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经典读后感10篇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是一本由萨孟武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元，页数：1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一)："老爷车"亦有可观
萨老先生，名本炎，字是孟武。早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兼通社会学，获得的是法学学士学位。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的小书与另外两本《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西游记与中国政治》是萨孟武三本常销不衰的通俗经典。这本借《水浒》说事的书出版于抗战前，是应《中央周刊》之邀写的专栏文章，共17篇结集成书。
白化文先生写在前面的读后感很是透彻，他把萨孟武此书比做是老爷车，较之21世纪流行的“水煮”、“品读”之类的该算是爷爷辈儿了。他还提到一点萨先生的书常常是用小说里的人与事来印证自己的学说观点，往往说理较多，有时与例证呈半游离状态。此外，就一些观点，白化文先生也不吝说出了经过思虑后自己的观点。
通看完此书十七篇，诚如白先生所说，常常有例证与观点的半游离状态。萨先生可也正是撒开了缰绳，笔下撒欢。不过书中大量引涉史籍资料，例证不可谓不翔实不丰富。读书能如此触类旁通，由此及彼，也真正是读书读通了的。虽则老爷车，但亦有许多可观之处，尤其对于我这种没读过史书，此类知识贫瘠的读者。
这十七篇文章，或长或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由《水浒传》作个由头来说社会阶层、古代婚姻、军队与官僚组织、所有权等经济问题，宗教及各阶层的文化心理。有些结论或者观点兴许现在看来没什么嘛，但此书是抗战前初版，正说明许多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且学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后学有了更多的发挥。
下面想总结下各篇，做个简单的读书笔记（大多取自萨孟武的话或我所理解的大意）：
1、《梁山泊的社会基础》：萨孟武认为历史上争夺帝位的不外两类，一是豪族，二是流氓。梁山泊集团的性质就属于流氓帮会，而非政党。他们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多无产业，经济形态接近于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而非生产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绅士阶级的道德是忠孝，而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发扬光大后则成为“仁”。梁山泊流氓集团重“义”而不重“孝”。
2、《“替天行道”的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是由原始社会的血统团体，进而变成地域国家之后延续的观念，把国家看成是家政的扩大。儒家主张人治，而君主权力不受拘束，在民主思想未发生之前，学者只有求助于“天”，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以天象使人主警惕。而受命于天与否，由能不能受百姓欢迎为标准。
由于中国作为农业国的生产条件，尤其是水利统筹的必要性，是中央集权国家得以成立的诱因。中央集权国家要预防割据，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级来打倒土地贵族，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以组织官僚国家。而农民也是一个很大的势力，所以谁能得到士农二阶级的拥戴便得天下。要之，要对士人尊贤使能，对农民薄其税敛，必可得士农之心。梁山泊集团虽标榜“替天行道”，但他们对农村抢掠，导致祝、扈、李三庄抵抗，又不曾任用士人，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3、《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中国的农业放在水利与牛力上面，无论是汉代提倡的限田还是诸子平分的继承法都会导致小农制度的生产形态。农民单靠种田不足以维持，只好男人外出做工，妇女耕种，更使得农业生产力降低。因此，歉收的年岁只好向财主借债，即高利贷，郑屠便是高利贷的变相。而官僚袒护高利贷是由于贪官污吏本身就实行高利贷，或者受高利贷的支配。
4、《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佛教传入中国在汉明帝时代，经东晋而至南北朝，佛教的三世因果之说似已深入人心。上层阶级接受佛教是因为政权屡次更迭，人心惶惶，因果之说正慰藉了他们恐惧的心理。于下层阶级，则不单是他们借以麻醉的工具，更因为佛寺有着雄厚的财产。许多人出家也是有其社会原因，其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逃避徭役。到安史之乱时，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把度牒收为国家贩卖。官僚免除课税，而僧又免除课税，唐代赋税情况十分糟糕，肃宗时不课税反多过课税的。为解决财政问题，国家只有打压沙门，因此有了历史上的三武灭佛。灭佛运动不在信仰不同，而在利益冲突。宋代佛寺也和南北朝一样，常放债取息。鲁达到五台山文殊院去，这寺院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5、《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由于生产方式决定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因为生男是多了一个劳动力，生女则是多了一个“消费者”。而农村人口又过剩，于是有了溺婴的风俗，而溺死的大多是女婴。由此导致成年后，男多女少的社会问题。因此结婚是件花“大”钱的“人生大事”。结果是，中国人在经济上若是落伍者，在性欲上就沦为失败者。没有结婚的人，因没有家累，可以游手好闲，甚至很容易变为暴民，以解决“饥荒”和“色荒”。下层阶级既有色的饥饿，所以又以禁欲生活为最高的道德行为。小霸王周通即使看上了刘小姐也尚需“定礼”的手续。
6、《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社会越黑暗，果报思想越流行。而中国的果报和别国之不同在于报应在现世。而侠客小说之流行，也是暗示社会的黑暗。因为林冲的获救得益于因果报应，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没有真正的悲剧。
7、《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古代官僚的薪水很薄，单靠官饷，很难维持身份相等的生活，因此国家虽然可以减少财政负担，但实际上却等于默许了做官的贪污。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在实践上由读书而仕，而治国的道路，常常是忘记了目的，变为为个人谋利的手段。在历史中则更变为以财换官，以官敛财的现实。宋代有了会子、交子，为何这生辰纲非要是金银珠宝呢？作者认为是政府财政有问题，便滥发会子，导致会子贬值。作者更感喟现代社会通过银行反而使得行贿的手段更加隐蔽。
8、《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泊的领袖》：对于士大夫阶级得到一种结论：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士大夫阶级是贵族与农奴之间的 中间阶级，特点是没有阶级意识，不能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中国最有势力的一是绅士（大地主），二是流氓（没落的农民），士大夫站在二者中间，只能做人臣。秀才出身的王伦也有这种性质，落第而落草，可视为“穷则发奋”，不敢留林冲以图大事则是“舒则苟安”的证据。
9、《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古代是没有自由恋爱的，自由二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古代家族有二个目的：祭祀祖宗与维持财产。家族意义如此，个人当然没有独立人格，只视为谱牒的一个阶段。因此，婚姻不能听由人自由选择，乃为家族结婚，须以家族利益为第一标准。在强制婚姻下，女子较男子更为不幸，男子尚可蓄妾宿妓，而妇女于婚姻之外则视为罪恶。不平等的由于社会是男权的社会，财产是男人的财产，男人希望把财产留给自己亲生子孙，而不是别人子孙，因为禁止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古代妇女所以毫无权利而只为产儿工具，作者认为是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自机器发明之后，妇女得到工作机会，地位也提高起来。她们在经济上已经能够独立，男女的结合不再有不平等的隶属关系，她们要求一切社会上地位均与男子相同，于是有了妇女运动，进而性的方面，有了恋爱自由。恋爱是含有“私有权”观念，只许自由占有对方，是排他的。因此，恋爱是孤独的，厌人的。恋爱不是博爱的基础，而是它的敌人。
10、《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所有权神圣的观念在古代完全没有。谁有强力，谁就有财产。强力包括肉体力和政治力。所有权（Dominium）观念起源于罗马法。资本的蓄积乃是经济繁荣的条件。中国的资本蓄积不能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贫穷日益增加，生产日益减少，于是中国以节俭为最高的道德。作者认为欧洲封建末期的各国王室崇尚奢侈对于产业发展和中央集权都有利益。因为贵族奢侈，可以增加商业利润，而且可以使贵族破产，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国王的财政和商人的借债。而君主自己的财政发生问题，想商人求助，于是商人以纳税问题与君王冲突而设置议会，监督君主的财政。
12《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一旦宋江得到天下，狡兔死，走狗烹。在专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维护政权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严，李逵是难免会有好下场的。
13《由祝家村与曾头市说到中国的军队与官僚》：祝家庄和曾头市的军队为何强过大宋官军呢？宋代采用的是佣兵制度，仁宗之后，豪强兼并，赋役繁重，百姓多弃农为兵。
14《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林冲排在关胜之后是因为关公崇拜，乃是因为门第关系。梁山泊本不应该讲门第，然这样一个革命的团体里，宋江还是不能摆脱门第的传统观念。吴用是秀才出身，所以只能排在大地主卢俊义，即绅士阶级的后面了。宋江成了气候之后，为了防止别人挖他墙角，而提倡“忠”的道德，作者认为由于这个关系，燕青才排进三十六天罡星内。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二)：中国的地狱门
开始时读白化文先生的序言，顾左右而言他，字里行间都是犹豫心虚，深不以为然。然而遍读本书以后再回头，颇有心领神会之感。
白化文先生绝对称得上大家，可以与萨孟武先生平坐。可惜对萨先生不甚了解，话不可说得太露骨，于是闪烁其词：“至于此书本身，您只要读下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然后惶惶然挑几处不太严重的错误，又补充说当然啦萨先生只是通过水浒说明自己的理论而已，明白这一点就好啦。
我得说，萨孟武先生这杯水让我冷热交替，浑身难受。
可萨孟武先生开头第一章论述中国流氓，竟有这样恐怖的话：
“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的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安定。”
从上下文的语境看，萨先生所谓“灭亡”绝对不是指“从思想上拯救他们”，而是干干净净地“从肉体上消灭”。
且不论此话与事实是否相符，单单这种毫无慈悲心的可怕论调，已足以让人发指。
接下来又讲鲁智深所以深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反对高利贷（郑屠），尔后又把宗教骂得一无是处，说其中又以佛教最毒。萨先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故此常常借水浒探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可最后总落在“阶级分析”“万恶旧社会”等文革式的结论上，看得人心烦意乱。
萨先生自序里说自己写文章总是写一篇扔一篇，我是刻薄小人，回头读到此处便忍不住在心里叫好：扔得妙！
平心而论，书中萨先生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分析的确有独到之处，而且颇有道理，无奈犯了“先有结论，后有研究”的毛病，似乎研究之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旧时代与歌颂新时代。而且冰冷无情，学问当然应该严肃，却不应该无情。
“大家”们性情不同文采参差，本来也没什么，老老实实本着自己的专业写几篇论文，自有林栖者“闻风坐相悦”。最怕卖弄花巧而力有未逮，画虎不成终类犬。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一股冷峻气。客观不同于冷峻，凉薄也不同冷峻。鲁迅“一个也不宽恕”，但并不想“从肉体上消灭”阿Q们，只说阿Q的遭遇虽是自己一手造成，但也是“可惨的”；张爱玲做看护时极端厌恶病人，但也并不认为天下病人早死为妙，免得祸害众生。
萨先生却既粗暴且充满某种优越感。
作为读者，我在阅读其他书籍时有时会产生“被作者厌弃”的感觉，似乎在某章某段，那位作者突然不想再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这些浅薄之人作过多解释了。
但读此书时，我却厌弃作者。在遇到某些字句后，我突然不想再听这位作者的种种分析了。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三)：水浒与社会学
20161215 PC “帮派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他们搜刮所得的钱不是均为个人享乐所用，财富积聚在少数人的手上，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然而这种消费品又不是个人所能消费得完，所以把它分散给大家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古人以仗义疏财为最高道德，用此以结交朋友，增加权力，其原因实在于此”；“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理念，而生活方式又随阶级而不同”；“绅士阶级的道德是忠孝二字”；“人类总喜欢用自己周围的现象，扩充之以观察万物”；越看越好看，心想萨先生肯定不是专治文科的，一查果然，中山和台大的法学院院长；引《礼记 王制》：“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再有社会上多廉价劳动力，比之机器更便宜，发明机器耗时耗力，又剥夺人工，同时消费力微弱，故技术无法改良；读书——做官——治国论证太妙，需二过；“我们对于士大夫阶级，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穷则发奋，舒则苟安，作为一个中间阶级，没有阶级意识，不能精诚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于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恋爱不是博爱的基础，而是博爱的敌人”；“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哈哈哈好看煞!“一治一乱是中国的社会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的政治史”。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四)：看聪明人读书
时势造英雄。成就一本书，同样如此。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初版于“抗战之前”，其时群雄逐鹿，天下尚未定鼎，各路雄豪还腾不出手来管文人的那支笔，所以萨孟武的这本书才写得毫无顾忌，汪洋恣肆。同时，作者的立意非常高远，并非是从故纸堆中搜扒出一点典故自娱自乐，而是着眼于从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经济生活、思想文化、道德法律、军队官僚中梳理出历史的大脉络，加之又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为引子，就更令人读之口舌生津，妙趣横生。
萨孟武谈的是中国过往的社会，其论断却往往又被后世的新事不断证实。作者的洞见处，正是读者的喟叹奈何处。例如：
其一，在谈到梁山的经济生活时，作者说“梁山泊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但是有了生产，而后才配谈分配。”这莫非就是梁山迅速衰亡的病根？
其二，在讨论“宋江得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的问题时，作者指出“本来由公卿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比较地宽大，汉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由平民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则常残酷，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
其三，梁世杰向蔡京送十万生辰纲，“由蔡京方面说，是他应得的利息，由梁世杰方面说，也应该看作投资。”“财——官——财”的做官公式其实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做官同做生意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发财的途径，而不是发挥才干的机会。
在诸多评论水浒的书籍中，这确实是一本“小书”，但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洞见，却是极其深刻的。在中国古代和宗教方面有极深造诣的北大老教授白化文先生为此书作序，他在读了这本“通俗性游戏人间之作”后，由衷赞叹“萨先生真乃聪明人”！看聪明人如何读书，不觉间自己的内心里似乎也多了一番窍思。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五)：不可忘记萨先生往往是在借题发挥，也就是了
这书放了很久，前几天拿起来看了两篇，觉得萨孟武之引证分析繁琐冗杂，且萨孟武之“借题发挥”，最后“离题千里”，许多论证总不免先入为主，让人烦不胜烦，便扔下了。今夜微醺之际，书在床边，又随手拾起，读了一遍。作笔记如下。
白话文在序言里说“此书的引证分析，读者自有鉴裁。不可忘记萨先生往往是在借题发挥，也就是了。”
《替天行道的意义》24页
梁山泊虽然标榜“替天行道”，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常常与天道背驰。他们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这种举动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数年，除流氓降将之外，又未曾用过一个士人，至对付近邻的农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伯过来借粮，准备抵抗。试问这样行动何能收揽民心？
《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46页
一切宗教无不产生于民众受难最苦的时代，但是宗教乃不能拯救民众的苦难，反而民众的苦难却因宗教的麻醉而樾益延长。因为宗教常把乐园建设在幻想的世界，民众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现世的苦痛，其结果，常常不想改造现实的社会，而只想离开现实社会，由是民众渐次失去革命性，苦难也因之而延长。（按：今日共党的教育与往日的宗教正是异曲同工。）
《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52页
劫婚要花大钱，其结果，中国人在经济上若是落伍者，在性欲上就沦为失败者。食色是人类的天性，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已经可使人铤而走险，如果色的问题再不能解决，而其结果将更不堪设想。
他们变成暴民之后，不但“饥荒”可以解决，便是“色荒”也可以解决。（按：明打暗嫖+明抑暗调+一党专政+宪法我订=和谐社会）
《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86页
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按：我朝律令还是如此）
《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106页
真命天子的诞生，状貌是异于常人，而又有许多奇迹，即人们把“神”的性质加在人的身上，其人就变成真名天子。其实，真名天子的“神”性是由一般人民的“羊”性而发生。
117页
《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124页
《宋江得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131页
这套冠名“大家小书”的丛书，出了不少名家名著，虽然是否“大家”尚难有定论，但“小书”这点确实如袁行霈序言所说的“可以揣进衣兜，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萨孟武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什么时候买的已全不记得。但当初迷恋这套小书的装帧典雅小巧，故而这套书杂七杂八地收了不少。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讲稿》第一章便讲“轻”。但他也指出他所说的轻当是羽毛的轻而不是纸屑的轻。这个时代的病症不是不轻，而是太轻——不是羽毛的清逸，而是纸屑的轻飘飘。虽然几年出版界看似一片繁华昌盛，每年新出的书都汗牛充栋，但这种繁华背后所对应的出版质量与出版自由却没有。不用说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的古籍类出书从装帧到排版到纸张到印刷都大不如前，即便是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的书到现在依然还是不能出。
出版界背后的苍白所对应的是阅读的苍白。我很怀疑有多少人会将一本书“揣进衣兜，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前两天我还属意的任何时代都一样好也一样坏的论语，这两日静静思来，却觉得大大的不妥。我们的时代固然不必英勇去就义或者媚颜当汉奸，然而我们却都中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是一个“轻”但不“逸”的时代，虽然许多人竞相谈论禅宗与道家，《论语》或《史记》，然而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方式不是让我们离原典更近而是更远。河南大学中文系号称亚洲第一大系，然而前几天海子诞辰时举办的活动上，诗歌朗诵与主持人的语调简直惨不忍闻，两者无一不深得央视的真传。而老师问有没有人通读过四大名著时，亦是应者寥寥。中文系如此，余者可想。各有所好固然可以作为一如既往的借口，然而这种借口背后所包含的无知与对于知识的傲慢却让人心寒。对比海内外的书价，中国的书最便宜。对比海内外的车价房价，中国的最贵。为何众人都选择一种更奢侈的消费而不选择一种更平易的享受，我实在大惑不解。
我明白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有做出从容选择的家庭环境与物质基础。“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很喜爱这几句平易却有有力的话。夫子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固然是我所欲的，然而夫子之道不行已久矣，我人也微言也轻，立与达，最终只能反求诸己。
与其这种表面上的“热”，我宁愿“平”——一种从容的姿态。既然不再有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读书的群体已日益紧缩，那出版界为何不选择一种从容的姿态来做书？
90年代贵州人民因出版《顾准文集》而导致编辑被撤职，岳麓书社因策划“海外名家名作丛书”而险些社长更迭。甘冒不韪自然因气节而为人所赏，却非人人能为愿为。而在圣旨允许的范围内做好书却是力所能及。如三联老版的“文化生活译丛”，装帧雅致清新，内容包罗万方，是我最喜爱的丛书之一。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与外国文学三社合作的网格本丛书封面设计朴素大方，也是我所珍爱。七八十年代上海古籍所出古籍印数多不下十万之数，而从印刷质量到装帧设计无一不入上流。现在上海古籍所出古籍字迹模糊、装帧平常、精装翻不开，平装不锁线。而今出版界虽谈不上人才凋零（毕竟还有人做出《童年与故乡》这样的佳作），但也着实让人概叹大不如前。按理无论从技术还是审美还是与出版对口的相关教育都大有进步，图书质量应当相应更好。结果却是更差。
“大家小书”出新版了，大家还是那些大家，小书却都变成了大书。或许出版人也考虑到许多人衣服上本没有口袋，或者有口袋却要多装些钞票；毕竟，这是个不知道明天需不需要拉一车钱才能换一袋大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