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上海，1937－1945的读后感10篇
《灰色上海，1937－1945》是一本由傅葆石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一)：乱世小儿女
战争爆发了，31岁的李健吾在枪林弹雨下继续过着一边备课一边每日在西郊散步的隐居生活，他和好友印象派诗人卞之林一起散步，两个人一边啃甘蔗一边讨论法国文学。
对于战争，我的想象过于简单，只想的是“民不聊生”，其实百姓的生活还是各有各的内容，生活永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丰富，出人意表，
再联想到张爱玲那一时期的创作和生活，“孤岛时代”的上海变的更加奇幻，不可思议。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二)：历史的三道裂缝
本书作者采用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论述策略。先划定文人应对上海沦陷的三种形态：隐退、抵抗与合作，再让三个中心人物/群体溢出預定的边界。以分类的方式论证分类的不可能，从而呈现日据上海文化与道德形态的暧昧与多样。
无论是消极隐退的王统照，还是积极抵抗的李健吾，都在处理五四留下的个人主义启蒙遗产与战时群体爱国动员之间的张力。前者提出一种启蒙的抵抗观，将反抗作为个体与国家契约的特殊呈现，并想象由此导向战后由启蒙个体组成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在忠臣烈妇的历史剧大受欢迎之时，捕捉瑕疵人物一瞬间的人性微光，创造英雄而非英雄神话，对复苏的“忠孝节烈”话语保持警惕。两者都有意识地与当时主流的爱国抗战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围绕《古今》杂志的“附逆”文人群体，虽以遗民的怀旧姿态默认了日本的统治，却同样因其想象的“名士之风”而与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现代性话语格格不入。
作者看似提供了沦陷区的三种文人类型，实则划出了三道历史的裂缝，借以窥视人性的幽微和历史的难测。遗憾的是，虽有扎实的史料，却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与理论推演，大部分的论述还悬浮在描述层面，个案的选择虽然成功，其内部的复杂性未能充分展开。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三)：一点小感觉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在当当上下单购买这本书是出于什么动机。大约是从“三联周刊”的广告上得到的印象吧。
断断续续看了几次，几次丢下，又几次捡起。终于在昨晚一气读到近三点。我只能说以前没读过这样的书，它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对文学、对那段历史稍有兴趣的人把它读下去。
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评说，角度是比较新颖的。消极的循世抵抗、积极抵抗和忆旧式的（与日本人）合作。每一种样式都有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呼应。
王统照、李健吾、“古今派”分别是典型的代表。
这是大的立意层面，每个人的分析上，又是西方式的，从每个人的作品和同期其他的映证中，剖析他当时“这样做”的心理起点。
比较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张爱玲、苏青，甚至钱钟书这样的大作家他提了一下，又故意绕过去了？这几位不该放在这三类中么？
最搞怪的是，前些日子正在看文载道（金性尧）的《风土小记》，在这本书中竟然还是个重要人物。《古今》杂志的“头号作家”。此人前期是积极反日作家，因为和妻子（也是作家）一同被76号所抓，供出了名单，作了妥协。成为一个类似周作人的作家。但我从作者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此人是个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有强烈写作冲动的人（或曰表达欲）。这或许正是他沦为“附逆文人”的起点。的确，在许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说。而且此人家中经商，是有厚家底可吃的。不存在为了生活而写作的问题。果然，书中意味深长的写道“从1987年开始 ，文载道在沉默了四十二年之后（用新的笔名‘道载文’）又开始为《大成》杂志撰写志怪随笔了。《大成》是一份在南下上海人经营的专发怀旧和回忆录等历史掌故的香港杂志。
可知，为文者下笔应当有责任感，有文字也留下了凭据。若干年后，会被后人翻出来的。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四)：历史的侧脸
《灰色上海》是一本系统性地论述1937年至1945年之间上海孤岛时期的文人生态的理论书。作者将当时上海留守的文人群体划分为了”退隐“、“合作”、“反抗”三种不同类型。这种异于非黑即白的的历史解读方法，实在是让人眼前一亮。经过多年的教科书式教育之后，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变得简单粗暴，不是对的就是错的，抗战时期的历史人物不是汉奸就是英雄。真正的历史，更加复杂，也充满了生活的困惑与迷思。
整本书让我印象颇深的几个章节，在于作者对于历史和人情世故的生动书写，以及那些未曾发掘过的历史细节。
其一是关于淞沪战役的描述，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中的关于求生的绝望和压抑，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并且逼迫自己思考，如果换做自己，会怎么样的绝望与狼狈。
其二是在隐退、合作与反抗三种生存状态中，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求生方式，这一方面为理想驱使，另一方面为个人选择。作者在书中谈及“《古今》派”时，这么认为：”一旦做出错误的选择，就无法回头，因为选择像个陷阱，它已经限制了一个人未来的决定，如果你要反抗，就会把你陷得更深。“这种行为上被动的悲观主义，映照在每一个选择合作的文人身上。
其三是关于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学史及文人生态的一分为三的研究方是”仿效传统文人在历史上道德与政治动乱时代的三种行为——'隐'、'忠'、'降'“，他认为沦陷上海的作家们做出的三种选择是”消极抵抗“、”积极反抗“和”附逆合作“。因为我所学习的近现代文学史课并未过多地涉及到孤岛时期的文学史，因而这样的文学史观我在读书期间还未接受过，这也给我们在治学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视野。
作者在整部书中，一方面很妥帖地将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孤岛时期的上海文人及文学相结合、比较，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表述了不同文人群体的心态及生活状态，包括王统照对于五四观念的高度推崇，“《古今》派“文人与魏晋隐士对比的聊以自慰等等。
总而言之，《灰色上海》是展示历史的侧脸的系统性论述，如何丰富我们观照世界的角度和看待问题的深度，愚以为这一类书籍的阅读就是很好的选择。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五)：无法要求更好的mission impossible!
这书我抱有很大的期待值，但读完之后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它很一般。
首先得说，出版太晚是带来失望的原因之一。如果在90年代就能翻译出版，这本书绝对能给学界带来巨大冲击，沦陷区研究甚至能借此成为热点。但这本书翻译得太迟，研究界的生态地图早已划定，沦陷区研究，单就上海而言，已经被归属为都市研究，现代性研究，抑或女性研究，没有了自己独立明晰的空间，看看张爱玲的相关研究，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其次，揣测本书作者的雄心，用他的话讲，希望通过此书，让人明白，"任何对于沦陷经历的普遍问题的探索都应超越目前的欧洲中心取向。"。 想到是一个问题，做到与否又是一个问题。整本书读下来，有六分之一的内容是关于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背景材料介绍，虽然有益，但无关宏旨。而针对个体的伦理道德心理层面的分析，作为全书的重点，要么是作家与其作品人物的精神联系的对比分析，要么是生硬缺乏说服力的推测。
综上所述，这本书读下来的感受就是一本简略地文人沦陷行略传记。隐退、反抗与合作，各取一人。作者没有做到自己希望的还原精神拷问和道德审盘。
如果对沦陷区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对此书没兴趣，如果碰巧又看过欧洲沦陷研究的相关书籍，那就只能遗憾了。
吐槽这些，不是不满作者。实际上，他面对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沦陷区的文人没有太多可以征信的日记信札，可资凭证对他们做深入的研究。即或有，许倬云以胡适为例讲过多次，中国的知识分子连写的日记也是准备发表的，所以伪饰很多，难以全信。材料的先天性问题，决定了中国此类研究万难达到西方的水平。
同样的问题可以联系到现代文学与出版研究，前几年大热的 启蒙运动的生意，固然吹皱一池春水，却难以改变既有格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与达恩顿有出版社明细帐目不同，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社根本没有这么详细的收支表存留，相似的研究从何谈起？！
同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会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如同西方同行那样的伦理道德拷问，然后据此做出不同的选择。就我看过的一些日记，他们更多是在感情而不是理智层面来面对沦陷的，故此，
私下里读洋商报、抱怨上海生活的艰难、在粮店排队买米或者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分享战争新闻或谣言，是大多数普通人宣泄爱国主义的方式。
这里面的普通人是应该包括知识分子的。
换言之，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没有萨特、海德格尔、保罗•德曼，我们去进行此类研究无疑缘木求鱼。
这些应该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这些无法解决，养活了包括你我在内的人。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六)：灰色上海读书报告
《灰色上海》整本书的大结构清晰，内容上的分析方法是将日本侵华战争后上海的留守文人态度分为三个方向，即隐退、反抗和合作，这种三分法对于解释沦陷区文人心态甚至引申到所有受到异族统治后的文人心态中都可以借鉴，如宋元之际的遗民群体、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以及二战时受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知识分子等。书中也谈到三分法较之于二分法多出的暧昧性在解释文人心态上的优势，如讲到“为了能够平衡道德判断和历史相对论两个方面，三分法能够最灵活地分析知识分子，提高我们对于所谓道德模糊“灰色地带”的认识，这种分类方法类似赞成、反对和弃权这种形式，能够防止后人对于前人的做法产生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固化认识。
从细部来看，《灰色上海》从社会背景着眼较多。全书在处理每个部分的小结构上分别是个人经历、艺术作品和时代背景三块内容上的组合。三章中每一章都有一个部分是介绍上海当时的某种文化形式以及作家为表达态度对于各种媒介的运用。相较于文本细读式的分析，本书对于文艺形式和社会背景的探讨更多一些。
《灰色上海》的研究对象从表面的内容上来看仅是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派作家的态度，但是从各个段落的题目中可见，主要是由小见大、由点及面，以这三人作为隐退、反抗和合作三种态度的典型人物，背后影射出的其实是这三种态度下的大部分沦陷区作家的心态，《灰色上海》的研究对象给予了其它研究者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并非纯粹的观念累积。
研究对象的时段为1937-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但落实到每个文人的写作生涯上，研究时段是在这八年前后的推移。如王统照的写作时段为1919-1941/1941-1945，1941年开始是为本书意义上的“隐退”，实则是通过参加社团等形式继续贯彻他之前的写作理想，而其在文坛或说公共领域中的“隐退”则是1945年之后，这就牵涉到其它方面的问题而不作讨论了。
《灰色上海》从作家生平和作品出发，结合作家的实际行动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从内容的角度三分，实则是在形式上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形式上的方法。文人心态和作家作品从来不会脱节，作者总是会通过作品中的“潜文本”向读者给出更多的信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分析整个沦陷区作家的态度，或许能够为文本分析提供新的可能性。另外对于文人心态的分析更加能将作家从高堂之上解放下来，以看待平常人的态度来评判文人——尤其是处于比如抗战时期这样复杂的社会境况下的文人，不把他们对于保存生命的正常心理框死为他们抛弃某一种信仰，这样一种思想层面上的先见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受到更多重视。
问题：
1、每一个作家的部分都有社会环境的分析，尤其是和作家相关的当时新生文艺媒介的参与，在王统照章是“大上海沦陷和洋商报兴起”、李健吾章是“孤岛与抗战剧的兴起”、《古今》派是“日据时代的生活水准”，如何在一个作家的写作道路中确定下与他最相关的写作形式？是看这种写作形式在作家写作生涯中出现的频率，抑或是写作道路上重要的转折点，还是说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某种写作形式成为时兴的风潮？
2、将沦陷区文人心态分为隐退、反抗和合作，此为一种三分法。是否可以把“完全反抗”和“完全合作”作为一条线段的两段，文人心态是在这两段之间进行摇摆。“隐退”是否也是靠近“反抗”的一种心态模式？
3、“潜文本”这个概念在具体操作中如何落实？如何挖掘到作家的本意，可否通过他的真实行动还是日记、信件等私人文章？尤其是在分析类似“古今”派文人的文章中，怎样判断他们的思想倾向？
潜文本是就文本来说的，文本背后隐藏的信息。叙事学理论角度是从文本切入，作家的行动本身不是潜文本。
4、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去分析作家作品的话如何避免和作家作品脱节，在写法上怎样做出取舍？
一个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从不同的理论，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很多研究者做研究时不是截然分开的。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七)：乱世中的道德焦灼与抉择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光鲜与难堪的不同维度，但恐极少有如上海这般裂变与反差之大的，其流光溢彩的摩登都市形象与沦陷时期的极度晦暗，构成一座城市的两种面向。前者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做了详尽透彻地研究，而后者，则在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战争中的上海，与欧洲遭遇同样沦陷命运的城市有一明显的差异，即在一段时期内尚存有相对隔绝的“孤岛”，容留各色人等从事各异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面沦陷时期到来，“黑暗世界”不可避免地降临。这八年灰色的时光，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个体生存与道德困境的挣扎之中，“一方面是活下来、照顾家庭、追求自我利益；另一方面是爱国责任和尊严”。外在的迫压，内在的焦灼，做出怎样的抉择考验着这一群体。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标出了三种主要形态：隐退、反抗与合作，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为代表。这种三分法避开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应该说深切地考虑了时代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幽微处，自然，历史真实情境中艰难的选择，更需要我们以同情之了解去体会之。
滞留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而言均有一种“原罪感”，同事、朋友们纷纷离去，唯有自己还留守孤城，当了“亡国奴”；即使有着种种现实困难（照顾家人、经济拮据、病体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等），心头的负疚感也不会轻易抹去。在如此的情状下，不同的文化人有着不同的选择，如《这不过是春天》、《咀华集》的创作者、曾经的为艺术派李健吾，于严峻的形势压迫下，激发出其不可遏抑的英雄主义，不仅以戏剧的创作做政治的反抗，且经受住日寇的严酷刑罚。李健吾以这样的道德选择摆脱了精神的焦灼，在政治生活与文艺创作之间也保持了个体的独立性。他的朋友，散文家陆蠡遭遇了更加残酷的考验，在抗议日本镇压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被杀害，李健吾在纪念文字中说：“（陆蠡象征着）这种向上的道德的人性……一个人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这个纯洁的灵魂在先象征着一个善良的中国百姓，如今成为这老大民族的年轻的抗争的声音。”这是在说陆蠡，也是说出了一批作出反抗之选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特征，代表人物有许广平、郑振铎、柯灵、孔另境等，他们均延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观，曾经道德上的焦虑感终转化为不甘苟活的斗争意识。
而另一种隐退主义的传统在灰色的上海恐留下了更多的印记，毕竟，在严酷的现实下，逼使所有知识分子都去当烈士或英雄既无道理，亦无人道关怀可言。傅葆石以小说家王统照为例，详尽地阐述了从“孤岛”时期到全面沦陷的上海，王统照由以抵抗的启蒙观为主导的工作被迫转为沉默，隐遁起来。在他的诗中曲折地反映着此时的忧虑与矛盾心态，“飘凌空有逍遥羡，艰悴深知来复缘”，他的焦灼在于自己的隐退是一种隐性的对敌人的反抗呢？抑或是自私的独善其身？知识分子强烈的道德感总是在折磨着自己，于个体的自尊与民族的尊严之间徘徊，精神不得安宁。而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国力不振，甚至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遭受外来的欺压，又有何权力苛责普通民众去做烈士？因之，拒绝为敌人服务的隐退，是知识分子对道德的操守，对处于苦难中的国家尽的义务，并非可引起非议的理由。沦陷时期的上海，许多滞留于此的知识分子，在苦熬时艰等待黎明的时刻，从事着有意义的工作，如钱钟书创作出《围城》、持续撰写《谈艺录》，杨绛写出剧本《称心如意》等，耿济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夏丏尊投身佛经的翻译，郑振铎竭尽全力抢救善本古籍，钱君匋专心研究甲骨和古代艺术等。其实，这与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苦心著述、教书育人，以在国族危难中保存文化的血脉，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意义的。
围绕着《古今》杂志（汪伪政府高层人物出资出版），有一个特殊的作者群（包括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等），是灰色上海的“灰色人物”。尽管我对傅葆石将为这家杂志写作的作者群统称为附逆文人有些疑义（如有些撰稿者或单纯出于经济考虑，未必就可认定附逆），但他对此作者群的精神层面之阐释却是透彻中肯的。“《古今》派”极力宣扬文化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生命都寄托在它的文化上”，而被遮蔽的却是其耻于说出口的，即“只有他们而不是抵抗者才会选择承认中国的沦陷，并承认日本的统治”。道德罪恶感使这一作者群需要用言说来自我宽解与慰藉，而《古今》杂志为其提供了一个空间。小品文的创作是“《古今》派”的主流，怀旧、谈风俗掌故、吟诗论画成为主要题材，总之取一种非政治的姿态，而这种姿态隐含着他们委婉自辩的隐秘心曲。“《古今》派”的精神领袖是住在北京的周作人，这位知堂老人此时也正陷于民族与文化气节的耻感之中，从他将著名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可探寻些许心理的幽微之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著作《北京苦住庵记》对知堂在沦陷时期的心路历程有刻骨入微的研究，其实对“《古今》派”的道德焦灼考量也不妨延展借鉴，因为其共通之处。
是否所有的沪上作家，都可纳入《灰色上海，1937-1945》中提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的三种形态？自然也不尽然。比如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姑且称为“逍遥派”的创作者，她们无党无派，既不隐退或合作，也谈不上反抗，而只是生活、写作着而已。张爱玲曾经说，自己也并不是要刻意挑这样一个黄道吉日出道的，仅仅是巧合遇到了。她的观念是出名要趁早，这时代随时处于变动之中，以后如何会有何人知晓；与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兰成交往，并无顾忌，但自己无意参与政治。张爱玲不是隐士，也无合作倾向，她只是一个政治意识淡薄的小女子及出色的作家，赶上了诡谲的时代，个体是无法抗拒的。所以，我们并不能漠视或曲解部分渴望过日常化生活的文人，毕竟人人都有生存与生活的权利，不可以任何堂皇的名义剥夺之。
这段历史已过去许多年，但因其沉默的特征并未将迷雾拂拭去多少，毕竟复杂微妙的道德抉择不仅深深刻上当事人的精神烙印，也考验着后人对曾经的民族精神史的认知。我们面对如此的道德困境，显然无法持超然优越的姿态，因为这种痛感亦关涉着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存与国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安能不令人惕然自省？知往须带同情之了解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对今时今日的鉴照明析。
《灰色上海，1937－1945》读后感(八)：“灰色地带”的意义
注：此书评的简短版本9月曾在《新京报》上发表。此为冗长完整版。
何谓“灰色”？
美国学者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英文原版1993年，中译本三联书店2012年；以下简称《灰色》）讨论了一个仍带有一定争议性的文化史话题。中译者选择以“灰色”为题，因为此书把日据上海比拟为“灰色地带”。那么，何谓“灰色”？沦陷时期的文学生活和文化景观在什么意义上是“灰色”的呢？
这样的灰色地带也就像是谍战片所营造的世界。政治上说，在日据的上海，各种力量进行着或明或暗地交锋，波谲云诡之下是涌动的暗潮。日本特务利用着黑社会大搞破坏，制造恐怖；中统、军统则一面保护着国民党大人物的在沪利益，一面暗杀汉奸；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里搜集情报，组织抗日，团结了一批左翼作家；汪伪集团则力图渗透，安插特务，收买人心；至于西方人，在太平洋战争开打、租界被占之前，想方设法地维护着一种平衡。谍战片喜欢选择沦陷区——尤其是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上海——做背景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过着类似“潜伏”的生活，有着多重身份，说话都话里有话，乱世之下内心矛盾重重。文人们更不是例外。上海陷入“黑暗世界”后，抗日的作家无法直截了当地表达爱国情操，而附逆的作家反而也高谈“民族文化的复兴”。残酷的现实令人激愤，但很多正直的作家只能选择以沉默对抗；而另一些人，却受不了拘捕用刑，向占领者招供了友人，从此委身于傀儡政权之下，但却又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疚斋”，宣扬要远离政治。
就像谍战片在这几年的流行一样，这样的文化“灰色地带”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灰色”也似乎暗示着这是以前不受重视的领域。但别误会：关于日据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情况，其实一直有不少史料上的整理和学术上的讨论。不过，重点更多放在傅先生也研究到的那些“气节的楷模”，如左翼作家柯灵，“五四”老作家王统照，进步剧人李健吾，等等，他们一再受到威胁和压迫，但仍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文学抵抗，到了没有拿笔斗争的可能的时候，他们则宁可贫病交困，也不屈服。对于附逆作家，文学史家们历来在道德谴责之外，不愿更多着墨。谈论“汉奸”们的“心理结构”和“写作风格”，似乎总让我们觉得“政治不正确”。就像八十年代初学者们重新开始研究周作人的艺术成就时，也有许多无形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以往的讨论更习惯于把“灰色”的暧昧不明去掉，代之以“爱国气节”与“卖国行径”的阵营分明。
然而现在人们发现这“灰色”是更刺激性的题目，更值得进行抽丝剥缕的细察。傅先生强调“灰色”，也正是不满足于善恶二元论。他的研究力图把灰色上海的文人生活还原到一系列具体但不易被体察的现实困境之中。他选择了三个个案作为重点：其一是王统照，他坚持将抗日和五四启蒙精神结合，但最终被逼入贫病与沉默，选择“消极抵抗”。其二是李健吾，他的戏剧活动是一种“积极抵抗”，不论他自己创作的现代话剧还是他参与组织排演的通俗历史剧，都在沦陷中传达着反抗的寓意，他也因此多次被捕，最终不得不逃离上海。其三则是杂志《古今》的散文作家群，他们依附汪伪政权，却选择书写一种隐逸名士风格的怀古文字，《灰色》一书认为他们代表了一种反映合作者复杂心态的“遗民文学”。
不过，坦率说，《灰色》中的具体文学分析并不特别出彩；真正让我着迷的，则是穿插在作家作品分析之中的对上海沦陷区社会百态的扫描与钩沉。作者以详实的材料和档案数据记录了大上海从淞沪会战到1945年“天亮之前”的社会动荡，其中有爱国情绪的高涨，有敌人制造的恐怖；有经济混乱物价飞涨，“人命外什么都贵”，也有“末世享乐主义”的泛滥；有不断的暗杀、失踪和追捕，也有知识分子间的相濡以沫；有剧场里群情激奋，也有投敌分子天天穿长衫，俨然汉家士大夫，自称不过是被推上“大舞台”演一个“小角色”……当《灰色》将这种历史白描和作家分析结合起来时，全书就像成了一部纪录片，表面的客观再现之下，是作者深深的同情，而文字的“紧拉慢唱”之中，读者渐渐看到一座孤城，一座“炼狱”，一场漫长的忍耐，一次次考验和抉择，一系列“妥协与反抗”。作者强调“政治和道德的模糊性”，但首先让人动容的，也许是历史画面的真切与具体。
所谓“两难”
“道德的模糊性”究竟指什么？作者在书中着重谈到滞留灰色上海的文人们所面对的一系列两难困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私”与“公”的两难，或者说，个人存在和历史大义之间的两难。傅先生所提出的这一视角，可以追溯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命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中，萨特举过一个对他们那代法国知识分子来说非常切身的例子：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一个信教的年轻人是应该尽赡养父母的义务（个人道德），还是应该团结在教会周围（宗教义务），还是应该挺身参加法共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政治勇气）？在萨特看来，任何抉择都非常具体，不好妄言对错，每个个体必须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处境做出决定，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与此类似，《灰色》则一再引用柯灵在当时的话：在沦陷的孤岛，我们如何尽到自己“做人的责任”。
在书中关注的王统照和李健吾两位作家身上，这种责任是尽到了。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困居上海，在外族统治下，他们要维持个人生存和家庭生计，但在苟活的屈辱下，他们也做出了抉择，要用文化来坚持抗日。《灰色》细致记录了这种抵抗的艰难。这些抗日作家不得不选择各种策略，与敌人周旋。最终他们的抵抗都因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顿以及敌人的迫害而难以为继。没有因为“私”而牺牲“公”，他们成为了炼狱中的守望者。
但在这里，《灰色》的讨论其实还涉及到另一种“两难”，那就是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在李泽厚先生曾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中，抗战是“救亡”全面压倒“启蒙”的时代。五四所代表的人道主义或个人主义必须让位于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傅先生发现，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王统照特别希望在抗日运动中保留“五四”精神的薪火，也就是说，抗日不仅仅是为了国族，而且也应该使国人在考验中焕发出个人意志的勇气和“人性的潜能”。通过分析王统照的散文诗，傅先生称这种精神为“抵抗的启蒙观”。但当时的国人已经来不及留意“五四”的人性观，而转向了强烈民族主义，甚至搬出了“五四”所批判过的“忠义”观。抗日文学如何承担人性启蒙和道德教育？自由、人道、个人理性等道德和抗日的爱国道德如何协调？王统照强调“个人自治”，又倡导抗战中的“自我牺牲”；他认为抗日的爱国是来自现代中国的“新民约”，而不是来自儒家的传统价值观。这套“整合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理想”是启蒙与救亡的结合，但似乎很难落实。
相类似的，具有京派背景的李健吾在他的抗日戏剧创作中，也希望贯彻一种更深沉的人性观。然而，根据《灰色》中的统计，真正受到爱国群众欢迎的大多是直接宣扬传统“忠义”观的古装历史剧，李健吾的话剧则往往曲高和寡。李健吾一面组织着“忠臣”“节妇”的排演，一面“对历史剧心存疑虑”。在王统照和李健吾那里，启蒙和救亡似乎难以两全。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其实救亡和启蒙绝非“压倒”的关系那么简单。在此书没有涉及到的重庆、昆明乃至延安的不同抗战知识分子群体中，寓启蒙于救亡之中是大家共同的期待。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强调抗战不仅是国族存亡的问题，而是文明和野蛮之争，中国人需要通过抗战建立自由、人道和正义的国民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战后期大后方出现了空前的民主运动。《灰色》提到的问题，并非沦陷区抵抗作家所特有。
附逆者的心理结构
和对“抵抗文人”的研究相比，《灰色》对附逆作家的分析似乎更到位。这一局面也许让人有点“悲喜莫是”（借周佛海的话），但也并不奇怪。关于抵抗者的故事，我们往往能猜到几分，心理上早有期待；但对于汉奸作家的东西，我们有排斥，不愿面对。而实际上，这些“合作者”的心理复杂扭曲，因此他们的文字往往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信息。傅先生的观点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象征行动”，而他所寻找的那种“潜文本”在附逆者那里恰好是最多的。
附逆作家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不得志的。他们最能够体验，所谓“共荣”“和平”都不过是虚渺说辞，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行径受到唾弃，好日子更已无多。他们中很多人是软弱之辈，在压力下“屈从”于侵略者，有些人则是出于一时的“自愿”，但后来都深知自己道德上的污点，在悔恨中哀叹“无法回头”。周佛海不也在日记中感慨“骑虎难下”吗？《古今》作家群就是一批受到日伪政权荫护的文人，他们为了排遣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大谈“历史如戏”，“盛衰无常”，开始感慨自己“不被人理解”的境遇。他们做了类似“贰臣”的合作者，却扮演起了“遗民”，喜欢写作考究明清掌故的小品文，推崇隐逸的文风。他们露出了名士的派头，组织“雅集”，高谈“疏离政治”，仿佛自己是“朝隐”。
傅先生称这种文学为“作为合作方式的遗民文学”。他敏锐指出，这种历史掌故的小品文，其实隐藏着一种“心理补偿”机制，是焦虑者的“象征性净化”。这类人一面谈盛衰无常，流露疏离感和虚无主义，一面又感叹个人理想，都是为了“唤起对[附逆者]理想主义被误解的同情”。他们自称“苟活”“寄生”，在自怨自艾中，其实还是包含着政治隐喻。所谓“遗民”，就是疏离政治的“不合时宜”的隐士。通过把自己塑造成有理想但终归无奈的“隐士”，附逆作家在悄悄强化着“政治暧昧性……和自我辩护”。周作人对《古今》的支持自然也并非偶然。
两个参照系及其局限
《灰色》把日据下作家的反应模式分为以上三类，以此“取代战后的二元模式化观念”。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参照系。其一是中国沦陷区和欧陆（尤其是法国）纳粹占领区的比较。《灰色》多次提到了威尔金森对欧陆抵抗知识分子的研究，强调非此即彼的道德划分在欧洲和中国的反抗史上都不适用，而提出一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在具体分析中，傅先生曾把汪精卫的说辞和贝当元帅的自我辩护比较，也提到了保罗·德曼这样曾有短暂亲纳粹经历的欧洲知识分子。
另一个参照系则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伦理。傅先生把三个个案归纳为“隐”、“忠”、“降”。它们构成了三种“哲学理念”和“人物原型”。作家们的文字则提供了相应的“象征系统”。不过，作者强调，这三个概念虽然都借用了古代的话语，但并不代表抗战文人伦理是一种“传统的复活”。作者强调这只是一种“比附”，以便更清晰地看清中国现代文人的反应模式。
傅先生的英文书名是“Occupied Shanghai”，中文为“灰色上海”，所以《灰色》的落脚点最终也是这座城市，在结尾，作者略显伤感地提到，日据时代是上海衰落的开始。不过，我的着眼点不同：如何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伦理模式和日本侵略的关系，也许是一个更重大更有意义的话题。中国人的现代民族伦理，既不能在和欧战的历史对比中得到明确说明，也不能和传统道德观混同。当然，在抗战以来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国人不断在使用着诸如“隐”“忠”“降”这样的传统概念。但那仅仅是一种中介。我同意傅先生所说，以上三种反应模式其实“具备了后‘五四’文化语境中独有的意识形态意义”。因为“五四”话语偏重于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理想，而没有来得及提供民族危机下的国民政治伦理。而抗战中的知识分子抉择——从正面和反面——完成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话语的再建构。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到，抗日战争的历史体验在很多方面催生乃至决定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民族情感结构。这套情感结构至今也仍和日本这个对立面纠缠在一起。换言之，那段创伤性的历史在东亚还没有结束。虽然在政治、文化和伦理上总会有“灰色地带”，但它内部的逻辑和是非，通过细致的考察，完全可以得到不再暧昧的呈现。在今天中日关系又一次全面恶化之时，我们重温那些艰难、痛苦乃至羞辱，重温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劫数、危机以及转机，既是为了全面理解历史，也可以继续激发对新国族伦理的思考和建构。
2012/9/17
泽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