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是一本由黄亚生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1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一)：冷静的观察者！
“政府财税收入丰厚，可以支持大型的投资项目，但居民收入因为高税收而降低。相反，真正的企业主导型经济只有在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发展。”
“制度是无形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对投资和个人工作的激励所产生的影响上，而非物质表现形式上。”
“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赢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工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间。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不扛花，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建路，将教育和卫生的成本转嫁给中国老百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
书中还有很多值得深思的语句，不一一列举！
其实一直说内需不旺，说老百姓喜欢存钱，不喜欢花钱！这是哪个缺心眼儿的想象出来的理由？
先回答两点：第一，老百姓腰包有没有钱？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企业收入是多少？剩下的给老百姓的有多少？第二，老百姓并不鼓的腰包要支付一些什么费用？教育（现在不是大学上不起，是幼儿园也上不起了！）、医疗、生老病死都市场化了，消费内需之后谁管他们的死活？政府会从财政收入当中抽取一部分退税给他们吗？或者减少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购车（甚至公款骑马，笔者亲身见过的，公款骑马最后还虚开发票，消费3000开9000！）一部分来补贴老百姓？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二)：《“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
黄亚生，湖北人。他的父亲是位老共产党员，他1981年开始就读于哈佛大学，198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世界银行、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等高大上的单位。目前，在清华和北大都有兼职。最早和同行提出“印度能否超越中国”的前瞻性研究命题，现在在MIT斯隆管理学院担任副院长，创立中国、印度研究所，研究两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曾出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获得英国《经济学人》2008年度经济书籍大奖。
从上述亚生同学的简介可以看出，黄亚生是智商很高的聪明人，80年左右就去了USA，在美国也是毕业于最高等的学府，一直任职于各种高大上的单位。可能是经历十年文革，看到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实在没有办法呆下去了，所以才去的米国。因为看到中国的前景不如意，有很多这样的人才被迫留在美国工作。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30多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天朝又能吸引这些人才回来了。
显然，作者从本科就全面接受的是完整的西方经济学教育，20几岁就在美国生活，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肯定比我们这些在国内学习西方经济学，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来的更有优势。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不是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唱赞歌，而是切实的提出了一些问题。政府的过渡干预，过渡引进外资，使得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才能保持未来长期的均衡经济增长。
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上海模式”过度干预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廉价的出让土地给外资企业，人为的挤压了国内民营企业。这种模式不能让本国的企业获得竞争力。
（2）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民营经济没法儿发展。上海的企业申请专利数与浙江比还没有优势。浙江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才出现了马云－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
（3）印度虽然硬件条件建设不如中国好，有种姓制度，基础教育也比较落后，但是，印度在很多行业都引入了国内竞争和国外竞争，没有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内民营企业发展的比中国更好。就是因为国内企业太强，所以FDI才不愿进入印度。印度在硬件条件如此落后的条件下，还实现了高增长，说明自由市场、竞争才能给国民带来福利，才能使国内有更持久均衡的增长。
（4）要在中西部农村形成更好的市场发展环境，让人们在家乡创业。农村金融、土地流转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5）人民币升值是必然，汇率升值对那些技术密集型的品牌企业有好处。所以民营企业要创造自己的品牌，加大研发投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总结来说，黄亚生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但是现在做的研究还是比较客观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劣势，给中国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鲜明的意见和参考。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三)：“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本书是集录了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和访谈。内容就是围绕所谓“中国模式”展开的。书中不仅有理论观点，而且有大量的数据进行支持。
文中开篇便指出没有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更像是拉美模式，而不是东亚模式。
1“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成功方面在于：一、社会投资；二、经济改革；三、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增长得却非常缓慢；政府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成本不得不由家庭和个人承担。
书中讲述了“上海模式”。“上海模式”是政府深度敢于、控制经济，特别市政府大力推动发展房地产经济，以及对外资的偏好、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盲目追求地区生产总值而不注重家庭收入提高、至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追求就业增长。“上海模式”其实也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集中反映。这种模式导致了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分两类：一是小型家族企业和夫妻店，二是较大的民营企业）羸弱，创新能力差的弊端。
2 中国与印度。
笔者指出“中国的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恰恰因果倒置。是中国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软件设施-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除了基础教育外，今天的印度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印度相对中国，GDP增速慢，但是印度通过逐步改革的政治制度，以及完善的金融体系，正在缩短与中国的距离，而中国的“铁公基”经济学在增长的过程中，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但是质量不高，后劲不足，印度则相反。
3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中国城市化的特征是政治推动的城市化。通过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即主要是通过新城市的建立，而不是通过人口密度的增加来实现的。人口密度不增加，城市化就不会带来规模相应，无法提高居民收入，不能产生中产阶级。中国目前一直难以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农村缺乏金融体系。“在任何国家，地理上最能够流动的因素，不是劳动者，而是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中国恰恰相反。”在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抽血结构，将储蓄用于城市的建设，农村在无法发展任何非农经济、从事创业活动。农民为了获得比务农更高的收入，只能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致使发达地区，劳动力骤增。在劳动力非常低廉的情况下，企业家没有任何热情利用宝贵的资本进行技术创新，便一直从事劳动密集型活动。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同时户籍制度等制度歧视，使农民工消费低，储蓄高。
4 民营企业发展为何困难？
中国政府是依赖、扶持国有企业；欢迎、接受外商投资；歧视、打压民营企业。这样的思想就反映在各项法律、制度上。国有企业垄断者自然和金融资源，坐地收钱，没动力创新。外商拥有对资本和劳务更加有效利用的能力，利用制度上的优越，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无论在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都能形成垄断地位。国企握着摇钱树不思进取，民企受各种歧视发展不起来，就留给外资很大的空间。
(1)法律的二元性。“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准从不同的法律。二元性的原因：1.承认管理经济部门的中央计划机制跟在国际市场环境中运营的公司根本不相容。2.让国内经济免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3.寻求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主义。”
(2)市场换技术是个伪命题，是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本来就是争取市场。技术是企业赢利、企业竞争的手段。占领市场是目的，技术是手段。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四)：中国模式or体制改革？
第一次知道黄亚生是在2005年末，那时他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被翻译引进，当然标题没有原文那么刺眼<Selling China>. 这是我第一次读经济方面的专论书籍，为其中的观点，论证都印象深刻。尤其是其反思改革开放中各种政策优劣的诸多观点，对当时的我还是颇有冲击的。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黄亚生在这几年越发的红火了。在“龙象之争”和“中国发展拉美化”的讨论中，言语颇多。
这次的这本书又来探讨“中国模式”的问题。其主要的论点无非以下几点：
1. 中国模式的宏观表征与拉美化无异，与东亚模式并不相同。潜台词就是如果中国模式继续下去就会和拉美一样落入深渊。
2. 龙象之争中的印度，在制度和法制层面更为成熟和完善。这会成为印度接下去几十年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3. 私营企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这是进一步在发展逻辑上的比较。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4万亿的投资在当时缓解了危机，但是如今却落下大毛病；而印度靠强劲的内需安然度过危机。政府主导的发展和规范制度后的自我发展，那个更关键呢？黄亚生的结论是后者。这也是他对印度未来持续快速发展的判断基础。
政府主导的强制城市化，反而抑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而有损于农民就业，造成了大量的民工，事实上在延缓农民的致富过程，另一种形式的剪刀差。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离不开对外资的优惠和吸引。但黄亚生从统计数据结果看，原来所期待的“市场换技术”只是一厢情愿。直接聘请外方技术人员，引入合同外包和公平竞争，反而更容易获得技术。尤其是直接聘请外方专家，我是非常同意的，绝对是省钱的方法。
最后则是明确指出只有消费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个基本上已经是从上到下的共识了。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头20年和最近10年，作者做了比较，以此说明最近10年的发展在质量上是比不上前20年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制度层面的改革和突破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所谓的“政府指导”。也就是再一次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异议。我们直觉上都觉得政府对某些产业的导向政策是需要的，但是数据却表明，在一个制度规范，公平竞争的体制下，优胜劣汰会更为迅速而有效地发生。国家对某些高耗能产业的强制限制，事实上是由于各地政府在追求GDP考核指标的时候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下的无奈选择。比如优惠电价，随意排污等。只能靠人为审批和指导了。事实上制度的规范比人为的指导，能更加有效的让竞争发生，并降低总体的交易费用。不过我们那么多公务员可不希望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被忽视，各地官员在GDP指标的指导下，也各打一块算盘。而这一点，其实就回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来了。
对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除了体制，激励和考核应该也是重要的因素。简单而言，私企也是外聘CEO，国企也是外来CEO，私企是一堆股东，国企可能政府是大家。但如果国企有良好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措施，未必不能做好。当一个国有企业没有垄断资源（这个与事实相反），进入竞争市场，本质上应该和私企的效率一样才对，不然就自然消亡了。问题在于政府故意让大量的国企进入垄断性行业，并以“国计民生”为由头限制竞争，这样就使得考核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效率的差距。新加坡淡马锡不是一样做得很好吗？关键是外部制度的保证。
书中比较讽刺的地方是对“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嘲笑。难道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政府胆敢宣称自己不注重民生？于是，这句话本身就变得无效了。
看来看去，这些年所有的经济领域的论点，到最后都会归结到体制问题上，再进一步就是到政治体制改革上了。真是到了改革的又一次攻坚阶段了。大家都说我党惯于说空话，其实这话，中央也说了有些年数了，只是大家未见其真义罢了。改革无非是利益的较量。30年前，各类改革都可以通过增量的方式达到共赢，但今天，增量有限的情况上，利益的争夺反而更为激烈了。改革又变得越来越难了。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五)：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从一看到这本书的稿子，我在心里掂量了老久，就是它了。它就是我做编辑的生涯中，以后能一直拿得出手的那本书。
做编辑其实挺像张网捕鱼。鱼够不够大，不取决于打渔的，而是养鱼的。黄亚生是“红色贵族”，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共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父亲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但到他这一代，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商业和经济。也是如此，他成了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而他的哥哥黄晶生，则成为了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出身80年代的“红色贵族”之家，自有其开阔视野和对宏观经济大话题的一贯关注积累。所以黄亚生2005年的作品《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一出世即为研究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不是真实有效提供了爆炸性的视角。他得出的结论是：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远远不如民间资本。
同样，他08年的著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现阶段所依赖的发展模式做的分析之深刻也有目共睹。
这本书是他的中文文章的结集，也可以看成是前面两本书里面一些观点的通俗化的解读。坦率来说，有些散。但是单独每一篇文章都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和说理。
如果要我来概括
这本书会论证这些问题
1.中国模式的宏观表征与拉美并无二致
2.印度的缓步推进，不依赖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的经济发展，比中国的大政府模式效率更高，也更具持续性。其前景恰如上海与浙江对比。
3.土地私有化和流转将会是农民工、以及城市稳定的再一个推动力。
等等
我的前东家蓝狮子在大概四五年前，可以说用一本《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发掘”了陈志武（他大红大紫要归功于《金融的逻辑》）。假以时日，我觉得黄亚生一定会成为知名度与陈比肩，又有实料的经济学家。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六)：有中国特色，无中国模式
有中国特色，无中国模式
评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李华芳
1识人先识书，回首已数年
几年前，我在上海季风书园主持一个【读品】的读书沙龙，去得早，就在书店闲逛，翻到一本黄亚生教授的《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翻开之后一直看到活动开场不忍释手，干脆买了回家再读。这本被和谐到残忍的书，本名叫《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可能是为了规避审查，或者是减少书中刺激性观点的影响，新星出版社作出了妥协。这也延缓了黄亚生在大陆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时间。但敏锐的思想本身会穿透各种障碍，黄亚生很快赢得了赞誉。
而我初次接触黄教授，是在2009年了。去信给黄教授邀请他来参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年会“危机后的选择”。黄教授在会上的演讲主要报告了其当时做的一个调查，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才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而民工工资低的原因却又深植于体制之中。吸纳农民工作为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获得所谓扶持，而且长期上它们在投融资安排上都受到限制。对大型国企的政策扶持甚至资金补贴，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这一思路与《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一书中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分析一致。黄教授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可能并非如传统分析表明的那样，是改革开放的功效。简而言之，传统分析中对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是正面评价。而黄教授却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多，是不是就意味着国内的企业竞争力比较弱？从这个角度出发，黄教授分析了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弱的原因，一是资源分配体制的主从秩序，效率普遍较为低下的国有大型企业总是先拿到资源，而私人中小企业受挤压，这导致了国内企业普遍效率低下；二来市场分割导致交易不便主要限制了国内企业，但对外资的限制相对较小，使得国内企业进一步处于劣势。
其实联系前后几次宪法修正案，就不难发现1988年的这次修正，实际上是提高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在其后1999年宪法第14条修正案改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多种所有制的问题明确提了出来，而之前实际上仅承认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也是私有制地位提升的表现。另外第16条修正案中，将1988年的第11条修正案关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番宪法说辞的演化中，不难发现从不置一词到“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黄教授所述之法定强化“主从秩序”一说，似乎并不一致。
但即便如此，也很难说私营企业获得了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尤其是在当下更面临国进民退之现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硬性扶持一批民营企业以解决燃眉之急，即大规模农民工失业问题。但这一临时性战略很快被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取代，政府投资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成为首选，而投融资等金融安排主要是为了便利国有大型企业的计划，民营企业的融资方面益发困难。因为整个银行体系默认国有企业即便出问题，也有国家财政兜底，但民营企业可能血本无归。这种情况下，银行的选择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教授所言之“主从秩序”的确存在。尽管这可能与法律上的名义规定之间，有很大的落差。
而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承包改制等各种方式逐渐向私营企业靠，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国家需要增长带来的利润来维持稳定。威权政体对稳定的需求，远远超过其他目标，而之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也只是一时间需要解决维持稳定的经费来源，不得不的选择。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故事在各个地方盛行，主要是为了配合这一“利用增长型战略以维持稳定”的战略。我在FT中文网写过《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一文中，也质疑改革是不是真的有过共识。之前的改革或是为了筹集维稳经费而做出的决策，只不过恰好和社会追求发展的目标相互吻合，但其内在却有本质的不同。
2不识真面目，缘在此山中
这个本质上的不同，或许也是理解关于“中国模式”争论的一个关键点。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同时年底开始，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并在2009年延续和扩散到世界各地。中国尽管也受到冲击，但一来前三十年改革开放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随后4万亿大手笔救市也使得其他国家颇为艳羡。这两件事撞在一起，一方面是美国遭受罕见金融危机，经济苦苦挣扎，到2011年中，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另一方面是中国即时受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惊人。加上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不行了？未来是不是属于中国？
对中国过分乐观的情绪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丝不自信，但学界的确开始争议是不是存在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即在政治无竞争条件下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010年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上对经济增长“保八”成功的中国更是一篇赞誉之声。我当时约黄教授为2月份出版的《财经》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其后对中国模式的各种质疑和反思。实际上，黄教授的新作也是以此篇名作为书名的。
在一片赞誉中，保持这份冷静和清醒，是十分可贵的。而赞扬中国模式，以为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并且准备要将此模式“有所应用”，以指导他国的，或是因为身在其中，故而未能跳脱出来的缘故。
3发展有原则，道路各不同
在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收录了黄教授在中文媒体发表的评论和访谈。除了对比巴西模式外，黄教授在此书中也多次提及印度的经验，并与中国对照。第二章两篇文章就是讲印度的经验。黄教授认为单单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来看印度落后于中国，这不仅低估了印度的实际发展，而且陷入了一个只看硬件不看“软件”的误区，而软件就是指“制度”。而且印度也恰是要在硬件不足、并且内部种姓制度导致的不平等格局的条件下取得发展，因此印度的“制度”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
印度的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一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不少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认为民主与增长关系不大。但不管是弗里德曼，还是阿玛蒂亚·森都将自由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宪政民主制度）是目前所知最不坏的保证自由的制度。如果按照森的看法“以自由来看待发展”，那么印度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二是与企业发展相关的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资体制。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反观印度在这方面远胜中国。根据黄教授的调查，中国企业超过60%感到融资障碍很大，而印度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类似感受。这种便利企业创新和个人创业的金融制度优势，也许会比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更具有后劲和优势。
事实上，回头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也并没有背离基本的经济原则。黄教授对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点也不独特。中国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中看到相似的情形。土地改革和私营部门的发展是东亚各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不例外。至于政治上高度集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黄教授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黄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中国改革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采取了不少改革，例如80年代结束“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农村基层直选”，这些政治改革尽管很小，但其对促进经济活力却有重要的贡献。而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之后，尽管经济仍旧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有所降低，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加剧。
也就是说，在黄教授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遵循一些普世的原则，当中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就获得发展；当背离这些原则时，就出现问题。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达过的类似观点。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所具有的灵活性很大，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包括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以及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原理发展而来的，这正是所谓“相同的经济学”。但在这些原则下，并非只存在一个可选的政策组合，各个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改革，对于改革者而言，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处方，从而获得了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其实是跨越国界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当然黄教授也并没有抹杀中国特色的存在。这里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陷入名词的争议，如果你说模式不行，我就换成特色代之。显然，反对中国模式的时候，这里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关键是认为存在“政治上集权能支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而黄教授则明确指出了这种模式并不存在。二是否认存在中国特色，从反对中国模式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顾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典型代表。实际上，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在同一经济学原则下政策选择的空间很大，而参照各国的特色进行政策诊断，最终选择合适的政策处方，这样做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但同时也没有忽略自身的特色。
4何谓有特色？浙与沪相异
那么所谓“中国特色”又作何解释呢？黄教授在另一本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就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黄教授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的农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涌现了众多的私营经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着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而90年代尽管经济依旧增长，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开始拉大。从增长的质量上来看，80年代要优于90年代。原因何在？黄教授的解释是90年代政府的不当干预中断了80年代的良好势头，这些不当的干预包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扶持国有大型企业、实施轻农村重城市的战略等。黄教授将此称为“上海模式”，其核心是GDP导向的增长战略引发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
不过这一观点遭到了Joel Andreas的质疑，其观点与黄教授针锋相对，尽管双方都不否认90年代的增长质量不如80年代，但Andreas却认为这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弱点所致，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在Andreas眼里，80年代之所以取得了较高质量的增长，恰是因为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弱点”进行了干预所致。这里争议的焦点是政府干预对自由竞争的作用，Andreas认为黄教授的不一致在于仅仅针对限制政府之手形成对市场的垄断，而不针对资本主义本身发展所形成的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而自由竞争应该是要反对一切大垄断企业阻碍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才逻辑一致。而为了达成这一点，政府干预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因此Andreas相当支持对土地买卖和外资与国际贸易的管制。
但Andreas的问题在于其逻辑同样是不一致的。因为Andreas指出的几项政府干预，在更大的范围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限制了新企业的成长。其主要的问题是认为80年代已经是非常高质量的增长，但忽略了黄教授讨论隐含的一层意思，也就是如果80年代没有这些政府管制，那么其发展可能会更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干预形成的垄断与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垄断，有着极其不同的区别。政府干预形成的垄断会限制新企业进入市场，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将会抑制创新，使得其他不同类型的新企业也无法产生。而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尽管同样造成对同一类企业的进入障碍，但并不会限制其他的创新企业。
例如Anreas提到的对不超过8人的私企规模的规定，限制了所谓大企业。但这可能是忘记了当时制定法律的一些奇怪的因素，例如这条规定可能是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举例，超过8人的企业构成剥削；同时也忽略了当时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区分的争议。这一形式上非常可笑的规定，一来不能作为限制大企业垄断的佐证（为什么不是9人或10人？），二来却限制了企业发挥规模优势，三来可能限制了企业的其他创新。当然90年代的确放松了Andreas提到的几项干预，尤其是对企业人数的限定从1987年之后就作废了。但问题是正如黄教授指出的，90年代新增了其他的政府干预。是以用政府干预来作为增长质量高的原因，是很难说服人的。尤其是在政府干预主要限制创新，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当然地域广阔的中国，是不是只有一条统一的经济增长道路，是存疑的。黄教授与Andreas的争议聚焦在“上海模式”，但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在上海模式存在的情况下，同时也存在情况截然不同的“浙江模式”。如果说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如有众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并对此进行补贴，同时吸收大量FDI，民企生存空间较为狭小；那么浙江就是私营经济唱主角的典范，尤其是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体系支撑了大量新创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初期发展所需要的融资。因为私营企业较难取得银行贷款，并且也没有政府补贴。但浙江同样取得了令其他省市羡慕的增长。
5转型下一步，体制再改革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之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激进还是相对保守的观点，都对目前的体制造成的不公平不满，因而对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非常高。正如前头所言，Andreas关于资本主义固有弱点的看法忽视了创新带动的发展，也对政府干预造成的结果估计不足。事实上，政府干预至少造成了四重“不公平待遇”，一是国内外之间偏好外资而轻民间资本造成的不公平，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由于“国进民退”造成私营企业未能享受国民待遇，三是地方之间政府干预导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四是城乡之间（包括同一省市内部和跨省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些不公平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障碍。
以农民工为例，这个夹层在农村的境遇变差的情况下，本希望通过在城市打工改善境遇，甚至定居城市以享受城市福利。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事实上，根据黄教授的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受户籍限制，而无法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进而取得市民身份所附着的福利。与此同时，如果农村能为农民工在本地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那么创新也可以在农村启动，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但问题在于，为农民创业所能提供的农村金融体系极其落后，难以为农民的发展提供启动资金。直到最近小额贷款公司才开始在各种局限下慢慢起步，但与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吸纳相比，农村的限制显然更多。一面不放开户籍，排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限制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农民要发展获得的支持很小，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进行配套，农村也非农民容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聚焦基建的新农村建设，恐怕难以达成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也难以舒缓扩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对未来的发展造成极大隐患。这是中国未来的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未来的改革，如果方向对，那么具体的选择是多样的。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的模式必然遵循一些普世的价值和原则，这个对所有国家都不例外。但是中国的确可以选择有特色的道路，前提是这些道路的选择不与基本的普世价值和原则相互冲突。而遵循这些普世价值和原则，从体制改革上确定改革的方向，当是中国转型的下一步。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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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七)：简要概括作者的观点
简要概括作者的观点：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它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
中国的“政治城市化”并没有带来居民福利的显著提高，失地失业农民未能从土地流转中得到收益并形成购买力，户籍城管制也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工的被迫流动限制了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
中国民营企业的弱小，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和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限制，而民营企业才是最具有创新精神和最具有效率的组织。在外资内资上，牺牲内资扶植外资，在国资民资上，国资垄断国进民退。
以大规模基础实施建设拉动GDP，把GDP的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忽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对比上海和江浙，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巴西，“上海模式”不可取，拉美模式要警惕，印度模式可借鉴。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八)：像经济学家一样偏颇地思辨
第一次读黄亚生的书还是在大学时代，新星出版社引进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当时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但被经济学的思辨方法深深的吸引了。
这次看这本小册子是因为亚马逊打折，六块钱重温一下黄亚生的各种观点，相当值。
从学术阵营来看，黄亚生在美国学术界算得上又红又专了，不光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论正统，关于政治民主化的论述也相当主流。看他在2013年Foreign Affairs上痛批Eric Li，畅快无比。
当然，我说得正统和主流，并非贬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和讨论，都不能没有下限（比如Eric Li无底线的歌颂Party体制）。在基本价值和规范之上，进行充分的观点交锋，才有意义。
在这本小册子里，黄亚生有很多很有说服力的判断，譬如：
——中国自由市场加威权政治的模式并不独特，东亚早有先例。而就发展趋势来说，和西方体制也没有根本区别。
——八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不应忽视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效应。
——批判上海模式：国家干预、倾向外资的发展模式。倡导温州模式。
——印度相比中国的优势：只用了中国一般的投资资源，却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速80%的发展速度；虽然中国在宏观经济方面领先，但印度却在微观经济胜出。
——经济发展先于基础设施投资，例证是，印度八十年代基建投资快于中国，经济增速却慢于中国。
——印度民主不是相对中国的发展劣势，印度最不民主的阶段恰是其发展最差的时期。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都对应着一个失败的故事。威权并不比民主在经济上更成功。
——将经济增长过分归结于政治体制是错的，经济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Why Nations Fail肯定不同意哈）
——劳动力无限供应和融资昂贵，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障碍。
——外资和经济发展，合资和本土技术进步没有必然正向关系。
——市场换技术是倒果为因，技术永远不是目标，市场才是。
——中国消费不足，不是社保不行，而是居民收入增长太慢。
——不同意通过汇率升值来促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不行是金融和劳动力市场体制局限所致。
都是很有睿智和观点，也都是值得争论的观点。经济学家思维的特点在于自圆其说，将复杂现象进行简单的概念化解读，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一定失之偏颇。
例如，基础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很难说谁先谁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很难说没有相互作用。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必须将答案简单化处理才能顺利解释。
不过，这并非是种不好的思维习惯。相反，谁都不掌握真理，谁都只是阐述真理之一面，然后通过大量不同观点的交锋，真理愈辩愈明。
所以，很欣赏经济学家的偏颇的思维。正如胡适所说，写文章，至少需要值得一驳。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九)：何为模式
这是一本很应景的书。不得不佩服中信出版社在商业的敏锐度以及营销上的技巧，对于他的主要客户群的阅读需求能够有这般细致的理解，确实不易。
应该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知道在观点上是有足够吸引人的，并且也有相当多的实证数据的支撑。但是如果严格的追求的话，可以发现一般文集有的毛病这本书都有。相当程度的重复，不管是论述还是论据。书中所收录的这些文字恐怕从来没有意料到自己会不集合出版，所以真正碰面的时候它们之间都还有点尴尬，不知该如何自处。不过换个角度，对于第一次接触书中的观点与数据的人来说，一定程度上的重复，但是让这本书显得有足够的说服力。
就书的观点来说，”中国模式“就起内涵和实质来说，确实很难找到非常明显的独特性。如果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下的高效率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么“东亚模式”已经包含了这一次意思。如果“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一种不充分的民主与贫富分化的话，那么“拉美模式”又好像已经是前车之鉴。所以仅就表征经济发展的许多指标所呈现的变化特征来描述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其实在不少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都可以找到先例。只是说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就其绝对值来说足够吸引眼球，所以老外也愿意赋予它一个专有的名词。而国内那些鼓吹“中国模式“的官员和学者则又是另一番深意。
仅就数据的角度来所，我同意黄先生的观点，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不同阶段的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的一种翻版。但是如果讨论的是一种经济发展路径的话，我倒认为采用”中国模式“这样一种说法，有其实际的意义。正如黄先生在书中说批评的，90年代之后改革的裹足不前，导致近20年是处于一种不甚健康的拉美模式的发展状态。但是这20年走过的路应该确实是有其中国特色的。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以国家投资与基础建设投资为主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而应该有许多更丰富的细节。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更赞同张五常关于县级竞争的论述。我以为近20年的发展，就微观层面来说出现了一种可能世界历史上都少见的增长模式。当然这种模式是否正确，是否合理，是否正义，有相当大的讨论余地，但是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有其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
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的讨论的内容，比如作者给出的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结果，比如技术创新与金融体制的相互作用。前者是黄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而且有不少颇为有趣且打破一般常识的研究结构。而后者其实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研究题目，之前在陈志武的书中读到过，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类似的观点。
这是一本能够激发思考的书，只是总感觉观点要强过内容。也许得找本黄先生的专著来细读一番。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读后感(十)：《“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干预。在地方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力手段征得土地，而后以较低价格卖给开放商，从而刺激了开发商的热情。从而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与此同时，国企在上游资源型行业握有较大的筹码，在此过程中，国企成为获利最多的赢家。
政府强制城市化，强制工业的背景下，引入了外资。中国政府试图以市场换技术为目的，引入外资，但是在缺乏内资竞争的环境中，外资没有动力去引入最新的技术。在东亚模式发展得最好的日韩，外资往往是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对于本身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符合逻辑的。但中国恰好相反，1990s末期进入中国的50%外资，都进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于产出的刺激远远大于对于消费的刺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此轮重要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民工推动的。受限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农民没有办法加大消费，但同时又比城市劳动力更有效率。
中国的工业化，一直以来都停留在对于低成本劳动力的饥渴。这同样也是源于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由于一方面农村人口无法永久居留在城市，一方面农村本地的创业环境极差，所以劳动力始终无法在农村扎根，导致铁打的企业，流水的农民工。
1990s之后，除了浙江是个特例，几乎所有的农村的金融改革，都是取消金融自由化，上收贷款权力，关闭区域性金融市场。中国的劳动力问题，以及企业转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发达地区企业的问题，更多的是劳动输出省产生了问题。苏联实行了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突然采取休克疗法，效果不甚好，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创业意识和环境已经被打破。中国现在正在步其后尘。
巴西经济
政府储蓄6年翻一倍；100家最大的企业75%是国有企业；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十分开放；工业化速度极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这看上去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巴西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1964-1988，巴西军政府执政，采取强迫工业化。到了1980s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为0，并且在80年代90年代爆发了大通胀，多次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
1950s初期，巴西的人均GDP是台湾和韩国的2倍多，现在却不足1/4。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注重教育和医疗的筒子，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政策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使得就业率低下，造成了犯罪人口的上升。
中印比较
中国在1980s是脱贫致富最显著的时期，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年增长10%以上，但是到了1990s居民收入的增长开始落后于GDP的增长，仅仅是4%。上海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占比1985年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在下降。上海个体户的注册比例达到90%，而同时期的浙江等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比例很低。专利技术以及海外收购是衡量当地企业的竞争力的指标，尤其是在04-06年货币升值的时期，但是中国在此数据上不占优势。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贷款总额仅占比20%-30%，相较于1950s的台湾已经达到了40%，而十几年后，台湾中小企业的贷款总额占比80%以上。中国始终存在对于宏观和微观的矛盾结构，如果支持中小企业就会制造通胀氛围，而为了维持稳定的宏观状况，就只能压缩对于民企的贷款。
对于印度产业的崛起，很多人认为是英语环境。但是09年世卫组织对对第三世界生产的药物质量鉴定结果，中国只有5剂通过，而印度有135剂。而对于中国的发展的评价，很多人认为是要发展先修路，归功于基础设施，而相反，中国更得益于体制和政策的自由化，以及对于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的投资。
中国和印度在硬性指标上差距明显，但是如果衡量无形资产等软性指标，例如法律制度、教育体系等，则差距并不大。无形的制度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于投资和个人工作的激励所产生的影响上面。
与常识相悖的是，普通人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然而1990s初期，在印度改革以前，模仿的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时间长达30年，1960s-1980s印度政治受到甘地家族的控制，在许多重要的行业都实行了控制。因此，1980s年代，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还是领先于印度的。
印度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与对于内资的开放程度相同，与中国单方面开放外资不同。结果就是，外资在大部分领域并没有形成寡头格局，而同时内资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