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经典读后感10篇

　　《我与八十年代》是一本由马国川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与八十年代》读后感(一)：这本要推荐~

　　经过文革的严冬，在冻土中埋藏许久的思想种子，在八十年代自由的空气里生根发芽，生气勃勃。八十年代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人人渴求知识，对未来充满希望。知识分子都十分入世，纵谈时事，关心国家命运，整个国家都充盈着向上的朝气。

　　十二位八十年代活跃人物的讲述，理清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脉络。我悲哀的发现，走了二十年，我们并没有走多远。

　　《我与八十年代》读后感(二)：因其美好 所以短暂

　　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眼就被深深吸引

　　八十年代 我的八十年代

　　这是新中国不长历史中最美好的十年

　　因其美好 所以短暂 唯其短暂 所以更显珍贵

　　我生于八十年代的第二个年头 整个童年在八十年代度过

　　事实上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但事后回想 这十年的勃勃生机 理想主义 整个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都深深渐染了我 　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现在回看八十年代　发现这本书的封面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

　　毛的巨大的头像　巨大的阴影　一直笼罩其上　一直笼罩到现在

　　以致于人们虽然穿上了时髦的衣服　也不一定就过上了现代的文明的生活―――

　　《我与八十年代》读后感(三)：那个年代的激情

　　社会也洋溢着欣欣向荣的味道，好书好观点出来会立刻得到人们的追捧，都是有理想的好青年啊~~~他们常常讨论民主自由，对政治制度发表自己的看法，真切得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这也是我迫切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原因，2017年谁会去思考这些最朴素的价值观呢！好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好的政治改革也好像正在酝酿中，教育改革也有很多人在做，现代大学的辅导员、学分制就是那时候刚刚被拿出来实践）。然而这一切在八十年代末的“清除思想污染运动戛然而止”，政治不允许你指手画脚，那就投入到金钱的热潮中去吧。

　　八十年代，我很向往那种精神的活动，想参与到他们中间去，一起思考争辩。我会看到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会看到变化，不会像现在这样原地踏步，固守着党的传统。

　　里面有些观点蛮好玩的，可以去看看他们的书。也不知道再看他们的书会不会有收获，毕竟文学是时代的产物。

　　《我与八十年代》读后感(四)：八十年代：值得一再复述的启蒙岁月

　　压抑与空虚越持久，积蓄也越丰厚，越容易造成一个社会性思潮的出现。1977年，已经下发的当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被高教部门收回，同年10月全国高考恢复，这预示着文化与学术重新获得体制尊重的标志性事件，最终拉开了后来被称为“八十年代”的序幕。根据亲历者们事后的确认，“八十年代”即从这一年开始，至八十年代末期瞬间结束，但其影响和回忆则在后世继续流传。当时具有争议的文学艺术流派在今天早已告别边缘身份，成为专门史无法回避的内容；当年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和成果，有些早已被遗忘，有些则成为启蒙经典。一个思想、作品和心灵都生机勃勃的年代今天仍不断被人们提起。

　　“八十年代”首先属于诗歌。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伴随着文学的全面复苏，“朦胧诗”作为一个传统创作原则的“叛逆”，确立了新时期诗歌的特征。那时诗歌还享有文学的“荆棘花冠”，所以无疑也为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革。“朦胧诗”精神内涵中那种向往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以及哲学高度，吸引了当时的青年，人们开始把诗歌作为探索人生的重要方式。这批诗人大都在思想走向成熟之际经历了十年浩劫，早年的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冷硬，在对自我意识进行反思之后，正是他们那种失望与迷惘赋予了诗歌尝试的独特气质。

　　李泽厚在接受马国川访谈时回忆说，那真是诗歌的春天！“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朦胧诗”的背后是一批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沉寂，终于在此时发出了属于自己和这一代人特有的声音。北岛、舒婷、芒克、欧阳江河、顾城和杨炼等人作为地下诗歌圈子里曾经的英雄，现在走向了公众。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朦胧诗派”是一个是松散的文学团体，这种形态说明了这一代人不会集结在同一种理念和感情之下。他们的相似点是对主流话语的共同反抗，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重新恢复诗歌的尊严。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被认为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走上诗坛。作为代价，“朦胧诗”派当时遇到了不少批评，“朦胧诗”这个名字本身就来自于旧传统带有蔑视的保守。北岛一直对“朦胧诗”这一标签很反感，因为这带有来自主流和体制的嘲弄，“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他说，“我认为应该叫‘今天派’，因为它们是首先出现在《今天》上的”。北岛对《今天》的感情深沉，作为载体，正是创刊于北京、自发油印的文学刊物《今天》，集中将这批诗歌和诗人以平面媒介的形式带到了人们面前。因为当时有被查禁的可能，青年诗人们那时的情绪耐人寻味。北岛回忆《今天》创刊公开前那个夜晚，人们做完所有的印刷，骑车回家，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想起头一次听到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禁不住叹道：青春真美。

　　李泽厚是较早出来支持“朦胧诗派”的学院中人，他回忆说，“在长久的压抑之后，青年人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我为‘星星画展’写了文章支持他们。写文章时我心里想的仍然是朦胧诗。当时不断传来对舒婷、顾城的斥责声……一切都似乎如此艰难，我甚至准备再过冬天。”第一届“星星画展”，当年在中国美术馆外形式粗粝而生命短促的出场，今天看来绝对匪夷所思。一群年轻的民间画家，无法进入最高级别的美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于是直接在美术馆外的街边布展，充满了“在野”与主流的对峙意味。“星星画会”在当时确实一头撞开了沉闷的主流美术界，确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意识指针。八十年代初期自称以“准官方画家”身份出国的陈丹青，由于社会身份上的相似和短暂接触，对“星星画会”的代表人物有强烈的认同感。星星画展三十周年之际，陈丹青撰文评价说，星星群体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并对“星星”代表人物王克平、马德升、曲磊磊、黄锐、阿城等人在多年之后仍然保守着自己“在野”的身份和生活予以高度评价。

　　2011-9-7

　　《我与八十年代》读后感(五)：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在序中，作者效仿陈平原对五四的形容：“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概括了80年代。对80年代有各种莫名的好奇，之前是怀揣太多浪漫情怀去想80年代，理想主义的青春太有打破沉闷生活的吸引力吧，现在幻想部分相对缓解，知识性探求有长。查建英的那本，看得久了好像都忘了（不记笔记怎么行！），老六那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看得趣味性强一些，啼笑皆有。这本书，对当年风云人物的思想了解得多了一些，他们从文革中走出来，跨入到80年代，又经历了90年代，前因后果的过程多一些，思想的变与不变也得以有个比较。

　　以下是书摘而已。

　　从深信五四的反传统和倡西化，到对五四有一些反思，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五四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提到激进思想：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真实的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

　　我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文革”，就是因为忽视了人道主义，忽视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发生异化。

　　我在这一时期（80年代）的文章主要涉及两个大的问题，第一是写真实的问题。我为写真实作理性辩论，赋予苦难文学的合法性存在，我认为只要直面人生，写出生活的真实本来样貌，就一定体现出真正有诗意的思想倾向；第二是人性的问题

　　80年代中后期，思考的重心不再放在纯文学、纯理论上，开始关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

　　与八十年代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弊端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以来，我在批判传统压抑个性一面的同时，又较多忧虑优秀民族思想传统在现代的打断、缺失，以及文化精神的超越性与继承性问题。

　　（对改革开放）须知这些缺点和消极方面，都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领域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自然会好起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会不拥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我主张：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汤一介，20年代生人，参与中国文化书院。

　　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九十年代的学术当然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可是浮躁之风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是经济大潮把人弄坏了。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来考虑问题，西方哲学它是要建立一个哲学的知识系统，至于这个知识系统能不能实践它不大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学术的路径，同时又非常好地吸收西方的一些长处呢？

　　九十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出问题。

　　我主张在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吸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东西。文化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才行，不能只看到你自己，而且今后的世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状况底下，你怎么能够脱离全球的环境来搞自己的？今后的文化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化发展，应有一个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认识、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因为我当时觉得，有些思潮出来以后，走不好就会走偏了，现在还是偏了。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总之，应该百家争鸣。

　　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

　　李泽厚，30年代生人。

　　文革以其极左的方式严酷地摧毁了人本主义思想，以至于使得那个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建国以来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文化最恐怖时期。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泻而出时，这般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

　　美学热符合了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过来，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正常追求和向往被压抑被扭曲得太久了。

　　总体来说，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思想启蒙没有满足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简单清算，而是向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处挖掘，结果形成了文化热。

　　如果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文化，似乎中国的落后都应该归罪于“文化”，都是国民性问题、传统的毛病等等，其实恰恰掩盖了、取消了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变成了“错误人人有份”，这反而不利于改革。

　　“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四顺序论。

　　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起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经济是在“最终意义”上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起着决定作用。经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

　　（对三十年来中国评价）经济发展是基础，是硬道理，三十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而平稳，比好些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曲折和苦难要短要少许多。经济发展推动了个人自由，其中似乎为学人忽视实际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农民进城打工的自由。它结束了几十年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剥夺十亿人这项基本人权、倒退至中世纪的状况。现在开始注意社会正义、重视“三农问题”，扶助弱势群体。总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搬进了西方的科技、生产力、管理制度、生产方式，发展了现代经济，开始形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本体存在，但这是通过土地承包、乡镇企业、特区示范、统筹兼顾、宏观调控等等中国所没有的“中用”而实现的。“西体中用”把经济搞上去了，使全体人民各有不同程度的生活改善。

　　微观看可能一无是处。但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就整体说能解决温饱就了不起，何况一些地区一部分人正向小康迈进，这就是很大的成绩。

　　刘道玉，30年代生人。80年代在武汉大学率先实行一系列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从1992年一直到今天，是第四阶段，以发展代改革。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期间，国家不是通过改革传统教育观念和旧体制来促进教育发展，而是通过发展来带动改革，其结果必然使改革滞后。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来换得数量发展，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

　　政治体制制约着教育体制改革，而制约的原因就是没有人敢去突破这个禁区。

　　张贤亮，30年代生人。

　　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大家“闹着玩”！全民都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

　　八十年代的启蒙，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

　　在党内改造党。

　　我们的问题不在贫富差距，而在于各个阶层当中是不是有流动性。

　　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产，人民才能普遍地享受人权和尊严。所以，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在中国几亿农民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我们还任重道远。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要以生命来保卫我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个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个要使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断完善。现在我们之所以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完善。

　　刘再复，40年代生人。80年代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我本来是最乖的孩子，文化大革命野蛮得把我这种最乖的孩子都惊醒了。从此之后我大彻大悟，绝对要爱饱受苦难的人民，绝对不讲假话，绝对要正直地面对世界。文革对我真的非常重要，从那时候起就下定决心面对过去的历史错误。因为我觉得历史错误自己也有一份，不能全怪四人帮。后来我谈忏悔意识，意思就是说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年代，我自己也有一份赖不掉的责任。

　　我强调个体，强调个体灵魂的活力，强调回归作家的本位。

　　我认为知识分子最好还是自由主义，我现在守持两个理念，一个是价值中立，一个是自由主义。

　　八十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打开门户，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第二个就是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共同的特点是个性的觉醒。

　　整个社会急速向“物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问题。除了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制衡“欲望”的机制之外，也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精神资源。

　　当历史向我们的国家展示大国崛起前途的时候，就应当不失时机地抛弃“造反有理”的旧思路，选择“改良有益”的新思维。

　　温元凯，40年代生人。80年代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我基本上集中在技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就没有谈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所有事都有人在旁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是自始至终的。

　　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变成启蒙者呢，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有错，这些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当市场经济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发展观和政策体系当然要做出更新，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与历史评价无关。

　　中国需要更多的财富英雄。

　　1984年出版《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动乱，我们认为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行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起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

　　正式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

　　在80年代启蒙运动中，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

　　《走向未来》丛书有几个要求：第一，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

　　李银河，50年代生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

　　文革最主要的教训不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吗？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漫长封建传统历史的民族来说，真正的大敌是封建主义，而不是现代文明。

　　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教育的倾向。

　　新左派的思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中国现实都显得格格不入。（把西方对他们成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搬过来，对不上茬）

　　我相信，虽然改革有很多问题，但是全国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如果倒退，中国的发展将推迟几十年，大家还将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民主这个东西肯定是比专制进步。

　　韩少功，50年代生人。

　　寻根当时是少数派的声音。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河殇》比较浅，对历史的理解有硬伤。但是那时从官员到老百姓都喜欢看，所以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热情、单纯、理想化、民气旺盛，当然也埋下一些问题。

　　当时虽然只是谈文学，但提倡创造就是反对复制，大背景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应该复制西方。

　　个人主义比较符合强者的口味，但世上没有永远不败的英雄，每个人在不同层次都是相对弱者，都是需要帮助的，所以还是需要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关切。公平正义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

　　麦天枢，50年代生人。做报告文学，策划《大国崛起》

　　我们这一代人饱经政治运动的折腾，因此而荒废了许多时光。但另一方面，我们经历过文革那样的乱世，对社会有反思，又因为身逢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非常关心现实，渴望改变现实。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报告文学热潮不是偶然的，许多作品不是反映一般建设成就，而是积极反映社会问题，剖析政治体制痼疾，表达自己的政治批判意识和呼唤民族的政治思想，满腔热情为改革呐喊。

　　批判社会有一个道德界限，你不能摧毁这个社会，摧毁这个社会最便宜的方式就是摧毁这个社会的秩序，而这是根本不道德的。

　　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

　　我个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全盘西化，持否定态度，对维护中国的社会安全，则认为那是最高的政治。

　　八十年代有两个特点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就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封闭了几十年之后，出现的那种让人欢欣鼓舞的状况。第二个特征，那时是一个道德旗帜高涨的时代，充满了道德主义的社会浪漫理想，充满了个人无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来说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你必须让社会有一个秩序，只要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那么其他问题是必然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希望，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现代化是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内生出来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由于科学技术的背景和现代制度的背景导致了强大的物质获取能力，这种能力在民族国家竞争条件下是以强大和支配力为特征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承认这套规则。

　　梁治平，50年代生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

　　我一直认为政治问题是一个表层的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重建问题。

　　我始终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受到最大冲击的是文化秩序，是文明。这是涉及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能否存在和延续下去的基本问题。今天中国人的处境其实很可怜，就连“我们到底是谁”这个基本的认同问题都没有解决。

　　八十年代确实有“一切推到重来，重估一切价值”之势。之所以有这种问题，就是思想简单化，接受新中国教育的这一代人其实都是黑白两分法，很简单化，而且这一代人学术根基很浅，对经典和传统文化很多基本东西都不熟悉。整个社会在文化断裂以后没有积累，非常贫乏，又适值开放。

　　中国好像缺少一种死而后生的决绝精神，老是不死不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大缺失，就是公共理性不足。

　　八十年代的理想在失落、在破灭，甚至不只是理想破灭，而是根本就没有理想，这个时代不要求人有理想，也不鼓励人有理想。