怪为什么都市化的香港没有出现民主政治，一直都在港英政府的权威统治之下。在强世功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英国人政治上的精明（他称英国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英国人不采取民主选举政治，而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手段，组织各种咨询委员会，不过是平息华人愤怒的一种手法。”（P17）但就是这种最简陋的民主，都是港人经历1967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议运动，才推动港英政府建立广泛的咨询委员会和各种群众组织，进行面向基层和草根的“行政吸纳政治”。但这一进程一直很缓慢，直到1982年才正式起步，到了末代港督彭定康治下的五年却来了“大跃进”，用激进的民主摧毁了“行政主导”制度。解释这些现象，在强世功看来，就是大英帝国政治精明，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冷静地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主导整个独立过程，表面上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长期培养的殖民地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达到“再殖民化”的目的。“英国人虽然走了，可是英国人所特别注重建立的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由此只能由英国人培养起来的、会操作这套制度运作的政治精英来接管殖民地政权。与此同时，围绕这种制度运作形成的文化价值也保留了下来，而这种文化价值会不断强化这种政治精英对英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而在这种宪政体制和文化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普通法，普通法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含着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滋养着一批独立的法律精英，它是帝国与独立之后的殖民地保持联系的政治纽带。”（P83）
今日香港政治困局，正是港英政府（其实是西方）培养起来的中产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从心底里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乃至在“一国两制”的宪政秩序中，在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可见，英国人在1960年代开始对香港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成果是如此显著，港英政府通过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将英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塑造为高等文明，而将中国文明贬低为劣等文明，将中华民族贬低为劣等民族或野蛮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美化殖民统治，成功让华人精英接受并认同英国文化或西方文明，为其实施“间接统治”培养了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国人”），强化殖民地精英对大英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并以法律为纽带让港人对英国文化产生了牢不可破的认同，从而也扭转了1960年代之前香港人对祖国普遍的认同感，开始对内产生敌意，奠定了目前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即：在中产阶级形成后，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随着出现，对港英政府感恩戴德，即使不能认同自己是英国人，但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会认同自己为香港人。更甚者，彭定康时代还培养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从而在中国的内部加入不和谐的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种子。强世功的分析算是深刻的洞察了。
《中国香港》读后感(十)：乘着理念，去香港
I'm back !
香港三天的交流饱满又欢快。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得益香港不少，此番交流，既是集体巡游也是投石问路。三天的走访和闲逛，勾起了我一年前了解香港的欲求。
当时读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老上海的咖啡馆舞厅到杂志电影，从施蛰存到张爱玲，而后上海香港对照记与双城记。《上海摩登》就此开辟了一块都市文化的空间，让专家学者们和我等贩夫走卒流连不已。
强世功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就是城市研究的佼佼者。一年前买回来，读了四五十页后被电影书籍吸引过去，就此搁置一边，直到我现在拿在手上，已经是满面灰尘。每每都是这样，面对一本曾经读过又没有读完的书，于心有愧，像是曾经许过的诺言一直悬在过往没能着地。
不如我们就花一段时间，用一点谋生之后剩余的精力，填补一点资料，在书本上，在文字上，巡礼一次香港。应该是不错的经历，从强世功的《中国香港》开始，效法李欧梵。边读边写，是札记，不求甚解；是备忘，期以后用；是娱乐，消遣寂寞。
言归正传，强世功是北大法学系教授，03年至07年调至香港中联办做研究。作者写这本365页的小书，有着一个宏大的目标。
“本书记载了我对香港及通过香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我想追问的是：“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希望把香港作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来思考，将其看做是理解中国的钥匙，因为它一方面生动地展示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较量，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最根本的不同。”
书分十三章，基本是以大陆看香港的姿态，从政治到法制到文化全盘解析。我先入为主地想，这是一张香港地图，我们按图索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