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读后感10篇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是一本由包刚升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5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读后感(一)：本书的主要观点
一、论点
当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解决或缓和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就会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的持续恶化，最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这一观点立足于对两个因素的考察，一是选民政治分裂，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通常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二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会严重地削弱国家能力。当两者结合时，政治冲突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的持续发展最终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二、论证
本书前几章通过对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四个国家不同时期民主政体的案例研究论证了上述观点。
内容太多，我就不重复了。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对于降低民主国家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政策建议
第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长期当中会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则可能提高选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因此，长期当中发展经济和加速现代化程度是重要的政策，短期当中则须正视现代化可能会带来的政治压力。
第二，降低不平等程度是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重要政策，这包括降低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降低公民个体意义上的不平等，二是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获取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价值上的“种类不平等”。
第三，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强调民族整合的同时，尊重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域选民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包容其多样性。
第四，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快速扩大政治参与和过度强化政治竞争会给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风险，而在政治上平衡好政治精英与大众参与的关系则对民主稳定性较为有利。
（二）对于强化新兴民主国家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主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兼顾到分权与集权的平衡、参与和效能的平衡，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通常都缺乏维持民主政体自身所需的手段。
第二，成功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并非空中楼阁，而必须考虑并适应本国的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类型与真实情形，宪法和制度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能够运转。
第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要注意适度强化中央集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存在地区与族群分裂的国家，更要强化中央政府维持国家统一的政府能力和政治权力，要尽量避免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
第四，在选举制度上，多数决定制和具有多数决定制特征的混合选举制度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尽量避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
第五，在政府形式上，议会制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防止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出现严重的政洽对抗，要谨慎地对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读后感(二)：陈慧荣：民主研究的科学精神 ——评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2016-08-23 国关前沿通讯
载钟杨主编：《实证社会科学》（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在编辑文字过程中，有部分删节和格式上的调整。
本文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博士，作者感谢刘骥博士提出的中肯意见。
“民主”与“科学”是时髦的词汇，然而，科学地研究民主并不太常见。赵鼎新注意到，“近三十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赵鼎新，2010）。规范性的处方或者倡议固然有其价值，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实证科学研究作为基础，关于民主问题的药方是没有说服力的。在关于民主的实证研究中，与民主转型和巩固问题相比，民主崩溃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科学地研究民主崩溃问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包刚升博士的新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 年）填补了这一重要领域的空白。正如该书序言所说，“与国内很多有关民主的著作不同，本书不是一项思辨性的政治哲学研究或是已有经验研究的理论综述，本书是比较政治领域一项原创性的实证研究”。
笔者暂且放下社会研究能否成为科学的宏大争论，从科学的实证研究角度，来评论《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下文从提问、理论和论证三方面展开评述。
一、提问： 从规范性价值关怀到实证性研究问题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研究问题直截了当，民主政体为何会崩溃？因果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民主比较稳定而另一些国家的民主更加脆弱？为什么同一国家在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之间反复？整本书都是围绕这些问题来提出理论假说、设计研究方法和组织经验证据。该书作者通过严肃的实证研究来探究因果关系从而体现他的价值关怀。作者明白，学者的研究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不做跟风之举。当主流学术界倾力研究与中国关怀更紧密的民主转型时，作者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民主崩溃。
科学研究的背后总有重大的价值关怀，如何把规范性的价值关怀转化成实证性研究问题是科学地研究民主问题的关键一环。中国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理想主义情结，民主问题研究者对中国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前景有着相当的关切。然而，如果这种关切沦为一味地指方向、开处方和喊口号，一味地写漫谈随笔式的文章，民主研究和民主转型恐怕会深受其害。比如，大家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个规范性判断和呼吁，有其重要价值，但具体到科学研究时，我们可以把这个判断转化成为实证性研究问题。比如，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好在哪里？为什么？民主政体有着2500多年历史，为什么在头2300年被先哲们视为“坏东西”而在近100来年才被当作“好东西”？为什么民主出现在某个时段、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其他时段、国家或地区？在各式各样的民主中，哪一种“民主”对什么方面好一些？（王绍光，2008：14）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权者和普通民众都在标榜“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实质性民主转型却没有发生？类似地，我们可以对诸多规范性讨论进行实证性转化。转化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问题，一种是用来回答的问题（questions or puzzles），另一种是用来解决的问题（problems）。“处方”式的规范研究侧重后者，科学探索应该侧重前者。
在笔者看来，社会科学中研究问题的两个关键词是“为什么（why）”和“变异（variation）”，核心是解释变异。正如生物学解释物种多样性，社会科学应该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包刚升敏锐地发现，各个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有着显著的差别，唯有厘清其中因果机制，方能在学术上满足好奇心，在实践中避免民主崩溃。
二、理论： 因果关系才是本质
科学理论不仅是规律的集合，更是对规律的解释（华尔兹，2003：7）。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追求因果关系。包刚升认为，“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具有重要性、创新性、简洁性、精确性和可预测性等特点”（第48 页）。在批判性回顾关于民主崩溃的几种解释（不平等、经济发展、社会分裂、政治制度和个人能动因素）之后，包刚升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说，他认为，“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政体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自变量选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安排是政治结构，而严重的政治冲突和国家能力不足是政治过程，民主政体崩溃是政治结果”（序言）。
该书文献综述展示，两个自变量在以往研究中都有被提及（尤其是社会分裂），包刚升的贡献在于巧妙地进行了综合，运用“危机反应”模式的分析视角考察民主政体如何应对社会分裂和政治冲突导致的政治危机，以此来解释民主稳定性。该理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国家能力尤其是国家机器凝聚力的强调。此外，他对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法设计对政治行为体和政治结果的塑造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为了避免制度决定论，包刚升进一步平衡理论解释中的结构性因素（structure）和能动性因素（agency），在政治过程中注重讨论政治精英和政党在政治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下采取不同的竞争战略。从判断理论好坏的几个标准来看，该书的理论至少是重要而简洁的、有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创新性理论。
然而，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该书理论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选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安排两个自变量与政治参与和（或）政治竞争显著下降之间存在逻辑上的悖论。按照作者的定义，民主崩溃或者民主政体的崩溃是指一国从民主政体向非民主政体或无政府状态的逆转，这可以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任一维度的显著下降来衡量。事实上，较高程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以及政体内部的离心作用恰恰是政治竞争程度较高的表现，而作者理论则推导出了民主崩溃；按照该书论点，高度向心型政体和低度选民政治分裂的民主政体最稳定，而这两者的组合恰恰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程度较低的情况，应该导致民主崩溃才对。
界定两个自变量起作用的范围和区间似乎是解决上述悖论的办法。上述逻辑悖论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正如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没有简单线性关系一样。比如，我们对自变量取极值，假设一个民主政体中选民政治分裂极低而且政体向心力极强，按照作者理论，这个民主政体应该最为稳定，但事实可能相反，即这个政体变成了威权政体，因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程度极低。这个极端案例表明，作者需要约束其自变量的解释力，否则因果关系可能错乱。
另外，该书多处指出或者暗示，选举中比例代表制较之多数制以及立法行政关系中总统制较之内阁制更容易制造政治分裂，因而更容易引发民主崩溃。这恐怕是一个有争议的重要论断，我们希望作者往后可以进一步探讨。
三、比较历史分析的逻辑
没有比较就没有科学，没有比较方法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比较，我们才可以进行因果推理。比如，即使感冒患者头天吃药第二天病愈，我们也无法断定感冒药是病愈的原因，因为这里缺少受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也许是别的因素治愈了感冒。在小样本的比较案例研究中，有四种比较的方法，即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动态比较（dynamic comparison）（结合横向和纵向）和反事实比较（counter factual comparison）（真实案例与虚拟案例比较）（gerring，2007:151-171）。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动态比较，既有横向的案例间比较，也有结合历史演变的历时性比较。比较历史研究是“在比较案例中通过对历史作用的分析而得出因果关系”，其特点是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对历史顺序和过程的重视以及对比较案例方法的应用（朱天飚，2001：67-72）。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和《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形成》等都是比较历史研究的典范。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在研究设计上正是采用比较历史分析。包刚升努力“系统地借鉴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第54页），还采用了“最大相异中的最大相似”方法。作者选取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四个案例进行案例间横向比较和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既然社会科学旨在解释变异，案例选取就要覆盖变量取值的不同组合。作者选取案例时考虑到选民政治分裂、政治制度类型和民主政体崩溃与否的变化，也考虑到代表性和其他多样性。
在四章案例分析中，包刚升按照自己的理论框架进行叙事。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阶级分裂和“民主威权”维度分裂加上比例代表制与半总统制结合的离心型政治制度导致了民主崩溃和纳粹崛起；智利（1932 ～ 1973）的阶级分裂加上比例代表制和总统制的结合导致了军事政变和军人独裁；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1960—1966）族群地区分裂加上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致使军事政变和内战发生；在社会高度分裂但尚未充分政治化的情况下，1947 年独立后的印度采取了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或准联邦制、选举上的简单多数决定制和行政立法关系上的议会制，创造了民主稳定的奇迹。该书还简短地介绍了德国、尼日利亚和智利在民主崩溃之后再度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历程，指出了印度民主稳定性的隐忧，这种历时性分析让读者看到自变量取值变化给民主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相比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小样本的比较历史研究在提出新的假说、追求理论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剖析因果链条、对强异质性案例的把握、提升因果关系强度（causal strength）等方面有着不少优势。然而，比较历史分析的弱点也是明显的。赵鼎新在评价西方对称性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时，指出其三个致命弱点：第一，为了做到案例间极大相似性，需要控制多如牛毛的干扰变量，而这是极难办到的；第二，提出的问题基本都具有单一性，违背了有效理论应该解释更大变异的科学原则；第三，重比较而轻历史，历史叙事往往缺乏时间／ 空间感（赵鼎新，2006：213-220）。该书在研究设计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较历史研究的弱点。比如，该书运用求异法（也叫极大相似法，most-similar design）来解释差异（印度民主稳定与其他三国民主崩溃），然而，如果拿印度与其他三国比较，作者几乎没有控制什么变量，大部分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社会分裂的类型、国际背景、历史遗产）取值恐怕都很不一样，极大相似的要求远远没有达到。因此，作者的理论在这里遇到了很大挑战，如此多的不同因素都构成了解释印度与其他三国差异的竞争性假说。
最近有学者为比较历史分析中受控比较在社会科学中的不可或缺性（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做出辩护。近年来，比较历史研究的尴尬地位源自两方面研究传统的夹击：第一，定量研究取向的学者挑战比较历史研究中案例选择的偏差和结论的可推广性（generalizablity）；第二，定性研究者在“转向多元方法”（multi-method turn）潮流下，认为案例研究要更多关注特定国家的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以构建强大内部有效性，再结合大样本（large-N）统计分析保证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即便如此，有学者认为以受控比较方法在满足如下条件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同时获得理论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第一，用通则性的变量或机制来构建理论；第二，寻求有代表性的变异；第三，案例选择尽可能控制竞争性解释的影响（Slater and Ziblatt,2014:1301-1327)。包刚升对理论简洁性和通则性的追求以及对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的应用都代表了这种努力方向。比如，作者提出的两个自变量选民政治分裂与政治制度安排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案例选择上从横向和纵向上尽可能追求最大的变异程度，并采用多种控制方法来隔离干扰变量对因果推理的影响。
四、小结： 用经验证据解释变异
笔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经验证据解释变异。这句话包括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变异”，意指我们科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解释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变异或差异性；第二是“解释”，即科学探索主要坚持解释传统，构建以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为核心的理论假说；第三是“经验证据”，指的是围绕以比较为基础的研究设计来组织和收集经验证据，以支撑理论假说。
笔者对《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的上述批评丝毫没有贬低该书在民主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较之物理学等“硬科学”（hard science），社会科学这种“软科学”要处理更加错综复杂和动态多样的变量和机制。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中，“破”易“立”难，依照严格的科学标准进行批判相对容易，构建一个屹立不倒的理论则要困难得多，大部分理论都像沙堡，随着潮水来袭，轰然倒塌（Geddes，2003）。即便如此，社会科学家依然不畏艰难，继续求索。包刚升在科学地研究民主方面，做出了重要而富有创见的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将日益体现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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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读后感(三)：民主政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崩溃？
民主崩溃这一议题其实学术界早就有研究，林茨就是最早开启这一领域的学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成为研究民主领域的热点议题，以至于对民主崩溃这一现象的研究远不如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
所谓民主崩溃，很好理解，就是指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变成了非民主国家。我们知道，德国就发生过魏玛民主崩溃，希特勒上台；拉丁美洲也有好些国家通过军人夺权颠覆了民主政体，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颠覆阿连德政权。
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发生崩溃？现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对民主崩溃的思考一直也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贫富阶级的激烈冲突容易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平民政体中存在较多的中产阶级时才容易稳定。基于此，后来达尔认为极端的不平等也很有可能削弱底层民众对多头政体的效忠，此后，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会削弱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倾向，民主通常难以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维系。这种观点当然争议很大。首先，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相关度并不高，或者很不确定。博伦和杰克曼的研究认为不平等与民主之间的负相关性并不显著。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统计也表明，基尼系数与民主政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但显著性并不高；其次，从逻辑上讲，不平等程度相似的民主国家，阶级冲突的程度却是不同的，因而民主崩溃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此外，很多民主政体在当初恰恰是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兴起的，比如19世纪的欧洲，而今天一些基尼系数很高的国家依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比如智利等几个拉美国家。
第二种强调民主崩溃的理论是经济原因，这种解释把经济发展、经济稳定或经济绩效作为主要变量。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社会、经济不稳定（比如经济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社会以及经济绩效低的社会，民主政体更容易崩溃。比如李普塞特就认为“一个国家越富有，它越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反过来说，贫穷国家维持民主政体的几率很低。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民主政体更有可能崩溃呢？一般认为，民主政体的维系与一个社会城市化水平、教育发展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达、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提高、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度相关，而这些很难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达到。至于例子嘛，也有很多，比如意大利的民主崩溃就跟一战后意大利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有关，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德国、巴西、阿根廷的民主政体纷纷倒台。这种解释具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色彩，遭到了很多批评，首要的是这种解释忽略了政治的因素。从历史事实来看，几个欧美主要民主大国在19世纪启动民主化时，其人均GDP并不比现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高多少，甚至还要低很多。比如，1870年英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3191国际元和2445国际元，拉丁美洲在20世纪50-60年代已经达到这一水平。但拉美主要国家20世纪50-60年代前后均遭遇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民主崩溃。近期的例子呢？比如亚洲的印度和非洲的博茨瓦纳在独立之后均维持了民主政体，而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长时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拉里·戴蒙德观察到，1990年以后，穷国当中民主政体的比例有了显著上升，尽管多数落后国家的民主政体还不是很稳固，但近20年的经验显示民主政体在穷国的存活率在提高。
第三种解释关注的是民主国家的内部社会分裂，更多关注阶级、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地区等因素引发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分歧、对抗和冲突，如果分歧过大、分裂过深，则会影响到民主政体的存活，极有可能发生崩溃。这些研究都支持这样的观点：高度的社会分裂，特别是基于族群和宗教的社会分裂，容易引发民主政体的崩溃。当然，针对这一观点确实有很多例子支撑，但仍然可以找出很多反例。比如加拿大和印度都是族群高度分裂的国家，仍然保持着民主政体。另外，亚非拉的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族群、宗教和文化分裂，但这些地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在民主建设方面总体进步很大。因此，社会分裂与民主稳定性的关系并不确定。
当然，还有第四种理论解释：不当的政治制度设计容易导致民主崩溃。这一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讨论就是林茨发起的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不同，是否会影响民主的稳定性？林茨等人认为，总统制下存在总统和议会双重合法性冲突等不利因素，因而容易引发民主崩溃。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林茨的观点。此外，政党制度也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萨托利认为，极化多党制并不意味着百分之一百的自我毁灭，但这种体制应付重大危机的能力很低。因此，与两党制或者温和多党制相比，极化多党制民主政体更容易崩溃。多党制的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高度碎片化的政党制度，这更可能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而简单多数决定制则有利于两党制，美国就是简单多数决定制导致两党制的典型国家。
第五种理论不同于前四种，前四种侧重于结构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第五种则是侧重能动因素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政治行为者特别是政治家的战略与选择决定了民主政体是否会崩溃。这种理论的优势是能够还原历史情境，探索当时的政治互动，但缺点是停留于深度描述，弱于理论建构，且忽视了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其因果关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理论的说服力一般不太大。
包刚升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则是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啊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政治对抗和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出有效的国家能力时，民主政体就无力缓解或者解决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国内政治危机就会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这里牵涉到两个条件，一个是选民政治分裂，体现了政治冲突；一个是政治制度安排不能缓解冲突，体现了国家能力不足。也就是说，不同选民群体之间高度的政治分裂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并不必然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只有当国家或政府缺乏有效能力去控制时，严重的政治危机才发生。因此，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不足，是政治危机形成和激化的第二个条件。此时，政治体系中就有严重的离心倾向。
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时，政治冲突就会比较激烈，寻求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和政党的战略、行为和选择往往又加剧这种政治冲突。在离心型民主政体下，政治家和政党难以达成最低程度的政治合作，国家能力比较弱，当政治冲突持续上升时，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民主政体就会倾向于崩溃。
本书考察了四个国家：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印度在不同时期的民主政体案例来论证上述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德国。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特别是魏玛后期存在严重的阶级分裂和“民主—威权”维度的政治分裂，国内政治分歧巨大，冲突不断，政治暴力频繁。另一方面，魏玛民主是典型的离心型政治制度安排，纯粹的比例代表制鼓励小型政党和新兴政党，削弱了既有大型政党的政治力量，塑造了极化多党制，而半总统制的安排又孕育着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最后魏玛民主无力解决经济危机引发的各种政治冲突，国家能力严重不足，为希特勒夺权上台提供了契机。
二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体得到了巩固，可以归结为德国的选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两个因素的显著变化。由于战后经济发展加上福利国家的建设，联邦德国战后的选民阶级分裂已经大为降低。另外，基本法汲取了魏玛宪法的教训，选举制度由纯粹比例代表制改为混合型，国会议员半数名额由多数决定制选出、半数名额由比例代表制选出，同时设置国会政党必须获得5%的选票门槛。政府形式也由半总统制变革为议会制，这消除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隐患，联邦德国的民主政体向心力大为增强，塑造了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的稳定性。
第二个例子是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的主要问题在于高度的族群分裂和高度的地方分权的地区主义制度安排。全国就三个区：北区、东区、西区，每一个区的族群的选民政治主张互不相容，互相憎恨，中央被架空，地区权力过大，以至于让国会沦为地区争权的地方，中央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协调冲突和矛盾，即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和民族整合能力，最后伊博族军官发动军事政变，颠覆了尼日利亚的民主政体。
1999年，尼日利亚启动民主转型，改变了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强化中央权力，领土由过去的3个区变为36个州，当选最高行政长官的条件是须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州均获得不低于25%的选票。但同时把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则可能为以后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埋下了冲突隐患。当然，今天的尼日利亚依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但已经比60年代好很多。
第三个例子是智利。智利的民主崩溃主要问题为阶级冲突严重。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下层阶级获得普选权之后要求强烈的经济平等要求，撕裂了整个国家。1970年以后，整个国家选民分裂为两大阵营，要么支持阿连德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外，比例代表制严重削弱了智利的主要政党力量，政党体制趋于极化，阿连德总统无法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整个政府陷入总统和议会的政治冲突之中，国家能力或者政府能力严重不足。1973年，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接管了政权，智利民主政体崩溃。
80年代末，智利启动新的民主转型，今天的智利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典范，智利的民主巩固得益于两个因素的变化。一是智利的经济奇迹造就了更加富裕的社会，如今的智利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使得选民阶级分裂的程度和恶性阶层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二是智利的政治制度改革。国会选举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引入双名选区制，这种选举制鼓励政党合作并促使两大稳定政党联盟的兴起。同时，新宪法要求总统以两轮多数制选举产生，还引入了总统和议会冲突协调机制，大大降低了政治制度的离心倾向。
第四个例子是印度。当然印度是作为维持民主成功的例子列出的，所谓民主的奇迹，印度长期以来存在高度的社会分裂，尤其是宗教族群分裂，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低水平。但选民政治动员并不充分，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尚未充分政治化，这就使得印度的实际选民政治分裂低于社会结构中的分裂程度。其次，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向心制度的典范：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或准联邦制、选举制度上的简单多数决定制、行政—=立法关系上的议会制。这些都是向心倾向的政治安排，能够塑造较强的国家能力。当然，80年代后，大量底层获得选举权，政治冲突上升，但总体上说，印度的民主政体还算稳固，算是比较成功的。
包刚升老师此书是研究民主崩溃，如果有些人看到因为阶层分裂，大量下层阶级加入普选而导致政治冲突上升，于是觉得此国不适合民主，不需要民主，那就显得很无语了，这种观点我已经不想反驳了，说了很多次了。
那么如何避免民主崩溃呢？包刚升给出了几条对于强化新兴民主国家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
1.民主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充分兼顾到分权与集权的平衡，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通常都缺乏维持民主政体自身所需的手段。
2.成功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是空中楼阁，而必须考虑本国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类型与真实情况。
3.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适度强化中央集权。
4.在选举制度上，多数决定制和具有多数决定制特征的混合选举制往往是更优选择，尤其要避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
5.在政府形式上，尽量选择议会制，防止立法权与行政权的严重对抗，谨慎对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读后感(四)：小记
民主崩溃的原因是社会分裂和离心型的政治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
阶级、宗教、族群、中央-地方的分裂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形式，20世纪后半页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下层工人阶级、少数民族更多获得选举权），因此社会分裂反映到了选民分裂上去。
而政治制度安排起到了类似于“阀门”的作用，一是从国家层面上选择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单一制的政府拥有更强的领导力；二是社会层面上的政党制度（更本质是投票规则，简单多数规则导致大党派和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导致小党派和多党制），两党制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三是政府层面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安排。总统制下由于总统和议会都是民选的，所以双重权威会产生冲突，而议会制下总理是由多数党推举出的，政治行动很容易被通过。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读后感(五)：简述《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嗯，算是包老师的学生，上学期听了发展政治学，下学期还要去听民主与民主转型的课程，书中的有些内容包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讲过的。
民主政体为何会崩溃？作者试图用一国的选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安排来解释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政体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作者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结合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确定因果关系，并运用“最大相异”的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了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为研究对象，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探讨了自变量（选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类型）以及因变量（民主政体崩溃与否）的变化，并根据选民的投票结构、政治议题的冲突性和选民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来衡量选民政治的分裂程度，根据对不同层次政治制度安排的组合来衡量政治制度的类型，而后作者对两个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自相关的问题做了解释。
首先，作者对选民政治分裂的逻辑做了论述。作者界定的选民政治分裂或政治分裂的概念，是针对政治参与者或选民而言的，是指显现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现象的社会分裂，或者说是社会分裂的政治化。作者对既有文献的分析后指出，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容易引发剧烈的政治冲突，而过于剧烈的政治冲突则会影响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甚至引发民主政体的崩溃。基于对20世纪不同类型民主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阶级分裂、宗教分裂、族群分裂和地区分裂仍然在起着作用，在一些国家，选民在“民主—威权”维度上同样存在政治分裂。作者运用三种方法衡量选民分裂程度的高低，第一种为分析选民的投票结构。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说明选民政治偏好的差异非常大，那么，不同的政治家和政党为了迎合偏离中心位置的较大数量选民，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的分化程度也会比较高，这样就更有可能引发政治冲突，政治共识和妥协较难形成，民主政治的运转就会遇到比较大的压力。第二种为考察和评估重大政治议题。作者将政治议题分为三种：共识型议题、妥协型议题和冲突型议题。如果发现重大政治议题主要是冲突型议题，可以判断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很高；如果主要是共识型议题，可以判断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很低；如果主要是妥协型议题，则居于中间状态。第三种为考察政治暴力或准暴力现象。如果政治暴力程度严重、规模大、频率高，则意味着该国的政治暴力较为严重；反之，则政治暴力较为轻微。
作者随后通过对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四国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假说。
最后，作者提供了一些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与宪法制度设计上的建议供新兴民主国家参考。作者认为，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降低社会分裂程度，二是降低社会分裂政治化的程度。降低下层阶级对极端平等化的政治诉求，降低极端左派在下层选民中的影响，提高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的兼容性，就能大大降低民主政体崩溃的概率。经济交往和社会互动的增加，总体上也可能降低选民在族群、语言和地域上的差异程度。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程度，以及降低他们获取这些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程度，有助于缓和选民的社会分裂。政治动员程度相对较低，可以降低社会分裂政治化的程度，因而对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有益，平衡好大众参与和政治精英的关系同样重要。在宪法制度设计上，只有一个民主政府具有有效国家能力时，才能促使民主政体的稳定，并且必须考虑本国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类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首要原则是强化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如何兼顾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选择选举制度上，首要原则是有利于塑造强大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党制度。在政府形式上，首要原则是塑造行政权与立法权在政治行动上的适度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