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精选10篇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是一本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著作，25.00元出版的2012-12图书，本书定价：146，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一)：在表面的GDP高增长外，民族地区并未能建立起一套良性的经济秩序，这是地区民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村社组织如何可以解决农民合作的问题？很多人不相信村社组织，其中一个原因是1990年代村社组织在向农村收取税费时的赢利特征。在向农民收税的背景下，村社组织具有赢利性特征也是正常的，因为国家指望通过农村基层组织汲取资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国家向农村抽取资源，而又已经失去诸如人民公社一类组织手段时，就容易发展出乡村利益共同体，县乡通过默许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来换取村干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的积极性。
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基层治理形势发生巨变，国家不仅不向农民收取税费，反而有大量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若这些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转到村庄组织一层，就可能非常有效地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二)：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这三种机制不仅是人类配置资源﹐而且是运营资源的基本机制
譬如美国研究公共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奥斯特罗姆﹐人家可是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的女经济学家﹐主要讲的都是这一套﹐核心观念就是“多中心治理”。原来人们以为只有两类社会经济组织﹐一类官方政府机构﹐一类民间竞争企业。奥斯特罗姆认为现在混杂得很厉害﹐NGO — 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机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各种各样不同关怀﹑目的和功能﹐对这些组织而言﹐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她亲自调查研究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了解他们资源的配置﹑资源的运营﹐很多书我都看过﹐互惠合作在许许多多地方﹐在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肯定会被搭便车摧毁的地方﹐制度安排之精巧﹐相互关系之和谐﹐激励与制衡匹配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些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搞了上千年﹐而且可持续发展﹐堪称人类组织的“有机体”。总而言之﹐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这三种机制不仅是人类配置资源﹐而且是运营资源的基本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特性﹑条件﹑局限﹑适用范围﹐不同功能组织和组织形态变化中的此消彼长﹐我原来是打算每种机制单独写一篇的。我当时想先把这三个机制的机理写清楚﹐然后再和历史演化结合起来﹐所谓“经史合参”吧。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三)：成功的适应性管理制度有助于让理想的农业生产系统在面对变化时保持弹性
将村社的社会—生态系统当做复杂适应性系统来管理，使我们认识到管理村社资源的挑战本身就需要跨学科方法。村社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弹性，需要他们重组生产系统来适应和保持自我调节反馈的能力。保持这些反馈反过来要求关注在关键过程下的“缓慢变量”。在村社社会—生态系统中，“组织”对提升村民新信息学习和能力，在系统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适应性的、灵活的、地方支持的、多尺度的以及多样的社会制度（组织、规则、规范、政策和法律）也可以提高弹性。成功的适应性管理制度有助于让理想的农业生产系统在面对变化时保持弹性，也可以认识到危机到来时农业生产系统变革的机会和必要性——通过整合农业生态资源创造新的更加理想的农业生产系统(Folke, Hahn 等2005) 。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四)：达林太的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揭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生产1公斤肉需要3至10公斤的谷物。在过去40年里,全球人均肉类产量增加了60%以上,这一趋势与全球人均收入增加有关,但这会导致人均粮食产量停滞或下降(图3)。在畜牧生产工业化进程中,几千头牛或猪或更多的鸡,被安置在一个生产设施中喂养。在美国,畜牧业生产水平平均增加了1.6倍（牛）、2.3倍（猪）和2.8倍（产蛋和肉仔鸡）(GAO 1995)。在加拿大，猪的平均数量从1990年到2000年增加了2.6倍(Statistics Canada 2002) 。大规模设施经济提高了生产效率(Martin 2000)，但会产生健康和环境成本,因此必须更好地量化评估可持续农业的潜在作用。
高密度动物生产操作会增加牲畜发病率,空气、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与动物粪便常常出现新的抗药性疾病。当前畜牧业也容易遭受动物疾病灾难性的损失。例如,1997年,流感病毒(H5N1)的出现，在全香港鸡饲养设施中传播,导致六人死亡，造成超过120万只禽鸟的损失。在英国, 1962年的手足口疫情导致了440,000只动物的死亡，2001年更是导致了120万只动物死亡。1996年，牛海绵状脑炎(“疯牛病”)导致了1100万只动物被屠宰。为了防止高密度饲养产生的相关疾病，人们开始使用与人类相同剂量的抗生素药物喂养动物来预防疾病。致病性沙门氏菌, 弯曲杆菌和大肠杆菌菌株的抗生素耐药性让人类在家禽或牛肉生产中采用大规模抗生素喂养的防治措施变得越来越普遍(Smith et al. 1999)。
牧区畜牧业生产广泛地利用了生态系统服务，消除了很多因禁闭生产模式产生的问题。放牧动物食用的植物生长在一个领域,增加了动物粪便沉积和回收效率。反刍动物的生产效率高，能将人类劣质饲料转化为高蛋白食物,包括奶制品和牛肉。在适当地保存和管理下,草地-反刍动物生态系统是一个以最小的环境影响来生产高质量蛋白质的高效、可持续的方法。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五)：《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的作者从阿拉善牧区的放牧制度变迁，看中国环境保护。
对于《乡土中国》，“乡土中国”能够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对的理想类型，“熟人社会”也是在“陌生人社会”相比较的层面上具有意义的，就算是差序格局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也是相对于西方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团体格局”提出来的。《乡土中国》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进行理论建构，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经验研究著作，更类似于用社会学语言表述的文化比较研究著作。因此，《乡土中国》描述的“乡土社会”相对于具体时空中的中国农村也过于抽象，不属于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的作者从阿拉善牧区的放牧制度变迁，看中国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六)：对现代化的反思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特点为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多种经营。对其评价， “落后”、“没有前途”一直是主流的共识，所以要“改造”或“消灭”。这些见解，影响了中共建国后一系列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方向往往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相反，如不管是集体农庄还是农业公司追求农业的集体生产而非家庭经营；如鼓励扩大单位土地经营规模而非小规模精耕细作；如强调走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而非多种经营。这些政策导向，前期主要受到马克思和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则是出于对美国农业模式的崇拜和模仿。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对农业而言，集体生产并不能像工业那样因为分工而提高效率；对于土地产出率而言，扩大单位经营规模，土地产出率反倒显著降低；要发展生态循环资源节约型农业，则非多种经营不可。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七)：不同群体对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集体记忆与生态价值观理解，读达林太的《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
在众多社会繁杂现象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对于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反应与话语，无论是日渐激烈的环境问题，还是对于科学知识的认识，不同利益群体所表述的内容总是不甚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面对环境问题的逼近，环境主义者担心大众的环保行为是否得当，如何才能正确拯救地球，如何才能控制臭氧层的破坏，这些被媒体大肆宣传、公众广泛接受的环境话语，在今天遭到质疑。在这场争论中，何谓真理？何谓正确的科学知识？环境主义者与公众所接受的话语显然不被另一群人所接受，不仅内容不同，甚至完全相悖。我们可以说，不同文化背景，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带来了不同理解，如果细究，我们将会发现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正如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都是不同的，而对于不同群体而言，为何不同群体对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集体记忆与生态价值观理解？读达林太的《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八)：致使牧区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草场）的分离，由于牧民的劳动力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办法保障，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以上的环境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政策探索，缺乏相关的案例研究和实践的佐证。在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的决策和参与程度被弱化了，他们被动地接受政策，接受各种补贴。当地居民被赋予了被动执行者的地位以后，他们所做的选择就是在现有政策空间内如何扩大自己的利益。国家与牧民的博弈变成了减少牲畜数量、减少放牧时间和放牧区域与当地人通过违规获取利益的过程，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由于环境政策过于宏观，没有更多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放牧畜牧业和其依存的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移动性和草场共有性对草场提供公共生态服务的作用，而是简单地将牧民对象化为草场退化的主要责任人，致使政府采取了保护草原责任国家化，即强行压缩牧民牲畜头数的禁牧政策。这一仅仅从生态技术角度来制定的政策，对牧民生计考虑不够，忽略了草原生态系统管理中牧民的作用，导致牧民有抵触情绪。又由于环境治理依附国家的权威介入，致使牧区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草场）的分离，由于牧民的劳动力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办法保障，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极有可能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九)：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强调了对自然界中其他部分的尊重，这对于建立人与自然基底之间协同进化的相关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现代科学知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远离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人类世界观，虽然很成功的促进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理解，与对简单系统的管理。但是，这种世界观和科学知识都未能在应对复杂生态系统方面取得特别的成功。这类复杂生态系统因时空尺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异质性，这使得实证科学在对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际描述上未能展现多少价值。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倾向于过度使用和简化这类复杂生态系统，这造成了一系列的资源耗竭和环境退化问题。在此背景下，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累计下来的土著社区的知识体现出了其重要价值。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强调了对自然界中其他部分的尊重，这对于建立人与自然基底之间协同进化的相关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读后感(十)：达林太教授从环境变迁看社会变迁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鉴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提出了“退耕还林还草”的发展方向。本世纪初，这一政策在草原延伸，“退牧还草”政策在内蒙古干旱草原逐步推开，这些工程有“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毛乌素沙地治理”等生态治理工程。除此之外，在内蒙古还实行了“草畜平衡”、“草牧场流转”、“公益林保护”和“生态奖补机制”等保护草原的制度和政策。这一系列的工程项目也给严重退化沙化的内蒙古草原带来了生机。同时也出现了牧民收入下降和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没有遏制的问题。
以上的环境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政策探索，缺乏相关的案例研究和实践的佐证。在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的决策和参与程度被弱化了，他们被动地接受政策，接受各种补贴。当地居民被赋予了被动执行者的地位以后，他们所做的选择就是在现有政策空间内如何扩大自己的利益。国家与牧民的博弈变成了减少牲畜数量、减少放牧时间和放牧区域与当地人通过违规获取利益的过程，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由于环境政策过于宏观，没有更多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放牧畜牧业和其依存的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移动性和草场共有性对草场提供公共生态服务的作用，而是简单地将牧民对象化为草场退化的主要责任人，致使政府采取了保护草原责任国家化，即强行压缩牧民牲畜头数的禁牧政策。这一仅仅从生态技术角度来制定的政策，对牧民生计考虑不够，忽略了草原生态系统管理中牧民的作用，导致牧民有抵触情绪。又由于环境治理依附国家的权威介入，致使牧区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草场）的分离，由于牧民的劳动力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办法保障，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极有可能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