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丸的诞生读后感精选10篇

　　《魔丸的诞生》是一本由[美]乔纳森·艾格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4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魔丸的诞生》读后感(一)：欢迎来到“魔丸”诞生后的自由世界

　　身为女人，皆知生育之苦、养育之累。怎样避免沦为“行走的子宫”？口服避孕药居功至伟。《魔丸的诞生》，说的就是这种小药丸的发明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思潮的变革。

　　故事开始于“曼哈顿，1950年冬。”首先出场的人物是个老妇，“热衷于男女之事，花了四十年追寻使之更美好的方式”。她就是玛格丽特·桑格，出身贫寒却极具个人魅力，拥有丰富的情史，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名叫格雷戈里·平克斯，刚刚被哈佛大学视作激进分子扫地出门，急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来洗刷他的耻辱，他在30年代就研究下丘脑激素分泌与排卵控制的关系，最近引起了桑格的注意，于是有了这次会晤。

　　根据小说创作经典理论，起笔极其重要，渲染氛围并奠定全书基调。《魔丸的诞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从这个开头来看，显然借鉴了小说的写法。不仅如此，全书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采用多线并进架构，围绕人物经历，多视角多方位呈现事件。美国科普作家乔纳森·艾格的这种笔法，避免了科学史的枯燥讲解，带来了小说式的阅读愉悦。

　　桑格和平克斯组成了联盟。这个联盟还有其他两位成员。约翰·洛克医生，他将承担初期避孕药的临床实验，并且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宣称这是一种“自然正常”、不违背主的意志的避孕措施。凯瑟琳·麦考米克加了进来。麦考米克在婚后发现丈夫是精神病患者，她爱他，却不得不逃避性行为。麦考米克与桑格一样，也是节育运动的一贯倡导者，作为一位有钱的老寡妇，现在她准备为她们共同的事业提供资金援助。

　　四个人，四种人生。因为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必须付出各自的努力。作者并没有竭力赞美他们，而是客观公道地表述他们的行为。

　　比如，作者没有避讳桑格的虚荣心，她为了推广避孕药到处游说，当她于1955年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之时，桑格忘乎所以地夸大了药物的效用，但在当时这种药物尚未投产。

　　比如，平克斯是一位不择手段的“疯狂科学家”。兔子和狗没法满足他的实验需求，他就违背医学伦理，采用不合常规的人体实验。起初是懵懂无知的精神病人，然后是波多黎各的穷人，被蒙蔽的实验体并不知道其中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就在不久之前，宣称能够避孕的沙度利胺造成了几万名畸形婴儿。只不过，沙度利胺尚未进入美国，传言没有流播。他们的药丸在1957年后6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迅速掀起了销售狂潮，人们为之欣喜若狂。

　　说到底，他们的成功是幸运的。不过，正如灿烂的太阳表面也有黑子，这些瑕疵并不能损害这项发明的伟大。

　　约翰·厄普代克有部小说，叫《伴儿》（Couple，1968）。书里写道：“他们相互把对方脱个精光，动作利索、手法娴熟。他想着要避孕，她笑了起来。难道安吉拉（他的妻子）还没有用口服避孕药吗？欢迎来到口服避孕药出现后的极乐仙境，她说。”这枚小小的药丸，被视作20世纪最重要的性爱工具创新，但它的意义并不止此。尽管自古以来就有避孕措施，但基本上都既不方便更不可靠。

　　简·奥斯汀曾经在信里感叹，“可怜的女人”，她的嫂子伊丽莎白刚刚生下了第十一个孩子。如果那时就有口服避孕药，伊丽莎白就不会有这样的命运，奥斯汀或许也愿意接受求婚，不至于选择孤独终生吧？

　　生下儿子之后，我的体内被置入了节育环。因为体质特殊，每逢经期，我就大量排血，如遇溃堤，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经历一年多的折磨，那个环在屡次冲刷之后自动排出了体外，有关部门终于允许我采用口服避孕药的形式节制生育。

　　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让女性自主选择生育，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技术支持。这项医学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的进步，称之为“魔丸”，当之无愧。感谢魔丸——口服避孕药。它的诞生，是女人的福音。不止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补充几句：

　　别忘记服药，别忘记服药，别忘记服药！

　　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每日须服的如果忘了，还有72小时事后药，总之别忘了。

　　但是要注意，紧急避孕药把30天的药量浓缩在一颗里，对身体损伤大，不能当做常备手段。长效避孕药药性缓和，更能保护你的身体。“自由”是相对的。

　　意外怀孕这种事，我九年前遇到过。这辈子都不想经历了。我也希望大家都别经历。

　　要能留下，就不叫意外了。那会儿，很想要这个孩子，本能地觉得他（她）在我身体里，天天在长大。

　　我已经有一个了。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妥策。

　　主要原因大家都懂。次要原因无非是家庭条件。我无业，要是他也没了工作，可怎么办？长辈们都反对，不支持生下来。

　　只能去了妇幼院，做的是无痛人流。回家后，却天天疼。不懂医学，以为这是术后正常。熬了一周，去复检。医生不说清楚，只说要补个小手术，擦！

　　重上手术台才明白过来，上次没做干净。这次不能麻醉，只能熬着。医生拍我肚皮，说，放松、放松，不放松怎么做？器械“乒乒啪啪”地响，尼玛放松啊！

　　痛，痛。。。痛得觉得这是我的报应。

　　这些年，体虚畏寒，贫血头晕，每月的那几天，都很遭罪。幸好我做了一份自由职业，算是能在一定范围内安排自己的生活。

　　前些天，他跟我说，想辞职。为啥要辞职，是另外的话题，不说了。我能理解，辞就辞吧。这家伙偏偏还嘀咕了一句，九年前，就该辞了。我捶了他一顿。

　　九年前，不能要，不能生。不得已，舍不得。现在，可以要，可以生。可是，再也不打算怀孕、生育、养大孩子。老了，身体不好了，经济没保障，精力跟不上。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更何况，这人间世，没有来此打滚一遭，未尝不是好事。

　　如果你真想来，愿你投生富贵，做一世闲人。

　　《魔丸的诞生》读后感(二)：时光之轮上的指针与齿轮

　　1957年，世界上第一款口服避孕药“恩那维德”以“治疗经期紊乱”的名义问世，但它还有一个“不在说明书上的用途”——长效避孕。

　　这样看来，制造这颗魔丸的西尔公司根本是在做虚假宣传。长效避孕药，它的出现首先改变了成千上万女性不得不被迫怀孕的命运，继而将本已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推上新的高潮。今天，我们能在大街小巷的便利店里随手买到一盒杜蕾斯，只要不想生育，女性有多种靠谱的方式避免受孕。女性走出家们开始工作，在社交中越来越得到平等的对待。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是由那颗小魔丸带来的，可以说它代表的是正义和进步的力量。

　　没想到，60多年前，它竟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诞生。

　　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们，不都是“踏着七彩祥云”、在耀眼的电光火石中出现的吗？

　　魔丸，它的诞生过程无比曲折。它以解放者的面貌出现，背后却不尽似表面那么光鲜。美国作家乔纳森•艾格的作品《魔丸的诞生》就把那些已被很多人遗忘的光鲜与灰暗、喜悦与痛楚、严肃沉重与忍俊不禁、喜极而泣与声泪俱下都摆在读者面前。他用说书人才有的娴熟技巧娓娓道来：在漫长的发明过程中，堆积着妥协和屈辱、无奈和被迫，“科学怪人”的孤注一掷，“教会叛逃者”的善意谎言，都在其中——

　　1923年5月，富有的凯瑟琳•麦考米克带着八口装满时装的大箱子漂洋过海，从欧洲来到美国。她可不是从时尚之都到美国讨生活的时装设计师，根据当时的美国法规，她是不折不扣的走私贩——那些华丽的衣服里，塞满了从欧洲采购的避孕膜，总共有一千多只。

　　20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个精神病院里，一些女性患者正在排队等候药品，不是治疗他们精神病症状的药物，而是制造长效避孕药的重要成分黄体酮。分发药品的是格雷戈里•平克斯，一个天才的“科学怪人”，在多次碰壁之后，他选择了这些没有反对能力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测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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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英雄是时光之轮上的指针，他们拥有改变时间脉络走向的力量，在关键时刻的动与不动，都深刻影响着社会历史。但在美丽的表盘下面，有更多的细小零件，他们在暗中匆忙用力，填充了社会历史的无数动人细节，让时光之轮的每一步运转都有齿轮咬合时严丝合缝的美感。我们不能忘记桑格、平克斯、麦考密克和洛克医生，也同样不能忘记他们身后的细小齿轮们。

　　比如张民觉，他受雇于平克斯，以极高的科学热情不孕其烦地重复黄体酮实验，吃本生灯加热的简单食物，睡实验桌拼凑成的木板床，是平克斯最信任的助手。比如侯格兰德，他在平克斯被哈佛大学扫地出门、无处可去时提供了一份工作，并帮助平克斯拉到赞助，组建了魔丸实验的基地——伍斯特基金会。比如瑞斯-蕾，她是孩子的母亲，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因为目睹了生育给女性带来的痛苦，就冒着被辞退的风险，张罗起魔丸的人体测试。

　　还有那些接受过魔丸测试的女性们，她们是医学院的学生、医院的护士，是渴望怀孕的母亲、精神病院铁窗后无助的病患……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自愿，或被迫，她们加入测试，成为魔丸诞生前的台阶。

　　在谈到某一种发明创造时，我们会习惯性地发问：它的发明者是谁？比如，爱迪生与电灯、莱特兄弟与飞机、蔡伦与造纸术……读过《魔丸的诞生》，我发现归纳出魔丸的发明人究竟是谁并不容易。正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之一乔纳斯•索尔克所说：“好吧，我会这么说，群众。没有什么专利。难道你能为太阳申请专利吗？”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在一家诊所配过药之后准备到别处买药、打点滴，卖药的医生看了我的处方后说，如果这些药滴进身体，这孩子可能从此就聋了。很多年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药害”这个词，意识到自己曾经差点成为药害的受害者。在我拿到大剂量处方的年代，人们对于药品滥用的危害并不十分清楚，抗生素选最厉害的，吃药总会比规定剂量大一点。现在，人们显然已经具备了合理用药的意识甚至知识，这中间的二十多年，不知有多少人拿到过我拿到的那份处方，把药滴进身体。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科学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魔丸这样的发明也只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齿轮而已，从女性足不出户、洗衣做饭的年代到现在，像这样的齿轮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我很幸运，可以生活在一个有超级英雄存在的时代，并且我也清楚地知道每个齿轮的意义。

　　《魔丸的诞生》读后感(三)：性、女权和避孕药

　　几年前，与一位伟哥发明者的学生谈话，对方很谦虚地说，即使在影响人类私生活的药物中，伟哥也只能甘居第二，而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是避孕药，是这种药片儿使得性脱离了生育，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愉悦。

　　而在《魔丸的诞生》这本书中，避孕药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性。那药片儿是一种有效工具，也是一种符号，它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和女性角色，改变了现代女性的家庭、事业的选择。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说：“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口服避孕药赋予了女性这种权利。自避孕药出现后，家庭规模得以缩小；平民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得以提升；女性第一次彻底拥有了控制自己孩子数量的权利，不需要考虑身边的男人……

　　最初的最初，一位男性科学家在无意间发现了某个赋予女性性自由的秘密。与那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伟哥的那位男性发明者不同，发明避孕药的那个男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说“片面的”真话为自己的研究寻找资金或是寻找参加临床试验的女性，以及，试验更小的剂量，以使避孕药减少副作用，降低价格。在毕生追求的那种“抑制排卵”的药物得到FDA正式承认7年后，他因胃癌去世。

　　那人叫格雷戈里•平克斯，是个俄裔犹太人。今天，人们把平克斯称作哺乳动物排卵研究的奠基人，甚至“性学家”，而在那个年代，研究兔子的交配与排卵，称量母鼠子宫这类工作并不是体面事，更遑论这种工作时常因为对“生命”这件神授事物的挑战而备受非议。平克斯不能理解为什么生理学研究者不能与他们所处的世界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他哈佛的实验室，他尝试了让兔子的胚胎在体外受精然后植入母兔子宫中长大，正在尝试把兔子的受精卵放入试管中，使得它们在试管中长大，实现真正的试管婴儿。

　　平克斯的工作引起了很多主流媒体的关注，《泰晤士报》在评论中说，“如果那些生物学家所言不虚的话，爱将与为人父母毫无关系”——这话在今天听上去没问题，然而在当时，将性爱与生育分开，必将导致的是性爱只与欢愉有关，这已经无疑是对这项研究的隐晦批评了。更直接的批评者则认为，如果婴儿可以在试管中产生，“那将摧毁女性”，根据这些批评者，怀孕不仅让女人变得美丽，还能改善其神经系统。最终，这些评论与喧嚣的效果是悲剧性的，哈佛大学决定停掉平克斯的资助，而他的各种求职申请都如石沉大海，最终只能依靠一位老友的帮助，在克拉克大学拿到了一个薪水微薄的职位。

　　在克拉克大学所在的伍斯特，平克斯的实验室曾是一个老旧的地下室，附近的煤仓飘来的尘土经常污染他的试验品，还曾是居民区的一栋被称作“老年妇女之家”的爬满常青藤的砖瓦房。在简陋的实验室，平克斯找到了他的最佳合作者，刚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年轻人张民觉，后者很高兴有一个实验室肯接受自己，并提供住处——一张搭在实验室一角的睡床。张民觉不会抱怨实验条件的艰苦，反而会会自豪地宣布，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验中使用的兔子受精卵是他用厨房冰箱储存的。事实上，那些年，平克斯的家人同样从一家廉价公寓搬到另一家廉价公寓，甚至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一家人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个房间里，当时的伍斯特正在精神病院研究精神病人。

　　每一分经费都发挥了充分的作用，然而，这点儿钱仍然完全不够完成平克斯的梦想，他不断去申请来自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生育控制经费，来自教会的反堕胎经费，来自制药厂商的投资……

　　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中，这位科学家发现黄体酮可以抑制兔子排卵，正当他需要大量的钱去购买兔子和试剂进行进一步研究时，两个女人找到了他，她们能搞到钱。

　　反淫秽法与女权运动

　　根据1873年通过的，旨在净化社会风气和防止某些疾病传播的《反淫秽法》，以公共邮政散播“任何淫秽、淫荡、下流或猥亵的书籍、传单、图片、报纸、信件、写作、印刷品或任何其他不雅刊物”都是非法的。很不幸的是，避孕相关的出版物与药具也列在《反淫秽法》的禁止目录中，根据那条法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避孕的药具是非法的，女性大多数时候只能偷偷地使用秘密途径流传的或真或假的方法进行避孕。（这事儿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眼熟。）

　　1923年，一位女士带着塞得满满的八个大箱子横渡太平洋，从美国到欧洲，箱子里是精美衣物，衣服夹层中密密麻麻藏着包装得更精美的一千个避孕膜，“够避孕诊所用上一年的”。这个故事里的女士是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米克，首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士学位的女毕业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1932年，美国海关关员没收了寄给一个女人的一箱来自日本的试验性避孕膜，这次没收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诉讼，最终美国州立法院裁定：只要是医生，用公共信函传播关于避孕的信息或者寄送避孕用品，即为合法。这个故事里的收件人是玛格丽特·桑格，一位传奇式的社会改革家、女权主义者，以及全美有史以来最直截了当的性欢愉提倡者。

　　出生于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的女孩桑格曾在纽约开设了美国的第一个计划生育诊所，几天后，诊所被关停。34岁那年，因创办的《叛逆妇女》杂志触犯了《反淫秽法》，桑格被迫流亡欧洲。从欧洲回国后，桑格骨子里的激进主义日益复杂精妙，她开始明白，这场运动如果聚焦于性爱乐趣，将永远得不到支持，但如果聚焦于健康，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桑格开始试图说服医生、科学家和企业领袖参与她的斗争，她开设避孕诊所，关注于那些饱受生育之苦的女性，“养育三四个孩子跟养育7个孩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她经常提到自己不断收到的那些生孩子生到绝望的女性的来信——她们在糟糕的环境下因为生育过多子女而体力不支，或是因为使用原始的避孕方法而受感染，甚至死在堕胎的手术台上。桑格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可怜的的、脸色苍白的、悲惨的人妻，男人们打她们，她们在拳打脚踢下畏缩，但仍要抱起那个脏兮兮的婴儿，又回去为他服务。”

　　桑格与麦考米克相遇时，两个女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一点，避孕这件事情，不仅仅让女性可以更自由地追求性的愉悦，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女性的人生从怀孕这件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当时的人们说，是桑格使得“避孕”成了美国的流行词，但桑格自己却对此很不满意。在当时的避孕方法中，无论是安全期还是避孕套的使用，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男性的配合，桑格写下的自己在纽约贫民窟的经历说：只要岁时满足性欲，男人们根本不介意有六七个孩子，而女人是真正承担后果的一方，怀孕的是她们，抚养孩子的也是她们。1950年，会见平克斯时，桑格已经71岁了，她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寻找到一种药丸，“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时顺手服下而不需要征求她枕畔那个男人的意见”。

　　第一个生产避孕药的西尔药厂为开处方的医生们准备的经典礼物是一个精致的镀金塑料镇纸，镇纸前面是个赤裸而丰满的立体女人，她的头向上仰起，双手正从一副沉重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镇纸的后面印着：“无拘无束”——这是第一种全面调节女性周期性机能的药物，在此以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作为其象征：挣脱桎梏的安德罗墨达。

　　美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

　　对于避孕，桑格精心地使用“生育控制”进行了包装，她把自己在寻找的这种药丸描述成一种神器，其效用足以改变命运、改善文化，解决饥饿、贫困和过度拥挤这些世界性难题的良方。在二战后婴儿潮的年代，对人口过多的担忧正当流行。

　　虽然隔了没几年，回看过去，上世纪的50年代是个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朝气蓬勃又乐观向上的年代，在那个老龄化尚未冒头的年代，在人口问题上，人们讨论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类似，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结论却今天的中国完全相反。

　　譬如，人们爱说：“学校的短缺，老师的短缺，工作的短缺，住房的短缺，护士的短缺，电力的短缺，道路的短缺，劳工最低保障工资的斗争工业过度机械化的争论，还有关于工资水平、农业收入、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国家资源的开发等话题的争执，都起源于美国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 （这结论。。。）

　　另一方面，二战期间的人口短缺，刺激了大量职业女性的诞生，而二战后的婴儿潮，女人们被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拉回家庭的现实催生了女性自身对避孕的需求。对疲惫的已经尝过了自己赚钱味道的妇女而言，减少生育和增加生育间隔成了最迫切的需求。

　　于是，与中国当年的国家意志不同，一个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美国的民间通过自发组织出现，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包括：女权运动者、优生学家、担忧人口问题的政治家……

　　如果说，美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只是精英阶层的一种抱怨，到了发展中国家，比如波多黎各，节育几乎成了一种刚需。在波多黎各，55岁以内的妇女平均育有6.8个孩子，那里有如此多的人口，以至于来自波多黎各的移民成了令美国头疼的人口问题。那里的一位妇女说：“很久以前，女人们会因为生不出孩子而感到耻辱，然而现在，有些女人宁死也不愿意多生孩子。”

　　就在波多黎各，依靠着本地的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平克斯对他的避孕丸开始了人体实验——没错，没有伦理委员会，闭口不提这种药物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的事实，他招募那些做梦都想着不需要生孩子的育龄妇女，让她们服用药物，然后检查她们的排卵是否得到了抑制。那是只有在临床试验尚不规范的年代才能够完成的“违规作业”。

　　不断地有妇女因为副作用的不适感或是教会的宣讲而退出，许多退出试验的妇女很快就又怀了孕，而这些孕妇几乎是为这次试验做活广告，一方面，怀孕是一个可怕的结局，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了，这种药停药后可以马上怀孕。

　　在波多黎各、精神病院，以及自己的亲友——譬如平克斯的女儿——平克斯总共招募了221位有效的女性被试者来参加他的临床试验，而在递交给FDA的文件中，这场临床试验被描述作：在1300多个生理周期中……

　　意外怀孕比避孕药的弊处更大

　　1957年，平克斯的避孕药恩那维德作为“不育和月经不调”的治疗性药物推出的，在药物的不良反应说明中，它们说：这种药物可能会抑制排卵。而通过各种宣传攻势，医师们和部分女性都知道，如果你想避孕，可以吃这种药。

　　1959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获准出版两天之后——西尔公司正式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公司将那药片儿作为避孕药出售。对于FDA的审查员来讲，避孕药是个难题，“其他所有的药物都是为了治愈某种疾病，忽然有那么一种药要给健康人长期服用”，要证明它的收益大于风险是件很难的事情。他们想了个办法，给全国著名的妇科医生去信，了解自两年前这种药物被批准后，女人们的服用情况。

　　在收回的问卷中，一位来自计划生育委员会最大诊所的所长泰勒的回信尤为详细，这位医生指出：在尝试避孕药丸的他的病人中，有2/3放弃了服药，主要原因是副作用过甚，他还提到了自己的怀疑：这种药会不会导致更年期提前？曾经服用过这种药物的女性，生出的女孩中出现过“阴蒂肥大和阴唇粘连”的情况。最终的听证会上，泰勒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其中包括当时所有避孕方法的利与弊。避孕膜、避孕套也许并不会引起恶心或其他副作用，但它们未能实现很好的避孕，失败率太高。最终，一个戏剧性的反转情节里，泰勒力荐FDA通过这次申请——考虑到怀孕和生孩子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外怀孕比避孕药的弊处更大。

　　1960年5月9日，FDA通过了恩那维德的说明书中增加避孕效用的申请，正式通告中这家机构提到，“批准基于其药物安全性，我们对于其中或可涉及的道德问题不进行评判”。

　　1965年，桑格在距87岁生日仅差几天时去世。她去世后，昔日对她批评最激烈的美国全国性天主教徒周刊《圣母颂》写道：桑格的“目标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有被哺育、照顾、受教育、被爱的机会…… 不论我们对于她节育的目的和方法有何等保留意见，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坚毅，立下同样的目标。”

　　避孕药被广泛使用后，一些妇女抱怨体重有所增加，也有人抱怨感到恶心，许多妇女的胸部都变大了——其增长规模甚至导致C罩杯的销售额在1960到1969年间增长了50%。而所有这些“不良作用”都抵不上这药的效果，一位妇女曾激动地亲吻杂志上平克斯的照片，“她是如此地感激这个人，因为这是她结婚八年来第一年没有怀孕”。

　　粉色小药片儿的中国遭遇

　　在中国，对避孕药的接受程度却没有那么高。激素、发胖或者导致血栓，来自各种渠道的“坏消息”总能在第一时间传入中国目标使用者的耳中。目前，在美国和英国，短效避孕药在避孕方法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6%和28%，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2%。

　　一位业内人士曾与我讨论时提及过这种情况出现的诸多原因。

　　在60年代的西方社会，女性的家庭话语权逐渐提高， 她们渴望真正拥有决定家庭的规模和自己生活的权力，避孕是那些女性的自发需求，节育是当时的女权群体的主题之一，而避孕药则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取生育自主甚至性自由的运动的一项胜利果实。而在中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避孕与节育隐隐带了一丝强制与不情愿的味道。

　　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前，只有少量的精英女性在私底下寻求节育，等到计生政策出现后，节育与避孕变成了一种义务，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地区，这更是意味着强制的上环甚至结扎，是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作为一种需要女性主动使用的避孕方法，计生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避孕药显然不可能是主流方法，从而得不到大力的宣传和推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种药物的起效原理，只能将之臆想成一种“让人生不出孩子的毒药”。

　　在西方，人们认为，这种把生育的自主权交回了女性手中的小药片儿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缩小了两性间的收入差距……粉色小药片儿改变女性未来的说法深入人心——1970年，女性占法学院新生的10%，商学院新生的4%；十年后，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36和28。达成这一系列变化的不仅仅是那个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一位哈佛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避孕药对此有最直接的影响。

　　在中国，从将伴侣出轨的原因归结为女性阴道松弛的缩阴手术，到“为他生一个孩子”，整个社会舆论很少将女性视为性与生育这件事情的主角。这里的女性几乎从未深刻感受过避孕为自己带来的重大收益，尽管她们心里明白，避孕失败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正是自己，在避孕实践中，却仍是更倾向于把主动权让渡给身边的男性——在2016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进行的一项中国避孕方式调查显示，男用避孕套的使用大概占了所有避孕方式的73%。

　　即使是这种失败率不低的“主流”避孕方法，在实践中也时常被忽视，当谈及不带套（并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原因时，在知乎上，有女性认为，“破坏气氛”；有男性则表示，“激情来了呗”。 2016年，根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那项调查，有36.3%和33.4%的被访者还在使用体外射精和安全期避孕这些几十年前就被判定为不靠谱儿的避孕方法。

　　而生育的另一面，堕胎，在这里并没有太多来自宗教、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即使避孕失败，后果也不会怎么样。这里每年的人流手术量是1300万，大约是世界人流手术量的1/6。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流行的“无痛人流广告”中，一个经典的款型是一个男孩（或男人），欣慰地陪他的女伴进行那场“无痛三分钟，烦恼去无踪”的手术。大有“爱他，送她一次无痛”之感……这其中的深意，也许值得玩味。

　　（本文以发布于微信公号：偶尔治愈 。我在文中略去了书中的另一个主角：洛克医生，他是个伟大的医生和行为得体的君子，然而，实在写累了，大家去书里看老帅哥洛克吧。）

　　《魔丸的诞生》读后感(四)：生而侥幸

　　《魔丸的诞生》一书，原著名“The Birth of the Pill”语带双关。药丸指的是避孕丸，英文名“Birth Pill”（字面意思已然颠倒黑白），简称“The Pill”。译者遂以“魔丸的诞生”仿原著意涵。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诞生之初，还是在其轻松易得的今天，避孕丸都堪称是改变世界的“魔丸”。妇女们不再忍受持续生育的痛苦，男性也无需为供养一个庞大的家庭殚精竭虑。有了它，性和繁衍才能分而视之，优生优育才成为可能。不妨对比一下避孕丸发明之前的街头采访，有位妇女被问及“是否偶尔从家务中抽身，给自己放个假？”，答曰，“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如果那也算放假的话”。故而作者认为，人们心照不宣地称它“那种药丸”不是没道理的，它独一无二，“影响力如此之大，连名字都是多余的”。

　　但药名可以简称，避孕丸的诞生过程却恰恰相反，似是由简到繁了。故事说来简单：一位老妇（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幻想找到一种“魔丸”，能真正可靠地避孕——称之为“魔丸”，可见她心底觉得多渺茫。她求助于一位科学家（平克斯），而后者迅速锁定了目标：黄体酮，它像个控制排卵的开关。此时，又有一位富有的寡妇（麦考米克）乐见其成，投入资金相助。如此看来，避孕丸的问世指日可待。不过，这只是以今天的眼光回望的观点，在70年前，要攻克的难题还很多。

　　首当其冲的难题是，在美国，宣传避孕信息本身就是违法的。这要追溯到19世纪末诞生的《反淫秽法》（又名《康斯多克法案》）。偏执的立法者康斯多克将淫秽定义得极其广泛，有矫枉过正之嫌，桑格的前夫就因派发避孕传单被捕入狱。此外，来自教会的阻力也不容小觑，虔诚的信仰者真的应该人为干涉自然的进程吗？相比之下，避孕丸本身的技术难点反而容易解决，虽然配合临床实验的志愿者寥寥，但主导者们还是凑出了称不上光彩的实验样本——在贫穷而人口众多的波多黎各做实验、拿精神病人做实验、利用不孕者做实验。平克斯清楚地预见，“避孕丸项目最需要的并不是生物学家，而是产品代言人”，需要的是有能力提升产品接受度的人。约翰·洛克这位富有感染力的医生适时地加入了，既能鼓舞士气，又能与负面意见针锋相对。

　　接下去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难题逐一迎刃而解。此时的“魔丸”名副其实，我们只能用“魔法”来形容其非凡的好运——是饥渴的市场追逐着避孕丸，而不是避孕丸在寻找市场。说来讽刺，避孕丸（商品名恩那维德）推出市场时，打的广告是“不育妇女的福星”，通过调节经期，停药之后能帮助怀孕（即Birth Pill的由来）。而说明书上赫然标记着这种药物的副作用：“阻止排卵”。于是乎，出现了一种怪现状，渴望避孕的人因药物的副作用趋之若鹜，甚至为了配到足够的量，不惜辗转几家医院。尽管为了名正言顺地以“避孕丸”问世，平克斯们又经过了艰难的奋斗，但市场的需求早早为避孕丸站了队。

　　避孕丸无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方式，“当女人们在卧室里逐渐更有话语权的时候，她们在家庭以外也逐渐更有影响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家庭结构和生活的重心，同时拥有更强健的身体和更愉悦的心情，其中的意义显然超越了生育这一行为本身。然而，回望这段历史，仍不免怀有侥幸得脱的余悸。一切皆属偶然：我们或可说，就算桑格不提出“魔丸”的设想，假以时日，也会由他人提出、或是社会诉求膨胀到极限时骤然爆发一场变革；就算平克斯不参与，麦考米克不投资，其他相关人员不帮衬，也无非多耗时日；就算舆论的力量压过萌芽的技术，负面新闻的恐惧扼杀了商品化的进程，“魔丸”也会以另一种面貌问世……可谁又知道，换一种方式和时机，会再添多少苦厄与牺牲？倘像一度宣传为神药的“沙度利胺”（反应停）那样，有未被及时发现的潜在危险，“魔丸”同样可能臭名昭著。

　　由是观之，“魔丸”的诞生实际上是历史的成王败寇。万般幸运，方成其“魔”。被魔丸改变或谓改善的世界，不可不叹句侥幸；在魔丸诞生后得享自由的生命，不可不叹句侥幸；在魔丸诞生后降临的生命，亦不可不叹句侥幸。

　　——戊戌年读乔纳森·艾格《魔丸的诞生》

　　《魔丸的诞生》读后感(五)：2.5毫克剂量里的魔法 2.5毫克剂量里的魔法

　　某天在一个童书群里突然有人讨论到避孕问题时，我接了一句：“有没有人试过口服避孕药，正好在看《魔丸的诞生》这本书，避孕药丸也算得上是女权的一个推动产品。”有人回我，真正的女权并不是口服避孕药这样的行为表现，而是男人愿意为你用t或是……。不，不，女权强调的是男女平等，而绝不是建立在男人愿意为女人付出什么。我并不想继续与她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女权，第一批使用避孕丸的女性也绝不是女权主义者的代表，更多的是那些害怕陷入没完没了生育困境的女性。

　　1950年冬的曼哈顿，传奇式的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与天才的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会面，桑格提出来希望得到一种药丸，“让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一边喝着橙汁一边就送服下去，而不需要征求另一半的意见”，堕胎还没有合法化的美国，倡导节育的先锋领导人桑格在寻找她的方法。带着冒险精神的平克斯博士接下了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第一颗魔丸恩纳维德很快诞生，尽管对于当时的参与者而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乔纳森·艾格的《魔丸的诞生》选择了从1950年冬天的这次会面开始讲述，一颗避孕丸将许多看似本无关联的人物与机构都组织在一起。

　　乔纳森·艾格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魔丸的诞生》阅读起来就像看历史故事。多位历史人物与众多历史事件都在特定的时空里发生，一粒小小的药丸悄悄藏在实验室里施展魔法，带领大家见证神奇时刻。这也正是避孕丸被称之为魔丸的原因，甚至是用“那种药丸”就可以代替的独特地位，一种不以治病为目的而研制的药丸。“这种药旨在改变女性的生活方式”，所以它在医学上的意义在这本书中并未多讨论，更多的却是在药丸诞生过程中的社会环境，与创造出这些药丸的关键人物的性格刻画。正是由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在大环境下用他们独特的勇气与智慧创造了这一魔丸。

　　桑格提供了点子，当平克斯的实验室需要资金运作时，另一位杰出的女性也出现了，凯瑟琳·麦考米克，她提供了实验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约翰·洛克是位天主教，却成为避孕丸的最佳代言人，并且由他协助了大量药品的临床测试。还有张觉民，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用兔子完成了绝大部分的实验。当然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药丸的临床测试所带来的挑战。“社会和律法都在女性和母亲之间画上了等号”，避孕目的需要用其他的词来掩盖。而让健康的女性每天吃一粒药丸，然后提供尿检几乎是不可能。不孕不育的妇女，精神病院里的女性、医学院的女学生……甚至是远走他方寻找可供测试的对象，临床测试的数据很难收集，药丸却悄悄在人群中受到欢迎。

　　尽管先后有节育环、避孕膜等工具出现，20世纪50年代，全球仍进入生育高峰期。1951年，日本进行了638 000例合法堕治手术。而在更早前的年代，贫困女性甚至将红榆树树干、麻黄、毛线针或鞋钩插入自己子宫的方法来中止妊娠。比起生命危险，生育风险更令她们害怕。所以当一粒可以就着橙汁就能喝下去的药丸就能让女性自主控制身体时，它有什么理由不受到欢迎。

　　19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终于批准恩那维德作为避孕药投放市场，且“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道德问题不进行评判”。当时无人预见这一类药丸会引发的相关社会效应，重要的是避孕丸以看似“侥幸”的方式诞生了。

　　平克斯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科学仅仅是一种工具，供人们自行取用”。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自行取用，但仍有许多的女性并没有摆脱生育而带来的困境。前不久丁香医生有篇报道指出“在最新出版的医学年鉴上，2014 年和 2015 年中国的人流手术数目均为 900 多万。而根据 WHO 的数据，2010～2014 年全球的流产手术大约在年 5600 万台左右。”离避孕丸的诞生已近六十年，尽管生育率在持续下降，女性在控制自己身体与生活方式却仍有太多被动之处。就如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所说，“全世界的所有文化中，女性的性都与羞耻有关”。许多人连走进药房买一盒避孕药的勇气都没有，谈何而来“自主控制”。

　　《魔丸的诞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避孕丸绝不是女性的负担，它是一种工具，是一次机会”，甚至极有可能“改变女性的角色”。希望我们都能聆听到这句避孕丸诞生时所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