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型》读后感10篇

　　《危机与转型》是一本由徐瑾著作，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5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一)：徐瑾你是个抄书大王

　　FT徐瑾大肆抄袭，扒下85后美女专栏作家的文章内裤空荡荡(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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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二)：大家的对话——林毅夫、樊纲、蔡昉、陈志武、郎咸平、茅于轼、马骏、文贯中、徐贲、吴思、资中均……

　　目录：

　　金融危机与世界

　　诺贝特·沃尔特：“次级债危机只是导火索”

　　黄明：金融危机再梳理

　　马骏：救世界，就是救中国

　　汤敏：没有粮荒，只有恐慌

　　陶冬：超级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的处境

　　潘卡基：我们还在半全球化时代

　　丁一凡：偏执症下的美国及世界经济

　　陈兴动/：全球迎来后华尔街时代

　　中国经济转型

　　林毅夫：宏观调控乏力缘于改革不到位

　　樊纲：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制度性缺陷

　　陈志武：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是发展契约经济

　　郎咸平：中国经济的问题在哪里

　　刘伟：减少失业才是中国经济首要问题

　　邹至庄：“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奇迹”

　　海闻：医改如何破“局”

　　蔡昉：寻找“人口红利”的替代动力

　　成思危：“双防”依然是头等大事

　　田国强：全能政府不会是有效政府

　　沈明高：转型离我们有多远

　　金碚：中国还不到弱化竞争的时候

　　黄益平：改变“全民补贴生产”的经济模式

　　茅于轼：进一步改革还要靠企业家

　　王一江：国家，利益集团和三鹿现象

　　曹玉书：8年回首 西部开发思与辨

　　华生：政府应着手解决根本性问题

　　城市化与现代化

　　文贯中：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黄有光：制度的终极目标在于保障人们快乐

　　徐贲：作为公民教育的人文教育

　　资中均：“历史不能改变 未来可以争取”

　　吴思：新的改革该全面启动了

　　杜维明：儒学的普世意义

　　任剑涛：“改革无禁区”

　　许小年/：适时反思现化

　　朱大可：全民反讽时代来临

　　于丹：“拒绝喧嚣、归复平静”

　　后记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三)：历史不能改变，未来可以争取

　　历史不能改变，未来可以争取：

　　2009年上半年经济书籍述评

　　李华芳

　　1

　　在金融危机全球肆虐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尽管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是他获奖的学术理由，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使克鲁格曼名声大振的那本《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该书中，克鲁格曼延续了缪尔达尔1968年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对东南亚国家的批评。缪尔达尔以冷峻的笔触将东南亚打入了贫困陷阱的冷宫，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长、进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以及扩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才能把东南亚拉出贫困的泥淖。而克鲁格曼则是在“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时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这篇被认为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著名文章中，克鲁格曼白纸黑字写下了一个结论：东亚增长不是奇迹。其问题在于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推广“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非主流。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而十年过后，华尔街危机爆发，克鲁格曼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他的各种著作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加以出版，除了他著名的《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外，还包括他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教科书。而老版的《萧条经济学》也加上了一部分关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说辞，改头换面，由中信出版社在2009年3月份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当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实还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而对华尔街危机着墨不多。

　　作为小布什经济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克鲁格曼更倾向于民主党扶危济贫的思路，尤其是在危机之时。尽管在政府具体该采用何种具体措施上，克鲁格曼与凯恩斯有细微的差别，但倾向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思路还是与凯恩斯如出一辙。每当经济危机来临，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们总是会短视的倾向于各种变着法子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全不顾由于政府干预经济所造成的损害。这也呼应了凯恩斯对长期的批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对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早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提出过反驳。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的目光。尽管《美国货币史》并非专门针对此次危机，但弗里德曼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释大萧条的成因，并提出了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应对。此书也被称为是“货币主义的圣经”，2009年1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中文版。针对凯恩斯所谓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弗里德曼针锋相对的指出，货币需求独立于货币供给，并且货币需求相对而言是极其稳定的，而不是如凯恩斯分析的那样，一旦利率降到一定程度，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接近无限。在弗里德曼看来，物价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因此关注经济波动，或者说关注由物价上涨下跌反映的通胀紧缩的经济周期，关键是看货币供给。而应对经济周期的方案，自然而言也就应该从货币供给入手。也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有时候也将弗里德曼开创的“货币数量论”叫做“货币供应学派”。

　　2

　　尽管经济形势与经济书籍出版之间，通常有密切的关联。但实际上与经济周期契合最紧密的经济书籍，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不是新凯恩斯主义旗手克鲁格曼，甚至也不是凯恩斯的死对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该记录的保持者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叫罗斯巴德。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自第一版面试后，此书的其后三次重版都与经济周期暗合。第二版的时候，通胀造成了1969-1971年的经济衰退；第三版的时候，又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萧条，从1973年一直延续到1975年；第四版的时候，美国正在经历1981-1983的萧条期。1999年第五版时，美国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失业的良好状态，但随之而来的2000-2003年经济又开始下行，2004年才恢复部分元气。可以这样说，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罗斯巴德就会被人们重新提及。

　　200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美国大萧条》中文版，有意思的是，其序言由张维迎撰写。说起来，张维迎的研究更偏重新古典经济学，而并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但在序言中张维迎用热情洋溢的笔调盛赞罗斯巴德的贡献，字里行间对奥地利学派推崇备至，或许也说明了奥派经济学思想源远流长自有其道理。那么罗斯巴德到底有什么洞见值得反复被提及呢？不妨应用罗斯巴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一下当前的金融危机，以便见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功夫，并看看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到底有何不同？

　　首先，针对此次危机是创新过度的观点，罗斯巴德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相关观点，认为创新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选择与可能性，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能以新的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取代原有的方式。但创新需要宽容，与谨慎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对于金融创新要谨慎的观点，新凯恩斯主义自不必说，是赞同的，并且认为政府应该教会市场参与者如何谨慎，并实行必要的监管。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点含混不清，赞成谨慎但对政府干预心有余悸，却说不清楚应该如何谨慎。事实上，市场参与者自己会评估一项创新的成本收益，自己承担风险。牵涉到其他人的风险通过对冲机制加以化解，也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去化解外溢出来的风险，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其次，对于政府监管的态度，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风险扩大，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手段救市，提升经济。但问题恰在于新凯恩斯主义所设定的前提，真的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危机吗？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恰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且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这一观点与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看法如出一辙，罗斯巴德在这本书的致谢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最后，针对自由市场的责难，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会异口同声为之辩护，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会出现道德败坏的困境，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担心的那样（因此他反复修改《道德情操论》试图以此来论证一个美德社会的可行性）。金融危机中大鳄们的欺诈尽管可能更加难以识别，但自由市场的竞争会将不诚信的金融家打翻在地，而诚实的商人终将获得回报，因为消费者可以用钱投票，欺诈者将失去客户。但如果一旦出现丑闻，政府就进行管制或者接管，其前提是假设新来的管理者和相关的官员具有完备知识和高尚的品德，但这恐怕不是现实。

　　所以，对于罗斯巴德而言，大萧条的经验告诉他政府多发货币将会导致通胀，通过通胀维持增长必然不可持续，泡沫之后经济会大幅下跌，如果政府再进行干预，不仅会抑制创新，也有可能鼓励道德风险行为进而打击企业家精神，妨碍竞争，其结果是萧条的程度可能会加深。这也正是奥地利学派的一贯观点，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动荡的幅度，并且使得经济动荡变成了一个常态。很显然，在全球一片救市声中，听听不同意见，总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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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与罗斯巴德强调个人自由的意见不一致的学者，他就是加尔布雷斯。在200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的《美好社会：人类议程》中，加尔布雷斯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社会？并且追问政府应该采用何种政策来解决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以便进入美好社会。这位老牌左派帅哥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不仅与奥地利学派格格不入，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较凯恩斯更为极端。这本《美好社会：人类议程》以前叫做《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2000年的时候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作家池莉写推荐。加尔布雷斯固然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作家来推荐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多少显得有点讽刺。顺便说一句，从书名的翻译来看，新版本要更加确切一些，此书原名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人类议程”比“人道记事本”更符合humane agenda的本意。

　　回过头来，奥地利学派照样不会买加尔布雷斯的账。对于危机下的出路，熊彼特曾经用“创造性破坏”来阐释创新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运用创新能力，推动市场过程，这是奥地利学派为解决经济危机开出的药方。尽管对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回归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奥地利学派诸学者的一个共识。而将危机的解决之道留给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正符合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要求。朱海就的《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一书就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中国回声，其中对于企业家的分析，对危机的解决之道或有启发。

　　总而言之，“历史不能改变，未来可以争取”。这句话是葛剑雄在一篇访谈中所用的题目，收在《危机与转型》一书中。这句话恰好道出了当下的经济现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蔓延至全球，如何理解危机以及如何在危机之中寻找出路，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也溢出了经济学界。《危机和转型》是一本访谈录的合集，集合了一群关注“出路”的思想者的言论。这些思考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金融危机与世界，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城市化与现代化。其逻辑是处于危机之下，中国和世界都必然面临转型，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

　　当然在考虑“如何转”的方式之前，弄清楚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是至关重要的。邹至庄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奇迹”，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被经济高速增长遮蔽的现实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限，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林毅夫和樊纲也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源于制度性缺陷。其中最大的制度障碍来自与政府本身，而政府效能低下、腐败盛行，会进一步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变革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学界的共识。实际上，经济学界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吴敬琏和青木昌彦在2008年的时候主编出版了《从威权到民主》一书，就探究了东亚各国的转型道路，并对中国的前景作出了试探性的提议。尽管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人类无能为力，但转型是面向未来的，是可以争取的。或许任剑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改革无禁区”的。任剑涛这篇收录在《危机与转型》中的访谈，已远非经济学的视角，而是政治学视角下的主张了。改革无禁区，显然是对“读书无禁区”的一种回应，要寻找危机下的出路，恐怕首先要允许思想的自由竞争，从竞争中胜出的思想或将会为下一步的转型和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四)：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在哪里？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危机中必然也会孕育着机遇，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经历此次危机后没准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从而实现螺旋式的上升。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外需的减少必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我国也可正好借助此机会调整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走上更为健康的增长之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此次金融危机未必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机遇。

　　但我们到底该如何抓住机遇？这本《危机与转型——对话思想者》，包容了林毅夫、樊纲、陈志武、郎咸平、黄明等知名学者，以及成思危、曹玉书等政府高官的多种看法，而在思想碰撞与交流中，往往会有真知灼见闪现。

　　不妨看看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观点。他认为，与美国对比，中国经济现在能够维持强劲态势，当然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呢？这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资源垄断、相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改革开放的终结目标就是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

　　陈志武所提出的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概念，关键之处就是确定市场与政府的黄金分割点。太自由了不好，比如监管的缺失会让次级债在华尔街成为宠儿，但政府抢占了原本应该属于市场的领域，那同样也很糟糕。对此，陈志武认为，到今天，中、美的经济体制差别，不是在于谁是市场经济、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应划在哪里。所以，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管制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无疑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课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般都具有父爱主义倾向，政府往往认为自己比百姓更了解他们的需求，政府的努力比企业和百姓自己的努力更能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许多事实也都证明了，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往往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反而起到一种消极作用。

　　此外，政府投资工程大多由国有企业获得，从而对民营经济造成一种挤出效应。从启动消费的角度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相比政府投资的扩张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国若想真正启动内需，就须进一步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给予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只有内需启动了，我国经济才会摆脱对于投资和外贸的过分依赖，才能获得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用林毅夫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具有自生能力。

　　康奈尔大学教授黄明认为，对于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的实际损害，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美国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在华尔街，而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研发、创新导致的产业垄断。最近半个多世纪来，激光、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航空制造等，都是美国通过创新走到产业最前端，形成垄断，获得巨大利润。反观我国，拥有政府关系的国有企业普遍不重视科研创新，更喜欢依靠垄断地位来获取利润。以我国目前最大的IT企业联想集团为例，几乎成了不具有核心科技竞争力的组装制造工厂。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政府也应该更多地将伸向市场的手缩回，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支持，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华民族一向都志存高远，借金融危机之机，政府不妨暂时放下将GDP增长维持在高位的紧箍咒，寻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黄金分割点，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实现保就业保增长的政策目标。这样，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才更有希望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来源：上海证券报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五)：通过改变中国来改变世界

　　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仅仅一年前，全球的经济学家中又有几个能预料到这一次金融危机竟会波及全世界？去年秋天，北京奥运会的热情还未消散，经济危机这一盆冷水已经兜头浇下。所幸一切都是公平的：人人感受到危机就意味着解决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因为解决危机首先就是要公开承认危机的存在。

　　实际上或许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变革、转型都是被危机逼出来的。用这本《危机与转型》中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话说，“没有多少人在生活没有危机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因此危机本身就是通向其解决之道的一步，它至少使全社会都达成了一项共识：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改变原有的模式。用那个已被用滥的格言说，中文里“危机”一词包含了“危险”和“机遇”两层意思。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每一次严重的危机都迫使全社会在短时间内作出积极反应，为变革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危机/变革的过渡时刻往往虽然短促但极为关键，常常也是各种思想交锋最激烈的时代。这本《危机与转型》的集子便聚焦于这一阶段，包含了一年半多以来各领域的思想者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分析判断，主要聚焦于三个部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转型、城市化与现代化，后两部分实际上都关乎中国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

　　转型时代都是痛苦的，因为人们处于两种稳定模式的中间阶段，旧秩序已遭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在这漩涡中不免让人产生混乱和迷茫之感。尤其对这次遭受重创的一些欧美经济体来说，甚至已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像冰岛可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犹如从瀑布顶上一跃而下，却不知下面的潭水有多深。奥巴马的竞选口号竭力强调“希望”、“是的我们能行”正是对这一心理的补偿——当人们缺乏自信和绝望的时候，才格外想听到这样鼓舞人心的话。

　　中国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世界是平的”必然意味着经济危机也会全球化，作为这些年来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不可能只得好处却不受欧美萧条的波及。然而当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大部分严肃的观察家仍相信这将只是一次局部性事件。本书第一篇采访诺贝特•沃尔特的对话就显示了这一点：当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在2007年9月被问到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时他的答复是“我认为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影响比较轻微”。这句话在当时来看并没有错，但现在回头看却耐人寻味：这么早意识到危机对中国的可能影响固然体现了记者的敏锐，同时也再次提醒了人们在一个存在诸多矛盾趋势的世界里要做出预测是多么有风险的事。

　　作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引人注目的后果之一，马克思、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再次受到世人关注，而有关经济体制中“市场”与“政府”哪个更重要的争端再次浮现。愤怒的人们严厉指责银行家的贪婪和相关机构对市场监管不力，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好战的信条现已声誉扫地，人们不禁想起卡尔•波兰尼早就说过：真正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理念，是一种神话和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它不但从来没在历史上存在过，而且将来如果出现，也会“摧毁人类并将环境变成一片荒野”。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过分绝对化都是不可取的，如陈志武在本书中强调的，“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管制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

　　仅仅在一年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银行坏账，还常常遭到西方经济学家嘲讽指责，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俨然成了世界经济这一破船在汪洋中最坚定的锚。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首先走出危机的，并指望中国能运用它手中的2万亿美元储备来当一回救世主，虽然中国人显然对这一角色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的运气好。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以极端的务实态度为指导，不尚理论空谈，而讲究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因为邓小平以来的历届领导人都意识到中国经不起折腾。反观俄罗斯，叶利钦出于对市场万能的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信心，推行导致俄罗斯经济倒退十数年的“休克疗法”，在这过程中极大地忽略了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为有效的市场建立制度框架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乍看起来是混合型的，甚至不大符合某些经济学理论模型，但它却运转得不坏，用邓小平的话说，它是一只能抓老鼠的好猫，至于是黑猫还是白猫，那不是关键。

　　中国很可能将比世界其他国家更能适应这次危机，并更好地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不仅因为它的规模的庞大外汇储备，更因为中国原本就处在不断调整经济体制和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中，而欧美日调整起来将痛苦得多。危机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通改革、拉动内需等一系列改革都提供了强大动力，而在出台这些变革措施时，中国政府可说是全世界行动最果断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曾有不少学者批评是儒家思想催生了“裙带资本主义”，须为此负责，但这一次也许中国文化将有机会扮演不那么负面的角色。

　　海德格尔曾说，思想不像科学那样带来知识，思想不产生有用的实践智慧，思想不解决宇宙之谜，思想不直接给我们行动的力量——言下之意，思想没什么用。但正因为没有功用，思想才能指导一切功用，它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行动框架和大致方向。记者“对话思想者”的意义也在此，而要深入挖掘被访者的思想，记者的提问是一大关键，因为答案往往会被问题所限定——“你爱吃什么水果？”“你爱吃苹果还是梨？”这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将会有很大差异，因此这本书值得看的地方不仅在于“思想者”本人，也在于“对话思想者”这些人。

　　未来几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能够一起见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金融危机的结束，对每个国人来说都是幸事。里根在离任演讲时曾说：“我们想要改变一个国家，但结果我们却改变了一个世界。”也许多年后重读这本危机与转型时刻的书，我们也会产生类似的感慨吧——当我们改变中国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改变世界。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六)：危险的政经访谈

　　我认识徐瑾是在今年初夏，吴晓波老师的蓝狮子年度会议在青岛开，认识了一帮做经济报道或者是进行财经写作的朋友。其中包括徐瑾。

　　此后，我MSN中有了两个叫“渔夫”的人，另一个是詹敏姑娘，也做深度人物访谈。在我的印象中，好像龙奔还是谁在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中国就没有财经报道，中国的财经报道都是政经报道。龙老师现在已经是某传媒集团的副总裁，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持有这种观点，反正我还是这样认为。

　　做政经报道，遇到的都是马后炮或者是无关痛痒的话题，所以要想做得好看、耐读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再加上，中国的财经报道，每一根都是敏感的神经，所以说好听的都可能说错，更何况是批评性的报道。更何况，中国这两年来的智库这两年来表现平平，《时代周报》曾经刊发过刘洪庆的一篇批评报道《中国智库面临尴尬 两年来对经济预测表现拙劣》，刊发当天竟然成为当时转载率最高的一篇文章，连作者都没有想到，这从侧面反映了大众甚至媒体对于经济学家们的不满。所以，财经报道特别是任务访谈不仅是不好看，更是媒体的“高危动作”。

　　对于经济学家们的絮叨，连黄明也在序言中也不忘记提醒老百姓，“对于那些故弄玄虚，语焉不详，没有耐心的‘布道者’，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经营报的“思想者”却做的风生水起，不由不感叹操作者的智慧。

　　去年三鹿事发，年末，徐瑾访谈王一江，她直接跟王一江谈论开了国家的实质，从国家的三只手开始，逐步设计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来约束国家的“掠夺之手”，进而由美国的利益集团左右国家政策的局面到中国国内利益集团如何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出台……这其中每一个话题都显示出了对话的技巧与难度。作为一个记者，她将落脚点置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根源，也就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人更多的去关注个人利益，而没有去考虑毒奶粉对于普通民众的威海，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因为奶粉卖的好坏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国家监管机制会得到改变……诸如此类当下热点话题，全书几乎全部涉及，并且采访到的都是最应该被采访的人。无论报社还是访谈记者本人，与这些顶尖学者的对话、交流所要下什么样的功夫可想而知。否则，很可能被采访对象说，回家好好看看我的书……

　　实际上，既然这个栏目的名字叫做“思想者”，结集之后又叫做《危机与转型》，这本书也注定会多于学理的分析而少于事实的叙述，所以读来起更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来与之共鸣，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人来说，也会有很多收获，比如耶鲁的陈志武说，“从逻辑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这句话让我大叫过瘾，这么有智慧的话我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没想出来的多了，自己去看吧。这本书叫做《危机与转型》。

　　《危机与转型》读后感(七)：转型才是最大的危机

　　如果倒推回几年前，在国内财经媒体上亮相最多的可能是企业家，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不断加速的时候，几乎绝大多数人都想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人们除了想了解那些能直接影响投资决策的资讯，还想分享成功人士财富人生中的经验与阅历，哪怕是出于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窥视心理。可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对企业家的顶礼膜拜瞬间退潮。危机让许多过去鲜有发言机会的人获得了话语权。我们并不缺乏各式各样的评论者，然而我们仍然缺少客观冷静的思想者；我们并不缺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判与责难，然而我们仍然缺少兼具深刻性和建设性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经营报》的“思想者”栏目长期坚持用大篇幅对知名学者进行深度访谈，系统树立并传达理性的声音，代表了财经媒体办刊的一种高雅品位和严肃态度。正如著名金融学家黄明教授所言，在目前形势下这类栏目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近年来在经济杠杆的驱动下，大批猎奇探秘式、耸人听闻的“经济”著作纷纷摆上架头，而且成为了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的常客，它们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反智主义倾向经由网络的无穷放大，形成了对正规学者的蔑视甚至敌视，后者如不能随波逐流就会被斥责为扭曲成贬义的所谓“精英”。部分出版社的某些做法，正在破坏经济著作出版和阅读生态，毁掉读者阅读严肃著作的能力。

　　危机与转型无疑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两大主题，但当危机症候萦绕着社会舆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仍然是一个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和经济体。中华文字是奇妙的，“危中有机”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诠释，但不免带有一些文字游戏的色彩。当然这个文字游戏多少还是有提振信心的作用，但如果这“机”没有被正确理解为“转型之机”，那么到头来恐怕只会沦落为短期行为。反过来说“机中同样有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就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道理。金融危机终将过去，经济社会的转型却可能长期徘徊不前，后者才是关乎国家根本的最大危机。从这个意义来说，转型问题远比危机问题重要得多，也更容易触碰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敏感点。《危机与转型》将大部分的篇幅用在了转型问题上，这也反映了思想者们的学术兴趣和思考重点。

　　危机是普罗大众都可以理解的语汇。相对而言，转型则是颇有点学究气的语汇，进入政治语境后又沾上了官气。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现代化，手段则是继续推进改革。危机并不只是经济和金融的危机，转型过程中隐藏着陷阱与死胡同，改革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也会存在。《危机与转型》顺着这一逻辑，将采访的学者从经济学界转移到了更广泛的学界，因此像葛剑雄、资中筠等人文社会领域的学者赫然出现在目录中就毫不奇怪了，而文贯中、黄有光这样标准的经济学者也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他们的观点和言论使“思想者”栏目在见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多了些许人文关怀，同时也赋予《危机与转型》从社会变迁来理解经济变迁的思维方式。

　　《危机与转型》不是思想者们的言论集，记者们不仅通过问答形式，向读者引介着思想者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还通过人物素描的方式用文字展现了思想者们的形象、气质、品格。作为读者，我们不仅仅关心思想者们的理论观点和现实判断，还关心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实际上，求学和治学经历奠定了他们的理论素养，丰富的阅历使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那种象牙塔内的学问家，在融会贯通之后能够以平实朴素的自然语言来表达复杂艰深的学术问题，在海外的经历使他们能够真正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的道路。无论是思想者本身还是他们的学术，都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和一个有希望的学界将会不停地创造着思想者。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5日读书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