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回忆》读后感10篇
《帝国的回忆》是一本由《泰晤士报》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回忆》读后感(一)：李鸿章：利己的改革家？
在正统的历史课本中，李鸿章一直都被人作为卖国贼，是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路线的执行者，先后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四面大好河山，都一一送人，说是千古罪人也不为过。但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确是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先后主持北洋水师、江南制造总局，兴办实业、开矿修路、建设海防，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近代工业和企业、军事在中国的发展，李鸿章都有很大的功劳。
首先，李鸿章兴办洋务，注重科技与教育、实业兴国，并非是他高瞻远瞩，而是在借用戈登的“洋枪队”杀死太平军俘虏后，遭到戈登的痛斥所致。一方面，他看到了“洋枪队”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太平军有不畏死的信念，也不可用血肉之躯抵挡住子弹；另一方面，他显然认为戈登的人权道德观念碍事，这支军队不听其指挥。所以，才要发展现代军事及其工业，使枪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才拥有在朝廷中更大的势力和话语权——有没有造反之心不好说，但“奴大欺主、店大欺客”的道理，李鸿章很明白。近代史学家都认为李鸿章之失，在于未能学会并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只是“在盲目的国家中睁开了一只眼睛的人”，以至于西方教育中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始终在他的衙门之外，但在我看来，这还是高看了李鸿章，以他当时的一贯言行，即便是他成为清国的皇帝，中国当时的体制进步也不会有多大的成果。在《泰晤士报》1901-1911年十年的中国专题报道中，有很多例症：
例证之一，同样为晚清名臣的刘坤一、翁同龢，秉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并没有成为李鸿章的盟友，相反，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李鸿章对慈禧的完全支持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拿下两代帝师翁同龢，自己位极人臣、汉人第一大学士的位置便可保无忧，权力争斗中，按照平衡的原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他的为官之道，也是中国官场千年来“不倒翁”的独门心法，至于变法维新失败后给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则无足轻重。
例证之二，同样赞同变法、并且兴办洋务的领袖“鬼子六”奕䜣，本应该是李鸿章的同盟军和支持者，但李鸿章却支持慈禧免除奕䜣议政王的职位，可见，所谓提倡洋务，若与自己的地位和势力相比，便随时可以抛弃，“洋务”自始至终并非其理想，而只是手段，用泰晤士报记者的话说，李鸿章所说的“我却选择了一条并不满意的路”，只是“他因为想要规避历史的严重裁决而为自己寻找借口”。
例证之三：1901年11月8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长篇综述《李鸿章》，文中写道，“李鸿章对于事物的本质有着精明的判断能力，他的如簧巧舌和万能大脑，使他能够以奇异而准确的直觉，让那些带着偏见和先入观念的人对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他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对话方式。正因如此，在天津的那些年里，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富有炽热情怀的爱国者，又是一个开明的改革家，虽然他的衙门不过是无赖和腐败的中心；虽然他的军队常常骗取军饷；虽然他船上的战争物资，常常会消失于他衣架上那些贪婪的口袋里；虽然他的大多数“改革”项目，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支撑门面而已。”从这段相对客观而犀利的评价中，不难发现，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改革家李鸿章，由于没有理想和信仰的支撑，缺乏血性与牺牲精神，为自己的名利考虑多于为国家民族利益的考量，最终不仅走向改革的反面，成为历史大潮中的弃儿，还在其后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使得“卖国求荣”成为终身的历史印记，妄求小利，最终兵败几近亡国，输的干干净净，不是机关算尽、自作聪明又是什么？《泰晤士报》对此评价道：
偿还的时候终于还是来了。他费尽心力地想在最后一刻尽力避开日本对清国的战争，但结果徒劳无功。那是他的短视外交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终究因此而掀翻了自己纸糊的房子。他那“由外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和花了大笔银子买回的铁甲舰，在陆地和海洋上都被杀得落花流水，他那些增强、坚固的堡垒被证明毫无抵抗能力。他那条在名义上承担着守护重任的北方防线，被各个击破为六个支离破碎的断裂带。就连帝国的首都，也就是他专责监督的直隶省，也受到了获胜的侵略者们大举进犯的威胁。
所以说，改革的失败并非是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并非是老百姓愚顽不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家们私心太重，以至于不能精诚团结、推动变革，而是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王安石变法输于此，晚清由改革而走向革命，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帝国的回忆》读后感(二)：晚清拼图的一角
如果说历史是一幅巨大的拼图，只能靠史料拼凑尽力还原，那么以“独立地客观地报道事实”、“报道发展中的历史”为宗旨的《泰晤士报》关于晚清的记录无疑是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旅美华人方激以“新政改革”为题眼，历时数年，从1901年至1911年11年的《泰晤士报》发表的有关“大清新政”的新闻中辑要而成《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透过当年列强之一英国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一的内政外交。内容涵盖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禁烟运动、新政改革、慈禧、光绪、李鸿章、张之洞之死、立宪思潮、武昌起义等事件，视角独特，论述详细深刻，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186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让中国人从天朝大国的幻觉中惊醒过来，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堂堂帝国受外强欺凌丧权辱国又岂有不抗争图强之理。甲午战败让国人明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单纯学习西方知识器物制造只是治标，无法挽救中国于狂澜，进行制度变革才是治本之法，“宪政”思想自始发端。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虽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宣告失败，但终使民智渐开、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救国之道。八国联军侵华后，维新运动的刽子手慈禧流亡西安，内忧外困的情况发布第一道变法上谕实行新政。之后的日俄战争无疑给新政实施打了一剂强心针，明治维新后实施宪政的日本打败专制政体的俄国，俄国战败后宣布预备立宪、东方国家打赢传统欧洲国家的事实让国人信心暴涨，以为只要立宪便能成为第二个日本。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泰晤士报》的老道观察者们透过表面激昂的宪政思潮一眼看穿改革的赢弱本质。他们站在强者的高度，用犀利敏锐的眼光看到保守派不甘放弃既得利益阻挠改革，政界内部地方派系为己之私明争暗斗；货币改革、统一度量迟迟未能修成正果，皆因地方各自为政；司法改革满纸空文，一份无辜入狱被打几千大板的犯人的原始告白血泪横流，读来胆战心惊；教育改革换汤不换药，师资堪忧；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不过是压抑已久的情绪暴发，学生根本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改革没有一个强有力正直无私的领导者，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推崇的袁世凯长的却是帝制的心。
如果说英国新闻观察家们的文笔是匹好马，作者的翻译无疑是把好鞍，语言流畅不俗，私毫没有梗涩之感，倒象原本就是用中文写的，“吹皱一池春水”的翻译当无亏“信、雅、达”三字。这匹马载着读者来到历史的海边，透过炮火和鸦片残留的迷雾，看到一艘名叫“清国”的大船，挂着“新政”的大旗缓缓向前驶去，只见船身满身窟隆，船上虎豹横行，掌舵的妇人一手抓着权杖一手抓着黄金，一个红顶花戴的老人东裱西糊，船上一干人等打架的打架，救水的救水，细看之下，船底却是四万万咬紧牙关、蹒跚前行的普通百姓，最终不堪重负被漏船压着缓缓沉去……站在岸上回顾这段历史的后人，便被一根沾满了屈辱名叫“血脉”的线，扯得心隐隐作疼。
《帝国的回忆》读后感(三)：他者眼中的晚清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出版社曾经组织翻译过一批晚清外国人的中国回忆录，印象中里面谈到最多的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那富有乡村气息的，在他们看来“奇形怪状”充满异域不解色彩的中国生活。相较之下，本书则主要围绕泰晤士报对晚清的大事件报道编选，对于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以及晚清那些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外国人来说，这些遗留下来的记录大概确也只能揭示他们中国观的“冰山一角”吧。
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回顾近代史更多是心酸，被欺凌的记忆以及由此激发的爱国热枕。而从晚清外国人士留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个拥有众多效率低下，顽固不化的民众，不能称之为近代国家的地域：在传教士眼中中国人是需要被教导和拯救的民族，在政治家眼中他们庞大的国家和资源是众人争夺的肥肉，中国在更多的时候作为外国势力角逐的舞台出现，体现了西方的强大，是他们“耕耘的试验田”。在晚清的外国报纸中，我们常能读到这种以“宣称富有同情心的口吻”或者“宣示优越性的口吻”谈论中国的报道，这成了中国人回顾历史的屈辱一面，在过去一直遭到批判。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的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就是这样经由历史的印象一点点延续到现在的，如今中国已经不再是晚清那个被称为“开棺即风化的木乃伊”，曾经在近代命悬一线的民族如今听到更多的外部评论却是夹杂了许多令人不解的“威胁论”论调，对此我们虽仍然可以采取批评态度，或干脆归于“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抱有险恶用心”而继续无视，但更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思考是什么曾经塑造和正在塑造中国在外人眼中的印象，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
历史是有许多面向的，它连接并通往当下的现实。期待这本书为晚清历史研究的丰富和我们从另一视角理解外国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并进而思考当今中国如何塑造他者心中的形象添砖加瓦。
《帝国的回忆》读后感(四)：灰色中国的一线曙光
1901－1911年，是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随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定，清王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无论皇室内部，还是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无不在孜孜追索帝国复兴、崛起之术。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新政”，登上了历史舞台。帝国的最后十年，革新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改革。当时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1906年前后一再说到：“中国的变化是如此地惊人，其发展前景又是如此远大……”
清末新政变革内容几乎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政治方面：宣布仿效日本实施“预备立宪”，设立国家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地方准议会机构咨议局，进而筹建责任内阁；经济方面：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设立商部，聘请日本专家编撰经济法规，奖励工商业，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文教方面：创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设置中央学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法制方面：废除酷刑，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独立，裁撤旧部，改组官制；军事方面：编练新军，创设警察…… 这些名词在今人看来是那么地熟悉，但相信这一系列事件真正地发生在晚清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即使在当时，由于其主持者是传统体制力量，反对舆论也通常把它称之为“假维新”、“假立宪”。
旅美华人方激，穷数年之功，精心选译了数十篇由《泰晤士报》发表的自1901年至1911年11年间有关“大清新政”的新闻稿，辑成《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这些新闻稿包括报道、评述、专访等，内容涵盖上述了与“新政”有关的方方面面，宏观地概括了有关清末“新政”的诸多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光绪以及其他皇族成员为延续统治进行的努力，可以看到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帝国权臣是如何费尽心力地苦撑危局，可以看到列强在中国的角遂，还可以看到国内守旧、改良、革命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
不可否认的是，《泰晤士报》作为一家英国的报纸，其报道、评述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以本国的利益为切入点。其对当时中国政局的报道亦有些碎片化，难以概括时代全貌。但是这些碎片化的史料联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历史拼图，哪怕不完全，但可以把我们带回历史的现场，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那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中国各阶层的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更让我们看到，当时灰色中国确实存在着一线曙光和希望。
《帝国的回忆》读后感(五)：cytun.com推荐《帝国的回忆》注目着别样的历史真相与细节
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同叙述者会给你不一样的诠释。鼎革之际的晚清是怎样被人评说，《帝国的回忆》一书收录了《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全新视角，再现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注目着别样的历史真相与细节。
讲述MJ商业帝国的新书《迈克尔杰克逊有限公司》的作者在推特写道，制作人Swizz Beatz回忆说，他在MJ人生最后阶段与天王合作。当时他还打算把自己的老婆Alicia Keys也请来给MJ写歌，这将会是一次大合作，他说，“他是她的大粉丝，我听说他超爱她。所以我想，‘哈，MJ爱我老婆！’这个搭配会很棒的！”
我好想你。还有四十二天就是人生的转折点 听着伤感的歌 让我想到了在育英大帝国的点点滴滴 说这个学校没有回忆是假的 我曾做梦都想离开这 也曾为你不顾一切后果拼命回来 最后如你所愿我还是选择离开了，等我把勇气攒够 你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我
《帝国的回忆》读后感(六)：十年，生或死
历史是纵向的，如果你和自己比，你更多的会是扼腕叹息；历史是横向的，如果你放眼而去，你更多的会是深以为然。
这让我想到日本。当亚洲诸国基本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时候，几乎同时，日本和大清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化，一个由内革新变化，另一个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另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服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样子。亚洲太小，列强环顾。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一骑绝尘，当然容不得大清的同时崛起。
已经没有天时了，或者说这个十年，大清帝国虽然迎来了机遇，但最终错过。
德国宰相脾斯麦曾接见过中日两国的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过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只是问坚船利炮的价格。”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日本的伊藤博文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中国太复杂了。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洋务运动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而徒有其表。日本太简单了，它从来都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所以它能够轻装上阵，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日本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而“公车上书”归根到底又有何意义呢？
人和也无从谈起。
十年，足够了。生或死其实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