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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读后感10篇

2022-04-07 03:34:45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共识的读后感10篇

  《共识》是一本由罗晓,于一 著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共识》读后感(一):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前进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已从一个闭关锁国的穷国蜕变为世界棋局中的重要弈者。入世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反省这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得与失,并为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达成共识。

  这本书回顾了中国2001年入世十年来不凡平的发展历程。中国曾以潜龙入海的态势进入世贸组织,从此,活力四身的“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当金融危机无情地冲击着全球的金融业,中国牢固的金融防线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我们欣然回首以往的辉煌时,却无法忽视眼前的困境:世界经济的冰河时代到来,“中国制造”的光环逐渐褪去,曾经一路奏凯的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应对重重危机?民营经济节节败退,国有企业一柱难擎。“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希望的田野已在城市化浪潮的侵蚀下变得日渐凋敝且前景不明。这种种危机与困境正动摇着人们对深化改革的信心。

  中国十年改革巨变,其间有过经济的巨大发展,也有过各方利益冲突中令人心痛的牺牲,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达成怎样的共识,中国能否在改革中奋勇前行,《共识》对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剖析,作者罗晓是时政类图书资深出版策划人,曾执笔《交锋》《变化》,这一新作值得一读。

  《共识》读后感(二):十字路口的共识——评《共识》

  “今天,我们走在新的十字路口。”

  这句话,是《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一书引子的题目。同样,这句话也是全社会的共识。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问题也很突出。这些问题有的是随着改革在某些领域的成功而引起的,比如我们的劳动力优势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等等;有的是改革的不深入不彻底引起的,比如说国企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等等;有的则是某些领域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改革的步伐所引起的,比如说城乡二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而有的问题则与当初的设计有关,比如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们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等到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水到渠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而如今就已经是“水到渠成”的时候,随着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普通民众已经从温饱的需求转变为更高的精神上的需求,比如更关注公平正义和民主,当社会对民主有了广泛的需求的时候,也就是可以推行更广泛民主的时候了。

  而这些问题——不管是改革本身的惯性带来的问题还是改革的副产品,抑或是时代的必然,这些问题都已经让我们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首先在经济上,中国通过率先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发展的瓶颈:凭借劳动力优势打造的“世界工厂”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的民族产业却仍然没有发展起来,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十字路口,如何转,转得有多快都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经济将会何去何从。从社会来说,贫富差距已经严重割裂了我们的社会,把社会分成了相对的、甚至在有时候是敌对的两部分,这种敌对已经不同程度地奏响了不和谐的音符,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会变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于是,我们社会的再分配问题也就变得非常紧迫,这个十字路口应该如何把握也对严重影响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政治领域,腐败问题不论对于执政党还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恶疮,而根除这个恶疮的首要办法就是要加强监督,这种监督不仅要从上到下,同样也需要从下到上,用两个方向的力量来制约权力必然对遏制腐败有更大的效果,当然,如何放开更广泛的民主,是由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都需要执政党的决策和决心,换句话说,三十多年前邓公设计出来的治政体制改革如何去推动,也是我们面临的不得不解决也不得不解决好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十字路口”,因为我们对所面临的问题都明确,于是我们就有了“共识”。《共识》这本书也就基于此。此书先回顾了朱镕基总理开创的时代,继而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二年进行了详细缜密地梳理,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大,而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更为“主流”,关于国家政策和高层决策的信息纳入很多,于是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的脉络。这份脉络很清楚地展示出改革所迈出的脚步和走过的路程,“发展”这个主基调很突出,让我们对未来也就更有信心。但是本书对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也毫不避讳,正如我前面所说,问题本身恰恰就是“共识”的主体。只有把问题看得清,才能有的放矢。现在我们对于问题都有了“共识”,主要的争论还是在如何解决问题上面。既然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而且必须要解决好,那么事情可能就比较简单,唯一的麻烦就是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既得利益的放弃或是让既得利益者放弃。不过既然我们对深化改革都有共识,那么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们应该会在十字路口找对方向。

  《共识》读后感(三):没有共识的共识

  “2002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当人们仔细聆听温总理的演讲时,才意识到这是温总理所做的一份“卸任演讲”。节点从2002年上任时开始,演讲涉及铁路建设、教育、科研、节能减排、养老金、最低生活标准等多个议题,几乎涵盖了政府工作报告所有层面与细部。可以说,这十年正是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十年,也是最激荡的十年,如何从经济、政治、思想去思考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和未来前行的方向,无疑是当下人们关心的热点。

  《共识》作为罗晓的“第三部曲”,继《交锋》、《变化》之后,继续关注着中国的现实与发展。不过与温总理的达沃斯演讲不同,《共识》将时间节点稍微前移,从2001年入世开始,以改革为主线,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全景,更广角度地描绘了属于中国的新世纪。在论述手法上,虽然《共识》以2001年入世、2003年sars流行、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要时间为刻度,将这十多年分为四个阶段来论述,然而本质上却是披着“编年体”外皮的“列传”,每篇都基本可以用一个主题来揽括:论中国制造的优劣、论“国(营)”、“民(营)”关系、论政经改革和论民富国强。而每一个论题都颇富有挑战性和争议性。

  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标志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快速接轨,而从2002年起,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这显然是中国制造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这种成就之下依然存在着重大隐忧。作者引述杨小凯的观点认为,中国制造的“后发劣势”依然明显,虽然我们可以绕过制度演变的壁垒,直接模仿管理和技术,但是管理和技术是由制度内生而得,模仿虽然短时间内可以获得成功,但获得成功后的不思进取,就有可能导致“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因此,如何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其目标依然是指向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论及“国(营)”、“民(营)”关系上,作者一方面论述了2003年末关于宏观调控的争议。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在围绕宏观政策该不该调整、如何调整上,各方争执不一,中央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谨慎的微调,正如温家宝出访意大利时表示,“中国现在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急刹车的办法不可取,必须采取点刹车的措施”。然而在民企看来,所谓的点刹车,点的只是民企,地方政府投资过剩的情况依然还是存在。在政府看得见的手之下,只会出现“国进民退”的后果。

  另一方面,作者又以郎(咸平)、顾(雏军)之战为引子,围绕民企原罪展开讨论。在经济改革初期,民企是否违规操作以获利,在国有资产改革中,民营资本家是否中饱私囊,如何处理这些所谓的“原罪”,其实都关系到民营资本的性质(是剥削者还是建设参与者)和民营企业如何生存、发展的大事——当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如何让民营企业安枕?

  其实本书所讨论的几个议题本身也都相互交织,无论是中国制造的持续发展,还是“国”、“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指向了从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只有实现全民的富强,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围绕这些议题,作者列陈近十年来的大事小事,从马凯的经济形势报告到“奥巴马女郎”的走红,可谓远观有景、近看有人,一副鲜活的21世纪上河图。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共识》依然延续了过往系列作品的风格,于细微处见全局,说“大风起于青萍末”,在论述争论双方观点时有侧重、但绝不偏袒,虽只是点到即止,但却不失为启迪读者深思的他山之石。

  在经历了十年的最好发展以及围绕改革最深入的大讨论后,作者认为,至少关于未来,我们有了一定的共识:“在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注意创造性和灵活性,关注国家利益,更关注个人权利、生命与财产,让人们得以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当然,如果还要再加一点共识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当人们更广泛的通过网络来探讨自己与国家的发展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没有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而只承认和尊重争辩各方的差异性,我们才能站在一个平台上探讨未来之路。

  《共识》读后感(四):通往共识之路

  共识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共同的认识。而由这种思想上的共鸣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则是一个社会能够保持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纵观中国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此间一直困难重重。从2001年加入世贸到2004年的经济过热、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09年的舟曲泥石流,从2002年的十六大到2007年的十七大、到即将到来的十八大,每一次的挑战都会因路径的选择、情势的因应等引发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和交锋。

  但中国一直在前行,沿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对其原因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得益于中国社会能够不断地在新的问题前、新的起点上达成新的共识,凝聚新的力量。毋庸讳言,这十年间的发展成就,是整个社会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始终渗透着润物细无声的共识之功。发展之路,也是凝聚共识之路。

  共识推动发展,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挑战需要新的共识。时至今日,面临新的机遇,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到底该何去何从?蓦然回首,当初的共识已然难寻,新的共识亟待达成。

  那么,当下的中国还有没有为整个社会所认同的共识?答案是肯定的——通过改革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蜕变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仍然是当下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极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可以说,当今中国最大的共识仍然是改革。

  然而,共识是有层次的。寻找共识是一个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由抽象到具体的向下溯及的过程。改革既是目标也是过程,具体应该怎么改、路径如何选、先后怎么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左、中、右也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仍然需要在这个层次上达成共识。

  通往共识的路始终布满荆棘。几十年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引发的社会转型,使人们的追求日益多元,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更为棘手的是,因此而积累的社会矛盾,比如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官民对立、信任缺失等等矛盾不断侵蚀达成共识的社会基础,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动辄怒目相向、拳脚相加,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躁,每个人都是一只危险的火药桶,阻碍着共识的形成。

  在这种不断分裂的社会环境下,改革不容许试错,但前方又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如何披荆斩棘克难前行,是一个绝大的挑战。一句话,改革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必然风云激荡,也可能波谲云诡,同样存在代价和风险,推进改革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需要不断的形成共识为改革提供凝聚力量。

  未来路在何方,历史可供借鉴。罗晓和于一编印此书的目的大概正在于,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定位。但是,这本书虽然对中国这十余年间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除了得出必须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共识之外,并未找到具体的通往共识之路,而且很多地方语焉不详,甚至有阿谀奉承之嫌。

  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弥缝不断撕裂的社会,重建社会信任,就象2000年前商鞅徒木立信一样,这是达成新共识的基础。其次,要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改革意味着既有利益格局的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必须对各个阶层公平公正,而且特别需要对那些几十年来被伤害和被损害的给予制度的上补偿,最为困难的是如何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放弃既得利益而支持改革;第三,是要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的形成机制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个阶层都能平等的发出自己的呼声,表达自己的诉求(似乎我又指向了政治体制改革……)

  纸上谈兵终究浅薄,必须经过实战的考验。如何在碰撞和激荡中不断的达成共识,并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框架,以铺就一条通往共识之路,并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这仍然有待于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的探索和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共识》读后感(五):把握、促成、推动:改革共识决定中国走向

  才云鹏

  如果说华生在《中国改革》中提出了继续改革的具体框架及相应路径,那么罗晓的《共识》则旨在推动更多的人走向正确选择。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共识的缺乏是使一切良好的愿景化为乌有的致命武器。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之林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乃至强国,正如作者所言,“那些看起来潜移默化或者立竿见影式的成长,无不渗透着润物细无声的共识之功。”

  共识的意义毋庸置疑,书中更多的是阐述了自2001年以来,共识以及哪些共识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深化改革又需要在哪些方面达成进一步的共识。作者通过一幅幅最具时代印记的事件,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10年来改革共识所建立的源流、过程和其焦点所在,开启了“中国改革共识”体系的初步建设。

  一、共识的形成

  认清全球化的大势,从封闭走向开放,已经成为我们的集体理性选择。这既来自于中国人的智慧判断,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温总理的话代表了中国政府强化改革开放共识的坚强决心。在诸多争议依然也必然存在的情况下,这两条大方向上的共识,成为所有其他共识形成的基础及指导思想。同时,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在于朝野共识的常态性存在。我们可喜地看到,这种共识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中央的政策文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体现出来。2006年6月1日农业税的被废止,成为关于农村和农业的第四次重大革命,使农民进入一个崭新发展的阶段。当下,引导更多的人达成共识,或者说,如何才能更好地达成共识,应该是引起我们思考的重要着眼点,基于此,培养全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已刻不容缓。恩格斯说,“要想有英国的制度,你得先有英国的国民。”作者指出,在增量民主道路方面,既离不开领导层的努力求进,更离不开公众对民主的追求。四川的乡镇级公选成为普遍现象,就是源自基层民主改革中积极的自主实践。朝野在大方向上能够基本达成一致,是中国改革10年来顺风顺水的重要背景,更将是未来改革成功的必要保障。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最浅显的共识: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进步。延伸至更深层考虑,呼唤自由民主,反对暴力革命,平稳过渡到一个崭新环境,应作为全体国人的追求。

  二、共识的表现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尽管遭受美国和欧盟的横加阻挠,但全国人民发出的共同声音,支持中国政府终于在2001年的入世谈判中获得成功,顺利复关,龙归大海。而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灾难前,中国人民秉承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达成的全国一条心的强大共识,具体来说就是凭借“举国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和相对健康的金融业生态环境,成功渡过了难关,赢得了举世的惊叹和尊重,也充分说明了共识的威力。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改革远未大功告成,诸多争议依然存在。随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和利益的冲突也变得更为明显和激烈。中国若要持续保持在改革中奋勇前行,应该首先在哪些领域认清改革发展的瓶颈,并率先达成共识?

  三、共识的障碍及继续改革需要达成的共识

  理性和非理性是面对历史原因和现实结果时的两种状态,并导致了市场派和计划派在不同领域内的争论时有发生,例如在对待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上的长时间的辩论,以及基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引发的对民营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讨伐并继而掀起的有关改革路径选择的社会性大讨论。这是阻碍共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由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更为复杂性,加上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相对剥夺感,导致有些人对改革的决心发生了动摇,改革共识弱化甚至破裂的议论不断出现,这是接下来进一步改革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共识障碍。

  但无可否认,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那两句话,是全体国人深感温暖并无比拥戴的最终极的共识:

  要使我们的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

  水流千遭归大海。尽管目前,对既有的改革开放依然存在较多不同的评判声音,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尖锐争议,但在改革开放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具有相同意愿并因此朝野共识更容易建立起来的现阶段,大势已经形成,谁能挡得住滚滚长江东流去?

  这是一部观点硬朗、叙事流畅、说理明晰的好书,几乎每一页都离不开共识二字,让人不得不频频点头。再说,写“共识”的人,怎么会让人将书打开就放下呢?这是一点起码的共识。

  《共识》读后感(六):公平正义才是改革的共识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是改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要以什么作为改革的出发点,这些都还没有明确起来。《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展开思考,罗晓、于一两位作者虽然试图将改革的历史作为本书的线索,不愿意摆出自己鲜明的态度,但实际上他们尽可能的通过对历史的侧重,用他们自己的态度强化外界对其的印象。郑永年教授通过《中国改革三步走》这部著作,谈及他对改革的定义即“自负的计划”,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计划要进行全面的执行,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否则改革将寸步难行。

  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体的,郑永年先生认为应该先进行社会改革而后再进行政治改革,我却认为这两者不可能是先后的关系。《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中有关政治改革的思考实际上是在社会改革之前的,罗晓、于一认为目前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确实是缓慢了些,但是必须承认几十年的改革政治生态还是发生了变化的,民主程度确实也是提高了的,譬如村民民主自治的实现、人大、政协的作用也得到了加强,甚至还有“步云直选”这样的创举。不过在我看来政治民主实际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渐进的改革史必然选择,但这种渐进并不是一种没有思路的路径,而是要进行宏观的评估后采取的策略、方法。政治民主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健全和监督机制的建立、落实。在实践中,村民在自发选举村长的过程中并不是像书中提及的那样没有出现干预或者贿选的现象,而是频繁出现。这样的民主对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除了负面作用外,什么也没有。因此政治民主必须要建立在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基础上,这不仅仅是立法和执法的问题,更是强化司法权威的问题,否则不可能指望有干净的选举和公平的机制。政治改革的终极目标必须要使得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也就是说改革要让公平的意识和平等的地位深入人心,并且切身感受到。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在我看来不光是政治本身的问题,还有社会改革的问题。《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的后半部分提到了很多社会问题,尽管这些问题非常尖锐,但我却认为这是这本书最值得读的部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是改革到今天比较明显的问题,由此直接就能引申出社会平等的问题,由于贫穷导致的诸多问题一并凸显出来,主要的根源不仅仅在于经济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作祟,还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书中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的社会阶层呈图钉状,八成的民众成为了所谓的社会底层,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与此同时,却出现了所谓的“官二代”、“星二代”、“富二代”甚至“军二代”,这些社会主体带着很强大的背景出现了,他们要么有关系、要么有钱、要么有名。在信息化的当前社会,这些人只能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们代表的只有两个字“特权”,这种现象会逐渐让社会变得没有了统一的、良性的价值,取而代之的就是异化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的指导下,出现了小悦悦事件、药家鑫事件,前者反射出的是做好人好事都要担心自己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真正要承担责任的人更是将责任抛之脑后;后者反映出的是社会大众已经丧失了对社会运行机制的信任,本身没有背景和关系的人会被认为有,本身没有做任何暗箱操作的人被认为有,此外还让人非常担心的“暴民嗜血”现象出现了。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正常的价值观,而非那种扭曲的东西,有些现象还穿着所谓的“正义”的外衣。这些社会问题难道仅仅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吗?政治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民主监督,制约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而政治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的基本确立是要依靠社会主体和社会运行机制去完成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监督和自主性,因此很难确认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到底何者为先。

  改革是需要共识的,经济改革往往为学界所重视,因为它能直接带来物质上的收益,并且能让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获益。然而,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惠及全社会,而非仅仅那些利益集团,因此我认为中国改革的重点在社会政治改革,凸显的就是公平正义这个目标。遑论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尚且还在追求着公平正义,更何况我们这个正在改革和转型的国家?《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虽然没有明确这个共识是什么,但是整本书都在凸显它的内容和核心即改革的共识就是公平正义的追求。

  《共识》读后感(七):在割裂的语境里谈共识

  大约二十年前我去西双版纳的时候,导游曾告诉我,傣族与泰人出自同源,语言却已然各自进化,傣人能读出泰文的音来,但是却不懂得是什么意思。这并非孤立的现象,比如初学日语或者西班牙文的话,也可以毫无障碍地读出他们的文字但是却不懂得这些字在说些甚么。这种现象在我们日渐割裂的社会里正日渐体现为割裂的语境,简而言之即对于同一事实的不同表述如果尚未导致阅读者的精神分裂的话,就是鸡同鸭讲的那种不明真相。

  我会选择这本书,是因为我即使世故又低贱不幸,在这艰难时世,也期盼着真正的共识与改变。翻开这本书,第一小节的标题是“辉煌时代”,第一段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们渴望‘大国崛起’这四个字带来的自豪感,这样的集体情绪令人有着难以名状的幸福感”,我当时就晕了——四个字就能带来自豪感,这不成了阿Q了吗?集体情绪令人有幸福感,那不是五六十年代吗?

  其实这本书后面还是可以勉强看得下去的,歌功颂德的歌德体我可以接受,里面也是有营养的,但是第一章……真的让我不能卒读,那感觉仿佛是要捏着鼻子勉强喝下一碗成份非常可疑的汤水,尽管隔了十来天,我费了很大的劲还是读完了。看着封里罗晓的照片,与我大抵是同龄人的样子,我只能猜测本书中相当一部份的内容是于一这位新锐女“作家”的手笔吧。

  是的,文字就可以这么奇妙,今日这割裂的社会很可能已经造成了语境不同到差不多成了两个语系的地步。我想所谓修辞学就是干这个的吧,就同一事实的不同表述方式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啊,如同把屡战屡败表述为“屡败屡战”的时候一样。我毫不怀疑会有人觉得这是真正的智慧并且甘之如饴,就像别人的痛苦常常是我们欢乐的源泉那样。

  我的一位曾经的朋友有一次告诉我,忽悠不是骗。由于“忽悠”似乎并非一个源远流长的词,猝不及防之下我曾经一度以为这是对的,并且曾在对别人说话时引用过,后来生了疑心,便上网查证,维基上说其字面意思可以归于“让人陷于一种飘飘忽忽、神志不清、基本丧失判断力的状态”,百度百科上说其本字是“胡诱”,胡乱诱导的意思……总之,尽管较“骗”字温和,但其本意仍脱不了骗的意思,于是,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循循善诱”的其中一种意思吧。

  基本上,在人类试图奴役其它动物或其他人的历史上,采用的手段无非是蒙眼或者胡萝卜加大棒而已。我们想让驴子帮我们拉磨,开始的时候是在驴眼睛上蒙一块红布,因为如果驴意识到是在原地转圈永无止息的话是会怠工不干的,蒙上眼睛后驴子就想:再长的路总有走到的时候再累的活儿总有干完的时候,所以咬着牙忍饥挨饿想熬出个头来。后来,蒙不住眼睛的时候就在驴子前面吊根胡萝卜,制造让驴继续拉磨的共识,胡萝卜不管用的时候就抡几下大棒子……

  驴子不讲人话,主人可以代它表达意见,但凭你舌绽莲花,驴子也是个有脾气的动物,我们瘸腿的改革到了危急关头才是真正的共识,似乎难以再“渐进”下去了,选择改良还是革命?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

  要细说的话,我可能要写一本比本书短不了多少的书才行,但是如果不细细说明的话,又仿佛是我在无端攻击别人辛劳写成的作品。且努力择其一二说一下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里热衷于组织辩论,找一个观点,分成正反方稍事准备便当众辩论一番,搞笑的是常常发生明明没道理的反方最后却让正方无言以对的糗事。那时候我还不太懂辩论是个技术活儿,包括“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等诸道,后来更学会了一种事实两种表述的“屡败屡战”,其实质是教给你如何振振有词地把煤说成是白的那种诡辩。不知是不是我的同龄人开始掌握发言权的原因,如今诡辩盛行于御用知识精英一族。

  比如作者所引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佩特拉斯那段话(P007),就颇费了我一番力气才发现这位老兄原来是“知名”左翼学者,或曰国际左派理论健将。我如此孤陋寡闻,都怪知名的百度百科也没有他的词条,但如果引用者直书其“左翼”身份的话,原本是可以省却我的阅读理解精力的。

  在“辉煌时代”结尾,作者写道:“我们勾勒着国富这个大框架,但与这个大框架保持着同一步调而来的还有贫富分化、政治改革有待提高、各类经济成分博弈充斥不公平性、环境污染等种种不断涌现的问题……(P008)”

  首先,这句话的说法让人感觉仿佛这些问题是“国富”的天然代价一样,这很使我莫名惊诧——如果国富必须要重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弯路的话,你还怎能把这叫做“有中国特色”的呢?其次,贫富分化不是问题,贫富悬殊才是问题;政治改革不叫有待提高,而叫亟待开始;所谓经济成分的博弈也不叫不公平,那叫垄断;甚至环境污染也不能真实反映情况,真实情况是生态灾难……如此,你就可以明了我的阅读困难了,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那叫“理解不能”,或者“白天不懂夜的黑”。

  当然我不是指斥作者不诚实,我理解,如今社会割裂日甚,知识精英们站在国之栋梁的高度俯视苍生,与我等坐井观天的蛙辈所见自然完全不同,愚民春生秋死,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嘛。

  作者颇盛赞了一番我朝朱国相,老实说,在我的眼中,朱相确实是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人物,但也无非如同帝王小说中的能吏,说他是政治人物或者政治家(P008),实在有些过了,恐怕他自己都未必认同的。

  即使再热爱一个人,言过其实,就不知是褒扬还是贬抑了。当我看到“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P010)”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被震撼了——是朱相选择了改革啊,那邓公做了甚么呢?

  我对朱相并无特别的恶感,但平心而论,分税制和国企改革至今仍有争议,今天的土地财政、房地产价格虚高、暴力拆迁频生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很难说不是肇因于此(P079对此略有述及),虽然不能说没有避免问题就完全是他的过错,把这称之为他的智慧似乎也值得商榷。正直者有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就做了好事情,我并不想与保守者一起攻击他,但希望看到实事求是的公平、公正的评价。可惜,你做不到。

  说起朱相就想起温相,朱相使人敬佩,温相则总是让人感动,像屈原一样让人感动……为什么我朝相国常有“出师未捷”的悲壮之情呢?就是因为相国只管搞经济这些维持国家基本运转的事务啊。

  今天,真正的谬论很容易被一般人识破了,要当心的是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在普世价值的包裹里夹带着逆潮流的私货。比如作者所引吴敬琏在回答“谁是新一轮的改革动力”时,回答“以理性的知识份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P014)”,说这么多,不过四个字:“精英政治”而已,难为他还要提到平民大众这无谓的几个字作装饰。精英政治的确是一种模式,但是通观全书,我们的利益分配不过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博弈而已,比如“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形成了多元利益格局。任何宏观调控都无法面面俱到,总有部份群体利益受损。当出现‘是否应该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应该进行到什么样的火候’的争论时,不同的利益主体会选择不同的利益代言人发表见解,影响中央决策(P078)”,又比如“经济学家赵晓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宏观调控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分配’(P079)”。那么鼓吹精英政治,你就可以理解在改革的利益博弈中为什么利益受损的总是那“沉默的大多数”了,因为改革的推动者里根本就没有为真正的平民大众预留任何的席位啊。诡异的是,以人情常理推测,既得利益阶层是绝不会主动推动改革的,除非那意味着他们能够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之所以总是在政改与深化经济改革的前行路向上踯躅不定,只是由于大众的焦虑不安以及“他们”还没有商量出适当的让有权博弈的各方都能满意的改革方式而已,所以,平民大众是事实上的改革推动者,但是他们无缘置喙改革的路径,历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推动的改革割自己的肉饲虎而已。

  再比如“一度‘市场派’有过这样的狂热:只要脚迈进市场的门,一切贫穷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结果市场的力量也有不足,美好的期盼偷偷从窗口溜走……(P014)”,似乎是在说“市场”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吗?那欧盟为何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呢?或许“市场”的确不是万金油,但是在尚未完全市场化之前,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论据去指斥市场的短处,否则徒然贻笑大方而已。

  又比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等话题如今已变为中国社会的常识(P015)”,在公务员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的今天,常识,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地沟油不能吃,但是找不到实用的检测分辨地沟油的方法,因此我们永远难以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吃的油是不是地沟油”这种事儿吗?

  改革或许是共识,但是改革所曾经选择的大方向与后来选择的路径则未必是共识。《永不抵达的列车》一书中援引了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句话:“改革最关键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由此观之,当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即有掠夺大众造富之嫌,如上文所引的P078那段话可见,那时的博弈也并非普世的共识,共识啊共识,被割裂的社会里的共识,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统一思想“被共识”。

  通观全书,尽管书中无数次言及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各种共识,却难以找到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共识,或许不能责怪作者的无能,这个社会极其功利化的前进步伐充溢着实用主义的“拿来主义”做法,使得我们创造了无数的共识以致无法轻易识别出其内涵的无法言说的那条主线:掠夺。

  我并不是想说这本书全无价值,如果自信有足够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话,这本书里还是有营养的。

  书中所引温相论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路径时所说的“要使我们的每个孩子从小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创造的思维(P043)”,对照教育的现实,真是让人有“看见了发展大势但却泥足深陷、举步维艰”的泣血之叹啊。

  而所谓“私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的争论表面看来似乎是思想解放,在我看来却更像是一场闹剧。私营企业主为什么要入党?无论怎么说,就像他们纷纷当上人大代表一样,大多数人其本质无非是寻求庇护、希冀产生利益代言人影响甚至参与决策而已,在自然生态下他们原该自己组成团体的,因应了执政党的唯一性,他们才热衷于入党的吧。

  近来,我常常想“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务实价值观”(P046)是否在造成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同时也造成了实用主义盛行以致今天道德沦丧无底线的事实,这个问题可能是高压线,但是难道我们不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原则吗?一种价值观适用于一个时期而不适用于其后变化了的环境难道不是自然的吗?

  有时候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真是会让人哑然失笑,比如在描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一片欢快场面时所述的“女人们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还要借着月光趴在地里一根根地拔杂草(P057)”,农人习惯早起而不是晚睡,即使确有其事,我也难以相信具有可以拿来做例的普遍性。正如说到大跃进时“亩产五十万公斤番薯……两万五千斤水稻”的浮夸,用“即使这些错误违背常识,人们也浑然不觉(P057)”并不贴切,这些“人们”只能是一小部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族,而不可能是广大的农人。

  而在看到“否认了以财产多寡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判断人们政治表现的做法……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P058)”时,想想官员们的情况,我们除了会心一笑,还能怎样呢?

  在谈到潘石屹、谢强、任志强这些地产大亨们对央行121号文件的不满(P074~P075)时,我们或许可以洞悉到一点点真相:原来暴利的房地产开发行业曾经是建筑在根本不需要多少自有资金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握住了权力的手,即使没几个钱也是完全可以创造四两拨千斤、一夜暴富的奇迹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机会主义者的攻关精神,握有权力的官员们真是想廉洁也难啊。

  所谓的宏观调控是非对错的争议,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在争议宏观调控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宏观调控的结果伤害了谁又保护了谁的问题,宏观调控并未如同P086所说的那样“逐渐淡出”,如同银根紧缩时受伤的又是中小企业那样。宏观调控确实是必要的手段,但是应该在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施行,如果中小企业总是后娘养的,你能指望这些聪明人总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且看书中所录张维迎对郎咸平的非难:“学者……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学者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学者了。……(后面的话迹近谩骂,就不再引用了)”。关于张维迎此人,我并不了解也没兴趣去了解,单从这段话来看,此人大抵认为“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吧,并且学者就应该待在帝王供奉的象牙塔中解决他所谓的“学术问题”,以及有大众不掌握真理所以不应该拥有投票权的潜台词。他暗示郎咸平“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根据维基,疑似他涉及嫖娼,我倒是不会因此而对他不齿,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他似乎并非待在象牙塔中,因此而应该对社会多一些了解的呀,难道他是因为臭味相投所以才觉得“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的么?难道我们的领导们是因为这个所以才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的么?

  本书作者对于郎咸平的不公正,在于特别列出左大培(新左派思潮代表人物)、杨帆(杨帆门)、韩德强(左派)这些有争议的人物作为郎的支持者。

  而周其仁的质疑,说郎没有“小心求证(P098)”,本书前文却已经述及:“针对郎咸平的炮轰,TCL和海尔表现得心平气和,以‘不予评价’轻轻带过(P093)”,对啊,人家不予评价,郎咸平能怎么办?他既非间谍又不是执法机关,你想让他怎么求证?简单的倒置,对郎只有质疑而没有回答,便达到了暗贬的效果,这便是诡辩的法门之一。

  坦白说,对于郎咸平我的了解也不多,不敢全面评价,但是为什么要打压一个说了一些大众有兴趣讨论的话题的人呢?难道民众就愚蠢到不应该有代言人吗?

  相比之下,秦晖教授的评论“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P099~P100)到是值得一读,按我的看法,这实际上与书中所述的郎咸平反对当时推行的国退民进方式的原因“法律缺位下的不合法”和“买卖双方私下自定价格”(P093)是有些暗合的。

  其实本书时常会有前后矛盾这种会导致读者陷入精神分裂叙述,比如先说“大国崛起的事实的确给我们的国家和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实惠(P117)”,又说“大国崛起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同步的欣喜(P154)”,唉,我神经没那么大条,能不能别这么折腾我啊?

  张维为教授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不断开放的市场,又与政府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密不可分,市场开放与政府推动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的话,真是让人拍案惊奇,公有制企业的确可以有效率,但是否一定要通过垄断这种方式呢?

  大国崛起与中国模式至今仍是一个主旨在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话题,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不可能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单看今日国民之心态,就还称不上是大国之民。P119便直白地说道:“美国的持续繁荣以及苏联在极度辉煌后的瓦解,恰恰证明了美国的崛起模式比俄国的崛起模式更有生命力与合理性。美国的崛起,是民众崛起导致的国家崛起,而俄国的崛起,只是国家的崛起。”而我们的发展道路是否真正堪称一种模式,还得看我们是否能持续发展以及是否能获得其他国家效仿的示范性呢。所谓我们的银行的崛起就颇为可疑,一边是“银行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P120)”,一边是中小企业挣扎求存,人家在挣扎求存啊,银行业你好意思赚那么多吗?

  依我个人的看法,《政府救市背后的争议》(P122~P131)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章节,尽管吴敬琏开出的药方里“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承受改革的阵痛(P131)”这句话让我十分担心承受这阵痛的主要又将是我们平民百姓。这一章好像是不同的作者写的。下一个章节《政治改革:亟需乘风破浪》水比较深,为了不至于被迫自绝于读者,我决定还是莫言为妙,不过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还是让我有蠢蠢欲言的冲动。

  张维迎说:“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有什么不同?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就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这样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满足。而政治决策,就是大家必须吃一样的东西,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吃肉还是吃鱼。50%以上的说吃肉就必须吃肉,你不想吃肉也不行,所以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在确立好的产权制度之前,在政府还控制大量资源的时候,以为民主能解决好问题,就搞选举民主,很容易把原本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不仅导致效率损失,而且还会滋生严重的腐败。(P132)”

  学习了!轻轻巧巧的几句话,就论证了民主是容不得市场的,而且民主是会导致效率损失的,更有甚者,民主还一定会滋生“严重的”腐败呢。不知这是否就是前面周其仁所说的“小心求证(P098)”,更不知在前面所引的托克维尔论述的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P118~P119)下,作者何以断言“美国的‘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模式”能够比“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的俄国模式“更有生命力与合理性”(P119)呢?哦,对了,P111还说“汶川大地震也凸显出‘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呢——我表示就是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到底怎样你们才觉得对,似乎我怎样想你们都会觉得我不对(戏仿P098最后两行句式)。我要精神分裂了……

  周其仁的话就更有艺术性了:“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P136~P137)

  膜拜了!原来改革是这么难啊!我从前怎么没有体谅到国家的这些难处呢?不是我愚钝啊,以每年500元的价格买断下岗工人的工龄(见《永不抵达的列车》书中“失落的阶级”一文)那时候,咋就没想到这些呢?哦,是啊,他们手里没权,上面没有利益代言人,而且又沉默……农民就更不用提了,扒了他们的房子都没事儿……可是……可是!权力究竟是个人奋斗而来的资产,还是人民赋予的责任?取消官员的权力等于革命,剥夺工人的工作农民的地就算改革?

  学者张维为也来凑热闹了:“从横向比较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P137)

  别逗了,你太实用主义了吧,说发展你就说我们大国崛起了,超过日本了,将来还要超过美国了,还动不动就中国模式了,说腐败你就又把自己归入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堆里了,你自己精神分裂也别想让大家一起跟着你精神分裂啊。

  还是吴敬琏说得实在:“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P138)”

  习总的《关键在于落实》(P140~P142)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是不知何故,作者在这里倒是并没有像全书到处都是的那样打上“共识”的标记(对不起我诛心了)。

  许知远的《时代的稻草人》(P142~P143)指出了我称之为“全民无责任”的现状:“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这最后的转折却让我不懂——如果这不是制度造成的,难道你剑指民族的劣根性么?太文艺了吧你?骨子里,许君的精英意识太强了。

  难道现在很流行奇妙的转折吗?紧跟着,作者又写道:“的确,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有的时候,民主也可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煽动民意的工具,导致‘民众暴力’的发生。(P143)”

  民主是个筐,甚么都可以往里装?以我的认识,绝大多数情况下,恐怕是压制而非民主导致的民众暴力吧?正如是围堵而非疏浚造成了洪水。如果民众容易受到诱导的话,那根源也多半是因为民众没有被引导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啊。

  作者真喜欢转折啊,在P144~P145页,作者又转折道:“尽管民主建设是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但也不能一蹴而就,还需合适的土壤滋养……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民主方式,以合适的速度推动民主,才能实现民主价值的最大化,避免产生过高的代价……”嗯嗯,简而言之,民主是好的,但是,论民主应该缓行。

  想法是极好的,可惜,我们都是人而不是神——假如社会的发展道路是可以抉择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仍然生活在满清的治下呢(据说满清末年也想逐步实现宪政来着,可惜辛亥革命等不及了)。

  最后一章除了部份观点值得商榷外,总体来说与之前大不相同,像是比较正常比较贴合平民大众的人写的,不乏真话——难道本书真是两个人分别写的?我突发奇想:难道这种写法是为了贴合这些年曲曲折折走过的弯路,形象地表现出“有时欢乐有时忧、有人欢乐有人愁,在正常与疯癫之间摇摆、最后回到了正常”的情境来么?

  在《财富在政府与个人间的流转路径》(P165~P169)一节中,作者的一些话说到我心窝里了。众所周知,中国的税负很重,税负重本身并非问题,问题在于民众承受了重税后,仍然要承担高额的社保缴费额,之后还要承担高房价、高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以及其它较高的垄断价格,这就太不合理了。

  本节中给出了一些具体数据,值得一读,兹录部份如下:

  2009年,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46%;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指一般预算收入,即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1%;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指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31.4%。

  而社保缴费额同样不容小觑。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目前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它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考虑到社保缺口的传言,这分明像是掠夺。

  《田野新希望》主要讲农民问题,在引述《南方周末》对河南省唐河县小常庄2006年的记载中,“这是减免农业税的第二个年头,但63岁的吴晓婷发现:涨价,几乎与免税和补贴同时到来……补贴全部加起来,一亩田的最高补贴将近50元,低的也有20元。‘可每亩地成本高了几十块。’(P183)”谁这么大胆啊?居然把给农民的补贴巧妙地收归囊中。

  作者写道:“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中国农村的贫困依然存在(P183)。……在长江上游四川、云南等省,贫困线又清晰起来。巫山县一个普通的村庄,房子还是土墙,窗户上围着塑料布……云南澜沧江边的蒿店村,……几代人住在土房里……有饭吃,没钱花,成为多数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存写照。(P184)”这是实话,但是说起原因,作者说:“‘袖珍小农’现象,即土地过于分散,缺乏农业产业化、大机械作业的条件,是导致中国农民勤劳而不富有的重要因素。(P184)”我却觉得不尽然——农民没有投票权、没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才是根本原因吧?

  而“‘增产不增收’……这让人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P184)”,这真相,穿越了。“山东省临沂市某农业大县曾经有10位种粮能手,但现在只剩下一个了,由于亏损转产、外出务工等种种原因,他们逐渐隔断了与土地的天然联系(P185)”,你瞧,这世道,不但淘汰清官(吴思的《潜规则》),也淘汰能手,体制之弊再明显不过了。

  在P203~P204,作者写道:“当然,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对生活充满憧憬、干劲十足又思想活跃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对此我并不能完全同意。经济奇迹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创造出来的呢?我小时候常有人充满憧憬地说:“全国人民每人给我一分钱,我就……”,考虑到大部份平民百姓的贫困,我觉得我们创造的似乎还不够格称为奇迹。

  在讨论到“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关系”与“富足的国家的人会不会比贫困国家的人更幸福”时,我想起了2008年的时候我与一位网友在她的一篇评论下面关于幸福、希望、信仰、自由这些东西的长长的争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169862/ 而另一个道理更明显:穷人比富人更容易满足,更容易感觉幸福。

  行文至此,全书基本评完,我要强调一下:不管是批评还是赞美,那都是因为我们心中都盼望着在这艰难时世,依然能有弥足珍贵的共识,把我们一起导向希望与幸福。我觉得,我们经不起更多的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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