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经典读后感10篇
《新宋》是一本由阿越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7.00元，页数：36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宋》读后感(一)：新宋一书 虎头蛇尾 （或与作者阿越心境变化有关？）
04年开始接触幻想类小说，科幻、玄幻、奇幻、魔幻无所不读。至07年时，《诛仙》、《小兵传奇》、《佣兵天下》、《紫川》等经典之作皆有所读。那时候《新宋》已经小有名气了，但我个人一直对历史穿越类小说无感（当时就开始流行所谓“清穿”之类的小说），甚至抱有某种偏见，误以为《新宋》与“清穿”一类的小说并无二致。因此，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碰《新宋》这部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
前段时间去大理参加社会心理学暑期培训，路途遥远，唯小说为伴。心血来潮下了《新宋》全集（当然是目前为止的全集，毕竟还没有完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用一周多的时间看完了上百万字的新宋。不得不说，在历史架空类小说中，《新宋》确实是一部难得的经典之作，绝非烂俗的穿越小说能比。
如标题所言，新宋一书，虎头蛇尾。《新宋》第一部十字，可谓质量上乘；第二部权柄，亦差强人意；第三部燕云（上），则急转直下。
《新宋》之败，始于权柄中后期。宋神宗死后（文中的宋高宗），小说的情节越来越拖沓，行文越来越不忍猝读。到了燕云一部，对宋辽大战的细节描写过多，感觉似乎已经偏离了小说最初的基调和风格，俨然变了类型。
这或许也与作者十数年来的心境变化有关吧。十几年前，阿越开始写新宋时才刚刚研一，还是个23岁的青年，如今却已是中年大叔了。文中的主人公石越亦如是。
或许是我还年轻，就像《诛仙》一书我首推前2本（张小凡尚未变成鬼厉），《新宋》一书我首推第一部十字，第二部权柄大概可以接受到神宗之死。
：还有两件有趣的事。
《新宋》读后感(二)：令人迷惑不解的宋朝
《新宋》是近几年我看过最过瘾、最精彩的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期，现代中国历史专业大学生阿越穿越时空来到东京开封，以千年积累的人类知识成果参与了北宋的改革，深刻地影响了北宋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风俗各个方面，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
故事发生的时代——宋朝是吸引我读小说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古代存在时期较长的王朝里，宋朝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朝代，一方面北宋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比之于我们熟知的发达唐朝，在很多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大发明有两个在宋朝（考虑活字印刷的话），另两个也是从北宋开始普及的；世界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国家，宋词代表的高度文学成就，唐宋八大家里有六位在宋朝，宋朝在思想领域的成就也是春秋之后各朝代最高的（二程以及南朝的朱熹所代表的程朱理学，还有周敦颐、张载、邵雍才、陆九渊等著名的思想家），从经济实力来看北宋的经济收入可能比周边主要游牧民族政权的收入之和还高几倍。
与之对照的是，宋朝领土面积在主要的朝代里确是最小的（估计北宋只有现在中国三分之一的面积，南宋更是偏安于江南），在和周围（半）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中也处于守势，纳贡求和，哪有半点汉唐时期“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魄和实力？汉朝把匈奴一直打到中亚地区，匈奴被迫向西迁逃，引发蝴蝶效应，间接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小说里提到了宋朝军事上较弱的部分原因：北宋最强大的对手辽国立国已久，一方面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在中国北部经营多年根基较深，同时也保持契丹人军事上的彪悍和勇猛，远非以前朝代普通的游牧民族可比。更具体的原因是，由于最重要的放马地区——河套草原被西夏占领，北宋战马数量远远低于辽和西夏，在对付游牧民族娴熟的骑兵冲击和劫掠时，宋朝处于先天的弱势（虽然宋朝发明了火药，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还不足以有效对付骑兵）。
北宋一代对武人在制度和文化各个方面都有限制和歧视。武将出征，有宫内派遣的太监监督，而这些人往往不懂军事、妒贤嫉能，而朝内的大臣对功勋卓著的武将也心存歧视（想想杨家将的悲惨际遇、狄青受到的文官歧视），边防没有统一的武将管理和统帅，守城将领也受到文官较多的牵制，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势必影响优秀人才加入北宋军队的数量及质量。
造成宋朝军事片弱局面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造成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节度使制度令唐朝中后期地方将领大权在握，拥兵自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为削弱，并且很有可能也是唐之后的五代十国等诸多政权割据并存的重要原因。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不但导致本该成为宋朝北方屏障的幽蓟（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据，而且也令北宋建国之初花费大量精力讨伐南方诸多政权，而没有及时充分用兵对付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宋朝一建国就处于比较被动的军事局面。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制度上为巩固赵家的统治地位，吸取了唐朝节度使制度的教训——对地方和边防将领的权力大加限制。而宋朝文化的高度成就和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令人遗憾地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武人的歧视。
经济、科技、文化、思想、人口都领先周边政权的两宋在军事上却处于被动，并最终分别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女真和蒙古所灭。
最近抽空看了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宋史十讲》，对导致北宋军事积弱局面的原因又有了新的认识。北宋一朝随沿袭了晚唐和五代的募兵制，但宋太祖赵匡胤从募兵制里发掘了新的“妙用”：一遇天灾饥荒，就将百姓中的“失职狂悍之徒”征召入伍，一方面防止狂悍之徒聚众生变，并进而利用这些人帮助镇压可能的叛乱，一方面也可减少灾民的数量。但是北宋的士兵都是终身制，长年实行这种征募制导致北宋军队规模与日俱增——竟从太祖时的378,000人增长至仁宗年间的1,259,000人，如此庞大规模的军队给北宋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收入的十之六七用于维持军队，由于终身制，老兵、新兵、壮兵和弱兵往往混杂在一起，临阵作战时，战斗力和士气都大受影响。
北宋的募兵制是如此的讽刺——总兵力高达一百多万的军队无法有效利用，常为辽和西夏所败，财政耗费巨大，占用了大量身体强壮的农村劳动力，导致很多荒地没人开发，进一步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新宋》作者阿越对征募制的积弊非常清楚，小说重点描写了石越推行的军事改革——精简数量，改良武器装备，强化军纪提高战斗力，激励军人报效国家，为其后石越率军收服西夏，以及和辽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随着中国封建朝代的更替，农业文明发展的深化，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对抗中，确是一朝不如一朝。从文明的角度看，很多游牧文明保持了半军事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普通牧民上马为兵下马生产，民族整体战斗力较强；而农业分明由于出现明显的分工，打仗是少部分军人的专职，擅长战斗的人口比例较低——这是农业文明军事上的先天劣势。
中国主要封建朝代军事上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仅从人口素质的角度来看，是尚武精神的失落导致整体国民的军事素质相对游牧民族越来越弱。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为维持其统治地位，减少民间反抗，从来不会鼓励民间发扬尚武精神。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办学时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里的“射”、“御”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本人也是一位射箭高手，而儒家的后世传人——儒生却越来越重文轻武。中国文化的高度成就和文明发展方式令“读书人”备受重视，科举制度在北宋得到加强，到明、清成为中国最稳妥的、制度化的出人头地的成功之路后，中国民众里的优秀群体皓首穷经、舞文弄墨，却几乎完全失去了上古时代的尚武精神。
《新宋》里描写的北宋汴京风俗——当时士子的流行打扮是别一把纸扇在身。在石越通过白水潭举办运动会等诸多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和尚武精神的措施影响下，开封潮流改变——越来越多士子以佩剑为时尚。
《新宋》读后感(四)：对于燕云5之后的期待
十几年的书，在燕云5时已经带上了大结局（上）的字样，剩下一半或者2/3的会怎么发展，不知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了，因此打算立个flag，推测接下来的情节，坐等数年后打脸。
目前残留的三个大矛盾为：1，关于北上伐辽，皇帝和全国普遍高涨的情绪及石越等大将基于现实的考虑；2，皇帝与石越的权力矛盾；3，三大党争。这几个大矛盾其他小矛盾包括吕惠卿陈元凤蔡京想要进入权力中心的企图，封建诸侯与海外大国，西夏可能存在的反抗等。
第一个，北上伐辽，鉴于皇帝心切群情汹涌，即使石越存心阻挡，顶多只能稍微延后时间。而伐辽的主帅人选，石越的位置略微尴尬，鉴于陈元凤对石越评价的伏笔，可能石越会不再担任主帅。为了使得伐辽看起来更有可行性，可能辽国还会出现某些动荡。
第二个，鉴于石越内心的隐退打算和在未来新的政治动向逆流而上，估计会在第二三部居于退隐位置，从而避开皇帝锋芒。在历史上，赵煦寿命只有24岁，潘潜光伏笔犹在，而石越本身并不是排斥当皇帝，而是排斥向士大夫文化挑战，如果在赵煦过世形成权力中空时，是否会出现成立议会的机会。这个命题很有趣。
第三个，三大党争中，如果石越退隐，那么唐康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及野心来当上石党领袖的位置。旧党和新党都处于党魁去世，众多新秀人物青黄不接的情况，相对于目前石党还有背后靠山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党争中，石党将占据极大优势。说不定还能为之后的多党政治埋下伏笔。
接下来情节如何发展，拭目以待。
《新宋》读后感(五)：一场乌托邦式的社会试验
《新宋》不是字体，是一本历史穿越小说的名字，而且是一本十多年前开写至今未完结的小说。不得不承认这些天我没把时间好好学习，而是真的掉“坑”里了。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起初我也是因为穿越改变历史这个主题多少对这本小说有些轻视，而未太关注。因为穿越文主角的光环几乎不可避免的太严重，好像略知些史书中泛黄的文字，就注定拥有“先知”的力量，必能趋吉避凶，左右逢源。而我却是不信的，设想我若回到古代，我可没有必胜的信心真能在那里生活得很好。面对一个时代，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得可怜。我们无法控制一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的影响十分有限（就算自己声称能遇见未来，也无法确保事事皆准，并取得他人信任。除非借助当时人们相信的神秘力量加以包装。），更何况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了解或许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么深入。这本小说确实也不免仍有些上述YY成分，但鉴于作者YY得很务实，以及小说作为故事必然虚构的本质，我还是觉得这是本大胆推演，值得一读的优秀小说。
作者本人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主角以作者本尊为原型起点，投映到小说中。一个人要深刻地改变时代，那么这个人必然须为人杰。现代穿越的设定，是为主角成为人杰提供资源。
1提供先见之明。从对过往利弊得失研究，形成“最优策略”的治国见解，而通过在穿越时代谋求合适身份来推行。例如，洞悉王安石变法成败因果，改良新法弊病再加推行。
2才学素养储备。为实现合适身份，获得上位者欣赏，该时代人尊重，适应古代生活所必备的才情智识。例如，文人必备的吟诗作赋能力，在思想界能震撼士大夫阶层的经义能力。
3革新社会的思路。即便是明知数百数千年后的发展趋势，也不可能跨越式发展，因为质变的前提是长期的不断的坚实的积累。所以主角至多是为这种发展趋势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尽量勿让设想的新历史走入“旧历史的死胡同”，如此而已。这既是作者务实的一种表现，也是作者选取宋作为试验背景的原因。因为在作者看来，北宋是最大有可为的中国古代。为了实现作者改变国运的理想抱负，主角自然除了1.2既有的他人才智储备，还需要角色本人拥有感知和把握时代敏锐的嗅觉，不失时机地出手，耕种那些有利趋势的种子，比如重商重利，民本，尚武，发展格物杂学（科技，自然科学）。
这样写来，跟随着作者推演的笔触确实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起先一些刻意拔高主角的桥段，其不尽妥帖之处也自然不再以为意。关注的焦点转为若如主角这般作为，北宋中兴是否真有几成可能？而那些改变历史的兴国做法于世事是否亦有所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当主角进入设定时代之后，作者笔下并未令他妄自尊大试图形成一种书面表达上的领导力，而是令他进入古人的状态寻求与当时的其他人杰合作，并在各种势力矛盾中用当时的规则形成主角自己的势力和地位。所以，当看到有人评主角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人时，我亦深以为然。并且，随着主角借助未来世界先知的优势，逐步取得更多成就和更高地位，并接触到更核心权力与优秀古人，这种未来优势也在文中愈来愈淡化，而全文的局面也愈来愈开阔了。这是自然，就如同在潭水中扔入几粒石子，泛开的涟漪范围却不受控制。
想来这就是本文迟迟未能有结局的原因。因为就算是作者也很难对推演的结果做出判断并写出结论报告。但作为小说，包括我在内的读者难免还是对主角的最终结局抱有期待。粗粗看了几个臆测版本，一笑置之，不过想来终究会是悲观结局。但这个悲观未必对主角，却也是对主角。
因为主角一人的寿命有限，而时代发展的寿命却势必将比主角更长。如果主角不能颠覆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惯性必然将驱使车轮走向虽然有所变化但仍是未知的境地。而纵是主角颠覆了时代，仅靠一人之力也无法巩固颠覆后的成果，更致命的是主角不可能真正超越时代（所以他叫石越）培养出如他一般的后继者。所以石越缔造出的新宋，终归要脱离他的（也是作者的）控制和预测，尽管在文字的世界里那已然是一个远远超过真实北宋的新宋！
彩笺
2016.1.29
《新宋》读后感(六)：自古功高皆震主，从来汾阳有几人。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国人向喜盖棺论定，角度立场之不同大大影响其客观评价。这几日《新宋》看到酣处，脑中不禁想到了白乐天的这几句诗。在为政者看来是功在社稷利在百姓的事情，旁人以及后人如何看待？自古才大欺主，功高震主，权大压主。功劳极大且私欲不修者不为周公便为莽操。封建帝制时代的道德价值观简单却又复杂。石越一心治乱平世，欲将华夏文明拉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泥潭。当世之辈理解者有几？然质疑反对乃至攻讦者不为少数。后世之人对其评价可能亦难尽公允。
总喜欢扯点别的（自己这文章自己知道，一向属于“形神俱散”，所幸非考场之文，诸君勿笑即可），大仲马尝言“（好的小说家在创作角色时）角色一旦被塑造了出来，就有了自己的思想灵魂，其言谈行为当按己身之意愿，作者只是一个叙述者。。。。。。”窃以为然，凤歌在创作《沧海》时据说曾数度仰天长叹直欲将其笔下一自己不喜人物“写”死（姚晴——笔者按），然思之再三终不可得，其缘由就在于此。笔下人物已然非纸描笔画徒具其“形”，乃有骨有肉有灵的生命了。阿越在塑造石越这个人物之时不知是否也有类似之感。《新宋》之坑，已挖七载，作者填毕脱身之期遥不在目。笔者观此书时已然很晚，现时亦只看及一半，观越君此书，不似其余架空急功近利，石越之治亦如涓涓细流般潜移默化，或许激情不够，然此却是契合了有宋一代文治昌明士大夫文化空前繁荣与完善之时代脉络，整个大宋帝国承平百年，百弊丛生。改革之道，王介甫成败之鉴即在眼前，石越改革，更似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语。然宽猛相济又不拘于其理，让人在阅读时不禁会产生“果可如此？果可如此！”之感。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说是对以石越为代表的这类历代政坛巨擘的一次无奈调侃。“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然英雄狗熊，大多亦为环境造就。观石越之路，现下可谓国之栋梁社稷良辅。然随着其地位政绩威望的不断提高，身边一群“石党”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断扩充巩固，其心能恒之如一否？由于作品一直未能写毕，故石越之路最后能走到哪一步依旧未知。若依笔者浅见，周公、王莽或许不会，然伊尹霍光极有可能。
《新宋》读后感(七)：再论尚武精神
阿越的博客提到《新宋》大结局写得仍然不顺利，但已经看到曙光了。我在四个月里读完《新宋》前十二本，这最后一本也许要等上一年才能看到，呵呵。既然阿越提到了吴安国，就谈谈这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吴安国文武双全，但为人孤傲，自视甚高。当年因为考中进士级别较低，一气之下去考武状元。后进入宋朝的禁军，因为性格军旅生涯也颇为坎坷，但毕竟骁勇善战，又有谋略，吴安国终于为北宋良将种古所识，大胆使用，收服西夏的战争中，他已声名鹊起。与辽国的决战，阿越描写吴安国必定浓墨重彩，我也满怀期待。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阿越还提到《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蒙古的成功在于异常严格的军纪，“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能在指定的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样的借口也无济于事”。阿越也认为汉朝军事上的成功与是因为军纪严明，而不是名将辈出，为人熟知大败匈奴的卫青和霍去病，有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并非名将之材。
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汉朝的军队能够整体上军纪严明，而其他朝代大多难以做到，只有个别名将的部队能保持军纪。原因还是上篇博客里讨论过的，这里再进一步阐述，军事科技在战争中不起到关键作用的冷兵器时代，随着农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物质与文化发达，对国民风貌会有很大的影响与改变。文明昌盛往往伴随安逸享乐的生活、精神上的自由追求、人性本身的解放乃至放纵，而军队所要求的体魄强健、意志坚强、纪律和服从，往往是与这些生活方式、观念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的。文化的发达、市井生活以及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可能更为严重地导致了国民“勇敢与尚武精神”（有助于提供合格的军事后备人才）的消散，以至于在这些朝代只有少数名将能培养出类似汉朝时纪律严明的军队，比如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等。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同学马上会指出唐朝文化也很发达，为什么军事上很成功，而宋朝却相反。原因在于首先唐朝从之前的隋朝继承下来领土比较完整的中国，周围游牧民族对唐朝的威胁，远不像北宋时期控制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和占领河套草原的党项那么致命，而且唐朝是中国文化充分发展的第一个朝代，文化发展对国民勇敢与尚武精神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来，甚至唐诗里成就很高的边塞诗对戎马从军、杀敌报国颇起到提倡和鼓舞的作用。
汉朝之所以军事上比较成功，还因为它是一个扩张性的文明，西汉初期中国的版图明显小于以后的唐、明、清，更不用说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了。西汉统治集团（以汉武帝为主）的领土扩张、好为武功的政策取向部分导致了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探索和发展西域，这样的政策也必然提高对军队作战能力的要求，因而拥有纪律严明的善战之师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唐朝以后，明、清等朝代虽然也有边疆的拓展，但核心统治地区基本和现在中国的版图相差不多，而且文明日趋保守和内倾性，更注重文化同化。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农业文明的对手——游牧文明的民众逐水草而居，上马为兵，下马为民，物质文化生活单调，民风淳朴、体力强健、性格坚韧，一旦出现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天才，统领各部族，打造一支军纪严明、骁勇善战的军队并非难事。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这样的游牧民族和军队屡见不鲜，与北宋平起平坐的契丹、灭掉契丹的女真、灭掉女真的蒙古，灭掉明朝的后金。顺理成章的是，在灭亡或者进入发达的文明国家后，生活方式往往迅速被先进文明同化，对于军队来说，往往意味着武将的堕落与战斗力的下降，整体民族的尚武精神也逐渐失落——灭亡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灭掉明朝的清朝八旗子弟兵等等。
——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低现牛羊。
《新宋》读后感(八)：改变历史轨迹的新宋
《新宋》虽是一部穿越小说，但是真正用到宋朝之后的知识积累以及对历史的未卜先知其实不算多，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十字》的科技发明、思想启蒙，以及后来的部分改革。这些知识所起的作用也不像一般穿越小说那么夸张或者直接，在《新宋》里，未卜先知甚至起到负面作用（比如小说主角石越提前知道北方会发生大旱，这几乎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实际上，《新宋》的作者阿越写作态度严谨，史学知识丰富，对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汴京市井生活，各地风俗，辽、西夏、南海的描写无不令人信服，而且小说以半文半白的文字书写，更加强了历史感和真实感（而不像很多历史小说采用现代语言），对于喜欢宋朝、喜欢历史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
对宋史一知半解又感兴趣的读者，《新宋》会造成很多困惑：哪些内容是基于史实，哪些是作者的虚构？目前，我宁愿相信很多精彩的改革之举是作者对宋以前以外文明成果的借鉴。作者显然试图给北宋（中国文明）找到一条不同于历史的发展道路（当然，这是对历史的假想，不过既然是高级的穿越小说，呵呵）。下面举一个我认为最精彩的例子：
北宋一朝严禁宗室干预政治，但在神宗病逝之时，神宗的弟弟雍王企图夺权，虽然失败，这个事件却给朝廷解决宗室问题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石越提出仿效西周，实行封建制分封宗室于海外（在现在的菲律宾、印尼、泰国和马兰西亚等地），此举不但可以彻底断绝宗室干政，而且免去了朝廷封赏宗室的大笔财政支出，更具有前瞻性的是，在南海和中国大陆之间创造了一个竞争性的文明环境：中国大陆农业文明和同宗的新兴海洋性文明之间交流、贸易和竞争，同时在海上更好地连接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加强与不同文明的联系，这些交流和贸易将大大刺激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
正是封建分封制度提供的竞争性环境导致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大爆发，中国大一统之后这样的盛景再未出现过。中国文明偏于欧亚大陆最东端，虽然长期领先世界其他文明，但在近代（18世纪左右）终于达到了顶峰，进入了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所说的“内卷性发展阶段”，被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超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离世界其他文明中心太远（主要是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甚至较近的印度文明也因为崇山峻岭而交流较少），虽有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但频度和力度远远不够，缺乏其他同等文明有力的、新鲜的刺激和影响，任何文明都会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回到《新宋》，分封海外的好处也许要几百年后才能看到，思想和科学思维的启蒙在宋朝的传统环境下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小说描写的有限时间里，理性严谨的作者阿越能给宋朝带来最大也最令人期待的改变也许就是同期历史上不曾发生的打败辽国、收复燕云。实际上，《新宋》的第三部《燕云》4和5 都在写和辽国的交战，5是《新宋》的大结局，作者仍在创作之中。
多么希望《新宋》还有续集啊，但是再写下去，就真变成对历史的意淫了！
《新宋》读后感(九)：读后感
第一次看《新宋》是在今年的寒假，是史纲老师推荐的，据说是目前最好最严谨的历史穿越小说之一。那时读来便已是心潮澎湃。今年暑假再读，更有一种常读常新之感。十年磨一剑，虽然从2004年至今，《新宋》仍未完本，但它也如《红楼梦》一样有一种残缺的美，未定的结局给了人更多的想象。
本书是从北宋的熙宁二年开始的。这是中华文明造极的盛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盛世中的北宋已经将一只脚迈入了深渊--百年来政治与军事的积弊，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政治家王安石正在主导要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变革，那些曾在历史中闪过耀眼光芒的星宿们--王安石、司马光已经开始了他们激烈的交锋与碰撞……
因为不可知的原因，公元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系大学生石越站在了一千年前的土地上。刚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他无疑是迷茫的，他心中有呐喊，有彷徨。当他逐渐融入这个时代后，他爱上了这个时代的一切。但他知道，这个时代即将走向衰亡，这更加深了他心中的犹疑，是宁死也要改变这个时代，还是随历史的潮流前进。犹豫不决的他抽了一支签，签上写的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下了决心，历史也因此而改变。
主人公石越没有选择以技术改变历史，而是选择思想。他写《论语新义》、《石学七书》，创办白水潭书院，播种下一批火种，也为自己赢得了声名，为皇帝征召创造了条件。石越借以影响历史的并不是某一项或几项科学技术和知识，而是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决不是有限的某几项知识和技术，而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相比之下，他带给宋朝人的技术和知识只不过是这些哲学理念的副产品罢了--即便是这些副产品，准确地说也不是石越直接带给他们的，而是他们沿着石越指引的方向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在石越看来，播下火种比自己做官，前者更加重要。在做官后，他游离于新党与旧党之间，既支持变法，又反对王安石过头的变法。他改革王安石的措施，使变法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进行，同时也得到了与他交好的一批旧党士大夫的支持与执行，在朝野中逐渐形成了第三股势力。随着石越本人的宦海沉浮，宋朝的改变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尽管石越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是看不到显著的变化的，但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只是播下火种。
本书中的人物刻画也十分形象生活。 像新党的领袖王安石王介甫。他生活不修边幅，根本不关心吃穿用住。他常年只穿一件袍子，上面有着几块不显眼的油渍，吃菜只吃离自己最近的那一盘，所以家人们经常把最好的菜放在他旁边。苏洵在《辨奸论》中说他是“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意志坚定，坚信“天变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坚决推行改革，但过于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被人称为拗相公。别人越反对，他就越坚定，并把那些反对的人赶出朝堂。他当上宰相后一意以征诛之术（把不满者赶出朝廷）来推行自己的新法，却相当的不注意吏治，过份看重政策与制度的重要性，加上他是南方人，在新法实行中并没有考虑到北方人的利益，因此种种原因综合作用，让他走向了无可避免的失败。新法确实存在弊端，但只要进行修改，也可以成为善政，但荆公的个性决定了新法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幸好有了石越，新法才得以改正。这个“拗相公”对石越的观感相当的复杂，一方面是对于自己的自信，让他认为石越总是在妨碍他推行新法；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正视石越的许多过人之处。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王安石是最有可能与石越有许多共同语言的人物，但是造物弄人，以王安石的性格加上两人的政治地位，让两人的关系显得并不那么乐观。最后，当王安石晚年再度为相，王马石三相共济之时，他已知道了自己当年的失败原因，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旧党的领袖司马光。我们熟知司马光主要靠两件事：一是司马光砸缸，二是《资治通鉴》的总编官。司马君实虽是旧党的领袖，是旧党眼中最守礼的君子，但他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物。虽然他在朝堂上一直严肃端庄，坚守原则，被人称为司马牛，但他在生活中也颇有人情味。“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这首《西江月》便是出自他的手笔，小说中说它是司马君实相公年轻时思慕一女道士而作。司马光有一个仆人，一直称呼主人“君实秀才”（司马光字君实）。司马光做了宰相，他还是这么称呼。苏东坡教他改口叫“君实相公”。司马光听后很奇怪，问仆人为什么改口，他回答说：“苏学士教我的。”司马光感叹道：“我有一仆，被苏子瞻教坏了。”
在政治上，他有着保守的立场，虽然他亦表现出改革政治的倾向，但是他的所谓改革却是更注重于人事而非制度，甚至他在最后疯狂的拒绝任何制度上的改革。在王安石当权后不久，他被贬往洛阳，任西京留守。因为保守派共同的困境，即对制度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而只能纠缠于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来反对新法，因此并不受到皇帝的重视，直到石越出现后，保守派中所包括的温和改革派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了和石越的政治盟友关系。但是司马光的生性严谨，让他终于不能和石越这个小他三十多岁的人成为好友，虽然他非常的佩服石越的才学与见识。由于他晚年过于保守，不相信辽国会进攻，在他死后也给石越造成了一定麻烦。
王安石与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且王安石是南方人，司马光是北方人，但他们私下里却是极要好的朋友。他们一生都只有一个妻子，没有纳妾，一生清廉。他们的道德、文章、人品都冠绝当时。（但本人更喜欢司马光，可能本人的立场较为保守，也可能是本人更喜欢司马光所代表的史学派更甚于王安石的经学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