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下的外交的读后感10篇
《刀锋下的外交》是一本由董丛林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3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一)：“迎难而上”的董丛林
一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然而，最难写的也是外交。“外交”是李鸿章一生最大之公案，梁启超就明确说过：“李鸿章之负重望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也亦以外交。”面对那些白纸黑字、丧权辱国的议和条约，我们是该谴责这位迂腐无能的封建官绅，还是应该同情这位手上没有任何筹码的外交家？
董丛林的《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团结出版社2008年1月）可谓“迎难而上”，乃第一部专论李鸿章外交生涯的著作，反响颇为不错。这部《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东方出版社2012年9月）作为时隔五年后的修订版，依董丛林自言，“只酌情在有些地方进行了字句上的推敲修改”。读罢此书只觉这并非“敝帚自珍”：董丛林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按事件先后娓娓道来，择其要点品评，不仅史实清楚、观点明确，李鸿章复杂的思想性格更是跃然纸上，此书内容形式之完备，诚然无须大改。
新名“刀锋下的外交”，“刀锋下”三个字既夺人眼球，也形象地比喻了近代屈辱史中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如该书封底所采用的那幅著名的“时局图”），而屡屡坐在谈判桌前的“外交家”李鸿章，不过亦是“刀锋下”待宰之羔羊。
二
第二章论中法和战的漩涡，董丛林秉持“从具体情境中作细致的审视和体察”，既分析了李鸿章的避战态度和外交目的，又放诸当时朝廷各方势力争斗及中法战争实力对比，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说法。
第三章写晚清教案，不仅说史实，又从政治观、文化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李鸿章的“洋教观”。董丛林认为李鸿章因其忧患意识有着维护统治苟安、维护民族权益的真诚动机，因其身份所囿、有着屈辱妥协的主导意向，并且在无法真正理解洋教教义的前提下，李鸿章并不排斥洋教的科技文化。
第五章述李鸿章朝中失势后周游欧美列国之行。该书封面用图即李鸿章在美国纽约所摄。该章节除表现李鸿章远超于当时清朝大员的眼光和见识，多以轶事为主，尤其是末节所录李鸿章的趣闻、洋相、陋习，颇为有趣。
第六章论李鸿章在庚辛乱局中的最后使命——摇摇欲坠晚清政府授命李鸿章辛丑议和。董丛林也再一次地详述了李鸿章之外交行为，再一次地感叹了李鸿章于“城下之盟”中的无奈，字里行间透着对这位“孤臣”的同情。
三
梁启超曾对李鸿章有过一个经典的论断，认为其“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于是“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敬的是其纵横晚清，惜的是其政识短浅，悲的是其生不逢时。梁启超著书立说时往往挥洒自如、意气风发，敢于定论。而董丛林则认为，发掘和揭示事实细节有助于避开悬空的浮泛议论、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而可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的一条引线。因此读梁之“李鸿章”有畅快淋漓之感，读董之“李鸿章”有登高望远之感，各有优劣。
重视纵向分析亦是本书一个特点。如李鸿章对日本、俄国的态度变化，李鸿章对外国文化的态度变化，李鸿章朝中做官的思想变化，可谓贯穿始终。这是从前李鸿章传所缺失的东西。作为一个思想性格复杂、善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历史人物，李鸿章往往被他所经历的那些大事件分割得支离破碎。纵向地分析其思想行为变化，还原其完整而统一的人格，方能更好地理解其在外交活动中德价值判断。董丛林做出了极好的尝试。
第三是注重趣味性。董丛林的研究成果往往既有学术底蕴，又通俗易懂，该书亦复如是。书中摘录不少传闻轶事，加之语言平实生动（甚至化用口语），读起来非常流畅。从后记看，董丛林也并不将该书视为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希望“这本小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点使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另外，如传记家朱东润所说“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该书虽不是传记，却极有传记的味道，重视“对话”的应用实为该书增色不少。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二)：势有所迫，仍当尽力而为
在论势不论理的外交背景下，李鸿章纵然有救国之心，也难以发挥救国之才。兵戎压境，你说他忍辱妥协也好，“让其大而争其小”也罢，最多不过是少赔款少割地，“无伤国体”而已。他妥协的外交策略，一方面，是对列强有着合众连横的图谋（或说幻想），另一方面，也有尽力避祸、希望以和平换发展空间的希冀（或说自保）。大概他所做的，已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想来这一百多年过去了，我天朝不也曾卧薪尝胆么。对晚清和近代史感兴趣的话，这本书还是很有意思的，从李最早接触的“缔约”外交案例，到中法、教案、中日的交锋，以及访问欧美的大小事等等，来龙去脉都交代了，较全面立体的展现出这个晚清中兴名臣（可以说是）正确的外交观和一定的国家民族意识，更有他对日本豺狼野心的防微杜渐之眼光。言语之间多体察与赞赏，这也是当下对李的统一共识。（远远偏离了印在我小学初中课本上的历史脸谱）
跟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比，该书的态度显得更中立而客观，摆事实，引文书，分析得有理有据。而任公笔下写出来的李鸿章，看得是让人扼腕叹息的，这也是他忧国忧民的饮冰风格吧。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三)：无奈与悲哀的背后是无尽的屈辱
当下似乎很流行为这些曾经毁誉参半甚至是有劣质形象的人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个人认为重新认识倒是很有这个必要，我们能否近乎真实或者理性的对待曾经的这些有争议性的人物，给他们一个近乎公正的评价，也许使我们马列学派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这本《刀锋下的外交》是作者董丛林先生以李鸿章外交活动为背景，对其主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追溯和还原，将凡是与他有关的几次重要外交谈判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进行了仔细的描述，让我们在了解时代大背景以及事发的缘由之后，再看看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也许可以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历史人物，有个比较理性的认知吧。
全书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起，描述了《中日修好条规》、《中法新约》和马嘉里案的签订以及处理，直至甲午海战、《中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囊括了李鸿章所经历的晚清重大外交事件。讲述过程中大量引用了李鸿章的个人自述或书信中的内容，以及相关人士的评述或者书信，以此来真实反映当时的情景。每每到关键时刻，李鸿章便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尖浪口，他不得不挺身而出，用自己能够拥有的智慧去解决那时的危机。李鸿章面对危机力尽全力，平衡左右，既要保存中国国权的体面，又要减少本国的损失，更要避免自己被政敌的围攻。每当签订合约时，他权衡再三，即便到最后也还要进一步试探减少损失的可能性。李鸿章在外交中常常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在谈判前找人协调和缓和，在谈判过程中又找人来调停，甚至合约签订结束，又因为合约中让其他国家感觉合约有损其在中国之利益，最终更改或者废止当初合约中部分条款。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四)：走出后殖民时代的困局
过去一段时间，中日钓鱼岛争议引发民间反弹，当人们走上街头，打出“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抵制日货，勿忘九一八”等口号，甚至到最后发生打砸抢乃至夺去国人生命时，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过去那个年代。换言之，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后殖民时代的困局。
所谓后殖民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人依然以一种过去殖民者看待自身的眼光和逻辑来审视自己，比如在卢旺达，人们依然沿袭英殖民者通过辨认鼻子来区分图西族与胡图族，最后导致民族对立，发生了大屠杀的惨案。而于中国，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从这次骚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过激反应背后的自卑心理，当人们刻意强调“汉奸”、“国耻”时，其实内心依然缺乏对于国际间国家主体平等交往的认同。因此，在这个恰当的时候阅读一段“屈辱”的外交史，无疑会使我们对于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
正如副标题“李鸿章在1870~1901”所说，《刀锋下的外交》所讲的，正是李鸿章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在外交上的诸多表现。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陆续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上任之际，其实恰好是国力中兴之时，练新军、建北洋水师，然而正是这样一段时期的外交却成为最受人非议的地方。可以说，正是此时，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而也正是在这时，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统治，因此“弱国无外交”、强国、强民以自保的意识形态一直贯穿于民族性形成过程之中，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特有的自卑与自大。
回顾李鸿章30多年的外交生涯，起于天津教案，盛于“历聘欧美”。通过对这两件大事的解读，我们倒是可以管中窥豹，了解这位被唐德刚先生称为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的李鸿章的外交手腕与困局。
1870年6月，由于曾国藩等人处理天津教案不利，在赫德的暗示下，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坐在了和法国当局谈判的谈判桌前。李鸿章甫到天津，便上面拜见老师曾国藩，引起关于“痞子腔”与“诚字经”的“津门论道”。
李鸿章属下吴永听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曾国藩问李鸿章如何打算，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显然，曾国藩并不满意这个回答，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不对，急忙改口请老师指教。而在曾国藩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对于到底是“痞子腔”还是“诚字经”管用，李鸿章晚年倒也有评论：“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不过在作者看来，虽然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外交指导，似乎奉若神明，但李鸿章认为外夷“论势不论理”，因此在外交上，李鸿章并没有受儒家学历的牵制，功利色彩要比先师浓厚一些，而所谓的“痞子腔”无非是想在办理外交中掺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骗对方的策略成分。
通观全书，作者通过对史料翔实的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富于争议的李鸿章，并借此梳理清末的外交争端，对当世依然有不小的借鉴作用。不过在某些细节上，作者依然还存在着“以今绳古”的瑕疵。比如作者说及洋人邀李鸿章打猎，而李鸿章回答“仆不甚与羽族为仇，惟曾猎发匪数辈耳！”作者认为，“在外国人面前，如此侮辱虽说是他的死敌但毕竟也是其同胞的族类，‘幽默’得不是太有些‘黑色’了吗？”笔者认为，在李鸿章眼中，太平天国反孔反儒，倒也算不上同类，因此以同胞之名来指责李鸿章多少有些求全责备了。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五)：刀锋下的外交，刀刃上的舞者
才云鹏
《文史博览》http://www1.bookan.com.cn/szpt/book_intro2.aspx？listid=e611ace2-8a0d-40b4-a8aa-41df1c978d23
学术研究贵在理性，从而引导全民走向理性，任何情绪化或迎合风潮的东西都是伪学术。关于李鸿章的历史身份，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众说纷纭，但其人能够渐渐露出真实的一面，应是缘于中国人越来越成熟的理性思考而非俗谓的“宽容”。理性的李鸿章研究，着眼点应不再是天花乱坠的引证和正义凛然的批判，而应综合其思想经纬、性格走向及时局具象，加以系统分析和描述。《刀锋下的外交》通过董丛林教授独到的思考和呈现手法，将李鸿章一生的外交活动追根溯源浓缩于他的外交观即“和戎观”，犹如医生手中的柳叶刀，一笔一笔复原了其和戎观的形成、实质和实践过程，堪称李鸿章研究的经典理性著作。
也许，如果李鸿章能像俾斯麦那样遇到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威廉一世，甲午战胜亦未可知。也许，如果当时他不被发配两广任职而是留在京城，庚子惨祸甚至可避免。但历史学不谈假设，在董教授的理性分析中，李鸿章驾驭着自己的和戎观，已将那段屈辱史如一列火车般轰轰开了过去，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凭尽可能多的事实和尽可能科学的理性，给出最接近真实的展示，仅此而已。
《刀锋下的外交》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晚清外交风云图，也不单单为了揭示屈辱是如何发生的，更为主要的，是想说明在那个极端被动的时代，李鸿章持有的和戎观，已经是碍于各种局限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受限于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极其生动形象。晚年的李鸿章周游列国，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但他碍于自己的政治认知度和忠君思想，是无法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建一座崭新大厦的。尽管如此，著名学者唐德刚谓李鸿章为近代以来中国两个半外交家中的一个，推举不可谓不高。没错，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正是从李鸿章开始，其特定历史情势下的和戎观中的八项基础内容，直到今天，依然不失其韬光养晦之性和奋发图强之势。“水浅而舟大也”则是毛泽东对李鸿章的评价。而作为李鸿章的同时代人，梁启超的话更让我们动容：“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徒罪李鸿章一人，呜呼可哉？”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李鸿章性格中的理想主义。读《刀锋下的外交》，感触着一个刀刃上舞者踽踽独行的苍凉的背影，黑暗时代的悲剧世情，被董丛林先生的理性主义所照亮。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六)：他只是个中国人
假期出游，带在手边的书就是这本《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一位朋友看到这本书后问了一个看上去粗浅实际上却很深刻的问题：“李鸿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用一个“好人”或“坏人”去评论一个复杂至极的历史人物未免极度简单化，但也恰恰是因为“极度简单”反而让这个问题极度复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习惯了复杂地看待问题，想要简单地说清楚一个问题反而做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到底是好还是坏呢？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没有人会问袁世凯是不是坏人，因为已基本有定论（当然，习惯于把一切问题复杂化的我们偶尔也会有不同声音来讨论，不过基本不影响结论）；也很少有人会问辜鸿铭是好人坏人，这倒不是说辜鸿铭一定是好人，而是对此人的评价标准可以脱离“好”与“坏”的范畴，他再好或再坏也不涉及“爱国”“卖国”的大是大非，因为其基本不在政治漩涡之中。而李鸿章则不同，他“一生功过在和戎”，总是出现在外交场合，甚至是在谈判桌前。要知道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出现在谈判桌前的人往往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更何况是在积贫积弱的晚清被列强的坚船利炮逼迫到谈判桌前的李鸿章。李鸿章“汉奸”的骂名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背负，“好人”与“坏人”的问号也就从那一天开始打出。
当然，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并不完美，就如董丛林在《刀锋下的外交》这本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李鸿章过于迷信列强的技术又过于轻视国人的能量而在外交当中失于软弱，在对付一个列强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借助另一个或另几个列强的能量，结果却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而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更是因为他的保守而致战事失利，于是在马关谈判桌上即便是再有手段再有能量，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而这种保守和软弱，正是来自打开国门之后和诸强的对比而产生的自卑。因为自卑，就想要学习和发展，但学习和发展总要有个过程，于是就会采取更直接的办法：借助或引入。于是在无力量对付日本的时候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最后却上了大当。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单纯批评李鸿章的短视，因为即使是现在，我们依然有这种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让我们急功近利，总是喜欢寻求捷径。比如我们的改革开放，真正学习和发展到的技术很有限，更多的办法是直接从发达国家手里购买。没错，在我们的大街上跑的车和在美国大街上的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人家那是造的，而我们的是买的。
这个问题有点扯远了，不过这种对比能够更好地让我们认清李鸿章，也能够帮助我们通过李鸿章反过来更好地认清我们自己。李鸿章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民族的局限。所以知道李鸿章在那个时代做了些什么能够认清那个时代，而清楚李鸿章的思想根源则更有助于了解自己。如今，我们的国家虽然强大了许多，但依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界，但更要看清我们自己的局限。李鸿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中国人。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七)：战刀与谈判桌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列强入侵以来，为祸最烈，遗毒最深的一个国家并非欧美之国，而是我们的东邻——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毁灭了东亚地区最大的舰队——北洋水师；在东亚第一要塞——旅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屠杀。战争结束后，更是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索款割地，几乎将中国逼入绝境。这段历史中，中国方面有一个人是永远绕不开的，他就是李鸿章，一个置身在战刀与谈判桌之间的人。
我早先曾说过，清末的外交史，几乎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历史。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始于天津教案，而真正展露锋芒的则是与日本订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凶猛增长，同时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人早就看上了中国这块肥肉，所以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代表团企图借着与清政府缔结通商条约的机会，将不平等条约塞进去，拥有与欧美列强一样的特权。对此，李鸿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允许日本再染指中国，因此以中日皆为东方国家为名，应当拥有自己的订约方法，抛弃欧美列强的条约规则。
实际上，李鸿章对日本人的叵测居心洞若观火，他明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的问题，绝对可以抵得上十万毛瑟枪。因此，他命令相关外交人员做了大量的功课，并将办事干练的官员调任为负责订约的要员。如李鸿章所料，日本人果然在条约中捣鬼，并且完全仿照西方条约。李鸿章立即予以拒绝，并拿出了自己拟定的平等互利的条约。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是占了上风的。
如唐德刚所言，中国近现代史上只有两个半外交家，其中一个非李鸿章莫属。李鸿章虽然仍然有很多落后与愚昧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熟悉国际惯例的人，他曾做过当时最切实的外交游离，和各国政要都进行了亲密交谈，且积累了丰富经验。外交固然是以国家的实力说话，但是当国家处于弱国地位时，策略也很重要。往往一根轻便的棍子就能撬动千钧之物，外交策略也是如此。李鸿章在这次中日订约中，展现了一个外交家比较成熟的一面。
在国际外交中，对外交惯例的把握，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利害关系的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如果熟悉外交惯例，很可能只是一点小冲突，很快就解决。反之，如果不懂得国际惯例，只是一味的冲动，或者动用军事力量，不但无助于救国，反而当了“爱国贼”。所以理性的说，李鸿章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他是一个真正游走在战刀与谈判桌之间的人。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八)：在外交刀刃上跳舞
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听说了李鸿章这个名字啦！应该是比较早的吧！印象中比较深刻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读到小平同志1982年跟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时，铿锵有力的表态：“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在我的脑海中，李鸿章留下了一个无能的晚清政府的领导人的形象。
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阅读面的不断拓展，对李鸿章的看法渐渐有了改变，不再一味是负面的印象了。对他的为人处事有了一定的体味，对他的看法也多了一份了解之同情。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按照比较严格的要求来讲，是从1870年他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开展的。天津教案是他处理的第一个重要的涉外事情。“天津教案”这个事情使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声誉受到了重大影响。清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李鸿章以“打痞子腔”的外交手段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中法外交争端，从此登上了中外的外交舞台。1871年，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中日双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算是李鸿章的一个外教成果，从签约过程中，李鸿章也预见到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不幸被其言中。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朝廷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其背上了巨大的骂名。马关议和是一件苦差事，李鸿章也是不得不做啊！“历聘欧美”，着实让李鸿章风光了一阵子。庚辛乱局让李鸿章来收拾，李也只好勉为其难，拼上自己的老命了！“庚辛议和”结束不久，他便带着一身的疲惫，命赴黄泉了！可叹，一代晚清重臣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初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在弱势的晚清局势下，李鸿章也只能在外交的刀刃上跳舞，耍点小聪明，在外交的舞台上“回旋舞步”。我愿意怀着了解之同情的心情，通过阅读这本书，来进一步认识这段中国历史上比较凄惨的外交历史。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九)：李中堂有点“二”
李中堂，有点“二”，他总是把所有问题自己扛。
近代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你说他二不二？我觉得啊，他老人家既有“二愣子”的闯劲又有“二杆子”的韧劲。或许有的人还觉得他怎么这么傻呢，难道他不怕后人骂他（谤满天下）吗？其实啊，他老人家不傻，他是太自信、太担当了。关于这一点正是梁启超两句话概况其长短处中的长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李中堂，有点“二”，打了胜仗也受气。
“内战属强，外战属庸”，这顶帽子他老人家是戴实了。对于国内起义的剿杀连老外都看不下去，有的说他护“一姓”“不为贵”，有的干脆直接投奔了起义军。而他老人家在国际上的附庸更是铁证如山：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等笔笔在账。
李中堂，有点“二”，护了前胸丢了后背。
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这一点毋庸后人时人就已经做出了批判。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与李鸿章相左的左宗棠，对其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行为给出这样的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和敬仰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中堂，有点“二”，缝缝补补的都是替他人作嫁衣裳。
李鸿章自己坦言不过是个“裱糊匠”，而他所以倾力裱糊修补的不过是皇权那个破房子罢了，他极力维护的也不过是“一姓”之荣辱。可怜一根筋的李中堂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摧毁了，再建一座新的。这也正是梁启超两句话概况其长短处中的短处：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真所谓，知李鸿章者梁启超也，而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50多天所著的《李鸿章传》也堪称权威和经典了。
李中堂，真的有点“二”，为啥不早点去上帝或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呢？
对于李鸿章已经有了权威的评价和普遍的共识，所谓权威评价，恐怕无人能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之右者；而所谓普遍共识，最通俗易懂的便是那个八个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今天我们来读这本《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也不过是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李鸿章，想要给出一个全新的评判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多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阅读可以对于李鸿章极其所处的时代有更全面和详尽的了解，有识之士有先发现也完全未必哦~
《刀锋下的外交》读后感(十)：看清他，理解他，原谅他
李鸿章作为一个去世百余年的历史人物，是非功过到现在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毁誉参半，始终徘徊于伟大和卑劣之间。而细数这些争论，无论是褒其中兴名臣能忠勇任事，还是贬其和戎误国而骂名汹汹，其纠缠的焦点无不集中于他所经办的外交事宜。那么，在晚清帝国那风雨飘摇的四十年中，李鸿章以及由他一人所担纲的弱国外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董丛林先生的《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对此作了绝好的回答。
要看清李鸿章，必须看清他的历史境遇。我们过往对李鸿章的认识多是从结果来谈，而惘顾了具体过程，忽略了历史背景，其实都是概念化的，根本谈不上清晰。比如我们说他误国，是因为他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为什么会签这些条约？是怎么签的这些条约？为什么总是他而不是别人来签？又为什么屡屡是他在到处救火收拾危局？这其中的原因只怕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董丛林先生带领我们从1870处理天津教案涉入外交领域开始，沿着李鸿章的外交足迹，重走了他四十年的外交生涯路，对他在天津教案、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中的作为与作用逐一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甚至用很多信札和奏章相互印证并猜度了他的心理过程，揭开了那许多条约背后不为常人所知的故事，让我们看清了他在成就功名的欲望、传统学人的使命，以及现实环境的掣肘等等的冲突、困惑和转寰，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在位极人臣的荣光背后、在舍我其谁的豪气之下所积郁的屈辱、无奈和悲凉。当我们看清这一切，似乎可以说一句——李鸿章真的不容易！
列宁说，分析任何社会问题都要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要理解李鸿章，就必须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李鸿章作为中流砥砫的晚清四十年，虽然有着太多的屈辱和血泪，但那无疑是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然而，那更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当满清帝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新的世界体系而迭遭侵凌，当中华文化遭遇新的西方文明而岌岌可危之时，已然落后于世界却仍然夜郎自大而不知醒悟的大清帝国，早已无可救药，除了被人欺辱、被人宰割的命运还能有什么呢？李鸿章作为一个儒家学说造就的传统士子，相对于那些满清流治者的愚顽守旧，相对于那些不愿开眼看世界的“驼鸟”，他能够率先觉醒已属不易，还能较为清楚的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危局则更属难能可贵。但是，他作为一个清醒者，不但自己要在开拓与守旧之间挣扎，而且还深陷政治斗争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其才识能力又不足以使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再加之身受列强重重威逼却又无法逃避、无能为力，其内心的彷徨、痛苦和无奈，可能要比那些后知后觉者沉重千万倍。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他只能是被界定者、被塑造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个时代造就了李鸿章，但李鸿章没能决定那个时代，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虚假的掌舵者和真正的代言人，他只能，也只有他才能够替那个时代承担所有的责任和骂名。
理解一切就能原谅一切。细数李鸿章的一生，可以说是毁也外交，誉也外交，但是弱国无外交。面对上有皇权掣肘下有群情汹汹，内无实力支撑外有列强威逼的困境，他外交生涯的活动空间实际上非常逼仄，确如书名所言那样在刀刃上行走一般危险。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虽然在意识上有所觉醒，但既没有勇气动手打烂一个旧世界，除了缝缝补补，又能如之奈何呢？正象董丛林先生在书的最后对他的“和戎观”所做的分析那样，他的所有行为无一不为那个时代所逼使、所压迫，他的成就、失败、痛苦、彷徨、荣誉、幻想、自卑、屈辱，以及罪责都无不深深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而他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来自我们民族长久以来所生成的基因，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无从摆脱。由此，我似乎对李鸿章充满了同情，由他所签下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已然不再是他的耻辱柱，只不过是一个个历史的见证而已。就象我在另一篇有关他的书评中所写到的那样，对于70多岁还不避劳苦选择远渡重洋屈辱谈判的他，对于遭遇暗杀身受枪伤还仍然坚持工作的他，对于为了换回些许条件而苦苦哀求以至颜面扫地的他，对于临死前还有俄国人站在床头威逼签字的他，对于时时挺身而出为他人收拾烂摊子的他，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我已经不忍对他过多苛责了……当然，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他的错误仍然要说，该负的责任仍然要负，只不过是想对他宽容一些罢了。
说罢李鸿章，还必须对董丛林先生这本书说上几句。这本书对李鸿章四十年的外交生涯进行了全景式的回放，既有形象的描写，又有理性的分析，非常全面。而我认为，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全书到处都闪耀着一种理性看史的光芒。所以，这本书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于李鸿章本人以及由他所经办的晚清外交非常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更有一种理性读史的启发。因此，非常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