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歌唱读后感精选10篇

　　《鸟儿歌唱》是一本由李零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鸟儿歌唱》读后感(一)：曾诚：听李零讲课、聊天

　　这些年李零先生为北大研究生开“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的课，一个学期讲一部重要的古籍，比如《论语》、《孙子》、《周易》等等。因为工作上的方便，我得到了上课旁听的机会。我听过的还有《汉书•艺文志》和目前正在讲的《尚书•禹贡》。

　　李零上课讲的内容，和他的古文字、简帛研究密不可分，也与他的学术写作连成一片。往往是课一上完，书稿的初稿就整理出来了。在课堂听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古书中关键处的字句，李零在考察了前人研究之后，通过古文字辨析、引述考古资料最终定夺文义，常常都有新解，让以前读来晦涩的地方，一下清晰简明起来，又非常合情理。对旧注错在何处、为什么出错也说得很清楚，学术研究独有的魅力由此可见。李零对中国上古的制度、地理、思想史、术数、器物，同样有长年积累和专题研究，始终在学术前沿工作，在讲解古书时，从上古史的方方面面拓展古书的内涵，这也正是今人读书能超越前人之处。

　　课上所讲，经过修改、补充，就是一部新书。近年出版的《兰台万卷》、《我们的经典》系列很多都是如此。和上课相比，这些书的内容更深入、更完整，特别是每本书的序言，篇篇都是既有见地又有趣味的好文章，把古书读得活泼泼的。

　　我们的经典

　　在平时，李零先生最爱读书和看电视。他曾经写过几幅篆字送友人，“何以解忧，唯有读书”，“我是宅男，宅兹中国”，是自嘲也是写照。聊天时，他的话题也往往和最近读的书、电视上的热点新闻有关系。他读书，除了专业上涉及的“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领域以外，范围极广。他说从插队时起就读野书，当时的灰皮书、黄皮书读了一大堆，纯粹是为了消愁解闷。但我听他提到的“野书”，其实有个大致的范围，大多都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有关系。他在最近新出的《鸟儿歌唱》中说道：“中国历史好比一条龙，一头一尾最重要。”他研究和读书的重点，也正好是这一头一尾。《鸟儿歌唱》的副标题是“二十世纪猛回头”，他喜欢谈这一百多年的世界，革命与战争是中心。课下有闲，听他聊天的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小伙子，二三十岁，他们对重大新闻和新消息颇为灵通，但要理解现在的世界，还是得从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说起。就这么聊着聊着，《鸟儿歌唱》中的各篇文章就出来了。

　　2000年以来，李零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书出版，著作的品质、数量和影响，难能有人企及。我听他讲课和聊天，再读他的新书，感觉最有意思的是，他课上课下所说的都可以看做新书和文章的草稿。坐在电脑前他是在写作，不用电脑时其实也是在写作，这才厉害。也是出于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李零从茫茫古书中选出《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等少数几部，完全以今人的眼光重读它们，读出新义。《我们的经典》现已出齐，他的写作还将拓展到古代中国的其他方面。这些对中国的专题研究，又成为写读书札记、随笔的重要背景，他谈出的革命与战争，他眼中的奥威尔和启蒙，不同于任何党派性的思想，独立、冷静，格外清醒。这古今两个方面里应外合，似乎在讲一个更大的题目，也许就是他将来要写的、由博返约的那本书，书名早就定好，叫“绝地天通”。

　　（本文作者为《我们的经典》系列的责编）

　　《鸟儿歌唱》读后感(二)：短书札003 - 唱给谁听

　　拿到书，有些失望，去年某月的《读书》上看到发表的前言，以为是李零先生新写的专著。其实，只是近年来发表的几篇文字的合辑。其中所有的文章，我此前都已在网络空间或杂志上读到过不止一遍。那篇《环球同此凉热》，还是人在香港时，由一位老师转发来的内参稿件。这倒有了另一份感慨：原来这些年，看了李先生这么多东西。说不清是野狗寻食一般的嗅过去，还是机缘巧合迎面撞见。

　　小时候，周六下午父母仍旧上班，我一人被反锁在家中，午睡持续至四点钟，就须得一人醒着，缩在被窝里看墙壁一点点没入黑暗。那时候，最渴望听见楼上人家厨房里菜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那是不多的生机。我读李零的这些文章，大约也还是这个意思。耳边是书生们的杀伐之声，难得有夜班车上敦厚的男司机报告旅程仍在继续。

　　书里有一篇访谈，采访人是万圣老板刘苏里。半篇都在追问为什么《何枝可依》的开篇放了《费尔巴哈》的读书笔记。是早就存心为革命翻案么？是早就预谋为五四正名么？误读的真诚，解答的也真诚，其乐融融。这两人我都见过，脑子里的画面，“唰唰”流过，像河流，也像胶片。

　　其实我也是一副同样的德性，一厢情愿地误解着。老以为书名是伟大领袖曾写过的《鸟儿问答》，从未想过这出处乃是乔治•奥威尔的诗句。

　　当年一声令下奔赴祖国各地修理地球的知识青年何止千万，这是伟大而荒诞的二十世纪给中国历史留下的真金白银与满坑污秽。广阔天地的大熔炉，终于未能造就挽狂澜于既倒的斗战胜佛，但实在也是打了几根硬骨头。老了，反倒敢讲真话，而且专挑令人不快的真话。

　　这本书的遗憾，是未收入作者悼念朱维铮先生的那一篇。眼下全社会似乎都对知识界的沆瀣一气心明眼亮、义愤填膺。那篇短文至少可以证明，水不是全黑。知识生产，距离真理很远，但距离秉性很近，你亲近一位智识上的前辈，肯定不仅（甚至主要不是）亲近他的文，要紧的，还是这个“人”。二十世纪下半程，人们所谓“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跟着耿直的老师们，路走得也还行。

　　同期插队的，有的已经成了森严庙堂上的肉食者，有些早已身居帷幕之后甘当国师。他还是年复一年地读，年复一年地写。隔壁中学外有一间书店，架上摆着新版“我们的经典”，四册，砖红色的礼盒。既温暖又铿锵。

　　我跟朋友信心满满地说，书来了，我要写书评。眼下，这些叮叮当当的“牢骚”还在我耳边晃荡，只是评无可评。夏天快到了，也不知他的洋铁饭碗收到没有。他说他并不孤独，我相信。

　　《鸟儿歌唱》读后感(三)：偏颇的批判（新京报14年04月05日）

　　书中只批判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在《鸟儿歌唱》中，李零猛烈批判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在国际舞台上大搞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违背了自己倡导的这些价值。事实上，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论，齐锡生先生的杰作《剑拔弩张的盟友》中对此有着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美、英、俄与中国结盟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支持非常有限，充满了冷血的计算和强国的傲慢，丘吉尔对中国极不友好，英军在缅甸战场只图自保而不顾基本道义，让中国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不仅如此，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议，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确实有霸权的一面，并且充满了冷血的计算和利益的权衡。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国际关系从来都是利益主导，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苏联对于同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同样充满了老大的自负和专横。但是，李零对前者口诛笔伐的同时，对于后者却避而不谈。

　　苏联的霸权与冷血不逊于美国

　　李零在本书中说，抗战初期的1937年到1941年，只有苏联对中国援助，英美袖手旁观。而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在《中华民国史》等著作中的研究早已显示，上世纪30年代，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援助比苏联早。在1933年以前，苏联一直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其后，苏联甚至有与德日结盟的念头，只是因为看到希望渺茫，这才作罢。苏联外长当时曾明确表态，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实际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考量：一旦日本征服中国，从背后进攻苏联，那么，全力以赴面对德军侵略的苏联将腹背受敌，显然无法抵挡。

　　除此以外，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苏联两次出兵镇压；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69年与中国开始珍宝岛之役；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些战争，莫不由苏联挑起，其中也莫不是霸权主义和利益至上的思维所引发。在霸权和利益的冷血计算上，两相比较，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苏联比美国更仁义。

　　综上所述，李零在《鸟儿歌唱》中显示了明显偏颇的批判立场，不仅有史实的错误，并且至少是以不完整的信息误导了读者。除此以外，李零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对中西方文明的比较也大可商榷。□牟尼

　　【观点交锋】

　　战争逼出了革命？

　　李零在《鸟儿歌唱》中的观点——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革命是战争逼出来的。20世纪前一半，两次大战逼出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行世界；后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姚海（《俄国革命》作者）观点——俄国历史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中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短期的事态发展这三方面因素的结合爆发了俄国革命。长期因素，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系统性危机。中期因素，是俄国第一次革命后出现的形势变化。1911年9月，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斯托雷平遇刺身亡，使得俄国的和平革新遭受沉重打击，社会与政权在国家政治中冲突和对抗不断加剧。短期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的影响，俄国在战争中的失利使沙皇政权的合法性逐渐流失，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在此期间日渐发展，“进步同盟”基本控制了国家杜马，战争苦难使得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的斗争持续不断。

　　《鸟儿歌唱》读后感(四)：许荻晔：大家“向前走”时，李零“猛回头

　　大家“向前走”时，李零“猛回头”

　　16号，李零出版新书《鸟儿歌唱》，并在京举行“回望20世纪”座谈会，韩毓海、黄纪苏、杨念群等学者出席。

　　身在21世纪，心在20世纪

　　“2000年我就活够本了，剩下的日子是个饶头。”生于1948年的李零在《鸟儿歌唱》自序里如是说。以此心态，身处21世纪的他得以从容回望心之所系的20世纪，“目睹世纪之变，做一点前后对比，讲一下我的文化立场。”《鸟儿歌唱》收录了李零2008年以来的思想随笔，分为三辑：第一辑是读书、观展的有感而发；第二辑则回望了上世纪70年代，最具个人经验的抒发；第三辑收录了近年来的重要讲座。书名语出奥威尔《1984》：“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鸟儿歌唱……”

　　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学术专著等身，虽考古出身，但涉猎广博，俨然杂家：简帛铭文，兵法方术，论语周易等均有论著，近期还出版了《我们的经典》系列，释读《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及《周易》。而《鸟儿歌唱》，则与《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等书一类是随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这类作品接续了文人传统，体现的是作者的闲情逸致、修养识见。

　　“在目前的学术训练下，很多专家只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中做东西，他对这一亩三分地很了解，但对现实的人或社会缺少敏感，甚至可能失去正常的表达能力；而通俗作家虽然可以很快反应，但不具备对专业领域的知识训练。这两方面要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太难了，但李零兄做得非常精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认为。

　　相对许多学院派，李零近年颇多发言涉及公共事务。如在前段时间网络传播甚广的《环球同此凉热》里，李零表达了他的“中国观”与“美国观”，且以自己的本行考据种种关键词，追根溯源，破除迷思。他也因此在豆瓣上被归为“左派”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云雷认为，李零及其言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左右问题所能归纳，背后有李零的整套学问与人生经验为支撑，“李老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把学术、思想、经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又有坚定的立场与选择。”

　　李零自称，之所以近年作品“生产效率提高”，因进入21世纪后，他学会了用电脑，相比原来的“剪刀糨糊”高效许多。李零对作品一丝不苟，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印刷出版，“不是数易其稿，是数十易”。《鸟儿歌唱》中的一些文章曾发表于其他报刊，但也并非最终定稿。“我说我自己是‘老改犯’，打开电脑就想改文章。我觉得写作是一门艺术，一个意思可能只有一种是最适合的表达，但总是有找不到的时候，所以每天还在寻找。”

　　情商低因为真性情

　　昨日座谈会上，备受瞩目的是李零的亲友团，发小、人大附中的同学等纷纷爆料学者当年。

　　与李零合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张进京介绍，自己与李零三岁认识，感觉李零从小就是一个奇才：不常上课，成绩全优，但因为操行得中，每学期考评只是优良。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开始看《孙子兵法》，各种古书，不上课，不听讲，一个学期只读三天书，就是考试前三天，读多久不知道，老师对他左挑毛病右挑毛病，但是他只读三天就能及格，没办法。”张进京说。

　　身为“老三届”，李零并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到山西和内蒙古插队，回京后1977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张进京透露，李零虽因编金文资料进入考古所，但其身份却是工人，最后成果也没给他署名。“当时他说自己人际关系非常好，但有人告诉我说要开除他。我打听了下，说他情商太低，扫地的时候往人家脸上扬土，还管著名教授叫老熊。不过，好在他后来考上了研究生。”

　　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则认为，李零的“情商低”因其真，“这是他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他真到什么程度，就是极其原始愿望。他有一次要换煤气罐，想着谁有汽车帮我拉一下最好，想起一个朋友就给人打电话。那董事长正在开董事会，接到他电话说‘来帮我换煤气罐’。但李零不会觉得这样不正常，他觉得这是找老朋友帮忙，就是这样真实的东西。所以他能在学问上，在现实问题上，保持自己独特的看法。”

　　因此，李零颇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范，张进京多年前曾在公交车站偶遇李零，在拥挤的候车人群里，李零一手抱着五岁的儿子，另一手举着一本竖排书读，一点不受外界干扰。“我虽然就离他五六米远，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我也没有上去打招呼，但这个场景就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鸟儿歌唱》副标题为“20世纪猛回头”，跟李零同龄的唐晓峰认为，这部书并非李零用知识写成，而是带入真心实意的经验与思考，是用心发出的声音。“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50年，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厘清的东西，但李零在这个节骨眼上，极其认真地思考，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大家面前，这样的‘猛回头’对于一直以来的‘向前走’，非常有现实意义。”

　　《鸟儿歌唱》读后感(五)：鸟儿歌唱

　　本书是作者已发表文章的结集，分为三辑：第一辑包括《动物农场》的读书笔记，国博《启蒙的艺术》展览的评论，以及一篇刘苏里对李零的访谈。第二辑是对作者青年时代的怀念，包括四篇和《七十年代》一书相关的文章，以及一篇北岛《城门开》的读书笔记。第三辑包括两篇演讲：“环球同此凉热”、“路就在你们脚下”。

　　一些印象：

　　1、作者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于目前的潮流。他认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是反封建的革命，可类比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反封建革命；辛亥革命则是反专制的革命。作者对革命抱理解之同情。目前对于革命的淡化无疑于《动物农场》中站立起来的猪。

　　2、意识形态。当下中国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深，受台湾意识形态影响深。后者给人以很大启发。我想起了国博门口的孔子像，立后不久就挪至馆院内，反映出背后的思想交锋。

　　3、七十年代的一组文章（作者定位七十年代为1966-1977），对于理解作者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4、启蒙。作者不同意救亡打断了启蒙的看法。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78页）

　　中国历史好比一条龙，一头一尾最重要。一头是走向帝国，一尾是走向共和。……在我看来，周、秦、汉，太重要。西周大一统、秦汉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底色。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国的三件事，全部做下来，要到东汉结束，就连造反的模式，也固定下来。（216页）

　　西方革命，反教权，政教分离；反封建，统一国家；取消贵族特权，创建平民社会。这些对咱中国，根本不是问题，早就办妥。只有第二步，两者才搭上了同一班车。（221页）

　　中国为了加入主流社会，不得不（或巴不得）按美国的方式讲话，不得不（或巴不得）引进美国意识形态，传播各种美国神话；中国为了统治台湾，幻想第三次国共合作，也不得不（或巴不得）按国民党的方式讲话，不得不（或巴不得）引进台湾意识形态，传播各种台湾神话。（246-247页）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何其残忍，然而其过在楚不在宋。我们要知道，即使冷战也是战。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思想渗透，弱势被强势包围，没有安全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275页）

　　《鸟儿歌唱》读后感(六)：《北京青年报》李零访谈：这是我的立场

　　作者：尚晓岚 刘净植

　　李零先生的杂文集《鸟儿歌唱》新近面世，书中收录的文章，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革命、启蒙、普世价值等某些二十世纪关键词的看法。而他的四部精读古籍的作品不久前辑为《我们的经典》，推出了套装。出入古典与现实之间，李零先生在当代学人中独具一格。

　　李零：这是我的立场

　　记者：您的新书《鸟儿歌唱》有个副题，叫“二十世纪猛回头”。我们的采访也主要围绕时间上虽已过去、但远未离开我们的二十世纪展开。

　　我活到这个岁数，年轻的时候和现在是非常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大家被洗脑洗得很厉害。我是憎恨恶势力但又无能为力的人。我在《鸟儿歌唱》这个集子一开始就说了，我要表达的是我的文化立场。

　　乔治•奥威尔

　　记者：“鸟儿歌唱”这个书名出自乔治•奥威尔的《1984》，您的书里有相当的篇幅是谈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您说在2007年集中重读了奥威尔的作品，这有什么原因吗？

　　李零：那时候出了一些读《动物农场》的书，我觉得和我的印象差距太大，因而开始读奥威尔。

　　最近刘禾（编者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六个字母的解法》，里面谈到了奥威尔的“黑笔记本事件”（编者注：1996年，英国《卫报》记者根据解密档案，发现奥威尔在1949年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欧美共产党员或亲共人士的黑名单；七年后，他的一个黑色笔记本被曝光，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了135个名字，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导演、演员、记者等。黑名单即来自这个笔记本）。我和刘禾关注的问题不太一样，她主要关心的是谁是真正的左派，她不喜欢奥威尔，觉得是告密者；而我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奥威尔这些原来的欧洲左派后来纷纷向右转。二十世纪的前一半后一半，对比特别强烈，这个大弯是怎么转过来的？其实，奥威尔是很执着的人，他肯定认为他那么做是对的。

　　《动物农场》的结尾是“人猪和解”。“和解”表达了奥威尔的恐惧。他害怕欧洲被苏联吞并，成为苏联式的国家。《动物农场》不是反乌托邦小说。乌托邦是子虚乌有现实不存在的世界。苏联的历史很现实。《动物农场》是浓缩的联共党史。在斯大林制度下生活，是奥威尔最大的恐惧，他怕西方左派跟苏联跑，有必要制止他们，所以才告密。

　　奥威尔是左派，但是他又对苏联特别不满，他参加西班牙内战，被苏联当托派同情者追杀，有内心伤痛。他一会儿骂丘吉尔，一会儿骂斯大林，一会说对苏联要抱了解之同情，一会说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他摇摆在他认为的两种“恶势力”之间，最后还是倒向英国。理由是，他的祖国毕竟有民主制度，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特别害怕言论自由没有了，不让说话了。这种病我也有。我也害怕过有组织的生活，但我不能以我的感受作为评价革命的标准。

　　记者：《1984》里，关于“鸟儿歌唱”那个抒情段落非常动人，有一段对无产者“刚强的身影”的赞颂，这是知识分子式的浪漫主义吗？

　　李零：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多半是出于对劳苦大众的理解和同情，但他们又害怕暴烈的、愚昧的民众，害怕他们破坏了秩序和文化。奥威尔和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可能还不太一样，他可以吃苦，深入过底层生活，这可以从他的《去维冈码头之路》看出来。但“革命”最受人诟病的一点是，自己人整自己人。

　　记者：看来，奥威尔批判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1984》的译者前言，董乐山先生很明确地说，奥威尔和《1984》，不是简单地反共反苏，他信奉社会主义，反对的是“极权主义”。

　　李零：对，我最初也注意到他说这个问题。董先生这么写也有他的背景。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半有一个离他们很近的对比，这就是“文革”。

　　记者：董先生的前言是1997年写的，但这么多年，我们好像仍然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印象，觉得奥威尔是个反共反苏的右翼分子，而不大讲他是左派和他的社会主义色彩。这是什么缘故呢？

　　李零：我觉得洗脑都是要借势的。借着“文革”后大家的思维定式，反“左”永远都不会错。当然还有国际大环境。我想，在欧美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奥威尔是个左派。你要把这个案也翻过来，说奥威尔不是左翼，根本办不到。

　　记者：关于奥威尔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翻转，就是斯诺登事件出来以后，对《1984》的解读似乎一下子就有变化了。

　　李零：我想这种解读也没什么很复杂的，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原来欧美国家给你洗脑，说全是共产党国家在监视人民，现在你知道了，他们自己也这么干——不过，监视这个事也有一定的中性，比如警察抓小偷，都靠摄像头。

　　革命

　　记者：《鸟儿歌唱》里反复谈到“革命”，而且和某些流行的看法完全不同。

　　李零：资本主义五百年了，真正受到挑战实际上就二十世纪这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二十世纪里，革命是不间断的事。

　　记者：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暴力革命不好，不流血的革命才好，比如说，英国革命好，十月革命糟。

　　李零：革命暴烈不暴烈，要取决于那个国家的背景，像法国大革命，绝对主义那么厉害，王权那么强大，当然革命就比较厉害。而且暴力的使用程度是双方的，像俄国革命，双方都很残酷。如果你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看问题，没有人能规定使用多少暴力是合适的。谁不希望兵不血刃呀，如果不用暴力或少用暴力就能解决问题，谁都会选择不用或少用，如果解决不了，它才升级。

　　西方的评价体系，关键是意识形态。从前，英国是老大，当然英国革命最好；现在，美国是老大，当然美国革命最好。

　　郭沫若/钱穆

　　记者：1949年后，郭沫若、钱穆，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很有代表性。您在书里说，钱穆是“帝师”，但人们一般会说，钱先生是“国学大师”。

　　李零：钱穆是蒋介石的帝师，这不是我说的。他在大陆，在香港，没有这样的地位。他是到了台湾，才有这种地位（编者注：1967年，钱穆应蒋介石之邀赴台定居）。他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蒋介石的脑瓜是美国基督教加宋明理学。他心中的偶像是王阳明和曾国藩。钱穆和蒋介石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是宋明理学。

　　记者：钱穆的书这些年在大陆出了很多，卖得好，影响也大。三联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据说很多公务员在看。那么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成就的，是哪些书呢？

　　李零：《先秦诸子系年》是他的名山之作。

　　1990年钱穆去世，台湾那边宣传主要说他“淹通四部”，但钱穆并不是国民党的史学正统，国民党的史学正统是傅斯年牵头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傅斯年的门徒未必认同钱穆，比如杜正胜。

　　史语所是个仿汉学的机构。那时候，国将不国，中国知识分子的屈辱感特别强，觉得咱们研究半天中国，结果中国学都在外国。傅斯年成立史语所，他发誓说“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是他一生的目标。当年像傅斯年、陈寅恪他们到欧洲去求学，都是这个目的，尤其是这些搞中国学问的人，觉得要一雪前耻，三十年以后与西方人争胜。史语所是个和西方汉学争胜的学术机构。

　　记者：还要请您谈谈郭沫若。

　　李零：郭沫若也是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唯一有共产党背景和左翼背景的学者，其他人一水儿都是“民国范儿”。

　　那个时候跟着共产党革命的浪漫青年，多半是搞文学的，做学问得养尊处优才行。郭沫若是因为逃到日本，在日本圈了一段，才能治甲骨金文，这和王国维、罗振玉是一样的。郭沫若是共产党的大学问家。

　　记者：您怎么看他在史学上的成就？

　　李零：钱穆专搞传世文献，不接触考古。而郭沫若对甲骨金文有大贡献。他是当时左翼史学的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当时影响很大，这连国民党也承认，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是选了他。

　　我中学时候读艾思奇的东西，没觉得怎么样。但三联书店八十周年纪念，金冲及先生说，三联的书，包括艾思奇的作品，在当时是振聋发聩。这些，我们现在可能都体会不到了。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左翼的书籍跟国民党通常的出版物有强烈的反差，我们可能体会不到那个时代的感觉了。

　　记者：我们中学学的有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的历史分期跟郭沫若有直接关系吗？

　　李零：有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要分社会形态。什么是唯物史观？就是五种社会形态，这是解放以后的历史教育。现在大家觉得那些东西很幼稚，但在当时可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世界，左翼如日中天，吸引了很多大学者、大艺术家，中国只不过是这个大潮流的一部分。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我在考古所待过，夏所长对他很尊重。我老师，张政烺先生，也非常尊重他。过去，历史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头戏，高校讲历史，只能讲范文澜体系(西周封建论)或郭沫若体系(春秋战国封建论),但我老师，还有尚钺先生，他们讲的是魏晋封建论，结果我老师把北大的饭碗丢掉了。

　　80年代

　　记者：《鸟儿歌唱》里，第二辑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关于70年代的，请您谈谈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怀恋的那个“80年代”吧。

　　李零：我只写过70年代。

　　记者：80年代，启蒙思潮轰轰烈烈，思想很活跃，您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李零：80年代我特消极，一心搞纯学术。我在发展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周围全是一帮改革的弄潮儿，各种新思潮汹涌澎湃。我那时候是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我是寄居在发展组里，并没有投身改革。

　　记者：80年代对传统文化全面批判，最后出了一部纪录片叫《河殇》。您当时对这种风气有什么看法？

　　李零：我有一个对谈，给《河殇》泼了点冷水，后来《河殇》的一位撰稿人挖苦我，原话怎么说的，我忘了，大意是说我跟潮流作对。后来，他到美国，说了一句话：“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你会发现，有好些原来使劲骂传统文化的，现在都成了传统文化迷了。

　　青阅读：80年代的精英们，经历过90年代，很多人发生了巨变。

　　李零：人就是个变形虫。我那时候基本是个看客。我本来就不喜欢政治，特想离政治远点儿。“文革”爆发时，我自己给自己破四旧，觉得很惭愧，国家都这么乱了，你还有心玩这些。80年代，我以为可以不谈政治了，所以潜心读书，希望做纯学术。

　　记者：《我们的经典》目前您选了四种，《论语》、《老子》、《孙子》、《周易》,假设这个选目能扩大，您觉得还有什么书可以加入呢？

　　李零：我不打算扩大了。这学期，我在讲地理文献。现在是读《尚书•禹贡》。将来写出来，会纳入《我们的中国》。

　　人，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其实我最大的愿望是读书，多读别人的东西。我现在得算算时间，看看自己到底还能干多少事儿，排个先来后到。

　　《鸟儿歌唱》读后感(七)：20世纪历史与我们时代的文化 ——读李零先生的《鸟儿歌唱》

　　读李零先生2013年出版的杂文集《鸟儿歌唱》，特别是其中的《读〈动物农场〉》时，让人有种特别兴奋的感觉。李零先生用一种特别质朴的文学分析方法，把奥威尔那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扁平化、单一化了的著作重新打开，为我们展现了那些被暴力抹平的历史褶皱中所蕴涵的丰富性。因此读李零先生的这些文章，我感到了在文学批评中已经很少看到的那种异常丰富的历史感。而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会对李零先生的著作感到如此兴奋，是因为历史感的消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将李零先生放在这个整体的时代氛围中，才能更好的理解他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时代，一个遍及全球的文化症候就是普遍的历史感的消失。似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冷战终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意识，人们已经不再愿意去关注历史，思考错动变化的历史边界。似乎当下的现实生活就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感慨，他在90年代末跟自己指导的历史系学生交流时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会问他这样白痴的问题：既然书上总是提到有一场战争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曾经发生过一场叫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到了今天，一战距离我们也不过一百年的时间。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战已经成了渺不可考的史前遗迹。因此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写道：“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传承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当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个短促的20世纪，也就是1914到1991这段时间逝去后，新时代的人们似乎再也不想和过去发生瓜葛，执意拒绝和否定那个逝去的年代。类似的观察，也出现在美国学者托尼•朱特的笔下。在《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一书的导论里，他认为今天的西方世界在冷战终结之后，“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的跨入新世纪”，沉浸在所谓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迷梦中。因此他说西方人是“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狂热，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如果托尼•朱特的观察准确的话，那么当下知识界的主流逻辑，就是义无反顾的认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拒绝接受来自20世纪的遗产，永远高喊着不要重复过去的苦难。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我们时代的文化只是建立在对20世纪的否定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为什么20世纪让生活在后冷战时代的人们如此恐惧，非要将其遗忘而后快呢？可能我们必须像李零先生那样，重新回到20世纪的历史现场才能理解这一点。托尼•朱特称后冷战时代为“西方的胜利”的时代；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其实也可以把20世纪称为“西方的没落”的世纪。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社会其实在漫长的19世纪才真正是处在“西方的胜利”的时代，政治稳定、经济起飞、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海外殖民地扩展，使得西方人相信他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而且这种发展的势头至少在那时还没有看到尽头。然而正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它其实在诞生之初就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只是其内部危机在19世纪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伴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充分暴露了出来。一方面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场大战中诞生；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自信心开始衰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就是一个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写的那本《西方的没落》。他认为西方文明发展到20世纪，已经处在没落衰退的时代。因此在文艺形式上，19世纪那种对于人的信仰，对于稳定的世界图景的想象都消失了。西方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自我否定、自我仇恨的时代。各种现代派文艺形式都尝试去塑造一种晦涩、阴暗的世界图景。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或许可以称为“东方的兴起”。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它以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改造社会生活，宣告与旧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决裂；此外就是二战之后，在亚非拉地区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欧洲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也正是这一“东方的兴起”，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有趣的是在文化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当时在西方世界流行的那种西方文明自我仇恨、自我否定的文化产品非常拒斥。视诸如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标志。因此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创造，续接到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艺形式上。例如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就对自然主义以降的文艺形式予以极低的评价，而高度赞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创作。因此总体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创作在格调上是昂扬向上的、英雄主义的。恰与现代派文学那种阴暗、晦涩的风格形成对比。但也是因为它非常自觉的续接19世纪的文艺传统，所以它通常也会被视为某种落后的、保守的、乃至虚伪的文学，和它本身的意图——开创新文化不尽相同。

　　除了冷战双方，在文化立场上还有第三个维度，即那些既不认同资本主义，也不认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那批知识分子。他们尝试在两极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而也正是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历史的高度敏感和自觉。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的思考始终与他们身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尝试去回答时代留给他们的问题。因此当两次世界大战深刻的影响了欧洲文明之后，今天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流派，诸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其思想的原初动力，都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政权、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等历史事件的反思。

　　这类丧失了历史感，将复杂的历史予以扁平化的倾向，在时下中国的文化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以前几年非常火爆的电视剧《潜伏》为例，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军统特务余则成被中国共产党策反，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这部电视剧能够在社会上热播，被广电总局的领导理解为：“反映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仍然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余则成信奉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人民喜爱这部电视剧的关键。而且在该剧热播期间，观众调查显示剧中人物让观众感动的地方，是他们对于信仰的执着。但在我对这部电视剧进行考察时，我发现观众的确喜爱主人公余则成和翠平；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同样非常喜欢立场坚定的国民党特务李涯。他们在网上亲切地称李涯为“小狐狸”，并由衷敬佩李涯对于党国的忠诚。在历史上，国共两党之间的角逐绝不仅仅是权力之争，它同时还决定着中国广大人民的历史命运，是两种不同的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斗争。因此信仰在国共内战中是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的。但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观众那里，信仰所蕴涵的丰富内涵被抽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国的忠诚基本没有差异。这恐怕是当下中国社会历史感消亡的一个重要的、表征。

　　事实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20世纪的历史实在是太惨烈、太动荡，对我们的影响也太巨大。仅简单罗列一下对中国命运至关重要的那些年份，如1911、1919、1927、1937、1949、1956、1966、1978、1989等等，几乎每隔十年中国的命运就会走到十字路口上，不同的政治势力在这里为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殊死搏斗。而且这些转折、变化直接影响着当下中国社会的面貌。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持何种看法，实际上直接对应着你对中国历史上这些转折年代的看法。换句话说，如何理解中国当代史，就是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网上看一个网民怎样谈论70年代，你大致可以推断出他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丧失历史感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格外严重，丧失了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也就无法敏锐地观察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李零先生在中国的意义所在。《鸟儿歌唱》的副标题是“20世纪猛回头”。也就是说，李零先生尝试以不一样的方法，重新触摸20世纪的历史。在对这段历史的阐释、理解已经被冷战的胜利者所垄断，将历史的复杂性抽空抹平的情况下，重新把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展示出来。我最喜欢的文章，是这本集子里的《读〈动物农场〉》《太阳不是无影灯》等。尤其是前者对于奥威尔著作的分析。因为奥威尔在冷战时代的接受史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现在小说《1984》中译本的腰封上写着：“多一个人阅读《1984》，自由就多了一份保证。”单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个说法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显然这句话中的“自由”和奥威尔对自由的理解不一样。他们所说的“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时代指责共产党政权集权专制时使用的旗帜。刚开始看《读〈动物农场〉》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李零先生的论述方式特别陈旧，甚至有点儿单调。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有人这样来谈小说了。他先是解题，然后是依次介绍人物，接下来则是故事梗概。不过越往后读，我就越佩服李零先生。因为他不会被种种流行的说法所左右，也不会跟在某些偏见后面人云亦云。这一点是《鸟儿歌唱》这本书最重要的特点，这可能也是李零先生一以贯之的思考方式。他以特别扎实的史料，真正带领读者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为我们还原一个处在复杂政治历史情境中的奥威尔。他把奥威尔书写《动物农场》《1984》这两部书的原初动力，他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在何种情境下，被中央情报局利用的情况说的非常清楚。于是，对于奥威尔理解的种种偏见，都在李老师抽丝剥茧般的论述中显现出荒谬的面向。

　　而更加让我感动的是，李零先生的《读〈动物农场〉》并不仅仅是对奥威尔这个作家的理解和分析。也不仅仅是反驳围绕在奥威尔及其作品周围的种种偏见。这只是他的一个切入点。他同时还把思考延伸到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上。做到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勇气的。因为伴随着“文革”结束、冷战的终结，革命已经从吸引无数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变成了一个骂人的脏字。成了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颠覆，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了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在整个社会舆论都在审判革命的情况下，李零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直截了当的为中国革命辩护。他准确地指出革命之于中国，是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必然选择。革命当然意味着破坏、牺牲、血污、混乱，但这些并不是革命本身的罪恶，而是残酷的外在环境造成的。如果要指责，造成革命不得不爆发的人才是首先应该指责的。正所谓“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所以李零先生实际上是非常自觉地站在历史的弱者一边，站在历史的失败者一边，在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冷战胜利者洋洋自得的声音的时候，勇敢地说出失败者的道理。这是李零先生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因此读到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我特别感动。虽然因为发表了这句话，李零先生受到了不少指责。因为在社会的主流逻辑听来，以这样直白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敬意，实在是太刺耳了。

　　最后，我想引用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温斯顿的一段话：

　　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

　　这段描写在我看来除了“孤独的鬼魂”那里不太合适以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对李零先生写作姿态的描绘。这段描写出现在小说讲述温斯顿开始记日记的时候。当时温斯顿面临的悖论是，他要写下的是那些被扔进“忘怀洞”中的历史，讲出的是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但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不见容于整个社会，这些日记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危险，但他仍然要坚持写作。奥威尔用这段话来书写温斯顿的执着。我读李零先生的这本《鸟儿歌唱》，最大的感动就是：无论是他对《动物农场》的解读，对启蒙运动的重新思考，还是对70年代的种种回忆、对中国观、美国观的阐述、对北大校史的梳理，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听的真话，都是对那些已经被扔进“忘怀洞”中的历史，是在主流逻辑下刺耳的杂音。但正是因为李零老师敢于把这些说出来，即使没有人听，或只有很少的人听到了，李零老师仍然以他那“清醒的理智”，试图在一个拒绝历史、抹平历史复杂性的时代，重新把我们身处的时代接续到20世纪的历史现场之中。因此李零老师在《鸟儿歌唱》中的工作，其实和他在“我们的经典”系列著作中所做的一样，都是在接续人类的伟大传统。

　　《鸟儿歌唱》读后感(八)：真话让世界陷于尴尬

　　真话让世界陷于尴尬

　　顾文豪

　　当年读李零的《花间一壶酒》，不时冒出满饮一杯的快意。看他臧否人物评析故实，句句白话，句句人话，句句都是断根的话。不比一些半吊子学者借怀古而意淫，其实既看不懂古代，也搞不清当下。这回读李零新著《鸟儿歌唱》，也是漂亮的白话，实在的人话，讲道理的断根的话，但还多了一种，让人尴尬的真话。

　　此书副标题为“二十世纪猛回头”，带着点回瞻过往总结报告的味道。不过即便已过花甲，李零的追怀过往却一点没有疲老之气。自述“身在21世纪，心在20世纪”，话里话外却一派左翼先锋范儿，当然，是讲道理有见识的左派。

　　所谓讲道理，是说李零能从道理自身来讲道理。好多学者也喜欢讲道理，可到头讲的是自己认可的一番道理，换言之，也不过是另一套教条。李零有真学问，真学问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套观察世相的思维方法——摆事实，多比较，不盲目自信。

　　譬如李零谈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如今阿狗阿猫都能拿来为自己热爱自由反对极权作秀贴牌的名著，李零一路将此书条分缕析，连带“专制”、“革命”、“极权”之类我们似懂非懂的大概念来一番兜底考辨，察来龙去脉，听各方话语。但这么做不是为了写论文，李零笔下藏锋，不时提醒我们奥威尔的左翼身份。他强调的是革命的悲剧，革命最艰难的部分不在其他，恰恰在于推翻专制的革命本身也会造就革命专制主义。而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冷战遗留的所谓“和解”无非是“冷枪顶着热脑门”，而“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李零分析革命的弊端，不代表他否定革命，事实上，他还要“为革命说几句话”，摆出一句“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革命的大问题，我辈不敢妄言，至少李零对于革命与专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境遇的深刻抉发，则字字见功力，句句讲道理，不服不行。

　　不过，我猜很多人喜欢看李零的文章，不完全是因为他信而有征、滴水不漏的笔法，或许更多人还是喜欢他的见识。当今之世，有见识的人真如过江之鲫，随便一捞就是一大把。但李零的见识不仅在其看得清，更在于他的见识每每煞风景，既煞所谓高眉学者之风景，也煞茫茫群众之风景，一言蔽之，煞的就是话语当权派之风景。

　　譬如“启蒙”这似乎纯为一高大上的美妙字眼，李零却不识相地给我们来了篇《太阳不是无影灯》。在他看来，“聪明国”教化“糊涂国”，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蒙”，不是“耍钱，把你的钱都耍到他的口袋里”，就是“玩弹，把你炸到听话”，启蒙的光芒万丈的背面其实是“每个国家的动乱和灾难”。李零不客气，直接批美国，质问美国人反污染、反奴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却偏偏“不保护落后国家的落后人”，也“不反对美国对他国的金融掠夺和穷兵黩武”，龙头老大的美国为什么“最爱咬龙尾巴”，而他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的启蒙是什么？尤其是“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再好比前时被媒体热捧的“民国范儿”，李零直接一句，“扯淡”！媒体追捧的“大师”，他认为就是“大乱的产物”，“大师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整个民国，哪里是什么黄金时代，无非是天下大乱，百姓深受其害。英雄也好，大师也罢，也无非是动乱时代的幸存者。喜欢民国范儿，也没什么不好，可这喜欢至少得是一份明明白白的喜欢。跟着别人后头矮人看场般的瞎嚷嚷民国范儿，这又算是什么范儿呢？

　　李零自言世间事“一成风潮，我就怀疑”，因为这辈子见过的风潮，到头来都是荒诞一场。而之所以中国的事每能鼓动风潮，就在于我们的思维，总是陷入非黑即白的窘境，而“历史不是翻烙饼，用一面之辞替代另一面之辞”。

　　早先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写信给儿子说，“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李零诚然亦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以致“倾动一世”。不过在我看来，李零恰恰未曾“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因为他写的只是“真话”，但在这个假话漫天的时代，最有魅力的也正是“真话”，虽然李零自己也知道，“真话让世界陷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