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读后感10篇
《文凭社会》是一本由[美]兰德尔·柯林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78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凭社会》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封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硕大的博士帽，带上这种博士帽就是获得文凭的象征，而那个长长的帽穗也就是流苏，不同颜色的流苏也是表示授予学位所属院系，还有那毕业证书，就是这张文凭牵动多少人的神经啊。就是这么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加盖学校的印章，就可以让你在美国这个所谓的自由国度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人人都非常注重文凭，但是文凭背后支撑的能力却往往被人们忽视。
本书的作者兰德尔·柯林斯是美国人都非常熟悉的社会学家，作者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同时作者也是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作者出版了多部作品，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作品也是受到大众的关注，本书就是作者比较出名的一本作品，虽然已经出版了近二十年，可是在社会上还是被广泛关注，这次的再版也是再次掀起高潮，引起人们对于文凭的反思。本书是由刘冉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书中作者针对美国的文凭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影响做了深刻的剖析，分析了其对于社会的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影响。作者通过研究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下半期长达百年的美国教育发展史，并且主要以大家都比较关心热门的的医学，法学，工程教育为例，通过众多的事例来剖析文凭社会是怎样形成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教育体制是为科层体制特权阶级的形成而服务的。拥有文凭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可以获得丰厚的薪水，只是因为你有着文凭，而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你的能力，当然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普遍存在。拥有文凭就拥有了资本，具有垄断社会及经济优势的地位。而在获得文凭的时候，大多时候并不是取决于你的智力成本，反观费用和时间才是更大的付出，这些只是造成文凭社会的一些点。作者通过深入的剖析，为我们揭示了文凭异化的过程，通过具体事例分析解释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都是当代社会存在的真实客观的现象，作者对于教育制度给予无情的批判，并且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来化解文凭冲突的弊端，并且预测了文凭在未来社会的处境。这些都是对于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关注和借鉴的。
文凭在近代社会，确实引起不小的波澜，教育是对于人类进步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文凭是受教育后合格发放的一种资历证书， 代表你具有一定的能力了。可是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忽视了能力的培养，只是单纯为了一个证书文凭，这是教育的缺失，是一种自欺欺人，是教育不健全的产物。希望能够更加重视能力的培养，这样才是对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人才。
《文凭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在书中作者针对现状，毫不留情的揭露了关于教育的虚假宣传，认为当下的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书中的内容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通过学习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启迪，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文凭社会》读后感(二)：文凭，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了？
（文/伯樵）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著有《文凭社会》《冲突社会学》《社会学四大传统》《哲学社会学》《互动仪式链》《暴力》等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吗？
这些问题看似非常之中国式，但事实却是，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某些历史阶段，遭遇了同样的问题。高等教育与工作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着于“专业对口”这样的神话故事了。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兰德尔·柯林斯于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虽然距今已近40年，但其结论却依然历久弥新，特别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残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强，但实则却阻碍了社会流动，并借由“政治工作（闲职）-技术工作”、文化通货等理论概念，捅破了文凭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不名一文的那层窗户纸，在将近40年前，就回答了那个困惑我们许久的问题——文凭，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其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类似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但他们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上世纪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纪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另类形式。
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文凭社会》也是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ritual chain of interaction），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教育社会学手册》（2000）和《智识城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文章，由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我们的启示
“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
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对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虽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
《文凭社会》读后感(三)：译后记
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学术概念。当今社会大概人人都对“本科生就业难”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体会：从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跃龙门，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为新闻，再到中学教师招聘开始要求海外名校博士学历，我们似乎很快就对学历贬值和各行各业不断水涨船高的学历要求见怪不怪了。不过，将看似不言自明的社会现实理论化、系统化地表述出来，仍然是社会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令人惊叹的是，早在1979年，兰道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初版中清晰地阐述了教育系统扩张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这本基于美国历史写就的著作，对照近四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也完全不显过时和错位，可见出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普适性。
关于教育扩张和文凭贬值，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工业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教育市场对此做出了反馈。这种基于功能主义传统的技术精英管治迷思正是柯林斯首先需要驳倒的靶子，因此他用翔实的数据反驳了以下两个习以为常的认知：其一是教育扩张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柯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存在“教育过剩”；虽然教育水平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
回忆起大学生活，许多人也许对此深有同感。如果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十分有限，许多毕业生的专业更是与最后的工作毫不相关；哪怕专业对口，也经常需要经过额外的培训才能上岗。对大部分工作来说，要想胜任它们根本不需要在大学里呆四年之久，更不必提攻读硕士和博士了。事实上，校园时光中很大一部分被社团活动、打工和恋爱占据，而这些与学习并不直接相关的活动已经被建构为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习成绩与未来的事业成就关联度也很低，往往只是在申请更高的学位时才有意义。文凭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它除了能够反映持有者在学校里度过了特定时间之外，并不能真正反映个体的能力。
说到这里，本书背后的理论主线也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教育社会学里长久以来的核心问题：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教育扩张究竟减弱还是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自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科尔曼报告》发表以来，社会学者始终在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教育扩张能够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打破阶层壁垒、促进社会平等；再生产理论学者则认为学校教育复制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不仅加剧而且正当化了社会不平等。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调查研究为两方都提供了实证证据。本书中，柯林斯则跳脱出了两者视角，在探讨结果之前先去探索原因；他指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与其说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科技逐渐替代中产阶级工作之时，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了失业率的攀升，同时制造了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岗位。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教育实际上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呢？这并不是柯林斯的本意。毕竟，工作技能只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丰富和稳定的人类社会离不开看似无用的娱乐、艺术、文化和道德，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可以是大学的终极目的。柯林斯揭开的只是教育的一层虚伪的功能主义面纱；他让我们认识到，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力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柯林斯认为，“文凭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比较诚实的立场，它承认教育扩张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利。不过，柯林斯自己倾向于一个更为激进和相反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文凭废除主义，例如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学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学校，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当教育歧视已经成为维持阶级壁垒的工具，废除学历要求才能为真正的平等铺平道路。
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生，我在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自我挣扎。在第六章中，柯林斯以医学、法学和工程学为例指出，人们敬仰和信任的专业地位并不一定是基于专业技能建立的，而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为什么在美国，法学院和医学院必须先获得本科学位才能进入，而在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为什么工程师在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的培养路径和地位截然不同？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柯林斯揭示了专业地位的成功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仪式性的程序、自我理想化的论述、难以标准化的评价系统、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和神秘感。不难发现，这些要素对大部分人文和社会学科同样适用：社会学家自身的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建构起来的呢？
柯林斯能够正视教育系统内部的社会建构、阶级冲突和权力关系，揭示一个保护着社会学者自身学术地位与物质基础的错觉，这需要强大的自我反思意识与勇气。而对读者来说，本书也许可以被视为文化社会学在教育领域的一次应用；它所带来的启示也不仅仅限于对文凭的祛魅和对文凭通胀的解释。也许很多读者并不会同意柯林斯最后提出的文凭废除主义方案，但相信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一窥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探索。
《文凭社会》读后感(四)：朋友问我该不该考研究生，我是这样回答的
在这样一个文凭通胀的时代，考一个研究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是名校毕业的文凭能够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荣耀，更重要的是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工作机会。朋友前几天问我他想考研究生，征求我的意见。作为回答，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所有观点来自于《文凭社会》一书。
关于文凭通胀的话题。
七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与上文提到的一样队长，本科文凭可以给他带来终生的荣耀，以及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晋升渠道。但是到了现在，本科生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每年的本科毕业生都在节节攀升。而大学入学率甚至高达70%以上。文凭通胀并不是扩招两个字能够解释的清楚的。
市场经济，除了体现在货物交换上面，也可以体现在工作机会的竞争上面。文凭作为与货币相当的通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是劳动力市场，那么一定是充分竞争的。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拿到含金量更高的文凭，那他在劳动力市场上一定能够得到青睐。如果每个人都试图获得更高的文凭，那文凭的贬值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教育分层
所有的人都期望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教育分层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某一年招聘457个清洁工。其中近3000报名者拥有本科学历，25个报名者拥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并不是来批判什么，而是说明一个很重大教育改革方向。为了抵抗文凭的通货膨胀，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关于教育分层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双轨操作。让更多的人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而是通过职业培训请入到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另一部分经过选拔的学生则可以进入大学获得研究者的身份以及与之相应的工作机会。而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学就会变成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双轨教育制度可以遏制文凭通胀，现实情况是更多的人会挤在在高考的独木桥上。着眼当下，考一个研究生怎么都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这本《文凭社会》中作者提到有七种可以应对文凭通胀的方法。以上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文凭社会主义：倡导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仍然通过选拔来实现教育的分层。（一种弱化的凯恩斯主义。）
技术革命的迷思
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面，制式教育是促成技术革新的唯一手段。但是即便不是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人们获取技术的手段也不仅仅是通过学校的知识教育。所有的技术工人以及工匠，他们获取技术的更多途径是通过工作本身积累的经验。而在更为专业的理论知识，人们更多的是通过非制式教育来实现：比如风靡一时的慕课平台，比如自主的独立研究。当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在制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并不能用到。
那我们为何还要考一个研究生，获取硕士文凭？
这个问题留给你来回答。
《文凭社会》读后感(五)：技术进步能带来的是提高生产的财富总额，并让塑造职位财产的斗争愈演愈烈
闲职与职位财产 社会阶级可以通过他们占有的财产来划分，但是这种“财产”中最重要的形式并不限于传统的物质与金钱所有物。相反，劳动市场中的“职位”塑造构成了最直接的财产形式。“职位”这个词本身只是一种比喻（尽管它广为流传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用来形容特定个体在特定工作条件下一系列恒定的行为模式。事实上，物质与金钱财产（property）也是一个类似的比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是面对特定对象和人物时的特定行动，而不是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的物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决定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是职位中的财产（property in positions）。物质与金钱财产（除了自有住所之外）集中在相当有限的群体手中，但职位财产却是在整个人群中塑造着阶级关系，并有很大的变动范围。经济斗争的实际细节就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 技术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带来了十分奇怪的结果。对大部分工作来说，技术要求并没有因此提高太多；只要一个人识字，大部分工作都能通过日常实践来学习。对内要求不同寻常的漫长训练或技能的专业工作十分罕见。“系统”并不会“需要”或“要求”特定的工作表现；它“需要”它得到的东西，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谈论当时当下事情如何发生的潦草方式罢了。 人们工作有多努力、多灵巧、多聪明，这取决于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要求他们这么做，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其他人。技术进步能带来的是提高生产的财富总额，并让塑造职位财产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不是因为生产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增长的财富激化了对分配的争夺。
《文凭社会》读后感(六)：又是一年毕业季，我要这文凭有何用？
毕业季让你想到什么？是青春和感伤，或者是……就业恐惧的支配？要么毕业即失业，要么总是史上就业最难年！读个硕士逃避吧，出来还似旧时光，更有海归抢饭碗。
思来想去怎么办？只能自己身上找原因。要么是学校排名落后，不被世俗认可；要么是四年时间沉迷游戏、流连社团，姿势水平完全不够；要么是在宽口径教育理念下，学了一堆无用之用；要么就是理论知识有余、实践能力堪忧……
很难说是大学生一届不如一届吧。但是至少暴露出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如大学数量的急剧膨胀，把大学当做享乐主义的仪式，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的脱节。
然而很多人还是“工作分配”年代的思维，认为好大学就意味着好工作。市场经济都过去那么多年，名校文凭不等于优势的社会地位，好成绩也不意味着优秀的工作能力。
并且，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们不知何时开始，还得担心被机器人所取代。想想若干年前，还能幻想着搁家里吃香喝辣，让机器人干活去。
大家逐渐意识到，技术进步只会导致更多人失业，然后什么都买不起。为什么这个现象没有大范围发生，柯林斯认为，是因为我们通过在组织中设立闲职部门，缓解了就业压力，也解决了社会财富增加后的分配问题。
闲职概念其实不难理解，每个公司中总有些闲散岗位令人羡慕，性价比极高、工作效率难以被衡量、还能有不错的社会地位。而这些闲职之所以没被市场竞争淘汰，是因为政府组织和大型公司都能轻易承担起这些成本。
人人都想轻易得到个闲散职位，却不免遮遮掩掩说是为了生产。这个过程中，闲职部门就越来越多，职位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毕业生使用越来越廉价的文凭货币，来购买这些闲职的时候，就发现钱越来不值钱了。
那么怎样尽可能多地获取文凭货币呢，也就是现在许多父母担心的教育贵、教育难、教育不平衡问题了。大多情况下，经济和政治上抢占先机的人们，同样能够在文化资源上捷足先登，所以近年来阶级固化和上升通道成为热点话题。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意识却是在淡化的，因为即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工人阶级的意识也不是始终自觉自发的。柯林斯认为，由于各个专业之间的隔行如隔山，人们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时候，都通过文凭产生了另一种自我认同。
所以现实情况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你很难找到纯粹的工人阶级（生产劳动）和统治阶级（政治劳动），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为对“职业”地位的追求。
为什么文凭没能够改变很多人的社会地位，看起来是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实际上是因为相对教育水平没有本质差别，各个层次的人都得到了一定的教育提升。用网上那句广为流传的心灵鸡汤来说，就是“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相关的数据在《文凭社会》书中被详细分析，结论是20世纪美国教育普及了，社会流动性没有因此提高。人们预期的从“出身”向“成就”的良性转变没有实现。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文凭的通胀是否一无是处呢？当然不是，至少精神生活得到普遍提高。在柯林斯看来，最关键的是，它已成为经济危机的缓冲带，政府在教育上的庞大开支拉动了内需，众多适龄劳动力的求学缓解了就业压力。
还未到用武之地，光是读个书就已经为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这就是柯林斯所说的文凭凯恩斯主义，既然大学知识工作后往往没用，既然社会流动性没什么变化，那就老实承认就好了，然后就可以正视闲职部门的存在，从而更加有效地去评估和改进，而不是去文饰尸位素餐的现象。
但是他本人还有更激进的主张，即彻底废除文凭。义务教育不要了，工作单位也不能拿文凭歧视人，学校的话就靠教学本身运营，学生有用脚投票的自由，学术官僚系统也要裁撤，那些闲职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大家都来参与竞争。
听起来似乎很美好，即便不考虑后果，实施起来恐怕也是困难重重。并且吊诡的是，柯林斯观点的提出，正是得益于他所指责的教育通胀环境，也许恰好说明了当前文凭制度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吧。
不过他也为我们揭下了关于象牙塔的虚伪面纱，大学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能够远离世俗，而是文化市场和权力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某些迷之崇拜是时候告一段落了。
但是什么都不做就高枕无忧了吗，柯林斯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当有一天学生群体规模巨大，而经济分配并没有兑现相对公平的承诺，人们就不得不面对文凭的废除。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对于个人而言，问题在于如果不凭借文凭那么凭借什么？大数据的冰冷数字没有意义，社会发展通道、职业发展序列、教育升学阶梯……至少形式上具有平等攀援的可能。只不过，不要指望你的名校文凭能够替代你闯关斩将。
（文/小火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