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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读后感10篇

2022-04-05 03:00:3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陆在历史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近代史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禁区也在不断的被打破,这是一个令人值得高兴的现象。但是,现代史的研究则是进展缓慢。原因有很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档案资料的缺乏,根据我国现行的《保密法》,最高级别的档案可以保密五十年,五十年后视情况解密。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学者最多也就只能研究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而且还要看档案馆的态度(沈志华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大陆的档案馆很多档案就算已经解密了可是档案馆就是不让学者们接触)。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代史这个专业确实是有点先天不足。

  杨奎松,此人绝对是近现代史方面的明星学者。他是研究中共党史出身的,后来转而研究近现代史。也许是党史出身的人比较胆大?所以此人的文章经常有惊世骇俗之言,比方说那个苏联在战争中交给中共七十万支步枪的“神论”,以现代军队的编制七十万支步枪足够装备一支两百万大军了,更何况他后面还加上了六百辆坦克和八百架飞机。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解放战争时中共有八百架飞机,所以看他的书,有时需要小心点。

  但不管怎么说,杨奎松算是比较感畅所欲言的历史学者,所以他写的书没有那些官方的花里胡哨的修饰词。很多人可能反感官方的历史教材,因为官方的历史教材里总是充满着各种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修饰语,把历史的真相掩盖在其中让读者自己去寻找。所以杨奎松的书是那些无法自动屏蔽过滤那些官方修饰语的读者的最好选择。如果你对中共的官方修饰语背后隐藏的含义了如指掌(比方说“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增加了对对方的理解”之类的),那么你可以直接阅读官方材料。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多吧?所以,现阶段,杨奎松的书还是我们的最好选择。

  好了,废话一大堆,最后在收尾的时候谈谈这本书,我对中共党史不怎么了解,而这本书可读性强,分析透彻。很好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是书中说的是真是假,那就天知道了。

  10年1月19日

  今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位族兄,突然想起了他之前不断抱怨,过去在这一行里错过了多少多少机会,才导致未能再发多一点的财。我才想起来,我这几年所抱持的,不也正是他的那一种腔调么?看来,过去是不能更改的,希望总是在前方,还是把握好现在,重新出发,少一点抱怨过去,多铺排好眼下的道路才是真的。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撇开人看历史是不准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历史演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偶然中的必然,某个人作为个体在历史中承担了重大责任可能是偶然,但趋势和潮流却是必然。然而,随着年龄渐长,看的书增多,了解的内容增加和自己的思考感悟,我现在反倒改变了之前的观点,而越来越觉得历史是偶发事件的结果,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如果任一变量发生变化,可能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人作为特殊个体,每个人思想、性格、教育背景、观念眼界都不同,因此人成为历史轨迹形成的最大黑天鹅。

  之前关于毛和张国焘的矛盾多提的长征时另立中央的问题,如今看来,三大时,张下毛上;四大时,张上毛下。可见张毛之争20年代即有之,应该是先有了心结,才有后来一四方面军分裂的结果。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敢于带着部队上井冈山显露出其高度重视力量对比和善于依照力量对比灵活地决定政策策略的决策特点。

  毛成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并不十分了解莫斯科方针和做法的老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提议的。不管这个时候党内的当权者怎样看待毛的地位,至少在注重形式的莫斯科看来,毛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了。

  博古作为最年轻的留苏学生代表,仅仅24岁,竟然成为总书记,不得不说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结果。一是立三路线被批判,留苏派上位。二是上海中央遭破坏,大部转移到江西苏区,但上海还需要有个临时中央。三是在留苏学生中,王明等的主张下,这个帽子戴到了最年轻的博古头上。

  1938年,王明到武汉后开始了想掌权的努力。自己未经延安同意以中央名义和毛名义发表文章,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问题,职责张毛不应以书记处名义发布指示文件。季米特洛夫表态支持了毛。

  之前只知皖南事变,但不知皖南事变前,毛集中十五万精兵进入甘肃河南,而这一行动又是基于毛对日蒋将联合的判断之上的。皖南事变后,毛和苏联开始产生分歧。加上百团大战的损失使毛认识到保存自己武装力量的重要,拒绝了苏联要求,延安整风的缘由即在此了。

  无论是1942年延安整风,还是1957年整风,都有一个好的想法和开始,之后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后,损失惨重。

  如果1936年红军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也许会改写历史。但无论如何,毛深知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解放战争没有苏军的武器援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之所以不提,不是因为不存在,只是因为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来鼓士气壮军威。当然毛可能真的也这样认为,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但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说,现代战争人再多只是一摊肉而已,牺牲并不能赢得胜利。

  国共解放战争时期的谈判,斯大林是政客,提出谈判要赢得道德主动。毛吸取了这一建议,提出了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八项条件,其实已无和平可能。

  朝鲜战争的起因多方各执己词,之前看过基辛格的讲述,和苏联、朝鲜之前的说法自然有异。虽然毛并不想打,但这一仗却极大改善了中苏之间一直存在的某种猜忌和不信任关系。当然,从后文看,最终落实的很多援助项目还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得到毛的支持而实现的。

  朝鲜战场上,苏军给的支持很有限,空中掩护严重不够。美军从一开始的不明真相被打得连连败退,到摸清了志愿军的礼拜攻势和月夜攻势。原本的五步方案占尽优势未停战,到后来停战谈判时已没有更多筹码,反倒不如之前了。

  当年周曾明确表示对赫鲁晓夫过去不抵制斯大林的错误难以理解,而后来同样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自庐山会议以后,党内生活就变得不正常了。而彭真在庐山会议后依然敢于直言毛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达到了相当程度。

  现在看,三线建设是珍宝岛战役后害怕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而采取的对策,也许部分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但的确也造成了巨大浪费。

  最早深入到中*共当中的,是俄国人;与中*共交往最多的,也是俄国人,但是,从早期前来帮助组建中*共的那个维经斯基,到背靠苏联与中国直接参与策划了几乎整个国民进程的俄国顾问鲍罗廷;从打着商人名义葬在上海租界暗中辅助的共产国际代表,后来住在延安与毛往来甚多的伏拉基米洛夫,到斯大林派到毛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到毛钦点润色毛选,后成为驻华大使的尤金,还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没一个称得上有真正信任关系的。以上这些俄国人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埋怨。中国这边的书中,也很少有表示好感的句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对美国人的态度,尽管实际待遇可能不高。对斯诺,他花了差不多20多个晚上口述自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详细的自述。斯诺离开陕北时,毛天天询问车辆之类的事宜。斯诺走后五个月,毛去信,“自你别去后,时时念着你。”49年以后,毛四次邀请斯诺,差不多每次都释放重大信号,包括他想和美搞缓和这种大事。

  其他美国人至少还包括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她帮助传递了“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另外毛还邀请其编辑毛选。还有史沫莱特,写就了 伟大的道路,关于朱毛的传记。毛对美国官方人员谢伟思也颇有好感,长谈过好几次,从一些材料来看,语气措辞都很客气,而且兴致颇高。(参看邹傥的那本书,他对美外交官的错误判断痛心疾首)

  (万恶的微软拼音,真难打人名)

  -----下面是分析分割线----------

  杨奎松在书中提到几个原因:

  1。这几个美国人都在中美关系比较好,即国共抗日的时候来的

  2。毛的视角是阶级视角,喜欢美劳动人民,长于强调“政*府不等于人民”

  羊在这里也提一个原因:

  毛和美国的利益纠葛比较少,但是和苏联就不一样了。早期留苏派回归直接导致其党内地位的下挫,从此和留苏派的斗争几乎构成了前期党*史的全部;后来又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出“谁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通报,从此大动荡。

  毛从来是把党内地位作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老美再怎么折腾,这一点不会涉及到,顶多就是把KMT弄强一点,毛对这一点又不怕,你来多少我吃多少。关键像苏联那样不让我当头了,那我就要拼了

  杨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在跋里亮出了自己归纳总结的观点,其余部分基本上是随叙随议,写到哪儿讲到哪儿,就事论事为多。读完全书,觉得杨先生也是有不愿多议的难处,不然是非多了只怕想单叙个痛快也会变得困难。作为一名读者,我倒想多论几句,当然不是为作者喉舌,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10月21日

  余英时在一次访谈中谈毛,其言道:“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我并不觉得,余的解读分析有太多的根据,这些都属于皮毛之见,还体现不太出毛如何运用从历史上学到的东西。朱永嘉从一个历史过来人的角度,从晚年的毛在不同时间段所读的史书或古文,结合着当年的历史细节,来分析他的晚年心态,写成的《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倒是比余高明得多,贴切得多。

  以上内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毛从来不忌讳、甚至可以说迫不及待地借助“外来势力”的介入,来实现自己的“道”,或者说,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但是,如此赤裸裸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借助俄国力量,推翻蒋介石政权,——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不可思议的。就算是现在的政权,也无法接受某一股势力,借助外国的帮助,来推翻自己。

  但那时毛为什么又毫不介意,反而坦然呢?

  杨奎松解释道:毛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党与国、阶级与民族,在毛看来,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惟如此,民族(国家)利益,有时还要服从党的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党才更能反映和代表国家及民资的根本利益。”

  我觉得杨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但并不全面。除此之外,我认为还须从中国的历史中找。中国历朝历代,一个政权得以推翻另一个政权,其实就是用拳头说话,用武力说话。而毛从来主张暴力革命——“枪杆子出政权”,可以说一方面是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对历史的体悟。所以,如何扩张自己的武力,和保存实力,是毛念念不忘的。毛既然熟读历史,熟读《资治通鉴》,自然在如何借助外在力量扩大自己这点上,很容易从历史上得到启示。我并不清楚毛对唐朝历史的熟悉程度,但读到孟宪实的《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里描写“晋阳起兵”这段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毛。

  当年,李渊意图在晋阳起兵,但实力不足。怎么办?刘文静提议,联合突厥以增强兵威。“如果突厥支持,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最小的好处是突厥可以提供军马;其次,突厥可以保障太原的后方安全;最后,突厥军队加入,可以增加李渊军队的威力。”——对比一下我所摘录的意图得到苏援的毛,不难看出,两者的处境和目的是何其类似。另外,“与突厥联合,不仅有利,而且有历史依据。从北朝后期以来,北周、北齐都与突厥和亲,隋文帝时候和亲效果也很不错。后来,隋朝采取强硬手段,分化了突厥。隋末北方的各种势力,也都是积极争取突厥支持的。”——参照杨的另一本书《西安事变新探》,也会发现,依靠苏援建立政权,也是有历史依据的,比如冯玉祥,比如盛世才。而1935-1936年的中国,何尝不是各种势力在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呢?

  正如孟宪实先生指出的那样:“政治家必须精通利害计算。”李渊现在要做的是大事,毛要做的也是大事,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那个“道”,暂时借助他人的力量,又有什么呢?只要抱持这样的态度——“其实,历史向来如此,时代的主持者必须以大局为重,适当的妥协是必须的,一味蛮干肯定不会成功,与国与民都没有好处。”——一切道义上的犹豫,一切政治上的把柄,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然,在获得政权后,“后来的李唐历史记载,很少透露高祖称臣的史实,内心还是把称臣于人当作见不得人的丑事。”而我们的伟大领袖,自然也只会宣传:我党是靠“小米加步枪”,彻底、完全、干净地打败了蒋的八百万美械国军。

  对中国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但想必这样的例子,应该还是不少的。汉朝不就是有“和亲”政策吗,唐玄宗时期不是有借兵助剿吗……石敬瑭当儿皇帝,这是知道的,——如果从这些历史事实来“同情之理解”看待毛对于苏援的态度的话,除了杨奎松先生所提到的“道”,从实际出发,从实力出发,也算是很重要的另面吧。

  如果说在对于王明,博古的立场上杨看起来还像是据实说理,在毛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上,杨则显得有点“兜不住”了。

  在对整风的定性上,杨认为毛主要要针对的是党内那些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而非知识分子。因此,在王实味的问题上,毛也是因为党内老干部反映太多,毛不得不做出姿态。杨进而说:“这个情况同1957年由整风而反右所出现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照杨的逻辑,反右也是毛并非有意针对右派知识分子而为之。

  然而稍微细度历史的人都对毛的所谓“阳谋”,“引蛇出洞”等招数熟悉不过。从事后各方人事的回忆和分析来看,我毋宁相信毛发动整风的目的是要一箭双雕,既借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来挫一挫党内老干部的锐气又反过来借着老干部们由此而来的怨气顺理成章地发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清算和改造。一开始,他让这些从亭子间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们畅所欲言,挑毛病,写批评。尤其是针对革命队伍里的等级制和官僚主义作风。毛深知,知识分子的“童言无忌”一定会触怒党内那些老干部的神经。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典型。据回忆,王震某晚到中央研究院去看《矢与的》,看完后极为生气,说到:“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之后也挑灯前去观看,看完后的说法是:“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无论如何,说毛在整风时期主观上对知识分子的仗义执言,秉笔直书是同情的,这非常使人怀疑。也无法解释后来的那场运动。此外,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来看,毛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无疑是受了列宁的影响。知识分子不过是革命事业中的“齿轮螺丝钉”,“他们的位置是确定好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怀着自由,美好的信念远道来投的知识分子以为延安是一个可以信马由缰的乌托邦,殊不知,正像李洁非,杨劼在其新书《解读延安》里所分析的,此时的CCP已不是瑞金和井冈山上的“野鸭子”了,而是要考虑为新生的政权网罗一笔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服从的“笔杆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必须要通过一场运动来彻底改造这些日后的笔杆子,强迫他们放弃以往所继承的那些“反动”传统,一是五四传统,二是左翼的传统。而鲁迅恰恰是集这两个传统于一身的人。因此,在延安写杂文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是惹火烧身的事儿,王实味的杂文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鲁迅的。

  总而言之,此书不能独看,一些重大的史实判断需要多方参考。这也许也是它能被出版的原因吧

  ——兼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思宁

  问题一:时间表述错误,前后不一

  问题二:史料引用不当,张冠李戴

  7月13日,即在停战谈判恢复三天后,志愿军再度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才告结束。据志愿军方面统计,此役总共毙俘伤敌7万余人,收复土地面积192平方公里。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再三对此时结束朝鲜战争表示遗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66]《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 杨奎松:《中国对朝鲜停战问题态度的变化》,互联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008,2012年10月18日。]

  显然,杨教授在《恩恩怨怨》一书中注释是错误的,应该将注释44放置“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一句之后,而在彭德怀元帅的这段话后面,更应该加上资料的来源。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是在1953年,而彭德怀元帅于1974年逝世,就算是这段话是彭德怀的遗言,也不过才19年,最多算上十几年,用原文中的“几十年”显然是不合适的。

  问题三:史料摘编有疑,过分删节

  在撰写历史论文时,如欲明确证明一个观点,需引用的较多或较长的材料,则可采取适当摘编,即用自己的语言在不改变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串连原文的几个关键词、句、段的方式来证明作者观点。而选取的原文内容则是核心,摘编时遴选出的关键关键词句应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而在《恩恩怨怨》这部书中有些地方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以该书附录一段为例,该书记载:

  对此段引文的注释是:“前引《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谈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11月2日)。”

  显而易见的是,引文非常口语化,很有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直接引用个别词句片断连缀而成。但若为直接引用,为何该段从头至尾未用一个引号标出?若为间接引用,为何使用“当即反驳说”和“补充说”这样的直接引语连接词引出材料,同时如何解释引文明显的口语化(直引化)现象?即使引文经过摘编,重要的关键性词句是否也应该注明哪些是原文?这个问题看似不起眼,得不到重视,但规范被引状态(即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时引出材料所用的措辞)十分重要。

  问题四:注释规范问题,略有瑕疵

  (一)注释中标明的引用材料标题与材料的原标题不一致

  (二)注释中引文创作时间与文中引用处所示逻辑时间不相符

  (三)在书中一整段中将多处材料的片断摘编在一起,但在注释中对诸多出处只作机械罗列,未明确与引用的材料一一对应

  作者引用了许多保密的、一般研究人员难以见到的档案,而此类政府外交谈话记录的查证难度较大,可以见得引用的欠规范给读者带来一些的阅读与研究障碍。尤其是一些研究者想要对这些材料进行转引,则此时困难会更大。

  世上没有哪部史著是绝对客观的、超主观的,正因如此,史料中“一手资料”比“二手资料”、“三手资料”的价值要远远高得多。所以为了尽可能保持引文的客观、可信,尽可能留其原汁原味,作者对它的修饰应尽可能减少乃至避免,否则过犹不及,对于拜读、学习此类文章的后生贻害匪浅。

  问题五:数字符号错误,排版疏忽

  最后,笔者认为自己无论是在知识面上还是在资料查阅上都是有限的,笔者所做的所谓“考证”,仅仅本着是本书更加完善的目的所进行的初步分析,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读者有所指正,是为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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