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的国度》的读后感10篇
《信徒的国度》是一本由[英] V. S. 奈保尔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50，页数：5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一)：不定时更新
下单时是喝得晕乎乎的时候，在看完黑白电影《我在伊朗长大》，片中讲的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事情，对西方科技、音乐等等的抵制，共产党人被伊斯兰教派的迫害等。我以为自己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知识来阅读此书，翻阅之后才发觉远远不够……
伊朗部分，共产党和穆斯林对国家政府的争夺是历史的主线索，而以自称为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穆斯林主导的统治社会是作者寻访的重点。伊朗是个信仰最大化的地方，统治正信就可以统治全体人民，用信仰不断催眠，用教义佐证宗教治国的正确性，不断用标语，排斥异端，高压来肃清社会成员……作者看来，被煽动被管制的永远淳朴的人民，处于管理阶级恐怖革命制造者的却犹如小丑一般。作者文笔之好，言简意赅的细节描写就勾勒出来“此刻他转过头来，展着一张消瘦而面有难色的脸跟我算计额外车资，又是这么令人心动……”或者“贝赫扎德低声对我说道，起立。我们一致起立，仪式有助于营造出场气氛……”还写了朝圣者三拜九叩用的板板是粘着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土，有意思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二)：矛盾的宗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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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奈保尔描写的伊朗，我仿佛又回到了德黑兰的那个黄昏，BRT堵在茫茫车流中，2个小时也没怎么动过，Armin催着我回家一起吃饭，但我却只能绝望地望着没有尽头的车流。伊朗如今的交通依然如奈保尔当年描写的那般：日常时疯乱无序，一到高峰时间就失去一切效用。
伊朗人几十年后依旧没有学会遵守交通规则，政府看上去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每次伊朗朋友带着我一起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我都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撞死，以至于当我走在亚美尼亚秩序井然的街道上，感到自己获得了重生。
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无能、避重就轻的政府，却对于许多事有着令人无法理喻的激情，比如检查女性头巾戴的标不标准，检查有没有年轻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亲昵举动……宗教警察在街上随处可见，臭名昭著。——但这或许也是伊朗不同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地方，正因为这种强压，如今出生于伊朗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一代，对社会、宗教、政府有着毫不掩饰的批判。他们思想极其西化，翻墙上各种国外网站，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去民主灯塔——美利坚共和国。
[2]
看到奈保尔和沙菲在巴勒斯坦的谈话，我不禁想起了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一次和高中阿拉伯语教师的谈话。那场辩论持续了4个小时，起因只是他困惑为什么我是无神论者，并试图向我证明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一样的内容，完全一样的逻辑，我提出了和奈保尔几乎一样的问题，对方也给出了和沙菲差不多的回答。最后，教师说：“我认为政府应该限制电视娱乐节目这些扰乱心性的东西……但说到底，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是很差的，只有一个我觉得不错。”已经挺困的我很好奇居然还有被他认可的政府，连忙问是哪里。他答曰：“朝鲜。”
我突然感到我居然浪费了一个晚上，试图说服一个认可朝鲜政府的穆斯林。
[3]
穆斯林世界在进步，我可以清晰地从土耳其西部和伊朗看到一股不断被开化的自由思潮，却在土耳其东部和大部分贫穷的阿拉伯国家赤裸地感受到一股顽强的力量在抵抗着改变。
或许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出口石油的国家异常富裕，人均GDP居高不下，生活极尽奢华，比如卡塔尔、阿联酋。不出口石油的国家则越来越贫穷，比如约旦、巴勒斯坦、埃及。但说到底，正如奈保尔所说，原油出产是非创造性财富，它就像一场幻梦。卡塔尔与阿联酋的霓虹灯火、高楼林立也不过是基于原油出产后的买买买，他们购买设计、购买规划、购买一切，唯独不自己创造。
但从这两类国家可以看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却完全不排斥金钱和现代文明。贫穷只是因为资源匮乏，如果一旦在地底下挖出财富，那么宗教会继续不堪一击地退居于金钱所筑垒的物质世界之外。正如奈保尔所说，伊斯兰教极度依赖于西方文明，他们不仅不创造，也疲于生产。他们排斥西方文化，却不排斥西方文化所生产出的改善生活的工具。
这样的矛盾，奈保尔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一种新颖的强大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对强大力量和自身渺小的恐惧，让他们只能抗拒现实，生活在先知为他们搭建的乐园里。至于生活出了问题、社会出了问题，则统一归咎于不够正信。这种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流氓逻辑，总是贯穿于同极端宗教徒的谈话之中。
[4]
宗教变成了一种维护和扩张权力的工具，不同教派的斗争也沦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和能源争夺间的借口。或许宗教对个人确实有救赎作用，其中的一些哲学思想值得借鉴用来思考人类终极问题，但宗教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就无法不让人怀疑其工具属性了。如同奈保尔所说，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重蹈西方政教分离的覆辙，理由当然不是因为政教分离不利于国家发展，而是政教分离直接威胁到伊斯兰教这个巨大的利益蛋糕，他们需要不断扩张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对统治者而言，宗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群众是愚钝的，要规范他们的行为、控制他们的思想，宗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工具。经常有穆斯林用各种宗教所教导人行善的结果向我证明伊斯兰教的伟大，但“善”和“道德”未必只来源于宗教，理性思考、法律制约同样可以达到一样的结果，甚至通过理性思考，同样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超越性，这样的结果丝毫不能作为宗教的开脱词。
而不积极作为，经济萧条、发展落后，统治者也可以轻易地把原因归咎于“不够正信”，他们试图回到穆罕穆德的黄金时代，对无力的他们来说，宗教已经变成了唯一的武器。所以在一切问题发生之时，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怀疑伊斯兰教本身。
但是宗教是有真理主张的，它不完全是一个情感性的东西。事实上，它试图插手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们指出一条“明路”。既然有真理主张，就要经得起质疑，经得起辩论。可是宗教的逻辑又不允许质疑，那他们也就抵达不了真理。
[5]
奈保尔的观点其实在第一大章已经完全阐明了。后面的经历只是在不断佐证他的观点。
对穆斯林来说，探寻一套完整、可行的制度，做科学研究，都是困难的事。相比之下，宗教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只要口号、形式、信念，就能抵达彼岸。但这种不创作价值的生活方式事建立在寄生于西方文明之上的。有人在创造，他们才能享用。这也是信徒的国度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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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距离奈保尔写《信徒的国度》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而那些惯有的逻辑却一代代传承至今，令人啼笑皆非。我们总是自小被教育要尊重宗教，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宗教的侵犯时，依然在退让。可以看得出，奈保尔受够了这种无休止的退让，他道出了很多在我们看来一戳就破的逻辑和观点，比如对什叶派关于“第十二伊玛目依然隐世在某处”的吐槽，就和我在看帕慕克的《雪》时内心的奔腾一样：这都二十一世纪了，怎么还在讨论女性该不该戴头巾？！
在如今这个穆斯林人口不断扩张、难民遍地的世界上，我们或许急需一套理论去打破西方的圣母论。一味地退让和尊重，试图以善制恶，似乎并不见成效。以色列赢得了五次中东战争，依然没有把领土扩张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甚至在占领西奈半岛后，却放弃了直取开罗。但是我相信，如果穆斯林世界真的打败了以色列，他们在屠杀犹太人时，是不会有所谓愧疚的。先进文明究竟要如何制止落后文明无休止的扩张和破坏，是当下世界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也是所有文明国家之间的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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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际的战争、防御之外，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尤其重要。只要瓦哈比意识形态不死，他们就能永远生生不息下去。所以虽然我尊重大部分没有攻击性的穆斯林，也非常理解他们处于那样一个强压社会下，其实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但该批判还是得批判，该指出的逻辑错误还是得指出。谢谢奈保尔的启发。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三)：天涯行脚，辗转风尘，逆来顺受，消磨人生！
1、伊朗
库姆这个地方的人，整天谈的就是宗教，不然就在判断谁还值得救赎，或者谁该下地狱，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沉默是金。
圣人的影响力高于国王，他有这个能耐，颠覆王权。如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执政。《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革命期间被伊朗挟持人质的故事，奥斯卡金像奖美国人意淫太多。《我在伊朗长大》则是伊朗女插画家玛嘉·莎塔琵的个人自传电影。还有《一次离别》里关于信仰的力量，武侠剧里，光是古波斯三个字就吸引人太多。
伊朗的伊斯兰教为什叶派伊斯兰教，要为远古以来的仇恨注入活水，要坚持复仇的信念，并认定自己的信仰为最纯净的穆斯林。
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石油以前，都穷无立锥之地。
毛拉，穆斯林对伊斯兰学者的敬称，类似犹太人中的拉比，但很多毛拉都是装逼者，并且博览群书的毛拉也一味遵循《古兰经》的教义，丝毫不会变通，他们讨厌并排斥科技及现代知识，宗教即是他们的生活，也是造成贫穷的原因。
伊朗人没有所谓的宗教路线，不是共产党员，就得专注于宗教。
伊朗富产原油而多金，光靠一天的原油输出，就赚进七千多美元，可以一口气订购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1980年左右）
2、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原属印度，后因北部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分裂而独立。
巴基斯坦对中国友好，是因为美国抛弃了巴国而转向印度，印度妄想吞并巴基斯坦时，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及经济援助，并且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传袭制度让外交策略至少稳固上百年，而美国一个领导人一个想法，不靠谱。
巴基斯坦的沙漠没有石油可崛，人口却是伊朗的2倍，经济上是个侏儒，人人叫穷，也靠输出国民为生，即人力输出。识字率非常低，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甚至认为银行收取利息是违反古兰经的——伊斯兰教严禁钱生钱、收取利息，因为利息被认为是对人的剥削。所以，他们的银行贷款不收利息。
英属殖民后，奴隶恢复自由身，所以在巴基斯坦也有非洲黑人，并且是长期待下来的。
用词来形容这个宗教，是激进，炽热。
3、马来西亚
马来人占50%左右，其中50%的马来人为伊斯兰教，其余是华人和印度人。华人凭借精力与聪颖，推动了马来的发展，所以有钱的多为华人——经商开店，但华人不准涉足政坛。
他们在追求物质教育上落后，对科技一知半解，并且觉得不需要大楼，不需要电梯，不需要高速公路，也不必学习，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华人及外来人口的勤奋，于他们在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贫富差距，于是愤怒，产生仇恨。
向往乡村生活，可往往已经回不去了，居住于大城市中，查询什么是古兰经所允许的，什么又是触犯禁忌的，简单的生活同时也是禁锢的生活。
一个打着赤膊，嘴里嚼着槟榔的厌食者。一个怒气冲冲，无权无势，身无分文之人，强忍着苦涩不甘的长啸悲鸣。这一呼声，倘若真的脱口而出，就是传遍这片林地，穿透原始的遗失孤寂，如此真切、雄浑、深邃，正如任何在安乐椅上思考的哲学一般，扰乱了烟囱与屋顶构成的不纯荒野。《海隅逐客》里安乐椅上的马来人的呐喊。
meditation闭目静坐，于20世纪60年代就流行西方。
欧洲人穿睡衣是从土耳其跟印度之类的地方学来的。
4、印度尼西亚
印尼曾被荷兰统治300多年，独立来之不易。混乱期间，军方认为共产党想染指印尼，图谋不轨，当局逮捕十万民众，大规模屠华运动。
伊斯兰教是印尼的官方信仰，但印度教，佛教、灵魂信仰的遗风仍然活跃，对于一些历史遗迹，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其意义。
印度教的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活着皮影戏瓦杨中。
排斥华人，外国人以及印尼所缺乏的高等技术的人。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四)：奈保尔应该得普利策新闻奖
奈保尔的写实作品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访谈，与景无关而唯独与人有关。无论在那里，奈保尔总是设法接触到一切阶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而无所不谈（印度三部曲里面甚至拜访了黑社会！）。论文字的犀利程度和视野的宽广程度以及素材的捏合程度都非一般作家和一般记者所能及，从不臆测全都是亲身经历亲笔记录，从不粉饰，全是赤裸裸的现实！
从非洲开读，读完印度，现在开始东南亚之行。奈保尔果然早熟，这些作品时间跨度极大，但文风基本浑然一体，只有感悟的差别。奈保尔今年来到中国，奈保尔说没有精力来写一部中国的书，中国太大。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因为你我心里都清楚假如奈保尔动笔那么这么一部作品必然揭露很多我们知道而不愿面对或者我们习以为常而浑然不觉的丑陋，也几乎不可能被引进。但可惜的是我们就缺少了一个看待我们自己的角度，那个角度源于奈保尔那犀利的眼神和匕首般的语句！
几乎从来未见过哪位作家在写实和虚构创作之间如此轻松跳跃并都有如此大的成就，并且两种写作之间的结合是如此紧密而不可分割！
希望能把奈保尔的作品能出全，他给了我们一个批判的视角，我们自己受个人或社会的限制看不到的或经历不到的我们可以细细倾听奈保尔的讲述。（例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穆斯林都很陌生，我们就不妨随着奈保尔来一趟心灵的旅行，必然会有所启发！）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五)：“普世文明”和它的边陲
“普世文明”和它的边陲——奈保尔《信徒的国度》
作为游记作家的奈保尔，对于他要游历的地方，似乎总是缺乏信心。他是印度裔，在中美洲的特立尼达长大，又在英国念书，这样的经历让他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成了过客。奈保尔在三十岁时第一次回到印度，对那里的一切都大失所望，由此而来的《幽暗国度》也是他诸多游记中火气最盛的一种。以后的书，火气越来越少，奈保尔也越来越像一个冷静而精确的观察者，同时，他的失望变得根深蒂固。中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世界的边陲是如此的无望，它们的命运早就写在它们的本质当中。《信徒的国度》中出场的四个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不例外。
今天看来，这本书结尾的一番话很像是一个成功的预言：“而今，不论在哪个伊斯兰国家，像贝赫扎德这类的年轻人都在逐渐增加，他们即将逆转伊斯兰的激情，投射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愿景，一个涤净、纯真的社会，亦即一个信徒的社会。”激情、有信仰的伊斯兰青年，很容易让人想到911之后的原教旨主义战士。不过，奈保尔评论的并不是信教的青年，而是那些不信的。这也正是他这次伊斯兰之旅最感纠结的地方：穆斯林信徒——无论虔诚的、热衷的、进取的、消沉的、富贵的或者贫贱的——固然都表现得像穆斯林，连那些怀着阶级仇恨干革命的、在英、法奢侈品商店大肆购物的、企图到美国大学拿硕士文凭的……竟然也都表现得正如一个穆斯林。
譬如这位贝赫扎德，他是奈保尔在伊朗的向导，也是无信仰者、左派大学生、德黑兰共产党组织的成员，换句话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年代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即便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奈保尔看来，也不免从根本上被败坏了。“他接受了多少文明的灌输，这么多文明的汇入，造就他现在的人格与思想。可是，现在，就在他知识生活的开端上，他就像他反对抗争的穆斯林一样，将自己切断隔离在文明启蒙之外。”这位名叫贝赫扎德的大学生使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用波斯文写数学作业，崇拜斯大林和苏联，他的女朋友是穆斯林家庭的叛徒，公然在火车上阅读共产主义小册子……即便如此，贝赫扎德与他的穆斯林同胞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从一开始就被隔绝在“文明启蒙”之外。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奈保尔遇见一位叫赛义德•侯赛因的医学院学生。此君读过两百五十本英文书，热爱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和赛珍珠的《大地》，对同胞全盘拒斥西方的态度绝不赞同，对宗教感觉淡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一篇作品题为“伪善”：
伪善者说话像云雀，
咬得却比叫得痛。
伪善者看来无谓而大胆，
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首诗转写成汉语，已经不知道被翻译了几手，诗义、诗韵等等自然无从论起。在奈保尔看来，它的主要问题是：虽然出自一位西化的医学院精英之手，它与什叶派穆斯林推崇的阿里箴言还是一脉相承。
奈保尔对伊斯兰文明的看法中最有滋味的一部分，就蕴含在这看似奇异的矛盾里面。多年以后，奈保尔用“歇斯底里”一词来描述穆斯林的文化：愤怒、空洞，无法充分地自我表达，以及向西方尖利而陈腐的抗议。不管这是洞见还是污蔑，身在伊朗等国的奈保尔都相信自己目睹了很多佐证，所以，对于那些宗教特征很鲜明的人和事，他并无太多感慨。他坚信伊斯兰国家已经失败并将继续失败，而根本的原因就是伊斯兰信仰本身。信仰带来优越感，带来道德上的自我陶醉以及对未来的盲目乐观。信仰也带来依赖，“伊斯兰教是解决一切的方案”，一千多年前的圣书被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结果是知识——新进的或者来自外族的——遭到抑制，自我的历史被扭曲、伪造，各种具体问题被演化成抽象的法则、律令，陈义甚高却没人知道该怎么去实现。信仰甚至能够用来掩饰信仰的失落，即便是伊斯兰世界触手可及的失败，也不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世间尚未有完满的伊斯兰统治，“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曾经过试炼。”
奈保尔指出这些，毫无宽假，大概也不觉得有丝毫困惑。贝赫扎德这样的青年却不同，他们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甚至会有改革社会的志向，却仍不能摆脱宗教对他们根本性的影响，这不免太令人感伤。至于那些远不如贝赫扎德赤诚，在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首鼠两端之辈，则不免令人气愤。这不是西方的失败，却彰显伊斯兰教受病之重、自欺之深。奈保尔作出的更尖锐的批评，就是从西方与伊斯兰的关系中辨析而来。
在奈保尔看来，西方文明为伊斯兰世界带来的是无以弥合的分裂感：“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而强大的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另一处说明得更加详细：
巴基斯坦人感情上拒斥西方和西方人所倡导的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动摇国本，威胁社会秩序。偏偏西方文明同时又不可或缺，因为巴基斯坦需要西方人的机械、商品、医药、战斗机、移民侨胞的汇款，以及有望治疗缺钙的美国医院和能够提供大众传播硕士学位的美国大学。所有摒弃西方的想法，都根植于一个假设当中，假设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富于创意的文明，奇妙地中立，开放于所有的诉求。因此，摒弃，不是纯然绝对的弃之如敝履。同时，就整个团体而言，也是一种停止再增进智能的方式，意即整个团体将沦为寄生虫，寄生现象将是教义始料未及又不能承认的恶果。
寄生，却自居为主人，这就是虚伪。整个《信徒的国度》的游历中，奈保尔真情流露的时刻屈指可数，当一位巴基斯坦编辑表示想去美国念大众传播的硕士学位时，他却愤怒地爆发。因为这位编辑希望在国内维持伊斯兰的统治，又企图利用西方的开放、包容为自己谋名利。虚伪——类似的虚伪在信徒的国度中随处可见：激进派的毛拉，大限将至就飞到波士顿治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誓言“横扫全世界所有国家，百战百胜”，使用的是法国造的战斗机……层层堆叠的虚伪，难道不是来自文明本身的缺陷？
至此，奈保尔完成了他对伊斯兰文明的羞辱。
作为作家，奈保尔为人诟病的种种，大概都可归结于他在世界各地种下的“羞辱”。仅就游记而言，他似乎并未虚构什么，也很少议论，产生羞辱的大多是各种事实。我们还记得十几、二十年前，有些西方来客会刻意拍摄中国城乡落后、破败甚至肮脏的地方，国人发觉，不免会因为羞愧而生气，某些善于启蒙的，更会因为羞愧而起劲反思——奈保尔的游记就有类似的效果。而且，因为他惊人的笔力，他写下的种种情状甚至比一般的影像更加清晰、刻露，引发的羞辱感自然也更强烈。他的出身又让这些都变本加厉。政治和道德禁忌不允许一个西方作家如此“污蔑”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出身的作家却能够对此免疫。奈保尔造成的羞辱由此变成了可耻的出卖。
无怪乎一辈子为伊斯兰国家鼓而呼的萨义德会写出一篇火冒三丈的文章，形容奈保尔的书是“智力灾难”。其实奈保尔在智识上是精致而精确的，只是带有一种独特的残酷。这源于他作为伟大作家的本性：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笔力以及绝不动摇的专注。对于所见所思，他可以刻画到纤毫毕现。而那些被他忽略的，即便重若丘山，你也休想在书中看见分毫。
奈保尔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专家，对于这四个国家也没有对印度那样的亲缘心态，他不懂当地的语言，许多交流要依靠翻译，而即便与他关系密切的翻译，俩人之间也经常互不认同。他很勤勉，去过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记者、教师、编辑、企业主等“中产阶级”。他在印度接触过很多的底层民众，这一次却少有尝试。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他不耻下问，拜访了当地的穆斯林公社成员，两次都话不投机。1979年的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奈保尔自己更像是带着霉运光环，所经之处祸患连绵：拜访过的报社几个月间纷纷关门，幸存的也濒临倒闭，采访过的记者、编辑也纷纷失业，甚至在抑郁中以惊人的速度白了头发。他感觉沮丧，笔下尽是衰气，这并不奇怪，但他了解的伊斯兰世界必定是片面的。
奈保尔的才华全部凝聚在这片面上了，他的文字是如此诱人，几乎很难去思考他究竟忽略了什么。奈保尔来到伊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伊斯兰革命正在进行，国王被推翻，流亡美国，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则被激进派学生占领，五十余名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这一切就在奈保尔身边展开，他也确实写到过几次，但都处理得如同遥远的背景。假设认定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宗教或者文明本身，这些俗世的风波只能算作肤浅的表象。但西方在伊斯兰世界哪里只是背景和表象，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再去重复双方千百年来的恩怨也许是迂腐了，但二十世纪的历史如在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漫长的交恶正式开始，苏联的军队已经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即将爆发……西方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影响，并将更深地卷入。这些在奈保尔的书中淡如云烟。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把西方“中立化”了，其实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作同样的事情：无视历史与现实中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分化乃至侵犯，无视西方在当地产生的作用和引发的反应。无视这些，当地的问题似乎只源于其自身；看到这些，很多问题就是无可逃遁的应激反应。
因此，尽管奈保尔把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纠结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他还是轻视了其中仇恨的那一部分。他乐此不疲地描写那些在欧美大肆购物或者热衷于西方大学文凭的穆斯林，似乎在暗示，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分裂感中，会有一种天然的驯服态度：他们毕竟还是倾慕西方的，他们的虚伪中，至少这一半是真实的。然而，敌意和仇恨也是真实的。十年之后，在英国布莱德福焚烧《撒旦诗篇》的正是穆斯林移民，在911事件中驾机撞毁世贸大厦的也是他们。奈保尔抱怨的那种“虚伪”已经远远不能解释这种变故。所谓文明冲突的理论越来越像是真理，奈保尔的文字也自动变成这一理论的绝佳注脚——亨廷顿说，对于奈保尔而言，“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而奈保尔的答案是：“普世文明”正是那种穆斯林一边诅咒、一边以奇异的方式依赖并颂赞的文明——西方文明，或者，只有在西方才找得到的文明。
奈保尔的游记很成功，萨义德描述过它们在西方的归宿：“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索尼娅•里克尔服装店别致的陈列室橱窗里”，“围巾、皮带和手袋中间”。这一番刻薄饶有意味。描写第三世界国家苦难的游记成了最具时尚性的商品，它们显然迎合了西方口味中高尚而精致的那一部分。一卷在手，既能窥探到异邦、异教的文化，又能从那里的愚昧和悲剧中间获得一种道德感，更重要的是，还能因此形成关于“我们”的共识。奈保尔对于成为“我们”的一员而感激不已。他很幸运，出身于遥远的殖民地小岛，早早地拥有成为作家的志愿，还遇见了这种“普世文明”，允许并帮助他成为了作家。最终，他用文学把边陲国度的芸芸众生打入自作自受的火狱，把自己的书摆进巴黎的时尚橱窗。
而他对这一切似乎心安理得。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六)：读书感悟和探讨一些观点
08年读过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加之今年上海书展来到国内。怎么说呢，奈保尔的书出版不少，但几乎译者都不同，以至于奈保尔文风千变万化般捉摸不定。他最推崇的是英国作家吉卜林（保罗索鲁在《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写到他去阿根廷见到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也很赞赏吉卜林）。
翻译采用台湾版的做简体化，但地名部分还是没完全翻过来，马来西亚一章，哥打京那巴鲁就是我们常说的亚庇，雅加达幸亏没有沿用那个巴达维亚的老名字。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没抓住国王，但是处决了总理，奈保尔和他的同乡拉什迪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多是批判性的，不过没有像后者那样因为作品惹恼了霍梅尼被人追杀。
巴基斯坦部分，提到了印巴分治，以及孟加拉国的独立，布托总统宝贝军方推翻处死。
印尼部分我觉得最精彩的，这个国家宗教多样性，1965年的那次对华裔的大屠杀更是它国排华的体现，不过1998年它们又搞了一次，华人的勤劳，聪明，迅速的积累财富惹恼了印尼的穆斯林，它们本身无力推翻荷兰的殖民统治，而日军的入侵让它们有了机会，类似的也如同马来西亚，缅甸，越南，不借助日本的力量根本无力对抗殖民者，可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它们当地人把华裔和欧洲殖民者看成同样的可恨，当印尼军方推翻苏加诺的时候，马来西亚也迫不及待的把新加坡赶出了联邦。
记录平民的故事十分精彩。
按照书里所写，伊斯兰教对银行的利差和放高利贷很反感，而放高利贷的在印尼和马来是华裔来做的？伊朗也在反gong分子，可我觉得伊朗当时应付的应该是库尔德人（伊拉克土耳其那里也是它们温和要求建国），好像它们是分离势力，可未见描写。马来确实邀请英国特种部队去半岛的丛林地区清剿过gong的游击队，印尼也是类似反gong的原因。
我的一个观点，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温和民主的领袖无法驾驭？霍梅尼的强硬和卡特的犹豫再之后伊朗人质事件就看出来，当时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强硬的入侵了阿富汗，国家元首一定要控制军队，看巴基斯坦的军政府总是军事力量推翻民选领袖就知道，印尼也是如此。先知被迫离开麦加，最后也是依靠武力重新回到了麦加。华裔在东南亚国家已多是富豪，而它们总是很难和当地人处理好关系。
再次走访这些国家的故事，应该是《超越信仰》的书里所记述的。
《信徒的国度》读后感(七)：奈保尔应该得普利策新闻奖
奈保尔的写实作品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访谈，与景无关而唯独与人有关。无论在那里，奈保尔总是设法接触到一切阶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而无所不谈（印度三部曲里面甚至拜访了黑社会！）。论文字的犀利程度和视野的宽广程度以及素材的捏合程度都非一般作家和一般记者所能及，从不臆测全都是亲身经历亲笔记录，从不粉饰，全是赤裸裸的现实！
从非洲开读，读完印度，现在开始东南亚之行。奈保尔果然早熟，这些作品时间跨度极大，但文风基本浑然一体，只有感悟的差别。奈保尔今年来到中国，奈保尔说没有精力来写一部中国的书，中国太大。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因为你我心里都清楚假如奈保尔动笔那么这么一部作品必然揭露很多我们知道而不愿面对或者我们习以为常而浑然不觉的丑陋，也几乎不可能被引进。但可惜的是我们就缺少了一个看待我们自己的角度，那个角度源于奈保尔那犀利的眼神和匕首般的语句！
几乎从来未见过哪位作家在写实和虚构创作之间如此轻松跳跃并都有如此大的成就，并且两种写作之间的结合是如此紧密而不可分割！
希望能把奈保尔的作品能出全，他给了我们一个批判的视角，我们自己受个人或社会的限制看不到的或经历不到的我们可以细细倾听奈保尔的讲述。（例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穆斯林都很陌生，我们就不妨随着奈保尔来一趟心灵的旅行，必然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