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读后感10篇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是一本由金雁 / 秦晖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一)：苦茶：现代化视野下的沙俄研究 ——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
苦茶：现代化视野下的沙俄研究
——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这部书分为九章和一篇附录，是金雁、秦晖两位先生关于苏俄乡村公社、社会改革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论文集，而从副标题中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则暗示了这部书的写作理论思路，即通过现代化理论对于沙俄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进行综合行研究。
本书除了绪论是对全书的概览外，第一章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与第二三两章“公社世界”的鸟瞰，处理的是沙俄时期的村社问题；第四章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和第五章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处理的是沙俄时期的改革问题；第六章和第七两章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则是主要讨论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上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问题，在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中，已经进行过系统的探讨，因此本文通过基于对绪论中对于沙俄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问题的讨论而展开。
本书的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主要是由五部分组成，第一节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和第二节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对应的村社问题，第三节“反农民”还是“农民化”探讨的是沙俄改革问题，第五节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标题上就能看出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的第四节是整个文章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理论化的部分，据我推测应该是出自秦晖的手笔，主要是通过沙俄的村社问题，来探讨现代化理论对沙俄历史问题的分析与运用。可以说，绪论精炼了全书的基本内容和提示了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
一、 村社问题
这部分金雁先生首先探讨了沙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提出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以俄为师、以俄为鉴的传统，因此对于沙俄现代化历程的探讨必然对中国自身现代化的道路带来启示作用。
但是现实中对于沙俄时期的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通过研究沙俄时期的村社问题；其二是认为沙俄农民引发社会革命，这两个问题也是金雁、秦晖两位先生立论的基础所在。
金雁先生通过对于沙俄村社问题的研究， 介绍了农村公社的形成，以及公社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构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梳理。这部分研究，既让我们领略到了沙俄时期的农村状况，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的农村社会。
二、 社会改革
正是对于传统沙俄村社问题的反思，才让秦晖和金雁两位先生找到了沙俄改革的锁钥。正是传统的村社结构，在日益变动的现代社会显得愈加不合时宜，所以，改革思潮日益弥漫在社会之中。
面对强大的村社传统，究竟应该如何改革，本书着重分析了十九世纪的农奴改革和二十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通过分析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和改革措施，展现了沙俄为了应对社会危机所作出的努力。
三、 知识分子
最后一部分是探讨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金雁先生通过别尔嘉耶夫之口道出了沙俄知识分子的面貌。
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的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
这部分内容，金雁先生去年撰写的新书《倒转红轮》有更加细致的描述，在金雁先生看来，由贵族出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出身低微的民主派知识份子的冲突，造成了沙俄后期的文化分裂，并从此走向日益激进化的道路，并影响到了沙俄后期的改革与革命。
本书是秦晖、金雁两位先生通过现代化理论对沙俄问题进行的一次探讨性研究，文章中既有对于沙俄时代农民问题的探讨，更有基于此的现代化问题的反思。这两部分有机的结合，构成了这部书的特色所在。但是，我们也看到书中关于村社和改革问题的探讨，虽然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但是依旧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特色，即主要围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展开，从而使本书显得既传统又有新的理论尝试，不失为一部反映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期的研究之作。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二)：初衷与结果未必总能一致
金雁、秦晖老师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本书是1996年版本的再版。与初版的区别在于增加了附录——本书中的观点做为学术问题引来的一些批评，作者用回应形成了附录。这对我们理解书的内容有帮助。此外，就是改了一些错别字的，其它地方没有修改。
书到手1个多月零星看了两遍，说实话因为对背景知识了解不多和理解能力的问题没完全消化，不过仍然有不少收获。
首先是书的生命力。16年以前出版的书现在仍然值得一读，在当下的很多作者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我们身边太多速成速朽的东西，我知道个作者书出了不到2年连人带书一并消失的无影无踪。
身为作者应该认真思考"什么值得去写？"，很多时候就不要给印刷厂增麻烦了，省省纸也是好的。
其次是让我认识到旧时代沙皇的角色——并非完全压制农民（像某些教科书里讲的），而是“在对村社农民实话警察式束缚的同时也积极扮演保证人的角色。”亚历山大二岸就提出过“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的口号民。
第三是初衷与结果未必一致。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本来是为了维护沙皇统治的——自由脱离村社，保护富人，巩固统治，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个体制的死亡。社会改革影响的因素方方面面，除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之外，有预案，有对问题的应对措施，有刹车的方法都很重要。
还是那话，俺其实没完全吸收和理解书的内容。有空会再去读读。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三)：历史与现实：改革与革命的选择
金雁、秦晖两位先生是学术界的金童玉女，同为博士生导师，他们一个执教清华大学，一个执教中国政法大学。两人合著的这本《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书籍。这样的书能够在初版16年后再版，本来就是对其价值的一种最高肯定——它所探讨的学术问题深度的契合了当前中国的改革与转轨进程。
这本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其一，是介绍了俄罗斯农村公社的历史起源和基本特征，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民族精神和社会变迁；其二，是介绍了俄罗斯传统社会受“西方瘟疫”的影响陷入重重危机，社会矛盾日趋激烈，1907年至1917年间因农村公社的存废而爆发“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如何由斯托雷平改革走向了革命，以及知识分子在其间的地位和作用。
读完全书，作为学术的门外汉，我对于两位先生的学术观点实在不敢置评。但是，从俄罗斯，我还是想到了我们同时代的中国，想到了同样是农民国度的中国。
20世纪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老大帝国几乎不约而同的开启了改革进程。1906年，俄罗斯帝国在首相斯托雷平的主导下开始了土地的私有化改革，意在摧毁宗法村社制度，解决趋于死结的农民和土地问题，以挽救危局。而就在此前几年，作为俄罗斯的南方邻居，中国也开始了艰难的改革，戊戌变法之后又有晚清十年新政。
究其原因，金雁、秦晖两位先生对俄罗斯走向革命分析到，是由于斯托雷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心，培植了一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开辟了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最终由“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反改革的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依靠列宁本人的权谋取得了对孟什维克竞争的胜利，农村公社制度非但没有解体，而且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由此可见，从旧政府的灭亡到革命专政政权的建立，并不是先前历史教课书中所写的那样，是什么主义的、道路的胜利，而是由一系列的政策性、技术性失误，以及领导者个人的权谋等阴差阳错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俄罗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74年后却一朝轰然倒塌，重又回归了斯托雷平所开辟的道路；而在中国，则凭借改革开放，避免了社会的大幅度动荡，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下社会面临着诸多矛盾，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等，有些已经非常尖锐，社会的忍耐度已经几乎压至极限。对于当下问题的解决办法，左与右、极左与极右等思潮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这与20世纪初的俄国，和清末十年的局面高度相似，以致有些人不无忧虑的认为，我们又一次到了革命的边缘。
回顾百年多来的中俄关系史，我们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戒”、“以俄为友”几个阶段。历史就象一个轮回，时隔百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改革与革命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向何处去，怎么办，改革还是革命？我相信，读过这本书，对照俄国上世纪初的政治局面与走向，剖析其由改革向革命嬗变的真正原因，再加上对中国清末十年间社会变动的参照、审视与反省，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思考，都会对中国当前的改革与转轨进程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便是这本书最大的现实意义所在，也是它事隔16年能够再版的原因。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四)：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
才云鹏
《中国农村科技》201307期http://wuxizazhi.cnki.net/Magazine/JKCN201307.html
本书同《市场的昨天与今天》一样，都不是新书，但都能在今天连续再版，一方面表明了秦晖先生非同一般的敏锐而深远的洞察力，一方面说明这样的书是当下中国人必须深读的。请注意，我说的是深读，并且，要好好思考一下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出版社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否则，就还会发生像杨震和吕新雨炮轰秦晖却漏洞百出那样的可笑场景。
没错，想知道我们应该向何处去，首先要解决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所谓“没有前生，焉有后世”？本书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刻解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的兴衰、一群政客的泼赖、亿万愚民的无奈！顺着秦晖、金雁两先生的笔触一路读下去，先了解俄罗斯米尔村社的千年来龙，再深嗅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的历史尘烟，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一定是这样的！我懵懂的预见显现出微妙的正确性。本来，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行将就木的公社组织本该就地圆寂，然而，居然在后浪推前浪的一次次革命中，突然就掀起了村社复兴的大潮，是深受压迫的人民喜欢玩复古？我的心在这一刻被刺痛了！如果不读此书，我就错过了了解苏联所谓的“十月革命”真相的终极版本！然而也就在这一刻，我也突然不合时宜地笑了：历史，果然不是什么伟人创造的，去他娘的“一连串”伟人！
任何历史都比小说更惊人，本书揭示的历史真相就是如此，尽管它包裹在作者深深的理论山谷中。实际上，本书中也有两个主人公，斯托雷平和列宁。苏联时期的斯托雷平被普遍描绘得十恶不赦（除了索尔仁尼琴那部与主流对着干的《红轮）），而在“剧变”后则又成了正面人物，并受到“新沙皇”普京的重视。这不奇怪，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让我们读读秦晖先生的文章吧，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很显然，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剥夺更广泛农民利益为基础的，因此招致社会的动乱，暂且不论列宁对他的反对是出于何种考虑，但随后以人民专制代替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阶段，就伟光正了吗？
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民粹派为了实行“主义”可以不择手段，列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改变“主义”！本书中的精彩论断比比皆是，但估计很多读者会对书中最后的一篇反驳文章更感兴趣，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知察了一个被秦晖拂去了光环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
在俄罗斯大转型的今天，普京热捧斯托雷平是何居心？在中国大转型的今天，国内炮轰秦晖先生的那些人，无论是膜拜斯托雷平的新右派，还是推崇米尔公社（实际上是推崇腐朽的农奴制）的新左派们，又是何居心？
当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对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因此陷入更加沉重的桎梏中，那就是 被剥夺后的“无质感”。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较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确有长足的进步，然而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也使国人的不满同样接近了暴动的极限。此书对当下中国的警醒不言而喻。俄国农村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的一面明镜，俄国的衰败与动乱就是中国的前事之师。同样是大国，“治大国若烹小鲜”，老百姓不喜欢政府瞎折腾，秦晖笔下的“尺蠖效应”，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百姓们的深度无奈以及埋藏在心底的反抗情绪。对中国来说，光有强大的国库资源是不行的，光有权贵经济的奢侈天下是不行的，老百姓只有一口饭吃（凉热不管）更是不行的，给更广大的普通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包括身份自由、言论自由、行走的自由等等（统称为正义），这是天赋的人权，这是一个国家成长的根本，这才是从骨子里改良政治体制的唯一途径！否则，在动荡不安的、花样百出的、换汤不换药的瞎折腾中，说不定某一日，暴民的大革命将横空出世，谁都无法预料到这一天是近是远！更说不定，在浩瀚人群的背后，同样有一位口若悬河的阴谋家斜刺里杀出，像本书中提到的苏联第一政客那样，大义凛然地、巧妙绝伦地、毫不客气地篡取了愚民靠愤怒而非理智夺来的胜利果实，到那一天，我堂堂华夏，彻底之危矣。
读书是用来干什么的？王小波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在王小波死后的第十六年整，这句话越发应该让我们这些“愚民”深省。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五)：俄国村社制度的历史、斯托雷平改革和革命之路
虽然这是一本十多年前的旧作，但这本秦晖、金雁夫妇的合著还是可以给读者不少知识和启示。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对俄罗斯历史上的村社制度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在俄国存在很长时间了，从15——17世纪土地公有村社就占有主体地位。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一般来说，公社是不允许土地的兼并的，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土地的流动和资本化，它实际上把俄国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在俄国的农村公社中，也存在连环保制度。什么是连环保制度呢？就是村社集体要为社员个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个人也处于村社集体的束缚之下。份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而连环保又给俄国的农民加上了第二道束缚。农奴化时代的农村公社还存在着强制聚居的现象，社员是不能任意迁居的。这就为“畜群式管理”提供了方便。除了强制聚居的现象外，村社的耕作制度也存在着强制性。在这种背景下，村社的农民当然是缺乏经营的自主权，也没有办法培养农场主的企业意识，当然更谈不上根据市场的需要来改进耕作技术从而参与市场竞争。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村社制度与此的矛盾必须越来越突出了。
农奴制度、农村公社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加上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的大背景。如何走向现代化，不同的阶层和利益团体出现了不同争论，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俄国出现两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改革。第一次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还有一次是斯托雷平改革。前者是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推行的。通过这次改革，农奴制被废除了，农奴成为自由人，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俄国的资本主要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但这次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斯托雷平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允许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每个农民还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他们出卖这些份地。这次改革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激化了农村阶级矛盾，导致后来俄国革命的爆发。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俄国的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六)：华西村与小岗村的选择
前一段吴仁宝的逝世再次引起了人们关于农村改革的关注，有人拿华西村与小岗村做对比，认为在公社模式下，更适合当前的国情。然而，我们终究不能用一种结果对比来衡量一种制度的好还，因为小岗村的地理条件和发展本来就与华西村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物质条件的丰盛并不能代表人民的幸福指标。
据已知的报道，华西村虽然各个家庭都“有钱”，但是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出入的自由，而所谓的有钱，也可能最后由于离开村子而一无所有。这使我想起了这本《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所提到的“任何宗法共同体都具有‘父权——温情’的二重特性与束缚——保护的二重功能”。可以说，华西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以吴仁宝为首的共同体，”一方面它束缚个性、扼杀自由，使人不成其为人，并造成‘天然首长’的宗法特权，使共同体充满着奴役、黑暗与不公；另一方面它保护其成员免遭分化、竞争与动荡，给共同语言以田园诗般的氛围和问清明的宗法面纱“。或许有人会以华西村、小岗村你选哪个来衡量，但作为个人，我宁可要的是自由。
当然，关注农村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农村大国现实，同样关注俄罗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其目的是关注中国的未来。从作者的论述看来，两次改革，第一次是惠及了家长，第二次是惠及了富农，而斯托雷的改革最终却变成了革命，这不禁让我们又掉入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陷阱。但如果还记得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我们或许更能加快改革的步伐。
当然，有些东西倒是让我想起了前一段读过的张鸣的书。张鸣当时认为，清朝末期，随着乡绅入城，导致了农村的暴力化。而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也看到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离土离乡。我想，现在在农村之外，如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似乎更为关键。最近听到不少专家在说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但我怎么感觉就像是斯托雷主导的俄罗斯第二次改革，富了更富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村的自治，罗伯斯议事规则的推广视乎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在本书中，我觉得有一点倒是提醒我们这些盲目乐观的人，”领袖的卡利斯马魅力与群众的集体无意识是决策的重要因素“，现在所报道的农村，总让我感觉一方面农民不知道怎么去参与，另一方面又用很暴力的形式在拒绝。这似乎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训练。
以上更多的是对照本书在找寻我所印象中的中国农村，当然，更多的是想抛砖引玉，希望有人能借小弟的思考，丰富个人的观感罢了。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感(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秦晖和金雁是史学界的一对金童玉女，两口子都做学问，而且都做得那么好，还真的很难找到能够超越他们两个的了。关于秦晖我很早就知道了，那还是十多年以前，草原部落文丛里面，余杰、摩罗正火，不过也因此第一次读到了钱理群和秦晖的书，感觉更有深度，于是没少读钱理群的作品，可是秦晖却没那么高产，这么多年只是零星读过一两本，感觉都没有当年的《问题与主义》精彩。
去年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成为好多媒体推荐的十大好书，但是因为这个书名太专业，就没顾得上看，今年金雁的《倒转红轮》继续高举榜首，让人不得不侧目，于是一月份用了二十多天，把厚如砖头的《倒转红轮》看完了，真的佩服得一塌糊涂，得知金雁竟然是秦晖的妻子，更是感觉惊奇，一位女学者就足够让人刮目相看了，而且两个人都是大学者大才子，看看中国当今的学术界还真的找不到第二对了，不要说现在，就是大师云集的近现代，也没有两位都是学者，而且都很有影响也找不到第二对了，并且两个人还是同行，并且合作写书，真是让人羡慕到死了。也许有人说梁思成林徽因的名气更大吧，不过林徽因真的没留下什么建筑学方面的作品，林徽因的名气是因为她广泛的社会交往，而不是她的学问。
不过这部书可没有《红轮》好读，有的太学术化，不是写给大众看的，不过从里面可以看出两个人做学问的扎实和认真，每个内容都引经据典力求准确，每个小问题都抽丝剥茧弄清楚为止。虽然对俄罗斯的历史真的不太了解，对书中所论述的很专业的内容也很难产生足够的兴趣，不过这本书还是带给我很多收获。
比如在论述俄罗斯传统农民社会和近现代市民社会中，把农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农民社会是共同体，市民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农民社会是自然经济，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农民社会是依附关系，市民社会是契约关系，农民社会是按照权力来分配，市民社会是按照资本来分配等等，并不是说农民组成的社会就是农民社会，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城市化了就是市民社会了，而是一个社会符合这些内容，那么就是农民社会，想法就是市民社会。其实中国解放后很多地区早就实现了城市化，比如抚顺在建国后不久城市人口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但是那时候的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不仅仅是中小城市，就是大城市，北京上海也是如此，因为在城市中人们依然生活在单位中，依然是一种依附关系，依然是按照权力来进行分配，所以那时候还是农民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感觉在我的身边，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民社会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在中小城市中，还是农民社会占主体，真正的市民社会还远未发展起来。
看了书中对俄罗斯农村的介绍，感觉当年俄罗斯和中国农村有很多类似之处，和欧洲到有很多区别，这也是俄罗斯和中国后来都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别的国家提供的道路在中国真的走不通。不过最后当市民社会成熟起来以后，俄罗斯和中国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现在看中国走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