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10篇
《时代的精神状况》是一本由[德] 卡尔·雅斯贝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0.00，页数：2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一)：像一台机器一样的反思其实出现的很早
很多时候书和书之间是有着很明显的引用和传承的，某些可以归结于后人往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行走，某些可以归结于时代虽然在发展，但是某些路径或者说轨道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可以在过去的框架当中展开，甚至某些时候连论证过程都可以完整的搬过来而不需要画蛇添足的改动。
最近看完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感觉这本书一下子把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某些部分和鲍曼最近的《流动的时代、恐惧、生活》那三本书连接起来了。不得不在这里摘抄韦伯的新教伦理最后的那一段话，表达某种尊崇和一种新的体会吧。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将生产过程归结为机器，人成为大机器运作的一部分。在大分工之前，工人的工作是作坊的、单一人完成一项任务的，是可以见到自己所完成工作为那些人，他们的工作是有目标而切实的，机器流水线生产当中，工人失去了工作所为的具体的目标，他们职业的意义被悬浮起来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生活的无意义化，但是极度的分工造成工人生活的无意义化却是在最有力量的资本下看来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效率的提高是资本（包括拥有资本的人）用来增殖自身最本质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也在鲍曼的书中有体现，流动（flow）是这个世界的新的方式，一切都被悬置起来，从过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包括属于现代的民族国家都在流动的资本下逐渐失效，政府逐渐对于非常多的事情无法调控，原因之一就是资本的转移更加流畅，资本——其在当下本身就拥有最大的权力。
如果从为资本辩护的角度说来，常人所遇到（往往没有意识到）新的技术都是万里挑一的，大部分的专利是从实验室出来之后就一直是躺着的，少部分被经过研发可以被分解为工厂化规模保质保量生产的步骤后，再经历成本核算，最后是作为新产品如何占领市场，进入人的生活。所以说最终只会有符合市场需要的新技术存在下来，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资本无力决定什么样的技术与什么样的产品是合适的，这些是群众的需求决定的。这样的结果看似很不错——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己想要的产品，但是其实这样的设置之中隐含着一重规定或者说激励：幸福来源于享受服务或者消耗商品，我们追求吃一顿美食，躺着环保舒适的床，希望家更温馨漂亮一些，所有衣食住行的需求都被打包在服务当中，由于分工的原则，可能我们去购买商品和服务而不是自己完成自己的需求是最节约时间的事情，那么追寻幸福从一件因人而异复杂无比的事情变成了非常单一的事情——追求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
要注意，这里出现了一种完全的循环的替代。一切都被纳入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
原先的完整的生活是一种有目的的工作，而人追求幸福的手段非常丰富，并不直接与金钱挂钩。
现在工作变得无目的和漂浮，人变得全方位的从属于机器，工作中照料机器，作为整个生产环节当中的一员；工作之外消费机器生产的结果，并且在这样的消费之中解除自己工作当中的疲乏，通过一时的消费暂时满足被广告与周围环境生产出来的欲望。如果一个人追求某种生活方式，非常容易被约化成为这样的问题：需要满足哪些欲望，满足这些欲望需要如何消费？需要如何挣钱。
通过破坏原先的生活以及制造新的生活一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建立起来，这个系统之中最如鱼得水的是专家和纵欲者的结合。
作为纵欲者，不需要有心肝，只需要拥有足够的金钱和用金钱来换一切的认同；作为专家，不需要灵魂，只需要有理智的头脑和旺盛的工作精力，来解决问题。
但是，的确有一些事情不是需求驱动的，而且这些事情还非常重要——芯片（集成电路）。芯片的发展可以用摩尔定律来表达：每过18个月芯片运算速度提升一倍而价格不变。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学定律，就是说如果一些公司可以早于18个月性能提升一倍，那么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反之就得承受亏损。这样疯狂的提升运算性能并不是出于人们的需求，仅仅是一种建立在超额利润上的急速发展。可是这样的发展却是我们现在几乎一切生活的基础。59年费曼说“There’s Plenty of Room at the Bottom"可是仅仅是几十年后，目前最小线宽有几十纳米的芯片可能是每个人手机上都使用的必备物品。但是这样的物品却不会使得他的主人有什么情感上的改变，在深夜，处理完所有的待办邮件之后，孤独或许会泛起，虚无会萦绕着人。
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当中，雅斯贝尔斯批评分工的一条重要的理由是机器制造的产品终归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人的全部价值和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机器，那么这样的人是难以享受产品，难以更新自己从而更新机器。这样的思路或许在今天不那么有说服力，因为机器的发展的确极大的改变了人，人尽管会通过市场来筛选产品，但是商品还是不断塑造着人。
很早的时候，在这样的一幅图景还在地平线之下，只有少数极其敏锐的人才感知到即将来临的闪电，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无疑是这样的两个人，这里谈谈后者，也是《时代的的精神状况》当中更多叙述的一方。他所关心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个人。
这个问题应当这样被展开：在工业化逐渐开始的时候，分工开始流行，过去的紧密的生活目的被一种world-historical的视角取代，人们离开自身（这是符合分工的要求，因为工作不再组成人的生活），饱受克尔凯郭尔批评的黑格尔的哲学也因此就成为当时的重心。所以这个时候克尔凯郭尔要求人们回到自身，作为一个孤立者面对世界（神），如同教会作为一种世俗的组织反而会损害基督教真正的信仰。一般认为，没有哪个凡人一出生就是基督徒，那总有一个时刻这个人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对于一个基督教国家，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件理所应当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那么这样一个基督徒怎么会是一个真正的如同献祭了以撒的亚伯拉罕一样用信仰飞跃了伦理的基督徒？这样基督教国家出现真正基督徒的可能性会远远小于异教徒当中皈依的人。
总的来说，一方面分工使得人们从过去精密结合的生活被逐出，另外一方面人们以群体、以忘却自己的思想作为新的家园，作为群众当中的一员，碎片化，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自己决定自己的责任。
克尔凯郭尔的线路是非常困难的，似乎是逆时代的潮流。但是如果去仔细阅读他的字里行间，无疑会赞同他的思路，做一个个人，的确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还是一件需要去做的事情。
商品塑造着人不代表我们不会对于商品产生反感，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现在的各种卡一刷而过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或者在出入各种地方需要用出示卡来证明自己身份，可是例如身份证、校园卡这样卡的丢失以及损毁会使得人发现自己不能证明自己是自己。这样的抗拒会使得我们可能对于整个的人造物的体系感到痛苦，于是我们会将重心转移到当下，转移到自身，转移到感官。或许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场景。
但是这样的人似乎不能很适应这个流动的时代，似乎也不是很多人愿意的选择。
更可能的场景是人也随着流动而流动，人在每一刻都非常明智的选择和水流一致的方向游动，非常轻松而愉快，对于他来说，与流动的一起流动，往往是先于众人觉察到水流的变化，及早的开始变向。suede的哪一首everything will flow就是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当时乐队的主唱brett戒除了毒瘾，开始变得健康向上起来。
在傍晚，没有灯的房间，躺在床上听着这样的歌，我似乎感觉到了那种徘徊在一个末人与一个超人之间的喟叹。
写到这里，蓦然发现自己写的是如此的混乱，或许就像red house painters的那首 all mixed up那种感觉一样，一切的一切是混合的，但是又不能说存在一个整体，有着明确的方向与目的或者组织结构。
：刚刚听suede的Royal Hall的现场版，他在最后唱完saturday night的时候说，all the driking, drifting, to the pattern , to the beautiful she.而这次第一首歌就是she。似乎有了新的感觉，随着流动而流动，与意识到这种流动并不是一样的事情。
2014.5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二)：人将要找回生存的意义
关于作者 雅斯贝斯
作者的时代是上个世纪初的纳粹时代，亲历了德国沦陷于国家主义的那段历史。
纳粹崛起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如果我们翻阅更早以前的历史，如果我们弄清中世纪唯名论与唯识论之争的结果是人本主义的觉醒，是人的意识存在高于上帝实体，你便知道，世界已经开始彻底改变。这种改变，显现在中世纪正统基督教的裂教（即新教诞生），自然神论脱颖而出，认识论、怀疑论成为史上最受重视的哲学领域。启蒙运动的发展，付诸行动的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及其延续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
而与此同时，正统基督教神学、哲学对此的反思亦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存在主义哲学发端于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关于存在主义哲学
当哲学宣判上帝已死，人就已经死去。
人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诸如此类的叩问成为时代巨轮碾压下人所不得不去思考、不能直接跨越的问题。人是时代的产物？亦或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可以说，存在主义面临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帮助我们自己逃离虚无。
人将要找回生存的意义。
关于对现实的思考
当叙利亚难民的3岁儿童的尸体惊现沙滩，整个西方世界的良心在愧疚。自此，叙利亚难民通往欧洲的路径被打开。不过这也引起诸多冲突，一些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尤其伴随着难民的到来，IS的威胁在欧洲无处不在。
暴力与文明的冲突只是表层，最深层次的原因必须在人的心灵深处寻找。而自18、19世纪的所谓进步时代的到来，人正在失落其心灵。当宗教的、传统的东西荡然无存，人变成无家可归，孤独无依。因为人在自我异化之中，割裂了我们与造物主的关系。
人看不到自身的有限性，憧憬一个在地上建立的天国。那些以默西亚的角色带来救世许诺的所谓“英雄”，无一不是在自我造神中欺骗世界，也欺骗自己。然而整个人类群体为此付出过沉痛的代价。我们现在看到的“和平”（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不过是年轻一代在贪图娱乐至死。时代的病症是，不正常反倒成了正常，正常反倒显得分外突兀。
一些严肃的人问：我们如何实现自救？
我说，我们自救不了。我们需要祂救。
关于延伸阅读
克尔凯郭尔
萨特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三)：技术机器、群众秩序和人的生活
本书写于1930年。但正如作者在重印前言中所说：“尽管自它问世以来已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若考虑一下今天的哲学状况和世界情景，那么我认为，它在现在和当时一样有效。”对精神状况的焦虑早已不再是一小波人的专利，它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一、概念准备与前提说明
状况的界定：当个人的意志支持这些事物或机构（团体、国家、人类；教会、大学、剧院；科学、哲学、艺术、文学等。）之一的事业时，他的意志和他所支持的事业就处于一种状况中。
对待状况的正确姿势：“领悟”状况，内在地包含着形成确定的态度并诉诸行动的裁决。具体到本书中，作者要探索的精神状况分为三个层面：现实的存在（特殊环境下的个性王国）、知识之可能的洞察力（客观层面上知识达成的境界和主观层面上求知的意愿）和种种潜在的信念（成为什么样的人，受到历史性因素、社会交往与个体反思的影响）。
本书脉络：本书大致也是从作者对精神状况的三个层面的界定上展开的。第一篇生活秩序的界限和第二篇整体中的意志主要从现实的存在的角度进行介绍。第三篇精神的衰亡与可能性和第四篇当代关于人的实存的观念主要从知识的洞察力进行说明。第五篇人类可能的未来主要从潜在的信念的角度展开。但本文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该书的逻辑脉络，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整合，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顺序对书中部分内容进行了归纳。
可能的悖论？
一方面是关于整体的概念（试图对整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过分限定于特殊的情形（在漫长的历史中，人又是局限在具体时空下一个点）。真正的态度是什么？
“这两方面一同助长了使一个人仅仅满足于表面行为的懒惰，这个人从不撒费苦心地去探求事物的底蕴。与这两方面相对比的是心灵的这样一种态度，即把自身看作是正在努力寻得方向的个体自我；澄清状况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清楚明确地理解一个人在特定状况中的自身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前的，都不可能被完整地加以认识。相比个人的真实状况，每一种被一般地理解的状况都是一个抽象，对它的描述无非是对一种类型的描述。以这个标准衡量，要达到具体的状况还缺少许多东西，还要补上许多并非确定的知识的东西。不过，关于状况的种种概念仍是一些激励的因素，激励个人自己去寻找通向所发生的的事物之根源的道路。”
也就是说，这种可能的悖论很容易导向一种“反正怎么努力也做不到还不如不努力了”的态度，但是真正的态度却是“即使努力也不一定做得到但还是要去努力呀，因为这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超越庸常生活认识真实自我）啊。”
二：时代精神状况的总体表现：在危险性和可能性之间。
思想和存在的一致对我们来说已不复存在。“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
“由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不是最终确定的，我们的希望就不再寄托于超越存在，而是转向了人间。人间可以由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所以我们对尘世完善的可能性抱有信念。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即使在有利的情况下其干预力量也是有限的，而且还不能不承认他的活动的结果绝非取决于他所致力的目标，而是取决于总的环境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痛心地认识到，他的影响之所及，比起他所抽象地意识到的广阔可能性，是多么的狭小。最后，这个世界的进程（无人对之满意）在许多方面都令他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蔓延开来。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是被种种事件拖着前行的。”
“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人该怎样适应这种情况而不受其影响？这是当代状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三、时代精神状况转变的原因：
三大原则：
坚定的理性主义。（更多地指涉工具理性，它以希腊的科学和罗马法为基础，注重逻辑推演和精确计算，并随着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扩展到一切行动领域。）
个体自我的主体性。（肇始于犹太先知的教义、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和罗马政治家的活动中，发展到现在所说的主体性，它一开始就与理性主义相关联。）
世界是在时间中有形实在。（与东方人的“出世”观念，即或许非存在才是那向我们呈示为存在的东西的本质实在这种观念相对比。现代人的确信，乃是对那个有形实在的确信，并且不可能独立于有形实在而发生。个体自我与理性主义是这种确信的双重根源。）
这三大原则虽然肇始于古希腊罗马，但是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获得发展，并在19世纪才达到自觉。表现在对空间、时间以及物质的技术控制，不可遏制地发展着，而且不再是通过偶然的、孤立的发现，而是通过有组织的合作。技术的进步的确在一段时间里实现了对世界的征服，涌现出大批生气勃勃、充满冒险精神和清醒理智的伟人。但是“今天，我们意识到，对我们来说，这一扩张的世纪已经过去。人们的精神状态已发生逆转。虽然积极的成就依然在获取，但是由于这种逆转，我们已开始承认巨大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将持久存在。（精神和实在的分离，征服一切的努力与藩篱丛生的无力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虚无？佛系？）
四、技术机器、群众秩序和人的生活（技术机器与群众秩序合力形成生活秩序，生活秩序又与人的生活之间形成张力）
技术的进步导致人口激增，生产方式变革，企业出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交通与通讯事业改进，法律制度健全，警察制度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革。技术的发展与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相联系，这种合理化又依赖于知识和计算而非本能和欲望。由此，整个人类变成了一架由各部件彼此相连而运转起来的巨大机器，每个工人都是其中的齿轮上的一个轮齿。所以，虽然所有工作都是有目的的，但并无整体上有目的的经济。（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从个体层面意义的意义去理解，如果从厚重的书本、繁重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中抬起头来，思考我们这些日常的意义，在满足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吗？二是从整体的目的去理解，作为更大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到底在追求什么？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发达国家追求维护大国地位并探索更广大的宇宙，我们可以设想真的有外星人，也有其他文明，未来的物理学和天体学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与宇宙文明对话的机会，作为整体的国家又该追求些什么？作为地球文明和其他宇宙文明继续无休止的竞争与合作吗？）
技术的进步体现在机器上，而机器的运转又与群众密切相关。一方面机器的运行必须适应所能获得的劳动力的数量，另一方面，它的产品必须适应消费者的要求。“因此，我们推论：群众必须统治。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不能统治。”
为什么群众不能统治呢？
群众不同于“公众”，指的是这样的人群聚合体，即他们在某种生活秩序的机器中如此接合起来，以致其中多数人的意志和特性具有决定作用，那么，他们就形成在我们的世界中持续起作用的有效力量。（群众的特性之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了其中所有成员的性质、行动和意志，即融化个人。除此之外，群众还具有多变性、暂时性，不宽容、不独立，缺乏崇高，在大多数时候比个人反应迟钝、较少修养，但在特别场合又更激进等特性。当群众秩序的巨大机器已经巩固的时候，个人就不得不服务于它，并且必须时常地联合他的小伙伴来整修它。
由机器统治的群众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人是作为某种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生活着的，他通过记忆和展望的纽带而与这种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之成为他现在的这样的人，是由于某种传统，这种传统使他能够模糊地回顾他的开端时期并使他对他自己的以及他的同伴的未来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人需要在传统中，在交往中获得一种连续感和归属感，获得创造性和统一性。技术性的生活秩序在一开始的确保证了人的现实需求，但随着这种生活机器持续向前推进，“这样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在个人直接的现实的周围世界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由这个个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规划和形成的了。”物品被大量生产，快速消费，然后扔掉。环境变得非精神化了。于是，“人就是这样被抛入了漂泊不定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人不能保持其为人。”即人的生活变得破碎、断裂，人的生活从创造性的变成了单纯的履行功能。
如果人服从于既定的命运，把自己视作机器，生活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人毕竟是人而非机器，作为独立的个体，他拒绝让自己被一种生活秩序消化掉。当他想要“成为他自己”，渴望自我表现的时候，通过技术机器、群众秩序实现自我保存与他的真实个体自我之间就会立刻形成一种张力。
“由于自我意志（自我保存）给个体自我（自我表现）提供了空间，在其中，个体自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实存，所以，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身体，它既可以使后者毁灭，也可以在有利的情况下使后者成功。”当然，现时代我们在面对生活秩序中的这对持久矛盾时，前一种状况似乎更常见。我们经常因为各种原因隐藏甚至放弃自我表现以寻求自我保存。
因此，普遍的生活机器与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之间的张力就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而获得自己的现实性。如果其中一方决定性地征服了另一方，那么它也就因此而立刻摧毁了自身。力图控制与力图反抗，这两者将继续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他们彼此误解，虽然它们都有效地促进了对方。”既然自我保存和自我表现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两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寻找一种动态平衡。
五、时代精神状况的具体表现：
实证主义。“代表这个世界的精神态度已被称为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不想高谈阔论，而是要求知识；不想沉思意义，而是要求灵活的行动；不是感情，而是客观性；不是研究神秘的作用力，而是要清晰地确定事实。”这种精神态度，相比作为哲学学院的学子早就领教到了吧。
本质的人性被降低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功能化的肉体，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个性泯灭。
劳动与快乐分离。（劳动被当作谋生的手段，再用劳动所得的报酬购买快乐。）
歌颂青春。在早先稳定的文化中，我们尊重老者，老者代表了经验和远见。但在这个变动不居、信息爆炸和追求效率的时代，青春作为生命效率最高和性欲旺盛的阶段，成了一般生命之被期望的类型。只要人仅仅被看成一种功能，他就必须是年轻的。然而，正如作者所说，“真正的青春应该保持自身的差别”。青春之所以宝贵，不是因为其高效，而是因为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而保持自身的独特与差异。
晋升之路。前面我们讨论了技术机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既然群众因为其固有的特性不能统治机器，机器就反过来统治了群众，统治了人类。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官僚制。机器总是按照既定的规则、程序工作的，因此它也要求它的操纵者这样行事。“（官僚制）竞争中的胜利者都具有那些使他们不愿意容忍他人成为真实的自我的品质。因此，这些胜利者们往往要压制所有想要充分地自我表现的人，把他们说成是狂妄的、古怪的、偏执的、不切实际的，并且故意用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成绩。后者在人格上遭受怀疑，被载上好斗者的污名，被当成和平的破坏者和桀骜不驯之徒由于到达高位的人只是通过牺牲其个体自我才“到达”的，因此他就不能容忍在下级当中有自我表现。”
家庭的瓦解。家庭是由先天感情纽带联系起来的共同体，这使得它与其他任何共同体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为个体提供一以贯之的传统和庇护，而这些被雅斯贝斯看做是人之为人的重要衡量标准。他说“与各类群体不同，这种原初的人类之爱是自然散发出来的，是完全不依赖他物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同它自己的小世界联结在一起，这个小世界的命运不同于其他同类的小世界的命运。”然而，今天，日益扩展的技术统治下的生活秩序日益渗透到家庭，使得家庭的作用日益瓦解。表现在家变成了睡觉的地方，日常生活日益技术化（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外卖等一方面把人特别是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让家庭少了很多烟火气和温馨感。），公共教育不再被视为家庭教育的补充而是被认为被后者更重要。
体育。前面提到劳动与快乐的分离，既然人们不能在工作中自我表现，而人之为人又有自我表现的冲动，体育活动作为人类的原始冲动和生命里最原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青睐。首先，体育活动也受制于一定的规则，一方面可以发泄生命本能的冲动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威胁既定的规则秩序。其次体育活动专注于创造记录，不涉及思想。最后，对运动规则的遵守可以导向更广范地对社会规则的遵守。
家庭和体育本来是两个可能的抵抗生活秩序入侵的领域，但是家庭日益被技术渗透，体育又日益被统治阶层收编，还有什么可能的救赎之道呢？
六、可能的救赎方式——个体自我之间的联结
个体自我的实现：（尊崇的能力、职业活动、专一的爱）
出世与入世：与世界疏离造成一种精神的个性，而沉入则在个体自我中唤醒一切属人的东西。前者要求的是自我修炼，后者是爱。人们将在尊崇的能力中与它相遇。它是在职业劳动中的身心投入。它是在性爱中的专一不贰。
尊崇的能力牢牢地坚持人之所是和人之所能是的标准，通过沉思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保持自身。即使个人现在在生活中遇到的几乎总是缺乏价值和个性的东西，即使一个幻灭接着一个幻灭，但他仍必须尽可能保存他自己的本质的标准，必须在真实事物的零散残迹中找到对自己道路的指示，必须能够确信何处才是人真正是人的地方。
劳作，并且仅仅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如果是如此这般地从事工作，就将很快坠落到淹没一切的无底深渊中去。但是，如果是在长远目光的推动下积极从事工作，如果从事工作的人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意志的连续性和对工作进程的意识，那么，工作也会成为个体自我的一种显现。
两性之爱中的专一，无条件地联系着两个人，为的是他俩的整个未来。把自我联系于这样的忠诚的那个决定，是这种专一的极深的根基。这一决定是在自我通过另一个自我而真正意识到自身那一刻作出的。（真正的爱、成熟的爱是双方都能通过对方意识到自身。）
尊崇可以说是个体自我的基础；职业的活动是个体自我在这个世界中可能的实现；个人专一的爱，或对这种爱无条件的愿望，是个体自我精神的诚挚。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将陷入无法对付的兽性。
个体自我的联结——真正的朋友：（真实自由地交流和表达；以非契约的形式保持忠诚和团结；没有被偶像化）
真正的朋友彼此之间实际地交流着各自的表达并且保持着由个人忠诚所形成的团结。由于并不存在关于可信赖的个体自我的标准，所以这种相互联结不可能把人直接地集合起来以形成有影响力的集团。（即真正的朋友之间不需要信用和契约，没有更高的权威，这一方面是他们的弱点，使得他们的力量内在于沉默无声中，另一方面又是他们的长处，因为这种不采取任何契约的联系往往会超越任何民族的、政治的、党派的束缚，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一方面，这种人很像前面提到的“尊崇的能力”中的伟人，但是他们又不是在历史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我们施加了实际有力的影响，因而对我们来说具有更加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人又很像专一的爱中的另一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能够找到命中注定的ta，相对而言，遇到真正的朋友的概率就大了很多。
作者说：“当代世界能够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这种与自我实存着的人们贴近。”相信大家在心目中都有一些名字，虽然不常提起，甚至从未提起，但是你知道因为ta和ta们，你生发出改变的勇气，又或者你的坚持好像有了更多的底气。
祝你早日遇到真正的朋友，在时代的洪流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坐标。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四)：人是存在，不是对象
1930年代的存在主义启蒙之作。当代人仍然处于作者所反省的“现代”“生活秩序”或曰“世界企业”之中。在现代世界里，个人是生产大机器里的某一“功能”，我们的生活是貌似自由而实则被规定的存在，即使娱乐休闲的方式和内容也是社会大机器按有效率的方式供给的。如果说史前时代的危险是大自然对人类肉体的灭绝，那么新时代的威胁就是精神的衰退。人类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机器反过来控制和主宰人自己。 这里指的绝不仅仅是21世纪的人类惯于想象的人工智能对人的控制。作者指的是对技术的迷信和资本生产方式的威胁，一切事物，包括人，都成为可以量化的存在，成为对象。我们由此掩盖了神圣性和主体性，只要有利于无止境的增值和进步，精神和价值已从神坛上退到最黑暗的角落。 回到巴雷特《非理性的人》那个震撼的开头，一个人竟在冰凉的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存在过。雅斯贝斯在警告这个时代：人是存在，不是对象！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五)：如果你读不懂海德格尔，你还可以读雅斯贝斯
书出版于1930年。这本书论述了很多现象学的关键词：意识，当代，界限，统治，秩序，危机，意志，教育，甚至国家。
最重要的是第四篇，由现象学走向“实存”的初探。作者停在了这里。实存哲学是唯心论的一个裂缝，由克尔凯郭尔开创，被浪漫情怀的谢林舒展开来。不过这背叛了谢林的初衷。后来的尼采虽然独立成大统，但仍然改变不了实在论的混乱性。
由此，哲学思想史在传统的分类中，海德格尔和尼采中间划下了重重的一条三八线。
雅思贝斯站在了海德格尔一边，玩起了“智力游戏”。
智力游戏体现在最后一篇“人类可能的未来”。
自由的颠倒：对应当代的游戏
诡辩者：对应当代的分析理论
关于时代之实在的问题：对应在美国发扬光大的实证主义
......
简而言之，理智的前行，导致生命的枯竭，而生命的枯竭反过来让理智坍塌。
本书共247页。雅思贝斯在教育我们要审美的看待“当代”，当然他并没有说的这么明显。他只是想把问题暴露在思想的“紫外线消毒灯”下。对现有的各种混乱有所警惕。
换个角度想，思想的进化过程，大概就是很简单的。
也的确是这样。思想统治下没有三分钟说不明白的事。死亡和痛苦的严肃只是思想的奴性。
笑一笑。多笑一笑。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六)：技术与自由？还是去吃鸡吧
自康德开启德国古典哲学降，哲学家所思考哲学本身的问题之一：就是“知识”与“自由”之间的可调性。亚斯贝斯在这本书里，以通俗的论述，撬起了古典哲学的一角，让我们可以小窥其中的精髓。读后，很受感动，小作随感以便日后对照观之。
1. #技术##知识##秩序##理性#：作为人的社群属性，人是需求#秩序#的，这是社会得以协调、发展的基础；技术与知识将呈指数系数的速度进步，这是发展的手段，也一定是个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目标的#文明#只是群体的协同性的表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扼杀了人作为人的“自由”，因为人的虚弱性，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倾向于无理性地#服从#，从而丧失思考的能力。而思考的能力是#自由#的前提。
2.#个体##自由##入世#：康德的自由谓之#道德#，亚斯贝斯的自由谓之#竞争#。这里我想有两层意思，第一：#竞争#决定参与，只有参与才有时代的洞察力；第二：#竞争#决定个人能力，才有意识上的能动性。斗天、斗地，说到底，都是斗自己。
3. #虚无主义##实存#：#自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能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就像人个体本身，终将灰飞烟灭一样；但是正因为这样才凸显了#实存#的意义，是一种理智地思考自身的存在意义的过程。终点的确是一个象征，但是启程才是人本身作为人的意义。
作者百年前写的文章，现在看来犹如穿越而来。作为当代人，耳闻目睹身边日新月异可见，不可见科技的发展，必将“解放”人存世的时间，那么终将空间上受到挤压。
作为肉身凡胎的我们，剩下的时间去干嘛呢？
还是去吃鸡吧！
谢谢你的时间阅读我的文字。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七)：Man in the modern age
熟悉存在主义的读者总是喜欢拿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相比较。从语言上看，海德格尔注重“词源学”的研究，用词十分微妙谨慎，甚至时常生造出一些词，他的语言自成体系，对德语陌生的读者往往觉得晦涩玄奥，难以捉摸。与之相比，雅斯贝尔斯的语言自然简单明快很多，生动的阐述往往一针见血。思想上，雅斯贝尔斯曾在其《马丁 海德格尔札记》中讲到：“海德格尔讲的是‘在的遗忘’，而不是‘自我遗忘’，一一一讲这两者都是对的，但强调此还是强调彼，是彼此不同的。”（雅，p2）可见，海德格尔致力于对主体形而上学遮蔽存在本身的批判，强调“存在论差异”，即存在本身与存在者之间“亲密的区分”。而雅斯贝尔斯则更关注于“人”的实存，力图阐明人之作为人的存在的本源，唤醒人们个体自我的觉醒。两位存在主义大家，各自在不同的高峰闪烁光芒，一个心怀天下，直逼本源；一个忧深思远，情真意切。有人说，此两者的哲学貌合神离，但我还是觉得王德峰的说法更为中肯:差别虽在，本无其二。 他们的存在之思，宛如林中小路，虽各自延展，但殊途同归。这些先哲们共同开启了通向存在的路途，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得以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摸索。
《时代的精神状况》无疑是研究雅思贝尔斯实存哲学的力作之一，而他的英译本的题目正是“man in the modern age ”,以此为题，想谈谈阅读的感受。
1.this age
总体而言，我们的时代意识始终是模糊不清的。由于人只是其自身时代中扮演的角色之一，所以难以月初时代限制之囿，从外部完整客观地进行反思。通常情况下，人们被尘世生活阻碍了视野，因为它确定可靠、得以捉摸。除此以外，时代的发展总是神秘不可知的，时代是过往已成定局，其前景又尚不分明，显示为种种无法测度的可能性。这大大助长了人们局促不安的情绪，时代不停生成变换，终极状况却始终付之阙如，当代便被认作一个“持久不衰的中间阶段”，或者是一个“过渡时代”。从此出发，一方面，在危机意识的激发下人们用千差万别的观点考量未来，其结果往往难获成效、达于统一，在悲观的阴霾的笼罩下，时代意识甚或被引向虚无。与此同时，人们将某一较早的时期看作是黄金时代，被它的文明所吸引，更试图从其固有的有形中寻求庇护。在时代之流变中，人们失去了家园，生存之根基受到动摇，唯有在昔日王朝中才有安全的港湾。
因此，对于时代状况的追问一直停滞不前。过渡的观点使精神虚弱的人得到平静和满足，我有忧心重重的哲人们苦苦思索。雅斯贝尔斯指出了西方人始终用的三大原则:一是坚定的理性主义，二是个体自我的主体性，三是对有形实在的确信。（见书的前言部分）这多多少少与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刻画的有几分相似，后者谈及了现代几个根本性的现象:科学与机械的统治、艺术进入人类学的视野之内、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弃神。（见林中路）大致来说，其核心是相同的，雅思贝尔斯说：“人们的精神状况已发生逆转。虽然积极的成就依然在获取，但是由于这种逆转，我们已开始承认巨大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将持久存在。（时，p19）”。当今人们面临的困境难以形容，它不像古代文化没落那么简单。相反，如今技术正在大踏步的前进，然而，表面上的不断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同时也显露出我们所处的困境的冰山一角。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存之空虚，世界被构造成企业工厂，在人的意志的摆布下任意生产，与自然的创造力相抗。世界中有神的观念而丧失，奥秘不在。有形实在在成为唯一信奉之物，而那些本应成为本质实在的隐蔽之物则随着人们蛮横粗暴的征服活动消亡殆尽。这使人困惑，表面的前进凡是我们不再前进，趋向后退，因为连古代也“拥有在不朽的神话实在中的那种众神聚集的充实（时，p22）”。实存问题是由近代以来才兴起的，它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未来究竟如何？实存能否重新实现？时代沉默不语，一切都是未知，万事归于可能性。雅斯贝尔斯将姿态放得较低，对于其追思，他说独立不倚的认识完全是一种“煞有介事的愿望”，但是已经满足其一特殊的考察面，用偶然替代绝对，又歪曲的事实。时代永不凝固，禠夺性的阐释总是对其的遮蔽。真诚不虚妄，这是雅斯贝尔斯实存之思令人感动的一点，正如他所言:“我们并不知道所是者，而只是试图知道所能是者（见《雅斯贝尔斯》）”，一切的探寻也许仅只是个开始。
2.技术时代中人的境遇
今天，技术、机器大行其道，同时展露出一种特殊的生活秩序，世界在这一秩序的规定下展露它的种种形态，雅斯贝尔斯对于这部分的描写堪称全书最精彩生动的部分。
世界图景风云突变，雅斯贝尔斯一上来便指出，在近一又1/3世纪中，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倘若没有技术的进步，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的。技术的统治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同时也使人的状况和位置产生的变化。人的命运与技术紧密相连，失去了独立个体的存在。人通过技术统治世界，反过来也被技术控制，通过丰富的知识和严密的计算，世界朝确定化、合理化方向发展，无条件和非理性被取而代之。通过预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同时也磨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的实存受到了动摇。
一个形象的词，“群众人（mass man ）”，由它取代了个人。（对于群众人的描写，我记得José Ortega Gasset 在有一本书里有精彩的论述）。此时，群众得以统治，既然人成了机器上的齿轮，个性全无，可被任意替代，便毫无个体可言。如此，自我显得无足轻重，个体融化入群体之中，通过对存在的追求的牺牲，换得与普遍庸常的东西中固定有形却难以信赖的慰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此在沉沦于世，总于常人（das man ）共在，然而常人一一一查无此人!群众由一个一个常人堆叠而成，毫无变化，这个集合，就好比放眼望去人山人海，近处一看却无法辨识。雅思贝尔斯说:“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称为蚂蚁一样的自动机（时，p12）”。
以技术和群众为核心的生活秩序，在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称王称帝的时代边，别有一片广阔天地大显身手一番。人们只关注于日常工作的效率，并“使疲劳及消遣规则化”。然而此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对技术成就的盲目追求扼杀了人文关怀和神性因素。在这个被机械构造的大网所包裹的星球中，人们一味牺牲个体自我达到高位，他们在无关乎个性的物的水平的活动中奋力拼搏、向上升迁，却越来越遗忘，越来越局限，越来越被奴役，越来越失去人性的本质。
当代生活秩序显示出一种危机状况，“那成就人的世界达几千年之久的事物看来正面临着近在眼前的崩溃（时，p61）”。生活的扩展同时伴随着个体自我的萎缩，因为“它并不为人提供使人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东西（时，p61）”。在这种齐一化、固定化，抹平一切可能性与个性光芒的过程中，人的精神降格衰亡。在教化方面，它失去了与古典世界的联系，丧失了其根基。人文主义的教育被迎合庸众的教化替代，知识“由于被合理化的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文章取代文学，报纸取代书籍，随意散漫的阅读取代了仔细研读，人们猎奇骛新，无所不谈（即海德格尔的“好奇”、“闲谈”），这个人人都能任意道说，成为专家的年代，一切人文关怀和真挚情感在一种群众秩序中灰飞烟灭。在精神创造方面，不管是艺术、科学还是哲学领域，都面对着程度不同的降格。纯粹发自内心、源于生存无条件性的原初的朴素元素没有了，有利可图的观念在这些本应充满激情个性的领域永不适用，只能自己露出庸俗至极的马脚，令人憎恶。
技术时代的非精神化使人无家可归，漂泊不定。在生活秩序的统治和威胁下，人作为个体对于真实自我及时存的呼唤与前者形成了一种张力。这一冲突乃是实存之可能性的保证。生活秩序在个人那里发现了其界限，“人拒绝被完全同化为一种功能。并且，也绝不可能有唯一的、完善的和最终能确定的生活秩序。（时，p71）”人唯能作为这样一种个体才能持存:他作为自身真实地活着、出自内心、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向上遨游，追溯实存。人总是处于这些界限的境况中，生活秩序故能达于某种控制与主宰力量，然而个体近乎本能的抵抗却始终有力，永不泯灭。这种张力为我们展现了一条追溯实存的道路，唯有张力存在，探寻的保证才能被提供，尽管，这条路的前景仍然是晦明未现，隐绰未彰。
3.通向实存
通向实存的要求已经被提出，当代形形色色的观念已被拿来研究。实存问题绝非明晰之事，它绝非“被固定下来的各种供选择的哲学的教条主义”。作为“关于人的实存哲学”，他在接近于存在本身就这层意义上超越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这类关于人的学科。
实存哲学不如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所谕示的那样形成某种知识和单纯的结果，这不过是“僭越了可知者的界限”、“教条主义式的”伪知识。无疑，任何妄议意专断的定论都是对实存哲学的遮蔽。相反，它不提供任何答案，甚至被注目之时，就已处于失败的境况中了。它当然不会“通过任何一次特定的工作而圆满完成”，也不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生活而达到确定的完善（时，p174）”。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的存在才较为真诚:“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力求达到他自身。它也利用专门知识，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去认识客体，而是去阐明和实现思维者的存在（时，p174）”。在人们情真意切的回溯和思维的碰撞中，它作为一条道路成为现实，而且更加清晰。这倒是与海德格尔的思想颇为相似，他反对主体形而上学的单纯表象，较之结论更注重过程，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途中”，唯有在“境域生成”中，在柔软之中，在“泰然任之”之中，它才能保持真正的真实，达于无蔽。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实存着阐明并不指向任何目的，不会导致任何结果（时，p177）”，我们不知道什么，因为一旦知道，实存，作为一种被固定下来的知识形态，就立刻死亡了。
时长仅仅斥诸可能性展现自身，雅斯贝尔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无名”，来形容这种可能性。无名者，根本无明也，它并非关乎未知事物，而是根本不可能被理解的。实存的可能性作为根本无名，“不仅是人的真实的存在”，“而且是真实的非存在（时，p181）”。它包罗万象，一切事在人为:它既可能是自由的真正实现，也可能成为自由的颠倒；既可能被如“鳗鱼般的油滑”的诡辩者肆意歪曲，也可能成为真正个体自我寻求实存的坚定力量。无名不为人所把握，他以自身的孤寂与隐匿照出了技术理智可笑的狂妄自大，使其丧失容身之地。
“无名者是无词的，未经证实的和不严格确定的。它是在看不见的形式中的存在之萌芽一一一只要他依旧还在生长的过程中，并且世界还不能对它有所响应，那么它就是如此。它好像一束火焰，可以点亮这个世界，也可能只是一堆在一个焚毁了的世界中幸存的余烬，保存着可能重新燃起的火种，或者，也可能最终返回它的起源。”（时，p191，这段写得太精彩了，所以整段引用!!!）
犹如海德格尔的“显一一隐”二重性，隐匿者往往更为根本，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由于无名自身遮蔽具有种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我为了成为一个人安度地狱之一起飞升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是“我必须与之斗争的东西”，它本是没有阵线的斗争，我们总是无法理解，敌友关系暧昧不明，存在与非存在的对抗，真是不能认清。
对于个体而言，在无可避免的机械技术的重重包围中，在生活必需品的基本供需中，通向实存的道路更加茫茫无期，我们此时又应当采取怎样一种姿态呢？雅斯贝尔斯语重心长:我们不应在生命的简单维持中垮掉，而应是“我自成为我所能成为的一切”（时，p201），“尽力为不可为之事”，唯此，才能保持自身不被时代黑夜所吞噬，尽力触及可能性。
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山背上，在山崎的一边是我们可能跌入其中的纯粹的企业，在另一边则是与企业并置的缺乏现实性的生活（时，p204）”。我们便在这个山脊上，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积蓄能量，绝不陨落，有朝一日，伺机绽放。
我们，如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在这个时代中苟且生存，那实存之路，我们不会忘却，因为不管它的实现多么渺茫，都仍是创造新世界的种子。一种能动的预见为我们所采取，我们进入了自己，超越了生死，照亮了前方的路。
写于2016.1.2，未经作者许可不可随意转载。
《时代的精神状况》读后感(八)：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斯（转）
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个迷信纳粹思想、反犹主义的所谓哲学家，也算是没有良知的狂热分子了。所以他的思想里面无疑存在着很多违反人类常识的东西，他的精神追求或许并不值得我们去追步其后尘。
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走上这个极端，也是德国文化传统中消极要素的一大体现了。当然，包括俄国、中国乃至法国等，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消极要素，这是需要我们格外警醒和反思的。
两位德国著名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很有戏剧性，一个人在15年前的警告，却由另一个人变成了现身说法。
魏玛共和国诞生之际，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了题为“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他呼吁知识分子要忍受一个“失去魔力的世界”的“丑陋不堪”，警告知识分子提防那些“讲堂预言家们”，因为这样的预言家是假冒的精神偶像，会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骗人伎俩，使世界重新陷于被魔鬼符咒套住的魔化之中。他告诉听众，强调学术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立场而“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人的尊严在于抵抗邪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必须在面对邪恶时做出终极抉择，“不然你要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
15年后的1933年，德国人真的重新陷于魔鬼符咒之中，5月27日，德国大学的讲台上真的出现了魔化时代的预言家，海德格尔发表了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宣言》，宣称由于救世主的降临，德国开始了伟大的形而上学革命时代——一个思想上整齐划一和政治上绝对服从元首的时代，是鲜血浇灌土地的献身和最严酷的死亡，证明德意志精神将主宰世界和历史的时代；德国人将在元首的带领下拯救世界——把人类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被抛弃的绝境中拉回到本真存在之中。而且，这位预言家直到魔鬼覆灭之后仍然拒绝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
我承认，仅就作为一代哲学宗师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算是哲学史上的纪念碑式的人物之一，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和阐释学方法论的奠基人，在半个多世纪中主宰着西方现代哲学的基本走向之一，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但是，就他的政治倾向而言，他是纳粹分子，是极端种族主义的哲学化妆师，是狂妄极权者的思想代言人，是灭绝犹太人的同谋精英，他被大学的同事称为“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就他个人的私生活而言，他是自私而霸道的负心汉，为了情欲而偷情，为了名利而背叛，最后竟然逼着妻子和情人相互握手并都被他握住，过那种帝王般的妻妾和睦共处的生活。
读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著《海德格尔传》，更印证了一句名言：“人，不能与纪念碑生活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大多数崇拜纪念碑式公众人物的女人们的令人心碎的情感经历。从卢梭到萨特，从托尔斯泰到易卜生，从海德格尔到罗素，从毕加索到达利……生活在这些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身边的众多女人们，除了得到短暂地占有过名人的虚荣之外，最终在感情上留下的只有被抛弃、被蔑视、被玩弄的碎片。她们的性感肉体和痴迷精神之于这些纪念碑式的男人，仅仅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像一支用起来很顺手的金笔，无论当初的闪光多么眩目，写出的字多么优美，但是，破坏性的使用很快就会使之黯淡无光，磨损后被弃置的命运也就成为她们的命运。
纪念碑由大理石砌成，它的闪光和坚固，具有非人性的绝情之冰冷。
女人，大都是爱的奉献者、牺牲者和最终高贵者。她们能够承担所有爱的痛苦，忍受偷偷摸摸的阴暗、充满耻辱的约会、不公平的感情付出，甚至是被抛弃的命运。这些牺牲，使她们有资格俯视一切男人——不论是一代的思想宗师还是统治过世界的恺撒。女人的传奇是爱的历险，那种情感历程中的极端考验，不亚于任何以男人为主角的英雄传奇。
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就是这样的女人。她由崇拜海德格尔杰出的智慧，到爱得是非不分，甘愿忍辱负重，容忍海德格尔的全部人格弱点，甚至是他的不可原谅的重大人格缺欠。18岁时，她就把纯真的初恋献给了35岁的未来哲学大师，陷于大师玩弄少女纯情的感情游戏之中而无力自拔。一方是导师般高高在上的俯视和恩赐，另一方是小学生般的仰视和顺从，二人交往的规则完全由大师制定，学生严格遵守大师规定的一切，宁可自己承受所有屈辱，也决不为他的家庭和名誉带来麻烦，不对他本人施加道德压力。
也许，哲学家的思维永远是严谨的，在任何情境中皆严谨。海德格尔的哲学很严谨，他的婚外恋也像时钟一样刻板。但偷情的严谨，不是为了使相会没有乐趣，而只是为了保住秘密，不损害他的家庭和他作为大哲人的名誉。他们之间频繁交换的情书必须用密码，他们的幽会以秘密接头的方式，时间计算得分秒不差，相约的信号也极为严格：敞开窗子表示有机会，开着门暗示有危险；开几下灯表示无人，关几下灯表示有人……只为了减少偷情可能带给海德格尔的不便，她顺从他的所有苛刻的安排，甚至在最狂热的爱中也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她不能显示自己，不能公开爱，她是一个在道德上罪孽深重的囚犯，终日不敢见阳光，始终躲在阴影中等待海德格尔的到来——神的到来、爱的恩赐的到来。这是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纯粹奉献，也因此她的生命几乎被撕成碎片。多不公平的偷情：在汉娜心中，这爱情是她终生的秘密；而在海德格尔，不过是平庸的婚姻生活之外的一种调剂、一种感情游戏而已。在这种游戏中，海德格尔划定的界限非常清楚：婚外恋决不能影响他在世俗社会中的名利和家庭幸福。
二人的隐秘偷情持续了一年以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使他声誉鹊起、并被聘为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那是道德上还很保守的时代，面对前程似锦的前途，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绝情辩护，他决不会只为了一个情人而甘冒世俗道德的忌讳、进而牺牲自己的功名。虽然海德格尔把这本哲学巨著的写作归于汉娜所带来的激情，但是因巨著的出版而获得的成功却扼杀了这段恋情，他只用一封告别信就打发了把所有的爱奉献给他的少女。为此，汉娜差一点自杀。这段恋情成为她终身的痛，也成为她在二战后毫无原则地原谅海德格尔、继续为他辩护的内在动力。
当汉娜在朋友的帮助下决定勇敢地面对生活后，她离开了海德格尔并寻找感情上的新寄托，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就此放过她。他又给她写信，向他表白爱情，称她为“我的缪斯”和“我思想的激情”，甚至说：“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存在与时间》。”当时的汉娜已经交了男友，但她冷却的心再次被他的花言巧语蒙骗，她很诚实，把与其它男人的性关系写信告诉海德格尔，她的隐秘本意也许是想以此激起哲学家的嫉妒，没想到海德格尔居然在回信中极为大度地向她表示祝贺，并厚脸皮地提出继续与她约会的要求，而她又欣然应允。也许，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关系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既不必再为汉娜要求正名而担心，又可以减轻自己的负疚感——假定海德格尔对置情人于极不公平的地位还心有不忍的话。海德格尔去外讲学，就事前给汉娜去信，要她在某个小站等他，相聚的时间只是一夜偷欢。汉娜居然毫无反抗地顺从了，从自己的住地准时赶到那个小火车站，跟随大哲人偷偷摸摸钻进一家早已定好的简陋小旅馆。她与其它男人的风流韵事，不过是为了摆脱海德格尔的无奈挣扎罢了。
但是，有一次海德格尔的失约使汉娜下决心彻底了断。这位杰出的犹太女人在绝望地离开海德格尔，也离开了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德国，最后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教授、律师、政治哲学家和反纳粹反极权的思想斗士，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已经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
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汉娜是犹太人，而海德格尔则追随纳粹，俩人在整个二战期间完全分离，政治的思想的立场也截然对立，甚至可以说就是敌对关系：汉娜在美国反对纳粹，海德格尔留在德国为纳粹效劳；海德格尔从当上大学校长那一刻起就中断了与所有犹太同事的关系，他的犹太学生被他剥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资格，他制止检察院对纳粹派学生向犹太学生施暴进行调查，他的理由是保护暴民乃革命的需要。他的导师胡赛尔被解除教职，1938年在孤独去世，哲学系只有一人参加了葬礼，海德格尔当然也不会为他的犹太老师送葬，之后又把《存在与时间》扉页上给胡赛尔的献词拿掉。汉娜曾就此一系列行为写信质问过海德格尔，他当然否认自己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以汉娜的犹太人身份，以她杰出的智能，以她研究极权主义的杰出学术成就，她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次回到海德格尔的身边。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重点之一便是纳粹政权，她非常清楚地写道：纳粹政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贱民和精英的联盟。”何况，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仍然坚持原来的政治立场。
德国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纳粹上台前曾是海德格尔的同事和好朋友，他与汉娜一样也是犹太人，也因纳粹迫害犹太人而被迫离开了德国。他在1933年与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记述佐证了这种“贱民和精英的联盟”的疯狂特征：“海德格尔好像变了一个人。从到达的时刻起，便有一种情绪把我们隔开。国家社会主义使整个民族都晕了。我到上面海德格尔的房间去问候他，‘就像1914年一样’，我开始说，并接下去想说，‘又是这种骗人的群众狂热’。但是，鉴于他对第一句话的光芒四射的肯定回答，我的后半句话憋在嗓子里没能说出来……面对受这种狂热袭击的海德格尔，我放弃了。我没有向他讲，他走向了错误的道路。面对他已经变形的人，我已经失去了信任。我自己感到海德格尔参与其中的暴力对我的直接威胁。”海德格尔还愤怒地对雅斯贝斯说：“这么多哲学教授，简直是胡闹。在德国只需留下两三个哲学教授就够了。”当雅斯贝斯问他：“留下谁呢？”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一言不发。事实上，海德格尔为了确立自己的哲学霸主地位，利用纳粹的政治势力，先后在背后整过他的老师胡赛尔和朋友雅斯贝斯，此二人，无疑是哲学上的大师级人物。
雅斯贝斯问陷于疯狂、两眼发直的海德格尔：“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够治理德国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养是无所谓的，……你只需仔细看看他那双神奇的手！”这不能不令我想起毛泽东与知识名流的关系。在中国精英们的记述中，那些曾经有幸见过毛泽东的知识名流们，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都记述过毛泽东的那双大手——有力的、温暖的、扭转乾坤的、改天换地的救世主之手。被这双手握过的手也会随之神奇，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看来，无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别有多大，流氓成性的独裁者对精英的征服具有类似的共性：只需要一双残暴的沾满鲜血的手。用海德格尔德话说：这双手“既不是什么原理，也不是什么理念”，而是“今天和未来的德国的现实和它的法律。”
但是，爱着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汉娜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和反纳粹斗士也不例外。她仍然怀恋海德格尔，为他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忧心如焚。她曾与雅斯贝斯（也是她的老师）商量，劝海德格尔反省自己，公开忏悔，但被海德格尔拒绝。海德格尔曾把希特勒上台称之为：使“我们德国人的人生此在发生彻底翻转”的形而上学革命。二战后他仍然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著名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仍然相信：德国人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仍然相信由希特勒发动的形而上学革命终将成功。只有德国是能够对抗美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的力量，把欧洲乃至人类从即将毁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在为自己追随希特勒的行为做辩护时，居然抬出了坟墓中的德国知识精英，他说：“黑格尔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荷尔德林则把他当作节庆的王侯，众神和基督与他同在。”其潜台词是，这样的事常发生在伟人身上，你们怎样理解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就应该怎样理解我海德格尔。
所以，他决不会对追随纳粹的历史有丝毫反省，也没有对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作出任何谴责，更没有对作为犹太人的汉娜表示丝毫歉疚或负罪之感，反而在孤独中向汉娜发出救援的乞求。汉娜接到他的信后，对雅斯贝斯说：“现在，让我再见海德格尔，需要野兽般的勇气。”海德格尔的乞求，真的就给了她“野兽般的勇气”，克服了她与海德格尔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克服了对其人格的厌恶和蔑视，更克服了他对她的负心和冷酷，终于见到了海德格尔。
见面之初，两人都有些紧张和尴尬，不知道怎样开始交谈。还是海德格尔了解汉娜，知道自己对她的魅力来自哲学。所以，他没有叙旧，一开口就是哲学。当海德格尔滔滔不绝地讲了二个小时哲学后，汉娜果然再次被思想的魅力所征服，又回到了她做学生时对大师的哲学智慧的崇拜之中，感到他的智慧是那么善良和仁慈。她旧情复燃，重新投入海德格尔的怀抱，并在海德格尔的胁迫下，开始与他的妻子握手言欢，为了海德格尔而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关系。互为情敌的女人以及她们争夺的哲学大师，三个人终于把手握在了一起。这以后，汉娜便以极大热情投入保护哲学大师之战，她以自己反纳粹反极权的良好信誉为赌注，替纳粹的御用哲学家海德格尔辩护，全力帮助他走出受人唾弃的阴影，使他重新开始了哲学的思考和写作。她为修复海德格尔的形象而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劝说雅斯贝斯忘记海德格尔为纳粹效力的历史，忘记他在德国哲学界的小人行为——为了在哲学界称霸而借助于纳粹时期的“政治正确”，背后弄权、搞小动作、甚至告密，对他的老师胡塞尔、好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的冷酷——而与海德格尔重修旧好。她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亲自讲述海德格尔的哲学，为他的著作在美国的出版而奔忙，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甚至在海德格尔的晚年为其充当管家，料理一些烦琐的事务性工作，诸如与出版商打交道、管理财务、整理手稿等等。更过分的是，在海德格尔80岁寿辰之际，她献上的祝寿词连她自己都承认太过肉麻：什么“冲击海德格尔的哲学风暴，与来自古希腊的冲击柏拉图的哲学风暴是共同的”，什么“海德格尔留下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等等。
尽管得到了汉娜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原谅，但是，在自私而傲慢的海德格尔眼中，汉娜永远只是他的小学生和崇拜者，是绝对驯顺的工具性恋人；尽管她对疯狂的二十世纪的思考和揭示，在思想深度上并不次于任何人，当然也不在海德格尔之下，但是他对汉娜的思想贡献和学术成就却不屑一顾。更令人不能原谅的是，当他得知汉娜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引起世界性轰动时，他的反应不是为她高兴并祝贺她的成功，而是极为愤怒，似乎汉娜的独立研究僭越大师与学生的关系，颠覆了他永远高高在上的被仰视的地位。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汉娜非但不对海德格尔的蛮不讲理表示愤怒，反而尽量用自我贬低来迁就他娇惯他纵容他，她不敢把自己最重要著作的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真实地告诉他，也不敢把自己在没有他的指导而独立完成的著作献给他，她甚至忍受了在他面前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成就的蛮横要求，以此来维系她和他的这种极不平等的感情关系，而且在遭受了哲学大师的数次情感大棒之后，仍然摆脱不了对他的依恋。
汉娜·阿伦特的晚年生活的中心就是海德格尔，她似乎一生都在寻求补偿少女失恋的痛苦，似乎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心灵煎熬，她终于有机会有权利进入海德格尔的生活，成为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每天像亲人一样照顾哲学大师的生活。多可怜的痴情女人，居然把自己的一切特别是杰出的智慧，献给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糊涂道义上低劣感情上自私的男人，就因为他是哲学大师吗？
可以说，这是一种变态的迷恋，是感情和理智的双重迷失。汉娜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深刻地揭示了极权者的狂妄、傲慢、自私和冷酷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但是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她却容忍了甚至纵容了海德格尔的傲慢、狂妄、自私和冷酷。直到很晚，她才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海德格尔忍受不了她的任何成就——她的书出版，她的思想引起轰动、她的名字见诸于媒体……而她自己却容忍着迁就着他，她说：“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够数到三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原谅甚至欣赏女人爱到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痴迷。爱到不顾一切的痴迷是许多优秀女人的共同气质，那种不计利害的全然投入，不仅是四溢的激情，更是智慧之光，看似愚昧而实则为爱情上的大智若愚。为爱而爱，与为信仰而信仰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皆是难得的超功利的生存状态，其中闪烁着人性中最罕见的似神之光辉，具有某种难以企及的高贵之美。
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中大谈“本己的本真的存在”，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本己的非本真的存在”，他在哲学上要求拒绝大众和“他们”，而在生活中他却沉沦在大众和他们的舆论之中，他是个地道的伪君子。我甚至可以宽容地对待他在政治上的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但我无法原谅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玩弄！而这种在感情上的虚伪和对女人的不尊重，与他在学术上对别人成就的嫉恨、在政治上对其它种族的蔑视，有着共同的人格根源。这才是他人格上难以弥补的巨大缺欠和他做人上的巨大失败。看来，理论上的纯粹容易做到，生活中的纯粹就太难了。能生活得纯粹的人已经接近于神圣了。海德格尔的一生，前有他与汉娜恋情中的委琐，后有他在政治上的屈从于纳粹，除了《存在与时间》之外，他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再杰出的智慧，缺少了良知的引导，很容易误入歧途，这样的智慧越出众，造成的思想灾难也就越深重。
在众多名人的感情生活中，我看到的大都是女人的伟大和男人的渺小，女人的无私与男人的自私，女人的高尚与男人的猥琐，女人的坦诚与男人的虚伪，女人的光明与男人的阴暗。可以说，女人把爱视为生命，男人只把婚外的恋情当作性游戏或思想体验或灵感工具。女人成了他们生活里和事业中的牺牲品和试验品。唯一的例外是萧邦对乔治·桑的爱情，在杰出的音乐家和优秀的文学家的爱情游戏中，萧邦只是乔治·桑感情游戏的小伙伴而已。我总想找到乔治·桑致萧邦的最后一封信，念给妻子听，但没找到。我记得是上大学时在《世界文学》或《外国文艺》上读到的，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在那封信中，乔治·桑高傲得像个女皇，慈爱得像位母亲，风骚得像个荡妇，智慧得就是肖邦演奏时的乐队指挥。据说，他俩分手之后，失去爱情的创痛成为肖邦的最伟大作品的灵感源泉。
看来，做人的彻底与理论的彻底是两回事，逻辑上的贯通一致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伦理上的同一人格，思想上的贡献也不应该作为推卸做人的责任的借口，杰出人物更不能以某一方面的杰出要求社会纵容他的其它弱点。耶稣之所以成为千古的人格，不在于他有什么理论，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人活得彻底。上帝在信仰上和伦理上所要求于人的，就是耶稣式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