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10篇
《德国人会死绝？》是一本由[德] 君特·格拉斯 / Günter Grass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一)：30年的时差是刚刚好的思考距离
这本写于1979年的书与当时的德国中国紧密联系，面对即将到来的80年代，作者心中隐隐预感到些什么，但更多的是对未来带有戏谑意味的思索（一如由他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铁皮鼓》），
本书主角围绕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天马行空般东拉西扯，却用独特的幽默打通了时空的界限，在30年后的中国，依然有趣得紧！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二)：为什么要望向未来
这是一本多重隐喻小说，像君特•格拉斯其他作品一样，故事性不强，初读让人一头雾水，掺杂了大量莫名其妙的技巧，但事实上在言说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
本书作者用自己的头脑设想了两个人，即哈姆和朵特，他们是模范夫妇，互爱、忠诚且志趣相投，但在是不是要孩子的问题上，两人总是对不到一起去，哈姆想要时，朵特不想，而朵特想时，哈姆又厌恶。他们无休止地互相说服，在亚洲的旅行中，他们的目标不断在变，虽然他们出发时带着一个宏大的愿望，但越旅行，他们就越不知道为什么出发。
哈姆和朵特这样的“脑中人”，其实隐喻了一代德国人，他们和老一代人不一样，他们看不到过去，历史已经被遮蔽和涂改，能陪伴他们的，只有未来，他们定位的生活标准是明天，而不是过去。
我是谁？我应该怎样度过今生？
当历史消退了，这些问题就变得不确定了起来，于是，生活成了一次幻想，一次对明天的无限透支。哈姆和朵特不断改变着的计划，不断重新规划的明天，他们几乎从没察觉到，自己是脑中人。
整个德国历史都这样被虚拟化了，人们不再有关于生活的确定性的计划，甚至不再明白，自己为什么是德国人，他们只会幻想再幻想，可让幻想碰撞到一起实在太难，尤其是每个幻想都是那么不肯妥协。君特•格拉斯事实上是把哈姆和朵特当成两个神祗在写，然而，这两个神祗却无法生出下一代。
一个没有下一代的德国，一个对未来感到疲惫的德国，会不会死绝呢？
小说设计了两条线，另一个是主人公“我”在中国看电影外场，在四处游荡，作者用意识流不断地重新拼接人类的历史与现实，展现出“我”对民主的深深的失望感，因为两派不管嘴上多么对立，事实上却高度趋同，他们都以明天为借口否定今天。
一个陷入哈姆和朵特式的幻想的社会，大家都在仰望未来，我们失去了世世代代所珍重的历史的坐标，所以我们的文化、艺术、心灵都陷入了不再繁殖的窘境。
不太容易理解的是，既然小说的大关节在隐喻，希望表达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绝望感，可为何在细节上又要花费那么多笔墨？或者，这样有些枯涩、撕裂感的文风，就是君特•格拉斯所要追求的吧？他不断重复着哈姆和朵特无聊的谈话，那种噪音感，也许就是他所理解的时代精神。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三)：对我而言很励志
从刚进入开头到最后结束，都没有任何像这半年来我看过的其他小说作品一样让我着急，真是大师手笔，妥妥的。我有个不太好的心理障碍，我起名叫“进度条恐惧症”，我独自一人面对任何有长长进度条的影像时，都会因巨大的恐惧而无法继续。所以我看电影很少，每次看完心里也都是很不舒服的。而对于书籍，就没有这个问题，纸质书就不用说了，无论是电子书还是什么书，书有进度条，然而只要不设置自动翻页，就不会有那种催命的感觉。然而书籍有另外一种让人恶心难受的地方，就是“燃烧耐心”，并不是每本书都好，并不是每本书都看着让人心里顺，因此，其实我看过的大部分书都在“憋”。或许也是修炼“内力”的一种方式吧，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也的确越来越能憋，不过小时更勇往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去试着憋，现在却时不时得承认，自己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愿意去憋。这也有各种原因，文字糟糕让人看不下去是其一。国内的作品我了解得少，而且好的最终能在我挑三拣四过后被看到的国内作品一般也不存在憋不憋的问题，自然都是很顺畅的，问题就是译著。太少译者有用最正常的中文写字的能力（最近看的《焚舟记》我不太满意，但人家是台湾人，本来说的中文就不一样）。可以说，我看过的一切译作里，文字上只有十分之一令我满意。换句话说，只有十分之一让我看起来不因为文字问题而“憋”（不是不憋，憋是因为原著本来就憋，憋的是原著，不是译笔）。这本书就在少见的十分之一里。
关于文中涉及的问题（不是说“德国人会死绝？”这个问题），我有很强的认同感，因为有大量我思考已久却用文字理不出头绪的东西被如此到位的讲出来。
对于写作技巧，大师手笔无可争议，又一次让我觉得“学到了”。这也的确和半年多前看的《佩德罗·巴拉莫》一样成为我在写作技巧上的模范。毫无疑问的大师级的构造、穿插，该细的时候细到毫巅，该粗放的时候能豁得出去，张弛有道，没有一句话多余，一字不可删改，描述对象也是面面俱到，却并不多余，无论是自己还是好友伯恩还是两位“大脑产儿”，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在主题范围内用得着什么才去考虑什么，实在是功力尽显，在审美上少有能让我如此心服口服的作品。
关于对我的励志。文中提到不少关于作家的事情，激励我，让我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懦弱。没什么好怕的，世界就是这样，难的不是接受世界，而是正视自己。既然有心，也不需要总藏着捏着，朝那个方向慢慢努力去做就是了。业余也能玩，玩得或许比专业的更贴心。而文中涉及的许多政治讨论给了我新的视野，要保持“纯洁”不一定非要躲着政治，用合理的方式去利用政治，一方面怨恨被发泄得更舒服，另一方面现实效果也更大。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四)：衹知我國人民不會死絕
前面很多廢話的溫馨提示】【結果現在買書還是這麽衝動，衝著標題就入手了。
君特·格拉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去年他去世的時候，參考消息連著兩天都有不小篇幅的有關他的文章，當時還摘取了他的一首詩，大致内容記不太清，隱隱約約記得是有觸動的。過了一段時間也就忘了。
中考完和一個騷年在太古里浪，浪到方所。每次置身方所總會良心發現自己又窮看的書又少。幾百塊的畫集美術史我就看看封面QWQ然後就在方所的書架前慢慢挪啊，然後就又看到格拉斯這個名字啦。
《鐵皮鼓》太厚了。我還是回家下載到kindle上看吧。《德國人會死絕？》？！好像很有意思的樣子。好吧這次就入手你了。
等等不對啊，前段時間我看外國的隨筆散文都快看吐了，怎麽又來散文……硬是憋著自己在一周左右看完了。（其實真正算下來也沒有七天）
還是先把在方所的另一件事講了。
楊絳不是前段時間去世了嘛，網上在吐槽“非去世作家之書不看”，本著獵奇心理，我就在中國當代還是現代作家那一排按字母順序去找楊絳的書，但是，并沒有找到【雖然身爲譯者，但不是還有《洗澡》和《我們仨》吧】。并沒有找到。我向同行的騷年表達了這一疑惑，他居然跟我感嘆，：
“楊絳白死了hhhhh……”
不可深交】現在年輕人真可怕。
講以上那麽多廢話，主要是《德國人會死嗎？》中有這樣一段話：
“德國人把生與死也擺放得整整齊齊，活著的作者他們很願意（或者懷有同情地）排斥，可對那些死去的，他們卻會勤勉地送上花環，哀悼不已。”
“非去世作家之書不看”可能是一個存於古今中外人們閲讀的共性。再來一個類比，畫家是擺明了的例子。梵高在世時鮮有人問津，而如今知名度卻是可以與畢加索比肩。而畢加索是罕見的還在世時便爲人熟知的畫家。可惜個人知識面有限，一時想不到其他領域的例子來。
除了這個，此書還道出了一些有趣的現象，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存在于中國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的問題，今日高舉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也有，這大概無關社會制度和民族品性。
“在北京、上海、桂林、廣州，我們都沒見到貧民區。衹是到了香港，才見到西方人會有的 ，每周日受到禱告，會受到上帝保佑的貧富差異：一邊是傷天害理的富有，一邊是蜷曲在鳥籠里的貧窮。這裏是市場擁有著的强權世界，是人間地獄和掌管地獄者的天下。這裏是當代世界的舞臺：一邊是衣著窮酸的配角，一邊是衣冠楚楚的警察。”
“要知道那些第三世界國家，他們的經濟體系不管不顧地采納了西方自由主義，於是出現了種種傷心的問題：人口湧向城市，貧民區出現，肆意采伐濫用資源，山地石灰石化，營養不良，飢餓，奢侈和貧困，國家專制，還有更爲突出的問題——腐敗。”原文此處是指除了中國大陸以外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貧富差距，環境資源，分配制度，腐敗，這些問題恐怕不單單尾隨著天朝吧。
“七十年代常聽到的句子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這種狀況不能在八十年代再繼續下去了……”
還有預言性的。
“過剩的人口要流散，歐洲正好是個去處，這裏有福利體制，有明文保障的人權，有它基督教的良心發現。”
“工作，順從。我們是一個個小小齒輪，在自己設計的驅動系統中運轉。”前半截我聯想到“我願永遠做一個螺絲釘”，但后半截不大一樣了，我大天朝怎麽會是公民自己設計驅動呢，這裏所有的驅動都是出自偉大的唯一的設計師的。
今天先碼到這裏，燒腦闊。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五)：生还是不生？
在作者絮絮叨叨、兜兜转转各种意识流联想中，我也与作者脑中构想的夫妇一样，从头到尾都没想好“到底该不该要孩子”这个贯穿始终的问题。
首先，他们这代人已经成了变痴变傻的一代。他们固执而又精神匮乏。他们无法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谁、从何而来这些哲学命题，也无法探究使自己成为德国人的具体原因以及“德国”的含义。他们虽然看似有知识有文化，可其实大脑里塞满的只是各种资料卡片，“他们被埋在资料堆里难以自拔”。对每个字谜都能找到答案的他们却无法了解自己。
再看看这些似曾相识的话语——“我们能给孩子什么未来？未来里什么希望都看不到。你看看环境问题，看看我们的教育体系，看看现在的电视病，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扭曲我们的孩子，而他们会顺应这一切。就像我们现在变得扭曲、木呆了一样。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不知道。我们呢，到头来脑子里只有些毫无价值的回忆，只能面对半生不熟的知识，只能翻来覆去地考虑这一切是否符合道德。你能对这样的孩子负责吗？”
作者在70年代末借一对德国知识分子哈姆与朵特夫妇之口说出了这些抱怨和担忧，换成中国的大背景，更何尝不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混沌复杂的社会，对一个稍有思想有良知有抱负却又不够强大自信无畏的公民而言，你很难乐观地看待过去发生的一点一滴，而前景和生活的意义又太过飘渺虚幻。身边种种匪夷所思的事让你对未来感到恐惧，而只要你对未来还怀有一丝希望，希望生活更舒适些，或者思索自己具不具备做一个合格家长的条件和资格、考虑是否到了自己承担家长责任的时候，这个“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便会反复纠缠你，与你相存相依。这一秒你望着大自然的神奇美妙刚冲动地想为人父母，而下一秒周围令人厌恶失望的琐事又即刻将你无情淹没，迫使你放弃之前的决定。而很多时候，我们也像作者脑中的那位妻子朵特，将各种要孩子的因素统统归咎到这个变化莫测的环境上，如她所说：“完全由社会造成的。”
不管处于何种生活境遇，不管活在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你总有抱怨的理由。
作者不禁感叹，“很少有这么一代人，早早就变得这般精疲力竭，不是垮掉了，便是再不愿冒任何危险了。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仍然得不到明确答案的原因，他们又将一切归咎到新原因上了。”朵特被这问题弄得闹心，无奈放言：“一切都取决于大选结果。要是施特劳斯上了台，我是不会要孩子的。”她口中的施特劳斯本人成了德国人必要的忧虑化身。一个看似本应是夫妻俩之间的私人决定，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与政治、选举、环境息息相关的大议题。
本书作者君特•格拉斯和妻子在亚洲游遍各地，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同时也在脑中塑造了一对同样在印度、印尼、泰国等地旅行的知识分子夫妇。除了探讨生育问题，他们也关心其他方面。
在邂逅与家乡德国截然不同的亚洲国家时，他们明白 “不该用我们的民主观念衡量这里的情况。这里的一切按我们西方人的眼光都显得很可悲，都很需要帮助；可这里将影响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这里将向我们这些讲起人权来喋喋不休的人宣讲新人权。”
那对假想中的夫妻在惊叹中国的计划生育等政策“太没人性、太残酷、太武断、太让人束手无策”时，随即想到的是：“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情结？中国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如何生活？中国人有时间去顾及负面情结患者、神经官能症患者，以及类似的标有西方病标签的患者的疾苦吗？假设他们有这个世界，他们又将如何去做？”……
在书中，哈姆与朵特参加的旅游公司被作者取名为“西西弗斯”，导游宣称要带西方游客了解真正的“未经化妆的亚洲”。而这个名字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神话”有何关系？后来当哈姆谈论民主社会主义时，他把这两者进行了类比——“民主社会主义要做的事情，看来同西西弗斯的一样，把石头奋力推上去，石头扑通一声掉下来。再推上去，在掉下来。推上掉下，这是终生使命……常常是刚刚完成了一项什么改革，马上又会让人觉得，天啊，另一个小改革也该进行了。永无止境。什么事都永远干不完，永远停不下来。你永远得等着接石头。”
君特•格拉斯三十多年前的这部“集散文、小说及未被拍成影片的电影剧本”小书，放到不同时空的当代中国来读，仍能引起不少共鸣与反思。
就让下面这段“要”作为结尾吧——
“他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要自我实现的‘要’的壮大。这是对科技进步的‘要’，这是一个一再做好了准备的‘要’，是对八十年代的‘要’，也是对‘老大哥’的‘要’。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六)：走向奥威尔的八十年代
文/严杰夫
年届84岁的前诺贝尔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最近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他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不得不说的话》，指责以色列制造核武器，但联系到之前在自传《剥洋葱》中坦诚了少年时期参加纳粹的经历，格拉斯被部分舆论指斥为“反犹主义者”。诚然，格拉斯对以色列的指责是不是伤害到了犹太民族的感情，作为第三民族的我们很难有切身体会，但格拉斯对于核武器的担忧却几乎是全人类的感受。
事实上，自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以来，核能的运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就一直是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主题。不用提爱因斯坦对于原子弹研发的忏悔，在去年日本核电站在地震中发生泄漏后，以村上春树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再次展开了对核能利用的反思。所以，当世界各国频繁开始核能和核武器的研制时，格拉斯当然有理由表达强烈的质疑。有人评论，爱因斯坦晚年对于核武器的忏悔，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所以我相信，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的这种质疑，同样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
作为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注当下的争议性议题，是一种当然的责任。所以，对于格拉斯这样的作家来说，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反映和探讨这些争议，也就成为一种不能回避的任务。创作于1979年的《德国人会死绝？》一书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如德国国内的评论家所言，这本并不厚重的作品，读上去感觉像是一部“随笔、小说、电影剧本的集合体”，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却囊括了德国人口危机、核电站建设、发展中国家与德国的关系、德国大选、两德问题、二战罪责问题等等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国内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主题。这本作品诞生的源头，是在访问中国期间，格拉斯在上海街头遇到了庞大的自行车车流时，刹那间被激发出的意识流。这种意识流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两位主角——一对为生不生孩子而苦恼的知识分子夫妇，被格拉斯在书中形象地称为“大脑产儿”。
然而，尽管创作于30多年前，但书中讨论的这些议题直到今天依然不算是过时。除去上面提到的核电站建设问题，作品中另一个核心话题——人口危机，至今依然在困扰着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出生率却一直都在欧盟国家中排在榜尾。随着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德国的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德国联邦统计署2009年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自1990年以来，德国人口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在过去十五年里，德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一直高于死亡率。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德国的社会结构变成老年人多于年轻人的上宽下窄形式。这种人口结构，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养老金负担。事实上，这种局面的出现，很久以前就被德国学者所预测到，有个有趣的观点是，在避孕药上市以后，避孕药上市之前那一代人口的退休金，将由避孕药后一代人支付，而这将成为德国社会难以解决的困境（作者同样在书中多处描写到有关避孕药的情节）。当格拉斯在亚洲看到自行车流的时候，直观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问题，而这与工业国家面临的劳力不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德国人会不会死绝”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极为无稽的提问，却成为德国人不得不严肃面对的严峻难题。
还要提到一下书中反复出现的德国大选和总理候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施特劳斯，尽管从来没有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德国总理，但却是德国战后一个极为传奇的政治家。抛开他被人谈论最多的与玛丽安娜的传奇婚姻，他的从政经历也同样极具戏剧化。事实上，这位同伟大的德国音乐家有着同样名字的政客，在二战以后即开始在德国政界崭露头角。1949年，施特劳斯就进入了第一届联邦议院，1956年他被当时的总理阿登纳任命为国防部长，进入了德国政坛的核心。但权力欲望强烈的施特劳斯却一直没有机会踏出最后一步，他被人们认为无限迷恋权力，而且“完全难以捉摸”。《明镜》周刊的记者鲁道夫•奥格施泰因更是完全将他描述成“邪恶的化身”。格拉斯书中提及的这次大选，是施特劳斯最后一次向政坛颠覆发起挑战。但最终他仍然输给了在任的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后者也成为战后德国任期最长的总理。在施特劳斯失败后，施密特内阁也在1982年被罢免，后来为两德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尔则成为了新一届政府的总理。
格拉斯在书中曾经提及，创作这部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为迎接奥威尔提及的“80年代”。然而，奥威尔笔下的那个“1984”并未成真，“老大哥”却已率先崩溃，而两德统一至今也已20多年，但书中提及的核电、世界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依旧有着现实的意义。我们就这样，在作者的絮絮叨叨里，跟着作者一起经历忙乱却令人深思的“旅程”，也一起奔向奥威尔曾预言过的那个“八十年代”。
《德国人会死绝？》读后感(七)：君特•格拉斯在上海
我是对自己的译作永远会不满意的译者，谢谢大家的评论。下面的手记也许对您能有所帮助。
——《德国人会死绝？》译者手记
1979年的一天，在德国歌德学院组织安排下，格拉斯夫妇前往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访问。踯躅于上海街头，密密麻麻的自行车车流里，格拉斯兀然突发奇想：如果德国人变成了九亿五千万，而中国人口缩成近八千万，世界将会如何？
这就是君特•格拉斯所著《德国人会死绝？》的开篇情景。
1979年年底，作为迎接英国作家奥维尔的八十年代的礼物，格拉斯用两个月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有的书介中写道，这是一部集电影剧本及小说、散文为一体的作品。作为译者，开始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也茫然不知所述。完成翻译之时，才感到这段文字的真实内容，它的确是一部三个文体为一体的作品，也可以说它不伦不类，是个大杂烩。
它的确是大杂烩，好像所感所悟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然而又不是无缘无故，不是没有头绪和渊源。它是作者格拉斯的意识流，是他告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的澎湃思潮，连天浮想。
因而它德文书名Koptgeburten oder die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全译名为《大脑产儿：德国人会死绝？》，Koptgeburten一词笔者将之译为“大脑产儿”。这是从一开始就让译者颇费脑筋的名词，几个月的翻译时间里为它想出了诸多翻译可能：主观臆想，异想天开，大脑产物，大脑臆造……——大脑产儿。
德文书的封面是格拉斯的画作：一个男人脑袋上顶着一个赤裸婴儿。大脑产儿——作者意识流也，何其形象！就像许多作者爱说，作品是他们的新生儿。可惜中文书名因为封面设计问题，取消了这四个字，译者几个月的苦心苦爱泡了汤，好在这个词还屡屡出现于书中。
中译本封面，人脸上有只绿头苍蝇。书中常提到，作者被称为“大家鼠和绿头苍蝇”——令政治家厌恶。
因为此书的东一榔头西一棒，译者也常有找不到北的感觉。为了减轻读者困惑，笔者愿在此将书中九章内容做一个粗略介绍：
第一章
行走在上海街头，作者我脑际忽然异想天开地设想：让德国中国人口做一次对换，或者德国人死绝了会怎样 —— 这是德国人的一大担忧。这些假设挥之不去，于是要将之写成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剧本。起名：大脑产儿。作者在亚洲之行时做的报告：关于两种德国文学。向中国读者介绍两个德国问题。出现臆造人物、小说剧本主人公：一对教师夫妇，以及他们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讨论。出现施隆多夫导演夫妇。作者夫妇结束亚洲之行回到德国，作者决定让他大脑产儿——教师夫妇做去亚洲旅游前的准备。
第二章
作者对自己做历史审查：二战期间德国作家表现如何。
教师夫妇哈姆、朵特做临行准备。他们在易北河河岸上，面对布罗克多夫核电站工地对要不要孩子进行争论。
关于西西弗斯旅行社的旅行安排。旅游宗旨：体验未经化妆的亚洲。临行，男老师哈姆买肉肠，将家猫托付给姐姐。导游印度专家闻天出现。
第三章
哈姆、朵特还没降落，作者我需考虑后面的故事情节：德国大选活动。
教师夫妇到了曼谷，在贫民窟过夜。作者在中国的见闻。教师夫妇看到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经济问题，在孟买周边鱼岛见闻。
作者与中国作家谈东德西德作家交流方式，中国作家的好奇。
第四章
看望住院的作家伯恩，伯恩比格拉斯小十岁。
巴厘岛上教师夫妇讨论要不要孩子。参观蝙蝠洞，经历先验论。介绍旅游团成员。岛上观看斗鸡表演。我的关于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心理疾病的思考。德国布罗克多夫核电站，教师夫妇参加对修建核电站的抗议活动。我回忆同伯恩一起到东德的经历。我在想我的大脑产儿，想德国人为什么会死绝。还想同伯恩谈的其他问题。哈姆送肉肠遭怀疑。
第五章
关于八十年代，奥维尔的八十年代，作者我对八十年代的设想，作者设想自己做个独裁者。教师夫妇在亚洲的地上进行争论，哈姆设想自己做独裁者，蝙蝠挂到朵特头上。引出西西弗斯的石头，加缪的荒谬哲学。
第六章
哈姆脑袋里的政治问题，大选问题。闻天回答中学生的问题：外国移民问题，闭门自守问题。由中国长城引出的对建造隔墙的思考 ——封闭问题的思考。乌特织围脖。发展中国家的生育喜悦。
第七章
我为什么写教师。关于德国教育。哈姆、朵特离开亚洲。我写的是“过现将——过去-现在-将来”时态。教师俩是否要领养孩子。他们1980年8月底飞回德国。布罗克多夫核反应站工地上的抗争。教师俩飞机上看电影。如果德国人成了十亿，会怎样。有关科技进步。
第八章
墓地，伯恩葬礼，哀悼作家，他于1979年12月7日去世，对他的追忆。我要带他走入八十年代，观望哈姆、朵特的生活。两个德国问题，民族基金会。哈姆、朵特开展竞选活动。有关科技进步。
第九章
关于68年德国学生运动领导人杜石克的死亡。杜石克的影响。电影结束语和开篇语：“哈姆，这没用！一切都取决于大选结果。要是施特劳斯上了台，我不会要孩子的。”关于政治家施特劳斯。最后一部分改写另一个施特劳斯——作家施特劳斯。作家夫妇请友人共度除夕：七十年代结束。结尾，马路上，教师夫妇的轿车被外国孩子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