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雾》读后感精选10篇
《伦敦雾》是一本由[英] 克里斯蒂娜·科顿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4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伦敦雾》读后感(一)：世纪梦魇
一百多年前曾盘踞在英伦上空的伦敦雾，算得上是雾霾祖师爷了。从人类开始对脚下这片世代繁衍的星球有了认知起，就梦想着有一天能掌握万事万物的法则进而主动地去改变这个世界。工业体系伴随着机械的诞生与发展在这个星球不断蔓延，而雾霾，却如伴随他庞大身躯而生的双胞胎，社会前行路上的一道魔影，将一座座不断扩张着的庞大的城市笼罩，不分地域，超越国界，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代价，也是自然的无情回击。
当时的伦敦，正当人们享受着初级工业化带来的快捷生活而感到欣喜时，那巨大的阴影也悄然而至。不仅仅是各处拔地而起的工厂，在冬季急需供暖的日子里，煤炭被大量使用，外部的气候环境由于暖空气受阻无法让燃烧的灰烬消散，水蒸气包裹着煤灰四处飘荡，释放出有毒的硫化物，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植物、街道、房屋，就连室内也被一片灰白色包围。人们出行、学习、工作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一片似可藏身的灰烬中，滋生着各种新型犯罪，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瘟疫、疾病，从底层社区蔓延到千家万户直至贵族与王室，在雾霾面前，谁都无法幸免。
还记得小时候阅读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老古玩店》时，那昏暗的笔调时刻拷问着人性。在书页中，在故事里，仿佛翻书的手指都被染成了灰黑色，而记忆中的伦敦确是没有一天放晴。无论是人，还是物品，都笼罩在那昏黄散漫只剩下轮廓的光晕中，灵魂们，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深渊中苦苦挣扎。让人精神抑郁的雾霾反倒成为了当时许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他们用手中的笔与画笔，勾勒着那个让人生畏的时代，留存着内心恐惧、悲伤的灰色印记。
据调查报告称，北京患肺癌的病例在十年中增长了近四成。建渣粉尘、废气排放、汽油燃烧残留物成为了比伦敦雾更加致命的精细武器，从人体的各个毛孔强行而入，威力不减当年。城市扩容，落后产能，机动车增多，城市不堪负荷，加之地域特殊性，季节与气候的变化，雾霾，对发展中的祖国进行着严峻的考验。如何改变落后产能，如何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如何倡导市民多多利用公共交通资源和清洁能源，这不仅是国家应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为了那一片久违的蓝天，也为了我们的未来。
世界上的首都不少，但被称为“雾都”的则只有近代的伦敦。这并非偶然。因为历史上的各国都城，大体上都只是政治、文化、商贸中心，但只有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创造了一个新形态：它把自己的心脏地带也变成了一个工业中心。“伦敦雾”乃是一种“现代工业之雾”，伦敦历史上从无雾到有雾再到无雾，可以说大体对应着这座城市的三个阶段：前工业化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化时代。
无论何时何地，工业化总是意味着资源（尤其是“无生命能源”）的进一步集中化使用。早期社会在这方面大多受限于地理因素，因为那时的资源大多依赖分布不均的木材和水力，但发明了蒸汽机的英国人，则开始围绕着煤炭、蒸汽机、工厂和铁路创造出了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借用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的煤炭城（Coketown），将这一类型称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他认为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别肮脏”，会带来严重的工业污染，尤其在初期能源效率还很低的时候更是如此；英国经济的能源密集度（能源使用与GDP比）在1850-1880年之间达到高峰，“这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经济体”。
并不意外，那也正是伦敦雾最浓的时期，“伦敦雾”一词在1840年代应运而生。1874年问世的《俚语词典》中新收录了“烟”这个早已存在的惯用语：“乡下人要去伦敦时，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smoke）里去；而伦敦人要去往乡村，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那时的英国人常用“豌豆汤”（而“这是一种可以维生，但人们能避则避的食物”）来形容伦敦雾的暗黄色以及浓厚的质感，这一说法盛行多年，甚至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部分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其危害（毕竟环保主义兴起的1960年代，伦敦雾已开始消散），部分也因英国人渗透到骨子里的幽默感，当时的人们对这些似乎并不怎么当回事，倒更多是以一种调侃的口吻泰然处之。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科顿在《伦敦雾：一部演变史》中梳理了19世纪以来那一百多年里英国人在报章、文学、词典、绘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所谈到的伦敦雾，勾勒出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他们将雾称作“伦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既“体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属性，一种首都之城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但也包含着反讽意味”，因为这毕竟又不算是多值得羡慕的特色；与此同时，人们虽然对雾感到无奈，但一切工作似乎又运转如常（反正有人工照明），以至于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并没有多大动力去改变这一点。没有了雾，冬季似乎都不算完整，而伦敦好像也都少了点什么似的。
那正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日不落帝国蒸蒸日上，而在它的首都却常常不见天日，以至于1897年的一幅英国漫画上借用初抵伦敦的法国人口吻自嘲：“哈哈！我的朋友，现在我知道你说的日不落帝国是什么意思了！绝对是！因为太阳根本就不升起来！”正如书中所言，“雾已经变成了伦敦本身，还夺去了伦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变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这座城市将自己隐匿在大雾中，试图挫败每一个冒险者，制造混乱和痛苦。”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笔下，进入了文学想象世界的伦敦雾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隐喻，承载了诸多意义——事实上，它的许多特征，例如模糊、危险、犯罪、感官与理性的迷乱等等，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对此态度最悲观的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某种程度上，他把雾看作是伦敦自身恰当好处的隐喻，是工业化的化身，每个人都受困在这团模模糊糊的空气中，看不到光明。不过仅仅讨论伦敦雾本身可能是无法充分理解狄更斯的抨击的，倒不如这么说：在他说“没有生命的伦敦是一个浑身煤炭的幽灵”时，隐含的另一层意味是：他所赞许的是那个“乡村的英格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当时的欧洲虽然进入了城市文明的新时期，却又普遍向往自然：“十九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之极。南方、山区、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也兴许在狄更斯心目中，雾也是伦敦的一种“疾病”：与那种自然的、具有神性的乡村相比，伦敦则是一个充满人为（雾中的路灯甚至取代了太阳）的世界，这里的人们追名逐利，生活干瘪无趣，雾是他们本性迷失的象征；而这种高速发展的城市，正是以牺牲田园牧歌的生活为代价的。
雾似乎还契合了现代大都市的一个基本特征：匿名性。和乡村这种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不同，都市里则是大量的陌生人在互动。这带来了一种矛盾的后果：身份地位的模糊性和流动性既给人以不受约束的自由，同时又制造了混乱、威胁与无序。在这其中，女性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她们既是受保护的对象，又常被视为社会堕落的象征。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认为“女性在没有男性陪同下走在街上是不体面的”，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意味着女性单独上街在当时并不少见。时代已经变了，雾也为女性走向公共空间带来掩护。在《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指出，近代初期的巴黎也催生了一类新型的女性，她们更美丽动人、世故老练，也因而更危险；在自由出入公共场所时，上层社会女性想有一种“随时能戴面具出行的特权”，因为这可以使她们“随心所欲地隐藏或者展示自己”。如果是这样，那伦敦雾对女性而言，也是浪漫爱情的隐匿与掩护，尽管它也常常意味着有不可预测的危险埋伏在暗处。
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过，“伦敦有如地狱，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然而，现在看来似乎很难理解的是，那时的英国人尽管深受其害（维多利亚时期空气污染致死的英国人数量，粗估为1890年代全球平均值的4-7倍），但正如杰克逊·雷牧师所讥讽的，“伦敦人宁愿呼吸碳、灰尘、水汽混合的浓浆，被呛个半死，也不愿处理他们生产的烟尘。”主要原因之一是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污染的根源究竟主要是工业还是家庭燃煤——但显然，无论是哪一个都很难，在没找到替代能源和优化能源效率的办法之前，英国人既不可能放弃工业立国，更不可能触犯民众。即便工业家们后来在政治压力和效率驱使之下提高了燃烧效率，但家用炉床的燃煤仍是改革者不敢触碰的禁区。迟至1945年，英国政府试图趁战后伦敦重建的契机彻底去除煤烟时，乔治·奥威尔仍激烈为家内炭火辩护，说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直到1952年12月一场连续一周的大雾夺走伦敦4000人的性命，才结束了这场争议。
然而，当一种事物消逝之后，它往往就变成了人们怀念的对象。作家伊夫琳·沃在1941年撰写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中，雾的消退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象征：原先“我们有雾蒙蒙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堆丰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话语”，而当“雾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认同了这副样子。”这并不仅仅是说一种审美上的趣味（“雾中的伦敦有如仙境”之类），而是一声更为沉重的叹息，因为雾的消散有其代价，简单地说，意味着大英帝国不再是那个主导着世界秩序的世界工厂了。
由于《伦敦雾》一书原先的基础是文学研究（作者原本只想写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雾形象），因而侧重的终究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伦敦雾”的问题，不经意间更多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阐释它所蕴含的象征意味。这样的研究在西方已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某种传统，《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一书就曾对狄更斯、巴尔扎克、乔伊斯等人笔下描述的城市形象，来探究这一文化象征形象的变迁，这的确能予人以诸多启发。《伦敦雾》一书所长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基于英国人的文本出发来理解的文化象征，很细致地分析了它多层次的意味，然而，身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或许未能深切意识到，伴随着这种现代产业之雾的，还有另一种工业浪漫主义的想像：它不仅是一种“伦敦特色”，一种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忍耐的存在，还是国家富强的象征。这种心态在后发国家中更为常见，他们往往是怀着羡慕而非嘲讽的心态在看待伦敦雾。
在19世纪，无论是美国工业城镇的要员、德国工业领袖、俄国大臣还是日本改革家、中国知识分子，都把不断冒烟的工业烟囱看作是进步、繁荣和权力的象征。美国商人W.P.伦德在1892年宣称：“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这在我看来很美。它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1872年到访伦敦的日本岩仓使团发现，当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的原因了”（《日本政治史》）。在这些人眼里，这意味着理性战胜了迷信，象征着人类所能驾驭的恐怖力量，可以不断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提升，最终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权力——至于长期的环境后果，那还没空为此操心。1900年，一些地处化工厂烟囱下风向的巴塞尔居民曾试图抗议厂房扩建，但即刻遭到否决，因为化工是德国强大、瑞士繁荣的重要原因，“别指望工厂区有阿尔卑斯山的好空气。”在当时那个“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人们也顺理成章将这种工业潜力与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一战前有位英国作家到德国旅行，觉得“这些新工厂的每一根烟囱都像炮一样指着英国”；诗人穆木天也在1936年的《黄浦江舟中》一诗中将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工厂视为莫大的威胁：“恒丰纱厂的烟囱突立着，/宛如无数的待命的枪支，/向着我们在瞄准着。/在云烟尘雾的层中，/像是一涡一涡的毒瓦斯……”
在急切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人心目中，“伦敦雾”恐怕正是美妙的象征，但那不是出于审美，而是为了谋求力量。1932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前往苏联考察，他眼中的苏联一切均美好而伟大：“汽锅的声响是刺耳的，黑烟是受人嫌厌的，不过此时将自然和人为的整个看起来，反形成起美观而伟大。”（《从东北到苏联》）这正因为“黑烟”代表着一种改造自然的工业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规划的重心之一，就是把中国城市的职能从“消费”转向“生产”，因此，1950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当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彭真兴奋地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其中想选一家上海工厂来采访，当时有关部门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选定了上海炼油厂，原因是炼油厂有大烟囱、有高炉管道，很有一些现代化工业的气派。安东尼奥的摄制组去了，但却只拍了上班工人。
这在现在看来，已多少有几分不可思议。在这个意义上，把对“伦敦雾”的观察重点放在文化心理上，或许是适宜的：这一工业浪漫主义之雾的消散，毕竟首先是在人心里。
已刊2017-9-22《第一财经日报》 ------------------------------------------------------------------------------ 勘误： p.91：当时正旅居英格兰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化名塞缪尔·L.克莱门斯（Samuel L. Clemens），1835-1910]：此处弄反了句意，马克·吐温才是这位作家的化名、笔名 p.182：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 islands）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其实只是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p.197：住在泰恩河（Tyne）上游的纽卡斯尔（Newcastle）：该城的全称是“Newcastle upon Tyne”，意为“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这里译者似误解了其意
《伦敦雾》读后感(三)：精于重塑之道的伦敦雾
近年来频发的北京雾霾令人敬而远之，还将空气污染这个世界性难题重新推上风口浪尖。奇怪的是，肆虐于100多年前、作为工业革命产物出现的伦敦雾霾虽然性质相同，人们对它的看法却并不是一边倒的批判，其成因、影响与消亡的过程，是一部十分恼人却又有趣的历史。
在物理学意义上，伦敦雾是自然界产生的水汽与空气中污染物的结合体，依污染物的成分、浓度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其常态是“豌豆汤”般的黄色或浓重的黑色，亦有绵密、浓稠的特质，这种黏性似乎使伦敦雾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无法分割的影响，从普通人的生活到文学、艺术想象的世界，都被伦敦雾重塑了。《伦敦雾》一书在文学、艺术作品、报刊等材料中寻找伦敦雾真实存在过的痕迹，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在历史现实与精神冲击两方面，生动地还原了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伦敦雾的不同面貌，她将伦敦雾从历史的迷雾中唤醒，而后又在书中将它打败了。
如果综合起当时的人们对于伦敦雾的普遍态度，是与同一时期居住在英国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伦敦的态度十分相似的，那就是“迷恋的排斥”，一方面赞赏它梦幻般的视觉效果，同时也对其引发的身体不适怀着焦虑的情绪。
在《伦敦雾》中，伦敦雾首先直观地重塑了整个城市的景观，建筑物与街道的棱角被雾模糊了，尤其是泰晤士河流域，视线中充斥着一种朦胧、诱人的美。城中最丑陋、阴暗的角落被大雾掩盖，为了照明而燃起的煤气灯光穿梭于雾中，折射出流光溢彩的梦幻天地。
对于这样的城市图景，艺术家们也持两级分化的态度，可伦敦雾却对他们摆出一副“适者生存”的高姿态，重塑了他们的艺术地位：能见度的降低挫伤了许多本土画家，使他们大发牢骚无法作画；而另一部分佼佼者的感知力却在雾中扩展、加深了，伦敦雾的美学潜能被挖掘出来。尤其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惊叹并沉迷于雾中的光影变化——阳光与烟雾的争斗、空灵和混沌的转化，以此为素材留下不少传世佳作。伦敦雾反客为主，从以往艺术表达的背景升级为主体，这正如诗人阿瑟•西蒙斯所说的：
“英国的雾就像一个敏感的画家，总是停不下来地创作。伦敦就是一块巨大的画布，等待着雾的涂抹。”不知是大雾成就了艺术家，还是艺术革命使伦敦雾得以不朽？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率先将伦敦雾注入了大众的意识中，他如何使伦敦雾服务于文学是《伦敦雾》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全书也正是作者由这一章扩充而来的。在狄更斯的笔下，伦敦雾由维多利亚时期黑暗、泥泞的真切现实感，逐渐扩展为有多重含义的隐喻性文学符号。回溯历史与文学艺术加诸伦敦雾的生命力，它从社会进步的衍生物被最终重塑为伦敦自身的标志，常被人们借来表达对伦敦的热爱，以至于部分伦敦人不愿将其终结。那么，退一步来说，狄更斯算不算是除烟进程中的一个障碍呢？
再神秘的面纱也无法掩盖雾对人体的伤害，其对呼吸系统的危害重塑了伦敦人的体质。每年11月伊始，大雾与寒冷同时来袭，缺乏足够的日照，人们无法出门，身体逐渐衰弱，死亡率居高不下，有评论者将此与英国人平庸的国民性联系在一起。临近战时，又出现了对国家军事能力的担忧，对伦敦雾的漠视更被反讽为英国人对待战争的“大无畏精神”。身处伦敦的异域来客也饱尝着深深的困惑与疏离感。
很多时候，大雾成为犯罪最好的遮蔽物，模糊了阶级差别，重塑了社会等级秩序，道德焦虑被无限放大。身陷遮天蔽日的伦敦雾中，社会动荡，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已失去了身份，顷刻之间变成籍籍无名的人，就像维多利亚时期雾中独身外出的女人一样。伦敦雾对不同阶级的威胁都是同等的，如此，大雾极盛之时，在城中无孔不入，对不断扩张的伦敦再辽阔的心理边界也是形同虚设，刮东风和西风又有何分别？
尽管“怀旧挽歌”依然存在，可伦敦雾已然成为过去时代的一个印记。与其说历时120多年的除烟运动是政府与伦敦雾之间的博弈，倒不如说是伦敦雾坐观除烟者与能源煤之间的斗争。伦敦雾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目睹行动在不紧不慢中推进并暗自窃喜。
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一度以来，人们诟病的是雾中出行的不便，而不是无法立马显现危害的呼吸系统疾病，政府也只是做做除烟的表面功夫，就像作者在本书结尾提到的那样：
“它（伦敦雾）的长寿要归功于立法的迟缓、科学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伦敦人固执的信念——离开了雾，伦敦就不是伦敦；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工业家及其政治代表们的立场，即拒绝承担控制烟尘排放所需的成本，普通市民对家庭煤火的依赖，以及政治家要入侵家庭领域、管理壁炉时的犹疑——那可是舒适家庭生活的有力而深入人心的象征。”在大雾尤为凶险的几个年头里，反倒是伦敦雾自己不断提醒人们可千万不要忘记它的存在，从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可以说，在煤气广泛普及、普通民众觉醒的20世纪，伦敦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治自愈的，它亲自重塑了自己120多岁的寿命，但我们同时也希望这个“优良传统”不要延续到21世纪的北京来。
《伦敦雾》读后感(四)：告别伦敦雾，还有雾都
再留恋祖母厨房的香气，恐怕也不能接受日日呼吸在氤氲的浓汤里。这绝非夸大其词，在19世纪的雾都伦敦，“豌豆汤”的诨名无人不晓。藤黄的雾漫天迷眼，整个城市都像在用晒干的豌豆慢火熬煮浓汤。身临其境，大抵不比观看莫奈、透纳等人的作品来得赏心悦目。
但也正如老式豌豆汤带着乡情的醇厚，许多人对伦敦雾怀着一丝矛盾的眷恋：狄更斯呈献给世界的舞台、工业时代的机械轰鸣、一个城市的文化烙印，岂能一言以蔽？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科顿深谙个中滋味，在《伦敦雾：一部演变史》中写尽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
伦敦雾主要是煤炭燃烧的污染物结合了气温变化生成的水汽形成的，豌豆汤式的黄色来自城市上空的硫化物。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吸入这样的空气定然有害健康。在伦敦雾最严重的时候，报纸上赫然出现“死于大雾”的耸人标题：呼吸系统疾病致死、视野不清频发的意外、诱发的消极情绪、借大雾掩护的犯罪……饶是如此，却并没有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整治伦敦雾，要到一个世纪以后，伦敦才真正告别了“豌豆汤”。
对于一个科学技术走在前列的城市，解决伦敦雾真有这么困难吗？彼得·索尔谢姆在《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中提出，当时的民众普遍认为，英国的工业帝国优势正是来自煤炭，切断这一源头阻力重重，在科学以外，“态度、思想意识、感性认识”起的作用更大。而在《伦敦雾》中，科顿花大篇幅讨论的也并非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的决断，并非科学家的探索，反而是伦敦雾的文化意象以及人们对之的隐喻。伦敦雾是特别的：它标记着城市的边界，如同人为划分的阶级，实在又缥缈；它隐喻着人生道路上的抉择，迷障重重、踟蹰难行；它影响着居民的性格，平庸、懒散、物质主义胜利；它也制造了难以逾越的“墙”，横亘在野心与现实之间……
对伦敦雾的寄寓是一种羁绊，我们固然可以将伦敦雾长寿的原因归咎于“立法的迟缓”、“科学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工业家及其政治代表们的立场”等因素，但倘若民众本就怀抱着暧昧的情感，没有足够的热忱去做出改变，一切都无从谈起。毕竟，千家万户依赖的家庭煤火也是伦敦雾的重要根源。科顿甚至认为，伦敦雾的演变史简直是一部“不作为”的历史，是随着人们的观念转变水到渠成的事。
今天的伦敦还有雾，告别百余年前的“豌豆汤”，摇身变成全球无数大都市普遍存在的雾霾——可见的碳氢污染。它缓慢侵蚀着我们珍视的健康，或许不及“死于大雾”令人警醒。好在，少了浪漫的文化气质，治理雾霾的主观阻力少了许多，但愿新时代的“雾都”们有为而治，拥抱澄明。
——丁酉年读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
《伦敦雾》读后感(五)：《伦敦雾》——文艺作品中的昨日之鉴
18世纪中叶的英格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正式标志着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而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各种工业污染也越来越多。伦敦的“雾都”之名传播如此之广，可能要感谢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无论读过与否，都先有个雾都的概念。《伦敦雾》的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按图索骥，以时间为线，从文学及艺术的角度入手，给了读者最真实的伦敦雾体验。
雾（mog）是一个自然的概念，是一种水汽；而伦敦雾则不同，虽然也名为“雾”，但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的烟气，厚重发黄。伦敦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而直到1904年，科学家亨利安托万德辅（Henry Antoine des voeux）才定义了伦敦特色的雾，起名为烟雾（smog），或者换作我们更熟悉的语言：雾霾。
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是肯特大学的博士，任职于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是剑桥狄更斯学会的创始人，自然不会错过狄更斯的作品。大部分或者会以为，狄更斯描写伦敦雾最多的作品是雾都孤儿。而实际上虽然雾都孤儿只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在1841年出版的老古玩店中，狄更斯才首次展示了他关于伦敦雾的文学技巧。他采用或直接或间接隐喻性的文学技巧描述伦敦雾，率先将其注入了大众的意识之中。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逐渐向大城市聚集。书中写道： 19世纪最后20年里，伦敦在飞速扩张，特别是城郊地区，大伦敦区的人口从1930年的200多万，增长到世纪末的650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达到700万 。而这些人口生活生产所使用的燃煤导致的煤烟，正是最主要的污染源。
历史何其相似，入冬之后北方供暖季开始，中国的诸多城市就常常陷入雾霾，有时甚至长达一周。各种刺鼻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人们只能和100年前的伦敦人一样，戴上特制的口罩。然而即使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现在的很多人和历史上的伦敦人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拒绝改变生活方式。书中记载大名鼎鼎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就认为使用煤炉是应有的生活方式，而拒绝承认煤烟的污染性；现代人则一边抱怨空气质量差影响生活质量，另一边则追求大排量汽车。
曾经有一个写通俗小说的朋友说过，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名垂千古，而是希望将来的人有机会看到，现在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和生活百态。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无论是微博微信上盛传的那些黑色幽默段子，还是报纸文章的官方记录，终将成为昨日之鉴，和伦敦雾一样警醒后人。
《伦敦雾》读后感(六)：伦敦雾的起源
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mist and murk）。真正的伦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煤火与烟尘混合，构成了浓烟（smoke）。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也开始考虑去治理，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1956）。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雾（fog）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气的聚集。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在中世纪和都铎（Tudor）王朝期间，城市发展迟缓，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燃烧，特别是用于提取石灰，另一方面来自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船运至伦敦的海煤（sea coal），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海煤”最初是关于某一种煤的术语，它是从海底开裂的地缝中被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海岸进行采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了泛指一切从沿海地区被运到伦敦的煤。彼得·布林布尔科姆2指出，早在1228年，伦敦就有一条“海煤巷”（Sacoles Lane）。他写道：“这表明伦敦的煤进口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开端。”在有关煤的抱怨中，我敢说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是最有名的一位：“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恼火万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统治期间，人们试图立法去对抗烟尘空气。1623年，上议院（House of Lords）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
抱怨仍在继续。1676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骑着马游历到这座城市附近的时候，估测伦敦的烟尘有半英里高，20英里长；而在更早之前，1652年，荷兰人洛德韦克·惠更斯（Lodewijk Huygens）从相似的观测点[可能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或者高门山（Highgate Hill）]瞭望这座首都，发现中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烟雾深锁”，已经无法看清。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会危害城市居民的健康。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而撰写过《健康之道》（The Way to Health）——这本书让本杰明·富兰克林转变为素食者——的商人托马斯·特赖恩（Thomas Tryon）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恶臭的、肮脏的、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然而，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最有名的控诉要数一位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Fumifugium; or,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而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伊夫林就抱怨：“伦敦深陷于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科学家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1603—1665）用原子理论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伊夫林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她[指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滞，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伊夫林提出过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譬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这样一来它们的清香就可以飘进市区，驱走邪气。根据伊夫林自己的日记，他曾向国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进谏：“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别命令让我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确非常欣赏我的提议。”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提到了彼得·鲍尔爵士（Sir Peter Ball）关于烟尘污染的提案，但没有对此谈论太多。尽管有一些像伊夫林这样的人在关注污染问题，但实际上，没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
伊夫林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那么不可救药。他说伦敦“建立在一片甜美宜人的‘卓越之地’上”。他辩解说：“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fumes），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伊夫林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痨病、结核，让肺部不适——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他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mist），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vapour）。”伊夫林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他写道，这些令人讨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并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于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最坏的是石灰窑，它“产生的乌黑浓重的雾污染了空气”。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再版，编辑老塞缪尔·佩吉（Samuel Pegge the elder，1704—1796）要借此来警示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他发现，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制糖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他继续阐述，伊夫林那种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将诸如酿酒厂、玻璃厂、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没有人采纳佩吉的建议。但他所感知到的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1748年，瑞典旅行家佩尔·卡尔姆（Pehr Kalm，1716—1779）从圣保罗大教堂上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18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旅行家和书信体作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Jean Grosley，1718—1785）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不过，格罗斯里也抒发了他对英国式散步文化——即使在雾天——的仰慕，这多多少少缓和了他对伦敦空气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在4月26日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格罗斯里承认“在这一整天里，他们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有趣的、令人欣赏的对象”。可见，他似乎是个英国式勇气的法国崇拜者。
德意志的科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他发现自己“借着烛火写作（那可是在上午十点半）”。普鲁士牧师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2年写道：“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首次开始他踌躇满志的英格兰音乐之旅时，就住在普尔特尼街（Great Pulteney Street）。1791年11月5日，他写道：“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为了写作，我不得不点起蜡烛，尽管这只是上午11点。”20在59岁的海顿看来，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雾——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21
几年后的1809年，瑞典历史学家、后来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长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c Gustaf Geijer，1783—1847）也来到英格兰，担任斯德哥尔摩某富商之子的家庭教师。他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22他说伦敦的天空是“煤烟做成的”——“伦敦就是个烟熏火燎的洞穴。”23次年，法国人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1767—1831）抱怨道：“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24西蒙德在1810—1811年游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移民成为美国人。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佩吉在重编伊夫林著作时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以及“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25在19世纪早期，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1757—1841）在他名目冗长的小册子——《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Is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 Atmosphere of London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from the Smoke and Deleterious Vapours with Which It Is Hourly Impregnated？ 1819）——中同样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与此同时，伊夫林在19世纪早期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1822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上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受了伊夫林著作的影响。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伊夫林的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26文章对比了“160年前伦敦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6时引发的民怨和今时今日烟尘引发的民怨”，文章还建议调查“在过去和现在，这种污染之恶到底有多少可能被减轻，甚至消除”。27作者质疑了国会处理问题的效率，因为“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我们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河边那些听话的烟囱似乎一度忘记了它们的工作，此时也又变回了它们习惯的身份，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28作者悲观地总结道，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29实际上，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1819年以来，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30
直到19世纪20年代，这一环境问题依然被称作“烟”而不是“雾”。实际上，伦敦长期以来就以“烟”或“浓烟”而闻名，特别是在乡下人看来。修订版的《俚语词典》（Slang Dictionary）首次正式解释了这种说法，它由伦敦书商和藏书家约翰·霍顿（John Hotten，1832—1873）策划，在他过世一年后才出版。之前版本的《俚语词典》并没有收录“烟”的词条，而霍顿提出了这个早就存在、随处可见的惯用语：“乡下人要去伦敦时，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SMOKE）里去；而伦敦人（LONDONERS）要去往乡村，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31约翰·伊夫林过于关注烟尘及其对伦敦空气的影响。他的著作里却没提到被污染的空气的另一特征，即黄颜色。所以，他所描述的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真正的“伦敦雾”。然而，他的文献为后来几个世纪有关烟尘问题的争论打下了基础。32正反方都在激烈辩论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伊夫林责难工业的论点受到了后人强力的挑战。1822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于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的，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着制造污染。”33这种争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然而实际行动却依然裹足不前。原因之一是，对于污染的根源更多在于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双方都拒绝用新的立法改变现状，而是宁可呼吁法律机关去制裁对方。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就尝试过禁止燃煤，但这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英国的森林已经被砍伐用来支持海军以及作为燃料，此外替代性能源十分匮乏。立法的尝试首先拿工厂和汽轮船开刀了，它们都是通过燃煤来产生能量的。19世纪20年代早期，达勒姆（Durham）的国会议员迈克尔·安杰洛·泰勒（Michael Angelo Taylor，1757—1834）推动了一项法案，要求蒸汽机的锅炉自行处理它产生的煤烟。34这项法案基于对锅炉的改良设计，这也证明了减少煤烟是有可能做到的。但该法案缺乏罚款或其他惩罚性措施，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也没有带来太多改变。显然，工业从业者很不情愿地背起了烟尘污染的黑锅。他们也指责家庭的烟囱同样是污染源，但是很难干预普通居民用煤取暖和做饭的权利，也实在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能源。这次改革也与之前一样，又一次不了了之。
伊夫林、弗伦德、泰勒等人的文字的再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伦敦有害的烟尘开始与另一种新现象混合起来——伦敦雾。当然，有些作者指出：伦敦坐落在群山之中，它们包围着泰晤士河流域，从北部和东部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高门山、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碎石滩，到南部唐斯丘陵（Downs）和西部的奇尔特恩（Chilterns），所以众所周知，在冬季出现温度逆转的气象状况时，伦敦就特别容易出现水汽；当暖空气的锋面遭遇低层的冷空气时，被阻挡了的污染物就无法从地面升上高空，甚至用几小时、几天都无法从烟囱口升到再高一点儿的空气层里。35在19世纪早期，的确有些作家认为是自然条件造成了污染，这种判断造成了一种悲观的论调：“也许只有等待气候的改善了，即便没有外加的毒气，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总是使城市雾气腾腾。”36但没过多久，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难以服众。
早在17世纪初，首都偶尔会迎来“奇臭大雾”（Great Stinking Fogs），而到了19世纪初，伦敦雾愈发频繁，并且出现了新的特征：浓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据史料记载，1805年11月5日有一场“超级大雾”，并在次年同一天再次爆发。37《泰晤士报》记载，在1812年1月10日的雾天，“白天大多数时间，不依靠照明都无法在窗边阅读或写作”。38气象专家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1772—1864）——他命名了不同类型的云并划分系统，并以此闻名——指出，正午时分的伦敦陷入黑暗，商铺也要点起灯火。他总结道：“要不是因为空气的可流动性，这如同千百个火山口一样的城市，冬季根本无法居住。”39雾持续得越来越长，有一次从1813年12月27或28日，持续到1814年1月3日。40这长久的阴郁，蔓延10多英里直达城市的最东边，为职业小偷提供了大把的发财机会。有资料记载了外交大臣要乘车离开伦敦的场面：“当卡斯尔雷（Castlereagh）爵爷夫妇和随从在周一晚上到‘白教堂’区（Whitechapel）时，不得不把箱子捆在车上，又让人坐在行李上，用尽各种办法阻止盗窃。他们本来打算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休息一晚，但由于大雾，他们在火炬的支持下勉强赶到拉姆福德（Rumford）。”
正如德意志律师和旅行家约翰·乔治·科尔（Johann Georg Kohl，1808—1878）评论的：“这对于扒手和流氓来说可是个好天气，他们不容易被发现。”42伦敦雾制造了混乱和恐惧。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 Cruikshank）1819年的一幅画揭示了这种影响。雾天的街道上，手推车、马车和人撞成一团。“灯倌”原本是雇来帮助行人穿过街道的，却因为他们挥舞火把碰到人造成更多危险。画面中间，小偷趁机扒窃一个小商贩的口袋，而商贩正忙着应对他手推车撞倒的妇女。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又踩在了妇女的脖子上。灯倌往往与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主题甚至延伸到20世纪。忙着自己生意的男人，却扛着一架闯祸的梯子。克鲁克香克的画是对伦敦街道大雾影响的喜剧性阐释，然而随着雾越来越厚重和频繁，人们无法再保持幽默了，更多是对于这种混乱的忧虑和恐惧。还有一些人也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从肯萨尔绿野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的一块墓碑可见，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雾会要人命。碑文这样写道：“L.R./死于伦敦大雾引发的窒息/1814。”43
另一次漫长的雾是在1817年，从12月22日持续至次年1月2日。《泰晤士报》同样描述雾的浓厚以至于“室内不得不点灯读书”。44在19世纪20年代，雾越来越频繁，1820年、1821年、1822年、1826年、1828年和1829年均有记载，尽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45文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1822年，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1788—1824）被伦敦雾所吸引，在《唐·璜》（Don Juan）中写道：“无尽的塔楼/跷着脚，从煤烟的华盖窥出去，/还有一个庞大的、暗褐色圆顶/如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46这里出现了一个被污染的自然的意象：伦敦布满黑烟的空气就像森林成片的树盖，尖塔则是更高些的、刺破天际线的大树；但森林的颜色却不是自然的绿，而是脏兮兮的褐。“海煤”造成了这一切。空气又像是一座圆塔或拱屋顶，由立柱支撑着，覆盖于墓碑之上，而伦敦人就长埋在这大雾底下。有些作家则认为雾是黑色，是死亡的颜色。1824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从苏格兰来到伦敦时，给他的兄弟写信：“啊，父亲说可以从雾中看到霍尔本（Holborn）！它被黑色的雾气围绕着，就像一片墨水……浓烟覆盖了30平方英里。”
卢克·霍华德和其他人一样都发现了19世纪20年代日益频繁的雾天，他记录下了1826年1月浓雾带来的阴沉压抑：“所有的商店和办公室整天亮着灯火。”在其1833年的著作《伦敦的气候》（The Climate of London）修订版中，霍华德记录了1828年11月11日到12日的雾：“天气令人抑郁得不行，不得不擦亮眼睛，人走在街上倍感窒息，特别是哮喘患者。” 20年代末，雾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率。1829年11月，《泰晤士报》评论道：在正午时分，“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周围几乎是午夜的黑暗”，有些不用出门的人干脆当它是夜晚，这样倒可以接受失去白天的事实。不到一个月，报纸上又报道了另一次伦敦雾：“白天的商店如同夜晚一样灯火通明。
19世纪30年代，雾气还在持续增长。单就1830年12月一个月来说，8日、15日、25—26日都出现了浓雾；除了1831—1832年和1836年（也许是资料散佚），30年代每一年的雾天都有记载。伦敦的乐器制造商威廉·卡里（William Cary）为《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提供了一份天气记录表，显示了19世纪前几十年雾天的逐步增长。美国作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1806—1867）在1834年造访伦敦，他描述了从射手山（Shooter’s Hill）顶瞭望圣保罗大教堂的样子：“教堂有一半都被包裹在幽暗骇人的浓烟中。”夏尔·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1817—1878）的画作《从萨里看圣保罗教堂》（St.Paul’s from the Surrey Side，1873）描绘的也与威利斯的文字相似，尽管时间要稍晚一些。画面再现了被烟雾深锁的圣保罗教堂——这成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也支持了这样的观念：雾中的伦敦，乃是一座无神的、不虔诚的城市。多比尼在普法战争期间来到伦敦，并在这里遇到了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多比尼对伦敦空气的态度当然也代表了许多伦敦人的看法。他在1870年10月写道：“现在是上午11点。这要命的雾！视野都超不出两步。”他的画反映了伦敦空气问题的原因——画面下方是杂乱停泊的运煤船，左边可以看到烟囱林立。烟囱中飘出的浓烟升上天空，把天空染成黄灰色。圣保罗教堂在烟尘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天上的云彩也显得污黄而凝重。这些现代性的标志物，譬如轮船、正穿过大桥的蒸汽机火车、前景中喷烟的烟囱，也都昭示着伦敦雾的根源。左边黄绿色的空气已经让我们感到，这就是豌豆汤雾的雏形。右边衰败的码头为这幅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的阴郁图景加上了一个更黑暗的边框。到了19世纪40年代，伦敦不可避免地更多和雾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烟，这成了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
《泰晤士报》记录了1840年11月底的浓雾；1841年，报纸开始发布事故清单——昏暗中的船只总是互相碰撞；1842年的年初和年末分别有四次大雾；1843年又多了两次，据说是“看得见的黑暗”，交通也为之彻底瘫痪；在下一年的11月和12月又多了三次，“一种埃及式的黑暗遮蔽了全城”。报纸记者开始搜寻各种隐喻来丰富对此现象的描述，不管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专门描写地狱的“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还是《圣经》中对埃及瘟疫的描写。1840年，诗人彼得·斯泰尔斯（Peter Styles）把伦敦雾表述成一种非自然的现象。他写道，乡村的雾是“优雅之物”，但“伦敦雾都是由/陌生和怪异之物所造，/这些大自然所不屑接收的/又掷还给城市的怪物”。在此后的若干年，蒸汽混合着煤烟的雾每年都要爆发几次，这已然成为城市冬季的惯常特征。
伦敦雾增加的原因主要不在气候的变化，而在于快速增长的污染源数量——总的来说都是煤火；污染物结合了气温变化时自然生成的水汽，就变成了伦敦雾，黄颜色来自被冷空气封闭在城市上空、散不出去的硫化物。空气中的烟尘颗粒越多，雾就越容易形成，持续的时间也越长。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煤火释放的烟尘颗粒一步步地侵蚀着天空，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一步步扩展着自己的版图。1800年，伦敦人口大约有100万，20年后就增长到150万，到30年代已超过200万。58交通工具也在配套增长——运河、碎石马路，到30年代铁路也出现了——伦敦变成了经济中心，拥有现代都市应有的典型工业——造纸、印刷出版、机械制造、能源、化工、皮革、奢侈品，再考虑到人口增长、行政管理、法律、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这座城市变得越发重要。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城市，谋生或冒险，城郊住宅区的边界在不断刷新，房屋向四面八方延展；每幢房子都有一个煤炉，在冬日里向空气中排放大量含硫的煤烟。
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几十年中也发展很快，其他的工业中心也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的“黑乡”（Black Country）就是以它当时被烟熏火燎的样子而得名；爱丁堡（Edinburgh）有许多年都被冠以“老烟城”（Auld Reekid）的绰号。但是，这些都不像伦敦雾。真正的伦敦雾是浓厚的、持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黄颜色的。作家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本森（Edward Frederic Benson，1867—1940）在小说集《沙上图景》（Image in the Sand，1905）中写道，在纯正的伦敦雾中，“橘色水汽的旋涡瞬间与黑暗混合”并且“从最深的橘色到黎明的灰白，一层层暗影彼此相继”。随后，科学家为了探索雾的根源，也研究过它的颜色。不同的烟尘颗粒状况可以使雾一小片一小片地表现为从黄色到褐色。1853年，伦敦雾被描述为“灰—黄色、深橘色，甚至黑色”。一家报纸在1901年评论道，在乡村本应是白色的薄雾“变成了一种褐色的、有时黑色的大都市变种”：“我们大量的烟囱在排放浓烟——或者说是无数的未燃烧的碳颗粒——又在水汽中形成了这种污浊的效果。”约瑟夫·阿什比–斯特里（Joseph Ashby-Sterry，1838—1917）在他的诗歌《11月》（November）中简洁明了地写道：“时而黄，时而褐，这就是伦敦雾！”
雾中高含量的硫化物导致了黄颜色。1896年，一项有关城市的雾的科学研究表明：“城市的雾是一种水汽，大自然赋予它原本的纯白，而人类又为它染上从黄到黑的色彩；它本是含有纯净透明小水滴的空气，但被人们用各种可以想到的丑恶污染了。这就是城市的雾。”对于伦敦人来说，典型的11月的雾首先是黄的，源于这座城市日益增长的家庭用火。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1850年的小说《潘丹尼斯》（Pendennis）中写道：“当市长回到伦敦——及时赶上11月的雾，仆人正为他准备伦敦雾般深黄的礼服。”在有些区域，雾可能呈黑色，特别是烟尘颗粒含量非常高的时候，但总的来说，真正的伦敦雾主要是黄色，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观察者都如此记载。1853年，有这样一则关于伦敦雾的对话：
“今天的雾多可怕啊！”
“太太，您说这话可不对。今天有点儿云，有点儿潮湿，也许还有点儿水蒸气；但是雾——不，太太，今天这个情况可不叫雾。雾是黄色和黑色的；在雾中，车辆和行人互相碰撞。雾会伤害您的眼睛，剥夺您的呼吸；它把人困在室内。但今天的天气并不是伦敦人所说的雾。”67
伦敦雾产生了；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名字……
《伦敦雾》读后感(七)：文学作品中的《伦敦雾》
原本看了这本书的书名以及《一部演变史》这个副标题以为这是一部讲述伦敦雾霾的成因历史发展那种比较偏科普类的书，然而一章一章的读下来才发现书的内容几乎都是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舞的描写或者以雾为背景展开的小说、故事。也有人说这本书是伦敦雾的文化史，我倒是觉得如果书名是文学作品中的伦敦雾似乎更为贴切。
这种对于伦敦雾的描述也很有其特色，颇有趣味，读者不会陷入一对科学概念的论述中，读来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书中用雾串联起许多的文学作品，当然其中狄更斯的作品是不能不提及的。不过作者显然更加关注狄更斯除了《雾都孤儿》以外的其他作品。在前几章的内容里，狄更斯作品中关于雾的印象贯穿了始终。而后逐渐引入了更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他们或是在雾中展开了自己的故事，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雾或隐或现的相关。我们看到了雾中的灯倌，雾中的谋杀，雾中的人情冷暖，雾给读者带来压抑，带来晦暗，带来朦胧。但是似乎伦敦人又在雾中表现的那样的淡定，甚至可以说是乐观，在这些作家的笔触下，伦敦人呼吸着醇厚味道的伦敦雾，玩味着在伦敦不同区域的颜色变化，好像这才标明了一个地道伦敦人的身份象征。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何我总会在脑海里出现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那个节目里介绍一些经典作品的声音，仿佛我手中的这本书不是读完的，而是这样子听完的，这真是一种比较奇妙的阅读体验。当然，这样读起来进度会比较快。不过这本书里涉及的文学作品比较多，如果对这些作品不太熟悉的话，读起来会有一种隔膜感，无法对书中所说的内容产生共鸣，这时候还需要放下手里的书去查阅相关的书籍，因此阅读的速度也就慢了下来，不过只有这样才能好好的体会《伦敦雾》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和它所作的一些分析。
不过整本书看下来，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的还是狄更斯对于伦敦雾的描写，那从伦敦远郊到近郊，从城市边缘到城市中心，雾的颜色和味道都在变化中。这样的雾如果在中国发生，我们能在所有文字中看到的恐怕只有喷怒和抱怨，可是狄更斯却把它写的那样超脱。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以前在读小说时并未留意这些，通过《伦敦雾》这本书重新体会了一遍，收获不小。
《伦敦雾》读后感(八)：文学中雾元素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英国从手工劳动转向机器化生产，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但给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剧增加，生产用地增加，生物面临灭绝。伦敦，成为最早出现雾霾的城市之一，长达百年之久。雾霾也给文学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素材，反映着伦敦的现实世界。《伦敦雾：一部演变史》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表现着伦敦雾霾从起源到散去的百年退变史。
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英国作家，剑桥狄更斯学会创始人。本书主要讲述了伦敦的百年雾霾，起源、演变、散去等一系列变化，同时穿插在文学、艺术中的雾又有着另一番的“故事”。在写作上，作者用文学色彩装点现实中的雾，文学与历史相融入，使雾赋予了灵性。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他用雾的迷幻，来批判司法机构的阴暗，将雾的隐喻于遮蔽贫困人的“希望之光”。书中有大量的黑白插图，还原了当时伦敦雾霾的状况。
《伦敦雾》内容上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为历史演变的过程。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煤的用途更加广泛，工业对煤的大量使用成为当时空气污染的原因。除生产之外，煤炭还是伦敦居民的取暖能源。伦敦成为雾霾的重灾区，20世纪50年代，灾难降临，书中的《奄奄一息》篇，详细记述了1952年12月的“大烟雾”事件。据统计，整个1952年的烟雾致死数可能高达12000人，震惊世界。这次事件引起英国的政府高度重视，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开始了治理空气的漫长历程。法案实施几十年后，伦敦才实现使用新能源，在此期间，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最终将伦敦雾霾散去。
另一条线索，伦敦雾霾激发着文艺作家们的创作灵感。书中在雾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会用文学的角度描绘它的存在。狄更斯的《古老玩店》，设定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伦敦雾从一中自然力量转变为棕褐色污浊的窗帘，遮蔽了城市生活的危险。1888年，J·杰克逊·雷牧师描述了典型的伦敦雾，“无处不在的雾是这阴郁季节的特点”，嘲讽城市与生产者。1908年休·欧文的著作《毒云》写出了雾霾的恐怖感，对伦敦毁灭性打击。雾在小说中扮着重要的角色。《梦山》中，梅琴用雾衬托伦敦阴郁和神秘的一面，颓废、不可预知；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也常常描绘雾，表现在破除谜团之前的精神状态。1952年大烟雾事件之后，雾在文学上的运用转变到了战争、人物的刻画上，隐喻更多。1960年的《陋室红颜》，根据1952年的经历所写；《吉迪恩的雾》、《失控公交车》等都是当时类似的运用伦敦雾，但也是最后一批作家通过伦敦雾反映不堪、阴暗的社会。经过多年的治理，“豌豆汤”不见了。
《伦敦雾：一部演变史》以文学的角度诠释了伦敦雾霾的历史演变。
《伦敦雾》读后感(九)：卸下伦敦的雾妆
解决当前中国城市的种种“城市病”，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经验。近年来雾霾困扰着中国城市，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雾都”伦敦的历史是前车之鉴，在2016年出版的《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这两本书中，我们已经从城市史、环境史和文明史的视角了解伦敦雾霾的发生和演变，学习伦敦的解决之道。然而，治理之路任重道远，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分析雾的内涵，发现它作为工业和文明象征的本来面目，认识其成为人类想象力和情感表达对象的过程，由此才能真正地瓦解它。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近日出版的《伦敦雾：一部演变史》提供了很有新意的视角，这本书引入了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的视角，用更加丰富的资料还原伦敦空气污染问题的演变历程。
《伦敦雾》的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坦言，撰写本书是部分地受到《大雾霾》及其作者彼得•布林布尔科姆的影响，并得到了布氏提供的资料支持。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史专家、剑桥狄更斯学会的创始人，科顿女士的论述以她早年研究狄更斯的所得为基石。译者张春晓指出，作者一手描写雾的社会现实状况，一手挖掘雾的文化表征。一方面，17世纪的伦敦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了空气污染，从“烟”到“雾”的用词变化反映了人们对雾的认识从主观揣测前进到科学研判，从社会舆论深入到政治话语。各种艺术门类的创作者们都敏锐地将雾纳入作品当中，科学家、官员和记者也活动起来，共同发现雾的象征性内涵，扩展人们对空气污染问题的体验甚至狂想，确认了雾象征工业化、社会失序、价值观动摇的文化符号地位。后来，雾甚至成为伦敦这座城市的代表。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们的文字记录集中在这种惹人厌的现象到底算什么，地形、燃料、机器等原因都起到了什么作用，从这些公共观点的变化中，作者发现，有害烟尘融入了伦敦雾，并在19世纪开始频频袭击这座城市。“真正的伦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 《伦敦雾》一书开篇即指出，“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雾引发的社会危机在20世纪20年代初终于开始得到科学技术层面的干预，空气污染调查委员会于1912年成立。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工业，也提升了人们的安全和幸福意识，随着《清洁空气法》的颁布，一系列引发空气污染的行为被严惩，“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
作者认为，“雾的起源不全在自然，也不全是人为，而是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再现着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或者，雾隐喻着人类社会、道德秩序和都市世界的边界和形式的消逝。”由此推出了爱写伦敦雾的狄更斯。由于对伦敦非常熟悉，狄更斯的书写自然轻车熟路，而超越这层表面的是，“自然及美德，与工业及邪恶的对立，乃是狄更斯设定人物的基础”。文豪建造的世界中，善良的人们代表自然，雾则代表了罪恶肮脏的势力。随着雾对伦敦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狄更斯对伦敦的前途也更加悲观。
更多英国本土和旅居伦敦的欧陆作家也曾参加书写伦敦雾的运动，作者汇总了他们的思想倾向，从中看出伦敦当时的发展状况。威廉•德莱尔•海在1880年写了第一部关于雾的通俗小说《大都市的末日》，引发了在小说中反思城市无序扩张的潮流。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等作品将雾上升为一种伦敦城市性的代表符号，它更成为当时社会不安全、道德更模糊的象征。惠斯勒、莫奈等艺术家看雾、画雾则引领了外来者对伦敦雾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莫奈甚至说“雾太难画了，太有趣了”。不仅欧陆、美国的人士，来自印度、中国的旅英人士的文字也被作者捕捉到，这体现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研究历史问题时的便利性和复杂性。
跨越300年，伦敦雾从新奇到恐怖，从现象到灾害，从城市污名到城市传奇，最终被彻底化解。作者对这段漫长演变史的书写告诉我们，观察这样一个复杂且影响深远的公共话题，一定要站上前人肩膀，理清历史脉络，更重要的是使用更多元而有吸引力的证据，卸下历史的妆容，让今人看到真实的过往。
（刊于《深圳晶报·深港书评》2017年9月2日B08版，有删节）
《伦敦雾》读后感(十)：19世纪的伦敦雾 21世纪北京的霾
在北京霾里读完这本书，在北京雾里写下这篇长评，还真是非常适合了。
在英国住了三年，深刻的体会到了英国天气的绝无仅有，五月还下冰雹；两分钟暴雨之后立刻放晴，连地上的水迹都能在五分钟内蒸发掉，一个不留神就会以为自己还在梦中。不过这都比不过日日坏绕在身边的雾。不过现代的伦敦雾是白色的，虽然浓的时候街道会像恐怖谷，淡的时候会让人以为眼镜没擦干净，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是纯白的，被它包围着也还是会很安心。所以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如影随形的现代伦敦雾，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不过翻开之后就被带回到了黑暗的19世纪了，几度看得我觉得需要到房间外去透一透气。打着火把找不着人的英国，不但黑暗还肮脏。书里写的不但是当时的生活状况，还有很多大雾对小说，艺术作品的影响都有谈到。报纸上黑乎乎的小画，小说里依靠着黑雾推动情节。但是其实要想象英国当时的环境真的很难啊，即使去过伦敦，就连那些几百年的建筑也没有多少被薰得黑乎乎的墙了，估计早就被这些年干净的雨水冲干净了。唯一能帮助我想象的大概就是北京的霾了。不过北京的霾是土黄色的，不像英国的雾是黑乎乎的，估计是当时主要烧的是碳，而现在霾了多的是沙子吧。而且伦敦很潮湿啊，北京的霾却很干，所以应该是黏糊糊的北京霾，走出屋外，糊一脸，恩，比较形象了。想想，没有PM2.5的口罩，再被厚重的霾糊一脸，那估计就真的很难呼吸了。有没有，瞬间就有喘不过气的感觉了。
但是当时大家还没有那么害怕雾和霾啊，甚至苦中作乐。其中有一个靠着雾推动的爱情故事我觉得特别有趣。在雾中一个绅士遇到了一个外国的姑娘，帮她带路并且此间的交谈还让这位绅士爱上了这个姑娘。可惜大雾消去后，再去拜访这位姑娘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公主，只能把昨日的经历当作一场梦了。而且看完这个故事后，我立马想到了电影罗马假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借鉴呢。伦敦的雾还大大的推动了印象派的诞生，莫奈可是一个吸雾成瘾的家伙，没有烟雾他都画不出画，国会大厦画的其实都是雾中的伦敦。
不过最终伦敦还是下了死命令要改善空气了，并且成效显著，这个部分和《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一起看就感觉改变特别强烈。只是不知道我们这21世纪的霾除了开会，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善呢。唉，还是脱下口罩抽根烟压压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