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读后感精选10篇

　　《奇石》是一本由[美] 彼得·海斯勒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奇石》读后感(一)：朱科：如何“陌生化”中国？

　　朱科

　　微信公众号：书评之乱

　　“在我的少年时代，看电影属于聚众之一种。好几百人凑在一块，嘻嘻哈哈的，在军营的操场上，或者在某家新而简陋的郊区影院里。……几乎是在一瞬之间，这种情形被差不多彻底颠覆。为大尺幅银幕制作的影片被压缩成烙饼式的光盘，观影变成了个人在家中秘密进行的阅读活动，尽量少的人在一起观看，而后，和尽量多的人谈论——在各种场合，倾慕、玩味、讥讽乃至唾弃，评论电影已经成了看电影的天然衍生的部分，电影被过度的阐释，仿佛不如此就不曾被观看过似的。”

　　孙甘露笑着说：“表达的意思是一样，你表达得更好。”观众大笑。

　　作家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表达，抽象，深邃，能指时而宏大时而细微，且富于哲理与思辨，韵味无穷。然而，不管这一切“形而上”的意义符号让人如何折服，都有可能因为“名嘴”或者段子手的几句调侃，被“降维打击”（Dimensionality Reduction），成为笑料。当然，思想的“维度”从来都是由高降低易、由低升高难，好的“陌生化”表达永远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长时间经验积累的结果。

　　如何将司空见惯的中国社会“陌生化”，用最具可读性的方式呈现略显“间离”的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臻乎完美。他总是能够破除中国媒体人独有的“自动化”语言壁垒，使中国读者对自己司空见惯的漠然、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重新进入曾经扮演的“角色”，或兴奋或感动或扑哧一乐，获得新奇的阅读和审美体验。就连何伟的继任者欧逸文，也不得不佩服“何伟是一个更好的作者”。

　　2014年出版的《奇石》（Strange Stones），是何伟在担任《纽约客》驻华记者时期的文章合集。在《江城》与《寻路中国》在内地热销，而《甲骨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内地出版的时候，把不那么“敏感”的文章重新编排成内地版以飨读者，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奇石》的封底就有了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

　　“陌生化”叙事需要在文章的开头就给读者以阅读体验上的“碾压感”。

　　在《野味》一文的开头，何伟直接引用了鼠肉餐馆女服务员的问话“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读者这时大概会突然眉头一皱，产生短暂的不适感，心里泛嘀咕“吃老鼠？太恶心了吧”。作者接着说“在萝岗，我已经习惯于做出艰难的抉择”，并开始对萝岗这个广东省以野味著称的小村子做背景介绍，才将读者拉回正常视角。当然，何伟没有忘记契诃夫那句名言“如果第一幕在墙头挂上一支剑的话，那么最后一幕一定要让剑出鞘”，在经过和鼠肉店老板一番略显滑稽的交谈后，他终于在第一节的末尾“让剑出了鞘”——他选了“小老鼠”。

　　《当你长大》讲述的是三个路边卖黄盘的未成年人的故事。文章刚一开头也是“直入式”，没有丝毫铺垫：“小陆、小张和小刘在桥头等我。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来自四川北部的同一个村子。他们说，他们辍学后来到南方，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我三天前在深圳市区见到他们，他们想让我买黄色光碟。”来自农村的未成年人，辍学，繁华都市的街头，黄色光碟……几个十分关键的元素，被密集地放在文首，让未成年人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地下黄色光碟交易浮出水面，引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

　　《四重奏》是作者回忆自己在中国开车的四个小故事。四个故事的开头分别是“第一起事故不是我的错”“第二起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跟第三起事故没有任何关系”“第四起事故完全是我的错”。作者行文看似平淡无奇、漫不经心，内里的表达逻辑却十分缜密。当读者品味到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钩连，以及每次事故的荒诞，就能明白作者是强忍住自己的表达欲，而采用的欲扬先抑。读到文中埋好的“包袱”时，都会被作者冷不丁儿的幽默，给深深“碾压”。

　　和中国的记者一样，何伟的文章总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但是他毕竟是美国人，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各种左派“主义”的洗脑，而且他所服务的《纽约客》杂志就是以西方人为目标读者，因此，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陌生化”表达从何伟下笔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

　　这当然是外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虽然何伟一直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但他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并不急于把自己想象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的态度很客观、很冷静，甚至会加入很多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的背景介绍和比喻。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冷静判断，让何伟的文章虽然充斥着个人经验，但却十分精致贴切，使中国读者在稍有间离感的同时又倍觉亲切。

　　何伟觉得，“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一切都有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有急就章的好手。”这样的切身体会，可以用来突显“马路杀手”被批量生产的荒诞，更可以推而广之，指代当下中国到处弥漫的浮躁心态。

　　在《胡同情缘》里，何伟糊里糊涂地被精明的自行车修理工老杨用来当“洋婚托儿”。何伟从未向老杨提起过自己的意大利血统，但是老杨硬是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他和意大利有关系。最后，何伟无可奈何地说：“总算学到了一条宝贵的胡同教训：永远不要低估自行车修理工知道多少事情。”

　　每当北京举办各种大型活动，比如开全国“两会”“党代会”或者高规格的比赛时，大街小巷总会有“朝阳区群众”一类的便衣出现。在《主队》一文里，何伟对中国便衣的刻画十分传神。他说，“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大多数国人对便衣并没有好感，但是也习以为常，根本没有把这些“理所当然”写下来的意识，可是何伟帮助大家记录下来了。

　　关于中国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何伟捕捉得很到位：“中国人对免费赠品情有独钟，随时有志愿者免费发放各种物品：塑料旗、廉价的硬纸板望远镜、印有麦当劳图案的房子”。当魏子淇一家在外游玩遇上小雨时，“一家人穿着免费的雨披坐在那里显得特别高兴”，因为他们用的东西是免费的。

　　在描写芜湖的汽车工业时，何伟还捎带写了儒家对经商的负面看法，并联想到了鸦片战争，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人家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一句话就把近代中国的屈辱过程点出来了。另外，对于到处泛滥的工业区、开发区，何伟并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一句“在中国，只要顺着某条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崭新的开发区”，瞬间让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了相当直观的印象。

　　何伟的“陌生化”写法虽然可读性高，但是对于中国媒体人来说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他的继任者欧逸文说，重要原因就是成本。

　　《纽约客》作为精英杂志，不少报道都花费不菲。欧逸文有一次做报道，整个旅行的过程就六个月，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去印度，之后到中国，从西部回到北京。何伟又何尝不是如此？《纽约客》的记者从来没有因为成本的问题而使采访陷入困境，编辑从来没有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让记者去写故事。

　　中国没有《纽约客》，也就没有中国的“何伟”，也就没有中国自己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当然，作为“知远体”的创始人，许知远听到这话也许会不服气。

　　《奇石》读后感(二)：抬起头，看看世界

　　2011年3月份日本发生了大地震，那时候我正好在家。那天上午，我拎着相机独自来到镇上，试图拍下一些照片。我走过造纸厂，拍下了一张它的围墙，它还在运转，烟囱里冒出黄色的烟。我记得读初中时骑自行车上学，经常会在路上看到载着干稻草的拖拉机，稻草堆得老高，远远超过拖拉机本身的容积，我们用有一只手抓住拖拉机上的稻草，一只手扶稳龙头，享受免费的自动行程。据说那些稻草的最终归宿就是这个造纸厂。

　　我继续往前走，街上很安静，可以听到路旁的小超市里人们正在讨论抢购食盐的问题，有一个老人从我前面走过，我拍下了她的背影。然后我一直往下走，走到几乎废弃的火车站，这里曾经有许多传说，我小时候听过最恐怖的故事就是有人被火车撞得五马分尸，需要胆大的人拿蛇皮袋去铁轨附近捡尸体。大人一再告诫，不可以去铁轨附近。

　　现在这里已经没有火车停靠，加速的火车忽略了这座已经萧条的小镇，除了一个厕所和一小片菜地，只有一幢挂着“招待所”招牌的空楼房站在那里。这个曾经热闹过的镇子因为国营工厂的悉数关闭，渐渐被时代抛到了后头，除了街心菜市场那一块，处处都显得宁静。

　　我回到热闹的街心，发现有一个幼儿园开在曾经电影院的后头，一个大院子里很多孩子在疯跑，我走近，举起相机准备拍几张孩子们玩耍的照片，还没等我调好快门，就有一个大姐冲到了我面前，呵斥我不要拍照，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不干什么，她很生气地看着我，并让我赶紧走开。这次遭遇让我很光火，为什么她对相机这么敏感，不信任？

　　后来我对拍照兴趣减淡，时间也慢慢被工作填满，很少外出，日复一日生活在城市生活的规定日程里，已经很少面临冲突，面临陌生环境。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开始习以为常。

　　当我看到何伟的《江城》时，我知道自己有多糟糕。在那本书里，何伟讲述了他90年代在涪陵某学校教书时的经历，他是个美国人，走在街上会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但是他仍然乐此不疲的四处行走，记录下了许多精彩的人物和故事。

　　以我为例，生活在城市，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吃快餐，看电影，到商场买衣服，去理发店理发，偶尔去城市周边游玩。一切都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都在消费所掌控中，唯一一次例外是信错了网上的指南，跑到了一处偏僻但毫无景致可言的海边村庄，那天天气炎热，摩托车带着我们在山路间穿梭，日后回忆，它可能比去一次游乐场更有意思。但我越来越少有这种体验了。

　　何伟最新出版的《奇石》是他关于中国的第四本书，相对于前三本，这是一本主题并不那么明确的合集，文章从这十年来他为《纽约客》的供稿中选编而成，共24篇，大部分是写中国，但也有几篇关于美国、埃及、日本，总体来说，这仍然是我们熟悉的何伟，虽然短篇没有长篇叙述来得过瘾，但切片式的观察另有一种斑斓。

　　何伟从来不害怕陌生，他去广东吃老鼠肉，去因三峡工程即将淹没的村落寻访，去号称“中国巴比松”的油画村一探究竟，在政治气氛浓厚的北戴河被盯梢，在朝鲜边境的旅社里和一个小偷正面相对……

　　这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讲那段没头没尾故事的原因，在那一天，我处于一种四处探寻的状态。即使范围很小，却处处吸收着陌生的信息，由于那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小镇，陌生中还夹着熟悉。是何伟的文章唤起了我对于那天的回忆，我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找到对外部世界好奇的感觉，而不是成为一具走到哪里都盯着手机的躯壳。

　　何伟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中国现实和有趣故事，这当然是美妙的阅读体验，而他对于我个人最大的启发，是抬起头多看看眼前。

　　《奇石》读后感(三)：大背景下的小人物

　　这是我读的何伟的第一本书，准备把其他几本也都读了。《寻路中国》名字听得耳熟，但是很二地以为是本讲穷游的书……于是错过了很多好文章。读《奇石》完全是因为第一篇是我在另一处书摘中读到过的写吃老鼠的文章，很有好感，立马决定买下。

　　杂七杂八地读过一堆写中国的书，最喜欢的是基辛格的和何伟的。基辛格写大背景下的大人物，何伟写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奇石》中除了《多恩医生》和《去西部》两篇，写美国，日本，埃及的文章我都不算特别喜欢。《去西部》中他们戏弄美国枪支协会的那一段特别让人忍俊不禁！

　　写中国的故事到都让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篇目是胡同，长城，深圳开发区，申奥，和甲骨文。我之前都并不知道中国竟然没有严肃研究长城历史的专门学者，并不熟悉汉语拼音的诞生过程，并不了解因三峡大坝被迫迁徙的人们的生活，也无法得知申奥过程中的西方视眼。读何伟的书也算学了新东西。

　　另外的一个惊喜之处是读到：“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估计……” 那不是我导师的老婆么！？很少看人site匹大的教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地看到这一句，实在是惊喜！

　　他写了很多中国的荒诞和无奈，但是更写了中国的淳朴与有趣，写特别真实的小人物。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是真真正正的热爱，这在写中国的非汉学家中真是难能可贵！

　　《奇石》读后感(四)：无题

　　我不知道这是算好事还是坏事，近几年读闲书容易动感情，什么掩卷长叹，毛发耸动，老泪纵横之类的状况越来越多。何伟的中国三部曲，除了《甲骨文》因为懒了，没有读完其他两部都很喜欢。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江城》里面那个四处碰壁的外洋鬼子，不喜欢他在《寻路中国》里面游刃有余的样子。也许是他有一个记者的身份，他的东西，大部分是白描，有些自己的思考与分析，只会有少量“我不喜欢这样”、“她做的不错”之类的一句话点评，不会装逼去批判。在他的书里，我可以感受到一种克制——尽量让一切（离奇）的故事显得朴素。凡事秉持这一风格的作家我都很喜欢，汪曾祺啦，雷蒙德.卡佛啦，写完《冬牧场》的李娟啦

　　一个人外国人的视角下的中国，有很多让我觉得陌生的东西。他写道：“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这样的说法，多少缓解了我对自己国家的无知而感到的尴尬。”一无所知是好的，写东西的时候会少一些司空见惯，我更欣赏的是他尽量不带偏见的去对待异国风俗——他甚至在广东吃过老鼠。

　　《奇石》里面大部分的文章来之中国三部曲，还有一些是关于美国和日本的报道，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扑面而来，引诱我拿自己的生活去对比。想来想去，那些纸上的片段会让我兴奋，到底不会让我去奋不顾身复制别人。不是说我做不到奋不顾身，只是过了为了一段文字的描述去奋不顾身的年纪了。我一度放弃思考“到底要怎样去生活”这一问题，因为总是拿不定主意，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打算放过我，找各种机会跑到我面前晃悠。每次面对它都是一次煎熬，这算是我对目前生活状态不满意的明证。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念头在心里涌出来，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散入四肢百骸，像命运一样牵引着我前进的脚步。从此我会经历很多，好的和不好的。那个问题依旧会在，只是对我不再重要。这一天，我很期待。

　　《奇石》读后感(五)：【专访】何伟：书写中国是为了记忆不被忘却

　　受访者：何伟

　　采访者：李唐

　　专题地址：http://book.sina.com.cn/z/hewei/index.shtml

　　谈写作：“‘非虚构’就是你写的是真实的”

　　新浪读书：您对“非虚构”这种文体怎么看？它既不是虚构文学，但也不算新闻报道，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热点事件……

　　何伟：“非虚构”在美国的传统是比较长的，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有一些美国的作家是很重视“非虚构”的。在大学时，我专门读了一个关于“非虚构”的课程，现在我听说在美国关于“非虚构”的课要更多，这是一个传统。

　　但是在美国“非虚构”是很奇怪的定义，它是“Non fiction”，不是说“是”什么东西，而是说“不是”什么东西，很难下一个定义。但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你写的是真实，不能去创造什么东西。当然，你可以用小说的手法来写，不能虚构但可以借用方法。

　　新浪读书：在开始写作时，您是否会列一个提纲，或者有某种规划？还是说依靠灵感让它自动产生？

　　何伟：我写之前都有提纲，但我也会改。我是比较灵活的。有时打算那么做，但做完后可能会有所变化。

　　新浪读书：在文章中，您说道每天都会写作。而像《寻路中国》这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故事，您是一边写一边观察，还是等素材积累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写作？您如何构建这部作品？

　　何伟：积累素材是非常重要的，你收集不好、采访不好，根本没法去写。但有时材料又太多了，分类就变得很重要。比如按A、B、C、D……那样地分类，按照时间、地点等等，如果我要找一个东西会很快，当然这是在提纲之前要做的。每一个分类我都会认真地看，然后开始思考提纲，最后动笔写。我的老师也是用这个方法。

　　新浪读书：您在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会主动引导一些东西吗？会有一定目的性吗？

　　何伟：我不希望每个采访都那么正式。开始的时会比较正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开始慢慢习惯我，我可以在受访者旁边，在他/她工作的时候观察，会看他/她跟其他人是如何接触和交流的，这是最理想的。

　　我正在写一个药剂师的故事，我采访他很多次，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他工作时，我待在旁边，没有采访，而是看他与顾客之间如何交流。

　　在写《寻路中国》工厂的部分时经常是这样的，我看他们平日里怎么交流，这样会很自然。但是，这样做很需要时间，你不能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就这样做。我曾经在新疆采访导演姜文——那时我时间比较多，他就对我说：“你和其他的记者不一样，你不提问题。”我就是观察他跟其他人的交流。

　　新浪读书：卡波蒂曾经说过，写作前要“先将情感耗尽，然后才觉得自己冷静得足以分析它并使之形象化”这样才能写出完美的、有控制力的作品，不至于失控。那么您在写作中是包含情感，还是努力使自己做到冷静客观的呢？

　　何伟：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我写作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要向读者介绍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新浪读书：外国人的身份会带来很多便利，但同时也使人们可能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那个样子面对您，导致某些东西变形了或被遮掩了起来，您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何伟：有时确实会有这个担心，这也是我花费时间多的原因。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可能会不太自然，但是会慢慢自然起来。

　　新浪读书：亨利-米勒曾经说过，“每天听人家讲另一种语言，会让你自己的语言变得锐利，让你意识到以前无法察觉的微妙之处。”您在中国和埃及都待了很长时间，您现在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是否与此有关？

　　何伟：我学习汉语还有阿拉伯语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学习一门外语对于你的写作、思想有很大好处。你的角度会多改变一些，对我自己的发展很重要。

　　我来中国之前，我没有写过什么太丰富的东西，都是一些游记之类，都不太深。离开涪陵以后，我就开始写一种比较深层次的文章了，我觉得这跟学汉语是有很大关系的。我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学了汉语和阿拉伯语以后，我对英文也更理解了，写作水平也有了提高。当你太过熟悉自己的语言，你无法再发现这门语言好的特色。但是当你生活在其它语言中，再去反观自己的语言，是很有帮助的。

　　新浪读书：您在写作时有什么习惯吗？比如卡波蒂必须躺着写，而海明威则习惯站着写作……

　　何伟：我没有什么特殊习惯。我只是需要安静，不要有音乐，一个人，不要有旁人，必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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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前途很重要”

　　新浪读书：您的书中似乎很少涉及到都市题材，但《奇石》中那篇《胡同情缘》我觉得非常棒。您有没有打算写一写都市人的生活？或者是否打算写一些中国其他的群体？

　　何伟：《奇石》这本书是我把所有在《纽约客》写的文章收集起来的，我很喜欢这些故事，所以我收集了起来。在美国有这个传统，一个作家，尤其是“非虚构”作家，积累到某一程度，他们会把他们写的故事、文章收集起来。

　　目前我还没有打算写中国的都市题材，两三年后我和彤禾会回中国，但是具体写什么东西现在说还太早。来了以后再看，有什么比较有意思和重要的事。

　　我从1996年到2007年在中国这段时间，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流动人口上。很多人从农村去了城市，一些人本来是穷的，后来变成了中产阶级，所以我写的大多数都是这类人。我觉得应该写他们，对于历史而言，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但是以后很难说，因为两三年后中国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想我可能会写一些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跟我当初来中国时不一样了。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前途来说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合适的题材。九十年代可能写流动人口比较合适，而现在会不一样。

　　新浪读书：当初赛珍珠曾遭遇到退稿，出版商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大众对中国没有丝毫兴趣。”现在情况如何？美国读者会关心这些中国故事吗？中国人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您就满足一下这种心理，跟我们说说当代中国在西方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印象？

　　何伟：西方读者比以前欢迎了。我写《江城》的时候大多数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有好多编辑告诉我——那是1998年——你写得很好啊，但是我们觉得读者对中国不太感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小地方。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有许多这样的书了，美国的读者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了。当然，还是存在一些偏见。他们比较重视政治，但比以前好多了。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也比以前多了，九十年代几乎没有学中文的人，现在在很多中学都开始学中文了。

　　新浪读书：您在写作时是否有意地希望成为西方读者了解真实中国的一个窗口？

　　何伟：我写的时候没有过多去想读者。我更多去想的是书中的人物、故事还有责任。我最重要的不是给读者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之类的，而是去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民众，这样他们对中国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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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缘起：“我的写作动力是不想忘记这段经历”

　　新浪读书：听说您当时来中国时对中国并没有太多了解。

　　何伟：是的，但我觉得是好的。那时很多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跟中国的联系并不紧密，所以写出来的也全是比较传统的对中国的认识。而我的经验不是从课本上来的，是从涪陵，是从真实而来。

　　新浪读书：当初您决定写中国故事，是否受到了某些触动？

　　何伟：可能一个原因是，我在涪陵的时候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没有一本是对我的情况比较合适的，它们大多数是关于政治或者大历史的，没有关于本地的。所以一个简单的目的是，给那些像我一样来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一本关于本地的书。那时大部分外国记者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们没有机会来写这样的书。

　　还有一个原因是关于“幽默感”。我觉得中国人的幽默感很不错，看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可以让美国读者知道，这不是一个悲伤的地方。

　　新浪读书：您觉得在中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自身有没有什么东西被这个国家改变了？包括性格，或者习惯等等……

　　何伟：大多数的变化是在涪陵的时候。从我刚到涪陵到离开涪陵，我的变化非常大。我刚来的时候思想是比较空白的，觉得这里的人就是比较穷的。但是后来我知道不应该这么说，他们的生活也很丰富，他们也有思想。来了以后，他们于我而言才成为了真实的人，而在这之前我觉得中国人都一样，分不出来谁是谁。

　　新浪读书：您曾说当初写完《江城》时，没想到会受到读者欢迎。那么，当初推动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何伟：我写《江城》时跟出版社还没有什么联系，我写它最根本的原因，是让我自己不要忘记那段经历。我在涪陵的经验，我认为很宝贵也很有意思，我要快点写，我不要忘记了。那时我写书还不太成熟，我怕十年之后我看那些资料，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

　　那时我刚离开涪陵，在父母那里，我认为自己可以花四五个月的时间来写，如果书能卖出去当然好，我很高兴，如果没成功也没问题，因为我不会忘记那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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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作家是可以帮助这个国家的”

　　新浪读书：我曾看到有许多文学青年看过您的书后也产生了写此类题材的想法，作为前辈，您对于处理这类题材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何伟：我当然要鼓励他们。首先要多读一些书，然后就是采访、研究。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知道，“非虚构”是了解世界与自己一个很好的工具。中国现在正要决定走哪条路，作家是可以帮助这个国家的。

　　新浪读书：中国有句古话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显然，您已经行过了万里路，那么您觉得阅读的意义如何？

　　何伟：我读书多的时候是在大学时代，特别是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读了很多很多，对我的教育有很好的影响。我参加和平队来中国以后，就读的少一些了，因为那时我要学习中文。但是我的基础是从书来的，读书是一部分，后来我在外面跟人交流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开始时你比较努力读很多书，然后你应该经历一些事情，积累经验。

　　现在我读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埃及的，我还读了很多关于历史、考古方面的书，因为我要涉及埃及的历史。读文学类的东西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但年轻时读了许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时间我还是要读文学，但现在没办法，工作和生活都很忙。（平时会读一些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吗？）我现在在埃及，就不怎么读关于中国的东西了，我不希望想太多关于中国的事，这会对工作有影响。

　　新浪读书：您看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吗？有没有喜欢的中国作家？请列举一二。

　　何伟：我比较喜欢传统的。还有鲁迅，高行健的《灵山》，还有马健的一本游记《红尘》，以及廖亦武。我现在对梁鸿很感兴趣，有许多人都推荐她。但我看中国字不是很好，大多数都是翻译来的，但她的书还没有翻译。莫言我也看过，但不多。近几年来我书读的不多，这是一个缺点。

　　《奇石》读后感(六)：还是有一点点失望

　　如果想来怀旧的话可以看看，但是想发现点新东西就会很失望。这种合集，特别像以前歌手跳槽前，老东家出的新歌+精选录音带，骗骗粉丝的钱。

　　何伟眼中的中国，仿佛一直徘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市井间。他习惯于用美国人的角度描写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朴实，那些拿着几百块钱一周工作100多个小时的女工是他的好朋友。而对于21世纪大肆对外掠夺的中国人，那些用资金用智慧砸出一个个商业帝国的中国人，则让他非常陌生。

　　何伟最让人喜欢的是他“接地气”，他能够用小人物描写大时代。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过于热心，又使得这种小人物写作方法非常不得力。比如在描写涛哥接班的过程中，他接触不到权利核心，根本不知道那些别墅里发生着什么，只能跟北戴河疗养院中工人聊一聊，用一下民间的流言蜚语写写林彪、江泽民，在侧面推测一下涛哥的接班过程非常顺利。历史的确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也是由英雄创造的。何伟的局限性在于他的圈子太低了，没法了解权利的核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又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非写不可，最终使得此类文章总是没头没脑的，充满着各种谣言和花边。

　　他总说自己因为外国人的身份总受到监视和拒绝，但是您老人家这么写政治，连我这个铁粉都看不下去了。

　　《奇石》读后感(七)：《奇石》：探寻叙事与报道间的平衡

　　文/严杰夫

　　“萝岗是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小村子，我之所以心血来潮光顾此地，是因为听说这里的一家鼠肉餐馆颇具声誉”。这是彼得•海斯勒新作《奇石》中的一篇文章《野味》的开头。这个故事意味浓重的开头，一下子就将读者带入了彼得•海斯勒的“世界”里。

　　彼得•海斯勒，这个以中文名“何伟”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的美国记者，此前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江城》、《寻路中国》两部作品。在那两部作品中，何伟都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真实存在，却又被熟视无睹的一些东西。凭借着这一点，何伟用文字征服了许多读者。于是，对于这本《奇石》，许多读者都好奇何伟又会带来哪些新东西。

　　事实上，无论在视野上还是题材上，《奇石》都不同于先前的两部作品。这本《奇石》中共包含了24篇题材各异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继续讲述“中国故事”外，还将视角涵盖到了美国、埃及等其它国家。无疑，在这本书中，何伟为我们展现了更宽广的叙事视野。这也意味着，我们在何伟的笔下，不再只是读到他借着西方人的视角，来叙述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他也开始用中国式的“标准”来解读西方社会中的诸多细节。

　　《去西部》一文即为明显的例子。这篇文章讲述了何伟夫妇刚从中国回到美国定居的那段生活。在文章里，何伟写道，“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其中一个有趣的情节是，何伟在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前后，分别接触了两国的搬运工，他发觉中国的搬运工不仅身着统一制服，而且办事效率也很高。何伟还注意到，中国搬运工严谨认真的包装手艺，甚至让美国同行感到无地自容。当然，这样的对比和观察视角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何伟接受了“中国特色”，而开始抛弃美国式的生活，事实上这种变化反而帮助何伟更加理解和喜爱“美国特色”。他写道，“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含义”。

　　似乎，《去西部》是《奇石》中唯一一篇完全叙述何伟个人生活的文章，因此，在其中我也看到了写《江城》的那个何伟的影子。而在其它文章中，何伟则更像是一位记者，尽管也在不紧不慢地讲着故事，但其中叙述的语调、呈现的观点就严肃了许多。

　　就拿《胡同情缘》来说，同他的朋友迈克尔•麦尔（梅英东）那本《再会，老北京》一样，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也是有关奥运前北京老胡同的拆迁。但是，与梅英东将自己变成叙事的一部分不同，何伟在文章中始终都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尽量让自己的叙述显得客观。尽管何伟也谈到了被强迫相亲的过程，但这场相亲到最后也似乎成了一场采访。很明显，生活在胡同里或与胡同相关的中国人才是故事的主角。

　　在《离乡回乡》中，这种严肃的态度就更加明显了。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还在于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离乡回乡》是一篇描写篮球明星姚明的文章。为了客观勾勒出姚明与其它中国职业运动员生活状态的同与不同，何伟在文章中除了采访姚明和他的家人、队友，还采访了中国基层体校的教练、姚明的粉丝这样的普通人，更值得感慨的是，为了避免过于片面地呈现普通人的视角，何伟在文章中还给了篮协主席这样的官方角色以一席之地。这样的平衡手法自然地融入到整篇文章的叙事中，最终全景式地呈现了当代中国体育界的现实生态。

　　《奇石》里的20多篇文章跨越了12年的时光，曾经的“作家何伟”早已变成了如今的“记者何伟”，与这一起变化的还有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然而，其中唯一不变的是，无论作为一位作家，还是一名记者，何伟始终未曾放弃对于“故事”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就是这样，何伟的文字才在走向专业的路上，却一直都对这个世界拥有一颗鲜活的好奇心吧。

　　《奇石》读后感(八)：十问何伟

　　6月14日给何伟发去一封电邮，列了10个问题，3天后就收到回邮，答得极认真，让我有点意外。花了很多功夫把英文翻成中文，贴在这里是想让更多读者看到和交流。

　　1、问：首先想知道，您现在正在埃及吗？从观察中国到观察埃及，您的感觉有什么变化？有哪些经历是您预料到的，哪些又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请您讲讲在埃及最近发生的一件让您感到喜悦的事，和一件让您感到沮丧的事。

　　答：Yes, I am in Egypt now. We moved here in October of 2011. It’s really so different from China. First, politically – we’ve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severe turmoil, rapid political change, and a lot of violence. It has been very sobering to witness this. I never saw anything of the sort in China.

　　是的，我现在在埃及。我们是2011年10月迁居到这里来的。这里真的是不同于中国，首先，在政治上，我们经历了严重的骚乱，频繁的政党轮替，还有大量的暴力，这些都需要去严肃地看待。我在中国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

　　Also, the economy is really struggling. People’s lives aren’t improving, and a lot of them are suffering. And it’s harder to be optimistic here, as a writer. In China I usually felt like things were going to get better, because I saw many positive changes,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Here that hasn’t happened.

　　另外，这里的经济陷入了泥潭，很多人生活艰难。作为一个作家，对此很难乐观。在中国我通常会觉得事情正慢慢变好，因为我看到很多积极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上的。但在埃及我看不到这些东西。

　　The saving grace of Egypt, though, are the people. They are very warm and open; it’s a very human place to work. They are actually much kinder on the street – both to each other and to foreigners – than the Chinese generally are. That’s been the best part about being here. The worst part is the periodic violence. I’ve seen people get badly hurt, and the violence is so senseless.

　　让我欣慰的是埃及的人民，他们非常热情而且开放，让我觉得这里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人民在大街上表现得很友善，不管是对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比中国的情形要好一些。这是这里最值得称颂的部分。而最糟糕的部分则是无休止的暴力，我已经看到人们为此而受到的严重伤害。

　　2、问：离开中国后，再回看之前在中国的经历，您觉得那段经历在您身上留下了什么？有没有哪些改变是您想一直保留的，又有哪些是您想尽快消除的？

　　答：I have to admit, I didn’t have strong ideas about China when I moved there in 1996. I simply hadn’t thought about the country much.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 didn’t have any interest in Asia – it seemed so far away. Maybe this was fortunate, because it meant that I arrived in China without a lot of prejudices. I was quite open to whatever I observed.

　　我得承认，在我1996年第一次去中国之前，对中国这个国家并不了解，没什么印象，去的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在我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对亚洲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它离自己太遥远了。也许这正是我的幸运之处，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带偏见地来到中国，我可以用非常开放的心态去观察这个国家。

　　Of course,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there changed me profoundly.I arrived when I was 27, as an English teacher, and I left at 38, as an established New Yorker writer who was working on his third book. So my career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I grew up a great deal, especially during the two years that I lived in China. I think it changed my character in fundamental ways – I became more patient, and also more open-minded. And probably more optimistic. I liked that quality about the Chinese. And I felt like rural Chinese were good at not worrying and not making life harder than it already was. I think I’m pretty good at this now. A lot of Americans create problems for themselves,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hard not to do.

　　当然，这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我27岁的时候去中国当英语老师，离开的时候38岁，已经成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并且出了三本书。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特别是在我住在那里的两年。我觉得我的性格在根本上被改变了，变得更有耐心、更包容，而且更乐观了。我喜欢中国人的这些特质。我觉得中国的农民很善于在心理上自我开导，把实际上艰难的生活过得很惬意。我现在也已经很擅长这样做了。很多美国人喜欢自寻烦恼，这是我要努力避免的。

　　3、问：《奇石》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在您去埃及之后还能看到您的中文版新书，不过也有一些读者对此不太满足，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旧作的合集，其中部分文章在之前几本书中已经出现过了，还有读者对这本书的编排感到不解，觉得主题有些杂乱，面对这些看法，您会有什么解释？

　　答：It’s a collection of pieces, so it’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books. Serious writers in America often publish books like this. Over the years, I focused on my three China books, but I also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writing magazine stories. This is a different form of writing, and I think it has different benefits from the long-form books. I wanted to collect my favorite pieces, especially since very few of these had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It doesn’t have to be read from beginning to end,in order. I’d like readers to choose what they like – bu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se are separate, individual stories.

　　这是一本文章的精选集，所以不同于我的其他几本书。美国的严肃作家经常会出版这种书。这些年来，我把重点放在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上面，但我也为杂志专栏写了很多其他的文章，相比于写书，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写作。于是我就想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文章集合起来，其中之前在中国出版过的文章只占了一小部分，读者也并不需要按次序从头读到尾。这些故事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我希望读者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来读。

　　In America,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a writer likes to publish such books is that they can be of interest to other writers. As a writer, I often read through collections of pieces by John McPhee, or Joan Didion, or Susan Orlean – writers I admire. It helps me think about my own stories. So one of my goals is to give Chinese writers some ideas for how to approach a story.

　　在美国，作家出版这类选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能引起其他作家的兴趣。作为一个作者，我经常阅读我欣赏的作家的文章选集，比如约翰·麦克菲、琼·狄第恩、苏珊·奥尔琳。这能帮助我思考自己的写作。我出《奇石》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给中国作家一些写作上的参考。

　　Also, I think that some of my best work is here. For example, the story “Dr. Don” is probably my favorite. I also really like “Boomtown Girl,” “Go West,” “Village Voice,” and “Hutong Karma.”

　　另外，这本书集合了我最满意的一些作品，比如《多恩医生》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篇目，还有《新城姑娘》、《去西部》、《胡同情缘》，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4、问：您的写作一大特点就是丰富的细节，这在《奇石》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书里讲到您会随身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让您可以把握到那么多细节？

　　答：It’s basically just a matter of taking as many notes as I can. I try to observe everything I can and write it all down, and then I enter it in my computer. And later when I’m writing, I re-read those notes and pick out the details that seem most interesting. I also take digital photos and use those for reference. I have not done much voice recording but I think I’ll start doing that in the future, since it will help me keep track of things.

　　这只是因为我会尽可能地多做笔记，我会努力观察一切我能观察到的，然后记下来，再录入到电脑里面。 之后当我写作时，我再重新阅读这些笔记并捡取其中那些最有意思的细节。我也会拍很多照片作为参考。我之前很少录音，但以后我可能会开始多做录音工作，因为这能帮助我记录更多事情。

　　5、问：您的书在中国和美国都收获了极高的评价，一个观点是认为您的写作姿态比较客观、平实，写的就是自己观察到的，不太夹杂个人的意见，所以在中美两国都容易被接受，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您的写作幽默感十足，这种幽默感也是您的书大受欢迎的关键。对这些说法，您自己是怎样认为的？

　　答：I think I’m a pretty open-minded person. I don’t have strong political ideas, which probably helps. And it’s true, a good sense of humor helps. I’ve always been somebody who jokes a lot.

　　我自认为是一个心态很开放的人，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观点，这可能对文章的传播有利吧。另外，幽默感肯定也会帮到忙。我一直都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I also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training to do this kind of work. My father is a sociologist, and he is an intensely curious person. He really likes to hear from other people, and to get a glimpse into their thinking and their lives. I’m the same way. When I meet somebody different from me, my instinct is not to judge that person. I just want to understand where he is coming from.

　　我对这项工作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我父亲是个社会学家，他的好奇心很重，很喜欢倾听别人，以此去了解别人的内心和生活。我也是这样，当我遇到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人，我的本能反应不是去评判别人，而是尽量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Also, I developed as a student of literature. I studied literature at Princeton and then at Oxford. It’s a little unusual for an American journalist – most of them will be studying journalism, or politics, or maybe history. With literature, you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character and story. For me, that’s the core. And I think those elements are universal – they appeal to people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另外， 还因为我学的是文学专业，我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文学，后来又去了牛津大学，这对于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有点不同寻常，其他美国记者学的大都是新闻，或者是政治，也许还有历史。被文学影响后，你就会很注重文字和故事。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关键。而且我认为这些因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起作用。

　　6、问：您花了那么长时间观察中国、讲述中国，这和您的华裔妻子张彤禾有关系吗？她的《打工女孩》去年在中国出版后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您对她的写作又有何评价？有没有想过两人共同合作完成一本书？

　　答：We are both very supportive of each other’s work, and of course very interested. But it’s also true that we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We started dating in 2003, after I had published River Town and when I was working on “Oracle Bones.” And she had already been working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r a while.

　　我们对彼此的工作都非常支持，而且也很感兴趣。但同时我们确实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我们2003年开始约会，那时候我已经出版了《江城》，正在写《甲骨文》，而她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

　　We have pretty similar ideas about China, and we both felt like foreign journalism tended to focus too much on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on elites. We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more value in writing about migrants and farmers from the interior – the people who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So that’s what each of us focused on, in our own way. But we will always write separate books. I could never write a book with somebody else. For me, the total control is important, as is the complete personal expression – I can’t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writing with anybody.

　　我们对中国有大体相似的看法，我们都觉得很多外国记者过于关注北京和上海，过于关注精英阶层。而我们相信，把那些离家外出打工的人以及农民当成写作对象是更有价值的，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以我们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注他们。但是我们仍然打算各写各的，我绝对不会和别人合写一本书的。对于我来说，总体上的把握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成为完全个人化的表达。我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这种写作经验。

　　7、问：您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后来一直都是以记者的身份进行非虚构写作，有没有想过以后写本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

　　答：In college I wanted to be a fiction writer, and of course I studied fiction. But I also took John McPhee’s seminar on nonfiction writing, which made me think about it. And after my junior year at Princeton, I had a summer job working as an ethnographer in southeastern Missouri. I researched a remote town called Sikeston, interviewing residents and writing a report about it. So this was really good preparation for journalism. As time passed, I realized that I was better suited to this kind of work. I love writing, but I also love reporting and research. And I could tell that the experience of sitting at a desk and making up things for a novel would not make me happy. I need to get out and meet people, research things, have contact with real life. I don’t expect that I’ll ever return to fiction writing.

　　在大学里，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名小说家，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小说理论，但我也同时上过约翰·麦克菲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课程，这让我思考这种写作方式。我在普林斯顿读到大三的时候，曾在密苏里州的东南部做过民族志的暑期实践活动，我研究了一个名为赛克斯顿的偏远小镇，采访了当地的居民，写了一份报告，这对于记者是极好的锻炼。后来，我渐渐发现自己更适合做这种工作。我热爱写作，我也同样热爱调查和报道。我确信，坐在桌子前编造一篇小说不会带给我这种快乐。我需要走出去，观察各种人，研究各种事情，与真实的生活接触。我对重新回到小说领域不抱任何期待。

　　8、问：很多人说您的书是中国作家写不出来的，认为您对中国现实的讲述比中国作家做到的更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有没有您欣赏的，或是对您的写作有帮助的？

　　答：I think tha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me personally. I had the advantage of a good education, and I happened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But there’s no reason that a Chinese writer can’t do this kind of work. The hard thing is not the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difficult thing is the support. I had the benefit of a good college and post-college education, including very good classes on creative writing. It’s still hard to find such classes in China. And even with this education, it took me almost a decade to develop into a writer.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n 1992; River Town appeared in 2001. What happened during that decade？ Well, I joined the Peace Corps, a program that helped me find my way to Fuling, with good support and Chinese language study. And then I was able to write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ventually the New Yorker, which allowed me to live comfortably. America is a big, mature market, and it’s easier for a writer to support himself there. And there’s no government control of what a writer does. I could develop without the pressure of politics.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无非就是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并且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地方。中国作家没有理由写不出这种作品。我觉得最困难的不是拥有洞察力，而是得到支持。我就是得益于优质的大学教育，包括一些非常棒的创意写作课程。在中国， 这样的课程还很少见。而且即便经过了这些教育，我还要花费将近十年的努力才真正成为一个作家。我1992年大学毕业，《江城》2001年出版，在那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哦，我加入了和平队，这个组织让我得以来到涪陵，还给了我包括学习中文在内的诸多支持。后来我又得到机会为报纸和杂志写稿，最终成为《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这让我可以活得很舒服。美国有非常庞大而成熟的市场，可以让一个作家比较容易养活自己，而且政府对作家的写作不存在任何干预，这让我的写作免于政治压力。

　　This is a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a writer to develop. Even if you are talented and focused, you probably won’t do much of great value until your 30s. And if your society doesn’t have some way to support you, then maybe you drift off and go into another line or work.

　　作家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炼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便你有才华而且很努力，你可能也要到30岁之后才能体现出价值。而且如果你所处的社会对你没什么支持，你可能就会慢慢放弃，走上另一条路。

　　9、问：您现在还跟四川涪陵和北京三岔的那些人有联系吗？有读者很关心书中一些人物的近况，比如魏嘉，或者在丽水打工的那些人，您有他们现在的消息吗？

　　答：I talk to the Wei family regularly on the phone. We used to talk every two weeks or so, but lately I’ve been slower about it because life here in Cairo has been too demanding. But they are doing well. Wei Jia is healthy and doing very well in school. He’s a smart kid and he seems happy. I hope to make a trip to China in the fall and see him.

　　我经常会跟魏家通电话，一般是每半个月联系一次，但最近频率有所降低，因为开罗的生活正在变得吃力。但我知道魏家人都很好，魏嘉很健康，在学校成绩优异，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而且过得应该很快乐。我希望今年秋天能有一次去中国的旅行，回去看看他。

　　I’m in contact with many of my former students – dozens and dozens. Every semester I send out a letter that goes to more than 50 of them, and I correspond with many of them individually. It’s been a great joy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m for more than 15 years.

　　我还和我以前的很多学生保持着联系，除了每个学期都有一封发给五十几个人的信，我还会跟其中一些人单独联系。在15年里和他们保持着联系，这带给我很多乐趣。

　　The hardest place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has been Lishui. The factory moved, and so did most of the workers. In that world, people have very unstable lives. I was in touch with them for several years but now we’ve lost touch. I hope that I can track some of them down again.

　　最难联系的是和丽水的那些人，因为工厂都搬走了，也带走了那里的多数工人。在那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很不稳定。前几年我还跟他们一直联系着，但现在失去了联系。我希望有朝一日还能找到他们。

　　10、问：您之前写的主要是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但很少写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样会不会有些片面？您有没有回到中国、继续观察中国的计划？还有哪些中国问题是您觉得没有弄明白，有兴趣作进一步了解的？

　　答：I felt like so many people were writing about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it wasn’t necessary for me to do so. My life in the Peace Corps had given me a good foundation for writing about the interior of China. I was comfortable with rural people, and with people who had newly moved to urban environments, and it made sense to tell their stories. And to tell the stories of places that nobody in America had heard of. It seemed more valuable to me. And I enjoyed it – I felt more comfortable in those smaller places. For me, Beijing was a place where I lived and wrote, but rarely researched. Although I did write some stories there – I like “Hutong Karma,” the story about living in old Beijing.

　　我感觉已经有很多人写北京和上海了，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做这个了。我在和平队的生活为我写中国内地的村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农民、打工者们相处得很愉快，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故事的背景美国人听都没听过，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有价值，我也很享受这一过程，我觉得在这些小地方呆着要更舒服。对于我来说，北京就是一个居住和写作的地方，但我很少去观察研究它，虽然我也写了几个和那儿有关的故事，比如我很喜欢的《胡同情缘》，就是一个有关老北京生活的故事。

　　I think we’ll move back to China in three years. I don’t know what I’ll research. But I think I’ll always be drawn to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It’s so important but it tends to be ignored. There will always be enough people writing about Beijing and Shanghai. It’s good to be focused on something else.

　　三年之后，我就会搬回到中国。我暂时还不知道到时候会研究什么题材，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依然会被中国内地的村镇所吸引，它们是那么重要，但现在似乎被忽视了。仍然还会有足够多的人去写北京和上海，能关注点其他的地方也挺好的。

　　《奇石》读后感(九)：世界那么大，何伟一直在看

　　（本文涉及但不限于《奇石》一书）

　　看世界的歪国人有很多，来中国的也不少，看完来完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集结出版的，何伟算是叫得上名字的一个吧。

　　何为何伟？

　　何伟其实是个歪国人，名叫Peter Hessler，何伟是他的中文名，曾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还是国家地理杂志等一串媒体的撰稿人，也曾经作为美国”和平队“成员，曾到中国涪陵当了几年师范学校的外教。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他首先是个学霸：在普林斯顿读完了英文和写作，又跑去英国牛津大学拿到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其次，他是个爱玩客：根据官方介绍，他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陆续出版《寻路中国》、《江城》、《奇石》、《甲骨文》（这本未在大陆发行），正不断充实他个人的“中国纪实N部曲”系列。

　　当驻外记者的一个好处是，有机会天天看外面的世界。但其实这份差事并不轻松，外语学习就是一道基本关卡，但这似乎难不倒他。反倒是歪国人的形象和举动让他自上世纪末到中国涪陵、浙江、北京等地工作、游历时，总可以轻易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观，和“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这些来自陌生国度的目光，在带来明星般”礼遇“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些很多接地气的体验：登山问路时村民会热情回答，农家孩子好奇天真地与他聊天；在北京打车前往奥运场馆拟建地时，不认路的的哥热情洋溢地带着他跑了一天最后还带他回家吃饭；勤劳朴实的中国老百姓喜欢问“美国人真的能想生几个就几个吗”之类的问题，让他发现又一个窥视中国的角度；教过的学生在深圳遭遇老板潜规则暗示和深圳打工人群的日常观察，让原本总是被高大上描述包围到近乎不真实的经济特区，增添了些生动微观的补充，尽管这也是一家之言； 而他刻画的丽水工厂染色小工的非主流形象更是一绝，让你捧腹大笑的同时还会不自觉点头：对的对的杀马特就是这样……

　　何伟说，自己在海外生活多年，在书中也尽可能地将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中国、日本、埃及、尼泊尔、美国……他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移民、前夕、探寻者、逃离者、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总是吸引着他。 这个一直在路上的“好奇宝宝”，追溯自己的好奇之心源于自己童年时期父母频繁接触的各类有趣人物的经历。他在《奇石》的致谢词中这样写道，“感谢我的父母，在好奇和同情上给我树立的榜样”。再加上他能花费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培养感情和沟通只为等到对方无话不说的耐心，以及与形形色色人交往的意愿，让他的纽约客系列报道变得厚实、丰满。

　　即使看世界到尽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何伟在有关自己参与的“和平队”时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美国人在谈到中国时总是抱着一种‘我要去拯救他们’的心态，事实上大可不必如此‘积极’。我写书并不期待改变中国，只是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但书中仍有着与其说是偏见不如说是无法人为干涉的思维和知识在影响着他。比如避不开的中美两国话题，国情、文化、外交，都可以从他多次努力而又耐心的等待后获得普通民众自觉或不自觉流露的想法。由此他也惊叹，“他们（部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如此奇特而零散，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能够形成条理分明的世界观”，看到这里，也想向他解释，“美国人也未必不是像你说的在‘用显微镜观察另一个国家’啊”或是“老美你不懂中国国情”。但有时候，这未尝不是一个让中国读者“反观察”的机会：原来这就是你眼中的我们啊，原来我们不曾意识到或是竭力表达、隐藏的那些想法是被这样解读啊。比如 何伟发现，在中国的普通人，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不谈私人话 题，却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在等待什么？

　　临近大学毕业看完《寻路中国》，发现一直生活学习的浙江“原来也可以是这样啊”，想要有机会也好好看看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但是每次出游都想着要去远一些的有特点的地方； 离开香港后半年看完《江城》，被“我们交错而过，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去”这句简单的抒情戳到，有些后悔，曾经有一个类似的在外读书学习生活的机会摆在面前，却没有在经历的同时留下点什么“矫情”的记录，只能默默说一句“实习时候写的几篇稿子能算吗”； 工作后，看书的频率都降到历史低值，能磨完一本《奇石》，仿佛已经是“奇迹”，同时倒也发现这本有些炒冷饭的书似乎在提醒生活攒钱的疲乏之感，正如何伟在末尾写给两个孩子的：你们会明白我在给你们换尿片和半夜喂奶瓶的过程中还完成了那么多工作，你们会在我老去的时候给我以关怀。于是，也可以原谅他在这本书里塞进了个别前两本书的篇章了：攒奶粉钱，不分国界。

　　有人问何伟，是如何在事后还记住那么多细节的，何伟给出了一个很传统的办法：记笔记。即使不在当下马上记，也会在事后尽快补上。想想有些事情总是幻想着“今后”、“有机会”再做，但经常就是以“没有然后”作结。曾经计划制作一个小视频来记录在外读书的时光，也曾录下地铁声和到站片段、拍下到过的每一处各有特色的地铁站名、街景…… 然而这些资料 如今都被关在了一个叫做CUHK的文件夹里。熟悉的嘟嘟嘟嘟嘟地铁到站声和粤、普、英三语的报站音都依然只存在脑海里。现在开动起来做？额……好像有点没空……还是补个剧吧……往往就是这样。

　　另外，何伟关于语言学习的观点很有趣：“大家常说语言是童子功，但我却觉得当一个人年长时、能够消化语言背后的文化时再来学习更好。我27岁时学中文，41岁开始学阿拉伯文。在这个年纪学一门新语言，我的体会更丰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脑袋里在想什么。“红果果炫耀自己掌握两门外语的同时，更是一种学习外语带来的自信和愉快。如果不能自由地沟通交流，还怎么愉快地玩耍和看世界呢？另外，我还发觉，学外语也是一个体验该语系背后思维、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尤其在语序、阴阳词判别、敬语使用等方面有着隐隐的感觉。而学习外语是不是也是一种看世界的途径？

　　现在，他已经和妻女离开了中国，生活在埃及，开启又一段异域生活。潇洒？羡慕？世界这么大，除了带上银子，有做好心理准备吗？如果只是旅游，或者文艺的”旅行“，不妨先跟着何伟看一圈中国吧。

　　《奇石》读后感(十)：我所熟悉的中国

　　借自徐筱的书，扉页有何伟的签名及赠言。

　　《幸存者》杀青后，终于可以仔细品读。书里的城市与故事都是我极其熟悉的中国。第一篇《野味》，吃老鼠的经历，其实，他提到的老鼠并不是平日里我们所见的老鼠，我们当地称之为竹鼠，我记忆中从小到大，几乎每年都会吃数次，味道的确耐人寻味。大一在新闻频道实习，郴州官员在下乡后，点名要去一处偏僻的村庄吃辣椒炒竹鼠，可见这的确是众所周知的美味。我的姑父因为钟爱竹鼠，甚至在住所的一楼圈养了近二十只竹鼠，在我们拍摄《梅田》纪录片时，他对我们剧组人说：“杀青饭，我为你们做一只竹鼠。”当然剧组里的北方朋友从未见过此物。姑母因受不了圈养竹鼠的异味，常常为此与姑父争吵，姑父辩解，他人可以领养猫、狗，甚至宠物猪，为何他不能圈养竹鼠。姑母拗不过姑父，只好任其自然，但心中肯定仍旧介意。

　　《新城姑娘》中忙碌的深圳，《永沉江底》的巫山县城，巫山的广东路，深圳宝安希望中学，何伟形容：“巫山新城本身就像是来自远方的繁华”，真是贴切；甚至他时不时提到的涪陵，我都熟悉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