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痒》经典读后感10篇
《痒》是一本由郑小驴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17图书，本书定价：27.00，页数：2013-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痒》读后感(一)：越挠越痒，越挠越痛
谈起80后作家，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因为新概念作文而名声大噪的郭敬明、韩寒这些明星作家，这些明星作家的作品都围绕这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忧伤与彷徨、青涩的初恋、校园情事、小资生活、颓废等这些主题为体裁，青春的成长过程中的忧伤与痛，成了大部分80后小说家写作的主题。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新媒体的崛起，80后作家与他们的前辈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向传统作家那样通过期刊、评论家、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而是通过现在媒体的宣传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有人就发出了“80后，垮掉的一代，80后，文学丧失的年代”这样的呼喊。就当我们快要丧失希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还是有一支走走着传统路线的队伍正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前进着。郑小驴就是一位走“纯文学”道路的８０后作家。
郑小驴在“８０后”作家群里面是一个另类，他并没有走大多８０后作家所走的路，自己的写作风格独具一格，不随大流，不仅有良好的文字功力还不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用评论家孟繁华来说“他的文字功力和叙述才能让我难以忘记。他改变了我对８０后这代人不应该有的判断。”
他的小说集《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集，就像小说集的名字一样，阅读后有一种让人挣扎的痒的感觉，揭露了赤裸裸的现实，让人有一种撕扯般的痛。《飞利浦牌剃须刀》将一个个社会现实问题串联起来，揭露生活在城市下的青年人的状态，反映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大学的扩招让大学生的含金量大大降低，投入大量的钱去读大学并不一定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拼搏奋斗渴望成为城市的一员，奋斗了一生的父亲还要为儿子的婚房而操心劳累，作者将这些生活中的所能面临到的问题通过一个正在读高中的主人公周围的生活将它们串联起来呈现给了读者。文章中主人公对萨达姆这种反抗与叛逆意识的代表崇拜，在现实中只能在不断的成长中面对现实背后的阴暗。小说为我们带来的是作者心理的痛苦、无奈、声嘶力竭的挣扎。在《痒》中讲述农村少女进城打工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到头来希望破灭的故事。这是一篇隐讽“富士康”的小说，作者在对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的观察发现了发展所带来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都渴望这城市的生活，大批的农村青年带着梦想来到城市，来到资本家开始工厂里工作，在工厂的工作剥离了农村青年人的梦想，留下的只是一个为别人创造财富的高速运转的机器。
小驴有着自己的自己的特定的艺术准则和方法，不去迎合市场，他的成长小说向剃须刀般清除浓密的胡子，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
《痒》读后感(二)：论郑小驴的近期创作——《痒》
论郑小驴的近期创作
刘丽朵（北大博士）
2007年发表处女作的郑小驴其时只有二十一岁，即使在我们这个有着“少年天才”文学传统的国度，二十一岁也显得太年轻了。那篇小说是《1966年的一盏马灯》，仅从标题，就能看出他在试图书写他并未经历过的一切。也许是阅读和想象力的双重成全，小说写得不坏，很可以看得下去，失散多年的亲属、刑事案件、警与匪的血缘关系、政治风波……由诸多悬念模式构建起来的情节板块的确引人入胜，有效地掩盖了作者年龄和阅历的不足。其后几年，在语言和题材上他常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先锋派作家，后来被收入中短篇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像是余华或者苏童在他们极盛的时代写下而不小心失落的轶稿。有人称他写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这些早期习作并未像多数人的习作一样被压诸箱底，得益于眼下良好的出版形势和出版界对于80后作家的热心，它们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名和拥趸的粉丝。然而一个有着强大的写作势能的年轻作家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这两年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经由一系列作品完成了风格的转变，他成长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左派作家。
众所周知，在中国，“左派”从来是个敏感词，在今日，它的敏感程度超过了“右派”。面孔各异、观点相左的微博公知们增加了公众辨认出真正“左派”的难度，去清晰地定义它甚至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何谓“左派”？齐泽克笔下“标准的后现代的左派叙事”已放弃了早年激进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的企图”，转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全球维度下关注起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斗争（性别，人权，种族，生态，宗教……）。这项转变令许多与激进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的人被插上了左派的标签。对此，伊格尔顿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二OO八年陷入全面危机”。现实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场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现实容不得后现代主义者们过分的乐观。
《飞利浦牌剃须刀》（《作品》2012年第4期）讨论的正是如今城市里最具普遍性的一系列问题——大学生就业困难，被迫干着在收入和尊严方面和他们所受教育不匹配的工作，对虚高的房价无能为力，从而将购房压力转嫁给了业已退休的父母；妙龄女郎从乡村来到城市，或向城市奉献出她们的青春和身体，成就资本主义畸形的消费快感，或野心勃勃，幻想通过在这个城市中拥有婚姻和房产而成为城市一员；老人恐惧因病致贫而放弃治疗在绝症中走向死亡，干了一生收入有限拿不出一张像样的存折的老人在老伴离世后倍感孤独，由于无法给儿子提供一套婚房，两代人之间亦产生了隔膜……有趣的是，与这些日常生活中一地鸡毛始终伴随着的，是主人公小加——正在读高中的少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持续关注和对萨达姆的个人崇拜。这场持续了七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与这个世界上所剩不多的全球资本主义异己势力之间的对抗，即右派与左派间的战争。这让我们想起在描述左派时，伊格尔顿使用的感性语言，“那些从前的政治激进分子……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剪掉了连鬓胡子，摘掉了头巾”，是的，随着市场社会主义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雷锋帽和人民装的左派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如今只有“恐怖武装”还在恐怖和威胁着“城里惟一的游戏”（齐泽克语），以民族解放、文化斗争的形式实践以“权力-抵抗”模式为中心的霸权斗争。通过主人公小加对“连鬓胡子”式的左派的崇拜，郑小驴暴露了他的左派立场，
一些热血沸腾的伊拉克青年开始走向街头，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伊拉克的主权。更多的伊拉克人则持观望或中立的态度。萨达姆身着戎装，腰间悬挂着长剑，正给官兵鼓气。他的胡子浓密无比，透出偶像的威严。啊！萨达姆！这个浑身焕发着无限光辉的中东男人！
对萨达姆，小加“不知道为什么要支持他”，在小说中，郑小驴提出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在牛高马大的刘大胖子面前，他和瘦小的小土豆一样处在被欺凌的地位。与小土豆直接遭受肉体欺凌不同，小加所遭遇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侮辱，在观看二者贴身肉搏的过程中，他一直渴望小土豆的觉醒，代替他自己给予刘大胖子狠狠的打击，然而却没有。萨达姆并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对郑小驴来说，对全球化的对抗是以萨达姆为标志的，落实到自身，更方便的姿态则有“非暴力不合作”，同资本主义大潮保持一定的距离，类似于五十年代的垮掉派（Beat Generation）。既然“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伊格尔顿引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在行为举止上实现这样的时空穿越也只是现实的荒诞主义之一种。《柏拉图的洞穴》（《山东文学》2012年第6期）中串了鼻环和各种环状物、不上班、抽大麻、喜欢MJ和二手玫瑰的非主流青年遭遇车祸，临死之前所说“别这么耗着，失去志气，找点事做”，有似于那句著名的“杰克，结婚吧，钥匙在窗台的阳光中”。然而当青年想要回归社会时，他看到了原先在一起的女孩本就属于别人，而“别人”，那正常秩序下的“普通青年”，代表被他冒犯了的社会秩序给予他狠狠的痛殴。
《飞利浦牌剃须刀》《柏拉图的洞穴》中所表露的左派立场仅是隐喻层面上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将发现，郑小驴的一系列小说供述了作为一个左派，在这个热切的躁动的国土上能发现什么样的现实。全球化进程中，一部分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了追求利益在全世界进行生产和投资，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低廉的地区，“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资产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在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苦苦挣扎。为了生存，他们甚至要改变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的观念，远赴各地，牺牲对子女的关怀和照顾，使得“乡村留守儿童”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郑小驴小说如《少儿不宜》等均有留守少年儿童形象，《我略知她一二》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
我爸叫李庆元，我妈叫田艾梅。他俩都不在石门，早就出去打工了，具体在哪我也说不准，他们一年到头我都难得一见。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说是春运车票不好买。他们在佛山、厦门、广州、福州、东莞、长安、深圳都待过。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换厂子。有时是在台湾人开的电子厂，有时在皮革厂，有时在服装厂。
没有了父母的照顾，青梨同年老且耳聋的奶奶一起生活，逐渐进入到危险的青春期，独自面对一系列问题——成长，发育，早恋，失恋。没有任何人同她分担她的焦虑、痛苦，缓解她的孤独。爱情曾经令她萌生希望，感受到甜蜜，然而青春期的爱情根本就靠不住。这样一颗敏感细腻患得患失的少女之心承受不了爱情的反复无常，“每天上课我都在胡思乱想”，“我的世界没有任何光亮和温暖了”，当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对这样柔肠百结的情愫算不得陌生吧！她只有一个人，面前却是一整个复杂、粗俗、多变，令她无法理解的世界。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并不比她更不幸，青梨便是这样一个杜拉式的人物。因为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夭亡的哥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姑娘在彷徨无依、思虑百端时，必定是这样反复对自己说的，“假如哥哥在这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的政策令她和哥哥的存在似乎是不相容的，父母为了生下她外出躲避计划生育从而疏于对哥哥的照顾，导致了哥哥溺亡的事实，令她在潜意识中怀着对哥哥的内疚。爱和内疚最终冲毁了她，令她产生“杀兄”幻觉，沦为精神病人。
计划生育的时代背景发生在80后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对于乡村少年来说，成为几乎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过的最切近的公共事件。郑小驴不少小说与此有关，除《不存在的婴儿》以此为主题外，在他的长篇《西洲曲》中，“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之类生猛强烈的标语，提示了当年的一幕在少年心中造成过多么强烈的刺激。这一政策跟全球化是不相容的，这是中国自愿牺牲人口红利而获得资源配置的无奈之举，在普通民众那里造成了伤痛，以莫言的小说《蛙》为代表，知识分子对此有所反思。这提示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大多数罪恶肇源于资本主义逻辑（按照伊格尔顿的描述，是这样一种逻辑：“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但往往还不止于此。
在我们曾经一度熟悉的社会主义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和抒情想象占据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悲伤地发现所有的文学作品发生的场景几乎都在消费领域，即使是《痒》（《作品》，2011年）这样一篇疑似暗讽富士康的小说中，轰轰烈烈的机器大生产场景也没有出现。被十万人大工厂和大城市拿走青春和理想的“小骚”只剩下头脑里一台高速旋转的机器，她对“做梦都在贴商标”的描述即尚未远离的“摩登时代”——几乎被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忘记了的“制造业”。这是毫无激情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尽快将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以便令女工在内的广大“消费者”获得有限的、稍纵即逝却无处不在的快感。“快感”是时代主题，因此，即使是这样一名被剥夺了一切的可怜的女工，在暂时属于她一人居住的集体宿舍中，也在追求着有限的肉体欢娱。
一度的物质匮乏令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失去了自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从匮乏进入丰裕状态，资本主义逻辑带来的无限丰富的商品和以消费为主题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和“先进”的象征物，成为他们渴望拥有的。《香格里拉》（《长城》，2011年第3期）中，中国青年小弥征尔对日本青年井太郎说，他最想去的是纽约和东京，还有北海道。而井太郎对他说，“这些地方虽然繁华和现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和吸引力了。东京压力太大了，我在那儿曾上过一阵子班……我倒是觉得你们中国好，对外国人那么友好真让人感动，而且有些地方还很质朴，比如这儿……我喜欢这种感觉。”井太郎想去乌兰巴托和平壤。毫无疑问，井太郎是一位西方世界中的左派。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乏反思和批判，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位西方世界的左派在他理想之寄托的中国，在香格里拉，却被当作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象代表，“你知道井太郎的家族是做什么的吗？人家老爸是东芝的股东！”于是，他挨了一顿揍，因为他抢走了中国人的姑娘。闪闪发光的资本主义从中国夺走了他们最宝贵的一切：资源，信仰，民俗，社会关系，他们的爱情、孩子和健康，所以我们要揍井太郎，从他身上出出气。
《少儿不宜》（《芙蓉》，2011年第4期）主人公是一名乡村寄宿学校的高中生，他从中接受教育的学校毗邻新开发的温泉度假村，尽管处于应试教育和高考的压力之下，这名远离父母、无人管束的少年实际上过着“零余者”般无所事事的生活（他的名字“游离”挑明了这点），抽烟、闲逛，散发着浓烈物欲气息的“温泉度假村”成为他胡思乱想的主题之一。“本地管前来泡温泉的，都叫来打炮的”，这些当代文明形态中最常见的消费者并未察觉到正在被近处的一双眼睛凝视，在这双眼睛中，他们扮演了道德败坏的乡村入侵者的形象。同是外来者，度假村中的一群外地女郎却并非被少年和其他村镇人所排斥的“他者”，服装店老板娘对其点头哈腰，游离和同学尾随着她们，她们在村里人开的集市网吧上网，甚至在小镇超市剪彩活动中演出歌舞。在游离眼中，她们“散发着陌生人高贵的气质”，令他感动，他幻想着她们被人胁迫，沦入风尘，却很快醒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现实。而一位气质清纯的哑巴姑娘落实了他的想象。他放弃了高考报名，揣着高考的报名费进入度假村，
“我能吻吻你吗？”他颤抖着问。
他被拒绝了。他的爱情、他的稚嫩和天真并不符合度假村的消费逻辑。
在个人幸福被消费大潮裹挟、少数富人阶层侵占绝大多数财富的，真正“少儿不宜”的资本主义时代，他和她都是自己命运的旁观者，从现在开始，作为绝缘于一切社会优势资源的乡村青年，从面前几条狭窄的路出发而渐行渐远，行至某个人生的时刻，他和她都可能无路可走。躺在南岳庙中遇害的度假村小姐可能成为她未来命运的恐怖写照，而因在城市中的相对贫困和人格伤害跳楼不死半身不遂的堂兄，则是他触手可及的噩梦。
中篇小说《青灯行》在郑小驴的全部写作中意味着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篇杰作，在深入探讨青少年问题的现实意义上堪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于21世纪初期这个特别的时代应当产生的作品，我们应当庆幸它终于产生于年轻的作家之手。这篇小说的成功使得郑小驴之前的一些有关青少年问题的作品——尽管他擅长并且重复书写此类题材——如《少年与蛇》《让所有的猪都活着》等，都像是为了完成这篇杰作而做出的必要的准备。
《青灯行》的主人公是一群全封闭职业学校的高中生，这个时代的少年们构成了他们自己的小社会，场所是教室、宿舍、网吧、家庭，人物关系有友谊、爱情，也有相互仇视的小团体，也有介于友谊和同性之爱之间的暧昧感情。对于后者学校要负起主要的责任，由于物质条件匮缺，竟然形成了两个男生睡一张床位的“制度”，毫不重视个人隐私——尤其是少年儿童的个人隐私，也不考虑他们的舒适，在我们国度经常上演类似的离奇的现实。每周只有半日休息，禁止学生穿大红色喇叭裤，强制学生早操，尽管不像被媒体多次曝光的男老师性侵女学生案件那样在社会上广为人知，却在中小城市寄宿学校普遍存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然而很奇怪，对少年的普遍压制和严厉监管却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下产生的，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推向对社会的仇视，或者至少，对他人的暴力和敌意，把在成年人世界遭遇的冷漠和伤害返还给这个社会。小说中多次出现少年们彼此恶语相加、大打出手的场景，然而作为他们的监管者，班主任罗老师的形象未见得更加懂事，他殴打了李方平，并且扬言“今后谁再拖沓，做操吊儿郎当的，我就给他好颜色看”，为了不引起严重后果，他只能打不太强壮并且缺乏反抗精神的人，这点大家都看了出来，因此他被看做“欺软怕硬的伪君子”。他与妻子感情失和，竟然走向了与未成年少女小樱的爱情，他心智不成熟、缺乏责任感，这样的成年人是教育和环境的双重悲剧，由不称职的人扮演教育者角色则是在不良教育制度基础上的恶性循环。“少年强则国强”应当从反方向来考虑，假如无法为国家缔造心智健康、勇于任事、充满正能量的青年，国家的希望何在？
另一位成年人——主人公鲁登的父亲——并非通常意义上养家糊口、受人尊敬的“父亲”形象，他是现实世界中的另一位卢瑟（loser），被时代抛弃的人。他在替建筑商清理钉子户时打坏了人，逃亡前夕，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房价那么贵，社会还这么黑，竞争又激烈，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商人只知道四处搞地皮，大肆地积累原始资本，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连小城房价都那么高了，逼得人没法活，哎！不过你们也会风光一段时光的！然后和我们一样玩完了！
年轻人总是好办的，至少他们有理想，在某个阶段，如鲁登的此时此刻，他们只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未一脚踏入随之深深陷入这个以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对抗的社会。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渐入老境的中年人却完蛋了，一切美好的已经烟消云散，
“我老了。”父亲说。
“……”少年沉默地站在沙发旁，他的头皮有些发麻。
“我今天被人打了……”父亲又说。他看了少年一眼，“世道变了，这狗日的资本主义！”
正如《少儿不宜》用堂兄和遇害小姐的结局暗示和预告着他们的未来一样，父亲的命运给《青灯行》中呼啸来去的少年添加了悲怆的底色。卢晓辉死于车祸，黎根参军，李玄为了对他的爱捅了欺负他的卷毛被派出所抓走了，而他，绑起了参与群殴他的小孩，随即走出了房间。他站在江边，看着江面上的渔火。“此刻，是我们正在消失的青春。”青春过去，我们将一无所有。青春还未过去，我们可能已丧失一切。此刻他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而无论到哪里，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痒》读后感(三)：《八月三日》读后感
《八月三日》读后感
今天下午读了《八月三日》，内心一直飘忽着汩汩不可名状的感伤。不可名状的伤感就像淡淡的雾霭弥漫在黄昏里，令时空显得那么空虚寂寥。我的思绪仿佛是那悬浮的一粒尘、一缕烟，牵着我回到了久违的少年时代。
成长的过程就像垒积木，每一块积木是一次经历，我们不断增加的身高直观地反映了积木的高度，而积木累积的高度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思想和认知的成熟。
成长的过程又有别于垒积木，积木可以重新摆，而成长却是不可逆的，恰恰因为其不可逆的属性，当我们驻足回首时，才会忧伤不已。
小说中作者没有刻意设置少年的具体姓名，具体家庭亦或家族，甚至时代背景也模糊不清，少年的所有迷茫和纠结只局限在八月三日这一天，正是这种打蛇打七寸、举重若轻的手法，使得少年具备了典型性和普遍性。对爱情的懵懂、渴望、焦灼，对生理发育的尴尬，相信所有少年都曾体验并终生铭记。爱唠叨的母亲，爱说风凉话的歪头李，爱摸女人屁股的二告，爱怂恿教唆的同学······组成了少年的人际网络，他们都在影响着少年，同时又不理解少年，所以，少年的心扉是密闭的，少年的“小算盘”是不可告人的，导致少年言行的“诡异”（别人的看法），灵魂的孤独无助。
小说的景物描写宛如一幅幅风景画，既为故事提供了情景，也渲染了少年彼时的心理世界。情与景的笔墨恰到好处，浑然天成，让读者视觉和心灵得以洗礼和熏陶。
情节发展扣人心弦，当我读到小菊迟迟不到的时候，隐隐的感觉到事情不妙。起初，我联想到了小混儿混儿二告，尤其文至小菊准备踏出家门，二告的嫌疑达到顶点，小菊遇害的念头更加迫切。果然，小菊遭遇不幸，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以极端的方式澄清自己的清白，选择了喝农药自杀。小菊奶奶的固执，极其深刻地鞭挞了社会与青年的严重代沟。就像老一辈偏激地将“80后”、“90后”、无知、自私、垮掉、好坏不分、身在福中不惜福等贬义词汇硬生生扣在我们头上一样，归根结底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宽容，缺乏交流的耐心，缺乏妥善的互动方法。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定义去发展，我们擦干眼泪，学会了责任担当，学会了奉献。
《痒》读后感(四)：小驴《痒》的审查意见书
关于书稿中短篇小说集《痒》的审读意见
河南文艺出版社送审的书稿中短篇小说集《痒》，作者郑小驴，1986年生，湖南籍人。现为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文学界》期刊编辑。在《十月》《山花》《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近百万字。作品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奖项。
该小说集收入了郑小驴已发表的14部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和主要情节，大都是在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少年的成长故事。篇中的主人公，对待诸多社。会问题的态度，大都表现得特立独行，不囿于成见，不蹈故袭常，不与时弊同伍，敢向权。势叫板，直击现实，直抒胸臆，一吐块垒，一针见血，对拷问和针砭某些社。会问题达到了一定深度和强度。同时，作品中对男性青少年性。生理的描述也别具一格，从性朦胧到性成熟，亲历着朦胧、好奇、羞涩、梦遗、相思，直至随心所欲，写得很直白，很自然，很真实，不卑不亢，疏密适当。还须指出，在激扬文字、放言无忌的氛围中，作品中也不时显出某些缺憾，即极端化的褊狭和情绪化的浮躁，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解读和诘问似含有某些误读误诘的因子，这或许正是与成长的过程相伴而行的，是道德素养和智力素养未臻成熟的某种征候。再是，作品的人物形象鲜活，情节生动，笔锋犀利，表明作者有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创作潜质。该作品集，包括所描述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对于了解和关注广大农村青少年成长的生态环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焦虑和困惑，他们的期望和追求，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价值、反思警诫价值和社会研究价值。
书稿中存在的某些不妥之处须作适当修改：（1）“我们深夜摸黑去爬岳麓山……偌大的东·方红广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座巨大的雕像伫立在那儿……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一齐坐在雕塑下抽烟。李察站起来开始撒尿，然后都站了起来，齐刷刷地掏出了家伙。我看到李察颤抖了几下，然后伸出右手，高高地朝雕像竖起了中·指。”然后，“李察开始给我们讲故事（用竖中指恶意仇视蔑视人的故事）”（第4页）。手段卑劣，恶意羞辱，虽未点名，但昭然若揭，公然触摸高压线，此篇《柏拉图的洞穴》须全篇删除。（2）脏话粗话（第16页、21页、22页、36页、76页，共8处）。删除。（3）“雷村长喜欢将毛·主·席的话挂在嘴边当座右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第20页）删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当时中·央·领·导人谭某提出来的，受到毛·主·席的批评。（4）用亲身经历证明鬼魂“灵验”的叙说（第28页、33页、34页，共4处）。删改。（5）年轻人聚会中，群情激奋，说什么“这鸡·巴世界有什么活法” “我们80后没法活了” “谁不晓得现在警察就一拿执照的流氓”（第42页）。删改。（6）侦破无头案的警方负责人说一嫌犯，“狗改不了吃屎，这世界上，好人就是好人，这坏人呐，你甭想指望他会有回头是岸的那天”（第46页）。此种僵化的静止的观点，为执法人员之大忌，须删改。（7）在描述在押嫌犯时写道，“李疤在里面杀猪般嚎叫着，任凭怎样拷问，就是不承认人是他杀的”（第47页）。违规违法的刑讯逼供，删改。（8）李疤在逼供下编造假口供，警方开始一连串的诱供（第47页、48页）。违规违法的诱供，删改。（9）描述一个乡村少年因不满城里的官场商场来本地搞腐败，在对某一桥屡屡发生车祸而幸灾乐祸，甚至想把幸免于难的人推下桥去，还将百十来斤的石头横在桥中央，欲制造死伤事故（第49页、51页、53页）。仇视腐败有理，但以制造伤亡的事故来泄愤，则易触犯·刑律，须删改。（10）说某胖镇长总结发言时，“以冗长而乏味的社·会·主·义特色发言作为开头，以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结尾，中间串联三个代表”（第53页）。抨击空话连篇、冗长乏味的讲话完全正确，但不应以上述的三个重要关键词为靶子，应适当修改。（11）说公安命案的侦破情况，“对外公布的那些统计数据，就像这些年统·计·局那些家伙做出的数据一样，水分多得很”（第63页）。删除。（12）说“新闻啊开会啊口号啊，都可能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就像A片”（第73页）。偏颇，删除。（13）说“所有的人都是伪君子。老师么，不就是拿着资格证的流氓么？”（第90页）偏颇，删除。（14）说“我们这一代该要玩完了……你们这一代……社会这么黑……穷人越穷，富人越富……逼得人没法活……你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玩完了”（第92页）。偏颇，删除。（15）因不满受一个比他小的孩子欺负就说，“就像美·国给中国来一导弹还好说，但是老挝如果也过来搞一下子，这就叫欺人太甚！”（第96页）比喻不妥，删除。（16）一个好尿床的孩子说，“我总是在夜里尿床，如果某天早上我迟迟不肯起床，那一定是我躺在温暖的床上又画了一幅台湾海峡”（第101页）。把尿床出现的尿印比作台·湾，不雅·，删除。（17）一个尿床的孩子受到乡亲戏谑，自感尴尬时说，“就像队里晚上开会大伙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般响亮”（第103页）。比喻不妥，删除。
审读员
2012年12月3日
《痒》读后感(五)：我们头上的卫星们
我们头上的卫星们
王省
时间在继续，社会在变迁。不断变迁中的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信随着人类智慧的拓展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还会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出现，社会主义社会绝不会是人类发展的终结，而仅仅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幻着鬼把戏，赤裸裸的人性却是亘古不变的存在，大到社会，小到个体，谁都无法摆脱，也摆脱不掉，谁都无法掩饰，也掩饰不了。退一万步说，人还是动物，尽管我们自诩积累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开创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但我们亲手构建大厦的同时，也在亲手毁掉它。这就是人性，动物自私的本性。我们渴望和平，却不断制造战争，战后不断反思，不断准备，其结果是发动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战争。今天，我们每人头顶着三顿炸药，头顶着千万双鹰眼。我们庆幸，炸药还未引爆，我们忧虑，说不准哪天哪个疯狂的家伙会引爆。我们庆幸，卫星能预报天气，能辐射信号，我们忧虑，在那些鹰眼的注视下，我们的生活不再拥有隐私。
卫星，我们头上的卫星，在郑兄的小说中已经脱离了我对卫星的粗浅认识。它们不仅仅呈现了雷主任和李玉兰野外交媾的场面，更像探测镜，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的一隅全貌。
石门村的邪恶和虚伪轻而易举战胜真实，老光棍刘永达和疯子李玉兰被一群自认为理智的人强行拴在一起，而这场滑稽婚宴的始作俑者就是流言———赤脚医生的流言。流言是可怕的，我们的民众又爱偏听偏信，添油加醋，赤脚医生先告诉李香兰，再告诉大常，再告诉赵小蒙的母亲，赵母再告诉全村的妇女，从村头到村尾，李玉兰肚子里的孩子就顺藤摸瓜找到了自己的“亲爹”。读到这让人忍俊不禁，想起高中物理老师的故事。一次物理考试，有个填空题答案是ɑ，临近交卷，第一个抄袭的人忙中生乱抄成ａ，第二个抄成d，第三个抄成l，第四个抄成0······就在不假思索中一个好端端的物理范畴的粒子，一会字母，一会数字，变得五花八门，把老师震撼的大跌眼镜。同样道理，就在大家“你别和别人说”的叮嘱中，流言成为事实，成为老光棍强奸李玉兰的铁证。老光棍连母猪都不放过，李玉兰的怀孕自然跟他扯不清。雷主任这位石门的独裁者，利用贿赂的手段得以连任，李文玄这个鲁迅笔下的二丑，不仅对上谄媚对下嚣张，还为虎作伥帮助雷主任欺负弱者。
在整篇小说中，只有天上的卫星和赵小蒙是真实的见证者，可惜卫星不会说话，不能为刘永达辩白，赵小蒙能说话，却被面如土色的母亲再三的叮嘱和奖赏的两个爆栗，不得不选择缄默，任由大家操纵的婚礼如期举行。
联想起《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孩子的世界是天真无邪的，正因为有了忌惮的父母，使得孩子们学会了隐瞒真实，欺骗眼睛，最终成为与父母一样自欺欺人的人。
人是自私的，雷主任满足兽语，掩盖真相，为了连任；李文玄与虎谋皮，占了便宜还卖凶不知廉耻（他也强奸了李玉兰）；“母亲”畏惧权势，是无知的帮凶······到头来，无辜的老光棍，丧失了尊严，还得忍气吞声。最无辜当属疯女人李玉兰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自私的人性系起的绳套，死死地勒住了一个新的家庭————老光棍、李玉兰和未曾出世的孩子组建的家庭。
结尾处，我那么迫切地想知道，这个荒诞的家庭的命运将会如何，但也只能仰望满天的卫星，去猜想了。
《痒》读后感(六)：叙事的品格与挑战
叙事的品格与挑战
——读郑小驴小说集《痒》
■远 人
1
认识郑小驴已经七八年了。记得那时他到我们编辑部，扔下几篇小说后，便是几年没见踪影。但那些小说我没看，因为被其他编辑捡去了。后来见到他是在博客，但他的博客像和多数人相异，并不是一张脸部特写，而是小小的全身照，侧身叉腰地站在一个旷野。这张照片动作让我觉得他有些狂。那时郑小驴二十出头，狂本来就是年轻的本色。一个人年轻时若不狂，恐怕一辈子都没机会再狂。就冲这点，我有点喜欢他。只是，没想到再过几年，我和郑小驴会窝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近距离的接触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很快发现，生活和工作中的小驴和狂字不太沾边，相反，从他的言行举止中，一些不经意的羞涩感总会时不时从他身上流露。我不免意外，因为就我见过的小说作者而言，羞涩感似乎都离得较远。可以说，羞涩感是一个人品质的内在浮现。对生活中人来说，该品质大约能保证其人的稳步亦趋，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往往并不需要这一品质，更谈不上新鲜的是，与羞涩对立的狂妄似乎更能保证其作品的杀伤力和给读者的阅读快感。
但事实却是，短短几年，郑小驴的小说频见大刊，不仅引起读者注目，不少评论家也投过来相当重视。从这点来说，小驴的小说自有非比寻常之处。尽管我得方便之宜，能将小驴的不少新作先睹为快，但单篇作品的感受总比不上对一本小说集的集中阅读。当他刚刚出版的小说集《痒》到我手上之时，我几乎一口气将收录其中的十四个中短篇全部读完。这些作品我有的已经看过，多数却是初读，但即便读过的，也在一本书的整体中给我带来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的核心有点意外，是“分裂”二字。不管我们如何愿意承认，一个小说家的本来生活和他的作品表达既有重合，又确有距离，但从小驴作品带来的冲撞来看，我一时还真无法将写下这些小说的郑小驴和我在生活中认识的郑小驴划上等号。不能划上等号，不是我对什么是小说家不能理解，而是郑小驴的小说太过成熟、太过老辣，也太过诱惑，和生活中的郑小驴相比，尤其和他现在的年龄相比，实在有点太不相称。
实际上，对于小说家，我们往往有个不自觉的误会，认为那个小说家写下的就是自己的真实生活。这个误会来源于大量自传性强烈的名篇名著，也来源于我们潜藏内心的本能反应。但需要强调，这个误会仅仅只是误会。误会不一定就是错误。对任何一个动手写小说的人来说，写下自己的经历既自然而然，又得心应手，它几乎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必然起步，但将个人经历完全等同于小说，就未免有点想当然。小说的本质包涵真实，也包涵虚构。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决定了小说的叙述之途。因此，小说的叙事策略就成为一个小说家是否真能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关键步骤。
郑小驴的叙事策略在他的文本体现中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更明显的却是，他给读者的眼花缭乱不是技巧的卖弄，而是其手法的种种尝试。没有对各种手法的尝试，一个小说家也自然难成一个小说家，尤其在现代主义诞生，后现代也差不多成为强弩之末的今天，小说的叙事将如何在一个小说家笔下呈现出小说本身应具备的力度，不单纯是一种考验，对一个年轻的“80后”小说家来说，更是不寻常的挑战来临。
从整部小说集来看，郑小驴既不拒陈规，也不拒新潮。在我看来，陈规与新潮似乎并不存在于郑小驴内心，他紧扣的只是个人对叙事的理解，从而获得打开进入叙事核心的语言通途，以此形成他个人化鲜明的小说世界。
2
有“二十世纪最杰出批评家之一”称谓的热奈特曾为叙事发明过一系列术语。但对术语感兴趣的显然只更多地囿于批评领域。因为术语只提供概念，但概念往往并不一定就能对写作形成切实有效的指导。只是对读者来说，又往往从小说家提供的文本中，触摸到术语系统的隐秘介入，它使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故事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因此也可以说，故事的复杂性将在叙事过程中得到体现。譬如题为《飞利浦牌剃须刀》的那个中篇（它也是这个集子中我最喜欢的小说），郑小驴的叙事手法在一种貌似简单的外表下为我们打开错综复杂的走向。它充满热奈特所以为的“预叙”、“转喻”、“元故事”等概念。但即便撇开这些概念，我们也很难在郑小驴的叙事中获得轻松的享受。不轻松的感受也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以此来说，郑小驴的小说旨归，就是我们面对的生活本身。
因为生活不轻松，所以小说会不轻松；因为生活复杂，所以小说才会复杂；因为生活充满叙事的逻辑和曲折，所以小说也会充满叙事的逻辑和曲折。小说中人物不少，有中学生小加、小加的哥哥杜渊、小加的父亲杜怀民、小加的同学刘大胖子、小土豆、赵雅思和妓女阿琴，还有老陈及杜渊未出场的女朋友小柳等等。令人很感趣味的是，所有这些人物都置身于伊拉克战争背景。将一个国际事件作为背景，似乎能为小说叙事提供更开阔的空间，但事实上，除了小加对萨达姆的盲目崇拜之外，整个伊拉克战争和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不发生任何关系。尽管那场战争改变了中东乃至世界格局，但对远在中国生活的普通大众来说，都谈不上影响。但作为读者，我们却从刘大胖子对小土豆的欺负中，能隐约体会到美国对伊拉克宰割的缩影。或许在郑小驴那里，震动全球的国际事件和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冲突之间，绝不是没有一条可以对接的纽带。正是这一条纽带出现，郑小驴的叙事才陡然从文本深处涌上一股跌宕和“转喻”。因为不论多么普通的人，从来就没有谁可以游离于世界的变化之外。世界有了变化，人才会出现变化。因此，人的生活就会像世界一样，充满种种难以预料的走向。当我们说世界变化快时，未尝不是说人的变化快。郑小驴令人惊讶地深谙这一变化的时代性实质，因而，我们面对他的小说，首先面对的就是一种“预叙”的展现。在热奈特那里，“预叙”不是要迫不及待地将结果告诉读者，正好相反，“预叙”只是一个影子，它似乎站立在终点，但要真的接近它，却又难以找到清晰可见的路径。找不到通往终点的路，就意味不确定将在过程中彰显。对现代派文学来说，“不确定”又恰恰是它的魅力生成之处。郑小驴理解这一生成，所以他的叙事笔墨几乎集中在小加的学校和杜怀民房屋漏水这样看起来不搭界的细节上。甚至，在描写这样的细节时，郑小驴似乎写得格外专心和兴致勃勃，但在我们的阅读感受中，却总是在感觉他的用意不在于此。至于在什么地方，读者只可从故事间的夹缝中去搜索。因此，在郑小驴不拒陈规的表面手法之下，我们时不时就发现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走向，在不确定中充满既被遮蔽又被暴露的生存状态。
或许，这恰恰就是热奈特“元故事”的内涵所指。
我们并不陌生，古典小说热衷于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揭示，现代小说却关注生存状态的形成原由。就这篇小说来说，小加对萨达姆的崇拜能最终产生什么，读者不得而知；杜渊和小柳的爱情能否在房子的首付问题上产生什么结果，读者不得而知；赵雅思的初恋究竟会不会属于小土豆，读者不得而知；阿琴手中的菜刀究竟会不会在最后砍向杜怀民，读者同样不得而知……正是这种种不得而知，使每个人物的生存状态都变成被不确定与更多可能性交织而成的悖反式存在。哪怕小加在最后突然拿起哥哥从不许别人使用的剃须刀刮向自己的下巴之时，给我们的感受却是，他的这一肯定行为，生发于难以确定的复杂心理。作为读者，我们给不出确切答案。但对一篇“元故事”小说来说，答案往往不在作者那里，读者的见仁见智会有各自的答案出现。或许，那些扩散式的、不为作者所知的答案恰恰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和超越，也构成现代小说的张力之源。
3
说现代小说应具张力，当然不是单纯地体现在文本对读者不确定的接受之上，更多地是在文本本身中得到体现。撇开热奈特的那些理论和术语，就小说本身而言，无非是语言与故事的构成。因此，小说张力的体现就必然在语言与故事中展现。
和几乎所有的小说家一样，郑小驴的小说不缺故事，但我们必须看到，郑小驴绝非一个单纯追求故事性或戏剧性的小说家。如果那样，郑小驴的小说也许就还不值得放在文本层面上来进行讨论。在这点上，郑小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警惕。这种警惕，就根植于历来争论不休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但实际上，一旦小说家有了将故事上升为小说的野心和抱负，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它首先取决于小说家对故事品格的理解，其次取决于小说家的取悦对象是读者还是小说本身。
整本书中，《像人》应该是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恰恰是这篇小说，里面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可以成为郑小驴的个人回答，“他的命运已经被我预知，可是我却爱莫能助。”就这篇小说来看，我们同样难以确定火车上那个自称警察的中年男人是不是就是喜欢砍掉死人手的变态逃犯。对追寻故事的读者来说，中年男人究竟是警察还是逃犯，必然想弄个水落石出。但正是小说中的这句话，让我们心领神会地看到，郑小驴不愿意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全部讲出。依靠一个梦境，郑小驴巧妙地避开这点。或许，不讲出全部的故事，就在于他理解到“怎么写”才是自己要瞻望的小说之路。因此，点到即止就成为郑小驴小说的重要特色。而之所以点到即止，是因为郑小驴明确了自己对故事的“爱莫能助”。但实际上，撰写故事的人，不可能对故事“爱莫能助”。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故事与小说的根本区别。追求故事性的人会关注故事的前因后果，但对小说而言，却有必须说出的和必须要隐藏的。在说出与不说之间，才见出小说家对故事品格的确认，也才见出小说家对文本的张力赋予。或者用一句话来说，在郑小驴的小说中，故事品格始终在他的叙事中得到强烈的体现。
只是，对每一个小说家来说，对故事品格的理解不尽相同，它也直接导致对叙事的理解不尽相同。郑小驴的小说总是快速到达令人心惊肉跳的极致。在《像人》中，“我”乘坐的火车被冰灾困在山坳，坐对面的男人几乎立刻就谈起冰箱里砍下的人手；在《能不忆西洲》中，“我”和老高刚到西洲，就见到将自己舌头剪成两瓣的男孩婴；在《痒》中，胡少和小骚见面伊始，小骚就告诉对方，她“一直在等”“悬在我嗓子眼里、堵得让人心慌”的“下一个声音”……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郑小驴对叙事张力别具一格的理解和实践，似乎不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抓住读者眼球就不肯罢休，但读者的眼球被抓住之后，却总是看到他的笔锋突转——《像人》的紧张转向了“我”的梦境；《能不忆西洲》的惊心转向了老高对青的偷情；《痒》则干脆转向了胡少和小骚的性爱……所有这些转换，都无不显示郑小驴对故事品格的独到理解和对集体性话语追随的拒绝，他的拒绝甚至指向了利奥塔尔建议过的“堂皇叙事”。因为即便一个大师的建议也不一定就符合每个小说家的心性。尤其在叙事中，希利斯·米勒就冷静地说过，“详尽的描述未必就能解开叙事线条的复杂症结。”每个小说家有每个小说家的经验标准，每个小说家的文学诊断就建立在个人的经验标准之上。说经验是个人标准，就在于个人在走向成熟过程中，最后只可能服从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有效经验。哪怕这些经验导致文本上的惊心动魄，它却恰恰证明了一个小说家在自己创作冲动中的独辟蹊径，更重要的，是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蹊径。
4
没有哪个写作者愿意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人身后。郑小驴这本小说集的不少篇章留给了“童年视角”，但我不以为描写童年的篇章就等同于莫言、苏童等人创造的“童年视角”小说。我之所以袭用“童年视角”这一说法，那也不过是方便行文时的概念求助。事实上，正是这些涉及童年的小说，我看到的是郑小驴对当代汉语小说传统——如果真有这一传统的话——的挑战。或许，这也是我从这部小说集中读到的最感意外之处。
对任何人来说，挑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叙事上的、修辞上的、思维方式上的、语言运用上的，更重要的，是题材选择上的，都构成后来者必然面对的重重围困。因此，对后来者而言，总是需要一种突围，需要突围带来的挑战。
小说《我不想穿开裆裤》给我的感觉极为新颖。这个题目初看令人想笑，但这个肯定句又充满严肃的语气。细细品味，它几乎就是童年发出的一种反抗之声，使我们不得不从想笑中转而带着期待进入他的文本表述。
小说看起来很简单，七岁的“我”之所以始终穿开裆裤，是因为尿床的毛病总是未能克服。对一个孩子来说，尿床本是正常之事，但却给“我”带来无法说清的痛苦，以致“我”觉得只要不穿开裆裤就将不再尿床。但这个愿望既被哥哥嘲笑，也被妈妈漠视。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中的哥哥和母亲对“我”似乎谈不上亲情，冷漠感始终贯穿小说始终。我们不能否认，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因为童年感受直接导致往后对人的认识和世界的认识。对“我”来说，一个简单的不想穿开裆裤的愿望换来的只是“我”尚未进入的世界的打压。“我看到哥哥眼中散发残忍的光芒”、“妈妈的愤怒再一次在耳边响起……”这些不经意的感受不可能不构成“我”最初的人生体验。但“我”无法反抗比自己强大的世界，于是转过身来，“我”的行为变成拧死一只又一只蚂蚁。正是这些于内在产生关系的事件，使我们陡然发现，人生的残酷性其实从我们的童年就已经开始。尽管多数人的童年不会是残酷，但需要解释的却是，我们面对童年残酷的表述之时，几乎不会有作者在投机取巧地进行钻营之嫌。没有谁不把童年当做自己的美好，但我们又容易忽略，无论哪种美好都不会完全。不完全就意味有缺失，也意味有残酷。郑小驴当然不是第一个描写童年残酷的作家，但这个小说给我们的感受却是，郑小驴对童年经验的彰显，打开了自己在文本上富于创造性的反叛姿态。没有哪个作家的姿态不与自己的文学理解发生关联。郑小驴的小说同样如此，只是，他在托出自己的理解之时，能给我们锐气十足的冲撞，究其原因，或许就是他唤起的经验绝非依靠技术性的手段，而是根植于对人性的理解冲积，从而使得他的叙事显露出我们既感陌生又感坚实的品质。
如果说，《我不想穿开裆裤》只是郑小驴对“童年视角”的介入，那么，《不存在的婴儿》就穿过童年，直接进入尚未诞生的生命。作为小说叙述的“我”，只是一个刚刚出生就死去的婴儿。我们可以说，因为叙述者的身份决定，这同样是一个“童年视角”的小说，但这个小说却比《我不想穿开裆裤》更为有力地往前更进一步。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入了国人传统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深处，尽管在郑小驴笔下，这一思想远非传统就能涵括，实际上，它与一个时代的性质密切相连。没有哪个真正的小说家无视他的时代。从根本上说，这个小说从一个死婴叙说中，极为惊心地触及到我们今天的诸多侧面。例如农业的逐步消失，计划生育的残酷等等。这些几乎称得上宏大叙事的题材被郑小驴浓缩在一个死婴的讲述中，未尝没有一种申诉。但就小说本身来说，我们看到的却是郑小驴面对题材时的视角变化。这一变化来自他对小说的野心，因而使他的小说充满内部结构的紧张，尽管这种紧张在他的叙述外在中得到舒缓甚至消解，但无论如何，郑小驴紧绷着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引向了一个富于立体感和层次分明的结果生成。它使读者的关注焦点不再是故事的外部冲突，而是内在的命运表现，激发出我们对生命是如何存在的强烈意识。
5
对生命的存在表现，是每一个严肃小说家的关注重心。在郑小驴这里，生命的存在方式当然不是单一的“童年视角”。介入当下才是他的小说抱负。
介入当下就是介入生活，介入生活也就是介入人的本质。如何理解生活，取决于对人的认识。《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看起来是一个近乎闹剧的小说，但恰恰是这样的小说，使我们看到郑小驴对人性的认识有自己极为清晰的把握。
小说中的鲁村主任利用李玉兰的弱智，将其玷污。李玉兰怀孕后却被村人以为是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刘永达所为。唯一目睹过真相的赵小蒙还是个孩子，他既不敢说出亲见，更不敢反抗成人的谎言世界。在郑小驴笔下，人性几乎就是谎言的替代。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谎言不一定就导向严重的后果，但在小说的密集冲突中，人却在谎言甚或谣言中得到最真实的释放。刘永达的痛苦和最终屈服就在于个人对群体的谎言攻击无力招架。在整部小说集中，《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是戏剧冲突最强的一篇。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戏剧冲突不是郑小驴的叙事重心。但在越有戏剧冲突之处，郑小驴就越是要搁置一个和小说文本保持距离的道具。这篇小说中的道具就是赵小蒙望见的星空。他希望他听说过的卫星能将真相拍下，让世人都能看到事实。或许在这里，郑小驴设置的道具不过是个隐喻——能看见真相的只在远不可及的天上，除非当事人吐露，没有人能发现真相，对人来说，往往会将对自己不利的真相隐瞒，至于因隐瞒而给他人造成的悲剧，不仅当事人，每一个旁观者都不可能去感同身受。因此，郑小驴注重道具，就在于道具是他窥看人性的工具。
不仅在《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中，在《柏拉图的洞穴》中，小面的鼻环也是不可能游移叙事的道具。以作者的话来说，“那是点睛之笔”。因此我们看到，“我”戴有鼻环，李察戴有鼻环，阿典戴有鼻环……偏偏“我”的女朋友小面不戴。小面对鼻环的拒绝，才最真实地说明了小面的心理——在小面那里，是因为爱“我”才拒绝鼻环，同样，当她终于选择和“我”分手，“我”被小面的新任男友殴打之后，最后却“望见了她的鼻环”。这个一笔带过的细节已在表明，小面最后戴上鼻环，其实同样是因为爱“我”。因此，在鼻环这个道具上，读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情感起伏和真实心理。也正是借助这些小说中的道具，我们看到它们背后闪现的人性曲折。它并不需要说明的品性转化为艺术表现中的手段。因此，在每一个戏剧冲突之时，道具的及时现身才是作者的心力所在，它展现出我们在生活中忽略的一面，但却恰恰是存在的一面。它们构成郑小驴小说的叙事张力，从而形成郑小驴小说最智性的一面和最绝对的一面。它使郑小驴的小说最终溢出故事表层，让我们从那些简单日常的夹缝当中，突然看到刺入我们眼球的锋利光芒。
2013年6月16日至6月1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