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10篇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是一本由[美] 陆威仪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一)：分裂中开出的花
南北朝时代是一个经常为中国历史所忽略的时期，相对中国历史与政治中所津津乐道的大一统与天下的概念来说，这混战的过渡时期，确实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悖，或者说是与现有的汉本位思想不相符合的时代，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却是另一个思想勃发、文化交融、社会发展的时期，而这样的历史，同样精彩。
这一部作者依然以地理开端，在广大的中国版图上，地理从来都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要素，不同的地理要素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而因此而起的故事也格外精彩，中国及其周边的世界再一次在作者的笔下被扩展，作者从南北政治分野地理差异说起，内从世家大族、军事王朝、城市、乡村生活、亲属关系、佛教与道教、书写等方面，外从外部世界，令读者了解到南北的巨大政治文化军事差异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尽管国家分裂，但是也为社会文化注入了更多的生机，魏晋时期独特的清谈以及隐逸之风，形成了南北朝时期独特的文士风气，并且导致了社会精英人群与世家大族的全新面貌。加上城市地理区域范围的再次扩大，形成了独特的南北朝社会文化。如果说秦汉为帝制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那么南北朝无疑为中国历史注入了最大的变数。
南北朝另一个为中国人所不喜的原因就是中国周边的外部世界的侵袭，这对于正统中国的思维来说无疑是一个暧昧难明的时代，匈奴、鲜卑、羯、羌、氐族人的崛起，军事强权的征战，文化的交融，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段“五胡乱华”的岁月，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个民族交融、文化同化的过程，胡人的征战让我们不得不重视军事力量，外来的宗教更加奠定了政权的基础，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貌似分裂、实则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正发生着动荡中的进步，毫不夸张地说，南北朝时期是奠定了中国盛唐时期的政治基础与文化底蕴的重要阶段。
同一作者写就的历史格外具有统一性，且对于历史的观察发展具有更好的连续性，在前两本哈佛中国史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地大物博的帝国的分与合，也让读者们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变迁变化，在不变中永远蕴含着变数，而在离乱中，一种新的秩序正在萌芽——一个新的朝代即将来临。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二)：南北朝，最具开创性的时期
汉唐之间被忽略的这个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同样表现了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时期：
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经济、人口中心南移；江南从边缘地带变为重要区域。
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
人才的认定标准、选拨机制、学术系统崩塌，导致新精英群体出现；“魏晋风度”是时代特征。
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
出现世袭的军事人口和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的改良。
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南北朝都是军事化王朝；采用军事优先的国家策略。
5.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的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
佛教“六道轮回”对人精神世界的影响；道教对人修身养性的影响。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三)：《哈佛中国史2》 解读
关于作者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关于本书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二卷。作者陆威仪认为，“南北朝”这一名称尽管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分裂的事实，但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并将其视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
核心内容
作为汉唐之间被忽略的这长达三个世纪的大分类时代，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印记：
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
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
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5.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的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四)：《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剑桥中国史和哈佛帝制中国史两套著作所论述的历史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剑桥中国史涵盖了中国的起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是从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展开叙述，直至大清帝国的灭亡，因此它避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驳杂而又多元的探讨，有利有弊，暂且搁置。另外，剑桥中国史著述的年代，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地位非比寻常，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囊括了最新的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史学研究观点的调整，不仅是视野，很多情况下是叙述重心乃至结论的改变。更难能可贵的是，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对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比如欧洲中心论、进化史观）进行了深刻自省，梳理总结了学术研究的遗产和不足。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侧重一种共时结构的研究（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搭建起族群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同时持久关注着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多位作者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制度的连续性，分析阐述时注意到了“瞻前顾后”，他们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如何影响内因、内因如何渗透进外因，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更多是以历史叙事补充追问所谓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原先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成熟，无太多可以开拓挖掘的重大命题（当然，随着新材料和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大改变，推翻之前的某些论点），倒是先前多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地理学、生态史、社会生活史，因其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范式方面上的创新创造，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也为学界日益认可，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近些年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五)：《哈佛中国史 分裂的帝国 南北朝》，读书笔记
从地理角度而言，在汉朝的时期，中国主要的政治活动集中在黄河流域，纵贯汉朝历史的一个主线是关东（洛阳）与关中（长安）势力的争夺，其中西汉的势力集中在关中，东汉的势力集中在关东。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对于中国未来影响巨大的一个事物就是南迁。在汉朝长江流域处于相对的文化落后区域，但是汉末北方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向长江流域迁徙，而这种迁徙在西晋灭亡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衣冠南渡的结果，就是南方成了新的中国的文化中心，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而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从传统的关中与关东的对立转变成为了南北对立的格局。其中北方一向以出众的军事实力著称，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之战基本上都是北方席卷南方（仅有的两次例外是朱元璋与孙中山，但这两次例外都有特殊的背景，基本上都是因为北方政权的腐败与混乱才给了新兴的南方政权以机会）；南方以出众的文采与活跃的经济而著称。
在南北朝初年，无论南北，都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就是皇权的衰落。其区别在于南方是有王朝没有军队，北方是有军队而没有王朝。在北方，掌握政权的都是以部族为单位的军事领袖，比如刘渊、石勒、冉闵、苻坚，基本上都是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通过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掌握了政权，但是随着他的死亡或者失败，原本在他手下的统兵将领开始造反并且夺取了政权，所有的忠诚都是针对个人而非针对一种可持续的政权的。这种情况直到拓跋鲜卑的北魏才得到改变，通过引入汉文化，个人的忠诚转变为了对于王朝的忠诚，北魏才可以有稳定的传承并且重新树立其皇权。汉族的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对于树立王朝忠诚具备无以伦比的威力，因此任何一个外族，无论它都多么强的军事实力，如果想创建一个稳定的王朝，必须实施全面的汉化，这个方面的成功者有北魏与清，失败者有蒙古，没有彻底成功就被摧毁的有辽与金。在南方，西晋的政权在自身的内乱（八王之乱）后，其皇族核心军事力量内军被摧毁，而作为雇佣军的外族的外军失去了牵制的力量，西晋的王室在前雇佣军现外族入侵者的攻击下崩溃了，大批北方汉人逃到了南方，这里包括一批北方的士族，这些士族与南方本地的士族在一开始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双方共同瓜分了皇权的权威，在整个东晋，皇帝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所有的权力全部掌握在大家士族手中，而权力的争斗也发生在大家士族之中，其中有一批军事将领，试图通过北伐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北伐行为触动了保守的士族的利益，因为北伐的成功必然意味着那些出身寒门的军事将领掌握了难以抗拒的武装力量与威望，从而可以正面对抗士族的权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威胁，而刘裕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军事将领最终也是通过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以北府军为骨干，这支力量原本控制在谢家手中，并且是淝水之战的骨干力量，但是出世的谢家随着谢玄的杰出人士的去世很快失去了对于这支军事力量的掌控）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意味着军事王朝的重新崛起，在此之后，南方政权也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势力的争夺，直到最后被北方统一。
作为大家士族，南北方也出现了分歧。南方士族开始退居到文化领域，以清谈以及各种奇特的文化形式而著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在汉朝，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赋，赋的主要听众是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批评、劝说或赞扬统治者的，而从三国建安时期开始，抒情诗开始从民间文学走上了大雅之堂，文人们开始用这种形式抒发自己的感情。对于这个时候的文人而言，出仕与归隐是生活中的两种可以自由切换的状态，出仕并不需要迎合虚弱的皇族，只是大家族之间的一种平衡，虽然在三国时期的魏国，曹操引入了九品中正制改革汉朝的察举，力图消除大家族对于官职的垄断，但是到了东晋，九品中正制还是演化为了世袭的官职，而可以不劳而获的官职对于很多世家子弟而言是毫无吸引力的，还不如沉浸于对于文化的追寻中，比如王羲之，比如谢灵运。这个时候对于南方士族雅士的一个爱好就是归隐，但是这种归隐与汉朝时期的避入深山不同，归隐的同时不能失去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果喜欢深山就在深山中建造庄园，如果喜欢乡村就在乡村中建造庄园，而最为奢华的就是在都市中建造属于家族的大型园林，模仿乡村与山林的景色，在都市中实现自己的隐居，而这种行为也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发展。
与南方士族不同，留在北方的士族面对的是不稳定的外族军事政权，作为有儒家传统的士族，在这种政权中出仕很明显是不被认可的，而外部的军事压力又促使这些士族着手建立自身的防御力量，因此就形成了北方的坞堡，士族的成员居住在坞堡中，并且通过防御工事以及自身培养的武装力量保证自己的安全，相对而言，北方家族的凝聚力相对于南方家族更强，因为对于北方家族而言，凝聚力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作为内外强敌环伺政权不稳的军事统治者，为自己招揽更多的敌人明显是不智的行为，而地方政局的稳定还需要依赖这些士族，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与能力构建属于王朝的完整的官僚系统，因此这些北方士族可以长期与不同的军事势力和平共处，直到北魏建设了一个完整的王朝。可以说，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随着北方北魏与南方刘宋政权的建立，士族逐渐失去了其军事力量、地方管理权与财富，曾经的荣光可以用一句诗形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军事势力到王朝，其核心就是构建属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如何实现这一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北魏，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构建一个世袭的军人阶级，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对领袖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因为国家可以保证他们世袭的权力，而这种职业化、世袭的禁卫军也成为国家最强大的军力，用来慑服那些心怀不轨的军事势力。当然这样的代价也是有的，就是掌握了这支禁卫军的人将成为王朝内部最大的威胁，对此，是没有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案的。
在这个阶段。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宗教的兴起，其中主要是佛教与道教，也包括其他一些外来宗教，这些宗教在传统的祖宗崇拜之外勾画了一个更加完整的非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用于更多的没有归属于某一个家族的人寄托自己的希望，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大量宗教建筑的建设，这种建设随着宗教成为南北方皇族的信仰而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包括信仰佛教的北魏皇室开凿的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还有记载在《洛阳伽蓝记》中洛阳城的辉煌佛寺，还有同样信仰佛教的南梁的萧衍创造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这种对于宗教的信仰同样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其中包括文字、绘画、文学等诸多方面，对此，《哥伦比亚文学史》中有更加详细的阐述。而作为道教而言，其最早的最根本的来源是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其最著名的追求者是秦始皇，后世还有汉武帝、嘉靖等人，道教的第二个根源是对于未来的预测与启示，也就是西汉流行的谶纬之术，但是只有在佛教传入之后，道教才从佛教的范式中学到了如何构建自身完整的体系，这才形成了道教的结构，也就是在死后的世界中构建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同的官僚体系-神仙系统。这种熟悉的体系与中国传统的祖宗崇拜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契合点，因此中国很多民间节庆中都留下了道教的身影（比如七夕节），而且在乱世中具备了相当的凝聚力（黄巾军、五斗米教），道教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汉中的五斗米教，在曹操的征服后传播到了北方，在北方乱世中重新回到了四川，并且从四川开始向外传播，现在道教的基础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的天师教，当道教随着迁徙的民族传播到南方的时候，南方士族将道教与本地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教派：上清教，或者叫茅山道派。当然，虽然在唐朝道教得到了皇室的支持，但是其体系结构的松散也使得道教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战胜外来的佛教，毕竟，一神的信仰以及身体的付出才会让人更加虔诚而非功利。
在文化方面，南北朝除了发扬了诗歌艺术，还发扬了玄学与书法等各种文化，其中玄学是对于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动。当国家管控能力弱化的时候，大一统的思想缺乏了政权维持，各种自由的思想与哲学开始出现，这可以说是春秋之后的一个小的复兴，但是总体思想还是无法摆脱儒家的范畴，只是在其中掺杂了更多的道家思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如果彻底摆脱儒家的思想，其结果就是脱离社会已经形成的构架，其中激烈的反对者比如竹林七贤，只能用过激的反道德行为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思想的追求，而这种行为即便在开放的南北朝也难以为社会所容。
可以说，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为后世在几个方面带来了影响，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开始从北方向南方渗透，这种渗透一直持续到岭南地区，使得这个传统的化外之地也成为中国固有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是文化与宗教的大发展，从服务于统治阶层到张扬文化本身，为唐宋灿烂的文化打下了基础；第三是开始了民族融合，外来的种族开始于本土种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实际上，如果把中国政治的核心定位成黄河流域的话，那么从汉朝之后的17个世纪，有超过一半的9个世纪中国是在外族统治之下的，如果把半外族的唐朝也算进去的话，那么就是12个世纪，因此中国的凝聚力已经不在于民族本身，而在于文化的凝聚力了，因为事实证明，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儒家文化是最适合与王朝时代的文化体制的。即便是在信奉佛教的北魏与隋朝，以及信奉道教的唐朝，其政治核心都是儒家的思想。
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 ，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 。 - 曹丕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六)：乱世英雄
东汉没落、黄巾起义之后，从220年三分天下，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处于大变乱时期，分裂、统一、迁移，游牧民族等侵入中原。在乱世中，英雄繁出，野心勃勃的君主想统一中原，一场场权利、欲望的战争爆发。
作者陆威仪，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专注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与第一部为同一作者，所以在书中的编排上相似，以地域的变化作为乱世的开端。本书主要讲述了在汉朝结束之后的分裂时期，无论是地理、政治、社会结构、军权等形成了多样化，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同一思想，道教进入当权者的视野，佛教更是进入兴盛时期。在内容上，覆盖了朝代的更迭、世家大族的地位、军事统治，文化等多方面，在写作风格上，作者还是以宏观、整体角度来描述中原这段分裂史。
处在乱世，能者居之，可以统一天下者，我都称他为“英雄”。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种种故事，其实正是演绎汉朝之后的三分天下，最终归于曹操魏国。可是曹魏政权并没有建立多久，265年曹氏政权被司马氏取代，奠基人司马懿为魏国辅佐了三代，后期竟将大权握在手中。280年西晋重新统一中国，司马炎称晋武帝，在西晋时期，司马氏恢复了贵族的世袭爵位，而这种方式在东晋时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在建国初期分封制上，晋武帝犯下了巨大的漏洞，造成了之后的八王之乱，西晋琅琊王司马睿迁都南方，形成了历史上的东晋，这一时期的政治正是史上最有特点的门阀世族政治，与北方五胡十六国并存。公元383年统一了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开始进军只剩下的东晋，淝水之战。可惜，苻坚失败，造成了北方新一轮的分裂，直到60年之后，北方统一在了拓跋氏的北魏政权下，结束了十六国时代。在北魏时期，孝文帝为了巩固北魏的统治，迁都洛阳，提升汉化的程度。
大变乱中，政权都不会持续太久，虽然曹操、司马懿、桓温等都是夺权而升，但是处在乱世他们身经百战，付出鲜血，为了更好的统治也可称为英雄。而司马炎、苻坚、拓跋珪等家族为了中原统一，巩固政权又在不断地对土地政策、贵族、汉文化等一系列的尝试改革，更可以称为英雄。
另外，书中有一章专门写佛教与道教。佛教方面，魏晋时期非常兴盛，而梁朝武帝更是佛教的守护者。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兼菩萨，更声明自己有领导僧侣及信众的权利，据说曾多次住在寺庙中。在西晋时期，“玄学”代表着文人的思想活动。思想家包括我们熟悉的竹林七贤，嵇康与阮籍最重要的两位。嵇康也因为不满司马氏的政权，而遭到杀身之祸。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整体上为我们呈现了分裂中的中国，同时也看到了不同民族纷纷融入的中国。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七)：分裂下的水乳交融
分裂下的水乳交融
天下分就必合，合久必分。这句俗语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主要经历过两个比较混乱的时期，一个是南北朝，另一个是五代十国，前一个持续时间较长，而后一个被赵匡胤陈桥驿兵变结束了战乱。东汉名存实亡，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然后短暂的晋朝暂时建立政权，可惜几十年之后，就进入了汉族和各个民族之间政权频繁更迭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也就是南北朝。
本册《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仍然由陆威仪编著，延续了第一本《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的写作风格，如格局，王朝，外交，信仰以及城市发展等，在本书中仍然可以一览无余。这一个混乱的时代，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纷杂有过短暂的统一，大多时期是分裂的状态，或许称之为分裂的时代更为恰当，但作者还是采用了了中国修正过的南北朝这一名称，因为分裂发生在两个大河流域，“这个名称既反映了政治分裂的事实，也反映了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民族融合）”。
作者再一次从地理格局起笔，从地理格局的发展局势树立起立体的发展的宏图，仍然以一个俯瞰的角度出发，从政权到百姓，从内部到外交，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到信仰，大到政权的更迭，小到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各类秩序分明，内容涉及广泛，魏晋时期的士族的黄金时代，南北方的军事体制分异同，农业技术的发展和革新，城市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中如族谱和血统的规范，书法、诗歌以及文艺理论和科学的发展等，信仰中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和制度化，作者用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全面的状况以及南北朝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差异。这一历史时期是一次重大的民族融合时期，无论是血统还是民族与文化，无不水乳交融，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在晋朝统一之前，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曹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没有真正下手夺权，司马氏在魏蜀吴不断征战过程中，逐渐夺取了曹氏的天下，杀曹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晋朝，刘备，孙权，曹操在忙活了几十年之后，为司马氏做了嫁衣裳。通俗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正是根据这一段历史写成的。
晋朝是这一历史时期短暂的统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但是它结束了东汉末期的混乱局势，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晋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一个中国一个具有特色的清谈、隐逸之风，清谈、诗歌音乐方面的才华才是真正贵族的象征，这宗形式上的精英主义，在《世说新语》中均有体现。
宗教的发展符合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各个民族在不断的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百姓的迁徙加速了各个民族如匈奴、鲜卑、羯、羌、氐族人等民族的大融合，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长久的分裂局面，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大一统的局面。它的分裂正等待着厚积薄发的下一次统一。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后感(八)：读书札记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一直都觉得东汉终结之后魏晋南北朝的这四个世纪是一段经常被人忽略却又实际精彩非常的历史。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间，政权更迭的让人眼花缭乱。若说乱世出英雄，那么在这一段前所未有的乱世中，确实曾有过太多的精彩人物了。
且先不去说三国！单只是魏后的东晋，乌衣巷口、王谢堂前、建康世家大族的安逸和风流，已让人无限神往。之后更有南朝刘裕、北魏孝文帝、梁武帝萧衍等精彩的人物。又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地理分界，曾出现过南方的江左六朝和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发生过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淝水之战等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遥想当年，又怎能不心动。
故此，当这套6本的哈佛中国史到手后，直觉反应就先翻开了南北朝这卷。只是颇为失望的是，这书不似一般的史话典故，反倒颇有几分历史研究理论书，分别从地理、世家、城建、宗教、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来分析探讨这段历史中的种种变迁。至于原先期待的那些个精彩人文，只能说是遗憾了。
不过耐着性子读了两篇，倒是感觉到另一种乐趣，遂静下心来终于看完。这本书作者是陆威仪，师从何炳棣，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换句话说这是本西方人写的中国历史书，作者再怎么精通中国历史，在分析上都会带点西方自身的世界观。若说旁观者清，这才是真正的局外之作，另有蹊径。尤为佩服的是，关于这本书提及的史料方面的参考资料，标注的真是太详细了，基本上每处都可溯源至何处，可见用心。
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是汉族人口大规模向南方移民的时代，诞生于北方的世家大族最终融合于当时南方原生态的文化，并与留在北方的原世家文化形成明显的差异。于此同时，道教的崛起和佛教的传入，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永久性的改变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世界观。并因佛寺和道观的兴起，人们向着荒野和山岭不断拓展，同时改变着城市的建筑风格。在思想上，玄学和清谈的哲学观念建立，；在文化上，从建安风骨到后期的抒情诗创作，并为唐代的绝句打下基石。一切种种，述之不尽，确实是个太过精彩的时代。这本书读的相当不尽兴，准备再去找本这段历史更有趣些的书来解解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