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选集读后感10篇
《胡适自选集》是一本由胡适著作，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3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胡适自选集》读后感(二)：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之前并不是很喜欢胡适的文字，可能是被那两只蝴蝶影响的吧，年龄越来越大，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发现社会远不像当初在象牙塔中想得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向往，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社会，畏惧，抱怨……
读胡适的文字很偶然，是在别人的一本书中窥到了其思想的一丝足迹，像一缕清风，在这炎热的季节给心灵降了温。
很多人诟病胡适，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字是温暖的，对于这个社会，冷嘲热讽的人太多了，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更喜欢冷静的思索，然后提供温暖的力量，相信并敦促这个社会一点点变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什么样，我们的中国就什么样。真正的英雄是知道这个社会的本质，然后能依然乐观生活的人们。
《胡适自选集》读后感(四)：胡适的红学研究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1949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胡适自选集》读后感(五)：时人说胡适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邵建先生将自己这部著作命名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个名称看似平常，在我看来，其实却是有深蕴寄予内里：
其一，所谓“知识分子”，是些有独立的思想品性、坚执的精神操守，并且具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热情和理性判断力的人们。他们当然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与一般“专业人士”不同，他们更表现出一种人世关怀与现实关注的品格，其行其言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担当，所以他们常被誉为“社会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自然尚为稀有，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场域内，充斥着谨小慎微的“专业人士”，他们被整合为庞大的“知识阶层”——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上世纪初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士大夫阶级”的历史躯壳中艰难降生，胡适与鲁迅则是其间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大建树，更对“中国问题”表现出忧心焦虑与深邃思索，因而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品格。我想，邵建先生在书册题名中，即点明其论说对象的“知识分子”属性，实际隐含着某种当下性召唤：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何在？
其二，“胡适”、“鲁迅”，以“与”并置而列，在并行比较的学术实践中，作者强调其学术基点的中立性，表达着公正评说历史人物的主体追求。公元1949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或许它还延续至今，胡适一直是大陆文化语境里一个负面的存在物与被“批判”对象，而在所有“批判的武器”中，鲁迅犀利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通常是最有效的利器。对于鲁、胡当年的文坛论战，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理解“定见”，直接为鲁迅的观念牵制，而更深的主宰性因素则是——20世纪中国曾经愈演愈烈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其登峰造极处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论说，其实那时我们压根儿就寻不见他的文本，它们长期被“屏蔽”在历史的“背阴处”，在专制极权的政治操弄下，当年平等交锋的鲁、胡双方，后者一方（胡）被取消了同等话语权，历史的对话就此被“虚构”成“一边倒”的“大批判”——这是被扭曲的一段历史。邵建先生将论说对象鲁、胡并置的中立态度，显然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思虑；而因为长久以来，胡适及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文化处境，邵建的评说也显见“矫枉”的叙述意图。
二
就更阔大的文化视界而言，“胡适”与“鲁迅”，这两个私人符号，其实早已成为两个文化符码，标志着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他们当初同属《新青年》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年月，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践行着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与社会道义；其后，两人走向不同的文化“路径”，邵建概括：“五四两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从启蒙理性遥遥奔赴苏俄社会主义，一个依启蒙理性力践英美自由主义”——前者是鲁迅，后者则是胡适。
我并不认为晚年鲁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用“奔赴苏俄社会主义”归纳晚年鲁迅精神世界，在我看来并不精确，它显然没有充分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在现代中国，鲁迅特立独行，无法归类，他自己因此而孤独、绝望，其思考自有深刻老辣处，也无可避免存有缺陷与不足。他青年时就认同拜伦等“魔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以后也自认心内有“鬼气”——其实是一种颠覆的力量与冲动，这使他与20世纪的“革命”发生了某种精神共鸣，但鲁迅又始终对“革命”抱持怀疑与警惕，且不相信一切有关未来“黄金世界”的构想与许诺。不断有人指责鲁迅“偏狭”、“好报复”、“一个都不宽恕”——就事论事，其间某些评说也不无道理，但设若就文化历史意义论，鲁迅的怀疑精神对一个因专制悠久而奴性深厚的族群，却是建构现代个体精神的有效资源。
如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孤独“战士”，胡适则像一位“绅士”。我们曾经在某种意识形态语境中，将“绅士”作贬义解读，并将胡适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但真正的绅士自有教养与操守，且坦荡而磊落。胡适，这个老中国的文化传人，身受欧风美雨滋育，意欲在数千年专制土壤上栽种民主政体的树林，其体制改良与制度设计用心良苦——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与主张，但他不断碰壁的一生“实验”，也是现代中国的一份珍贵遗产。
三
在我看来，“解放思想”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最富成果的精神收获，直到如今我们犹然受用其惠赠。在次第“开禁”的视界中，历史也逐渐还原其本真面目，比如今天，我们有可能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声音与论说，而在鲁、胡当年的历史“对话”中，超越一面之词的牵制，于“两面之词”间发见历史深处的真相。兼听则明——不幸我们却正如鲁迅当日所言，生活在“瞒”和“骗”的境地中。
其实，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位代表，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长久被歪曲、误解：就在胡适被妖魔化的年月里，鲁迅被推上文化“神坛”——这是特定政治对历史人物的肆意拨弄，无论鲁、胡均被极权政治用作演戏的道具。这实在与他们自己无关，鲁迅早已作古，胡适也远离大陆——退一步说：即便身在现场，又能怎样？对于自家身败名裂他定然也无能为力，弄不好还得头破血流，甚至被“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无论如何，能够将胡适与鲁迅并置研究，毕竟已是历史的进步。我无疑消弭这两位“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界限与思想差异，但在我意识里，他们是现代中国的两份丰厚遗产；并且，我还得补充强调的是：且不要盲从任何的“定见”，在鲁、胡之间简单而草率地作孰是孰非的选择与判断，先静心好好倾听他们的论说，认真读读他们的文本，而后再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