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精选10篇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本由花城出版社著作，38.00元出版的24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7-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一)：每颗灵魂都是时代的镜子——读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样的时刻回顾过往，有多重意义。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体认，大多通过生活的经历来产生理解、认同或者敬畏。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则可能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和信息的收集，用艺术的手段来弥补历史留下的空缺，尝试矫正模糊不清的视野和遮蔽的碎片。最后，用文字建立起有感情有温度、有逻辑有分析、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生动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厚圃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这样的作品，沉潜于时代的底层，命运的边缘，对现实做出了冷峻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故乡释放出浓烈的爱意，对民众敞开了悲悯的情怀。

　　改革开放后，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找到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方向。江凤凰也开起了裁缝店，随着人性的复苏，她意识到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从而走上了崭新的生活道路。

　　婆媳之争、权力博弈、畸形情欲、人性复苏……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爱的名义下延展和纵深，浸润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龙婶代表着乡村的世俗和道德形象。这是一股习焉不察的强大力量，不需要思辨分析，只需要遵守执行。龙婶之不幸，正在于其处于时代变革边缘而不自知。而苏彩娥则代表着新的一代人。她的斗争是日常的斗争，也是新思想的斗争，是要打破紧箍在身上、象征着传统势力的“紧身衣”。她在婆媳“斗争”中一度占据上风，几度沉浮，最终学会了宽容，并力助丈夫大胆创业。从苏彩娥身上，正好折射出这代人对于平等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他们才是推动时代变革的核心力量。相对于苏彩娥的成功塑造，江凤凰的形象同样鲜明。她受到苦难的压迫，人为的迫害，为了孩子甘愿当“野鸡”，为了爱人愿意放弃爱，这是江凤凰的天性。相比较那些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的人，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这何尝不是对那个时代、对那些活得假模假样、所谓的“好人”“能人”“上层人”的有力嘲讽？江凤凰妩媚动人，聪慧坚强，虽经历一段苟且而又刻骨铭心的岁月，却能够冷静地做出自我牺牲，成就他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

　　故事中的男主角龙春，从最初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两头受气，再到出轨，最终在妻子的点醒下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不知道江凤凰在暗中帮他，但仍然在听她唱戏的过程中若有所悟，转化成了感恩的心态。他终于在三个女人的影响下真正成熟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掌权者苏世珍，他真正的失败不在于忠实的战友老牛的背叛，不在于妻子无意给他致命的“一刀”，更不在于儿子真正要了他的命，而在于他对权力和欲望的过分迷恋，他始终不明白只有权力才是权力的掘墓人。

　　树挪死，人挪活。从李响亮逃亡泰国到江凤凰离开清水河，再到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新时代呼之欲出，人性逐渐复苏，精神枷锁被解除，窄门里又有了广阔天地，空门里也弥漫着人间烟火。不管小人物在时代的裹挟和变革中最后走向何方，人们依然相信，生活最后会得到谅解和宽容，美好的憧憬终能实现。

　　我的阅读有限，不敢肯定说厚圃开了什么样的先河，但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写作都是对当下的关照和理解来看，厚圃的小说无疑带着挑战性和独创性。他故意用政治色彩浓郁的语言，用插科打诨、笑话段子来影射那个荒谬的时代，深刻反映社会变革的本质，的确令人眼目一新。

　　（作者为评论家，艺术家）

　　商报链接：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二)：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潮汕 ——深圳作家厚圃出版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潮汕

　　深圳作家厚圃出版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深圳晚报

　　快过年了，很多人都要踏上返乡的路，深圳作家厚圃则选择写一部小说，让自己的内心重新抵达一次故乡。年终岁末，他的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深圳晚报：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潮汕

　　厚圃之前就已出版过描写故乡潮汕的长篇小说《结发》和《喜娇》等系列中短篇小说。他一遍遍地亲近故乡，就是想最大限度地呈现故乡。他说，每次叙述故乡的故事，于他而言都是一次隐秘的密语，一次梦幻的僭越，一次深情的掩蔽。

　　厚圃原名陈宇，号厚堂，汕头澄海人，一个地道的潮州人，目前生活和工作在深圳。他创作小说、随笔多种，如长篇小说《结发》、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契阔》等，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广东省小说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除了作家身份，厚圃还是一位画家，他的美术作品曾获亚洲美术双年展银奖，并参加加拿大 " 东方足迹 " 三人展等国内外多个画展。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厚圃最新奉献的长篇小说——上世纪 70 年代，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的女儿苏彩娥嫁给了月窟大队的龙春，在龙家作威作福，但好景不长，苏支书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下了台，儿子苏冠军的婚事也因此泡汤。气急败坏的苏冠军失手打死了父亲，自己也精神失常。苏家的巨变使苏彩娥失去昔日在夫家的地位，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龙春空虚无助，爱上了曾被自己救过的寡妇江凤凰。江在失去了丈夫和情人之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陷入了危机，几乎达到断炊的地步。在这样的境遇下她与龙春走到了一起，两人都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沉重代价。随着时间的流逝，江凤凰逐渐清醒，为了挽救龙春和他即将破碎的家，也为了自己的新生，她决定和龙春分手。改革开放后，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找到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方向。江凤凰也开起了裁缝店，随着人性的复苏，她意识到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从而走上了崭新的生活道路。

　　厚圃在接受深晚记者专访时介绍，《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部充满潮汕平原风情的作品，也是一部励志的作品，更是关于权力、欲望、伦理、人性的探微，是具有自由精神与民间立场的乡村情感简史，两代人的爱与恨，三个女人以超越命运的执拗寻求幸福与尊严，婆媳之战、权力博弈、人性复苏 …… 所有的一切都在爱的名义下延展和纵深。他希望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在历史中思考人性的价值，寻找局部的破碎意义，站在时代的深渊和传统信念对话，寻求真实的个体人性。

　　对话厚圃：

　　感谢家人对我的放纵，让我可以在写作这条路上撒野

　　深圳晚报：您的本职工作不是作家，却偏爱文字，尤其您写的并不是短小的随笔散文，而是驾驭着文学中很难驾驭的虚构题材——小说。可否介绍一下您这位 " 文学爱好者 " 的文学之路？为何会对写作如此坚持？

　　厚圃：我的爱好其实很多，绘画、摄影、收藏等等，当然也很爱写，我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写写画画中度过的。其实无论是写还是画，艺术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既需要现世的生活，同时又苑囿于现实的世界，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还有一个可以任由自己驰骋的天地，在这里你就是王者，可以信马由缰，也可张扬吐纳，表达你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表达你对生活本身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我们既是体验者又是观察者，带着自己独有的眼光去经见世面，你会对人生和世界的本质有更贴切和真实的认识。

　　如果说绘画让我有了一双感受万物之美的眼睛，那么写作则赋予了我发现和探索世界的灵知。

　　深圳晚报：《我们走在大路上》 用了多长时间写完？深圳人平时都很忙，很想知道，您会利用什么时间写作？如何平衡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厚圃：这个小说写得较早，花了差不多几个月的业余时间，2015 年发《钟山》杂志时又临时修改增删了近三万字，使它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除了工作外，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有时用手，有时用脑。我很感谢家人对我的放纵，让我可以在这条路上撒野。

　　深圳晚报：您觉得，深圳这座城市对于文学的发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您所生活的这座城市？

　　厚圃：说到深圳，我必会将 " 故乡 " 作为参照系。我常常没有把深圳与家乡视为一种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或者看成生命场所和精神需要的转换。深圳是富于活力的城市，也是充满着想象力的城市，它带给了我无数的灵感和启发。如果说故乡是我逝去的祖母，我对她带着虔敬的缅怀，那么深圳更像我的情人，我们耳鬓厮磨融为一体，又经常吵吵闹闹。我不喜欢城市生活，但又离不开她。

　　对于生命终极的归宿来说，无论是故乡还是深圳，都不过是我人生的必经之路，我永远是一个过客，一个游子。

　　深圳晚报：您是潮汕人，《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您耳熟能详的潮汕平原为展示中心，以潮汕地区独有的鲜活生活场景作为文化疆域。在很多人眼中，潮汕人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我读罢小说，感觉书中既有潮汕人的特别之处，但更多的是共通的人性。您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饱满热烈乃至疯狂，尤其江凤凰、苏彩娥等女性形象塑造得尤其生动。我们看见的潮汕与您看见的潮汕，似乎有些不一样？

　　厚圃：谢谢您的细心阅读。

　　确实是不一样，因为你们是旁观者，而我是亲历者，你们所看到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潮汕，而我看到的是浸透了无限眷恋、深情的潮汕。每次叙述故乡的故事，于我都是一次隐秘的密语，一次梦幻的僭越，一次深情的掩蔽。我想要深入进去，又渴望着跳脱而出，我不能被任何东西束缚了想象。

　　深圳晚报：全书对 " 性 " 着墨较多，不担心被人当做 " 小黄书 " 吗？

　　厚圃：不担心，性的前面我们往往会加上一个 " 人 " 字，离开了人字的性是兽性！带着这个人字的性其实是生命里最恒常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我们不要谈性色变，当我们把性最真实和本质的意义挖掘出来后，往往看到的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光芒。对不同的时代而言，性更多的是精神符号和时代符号，时代有多压抑，欲望就有多强烈。就像江凤凰站在月光下，一丝不挂地唱着那个时代的歌跳着那个时代的舞，你会觉得充满了反讽的同时也似乎是一种宿命的悖论。

　　深圳晚报：您说写故乡好玩，那么关于故乡的书写还会继续吗？

　　厚圃：会的。我眼下正在创作一部以清代樟林古港为原型、着重探讨人类信仰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六十万字的初稿，我希望能够耐心对待它，使它变成最接近于我 " 满意 " 的作品。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编辑 苗葉 实习编辑 潘雪欣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三)：回望与叙写——厚圃的潮汕情结

　　回望与叙写

　　————厚圃的潮汕情结

　　□ 任之

　　对于远离潮汕的作家厚圃来说，潮汕一直是他创作不断的源泉和动力，越是离开得久，他的爱与思念就越深刻，他就越能够发现值得写的题材。因此可以说，厚圃始终没有走出潮汕这块生活的热土。

　　其实，厚圃在潮汕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多年，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时光。但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岁月啊！给了他的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生活滋养，使他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的文化历史印记。

　　当然，他所观照的潮汕乡村，更多的呈现了不同于本地作家的视野，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打量，这种另类背景下的打量，或者更有其独特的角度，故所见所思，不是局囿于本土，而是从更广远的范围去纵横捭阖，或者，如此笔下的潮汕，更能看得透彻。

　　有评论说，小说“是具有自由精神与民间立场的乡村情感简史”。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感受到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思考人性的价值，这是尤其令人感动的闪光点。即使，在畸形的社会环境里，爱仍然不可磨灭，映射着动人的光芒。当然，其中也有批判，有反思，有对权力、欲望、伦理、人性的探究。

　　一切的因果的舞台都依托着潮汕的这个舞台而展开，饱含着地域特色的潮汕乡村风情，使小说有风俗、风情画卷的艺术魅力，让人神往。厚圃说，善良正义和爱可作为恒久的信仰，或者像主人翁那样去信仰爱情，听从心灵的召唤。这是他的创作里永恒的主题。

　　对故土的感情，支持着他不断的抒写，他正在着手创作一部以清代樟林古港为原型、着重探讨人类信仰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六十多万字的初稿，准备再用一到两年时间，把它修改打磨出来。他说，这部小说几乎调动了我所有的创作经验创作热情，也耗尽了我的知识积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希望要有所突破。

　　居住在深圳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可是，厚圃却坚持写自己潮汕的家乡，一个名曰樟林的小小的地方。

　　其实，樟林这巴掌般大小的地方，并不如人们想象的简单。遥想一百多年前，当汕头埠还未被迫开埠的时候，这是东南沿海最繁华的一个港口，有多少潮汕先人，就是在此乘坐红头船出海，向更远处的远方漂泊，走向世界，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

　　樟林，这是一个有故事，最能表现潮汕历史文化的地方。如此的积淀深厚的地方，不能没有人物，所以，这里走出了著名散文家秦牧。在一篇充满故土深情的《故乡的红头船》里，秦牧写道：“读了一些史料，又有了新的收获，知道我的家乡樟林，原来在汕头未开埠以前，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了。清初，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它渐渐崛起，那时它河道宽阔，离海又近，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世，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镇，粤东以至福建许多地方，人们都到这儿集中乘红头船出洋。以后，汕头开埠了，它才逐渐没落。这些史料使我豁然开朗。那儿为什么有香火鼎盛的天后宫呢！为什么集中了那么多的大户人家呢？这是历史的流风余韵！我们少年时代为什么能够在河里捉到咸水、淡水交界处才有的小蟹？老年人为什么在河滨停产时发出那样的感慨？这一来，各种零碎的事象都可以贯串起来了。”

　　秦牧之后，樟林又走出了小说家厚圃。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际，他春秋正盛，风华已尽展笔端，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四)：转型期的欲望体验——评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尹正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当由李劫夫于1963年作词谱曲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成为作家厚圃的新作书名时，集体主义时代昂扬向上的质感就扑面而来。在这个激越而昂扬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走在大路上》很容易被误读成一本“小黄书”。但事实上，当“性”成为书中旋律高蹈的时代凯歌，这种饱含两性意识和生命觉醒的“激越”就成为一种与时代氛围公然对抗的戏谑抒写，而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辛辣反讽。

　　在这部小说里，你将会读到一种超越藩篱的新的两性体验，无论是男人、女人，所有人的命运归宿似乎都透着谜一样的时代隐喻：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夫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成败的关键。就是在这条看不见的命运之线里，造就了小说中那么多的男女围绕“性”在各自的生活里垂死挣扎、殊死搏斗。在这痛苦的挣扎之中，有人一败涂地，如王更生；有人毁誉参半，如苏世珍；有人走向极端变态，如李响亮，也有以龙春、江凤凰为代表的男女，终于在生活洪流中遵从身心的召唤，选择与时代伦理决裂，在反复的压抑中走向自我觉醒的“大路”。

　　这是一部激越的“两性之书”，一次又一次的欲望挟持的快感中，欲望、权力、人性的边际被统统放大，一次次被推向酣畅淋漓的绝境，最终成为冲破时代牢笼的浩然长歌。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中国式“黑色幽默”成为小说最大的看点。一幕幕欲望中烧的两性狂欢中，荒诞不经的现实伦理被击得粉碎，一次次涉入欲望与人性的反复纠缠中，置身疯狂中拷问灵魂。恰如鲁迅先生之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最终，这种情欲冲破世俗的藩篱，走向个性解放。小说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叙述话语，无论是人物出场的环境营造，还是小说中人物的对白、心理活动，以及两性“大战”中的个体感受，皆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质，将人物的一言一行、内心律动精准传达，读起来通晓易懂，而充溢小说字里行间与人物灵魂的则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语与“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亦成为小说巧妙的内在技法。正是在这种充斥全篇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叙述话语中，反叛与露骨的言辞如一股不断冲上高峰跌入深谷的汪洋恣肆的时代洪流，一种深沉的压抑感暗自奔涌。

　　（《我们走在大路上》，厚圃著，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五)：不动声色的动人心魄 ——读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苏彩娥的人设，是照着时代转折期的核心人物去的？

　　尽管厚圃可能把更多的同情和敬佩给了江凤凰，但我依然觉得苏彩娥才是核心人物。江凤凰经历坎坷，妩媚动人，多情克制，聪慧坚强。但在苏彩娥面前，还是会黯然失色的。

　　小说开篇，苏彩娥出场，怀孕了。

　　她原来瘦得像麻杆，现在一下子胖得面目全非，活脱脱是叫丈夫和婆婆给供出来的。女人一过门就成了人家的责任田、自留地，由着男人去耕播。

　　小说的结尾，一箭双雕，美满温馨。

　　不管小人物在时代的裹挟和变革中最后走向何方，人们依然相信生活最后会充满谅解和宽容，充满意味深长的美好。

　　平静的清水河两岸，改革的春风吹遍，时代巨变。这时候的春天哥餐厅生意红火。在镇上的江凤凰的裁缝店也顾客盈门。苏彩娥看着电视里面的男人们穿着西装，神气十足，决定给自己的丈夫也做一套。她找到了江凤凰的裁缝店。

　　那件西装后来穿在龙春的身上，从入秋一直穿到深春，要是可以的话，他一辈子也不愿意脱下来。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语出惊人。比如，少年项藉见秦始皇的威武仪仗，羡慕嫉妒恨的说，彼可取而代之。比如，尼采说上帝死了，刘强东说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的苏彩娥则说，要给龙盼盼摆满月酒。这真是时代的强音，是预言。

　　我们大概要知道以下重要的提示：

　　1， 故事发生在潮汕平原的清水河岸。众所周知，潮汕平原强劲的重男轻女遗风经久不衰。偏偏，苏彩娥生下的是女儿。

　　3， 苏彩娥是苏世珍支书的千金。

　　我想，苏彩娥这句话一定把龙婶的心肝脾肺肾连同大脑小脑后脑勺给炸坏了。

　　我们简单捋一捋苏彩娥。

　　父亲苏世珍，大队支书。母亲珍嫂，弟弟苏冠军。父亲沉迷于自己的权力和游戏，弟弟

　　纨绔浪荡。

　　小时候，苏彩娥放鞭炮被炸掉一个手指，成了九指姑娘。为此，珍嫂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感觉苏彩娥的父亲几乎是缺席的，而和弟弟的交接也不多。因为九指，在婚事上，珍嫂由着女儿。或许，厚圃有意安排苏彩娥的九指，就是从权力的一手遮天中，炸开缝隙。

　　牛奋强登门，让龙春相亲。珍嫂告诉苏彩娥，龙春又矮又黑，像黑宋江。苏世珍也一口否决。但龙春反而在苏彩娥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这不得不说是因缘巧合。在龙春动员舅舅郭正楷——苏彩娥的中学班主任上门交谈中，她在郭正楷手心里写了五个娟秀的小字——随人说长短。这个意思竟然被龙春聪明的看出来了，一来二往，两人有了点小意思。

　　接下来是苏彩娥主动约龙春去看露天大电影。青春热血，欲拒还迎，被龙春逼到角落差点玉成好事的苏彩娥急了，脱口而出，你叫人来提亲吧。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苏彩娥的人设是：冲破传统，自主，有远见，独立，时尚，宽容，持家！

　　有此人设，我们就明白从苏彩娥进龙家的门开始，她就没有打算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传统媳妇儿。

　　怀孕了的苏彩娥在婆媳“斗争”中，占了上风。龙春和龙婶能忍则忍，能让则让。生了女儿还不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过，还要摆满月酒，牝鸡司晨，礼崩乐坏，令人发指，唾沫星星淹死人等等，都是龙婶的视角，是作者的障眼法。

　　除此之外，还有三点值得说道说道。

　　其一，苏彩娥唯一糊脑怂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婆婆龙婶跌倒耍疯时，在别人的怂恿下，骂出“装死”两个字。这两个字，大不敬。以苏彩娥的心计和策略，不至于如此之不顾大局，最后导致婆媳反目，住回娘家，给了龙春和江凤凰如胶似漆，身体精神皆愉悦的机会。也许，这不过是功能性的设计。

　　其二，苏彩娥是仗着父亲的权势才这么干吗？我看不是。我倒觉得树上猢狲多本来就是常态。

　　其三，苏彩娥第一次见江凤凰，竟然生出惺惺相惜的意思来。这确实值得玩味儿。

　　苏世珍玩火自焚？权力是权力的掘墓人

　　尽管苏世珍支书在位几十年大大小小出过不少事儿，但他依旧权力在握，一手遮天。只是随着新时代逼近的脚步声，苏世珍要倒台了。

　　是不是因为苏彩娥给女儿摆满月酒的铺张浪费被政敌老牛告密，我们只能猜测。但最后让苏世珍摆不平的一件事，是由其妻子珍嫂捅出来的，那是一件比流氓还流氓的罪行。

　　月黑风高不仅仅可以杀人越货，还可以偷人淫荡。作为女人的直觉，珍嫂开始行动了。她以为是蔡寡妇，以为是江凤凰，但实际都不是。而是李文华——一个唱青衣的戏子。

　　但我觉得这种罪行也只能放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这一点，我倒觉得苏世珍是值得同情的。毕竟，不管我们从《三国演义》还是《金瓶梅词话》或者《红楼梦》里，或者电影《霸王别姬》《断背山》中，能感受到同性从古至今，虽遭唾弃，但也有合理的存在空间。

　　苏世珍的失败，来自于在家庭中的缺失。喂不饱妻子，不管女儿，管不了儿子。女儿给他种下倒台的种子，妻子珍嫂给了他致命的“一刀”，而儿子苏冠军则真的打死了他父亲。

　　本来，王更生的死是对苏世珍最好的提醒。但苏世珍偏偏执迷不悟，着着急急的降服了李文华。李文华接替了王更生的岗位，成了李保管，是苏世珍力排众议，对权力和欲望的双重迷恋。一定要立李文华，也是对自己权力一手在握的飞扬跋扈。

　　树倒猢狲散。苏世珍最亲密的战友老牛夺位。继而，单方面退亲。这让儿子苏冠军把所有的仇恨指向苏世珍，争执中，失手打死他父亲。自己也疯了。

　　如果没有权力作梗，苏冠军和牛小琼也算愉悦吧？尽管牛小琼不喜欢苏冠军，但半推半就之下说，“你自己动手，我才不管呢。”

　　再清醒时，已经听到自己恬不知耻地喊“要、要、要”。后来她干脆咬住唇不省人事，把苏冠军吓得不敢动。她感觉到他的停顿，活过来两只手使劲地去掰他的两片屁股，往前拽往前撞 。

　　龙春，在三个女人中间成长，成熟

　　龙春的人设，是从蛮勇，憨厚，窝囊，宽容到成熟和回归家庭的。

　　我们只能想象龙春目光呆滞的坐在牛奋强的摆渡船上，看着人落水无动于衷。突然，牛奋强一声高呼，谁救人上来就给他当老婆，噗通一声，龙春跳入激流。可救上来的江凤凰已经和王更生定亲了。

　　对于青春热血的这一次亲密接触来说，可能会让龙春永生难忘。这种难忘，一有机会就会泛滥成灾。

　　婚后的龙春堪称窝囊，也可以说憨厚，宽容。夹在母亲龙婶和媳妇儿苏彩娥中间，两头受气，面目模糊。如果不是婆媳争斗升级，龙春可能就这样过一辈子。

　　但机会来了。苏彩娥回娘家，龙婶不依不饶。受够了的龙春喜欢上了不归家。生理和心理的需求，龙春去找野鸡了。而命运捉弄人，当野鸡的偏偏是落难的江凤凰。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龙春走向成熟。

　　为了接济江凤凰母女，龙春主动要求去大队厨房。他钻研杀猪，就是为了偷一块肥肉给江凤凰。他把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受到全队的点赞，也是为了江凤凰。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龙春和江凤凰的这段岁月是隐秘着甜蜜和自足的。

　　清水河变成了一张巨大而柔软的床，托住了这对痴男怨女，他们舒张了、自由了、辗转反侧，为所欲为，一下溯回生命的源头，恢复了生命的本真。男人是狂野的、激越的、奔腾的，女人是深沉的、柔韧的、律动的。男人是河里的急流、旋涡、浪花，女人是潜流、细沙、海草。女人被男人裹挟着，奔向大江，奔向大海，与秋水长天一色，与落霞孤鹜齐飞。

　　甜蜜是短暂的。偷肉事件被揭发，江凤凰带着女儿去了镇上开裁缝店。龙春被迫开了春天哥饮食店，走在了致富和改革的前沿。

　　因循守旧的龙婶没有错

　　世俗和道德的相传是习焉不察的一股强大力量，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被灌输，熏染，接受，执行。不需要思辨，分析，只需要执行，执行，再执行。遵守，遵守，再遵守。窄门里有广阔天地，空门里也都是世俗人生，原因就是历史很长，人生很短。

　　我们完全能理解龙婶的立场和斗争。也应该为龙婶担忧并予以同情。乡土社会，人言可畏。活人，最后就是活在乡亲们的评论里。苏彩娥如此大逆不道，龙婶老脸往哪搁？还有最要命的儿子龙春，总是站在苏彩娥那边。

　　生了女儿已经令龙婶脸面全无。而摆满月酒则是挑战了龙婶的底线。

　　龙婶没有错。龙婶之不幸，正是因为其处于时代变革边缘而不自知。

　　这个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最后的归宿我们隐秘的感受到是安享晚年。

　　苏家败落，苏彩娥生了两个孩子。江凤凰在镇上开裁缝店，龙春的生意红红火火。龙婶只需要放下塑形其三观的包袱，那就只能幸福晚年了。

　　江凤凰的坎坷，从看错王更生真斯文没卵用开始

　　放现在，江凤凰就是校花。一群男女追随着她，以她马首是瞻。可她偏偏胆大妄为女追男，喜欢上了王更生。王更生斯文，沉默，爱干净。

　　可是，斯文没卵用。王更生中看不中“用”，房事不举，急煞美人江凤凰。江凤凰经常去求各种“裤头方”，猪腰羊肾何首乌，买买买。有猪腰西施之美誉。

　　意外出在王更生的表弟李响亮身上。

　　驴头和李响亮在王更生家吃饭喝酒。没用的王更生醉了。驴头打赌，李响亮酒壮英雄胆。摸进江凤凰的房间，假装王更生。

　　“你行的，你一定行。”她饥渴的呻吟立刻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已经枪上膛、箭在弦，十根手指变成了急先锋，对着白嫩嫩的肌肤连撕带咬。她一点也不示弱，钩住她的脖子就亲……李响亮是恣肆的、疯狂的、好样的，像宣传画里的男子汉，高大全，无往不胜；江凤凰也是好样的，像宣传画上的姑娘们，朴实、飒爽、勤劳，全身心扑在广阔的天地里收获硕果……

　　再一次主动约李响亮上门时，江凤凰是这样的：

　　江凤凰今天特地穿了件粉色的衬衣，薄薄的、嫩嫩的，像荷花的花瓣。这是她的嫁妆之一，平时舍不得穿。那衬衫本来宽宽松松的，她拿针线在腰上收了两个对称的褶，这样腰身就像被两只手有力地掐进去，胸脯呼之欲出。穿好了，她对着镜子一照，吓得捂住嘴，太隆重了，三两下扒下来，心里却极不情愿。 “不穿？难道看着它烂在衣柜里？”两只手已经不听指挥，又迅速地将它拎起来穿上。

　　蓦地，江凤凰惊醒过来，这可是她的地头，怎能喧宾夺主？她大胆、疯狂、主动地迎上去，与他进行你死我活的肉搏战。

　　江凤凰坦言，我管不住自己的身体。

　　王更生受不了了，最后选择毒死表弟李响亮。机敏的李响亮感觉不对，调换了口杯。结果，王更生死在自己下的药酒里。王更生临死前向江凤凰告白，支书苏世珍是他的旧爱，有事可找苏世珍。

　　李响亮的逃亡是不易觉察的伏笔。多年以后，李响亮的女儿王菁菁已经上学，李响亮跟随清水河邀请的泰国考察团回来，已经易名李彼特，也暗示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那些首先富起来的人开始隆重登场，风光无限。

　　苏世珍死后，江凤凰为养育女儿，求如叶老婶指点，去拜访蔡寡妇。当了野鸡。

　　当了野鸡的江凤凰遇见家庭困境中的龙春，如鱼得水。

　　在一段苟且，暗淡，魂飞魄散的缠绵岁月之后，江凤凰决定离开清水河，走向新生。开了裁缝店。

　　这就是树挪死，人挪活。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流动。从李响亮的逃亡泰国，到江凤凰离开清水河，到龙春开了饮食店，新时代呼之欲出。

　　隐秘和狂欢，都因为爱，这是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小说

　　几十处精彩绝伦的性爱和床戏描写，在此不做摘录。

　　我看《白鹿原》总看不下去。但看《平凡的世界》很顺畅。或许《平凡的世界》在技术和艺术上缺陷不少？但对于那个时代的描摹是那样的生动鲜活和接地气。同样，《三国演义》《红楼梦》看起来，当然没有《水浒传》痛快。对我来说，群雄涿鹿，富贵诗书太遥远，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人越货才是理想的人生目标。除了专门的研究者，普通大众的阅读喜好和选择，不得不和他的生活和经历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对历史的感同身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而然的同情，理解和敬畏；另外一种则是努力通过知识和信息弥补历史的空缺和模糊不清，建立起一副有图有真相，有感情有温度的画面。当然，两者都不可或缺的是关于历史的想象。

　　在我看来，用三个女人一台戏，家长里短和插科打诨，笑话段子来影射时代，或许自古都是乡村的拿手好戏。我不管你时代如何纷纭变化，我自要拥有我的小确幸。而我猜测厚圃这种不动声色，理直气壮和明目张胆的嫁接就是带着挑战，带着创新，带着野心，带着深厚的感情和爱而来的。

　　那个时代不好明说，也不让说得太多。

　　革命的婚礼上，龙春和苏彩娥齐声背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洞房花烛夜，背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刹那间，江凤凰懂得了什么叫无限风光在险峰。

　　而小说的名字，更是两情相悦，互相慰藉，赤身裸体，英雄和美人，嫖客和野鸡一生中最最辉煌和畅酣淋漓的画面。

　　江凤凰慷慨激昂，字字铿锵的歌声激起虫儿、蛙儿、鸟儿更加卖力地鸣叫，它们像在为她伴奏，并与风声、流水声等天籁之音交汇在一处，共同对着空旷和宁静的天地唱响声势宏大的乐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奋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朝着胜利的方向……

　　时代的特征处处可见，但被作者用狂欢和幽默的语言处理得若有若无。乡村氛围和家庭伦理下的社会变革和时代画卷席卷而来，却被作者处理的不动声色，缓慢悠长。毕竟，说时迟那时快，当几十年后回头看那段荒唐和纯真的岁月，也许在文中就可以找到答案，这是一段令我落泪和感动的场景。

　　最后，龙春代表镇政府向蓝老先生赠送神秘生日礼物。

　　老人家哗地揭开盖在上面的红绸，露出尺把长、用玉石精雕而成的双桅大船。这船叫红头船，它是潮汕人漂洋过海的见证，也是海外潮人联谊会的标志，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