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经典读后感10篇

　　《菊与刀》是一本由【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12页，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菊与刀》读后感(一)：小小观后感

　　经常看日剧/日影，就想了解一下日本…

　　翻开书，就看到这段文字，读完更加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民族能够有这样的“双重性”。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 /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看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里面的一些文字，一下就联想到了前一阵看过的《血战钢锯岭》。 到文章中间部分，感觉与电影里面现时代日本差挺多。70多年过去了，读的时候在想：现在的日本人的“忠”“孝”“理”“仁”和“人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吗？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儿童学习那章，里面家长教育小孩的有一些方法挺有同感，哈哈，中国有些家长就是那么教育孩子：不要你了；夸其他孩子可爱等等。还有有了小弟弟或妹妹，年龄大的会说：把弟弟或妹妹送走。跟小时候老妈说的一样一样的。 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日本。

　　译者最后那段话：每一个社会都是极为多元甚至分裂的，并且时刻经历着变迁。要了解一个社会，恐怕仅凭一本书或一个结论提供的画像远远不够。而了解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菊与刀》读后感(二)：从《菊与刀》窥见昨日的日本

　　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是作者描写日本的基础，“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这些矛盾真实地存在于日本这个国家：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作者由此为切入点，展开对日本的调查研究。

　　（一）作者及写作背景、研究方法

　　作者鲁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中产家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曾以多个笔名发表大量诗歌。在34岁时，即192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师从人类学之父法兰兹·鲍亚士。1931年留校，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在59岁时，即1946年，被推举为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并于同年出版《菊与刀》，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作者1948年9月病逝,享年61岁。

　　1944年初夏，二战战场上，美国对日本展开大规模进攻；6月，美军登录塞班岛，预告日本将最终败亡，此时，美国迫切需要了解日本。同年6月，本尼迪克特受命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及其行动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其研究成果将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成果中的非加密部分在日本投降后加以补充后出版成为该书。

　　《菊与刀》主要采用心理分析式的方法研究文化模式和性格的关系，鉴于当时美日交战的事实，对研究非常不利，作者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实地研究，而是通过和研究对象当面接触、阅读文献、观看影视素材（政治宣传片、历史片、东京当代生活片和农村生活片）、关注和比较文化差异性、研究日常事物等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进行研究。作者不仅关注整体的系统，也关注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和家庭等各方面在日常中的琐碎和细节体现。

　　（二）“各就其位”的生活观

　　日本人的“各就其位”，即对秩序等级的依赖。对等级制度的信奉，遵循这个制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奠定了日本人和他们的同胞，以及和政权之间的关系。本尼迪克特通过分析日本人在家庭、政权、宗教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民族习俗，解释日本人“各就其位”的生活观，每个领域都有十分仔细的等级划分，以确保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越权，就会受到惩罚。只要“各就其位”得以维持，日本人就能感到安全，不会抗议。

　　1、家庭

　　日本人首先从家庭中学会尊重并严守规则。当婴儿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就会把他的头往下按，学会鞠躬，幼儿第一门课就是学会向父兄表达尊敬。在家庭等级秩序中，性别、辈分和子嗣继承的等级关系，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排序大致为祖父母-父亲-母亲-长子-弟弟-妹妹，下一等级需向上一等级鞠躬。这意味着行礼者认可对方有权干涉自己的私人事务，而受礼者则认可他对行礼者肩负地位与相应的责任。所属的阶层地位越高，肩负的家族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高于个人需求。

　　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由辈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特权虽然很大，但行使特权的人通常不是专职的独裁者，而是受托者，因此，日本人并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学习怎样尊重专制权威，也没有被培养出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日本人所服从的家庭意志代表了关系到所有成员得失的最高价值，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当事人服从的，必须基于对家族荣誉的维护。

　　2、政权

　　国际层面，在日本人认为的国际等级体系中，只要每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找到各自的位置，世界就不会动乱，因而需要在日本的领导下，通过战斗来建立一个等级体系。依照这个等级体系，日本应该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一起把美国从大东亚这个区域中驱逐出去，其次是应该和俄国“各就其位”。但这些只是日本创造出来符合其文化的幻想，被侵占的国家并不这么认为。

　　国家社会层面，日本人阶层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和家庭中一样森严。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世袭阶级社会，被授予的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他们成了日本等级制度的一部分。

　　日本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分层，并且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从上一代继承而来，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系统，并规定了各阶层日常行为的具体内容。排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世袭阶层，根据顺序依次为：士（武士）、农、工、商、贱民，在贱民中“秽多”数量最多甚至不被当作人，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结构之外；武士和农、工、商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后三者是普通百姓，武士可佩刀，是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农民虽然赋税重但可拥有土地，也是威望的象征，且地位可以世袭。德川政权在17世纪实行了极为严厉的锁国政策，进一步摧毁了商人的立足之本，并巩固有利于封建制度稳定的阶层——武士和农民。

　　但等级制又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如有钱人可以利用典押和出租的方式成为“地主”，或“购买”武士地位，这最终使得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等武士走到一起，完成了推翻幕府的任务，使日本进入明治维新的代。

　　3、宗教

　　神道作为日本的国家象征收到人们尊重，日本人便说它“不是宗教”，因此可以要求所有公民信仰神道，表现对国家的忠诚而不违反西方宗教自由理念。

　　在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佛教是大部分民众信仰的宗教，日本百姓开展各种与心灵吻合的教派和祭祀活动，除了极少数专业现身宗教、严于律己的人，宗教对大部分日本人而言并非那么严峻，而是放松享受。

　　4、经济生活

　　但最大的不满却不是这些财阀，而是“成金”，即暴发户，日本人相信“成金”是通过诈骗或剥削获取财富，这是在等级体系之外获得的，因此给予猛烈抨击。此外，和其他领域一样，工业领域也有自由区，即廉价劳动产业。

　　（三）恩或债？

　　《菊与刀》读后感(三)：由日本人育儿观念而想到的

　　《菊与刀》的后半部分有讲过去日本人的育儿方式，读到这里，笑声不断，除了自己笑点低的原因外，更多的，那个时代的日本小孩的经历和我有些类似吧。前两天，一个来实习的大四妹子在工作闲暇时突然带着抱怨的语气说“腰好酸”，一个工作了几年的小姐姐闻言，立马用长辈训斥晚辈的语气接茬说“小孩儿哪儿来的腰。”我在一旁笑得不行，她俩用关爱智障的表情看着我，很不解地问，“小伙子，你的笑点在哪里？”我以为有必要缓解一下尴尬气氛的，顺便改善一下我给别人“笑点极低”的印象，就说，你们晓得重庆那边的爸爸妈妈多数都会教自己儿子的一个“餐桌礼仪”嘛？就是如果桌上有猪蹄，小孩不能和长辈抢。。。可刚一说出口就后悔了，想想，这些青岛妹子怎么会知道重庆农村的生活的疾苦呢？她们不大可能会把“小孩没有腰”和“重庆小孩不能吃猪蹄”联系到一起，更不用说会想到这两者背后还有什么相通的逻辑了。如果我非得告诉她们这里边其实有关联，那我多半会坐实“哇，那人好智障啊”的形象了吧。要解释的东西太多，而我又是个很懒的人，有时候甚至懒得动动嘴皮子，于是我机智的埋头继续搬砖了。不过话说回来，像我一样不会聊天的人，恐怕真是极少数了。读《菊与刀》到这儿，我是真的忍不住笑——这尼玛不就是写我还有周围小伙伴们小时候的真实生活吗？感情我大重庆的家庭教育与一百年前的日本国相比，也没好到哪儿去。（好吧，这个结论很典型的崇洋媚外了）

　　《菊与刀》读后感(四)：与日本人相处的备忘录

　　新年前去了一次日本，之前竟然从来没有去过。家里有许多的亲戚在日本工作与生活，也有亲戚曾经在日本打工。想要看这本书的真正原因是最近要和日本的公司合作，在合作中，对于对方文化的了解，还是比较重要的。

　　由于对西方的文化体系还算了解，因此读这本书就自然而然站在了本尼迪克特的角度，在崇尚“自由与民主”的美式文化观点，来看日本的多元文化，并且比较美式文化与日式文化之间的差别。美国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体现出随性以及热情，崇尚主动出击融入群体。日本民族在与人打交道时，注重的却是一种“恩情”，常常觉得做某某事情会对他人造成亏欠感，并且由于这种可能的亏欠感产生不悦和厌烦。美国人的交流方式和日本人的交流方式在这里就存在冲突了。主动出击，快速融入，热情友善的阳光举动会自然而然的对日本人产生一种亏欠感，感到被冒犯。

　　如何与日本人相处。我认为不能像美国人一样，主动给他们提供太多的恩惠，这样他们会感到烦躁。最好能够用他们的那些与人处事的方式与他们交流。如果做不到，就要靠时间，慢慢与日本人进行接触。在平时多对他们的事务感兴趣。

　　同时，我注意到了本书出版是在1946年，书里带有了非常强烈的时代印记。

　　总之，还是要通过与日本人相处的实践，自己来慢慢琢磨日本人的性格脾气。

　　《菊与刀》读后感(五)：菊与刀

　　基于耻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最本质区别在于：有无第三双眼睛。无论是在现实或是在内心中制造的这种虚假上。前者会顺势而变，后者则更符合佛家所追求的要有一颗“忏悔之心”将生活与所谓“人情”区分，来权衡个人抑或社会在做出心理代价及物质的巨大牺牲矛盾上。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人的仁义，作为子女孝顺父母，人民忠诚领袖的评判标准往往见仁见智。一方面，我们会陷在被亲情绑架的困境上，又会耻于对其妥协的卑劣心理而郁郁寡欢。抛开这种观念，即：人在回报“恩情”的“苦行”和个人“享受”上的“放纵”双收得利。使得日本民族文化表现出又黩武又柔美的两面性。在“各就其位”的文化圈内，这种怪异的习惯，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并学习它。

　　很多人，会把维持美好生活，养成良好品性与在“善”的执著上划等号，然而“恶念”一旦心生，他们又会恐于这种心态，最终否定了自己在一条康庄大道上的坚持，梭罗就曾说过，他不否认完美的善，普适的善。但更写实的应当是一个人从他来的地方开始行善。他的善恶从不冲突，就像日本的神，“素盏鸣尊”受人崇拜又心怀“嫉妒之心。”日本的已婚男子出于“人情”（人的七情六欲）方面，会去找艺妓或妓女，而妻子除了生闷气也无可奈何。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人们应该在他的“自由地带”里“娴熟”地处事。在“受恩”方面，“合格”的表现又要求他对小事“锱铢必较。”对别人有亏欠之心让他不轻易接受恩惠。街上的陌生人对有困难的人不管不顾，他们可能不会像中国人想的那样，怕被讹上，惹上麻烦。更多的，会是担心别人的顾忌，说他可能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因为在维护“对名声的义理”上，日本人往往会想着偿还！如果偿还不了！或者像是顾客对某家商店的光顾那样！双方在完成交易后，直言“谢谢！”隐含着“这怎么好意思呢！让我怎么过意得去呢！对于这份恩情，我很抱歉，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是陌生人！”等等。。。

　　极端的表现，在于对父母和国家首脑人物的“义务”恩情上！年轻人接受家族的安排。国民服从“天皇”的敕令。是无法偿还且没有时间限制的。一旦回报不了，你也就不难看到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情景。人们知道在履行“恩情”的回报上是痛苦的，但他们为此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然，这样的情况应该尽量去避免和谨慎处理。有时，义务和义务，义务和义理，义理和义理之间又会发生冲突，这种时候，毋说要人选择，更是需要他直面痛苦。从一种行为到另一种行为的转变，所需的笃定和坚强的意志，是他们对美德的崇高敬意。过去，男子汉的表现是硬朗，阳刚。但如果这种形象在愈演愈烈，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淘汰！耻感文化，会根据外界所认定的标准朝相反的方向走。个人在团体中的名誉、地位，便是取决于其他团体对他行为上的认同与否了。大的范围上说，你很可以拿二战前后日本人的态度来看。前头才刚表现得誓死如归。后头立马弓着腰，颦着脸。日本沙文主义军人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可其实，日本从未发生过革命，无论是在德川幕府时代还是到明治维新时代，属于日本精神的“诚”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变化。“makoto”你可以理解为同意别人的观点，如果不同意，随之而来的讥笑和侮辱也就不难发生，因为你不了解这种现象的根本，所以你并没有资格发言。

　　麦克阿瑟将军让日本政府自行管理战后的国家，其政策是明智的。上层到下层，都有自己的顾问，日本的中间人，很好地间接避免了“人情”所带来的负担。将这种“罪恶的后果”承揽在自己身上。人们发现了剥去漆身的罪魁祸首，重新找了个“傀儡”又回到了起点。这次，他们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处处自我约束，一样的在寒冬时节站在冰冷的瀑布下苦行，一样的看重自尊和注重自我享受。他们一方面对生活的环境近乎苛刻的要求整洁，一方面又能用自身强大的意志力去做出行动来改善现状。他们追求一种“无我”（muga）的境界，正像心理学家们所说的，任何人的想法最终会被证明指向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他们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束缚，没有恩情的负担。其思想，是上一代从回报养育之恩转嫁过来的义务。逐渐成形之后，到了成年，就会被拷上枷锁。日本人通过照镜子来审视他们自己，从而希望能找回那个童真年代的状态。那是他们能够“娴熟”地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并且不会烙下有羞耻之心的状态。但是，社论的压力，不会允许成年人有自由。他们只说“童年无忌”和“老者为尊。”

　　暴力在前时代背景下，曾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路，后来又被证明是一条失败之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也从“菊花”到“武士刀”再到“菊花”间不停的转换。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新政府的上台，民众的意识形态是否还将重蹈覆辙！

　　《菊与刀》读后感(六)：战时日本人行为的二重性

　　本书以一位美国社会学学者的角度，阐述了二战时期日本人的行为，剖析了其看似相互矛盾的多种行为之下的心理驱动力。书的论述点可提炼为“对日本人行为二重性的讨论”，本文也将对“二重性”进行拓展讨论。

　　第一次关注“二重性”（duality）这个词是在库布里克的电影《全金属外壳》。虽说我很爱导演的其他电影，但看这部电影的体验是很枯燥的。它作为一部战争片却很少从正面描绘战争的惨烈，反而是把训练，辩论，战地采访作为了叙事重点，这些并不是我期待看到的。其实去看《全金属外壳》纯粹是因为我去年看完《血战钢锯岭》之后对战争片兴趣高涨，之前就找来了几部比较有名的战争片欣赏，包括《黑鹰坠落》、《拯救大兵瑞恩》、《地雷区》，还有刚刚说到的《全金属外壳》。而既然本文的重点在探讨日本人的行为，那么讲述二战美日战役的《血战钢锯岭》无疑会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中美军增援到达后，再次攀上钢锯岭。令美军吃惊的是双方多次浴血奋战后，日本人仍像潮水般涌上，而美军却早已疲惫不堪，斗志低迷。经过本书的剖析，不难发现日本军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作战态度沿袭的是传统武士道精神。书中讲到，日本武士出于对义理和忠诚的信奉，不会轻易在战场上投降，因为投降是对天皇或大名的背叛，是不忠诚的行为，所以武士都以战死或切腹自尽作为一生的归宿。但事实上，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像影视作品里描述得那样视死如归。书中认为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具备二重性，但又最终归结于对天皇的忠诚。1945年天皇下诏向美军投降，日本民众与军人立即从战争狂热分子化身为和平主义者，这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实则体现了民众信念的高度统一。这种举国步调一致的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除去书中分析的原因，我认为这还部分归因于其国家的独特地理环境：日本四面环海，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它们缺少外部移民与外来文化冲击，因此人民的思想可以很好地被保护，这样有利于幕府或宪法对国家的统治。

　　说到底，二重性的本质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日本人行为的两面看似矛盾，但其实都源于同一种信仰，其中日本人对精神力的认同便是最好例证。日本人认为精神力可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我们普遍认为日本人意志坚强，可以在苦寒中身着夏季衣物在操场跑步。但同时书中也说到日本人是极其注重感官享受的，即使再贫苦的人也愿意每天花时间泡热水澡小憩一下。乍看之下这两种现象看似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疯狂磨练体肤，遭受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如此沉溺于消遣，享受欢愉。但仔细一想发现这矛盾的两面其实都统一于一点：那便是日本人对精神力的倚仗。这种难以量化的“力”似乎是其身上的一个器官，如《意志力的力量》一书中所说：意志力可以看作人的一块肌肉，是可以通过不断使用而强化的。日本人在消遣的同时认为自己的精神力可以得到恢复，以便在有需要时将其释放出来。而苦寒中的体能训练也可以看作对精神力的力量强化训练。所以这两面并不矛盾。所以我认为日本人的二重性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是对信仰的高度坚持与信赖。精神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战时的日本更是大肆宣扬精神可以弥补物质这一思想。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样一段：甲午海战前夕，日本天皇为了加快战舰吉野号的筹备进程，以身作则崇尚节俭，一日只吃一餐，借此鼓励民众支持军备开支；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子决定献出自己的贞操投身风月场所，将赚来的钱捐献给军备支出，只为了“能为吉野号贡献哪怕只有一颗螺丝钉”。天皇的行为体现了日本人将精神视为物质的补给，而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的精神领袖，其行为又直接影响了民众与军队的行为，也便有了他们甲午海战的胜利。

　　当然书中所描述的现象都局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日本人的社会群像。现代与当代日本的经济腾飞，文化输出能力也丝毫不让步美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果是有更多外国人愿意去日本一探究竟，随之也带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而随着更多日本人走向世界，日本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对话，导致二者都可以摒弃自身糟粕，进一步发展。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本文化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想这本书无疑是一块瑰宝，尤其是对于当代日本人而言。新时代的他们回头再看《菊与刀》，会觉得十分有趣甚至诧异于过去日本人的行为，但又可以帮助日本年轻人理解早期的艺术作品与本国历史。

　　《菊与刀》读后感(七)：从《菊与刀》看当代日本对中美的不同态度

　　柏拉图曾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思想，皆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事物的缩影。”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了类似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她认为，现在文明最需要一批这样的个体：他们具有真正的文化意识，可以客观地、义正词严地、从诚恳的态度来看待其他部族的受社会调节与制约的行为。即肯定文化习惯的相对性。本尼迪克特强调，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各民族所特有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影响了民族的风俗礼仪与文化模式。

　　二战接近尾声之时，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的聘请，在没有实地田野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对手日本进行分析，并在二战后出版了《菊与刀》一书。

　　尽管美国与日本在二战中处于敌对状态，《菊与刀》一书因为其为对日政策服务的原因也带有某种审视的态度，但在书中，本尼迪克特在通过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澄清日本文化特性与其战争选择的联系之外，始终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立性，而非强调西方文化的中心论。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程度的宽容。”

　　而现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缺少这样一份宽容。缺乏宽容直接导致的是，尽管我们对现在日本的历史态度也抱有许许多多的不满，但我们除了口头宣泄，拍一些抗日神剧，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之外，就再没有了任何解决办法。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民族的行为方式，而仅仅将其表现出来的令我们恼怒的行为与其特有的文化特性联系起来，而仅仅将至归结于日本国家、政府的决策。

　　因此，我想在此借助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分析当代日本对中美的不同态度。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有这样的总体描述：“日本人的性格崇尚斗争但是又不失温柔，滥用武力而又爱美，高傲但是有很有礼貌，固守己见而又温文尔雅，容易驯服但是不轻易受人控制，忠贞但是却容易反叛，有勇气但是有时还很懦弱，很保守但是还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对于别人的评价他们十分注重，可是当没有人知晓他们的罪恶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罪恶征服。军队接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但是却有很大的反叛性质。”

　　一言蔽之，日本是一个充满着百思不解的矛盾的民族。

　　这样的矛盾也反应在他们的历史观中。日本青年作家加藤嘉一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观点：日本是民主国家，所以在野党等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当属情理之中；日本国民是二战的受害者；日本败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

　　中国和美国同为二战的同盟国，在日本眼里却是截然不同。同时，令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更是，美国在对日作战中，甚至采用了核武器，导致了日本的核阴影，但看目前的日本，却对美国心悦臣服，似乎完全忘却了历史的阴影。

　　这样的困惑或许可以用日本人的严格等级制度加以解释。日本人从各个方面受到等级的束缚。家庭中，阶级关系上，日本人都被打上了等级思想的烙印。尽管现在的日本已经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彻底的民主改革，但这种等级思想，作为其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仍然留存下来。有人对现在的日本有着这样的评价：“虽然现代日本社会在政治领域也引入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是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指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感情’，它缺少现代民主制度中‘尊重个体自主权力’的成分，而仅仅为‘个体服从集团’的传统观念涂染了一层‘现代化’的伪装。”

　　二战时期，日本人认为：倘若是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就都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因此，日本不得不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也是其作为轴心国的重要原因。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就是，只要认准了一条路，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人在历史认知上的一些近乎执拗的坚持。但是，另一方面，倘若失败了，日本人就自然而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

　　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由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在天皇宣布战败之后，原本誓死守卫自己国家，准备抗争到底的日本人马上如同“洗心革面”，对美国军队展现出极大的欢迎。

　　日本人的一大性格特性就是“负恩”。日本人不愿意欠别人恩情。这与他们的“义理”紧密相关。总的而言，接受别人的恩情会让日本人感受到沉重的负担。而二战后，处理日本的美国很好的看到了这一民族性和日本的等级性。麦克阿瑟接受了美国高层的指示，令战后日本的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主要由日本国民自己负责。实质上，以麦克阿瑟为核心的对战后日本的改造方式是建立一个对日本各个级别官僚机构实行的自上而下管理的行政机构。美国通过直接将通告发给日本政府，将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进行制定。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既节省了管理日本具体事务的时间，也净化并合理利用了日本政府。

　　而由于美国对日本民族性的透彻研究，这样的政策非但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桀骜敌对态度，反而让日本欣然接受。在日本人眼里，他们战败了，就表明他们原来选择的道路行不通，而接受美国的这种政策正是意味着血洗现实战败的耻辱，并促使他们来实行一些新的国家的政策。而美国，则成为了带给他们“善意”政策的施恩者。再想到日本人“负恩”的性格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于曾给他们本土带来巨大创伤的美国人有着巨大的善意。

　　那么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得到相反的待遇呢？

　　这就必须要提到日本民族的另一大特点“耻感”。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世界，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犯错误的人也不会感到解脱。因此，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的说法，甚至对上帝的忏悔也没有。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日本人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并为这种道德体系寻求同一。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态度令他们愤慨。

　　日本人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改造是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认为过去的途径失败了，因此将努力倾注于其他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帮助令他们“负恩”的美国，显然不是他们愤恨的对象。

　　而中国，不仅不认同他们的价值标准，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羞辱。日本人的伦理对他们的要求是，一个人要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次错误的必然后果便是令他们相信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甚至这种必然的后果可能时在一次劳命伤财的战争中被击败。可是日本人不一定会将由此引起的愤恨看成一种羞辱。日本人的词典中，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以诽谤，轻视，嘲笑，不敬，坚持使用羞辱性的象征来对他人或者国家进行羞辱的。而这正是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开始一直在对他们所做的。

　　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的管理避免了在清洗干净的账单上重新涂抹上羞辱的象征，而只是坚持了在日本人看来属于战败的“必然后果”的事情。不管是西方的伦理如何对这样的原则进行谴责，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所取得的成效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

　　然而中国在战后却一再把账单加厚，把这种日本人眼中的“羞辱”加深。当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那么报复就会成为一种美德。中国人在抗战中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这当然令每个中国人愤懑，然而，中国人由此对日本的一切带有敌意的行为，又加剧了与日本之间的历史鸿沟，而至今，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不可否认，其中有日本侵华和日本对历史的否认态度的原因，但其中也可以看见中国对日本态度的草率而引起的恶性影响。

　　中国人在看待日本问题时运用了一种典型式的中国思维。中国的孩子从小熟知这样一句古语：“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中国人认为，犯错就要忏悔，犯错就要赔罪。对于犯错的人，中国相信其“罪该万死”。而作为受害者，如何要求对方都应该“赴汤蹈火”。这使中国对日本的要求显得理所当然。

　　然而中国人大都忽视了日本的民族性，即在日本人眼中，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对他们信奉的“等级制度”的推行，是对其道德观的一种弘扬。他们认为他们之前选择的道路有错，却并不认为战争失败是一种羞辱。而中国人则视之为一种羞辱。

　　很显然，日本人的确有错，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不能以苛求自己的方式同样苛求其他的国家。

　　而面对愈加紧张的中日关系，我想中国也应该反思，二战后至今多年来对日政策是否有从日本的民族性方面进行调整。

　　面对日本教科书掩盖侵略历史的事件，面对日本首脑惨败奉有战争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事件，面对日本否认慰安妇，要求拆除慰安妇雕塑的事件，除了义愤填膺，除了反日游行，我们是不是可以脱离中国式思考的怪圈，寻求对其观念的了解。

　　抗日神剧已经够多了，对日本人的蔑称也已经令民众熟识到听到“日本人”三个字便条件反射的程度，反日的言论也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依然坚持这样一种对日本而言是“羞辱”的态度对待日本，或许我们等不到日本承认历史的一天。

　　当然，我在此的赘述仅是从个人的思考来看，我从未去过日本，也只是通过这样一本书了解日本的民族特性。但《菊与刀》与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无疑能够带给现在中国一些启示：在理解日本民族性的基础上处理与日本的历史问题或许能带来更好的成效。

　　《菊与刀》读后感(八)：耻感文化

　　菊与刀

　　（写了好几个开头都不满意，我准备开始freestyle了）

　　这本书我耳闻已久，印象中大学的时候还翻过，但似乎没看下去，但这两天拿起来，居然一口气看完了（算是一口气吧，看了三天，中间没看别的书），确实让我收获不少。

　　之前对日本人的认识有这几点：注重礼仪、社会压力大自杀率高、物哀、军国主义思想、爱说自己的隐私、男尊女卑、性文化比较发达、胆小怕事、冷漠。大概就这么多吧，读了这本书之后，似乎把这些认识都串联在一起了，彼此相互关联，同时又告诉了我一切我不知道的信息。虽然同属东亚文化圈，但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挺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的，将两个给人以截然不同的两个事物放在一起，特别有张力，这种对立统一大约就是作者想要说的日本人的“双重性“吧。在书的扉页上写着：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细想一下，可不是嘛，日本人就是这样矛盾的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用“耻感文化”来解释，一切都说的通了。耻感文化，顾名思义是以羞耻感为核心的。羞耻感的存在注定需要观者，哪怕是一个假想的观者。在耻感文化的社会中行事，获得他人的认同是最重要的，这就导致了日本人的“多变“，因为他的内心并不存在“是与非”，而只有“适”与“不适”。

　　日本人将已故的人都称之为“佛”这点挺有意思的。禅宗流行于日本，其核心要义是“顿悟”，佛一直在每个人的心里，修行者要做的事就是让佛显现出来。这让我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知识”的认识，他认为最初灵魂是知道一切的，可是在灵魂寄居在肉体之后，知识被遮蔽隐藏起来了，人们之后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人死后自然都回到了最本真的状态，那称为“佛”也不奇怪了。这与“去恶存善”的修炼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看似容易，但却如一叶小舟漂浮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中，没有方向。而后者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可以对每个行为进行判断与反思，就像带上了指南针，每一步都走在既定方向上。这样的修炼方式和日本人普遍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

　　日本人关注的是行事是否符合观者的“期望”，而对具体的行为本身并不定性。比如弑父杀兄这一行为，多残忍啊，这不是大逆不道嘛，但是如果为了义理，这一行为非但不会被非议，反而会被大家称赞。比如《四十七士》就说了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浪人们为了给君主复仇不惜抛弃妻子、杀掉自己的亲人。其中的给君主复仇就是符合义理的行为。当然义理包含的内容有很多，但大都都是会给人造成额外负担、很难出于本心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义理就像小格子，是人们行事的规范，除此以外，还有“义务”“忠”“孝”等等各种各样的小格子，只有乖乖呆在格子里才会符合别人对自己的期待，自己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被排斥在外。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不要麻烦别人，麻烦别人并不只是请别人帮助，帮助别人说不定也会增添别人的烦恼，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受恩就要回报，所以帮助别人时无形地给受助者施加回报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日本人看上去比较冷漠。各就其位，安分守己，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画了格子就区分了格子内外，舍弃格子外的过程必定是痛苦的，但越痛苦就越显出崇高来，就越能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自杀在其他文化里是逃避、颓废，而日本文化中的自杀显的特别有力量，甚至是生命的升华。突然想到樱花，盛时满枝，谢时如雨，落而不衰，尤为壮美，这不就是日本精神的象征吗。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一辈子也不会遇到需要舍弃生命、弑父杀兄这么惨烈的情况，但日本人的生活还是被各种各样的格子框定了，随之而来的压力也需要排遣，像浴池、居酒屋就是绝佳的去处了。每时每刻都需要观察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也会养成敏感、纤细的心灵，这大概就是日本物哀的来源吧。柔弱如菊，刚强如刀。

　　最后再补充一定有意思的内容：日本罢工。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罢工是工人们停产、甩手不干了，但日本人罢工是把管理人员拦在外面，不给他们机会行驶管理之责，工人们自己卖力干活，让生产量翻番。乍听觉得不可思议，那工厂的管理人员岂不会很期待工人罢工吗？但转念一想，这才是真正釜底抽薪，工人们用这种方式取消了管理人员在工厂中的位置，让他们无地自容，我猜测经历罢工的管理人员多半会辞职吧。

　　整体而言，这本书符合我的预期，也带给了我不少惊喜。不过也要认识到这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书，现在的日本估计和书里的日本还是有很大变化的。万不可就此给日本人贴上标签，形成定论。

　　（去年冬天去了日本，最大的感觉是静，这在日本的时候感觉并不明显，但一下飞机进入浦东机场，听到久违的熟悉的嘈杂，不由自主松了口气，才觉察到在日本的那一周自己都是屏着一口气的。让我去日本旅游，我还是很乐意再去玩一玩的，像泡泡温泉、吃吃海鲜什么的还是蛮惬意的，还有非常周到体贴的服务，干净整洁的环境，但尽管如此要是让我在日本常住，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憋得慌，还是在国内自由自在的多。）

　　《菊与刀》读后感(九)：《菊与刀》总结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鲜事物。总之，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民族。

　　社会学认为，人是社会人，人的这些性格特点背后一定有社会结构制度的影子。《菊与刀》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日本人的性格特点：

　　一、等级制度

　　日本人对秩序等级极度依赖，等级秩序意味着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男女老幼，尊卑有别。本尼迪克特在第三章开篇就写道，要了解日本人的等级观，必须从“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含义进行理解。“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对他们所依赖的等级制度的表达。“各得其所”的思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建立一个有秩序且井井有条的世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有才能的人成为领导者，才能得到最大发挥；平庸的人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作出自己与能力相关的贡献。

　　等级的观念是日本人价值体系内的一个关键环节，渗透于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层面社层面以及国家层面之中。等级制在家庭层面上的体现是“孝道”，妻子要顺从丈夫，孩子要顺从父亲，弟弟要顺从哥哥。等级制在社会层面上的体现在于皇室、贵族、武士与农、工、商为代表的“庶民”阶层的巨大社会地位差异。等级制在国家层面上的体现是日本人在世界外交之中总给自己和对象国进行比较，在自我观念中对每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进行排序从而满足其追求“秩序”的需要。

　　二、亏欠与报恩

　　东方祭祀祖先的活动许多并不是真的祭祀，也并非完全针对祖先：它其实是一个仪式，公开承认人们对过去的一切亏欠了巨大的恩情。

　　中国人本身并不排斥别人对自己的“恩”，甚至于内心深处还隐隐对别人给与自己的“恩情”感到愉悦。而日本人对于“恩”的情感却敏感的多，日本并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欣然接受别人的“恩”。“负恩”在日语里兼有“受辱”和“感激”之意。因此，一个日本人一般不会轻易地接受别人对自的“恩”，日本人认为所负担的恩情过重，不利于精神的修炼，是懦弱的表现。

　　三、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的文化为耻感文化，耻感不是来自绝对的道德而是来自外部的制约，有观众的情况下才会激发出日本人的耻感。这个观点说明日本人有一个和外部制约分离的自我。

　　在耻感文化影响下的日本人，遵守日常的一般忠孝礼仪，甚至在平常的等级秩序的制约下还会表现出极度的自我抑制。但倘若受到了侮辱、嘲笑时，为了洗刷污名，使自己的名誉得以恢复，他们就会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报复。

　　日本人矛盾的性格正是因为受到了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