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精选10篇

　　《我这一代香港人》是一本由陈冠中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00，页数：2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一)：香港认同的建立

　　坊间一直流传英国人占领香港的时候，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又指出实事并没如此，英国人登陆港岛的时候香港已经有数千居民，而且很多人是务农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此外还有近40间书院，实在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病国人占领香港后该如何统治这块衰落的大清帝国边陲的殖民地呢？很简单，一国两制嘛，英国人并没有对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兴趣，毕竟这只是帝国在远东进行贸易和殖民侵略的一个港口或者基地。于是最开始殖民者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保留了大清律例和一些乡约民规，随着大陆政权的的不断更替，这些治理香港华人的法规制度并没能全部更新，以至于像纳妾这样的制度一直到1970年代才被废除。但另一方英国人需要香港成为一个自由的贸易港来扩张和维护帝国的利益，为了保障帝国利益又必须在香港推行法治等现代管理手段，没有这些现代的理念和手段来管理香港，香港和清王朝的沿海港口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加之居住在香港的西方人处于自身社区安全的考虑以及对底层的人道关怀和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景，也在推动者香港社会的的不断改良。可以这样讲最开始很多年的香港一方面保留着很多中国大陆的社会习惯，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大陆的一些城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的统治又为香港带来了诸多的现代化的东西，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

　　对于英国人讲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其实在殖民地最初的100年对很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英国人对香港最大的贡献就是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这使得香港得以免于内地政治动乱和战争，很多无路可走的人也在这儿找到了一块栖息地。试想一下曾经有多少清朝维新和革命人士曾经逃亡到香港，抗战和1949年的政权更替又有多少人逃到了香港，还有后来的大陆的大饥荒时期又有多少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饥民逃到香港。其实在1949年前中国人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即使英国人有一段时间要求非本地人士要有签证才能进入香港，但是这种限制从未加诸于中国人身上。

　　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衰退，1973年香港又爆发股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据统计1975年全港共有20万人失业。社会生活方面贫富悬殊，多数香港人仍在为一日三餐奔波，1971年的时候香港还有十三万10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未能入学，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从事童工的经历。贪污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以警队最为猖獗，另一方面暴利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较之今日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足。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标志着所谓“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的到来，那是很多人眼里港督励精图治，港人奋发向上的十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意识诞生的十年。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将廉政风暴从公务员队伍一直刮到工商界，不顾工商界包括亲北京的左派人士的反对颁布一些列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广建公立医院为市民低通廉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改善公共交通兴建地下铁，修建大量的公共的体育文化设施。政治上扩大市民的参与度，财政上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上支持码头扩建增加货柜吞吐量，成立理科院校培养技术人才，支持本地产业又劳动力密集型向多元化，在其任期内香港的电子产业飞速发展，到1979年香港有电子企业1041家，随着大量的社会建设的推行，香港的建筑业也得以飞速发展。推动金融业发展，奠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香港人的参与度，如增加立法局议席，在自身形象上麦理浩亦十分亲民，在其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期间曾亲自参与清除海滩垃圾活动，1975年更是促成了英女皇访问香港。

　　谈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麦理浩在香港推行大刀阔虎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很多香港市民似都漠不关心，他们基本上不相信麦理浩真的有勇气和能力清楚腐败，麦理浩的诸多改革也是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些改革的呢？事实上1960年代的两次工人运动尤其是六七暴动对殖民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麦理浩的前任港督也意识到必须改革，必须正面回应市民的呼声，麦理浩的一些改革只是继承和扩大了他前任港督的改革计划而已。另一方面外交官出生的麦理浩在1971年就任港督前就在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因为新界的租约到1997年就将到期，而香港未来的归属必将在1980年代定下来，而七十年代则是为未来中英谈判准备的十年，麦理浩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愿意接受现状，但是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迟早会到来，只是越迟越好，具体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中英谈判前他们能使香港繁荣、团结、满足，至少避免成为外界的笑话。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具有高素质的教育、科技、文化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进而使中国既能从香港得益（比方说49年后对香港食品和淡水的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之一），但这些利益和中国国内完全不同的条件，使中国不愿意收回香港，即使收回香港也会给香港一个特殊的地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可谓正中麦理浩下怀），这样就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民认同，这也是麦理浩改革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个问题，今日的香港也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市民游行示威也是屡见不鲜，为何今日特首未能进行积极改革来改善现状呢？其实这也是今日的特首和昔日的港督的差别，相较今日特首常常受制中央，当时殖民地的港督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英国方面只要港督不给宗主国财政负担，不和中国搞坏关系，其他方面麦理浩具有很到的自主权，而当时的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对港督的影响也逊于今日。战后殖民地政府财政状况一直良好，几乎年年有结余，到了麦理浩时代他已经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伦敦也不用担心香港成为其负担伸手向其要钱，经济的独立自然导致腰杆子的笔直。话虽如此伦敦和麦理浩在香港的改革依然绝非，你办事我放心那么简单，中间依然充满博弈。比方说当时香港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香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当时英国是共党执政，公会对共党具有很强影响力，这样导致伦敦对麦理浩施压，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要求香港工人能享受到亚洲最高的工人待遇，这是英国提出的最低要求，但是麦理浩却当成最高要求来处理，很多人批评这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全面检讨其劳动薪酬和福利的机会。。在扩大参与度上，麦理浩依靠民间草根机构构建和谐社区，扩大立法局议席，但是这些议席却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委任产生。麦理浩为何又没能给香港带来一些真正民主的东西呢？这可能源于其改革的第二个前提不能和中国搞坏关系惹麻烦。倘若当时麦理浩进行民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反对，后来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而且当时中国也害怕民主导致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当时国共两股势力在香港民真暗斗，选举产生的人选难以预测，开放民主必定导致两股势力牵扯其中，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分裂成亲共和亲国两派，把香港变成国共两党的有一个战场。

　　通过以上论述和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麦理浩的改革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香港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也给与了他特殊的地位，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认同建立起来。在今日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想再进行麦理浩式的改革实在不现实，用陈冠中先生的话说是殖民地的港督亲近资本，但不受制资本，而现在的特首既没有港督的威权，也没有民选的威信，现在的特首是由一个亲商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的靠拢资本家。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麦理浩，其实也不需要另一个麦理浩，香港需要的是一个普选的行政长官，香港的未来应当建立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之上，中国亦如此。

　　（本文可以看做是对陈冠中、吕大乐等人对于香港历史现状的多篇文章的读书笔记，引用了他们的资料，也谈了个人的心得和观点。很多资料全靠本人记忆，难免出错，欢迎批评指正）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二)：细数香港的历史和文化

　　作者：马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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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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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是华人依然可以自由进出香港。这段时间，都不能说香港和内地有多大的分歧和隔离。

　　到了1937年，香港已经拥有100万人口。其工业从19世纪起步，到20世纪30年代初具规模，于此同时发展的还有香港本地的文化和粤语创意产业。粤剧团在香港开始兴起，但是这里要强调的还是，到1949年前，香港和广东仔文化上是一体的，所谓省港一家。

　　就在这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广东地区沦陷，至1941年四年间，香港人口增至160万。但是经过1941年到1945年日本近四年的日治，香港人口又回到60万。

　　19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个身份，国籍（中国人）、省籍（广东人）、地籍（佛山人），甚至乡籍，并有宗亲氏族的身份、行业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阶级身份、政党身份等等。他们进出香港内地，往往反而并不以“香港人”自居。

　　1949年后，很多人把国与族拆开，不认国籍（中国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其他身份照认不误。他们在香港留下来，并渐渐以香港人自居。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

　　下个人口的涨潮来的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涌进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超过220万，1949年就来了超过80万人。1951年殖民地设置了边境，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无法再进入香港。但是香港依然保留了一条抵垒政策：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住，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

　　至此，香港人和内地人没有本质区别的时代结束了。从此之后，大陆人再不能来到香港，香港和大陆从此相隔。这些数据的罗列是为了说明：至1951年前的"香港人"实际上就是内地人，甚至在1962年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广东人漫山遍野地从内地涌入香港，很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地呆着干粮和饮料去边界接济他们，在殖民地政府抓他们遣返内地之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因为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他们还记得自己也曾经是移民。

　　这个心态在不到20年就已经改变。为什么？因为人变了。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退出了香港的大舞台。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

　　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

　　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婴儿潮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香港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香港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香港带来意外的好处。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在这个背景下——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与1992年前内地的现状——香港可以体会到，跟心系祖国的上一代不一样，1949年后出生、成长于50年代到80年代的香港年轻人，除了少数外，为什么往往不那么认同内地——不见得是积极反对，更多是不感兴趣。

　　最后，要指明的一点是，“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这是事实，不是问题。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三)：丰满香港

　　想找到2005年初版的牛津版目录比对一下篇目异同，竟然不得，因为中信这版有好几篇写于2005年以后，自然不在牛津版中，那么牛津版哪些篇目没收进中信版呢？我对这个好奇。对陈冠中，之前所知仅因《盛世》，不过特意在陶宝上买的麦田版，放到现在也没来得及读。可是香港作家笔下的“香港人”对我极具吸引力，没想到的是《我这一代香港人》真正谈“香港人”的篇目并不多，第一部分七篇中的六篇吧，《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严格讲来并不专指香港。就是写香港的几篇中，也有极出意料的，比如谈创意、谈设计。赶紧补课，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冠中接受的专访好象不少。《南方人物周刊》的《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有概括：“从香港到大陆到台湾再重回大陆，从内容到经营到投资，杂志、电影、电视、音乐、图书、文化经纪，陈冠中是当之无愧的跨界王。”什么叫“从内容到……”不甚明白，不过总算扫了盲，“跨界王”嘛，当然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谈。其实心平气和一些，有《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和《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我这一代香港人”这个主题，陈冠中已经写得不可不谓透彻了。

　　想要了解一个城市，了解那里的人，除了在那里居住，生活和工作，最便捷，也是最跳脱的方法——比你住在那里还要好——恐怕就是读那里的作家笔下那里的人。要说香港，大陆人太知道了，影星歌星如数家珍；英殖民地九七年回归“一国两制”，尽人皆知；香港人的职业素养、效率，香港的法制精神，廉政公署的厉害，电影里没少见识，佩服、赞叹或者心向往之；去香港办过事的，跟香港人共过事的，对香港人的教养、敬业、专业，以及距离感清晰的彬彬有礼，怕是也少不了切身感受；购物，更是轻车熟路，我就有闺蜜，去香港买东西，比回她三小时车程的江苏老家还勤。可是“香港人”，我们究竟知道多少？他们一路如何走来？希望什么？担心什么？珍视什么？厌恶什么？爱什么？有没有恐惧？……一直以来，我都将香港人视作华人良心的中坚，为他们的付出和坚持，为他们常常为了跟他们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大陆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的命运挺身而出，为他们捍卫他们的原则的不妥协和不退让，为他们的大善和正义……“香港人”，总令我佩服兼感动。

　　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中，陈冠中既将“香港人”和“香港文化”的历史脉络、演变过程梳理得十分清楚，观点中肯又透着犀利，读来心悦诚服不说，也颇有豁然感。鸦片战争前，香港岛不仅有庙还有学校，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第一任港督便规定香港在以英国法律治理的同时，保留大清律例和乡规民约。像“纳妾”这样的大清律例，也施施然延续到了1971年。当大陆轰轰烈烈地兴起新文化运动时，“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中国国学”。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既未被殖民政府改造，也躲过了新文化运动，更躲过了1949年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由国家发动的强力清洗。惯常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最好的地方是台湾，原来香港人的文明素养并非完全受益于西方文明，更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底子。“香港比中国更中国。”陈冠中在一个访问中说。

　　“文化沙漠”，原来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香港本地文化人的自忧自扰，后来如何就成了大陆人的优越感，不得而之。其实只要想一想，连阅读自由都没有，更别提出版自由了，却嘲笑有这自由的地方是“文化沙漠”，就知道有多可笑了。

　　思想在香港，既体现在精英身上，也在民间。香港的民主运动、公民权诉求，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罢工。“香港是当代中国思想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刻的推动器，甚至曾在万马齐喑的日子成为海内外孤存的一盏明灯。”大凡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太明白这点了。

　　“香港人”，陈冠中说是被发明、想象、建构出来的，但它既是客观存在，更有其历史意义。陈冠中那一代香港人，即1949的以后出生的所谓“婴儿潮”一代，对香港的归属感、认同感，亦即“香港意识”，是慢慢建立起来的。50-70年代是酝酿发酵期，80-90年代进入旺盛期。“香港人”，“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很深或者说颇隐晦的反思，则在《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中，陈冠中自称他们那代香港人是“经济动物”，“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对大陆普遍“畏和疑”，公务员们现在和以前一样，老板叫做什么做好就是，爱国和民主，倒成了“一代人迟迟交不出的功课”。这一代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中，陈冠中就谈了“香港的杂种本地化”，说杂种的本地文化，是超越“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的深度混杂，杂种化加本地化的过程，便是自主创新的过程，是后发大城市再度本地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混杂。除此之外，另有专文《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深议世界主义的价值观之文化和文明的并存与交融，而这是民族主义必须与之结合的，否则，“没有世界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将是战争与死亡的民族主义。”

　　除了关于香港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关于北京的、台北的，现在想来当属意外之喜。在《台北这个城市的好》中，陈冠中关于雅各布斯“好的生机勃勃的城市”的形态要点的介绍，已然令我浮想联翩，在脑海中搜索上海还有没有符合这样标准的小区块。陈冠中关于街道、城市想法的自我纠错，其依据，也是雅各布斯的理论。而在《住在雅各布斯的城市》里，再次重逢雅各布斯“好城市的秘密”，依然欣喜。“小街区、高密度、功能混合、不同年龄的建筑物并存、保持街头热闹、减少沉闷地带，甚至不要乱建面积过大的公园。”想想看，多好！

　　有的篇目则看得十分累人，比如模仿苏珊·桑塔格《坎普札记》体裁的《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呵呵，我发现我的密集恐惧症也适用于文章，这种不适其实在读《波希米亚北京》时就有了。

　　还是说说吧，陈冠中先生文字的粗糙真是吓了我一跳。

　　（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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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四)：香港論述的豐滿

　　借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因杜汶澤事件而起的香港大陸兩地網友罵戰正烈的時候，其實我一直覺得這純粹就是兩群人意見不合而已卻被上升到地域分歧的程度，兩地大部分人還真沒那閒工夫罵來罵去人身攻擊。但即使如此，在越來越激烈的罵戰中我還是不免生出“我喜歡的那座城市似乎不喜歡我了”的感覺，這也是為什麼我看見這本書的時候會拿出來翻閱以致被吸引的原因。

　　書中最喜歡的兩篇是《90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和《台北這座城市的好》。

　　用90分鐘的時間講清楚香港的社會文化發展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把它講得好就更是難事，但是作者把從鴉片戰爭之前到97年回歸文化融合之間的歷史簡明扼要地梳理了一遍，一氣呵成，讀來讓人過癮。我覺得這篇文章值得多讀幾遍。從“香港包括香港島在成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時期的”，到英國式殖民政策下實行總督制，“香港以英國法律治理，同時保留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香港成為法治自由港，雖然殖民地政府也制定了一些帶歧視性質和違反法治精神的管理法規，但是在安全教育等方面政策也是逐漸改良的。此後由於民主革命運動的影響，“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期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同時文章也涉及到香港人口的幾次漲潮退潮與香港社會變化的關係，以及二戰後大陸沒有馬上收回香港於是有了1949-1997的香港和香港人的產生等方面。至於香港的最大文化特點應該是“雜種”，雜種不同於多元文化並存，後者只是並存，而前者更強調融合，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廣東地方文化，外省地方文化，中央政治文化，英國殖民地文化，世界各地文化，雜種本地文化（“雜種本地化是一個以香港為主體，把不同系統的文化拿來雜糅的創新生產過程。”）也因此，在作者眼中，香港人是“一種多層次多向度的身份”。正如作者所說“回歸後，國與族再統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這是事實，不是問題。”

　　另一篇《台北這座城市的好》，作者引用了《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中關於“一個好的生機蓬勃的城市在形態上的四個要點”，它們是“用途要混雜，街區（街廓）要小，不同年齡建築物要並存，密度要夠高”。依據這四點標準來看台北，這座城市在很大面積上都做到了，看著作者的敘述，腦海中真的浮現台北錯落有致充滿人情味的城市景觀。“普通建築才是一個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體。不同年齡的普通建築能聚在一起，複雜多元的用途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這也表示不同階層，族群，職業和消費傾向的人能生活在共同空間並做出互補和分享，是有利於社會資本和階層凝聚的。”一段更是有醍醐灌頂之感，具有歷史價值的古建築固然需要好好保護利用，現代城市發展高樓大廈也無可非議，但作為城市 建築主體的普通民居似乎長久以來被忽略，大拆大建之下造成的千城一面更是能避免則避免，寫到這裡想起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台灣和日本電影裡的城市風格大概也是因為其獨特的城市風采。正如作者所說，“一個旺盛的大城市不可能只是一句居住城市，它必須要有經濟活力。只是，要成為全球經濟節點的城市，其實並不需要把自己大面積變身成為無特色的現代-光亮-花園-美化-明日之城”。

　　說回“香港”這個主題，《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特區論述-香港》和《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兩篇文章都值得一讀再讀，作者強調的是問題的複雜性，也就是港人身份認同及其主體性的現實及複雜性。兩篇文章都對當前一些對香港論述有一定的評論，要了解香港，對這些觀點總得有所了解。作者的目的很明確，”當我們把殖民地吊詭歷史及各種被遮蔽的歧義論述都呈現出來，我們才會感到香港論述的豐滿...真的看到香港所承載的現代性的全貌，從而改變對香港的固定想像與論述。“

　　《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談到了當前關於香港論述的多種主義，其實不僅香港，對於其他相似背景的國家或城市也完全適用，包括世界主義，民族主義，多文化主義，雜種主義等等，作者提出民族主義必須結合世界主義，提出了”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的說法，”雜種世界主義的文化跨越了國族疆界和國內族群分隔，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既是東方的也是西方的，既是本國的也是外國的跨國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國內多數民族的也是國內少數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交列，而且互相混雜。“有趣的觀點。

　　書中有挺多觀點都值得仔細體會。

　　當然我覺得第三部分的文章讀來略吃力。

　　圖書館要求今天之前還清借書，無奈只能先做以上記錄，待日後有所悟可重讀。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五)：书评

　　好书，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几个问题。1、香港人的处事原则究竟是怎样的，书里是这么写的“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交货过关”“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2、香港人的“本土化”以及延伸思想的由来，这其中主要对象是婴儿潮一代，即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对内地没什么感情，而内地那几年的情况多留给港人以负面印象；港人本身开始富裕，并拉开与内地差距，正所谓最不敢相认是穷亲戚，所以……；中产阶级在崛起，证明这个地区的发展是稳定坚实的，香港人开始建立起绝对自信，励精图治在没有什么周边竞争压力的前提下，共同把香港建造成全球经济节点，这个目标在80年代实现了；香港左派骚动的发生，却反而让港人开始反思，认清一些事实，追求一种稳定，于是偏向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也借势开始反哺，更重视亲民，并促成之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70年代麦浩利总督的励精图治使得香港脱胎换骨，让香港拥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基石；由婴儿潮一代，带动他们的父母辈，子女辈在身份上的认同，心态上也由曾经的过客发展成为扎根于香港本土的“香港人”；婴儿潮一代接受的英美新文化，使他们和同代内地人，也就是我父母那一代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上述所有的一切造就了“香港人”，也造就了如今的香港人和香港文化，他们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下的年轻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3、前几年，去香港旅游，给人的感觉就是香港确实与内地不同，这种不同倒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但我怎么也讲不清也想不通，这种表现在外，特别明显的不同是来源于什么？书中讲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认为就是所谓“多元文化”研究了这种不同，香港的文化参杂了中国传统文化，广东文化、外省各地文化、民国文化、内地中央政治文化、英国殖民地文化、世界各地文化，由这些文化经历史演变糅合成了如今这颗东方之珠，这就是香港社会形态的由来。4、香港未来发展会如何？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hk会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继续作为世界经贸航运节点起作用，所以未来将保持繁荣，另一种观点是，随着内地各大一线城市的崛起，香港原本的优势丧失，逐渐人才流失，资本转入内地，而相对一些政策也会收紧，香港逐渐沦为二三线城市。总的来说，作者认为香港的繁荣，对内地是有好处的，历来的现实主义行为模式都不会让内地促使香港出现不利局面。5、什么是最有品质的城市？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台北，我也颇为赞同，他给出的理由有三点，一是街道间距要求，二是楼房多用途，三是年代感层次。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节点，有很多不足之处，他列出五点曾经错误的认识，然后把现在的观点摆出来做对比，这里简单介绍下后者，一是提倡步行地铁而不是私家车用以节能释拥，二是人均居住面积35平而不是独栋别墅，远住郊区（工作市区），三是让街道和封闭式购物中心一样生意兴隆，真正创意多样化，因为有创业有特色的城市是永葆魅力的，四是放弃原本封闭大楼的大量堆积，失落空间在未来会是人们心中一个梗，五是一个“小区”概念，要有一个可持续性目标，或者说联境的概念。建筑的多一点考虑会给未来给多的回味空间，不要再像当年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典故那样，让人唏嘘不已～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六)：有助于帮你冷静看待香港问题

　　其实这本书并不在我的好书书单里。这里单独提出这本书来，纯粹是因为最近这半年出现的香港问题，涌现了许多负面的报道和有失理智的抨击。我觉得应该拿这一本书出来说说。

　　先说说我的立场。首先，我的立场比较中立。对于任何一方政府主导的新闻我持怀疑态度。在切断了解媒体的基础上，很难说真相究竟是怎么样。

　　这一本书记录了一个香港人眼中，香港的由来。

　　从渔村到殖民地，再从殖民地回归。这其中香港的变化，尤其是香港在殖民地期间，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自由经济的形成，金融房产的高速发展，包括香港人在这期间的教育，生活习惯。

　　当然啦，后面也有说香港回归时候的状态，大量的移民等等之类，包括回归后的一部分事情。

　　可以说，这本书的叙述是很中肯的，基本上没有极端的描述。对于后来香港人在民主政体，和自由经济上的自信也确实是如此。

　　我认为读完这本书对于你看待今天香港问题可以提供更加全面的思考。香港原来是什么样子，他们原来怎么生活，怎么去看待事情，今天出现的事情为什么会引发矛盾等等。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五毛煽动，缺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要意气用事，宁愿不顾事实。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七)：陈冠中的三城记

　　文/***

　　许鞍华曾经拍过两部在她的生命里有重要意义的姊妹篇：《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后者还获得了第29界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天水围在香港新界的元朗区，不少大陆来港的新移民居住在其中的公共邨屋里。因周围的环境条件以及面对新生活的压力，外加港府的公共资源问题，这里发生了几起不寻常的案件。

　　《夜与雾》就是以一起天水围灭门惨案为蓝本拍摄的，行凶丈夫是香港本地人，妻子是来港的大陆客。与《夜与雾》相比，《日与夜》的确显得淡定了点，好像没有什么“料”，将三代港人日常生活娓娓道来，是底层香港人的人生缩影。故此，许鞍华遭遇了上映的滑铁卢，票房惨淡到可以忽略不计。香港人不太待见这种看似无意识的影像纪录，自我反省总是不如人意，若是推倒思维的墙重新审视自己，收获便会大不同了。

　　陈冠中比许鞍华年幼几岁。陈生于是1952年的上海，许生于1947年的辽宁鞍山。他们之间隔着香港的“婴儿潮”时代（1949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相比之下，许鞍华将视线聚焦在香港本地的民生日常之中，含有悲天悯人之意。而陈冠中则选择走出去，在台北居住六年之后久居北京，对于同根同族的三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他最有发言权。

　　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他以简短的语句阐述这些城市的前生今世，并试图梳理它们的脉络与困惑， 挖掘予以它们疾病的苦药与良方。不论陈冠中的理论依据与结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反思的诚意。

　　梁文道谈及陈冠中时说：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诚然，他手中的笔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即便不如当年的鲁迅尖锐，但的确写出了许多我们看不到，看到了也不想说的“真心话”。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1999年，彼此东方之珠盛大回归的余风还颇有些迷人之处。记忆最深的尖沙嘴的海浪和弥敦道上的豪华门店，素不知弥敦道是英国人在九龙半岛上辟得最早的一条道，是抹不去的殖民地痕迹。香港是个混搭的城市。“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亚系统岭南或广东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式殖民地文化。”陈冠中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里为香港文化这样下定义。 此言正说明了香港的独特性：即孤立又融合。

　　世界上的各民族种群都有寻求身份证明的渴望，由此还引出不少恐怖暴力的争端。香港回归后，处于殖民地遗老与大陆新贵夹缝里的港人的确有种无根无土的感觉。我能感知到如文中所言“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的忧虑，担心失去身份认同。其实，东方之珠对于大陆乃至世界的位置是无可代替的。我有许多香港同事，他们勤劳奋斗，刻苦认真。他们自身的能力是外界手段无法剥夺的。大陆经济放缓以及各类调控政策的确造成了香港失业率增加、房价上涨以及物资缺乏等问题。这与身份无关。也许血浓于水的话说在当下有点轻巧。就像陈冠中说的，“大家都应有足够的智慧……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 谁人都无法改变历史。过去只有一个，未来却有无数的可能性。

　　《台北这个城市的好》，题目正合我心。在我的印象里，台北是最像中国的城市。在台北的大街上漫步会被一股温暖的人文气息包围。外媒采访台北市长郝龙斌，他承诺如果向三个台北人问路，其中一定有一个人会把你送到目的地。外国记者大笑回应：只问过一个人就被送到了目的地。我也曾经有过相同的经历。如此说来，陈冠中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角度诠释台北的好反倒让我觉得遮掩了台北人的人情味。

　　陈冠中在《波希米亚北京》中用波希米亚风格形容北京的文化氛围。他认为那些从四面八方漂到皇城根脚下的摇滚歌手、画家、装置及行为艺术家像波希米亚人一样，融入到北京的文化追求者里。其实，波希米亚是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也曾经称香港为波希米亚香港。喝豆汁饮酸梅汤的北京，波希米亚只是一种现象，并非能概括的全部。

　　北京、香港和台北是陈冠中居住过的城市，也是我曾暂居的城市。作为作家，他从精神层面去挖掘糟与好。作为读者，我从生活层面去看待苦与乐。三座城市变迁，几代族人离愁。是谁在低声吟唱：我们拥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八)：杂种世界主义者

　　这是全书中我最爱的词。

　　因为我在这个词里找到了归依。

　　我一直想找一个词概括自己，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这个词，我就明白，是它了。

　　“杂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跨越了国族疆界和国内族群分隔，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既是本国的也是外国的跨国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国内多数民族的也是国内少数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交列，而且互相混杂。”

　　书中又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越是有这种多文化杂种世界主义精神的，越尊重和欣赏其他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会以为自己的文化是唯一了不起的和正确的。”

　　在前面一页里，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现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和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地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做出混合以超越原来想象的自己。

　　读书，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领神会，拍案叫绝，因为自己概括不到这样好，但这些分明又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仿佛跋涉长久的路途之后，寻找到精神的家园。

　　这些文字，“它们像是在跟我说话，为当时的我而写，直观地感到在解答我朦胧的求索。如生命中其他重要的文章、书和电影一样，你如获灌顶，如开天眼（‘如’而已，并且这经验可以是众数的），哪怕当时只是看个似懂非懂，却成了解放你的思想的过程部分，不管文章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原谅我大段大段地摘抄，导致这简直不是书评而成了摘录笔记。以我目前的智识水平，我还不能全然理解陈冠中的这本书，我只能说，有部分可以被我吸收，而我要留这本书在手里，慢慢地探究。

　　阅读这本书的初衷，是要了解香港。虽然香港近在隔邻，虽然我也去过多次，但我一直谨小慎微地承认，我不了解香港，读了书后，我更认定如此。《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是篇精彩的文章，在90分钟内，把香港社会文化史有条不紊地说出来，条缕分明，清晰有加，这真是修为。陈冠中有种宏大的气派在文字中，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修为，才能够写出《盛世》的吧。

　　我非常喜欢《盛世》，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才注意到陈冠中，那种奇诡但是又合乎逻辑的想象，让人既庆幸没有发生但又明白并非不可能，有种凛凛的寒意在心里，而眼睛也仿佛清明了一些，看到了之前所不曾看到的事。

　　关于城市，香港自然是陈冠中着笔最多的，北京也有一篇，不过陈冠中笔下的北京，对我来说只是略有一点熟悉感，其他的全然陌生，大量堆砌的词藻，是蒙上了一层烟雾的北京，对于台北的共鸣反而比较多。

　　透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奇妙的事情，今天收到的中信出版社的四本书，都是我自己选的，其中有印度，有香港，有平台战略，我渴望了解这一切，不管是我之前知道的还是未知的。

　　就这本书而言，我也渴望另外的看法，和陈冠中一样是谈这几个城市，世界的变迁，但可能观点不同，而我希望在不同的观点之中，寻找到我自己的看法。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九)：你的异域，我的故土

　　你的异域，我的故土

　　马维

　　在一家常去的书店的醒目位置看到 “思享家丛书”出了新册子，便很自然地从架上取下翻看。我得承认，这首先是因为看重丛书主编、作家徐晓的名字。时隔多年，我依然忘不了阅读《半生为人》所带来的震撼：相信在这样的作品和作家面前，当代很多散文或“散文家”都不免自惭形秽吧。后来有机会亲见作者，果真“文如其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得这几个字的人并不多见。

　　引起我好奇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套书先前出版的几册，有大半我都翻阅过，的确名不虚传。而当下面世的这几本，也足够吸引人：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学院派公共知识分子刘擎教授的评论集《中国有多特殊》、名家叶兆言的民国专栏合集《陈年旧事》。还有一册书，题目起得最为潇洒，曰《与故土一拍两散》，其作者，看似名不见经传，却同样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乃著名学者、《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合译者王亚南先生——顺便说一句，在很多人看来，其实王老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反倒不在此，而在其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聊了那么多关于作者的闲话，话说回来，我当然知道，我的同类——书虫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书本身的质地，却并不怎么在乎名头的光鲜与否。当我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将这几本书从那家本地有名的实体书店抱回家细细阅读之后，我得承认：出于对名家的警惕甚或是过度警惕，我原本真的低估了它们可能拥有的阅读价值。某种程度上，我买下这些书，是出于支持本地独立书店的想法。可是，这个念头却在不经意间让我遭遇了一场非常不错的精神大餐——虽然说不上奢华，甚至以其形式而论并非那么地formal,但我却真的“吃”得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先说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我阅读陈先生的作品，自《城市九章》始，此后即一发而不可收，真可说是喜欢得“弗得了”。此书延续了作者一贯貌似散淡的笔法，描述在作为读者的我这一代人眼中是父辈的那代香港人的林林总总，往往能令隔岸观火的读者大呼过瘾。香港是他的城，他对香港的爱，时不时会体现在那些也许会让人不太舒服的批评里。比如他以挑刺的态度议论到的“港式精明和效率”，说“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看似漫不经心，不过至少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却是处处说到了点子上。这部书里最好玩的，还要数对“刻奇”（Kisch）现象的探讨。这个词在华人世界的媒体上如此流行，却鲜有对其涵义做出系统梳理者。这部书里收录的长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以一种近乎戏谑的笔法探讨了当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遭逢到的Kisch的种种表现，极为有趣。而作者对北京、台北、上海等各大华人城市精神的对比，则显示出了一位老牌文化人的功力与敏锐，让人不由心生佩服之意。

　　如果说陈冠中的作品，书写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香港人的文化自省，那么在《与故土一拍两散》里，海归作者王昭阳则展现了更多的“异域观察家”色彩。这部书主要写到作者在美留学期间经历与耳闻目睹的种种以及由此生发的大量感慨。很可能是由于遭遇的缘故，作者虽已在欧美诸国生活数十年并已归化美国，对美国文明却充满了叛逆与不满。而眼光的毒辣又使其批判常常切中时弊——尽管也许因为看似不是中国的时弊，而不怎么吸引眼球——必须承认，他所看到的问题，大多乃是真问题，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站队的结果。事实上，或许它们还不仅仅是“美国问题”，也同时就是“中国问题”。

　　同样是谈论中国问题，刘擎教授的《中国有多特殊》，其观察世象的视野与挖掘和阐释问题的功夫，似乎要比前者更为深广。我这么说，其实是想表明以下观点：这真是一部现今少见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公共读物，也是这几本书里我个人最偏爱的一部。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恰如其分地将汉密尔顿的写作信条当作公共写作的典范，而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公共写作中，已经罕有仍然对知识本身抱有纯粹兴趣而同时又愿意并且能够对众多关乎社会的问题进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多角度审慎探讨的作者。不过在这不多者中，刘擎先生无疑应该是重要一员。尽管“中国有多特殊”这个书名，完全不足以概括本书所论及的议题之广博与复杂，但这个题目还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挥之不去的“中国意识”。无论是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命题的探讨、对现代之政治正当性观念起源的追溯，还是对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的回顾、对法国学术明星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介绍与批评，抑或是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对今日中国社会被“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浪潮吞没的思虑……尽管论题不一而足，但在作者这些学术或公共关怀的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中国语境。换言之，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约化为“中国问题”，但作者的种种关怀仍不失为是中国知识人所独有的。

　　观察前三位作者，很容易发现其外在的共同之处：留洋知识人。而叶兆言这位以小说家身份来写民国文化名人的名人之后，却没有这层背景。也许真的是因为这一缘故，至少在对比阅读时会发现，《陈年旧事》里收录的文章有更多的旧时中国气息，读完后令人打心眼里向往永不再来的旧日时光。我还必须说，这种向往，不是一种理性的向往，也不是一种厚此薄彼的臆想，好似那个年代真的好过如今多少似的，不是这样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乡愁般的渴望，恰似一个婴孩在刚出生时想要再次回到母体，寻回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一般。本书白描式地叙述了民国诸多文人的八卦，自然有些是我们读到过的，但也有不少学者的掌故是过去为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因为作者生于世家，长在民国之都南京，就读于文史学者众多的南京大学，拥有地利与人和的便利，为一般人所不能企及，故而也就可以为我们写下不少文史学者的轶闻。在如今民国热，尤其是民国学者热鼓噪得有些惹人厌的情形下，作者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却仍然能令读者颇感耳目一新，实属不易。如果说尚有些许遗憾的话，那就在于，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恐怕是顾虑篇幅的缘故，有虎头蛇尾之嫌。

　　这四部书，自空间而论，探讨的主题从中到外，从东到西；自时间而论，则是由昔日到今日，由历史到现实。不过，无论论题如何变换，无论选择何种切入点，都不脱对故土的关怀和对异域的关照。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也同作者一样，时时需要面对来自异域与故土之间的张力。你有你的异域，我有我的故土。而在这个充满变幻的世界里，一切都随时有可能改变位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令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辽阔与自由。

　　《我这一代香港人》读后感(十)：老罗清华一行

　　陈冠中，香港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陈冠中，一个可以同时用中国近60年来主流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进行非主流思考的作家。

　　梁文道曾经这样说过：“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