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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10篇

2022-04-05 03:03:3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10篇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一本由[德] 迪特·库恩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一):古代王朝的巅峰——宋

  传统的中国人写历史,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以政治为主线,并附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而从本书可以看出,西方人写史,不仅围绕统治阶层及其更迭介绍了宋朝的崛起、改革和衰落,而且全方位地论述了宋朝的宗教、文化、生产、生活、教育、金融等等诸多方面。这种写作结构的优点是可以更好地还原宋朝的风貌,让宋朝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更加丰满,缺点则是覆盖面太大,内容无法足够细致,更像是一个个专题堆砌成的文集。

  一般人对帝王将相的事迹兴趣更加盎然,尤其是野史,更是抓心,奈何八卦只能怡情,追求历史的真、探求现在与过去的关联与传承才可修身养性(捂脸),也只有更全方面地了解一个朝代,才能更加精准地给这个朝代定性。

  和唐朝的李渊一样,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是贵族出身,因此赵的品性和刘邦朱元璋等草莽之辈大为不同,即便是有黄袍加身的经历,对待下属依旧留有余地,杯酒释兵权。太祖对知识分子也极为尊重,并建立了与士大夫文臣管理朝政的治理体制,后续帝王不管昏庸与否,都秉承了太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及重用。

  太祖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为王朝多边关系的弱势埋下了种子。不管是对辽、西夏还是金,宋朝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长期处于被动,游牧民族在北方边境上的强大军事存在让宋王朝夜不能寐,燕云十六州的沦陷更是让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犹如游牧民的嘴边肥肉。因此,在宋初的几次军事失利后,宋王朝试图通过纳贡来换取边境稳定,同时对游牧帝国来说,当时的宋王朝尚是青壮年,虽然军事上稍有优势,但也无力鲸吞宋王朝,于是纳贡制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换来了长期的和平。军事上的羸弱导致整个北宋既未出现像前朝李绩、薛仁贵这样的名将,也未有名留青史的获胜战役,南宋在面临亡国时产生了岳飞,但在停战后,岳飞立即被逼自杀,壮志未酬即惨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当然,两宋期间也未出现犹如前朝般威胁王朝存在的地方军阀。

  宋朝经济的发达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方面宋朝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宋朝的统治阶级也积极鼓励商业和贸易,并从中获取了巨额税收,尤其是海外贸易。从东京梦华录里就可碗中窥豹,感受到都城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民众生活的丰富多彩,一睹宋朝的繁华。从餐饮业就足以见证宋朝的市场经济崛起和社会分工,比如在东京的餐馆里,光是面条的做法就有几十种,还有炒菜,这个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烹饪方法就是宋朝时被发明的。

  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成熟,印刷术的推广,市民生活的丰富等等多种因素推动宋的文化快速发展。其中,为后世最为敬仰的就是宋词了,从最初的花间派,到以柳永、晏殊、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婉约派,再到后来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以及以姜夔、吴文英等人为代表的醇雅派,可谓蔚然成风,百花齐放。

  宋朝可以为人道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不一一列明了。可惜市面上关于宋朝的书籍太少,像本书这样的太弥足珍贵,期待能有人像当年明月写明朝那样写一本宋朝史,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二):随感

  书的前四章笼统地概括了从唐末到宋末华夏的历史,以及西夏、辽、女真的崛起和衰落,最后蒙古铁骑横扫欧亚,若非当时华夏人口众多且处在文明的顶端,我国文明恐怕就此断送。

  一些疑问@_@

  ①无论宋朝的皇帝是怎样的,他们重文轻武的任人方针始终如一,若当时没有异族的威胁,按照宋朝那样代代出人才的速度,很快,华夏文明将会达到某种不可企及的高度。然而,当时,每个人都引以为傲的宋,竟然会毁在对我们而言毫无文明的异族手中。这样的冲击,彻底摧毁了当朝朝廷的腐败积弱,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并未给华夏文明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②无论褒贬王安石 ,许多论调都觉得他与北宋灭亡有直接关系,然而,没有王安石,一直实行保守派的治国方针,在崛起的女真、蒙古人面前,宋的军事实力就可与之抗衡了么?在没有王安石之前,澶渊之盟不也签了,西夏不也独立了么。

  书中第五章提到了程朱理学。

  ③当一些学者提出某些哲学理论时,除了会因它更加贴近真理而广受推崇外,也会因时代及当时政治家所需,将它谱写成流行,或许,这种应时代而生的作用对它的传播起了更重要的影响。

  ④感人至深的结语。

  难以想象,若是宋朝得以使改革转型的萌芽开花结果,我们的中华又将成为怎样的中华呢。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三):改革的时代——宋朝

  强盛的唐朝,也抵挡不了岁月车轮的碾转,朝代的更迭。在一次次的变乱中摇摇欲坠,终于在公元904年朱温逼迫昭宗迁洛阳,三年后,唐王朝灭亡。中原新一轮的混乱开始。而《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将进入混战后中原又一个和平的帝国时代大宋,在这个时代中政策的变革,思想转型成为亮点。靖康之难后,宋朝分为了北宋与南宋。

  作者迪特•库恩,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研宋史。本书主要讲述了宋朝的各项改革制度、思想的转变,以及辽、金政权,尤其是书中一章特写了汉人与契丹人的婚姻制度、丧葬风格的不同。在内容上,覆盖了各个方面的改革、三大教派思想的转型、教育、农业、科学、文化等。《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四部,与前三部不同,《秦汉》、《魏晋南北朝》、《唐朝》,都是以宏观的角度,描述地域、社会结构等,而《宋代》中更多了具体事件,并且在宋时期,还包括着东北的辽、金、后来的蒙古等外族政权。

  书的开端并不是直接导入宋,而是顺着了唐朝后的历史——混乱时代。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百姓生活都有很大的伤害。中原急需新的统治者带来和平,赵匡胤发动陈桥驿事变成为天子。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结束了长江、黄河大部分中国核心地域的分裂,但是他不得不接受外族的政权。东北的大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大理、南方的越南以及西部边界的吐蕃。宋朝在政策方面,采取进贡的方式确保和平相处,直到蒙古人出现之前。1005年宋辽两国结盟,澶渊之盟。

  宋朝渗透着改革的气息。宋神宗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最受称赞的改革时代。在北宋初期,国家就采取了“以文治国”的基调,所以士大夫得到重用,出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早期有范仲淹等的改革,1043年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内容涉及了农业、军队、科举等方面,但是由于朋党之患。他被贬职。11世纪50年代,欧阳修和韩琦成功促成了科举制度的一些改革,引进了基层官使用了强制性的五等管制。1069年,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他的“新政”,从经济、军事、教育三大方面进行改革,但“青苗法”、“保甲法”等对百姓、大地主的利益有损,再加上不良的运作、不合时宜的做法,使得遭到大多的反对,变法失败。甚至北宋的灭亡也赖在了王安石的头上。在儒学方面。儒家思想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代表人物朱熹、程颐等。

  另外,宋代科学最为繁盛、活字印刷术、火器的制造和指南针的发明都与宋朝密切相关。在生产技术方面,饮茶在宋代已是平民百姓都能享用,对采矿和冶金技术的掌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南宋孝宗时也是黄金时期,但在公元1234年终被蒙古所灭。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四):史事迭错,史识有趣

  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丛书作序时提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总是以政治为线索展开对历史的叙述,而西方人写历史则喜欢从多个维度展开,不仅是政治,还有文化、生活甚至气候等。迪特·库恩是德国人,他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是哈佛中国史丛书中的第四册。书中对宋代历史史事的讲述时有错误,如在《南宋》一章中,刚说完岳飞在1142年1月被毒死在狱中,又说在岳飞死后不久的1141年12月,宋金签订和议。当然,书中的史识值得肯定,如认为宋朝的转型是贵族势力衰弱而士大夫阶层兴起。这样的史识是具有启发性的。可惜的是,本书并没有对这样深刻的史识做出明确的分析。宋朝自然是贵族势力衰弱而士大夫阶层兴起的时代,其原因很复杂,似乎绕不过五代。武力乱极,自然就会有文治之盛极。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五):大宋浮世绘

  每当我看历史相关书籍时,都会想起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至于这句话是不是胡适说的,抑或历史究竟是不是客观的存在,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看世界都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大脑和世界观、价值观,应该说任何两个人心中的历史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透过客观存在的一些历史数据、历史现象自己去思考对应的历史,去赋予基于自己三观的评价,而不是单纯去看、去认可别人在某段历史的评价。

  因此,我认为那种白描类型的历史书比别人带着他的历史观所书写的历史书其实更有意思、也更有价值。

  而《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恰好是这样一本好书。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该书的成书背景。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入,中国以外的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无一不是窥视中国人精神世界、理解中国人行事逻辑的重要通道。因此,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世纪之交邀请了世界数位中国史大家创作了这套《哈佛中国史》,帮助西方世界了解、理解中国。全套书籍包含六册,探索了从秦汉到大清上下两千年的历史变迁。随着该套成书在西方越来越被大众所认知,中信出版集团在数年前将其引入中国,也让我们有第三方视角去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文化与国度。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本套书的第四册,着重描写的是北宋与南宋的历史。作者迪特·库恩在世界汉学界很有盛名,专长于宋代研究。

  全书主要十二个章节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以时间为线,描述了王朝的兴起与衰落。这部分,全书用前面四个章节叙述了这一过程:第一章描述的是宋朝兴起的时代背景;第二章介绍了宋朝的开国;第三章着重叙述了中期的变法与王朝的逐渐衰落;第四章则叙述了偏安临安后的垂死挣扎,直至灭亡。

  二是用白描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向读者呈现了宋朝的全景。全书后面的八个章节从宗教、教育、习俗、文化、都城、生产、经济、生活等各个环节向我们展现了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让我们能仿佛置身当时,体会感受那个环境。

  或者我们可以用两个问题来求问本书: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宋朝的国土偏小,为什么宋朝对外作战输多赢少以至于岁币长期存在?在看了本书后,我的感受是更能理解宋朝的“不能”。领土内连年征伐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破坏,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快速崛起,人民对于安居乐业的渴望,皇权对于武力的恐惧与限制,无一不是对“不能”的强化。另一个问题是,宋朝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发达,以至于后人能以“唐宋”论之?在书中,我们也可以从皇权对士大夫的重视、社会对教育与文化的追求、生产效率改善带来物资提高等多个方面感知到其文化发达的必然。

  历史从来不是封闭的盒子,更不是单纯的好人与坏人的对决,宋朝如此,我们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去问更多的问题,也问我们自己。

  只是,看完此书,我不知的是,宋朝的转型是否成功,而我们现在的转型呢?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六):《哈佛中国史4》| 曲飞解读

  

关于作者

迪特·库恩(Dieter Kuhn),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地位和礼仪:从远古代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等。

关于本书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四卷。作者秉承“唐宋变革观”,将唐代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的瓦解,与宋代“士大夫”与“道学”、“理学”等新社会阶层与新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出现相结合,帮助我们理解宋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

核心内容

  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四卷,如其名所示,本书把对宋史的研究,聚焦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转型”,二是“儒家统治”。

  转型,是指经历了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动乱,传统的、由皇帝和“士族”“门阀”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职业文官”——士大夫阶层。

  儒家统治,是指,儒家思想变成系统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的规范模式,从官员选拔、学术思想、市民生活、家庭伦理、国防外交、商业活动,各个角度,全方面地影响着宋代中国,甚至直接决定了这个王朝的生与死。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七):《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侧重一种共时结构的研究(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搭建起族群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同时持久关注着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多位作者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制度的连续性,分析阐述时注意到了“瞻前顾后”,他们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如何影响内因、内因如何渗透进外因,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更多是以历史叙事补充追问所谓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原先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成熟,无太多可以开拓挖掘的重大命题(当然,随着新材料和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大改变,推翻之前的某些论点),倒是先前多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地理学、生态史、社会生活史,因其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范式方面上的创新创造,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也为学界日益认可,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近些年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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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八):龟蛇玄武,随便写写

  说实话,自己读的历史不多,要写书评,感觉自己都要被笑死了,不过就目前而言,写书评倒只是督促自己努力认真读书一种方式,下面这些也只是简单读此书的一些感受记录罢了。

  整体的感觉,确实与我们学习的历史大大不相同。当然,我这么比较,感觉像在贬损这套书了,哈哈,以前上学学的历史像坨大便。当然,也没办法,政治下的产物。细想,又有多少书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呢,如此书中提及的很多思想,无一不都是因为政治统治的需要,佛教和儒学正是如此。

  外国人写中国史,无疑会给中国史加入很多世界史的元素和想法,这样的书读下来,我想即使一些细节处有待考察,但是也能给人一些新的思路和更高视角。这个德国人在百度百科上并没有词条,想了解他更多,好像也不能。但是仔细看一下本书近100页左右的索引,不得不惊叹其阅读宋史的书绝不会亚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服不行。从书的内容来看,Dieter Kuhn了解的不仅仅是宋朝史,想想也是,如果只是了解一朝历史,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全面去理解这朝历史的,因为所有的历史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更何况在这个不统一、各民族并存、朝代相互牵制的时代。

  本就读历史不多,更何况宋朝,对于宋朝人物知道得更是少。不过,有一些名人,例如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还是耳熟能详,只是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便全部的视角来了解他们,更或者说是一个真正历史学角角度来理解,更甚者,从客观角度来解读。我们了解岳飞,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爱国主义,而相应的秦桧则是一个卖国贼视角,我想这是一种民族的傲娇,而这个德国人则认为,每个人脱离了其自己性格后,在历史中作用其实都应该是平等的,每个人在某个时期所做所为都是那个时代、那个时局所造就的,更直白地说,岳飞让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南宋坚持主战思想,无疑加速了这个王朝的灭亡,而秦桧的卖国条约却换来了好几十年(有点忘记了)的太平,虽然没有阻止南宋的灭亡。怎么说呢,这种观点会不会有点牵强,特别是在中国,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其有一些道理。

  政治真的是黑暗的,只有比我们想象更甚无疑。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领导者,也正因此,世袭的王位才会在千百年中代代更迭,而改了姓氏。书中讲到了宋史中的宦官专制下的小皇帝悲惨、农民起义后的人吃人的悲惨结局...诸如此种种都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平日里的谩骂是否真的都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国家或者你真的坐上了那个位置,你又能改变或者做好多少呢?

  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以前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初步尝试历史后,你会发现,历史即使是变更了千万年,故事却仍然如此似曾相识,才明白过来,因为人没有变,历史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宋朝的科举制度十分的发达,同时也是较其它朝代比较公平的一种科举考试,再看看我们如今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然人不一样的,朝代不一样了,试题不一样了,但是统治人的制度是何其相似,制度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又何尝不是一样?我们总以为现代人比古代人先进了多少,可是相较经历了几亿年的地球而言,人类史都只是蝼蚁。

  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有令人炫目的地方,包括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李成《晴峦萧寺图》等都让人一睽那个时代人的内心世界。

  其它卷尚在阅读过程中,待读完,也可以回头再看看这些感受是否有修正之处。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九):《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由于著者的叙述习惯的不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个人风格。这套史书的前三部为一人著述,总体看来,字正腔圆,四平八稳,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语。到了第四卷《宋的转型》,给人突出的感觉,向来吝于赞美的史书作者在这一卷里,可以说是对宋代赋予了相当多的溢美之词,对宋代的各个层面都给予了出人意料的赞誉。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专攻宋史的汉学家迪特·库恩,作者溢于言表的对宋代的赞赏之语,使人略略感到与全书的体例稍有违拗。我想,这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宋代相对于正在中世纪的黑暗阴霾中苦苦挣扎、痛不聊生的西方世界来说,这里无疑是一片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来,宋代远不是一个东方强国,它已经没有了唐代的胸怀全世界的光彩耀目,也没有帝国一统的金瓯完整,终宋一代,都面临着北部强大的外族的势力压制,使得自己的疆域日益向南萎缩,龟缩到江南一隅,终至灭亡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宋代的帝王也缺乏什么光彩,几乎没有一部戏剧是热衷于表现宋朝的帝王的,即使在金庸的小说里,他愿意把它的主角瞄准清代的皇帝,也没有在表现宋代的武侠演义里,去撷取宋代的一代帝王,即使在《射雕英雄传》里正面对准了金、元的两国的君王,偏偏没有宋代的帝王什么事,可见,宋代王朝的帝王实在没有什么光彩,也没有值得大加演绎的传奇味——当然有一部“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们约略熟悉,但君王身份依然觉得模糊不清。

  而这一切,在《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中,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作者对宋朝帝王不加掩饰的称颂之词,这个原因,我想同样可以看到,宋朝军事上的薄弱与萎缩,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选项。相对于西方碎片化的小国林立,却不影响西方历史进步的认定,中国历史上的大宋王朝处在外强的达摩克得斯之剑的寒光之下,便显然不会像一个中国人所感同身受的那般哀感顽艳,孱弱可怜。

  相反,在《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中,作者却引述了没有确切地指出姓名的历史学家的判断,“把宋代称作开启现代性曙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P2)。此语,作为我们中国人都无法举起双手双脚地表示认可,但却确定了这部史书对中国历史的定性。但事实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呈现出接下来的递进式的与西方所发生的同一运动相类似的发展路线,中国直到清朝的所有历史,在后来者的眼光里一直难以摆脱“停滞不前”的定性,可见,宋代的“文艺复兴”即使不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中途夭折了,也证明它当初发生时的力量并没有溢美者所称誉的那么强大。

  宋代的王朝秉性可谓是唐代的反动。唐代引以为国家建立基础的军事藩镇,在宋代被彻底地摒弃了,宋朝必须选择新的力量,作为国家的支撑与支柱,这就是本书中提出的宋代通过“确定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来建立自身王朝的“政治典范”。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被一个王朝的引入,带来了深远的确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即视性地撑起了宋代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王朝体制,同时也绵延地规范了中国历史的总体特征,正如书中所归纳的那样“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P3)这种特征,也形成了全书构架的特点,在《南北朝》卷中,世家大族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唐代仍然残存着这种家族性的势力,而到了宋代,“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880年至960年(五代期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P2)。

  同样,在《唐朝》卷中详加细说的“藩镇与专使”,在宋代也失去了言说的空间,宋帝国对应的是“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官僚队伍”,“宋帝国需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能确实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P36)可以说,作者从宋朝建立这个层面,来讨论它在建构自己国家体制方面采取了何种类型,并由这种类型去寻找什么样的精神支柱,而最终将儒家思想凸显出来,用作国家精神意志的代表性力量,并由此规定了中国历史日后的价值趋向。书中总结道:“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P30)从这个角度上讲,作者把“宋的转型”这卷的主题确定为“儒家统治的时代”,可谓是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中起承转合的转变作用,作出了富有条理且充溢着极强逻辑性的精到叙述。

  本书另一个罕见之处,是对宋朝的帝王进行了全力的讴歌与称誉。在标题为《模范的统治者》一章中,作者称颂赵匡胤爱民如子,为人亲和,与其弟赵匡义堪称统治者的典范,而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有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金瓯缺》,表现的就是宋朝留给后人的整体印象,就是国家没有实现完整的统一,尤其是“澶渊之盟”更给宋代留下了耻辱之感,这是以中华概念之下的中国人的立场与观念感受到的,但在哈佛史的宋代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决定了宋代的立国之策的“澶渊之盟”以充分的正面评价,认为这一和平政策“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对于1042年宋辽和谈,对于1044年宋朝和西夏的和约以及12世纪与女真金的和约来说,‘澶渊之盟’都是一个成功典范。‘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P45)作者所持的立场是“和平胜于战争”,而在拥有大一统根深蒂固的中华理念中,这显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现出西方历史学家在评判中国历史时必然会呈现出的与我们价值理念与精神选择上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同,决定了本书作者之所以把宋代的君王置于模范的制高点上加以述说的原因,而这一点,恰恰与我们通常所感受到的宋代帝王留给我们的口碑与印象落差甚远。

  《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由于整体对宋代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全书的总体叙述呈现出暖性的色彩,自然地对宋代奠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的负面效应却未曾作出中国人一直刨根问底的追究,但由此我们感触到的却是一名外国学者对中国文明的深度尊重与厚爱,并用他的对历史的阐述与复述,给予我们以新的内涵启迪与价值提示,这一点,是我们从这部史书中获得的趣味与收益吧。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十):历史照见未来

  历史照见未来

  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外历史典籍,不乏有学者对宋朝心向往之:日本学者称宋朝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学者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然而历史不能回转,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去体会那段久远的时代,那么,阅读今人的著述就成为了触摸历史的一种有效途径。

  6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是由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卜正民教授与四位外国学者,倾十年之功分别撰写,其中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由德国人迪特.库恩编写。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在推荐序中写道:“这套书现在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个“值得关注”,不单单是因为它代表了哈佛,或者说现今国外主流学术领域对中国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其中还渗透了中国编译人员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这套书系的出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中国出版人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积极态度。

  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写作究竟该如何定义?千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虽然属于昨天、属于过往,但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可资借鉴的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意识根基和指引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路标。回想我们坐在学校里读书的青春岁月,人教社的历史教材曾经伴随着我们漫长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们庆幸的是,拥有一位学识渊博、学养深厚的历史老师,在第一堂历史课上,就为我们的心灵种下了具有“全球格局”的种子,鼓励我们用发展的、联系的、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历史。由于学业的繁重,那时候无心体会老师给予我们的真知灼见,只是机械的去背记那些“已然死去的史实”。大学毕业之后,每每翻阅历史书籍,这种“全球视野”总会在脑海中闪现,很自然的被带到了阅读《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这本书中。

  与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侧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大主题所不同的是,这本《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在编写体例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面面俱到”:从总结前朝混乱的时代开始,写两宋的政治制度、两次大小改革、宗教儒学、教育科举、婚丧嫁娶、诗词歌赋、城市变迁、货币赋税以及个人生活,且内容均匀,知识含量适中,并未有刻意偏重某个领域之感。这本《宋的转型》,在充分尊重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呈现出宋朝各个领域的原貌。全书600多个注释,参考的二手文献也多达300多本,正是这样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之翻译的明白晓畅,给读者带来了非常愉悦的阅读感受。

  如果说,秦汉之代通过共同信仰确立起“中国”这一民族认同的基石,隋唐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并使这一时期达到了光照四邻的巅峰,那么,宋太祖建立的强有力的文官政府在给予士大夫登上政治舞台施展其政治抱负的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为其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隐患。书中,在充分肯定了宋朝繁荣的城市化的社会(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艺术家创造的思想意识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的同时,也毫不隐晦的指出:“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

  由于过去十多年间对财政问题的疏忽和管理不到位,国家的军费日益增长,导致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因此必须要进行新的改革。然而,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改革最终均以失败告终。迪特.库恩将此归结为“中华帝国的派系斗争”,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改革的失败除了与侵犯了既得利益者之外,还与国君的好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绝非“派系斗争”那么简单;在思想家们主导下的“新儒学”的价值观念作为宋代文化的核心,又浸透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盛赞宋朝哲学的深度和影响力,将儒学的转型作为宋朝区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在这本书里,理解了宋朝“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是进入宋朝——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独特的切入口。

  宋代的“登峰造极”之处,除却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艺术家的精湛技法以及儒学的复兴与重建,就是其沿袭至今、对国人产生深远影响的科举、婚丧制度,鼎盛的科技与生产方式和流传至今的货币制度。这些制度为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帝国”奠定了睥睨天下的雄厚资本。

  面对强邻环伺的不安定局势和国内积贫积弱的局面,宋朝迈出了改革的步伐;面对儒学的失势,精英们力挽狂澜,将自己的人生思索融会进变动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宋朝人不是逆流而行,而是顺势而为。在宋朝人的观念里,混合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和随时代而变化的心灵节拍。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处在一个改革的“深水区”和经济的“新常态”中,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既不应对未来盲目的掉以轻心,也不应对未来悲观的妄自菲薄,在必要之时,我们需要适度的借鉴古人的智慧,不管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都能从古人的智慧里汲取对自己有益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的高屋建瓴的开阔视野将宋朝这个处在变革转型期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洞见展示给中国的广大读者并为大众所激赏,这是“历史”这一学科在这个时代的幸运,也是历史照向未来的一道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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